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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什么好带的，只收拾了几件衣服，包袱显得空，我随手抄起曾祖父的一个抄满蝇头小楷的本子，正是那本《海南民歌集录》，压在衣服上面，拉上拉链，行李包还是塌的。我问了一些在省城海口的朋友，以前在绍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开除的设计组组长同意让我去他那里住几天。他被绍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除后，过得有些沉默，他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可他一直不愿跟我说他离开绍俊文化的真正原因。他现在正在海口另一家文化公司当设计师，主要还是平面这一块。他们公司同时在编辑一本叫《海之旅》的直投杂志，他除了参与装帧设计外，也时不时地写一些软文，介绍一些景点和玩法，因此他经常会到那些要写的景点免费体验，他租来的房子，经常也空着，有时他回来，一个人躺着又嫌空荡孤单。他说：“你先来住吧，等找到工作再搬走。不想搬走，就继续住。”
我把包挎到肩上，准备出门，蔚洲飞一般冲进我房间里来。他没有做任何停留，朝窗户那边跑去。他的上身是光着的，在窗前停下，迟疑了一会，我才看到，他的长裤子也已破了几个洞，身上更是沾染着脏兮兮的泥污。我刚要问，他一只脚跨上窗沿，来不及喊了，包从我肩上滑落，我冲过去。蔚洲动作更快一点，他一翻，跳到后院去了，噼啪一声，树枝折断，接着，啪的一声闷响，蔚洲落地了。番石榴树断了一根大树枝，两秒钟后，蔚洲在树底下，捂着自己的右脚哀号起来。
——他，怎么竟会没任何预兆地瞬间跃下？
我跑到后院，他捂着的右脚脚踝处鲜血淋漓，是被折断的番石榴树的树枝刮出来的。幸好房间不高，二楼窗口到后院，四米左右，后院又是泥土，他跳下时，又是脚朝下，因此，除了脚踝被树枝擦破皮肉鲜血淋漓，倒还看不出有生命的危险。他的哀号，也显示出他此时气力的旺盛，可他的脸，太陌生了，翻着两只白眼珠，犹如死鱼，嘴角歪向一边，他下身的长裤破成了条，若不是穿着内裤，下身已经裸露，至于上衣，已经不知丢哪去了。
他的癫狂，又反复了，更重了。
这是下午三点多，父亲母亲还在田里，爷爷不知在哪个角落大声地和别人吵着下期彩票的头和尾，叔公正在开三轮车，叔婆还在她的杂货店里，正是没其他人在家的时候。我给父亲拨了手机，响了好一阵，没接，很显然，他的手机正跟水壶一起放在田头。给叔公打，他很快就接了，我说：“叔公，洲仔伤了脚了，流血很厉害，你赶紧……”话没完，那边已经挂了。我来不及打电话了，到卫生间操起一条干毛巾。他双手捂紧脚踝，指缝间有血渗出，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两只血红的手掌掰开，毛巾在脚踝上一包，勒了一个结。无论怎么叫唤，他也不应答一声，只呻吟喊叫，他的身子控制不住地抖着，羊癫疯一般抽搐。我想把他移到墙边，他双手一扫，撒起一阵灰尘，我眼睛进了土，躲在一边揉了一会，才又上去拉他。
我喊：“蔚洲！”
他有反应了，浑身还是抽搐，两手又是一扫。他挣扎着，坐了起来，不再哭了，他咧开嘴，冲着我笑。那笑是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比哭更让人难以忍受。蔚洲似乎不再觉得裹在毛巾里的脚还疼着，他的笑，掩盖了他身上的伤，他甚至突然一立，摇晃着要站起来，无奈右脚支撑不住，又倒了。我说：“我扶你起来。”他不管，手一抓，握住那根被他右脚撞断的树枝，拄在地上，硬是站起来了。他上身滚了一层厚厚的土，他嘻嘻嘻地笑着，完全不顾包着他脚踝的毛巾已经红透了。我说：“过来，先坐一会……”我上前两步，蔚洲猛地把树枝一扫，枝叶带着风朝我脸上打来，我左脸结结实实中了一棍，耳朵嗡嗡嗡。重倒是不重，可脸上肯定破皮了，我感到脸颊一热，有血涌出来，手一抹，手指红了，脑子空白。回过神来，我哇哇哇叫了半分钟。我喊起来：“你干吗？”随手在耳朵边上摸下两片被他一扫而沾下的树叶。
蔚洲摇了几圈，又要倒，他把树枝插地，又定住了，嬉笑道：“你别靠近我，你是坏人，你和鬼要害我。”
“我是你哥。”
“你不是，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是坏人，你剥了我的衣服，还想剥我的皮，你想靠近我，想掐我脖子。你想害死我后，再害我家人，你是大坏鬼。”
“你瞎眼了？我是你哥，你看清楚。你的衣服怎么这样了？谁剥的？我去砍了他！”我冲着他，喊得自己脖子上的红筋都浮起来，我眼前一蒙，脸上湿了，左脸颊还是在发热，除了流血，估计也在泛肿。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哥，我不认识吗？你还来装？你昨晚还装我爸呢，以为我不知道，你也把你的钳子拿来啊，你不是要钳住我的脖子吗？不是想夹断吗？来啊，我不怕你，我跳下楼都不怕，我还怕你？别以为我是傻子，说你是我哥哥，我就信了。刚才那些坏鬼剥了我的衣服，还打我。你也来啊，我的腿断了，我也不怕，我会怕你？”他又挥舞树枝，扫出呼呼风声，树叶一片一片掉落，我要闪着躲着，才能避免被树枝打到。他停下来喘气，脸上已经很严肃，没有嬉笑，没有呆滞，有的，是过甚的严肃，而正是这一本正经，更显出他的病入膏肓。他站一会，挥着树枝舞一会。
忽然，他眼珠都快从眼眶中凸落，指着我——不，指着我的背后，哇哈哈的狂叫起来：“你来了，我看到你了，我说了，你不是我哥哥是吧？你就站在我哥哥身后，你有胆，你自己来，我不怕你。来啊！”树枝又被举起，在我身边横扫，我往一边闪开，他对着我身后的一团空气，厮杀得难解难分。他棍棍打在墙壁上，用力越大，反弹力越大，他又叫得更加撕心裂肺。树枝上的叶子已快要落光，剩下光秃秃的一根棍，舞起来不那么带风，却打得更加有力了。他奋尽全力，把棍子打在墙上，噼啪声响，棍子断为两截。重心失去，他一个跟斗栽倒在地，满是汗珠的身上又滚上一层土。他没喘息，把手中那半截棍子朝一棵树扔去，没扔中那棵树。他大笑着：“哈哈哈，你输了，你吓跑了吧！再来打啊，看谁厉害，你输了。你不是想掐死我，然后打我哥、打我爸吗？哈哈，被我打跑了，你滚吧，不要来了！下次，我烧你，放火里烧，把你烧没了。哈哈哈，跑得真快啊！”
笑完了，他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看了我一眼，眼中泪水冲出，在灰尘布满的脸上，打开两条水道。他说：“哥，你还在家啊？你不是去海口了吗？”我走上前，看着他的脸，一句话说不出，他又说：“哥，我的脚好疼，好疼！”他的双手靠近那已脏得不成样子的毛巾，却不敢真的摸着，他真正感到了伤痛，不敢触碰。我捏捏他两边的肩膀，他的眼泪更是滚滚不停，哽咽道：“哥……哥，哥……他们打我，撕……撕了我衣服，还打、打、打我！你的脸怎么也流血了？”我不知他口中的“他们”是谁，可他的上身，确实有着一些被打伤的淤青。适才的癫狂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像饱满的气球被刺破了一般，软塌塌的。他的肩膀在我手心中抖动，他的嘴唇失去红润，染上青灰。我抬头看了看二楼我的房间的窗口，恍惚间回到十分钟前，能看到他从楼下翻身而下——这恍惚虚假而又真实，我的头越来越疼。
叔公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把长安路王鸿义诊所的医生王鸿义也载来了。蔚洲看到外人，神经顿时紧张，又呼喊着：“鬼又来了，又要拿针扎我了，要害我了，鬼，坏鬼。”他凭空而来的力气，让我怎么也压不住，我被推开了。他想站起来，无奈此时脚太疼，即使包着毛巾，也能察觉肿胀了起来。王医生伸手要去解开毛巾，蔚洲伸腿一踢，正中王医生胸口，王医生向后趔趄。叔公喊起来：“蔚洲，王医生是来给你看伤的。”蔚洲笑：“还医生呢，是坏鬼，见到我脚伤了，就想毒得更伤，还好意思说医生呢，他医好过人吗？”叔公一脸歉意，王医生也不在意，只是看着蔚洲在自己胸前白大褂上留下的脚印，有点苦笑，问了一声：“你的脚都伤了，踢我，你不疼吗？”医生的话带着钩，把蔚洲的疼痛勾出来了，他没敢摸脚踝，只抱着小腿，哇哇哇地嘴都疼歪了。
医生看着我，又看看叔公，我们两个明白他的意思，我就上去，按住蔚洲的肩膀，叔公轻轻地解开那毛巾。脚踝流出的血已把毛巾凝结在皮肉上，每把毛巾展开一点，都是在撕裂伤口，蔚洲挣扎哭号，脚一动，毛巾撕得猛了，他便是一声惨叫，后背都抽直了。毛巾展开，贴着脚踝的内侧，血红淋漓，蔚洲脚踝的伤口，鲜血再次往外冒。王医生眉头越拧越紧，终于忍不住，骂道：“他妈谁绑的毛巾？”我说：“我绑的，血流不停，不绑，止不住。”王医生声音更大了：“你不会拿干净的布来包啊？用块烂布，感染了怎么办？”我苦笑：“是很干净的，被他踩成这样了。”毛巾解开后，或许是由于伤口再次暴露在空气中，蔚洲浑身又抖动着，不过挣扎的力气却小了很多，他也累了。看着蔚洲上衣没了，鞋子也没了，身上只有那条破了的长裤，叔公眼圈一红，说：“怎么把脚弄伤的？”我指指二楼的玻璃窗：“跳下来，脚把番石榴树枝都打断了。”那棵断了树枝的番石榴树，也凸显着一个伤疤。
叔公惊恐万分：“我以为是走路摔的，或是跟人打架伤的，怎么会是跳下来的？怎么会要跳楼？”看着嘴唇发青的蔚洲，他想高声责骂，又实在不知从哪骂起。王医生眉头拧得更紧了，问我：“摔到哪棵树上？”我指着我房间窗口正下方那棵。王医生倒不管蔚洲了，围着番石榴树前后左右看了看，没任何表情，眉头皱得更紧，两边眉都接触到了一起。叔公问：“有什么问题吗？”王医生摇摇头：“不清楚。先看伤吧。”他还不断地瞧着几棵番石榴树，好像那上面隐藏着什么。叔公也瞧了瞧番石榴树，很害怕王医生说出什么话来。有风吹来，番石榴树枝叶沙沙沙，像在说话，叔公打了个寒战。
王医生却把注意力转回蔚洲的脚上，他用一个不锈钢钳子夹着沾了酒精的棉花，一点一点给伤口消毒。伤口不深，但因为是刮下来的，面积大，每擦一点，蔚洲便叫喊不绝，又在我和叔公手中挣扎，消毒完了，四个人都汗如雨淋。蔚洲脚底实在太脏，王医生让叔公去打水来，擦拭干净后，再用酒精消毒。蔚洲疼得汗水淋漓，我们三人也都耗尽力气，才在他伤口撒上药粉，用纱布包好。蔚洲频频犯困，我扶着他到一楼的木椅上坐好，他头一歪，靠着椅子的扶手就睡了。王医生给我脸上也撒了药粉、贴了纱布，说：“小心点，你这是脸，别弄得留疤。”
王医生收拾好他的箱子，问：“洲仔睡哪个房？谁带我去看看？”
叔公脸色又惊：“我带。”两人就上楼了。
一会儿后，楼上不断传来王医生的声音：“怎么这么阴？”
“怎么把窗焊得跟铁笼一样？怕他跳？他真要跳，你能拦得住？他不会上楼顶去跳？”
“焊也就焊了，怎么用纸把窗都贴住了，一点光都没有，比死人室还冷，住在这里，能好吗？”
“他偏要贴？他偏要贴，你们就让他贴了？要让光进来，要通风，又不是棺材，塞这么死，你住两天，你都要走神。”
“不要再住这个房了，无论他怎么样，都不能让他住。”
“哪个房间玻璃窗大，让他住哪个。一定要通风，一定要日头能晒进来，晒出闷气，更好。”
……
王医生好像不是医生，变成一个看风水的了，一句接一句地说着，也不管叔公有没有应答。两人在二楼转来转去，忽地，王医生从蔚洲刚才跳下来的玻璃窗那探出头来，看着院子。他回头，对叔公说：“就让洲仔睡这个房。这个窗大，日头足，就靠着窗睡，每天被日头晒醒最好。”他的手伸出，指着被蔚洲脚踝砸断的那棵番石榴树，说：“江爹，最好把院子里的树砍掉。要种，以后再种。如果实在舍不得，那就砍窗下这棵好了，这棵一定要砍，都长这么高了，再长，就把窗都挡住了，不好，砍了，砍了。”他带着叔公转了约有二十分钟，慢慢地，他在曾祖父的遗像前站住了。他前后端详，好像那遗像隐藏着无数秘密，他有话要说，又没说，憋了有十来分钟，他终于开口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或许你要恨我，但老朋友了，我还是想说，这画，收起来，别挂了。收起来试试，要没什么改变，再挂。”叔公脸色越来越阴沉，也注视着那幅画好久好久。王医生拍拍他肩膀，拎着药箱出门了。
叔公一声不吭。
当晚，家人一个一个回来后，都不知道说什么。父亲发愣了，木木的；叔婆和母亲，眼泪哗啦啦流，又怕惊到蔚洲，不敢出声；爷爷看了看蔚洲裹得浑圆的脚，又看了看被脚砸断的树枝，好像在比较着两者的硬度。蔚洲精力耗费过度，一直睡着，没人打算去惊醒他，母亲也只是走到椅子前，看着他还是光着上身，忙找来他一件衣服给他披上，还拿来一本书，站旁边扇了十来分钟的风。当然，让我们疑惑不解的是，为何蔚洲会衣服破烂地跑回来，癫狂得失去理智了？若不是只有二楼，他伤的肯定不止那只脚。要知道，即便是癫狂十分严重的时候，他也没有过轻生的举动。爷爷点着一根烟，只吸两口，扔在地上，狠狠用鞋尖捻灭，说：“我出去问问。”
半个小时后，爷爷带着答案回来了，杂七杂八地把意思表述出来。说他今天就听说在咸菜收购点有人闹事，没想到和蔚洲有关。一去问那老板，那老板都看在眼里，气愤得很，就把他见到的，都说出来了——
今天中午，长安路上又在收小咸菜，博潭村很多卤好了咸菜的人，都一担一担地挑着咸菜前往收购点。而就在收购点，发生了争执。与我们博潭村相邻的塘口村也有人挑着咸菜前来，我们村的人和塘口村的人，因为抢着排队，发生了争执，口角相争，收购点乱成一团。收购老板出来劝说，也没法劝止住，还被塘口村一个青年揪住胸口，狠狠地打了一拳。老板只好退回去，只看戏，不发言。挑菜过来的人，越来越多，都帮着自己村的人说话，“博潭派”和“塘口帮”眼看就要打上群架。当然，也有一些老成持重的老人赶了过去，劝说千万不要因为卖个菜而打起来，得不偿失。年轻人哪管这些，音量愈加升级。
此时，蔚洲正好从博潭小学玩篮球回来——在可樱的威逼利诱下，他喜欢上了打篮球——见到长安路上围拢的人多，也挤过去看热闹。看了一会，声音虽越来越高，却没有人敢第一个动手。蔚洲偏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嘟囔了一句“卖菜就卖菜，吵什么架？不就几分钟的事？”之类的话，这话正好被我们村那引起争执的人听到了，怒不可遏，叫起来：“你个走神的，明明是我排在前面的，为什么要让给塘口的人？我就是排在前面的，你走神了，要帮塘口人说话，你是内奸，走神仔，内奸。怪不得要走神啊！帮外人说话。”他口中一句接一句的“走神”，引起了蔚洲的惊恐，他紧张不已，我们村那人说话不过瘾了，走上前伸手推，用力一拍蔚洲抱着的篮球。篮球滚着蹦着，砸到了塘口村的人，一直点而未燃的引线，立即烧着了，塘口村的几个青年，把怒气引到蔚洲身上，捡起篮球往蔚洲身上砸去。蔚洲没来得及跑开，已被闹成一团的人群推倒，一句接一句，骂他“走神”“半脑”“烂猪”之类的话，滔滔不绝，并且有人开始撕破他的衣服，伴着阵阵狂笑：“走神仔！”“把他衣服撕了。”“把裤子脱了，哈哈，让他光屁股回家。”……博潭村有人要上去阻拦，被那最先骂蔚洲的人阻止了：“那走神仔，帮外村的人，你们还要帮他。要知道，他走神了，发癫了！”蔚洲很快在塘口村青年的争先恐后下，上衣被撕开，长裤也被扯破，内裤也被拉下一半，露出了屁股，鞋子更是不知丢在哪了，惊恐在蔚洲脸上回现，那种渐渐离他远去的癫狂，回到他身上来。他嬉笑着，也顺着那些人说：“走神！”“半脑！”……最后，是收购点的老板看不下去，冒着被打的危险冲回来，把蔚洲拉开，对着那些青年骂：“你们真有力，就对打啊！打傻子，你们算人吗？”两个村的老人，也看不下去了，纷纷站到同一条战壕上，指着那些对蔚洲动手的人，几个青年嘻嘻地笑着，勾肩搭背走开了。蔚洲裸露上身，长裤破烂，光着脚找寻着他的篮球。塘口一个青年抱着他的篮球，从他面前走过，向他招手：“来啊！追上，就还给你！”蔚洲赤脚追了一阵，随着目标拐入一个街角，没把球要回来，他转身朝家里狂奔……
家人都在沉默着，猛地，哐当一声巨响，父亲把一个不锈钢盆一扔，盆落在地上，当当震耳，他在橱柜上操起一把刀，冲出门去。叔公一愣，也冲出去，我也跟着冲去，叔公紧紧抓住父亲握刀的右手，把他往门里面拽。爷爷喊道：“你拿刀去干吗？你要砍人吗？你连是谁打的、谁撕的衣服都不知道，你砍谁？你砍谁？”父亲紧握刀的手就松了，母亲趁机把刀夺过来，叔公的手，也松了。父亲靠着门，双手掩面，蹲低在门槛上。
第二天，父亲还是打了一架。情况是这样的，母亲在家照看蔚洲，遵照王医生的嘱咐，定时给蔚洲换药，我就随着父亲下田。这块地父亲准备种辣椒，理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天都特冷，种辣椒的人又少，以致价格超高，他觉得今年还会持续保持高价。我跟他说了，今年种辣椒的人一定很多，跟风来，肯定价格比较贱。他坚持不听，说种子都买了。田翻到一半，才发现我们没带开水，我就准备回家带壶水过来。父亲把锄头一扔：“你想偷懒，一回去，就不来了！我回去拿，你接着干。”
我放慢节奏，还是感到口干舌燥。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没见到父亲带水过来，十月天的太阳，一点也不比夏天的温和，燥热得让人崩溃。回到家，喝了几碗开水后，望着外头的热太阳，我有些忌惮，母亲说：“赶紧也给你爸带点水去！”我说：“他说他回来拿水，你没看到吗？”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跑去问了咸菜收购点的老板那天我们村第一个骂蔚洲的人是谁。老板起先还吞吞吐吐，父亲扔给他一支烟，也激起他心中的不平，就把那人说了出来。父亲就立即前往收购点老板说的那人家里，却没找到，也下田去了。父亲寻到他田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摁住就连续打了十几拳。若非他老婆哭喊着叫来周围田地里干活的人来拉开，估计父亲会把那人打到在田里爬不动。那人的老婆哭着质问父亲，父亲一句话不说，那人知道自己理亏在前，又被打下了气势，让他老婆不要多说话，也就作罢了。
父亲说着打架过程，很是得意，不顾家里人眼中的担忧，只管回味他报仇雪恨的痛快。
2
对于王医生让砍掉后院番石榴树和收起画像的建议，家里有三种意见：爷爷坚决反对，那是他的父亲在房子修好后种下的，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理由而砍掉，太过荒谬；遗像要收起，更是他没法接受的。叔公强烈要求砍掉，他说，王医生不仅懂医术，也是懂得一些风水的，就算他说得不一定对，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番石榴树嘛，好活，砍掉了，以后还想种，再种便是；至于画像，收起来而已，又不是烧掉，实在没什么改变，再挂出来啊。叔婆、母亲、父亲都对叔公表示支持。我是无所谓的，属于中立状态，我无法把番石榴树和画像跟蔚洲的病联系到一块，却又觉得，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不妨一试。
砍树和收起画像还需继续商量，可调换房间却立即就进行了。我的房间给了蔚洲，把床移到大玻璃窗前。蔚洲强烈反对换房，可家人意见一致，他知道拗不过了，要求用窗帘把玻璃遮住。叔公怒火冲天，踢翻了两张椅子，扇了蔚洲一巴掌，狠狠地说：“说定了，就这样，你要想跳，就再跳，反正就睡在玻璃窗前。挂上窗帘，我就点把火烧了。”家人从没见过叔公如此模样，都不敢喘粗气。蔚洲缓慢地移着脚步，就搬到我的房间了。叔公乘胜追击，让我父亲不要再去和蔚洲一块睡，让他自己来，不要管他，他要生要死，随他。说这话时，他再顺手抛出一个打火机，噼啪炸响，把我父亲也唬得只能点头。叔婆瞟了叔公一眼，表示埋怨，叔公说：“看什么看？扔了火机，不抽烟，不正中你心了？”叔公的强硬做派，是准备以铁腕统治人心。
我把蔚洲原来的房间冲洗了一个下午，也没能把里面的风油精味驱除。那味道都渗透到墙壁里了，贴到窗上的纸被撕掉，打开窗和门，让其通风，味道才淡了点。可总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凉气，夹杂在风油精味里。睡在里面第一晚，我一沾床就睡了，很快地，梦一个接一个，绵绵不绝，把那几个常做的梦做完了，又从头开始，再一个接一个。好像电脑里的视频，被按了循环播放。后半夜醒来，望着窗外茫茫夜色，我心里竟阵阵发虚，总觉得会有一张面孔突然出现在窗口。我把手伸出，想把窗户关上，伸到一半，硬生生把手拽回来，若真关了窗，我会不会变成蔚洲那样？我紧紧瞪着，和窗口那将要出现又永不露脸的面孔做着搏斗。我不能示弱。第二天，我见到镜子里的自己，面色泛白，眼珠泛红。叔公见我，愣了愣，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把艾条，让我早晚各烧一次，驱赶房间内的阴气。睡我房间的蔚洲，也睡瘾极重，太阳直接照在他身上，也没能把他照醒，一直睡到十一点多，他才精神百倍地起来，若不是脚上有伤，他甚至可以直接参加马拉松跑。对他的变化，家人都极其诧异。叔公照样也给了他一些艾条，让他点在床底，驱阴育阳。
艾条点起来很香，房间内立即充溢着一股暖香。往后的夜晚里，我的梦就淡了好多，也基本上能一觉睡到天亮。但偶尔一次的半夜转醒，总能让我心口揪紧心事沉重。无论多热的天，这房间内，总有一股阴沉沉的气。跟叔公商量后，我决定对房间进行改造。我把玻璃窗外的钢筋网锯掉，那是为了防护蔚洲发癫而装的，于我无用；窗玻璃上，涂了一些艾条烧后的灰，再洗掉；最重大的，是把墙壁内里的灰刮掉，重新打上一层。爷爷极力反对，我淡淡地说：“要不，你来睡一晚，如果没事，就不刷。”叫墙工刷墙的那几天里，我就抱着草席睡在楼顶上，看着夜一点一点变深，我总有回到多年前躺在楼顶看星，渴盼外星人的飞船出现的错觉。
艾条点燃后，原先我的房间随时有股暖热，加上日头直射，我们都能感到蔚洲精神的变化。原先我们都担心这一次在众人面前的露丑，对他有着强烈的打击，怕他缓不过神来，精神病更重。没想到叔公的强硬，反而给他补充了不少的元气，他身上那股森森阴凉，抽丝一般被扯出。叔公信心爆棚，更觉得王医生的建议值得考虑，他决定把自己的强硬推行到底。要不要砍番石榴树？这决定一直定不下，叔公决定抛开爷爷，自己解决。我房间内壁石灰刷完的那天，叔公买肉回来，请墙工喝酒，酒一下肚，他豪气顿生，趁着爷爷已经骑着嘉陵摩托出去买彩票，他摸来一把钩刀，对着那棵和蔚洲两败俱伤的树就砍起来。番石榴树不大，很快就被砍断了，叔公拿来锄头，把根都挖了，后院被挖出一个洞。爷爷回来后，生米成了熟饭，也没话可说，只是望着那个洞，显得茫然。叔公把锄头一扔，说：“就砍这一棵，别的，放过。王医生说这棵一定要挖，那就先干掉这最紧迫的。”
三个墙工顾不上吃肉喝酒了，也跑来后院看，对着树坑指指点点，有一个墙工说：“坑有点臭。”另一个就说：“挖的新土，当然有点土腥。你看，还有蚂蚁窝，不臭才怪。”“这树挺大的，砍了可惜了。”“每年能结不少番石榴吧？”……墙工的话触动了叔公，他往坑里扔了些柴火，浇了煤油，点着烧了。最后觉得不过瘾，扔了几根艾条，也一块烧了，火势很旺，因坑内土湿，冒出滚滚的烟，他甚至让我去买了串鞭炮回来，他甩进坑里，打得土屑四溅，他哈哈大笑，才把土掩上。爷爷一直绷着脸，想发作又不知该怎么发作，实在看不下去了，摇摇头进了他自己的房间，继续钻研他的彩票。叔公让墙工帮忙把番石榴树干拿去南渡江丢掉，一个墙工说：“别丢，别丢，我拿回去烧柴火吧！”叔公就任他搬走。看习惯的树没了，院子一下子变得空洞，反而多出一块空间似的，很碍眼。
那幅画像要不要收起来，叔公则很严肃地和爷爷谈过多回。爷爷一直没松口，叔公说，你做主，为了子孙，总得试试，你忍心看蔚洲一直这样？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墙壁上空了，那双注视了我多年的眼睛，没有了，画框所留下的痕迹，显得突兀又奇怪。可从看到墙壁上的空白开始，我心中竟然涌起一股安详——是的，是安详。怎么说呢，自从画像挂上去，那双活生生的眼睛便一直注视着所有的人。不知家里其他人怎么样，我总是觉得那双眼睛中，隐藏着种种难以说清的东西。那眼睛，带着太多被遮蔽的历史，也带着太多被压抑的情感，在这样的一双眼睛注视下，是不是会带着很沉重的压力？我每次从可樱的眼中看到那很像曾祖父的光芒，就隐隐涌起惊慌和担忧，现在把这画像收起来，是不是会好一些？
爷爷没说他什么时候收起来的，也没说他把画像放在哪。
我们也没问。
3
蔚洲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改。
他不再提要挂窗帘，把房间布置得鬼气阴森之类的话，他主动提出下田帮忙，说想流流汗。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说到底，精神病为何产生，我们一直弄不清楚，身处其中的蔚洲，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蔚洲病后，父亲曾四下打探，看有哪家人患病后最终治好的，好学一学经验。经验没学到，却得知一个让人丧气的事实：近几年来，赶时髦似的，周围村子的疯子层出不穷，每个疯子各自描述着自己奇异的所见，想象力超过了所有最前卫的艺术家。这些疯子中，固然有少数一些最后回归了正常，多数却陷入了理智不可控的个人世界，癫狂发痴。我到网上一查，全国各地都有精神病人汹涌不绝的情形，有专家把此归结为社会生活压力过大，人心失衡，容易导致精神病。可我无法理解的是，若真是压力过大，为何精神病会大量在少年身上出现？一些老人有自己的说法：“呵！世道不好，人心太坏，能不走神吗？呵，走神，还是轻的，要重起来，是要拿起锄头改朝换代的。”老人总能把各种事和改朝换代联系到一起，什么事情说不通想不明，一联系到改朝换代就光风霁月春暖花开，不远处便是彼岸和光芒。
从蔚洲脸上现出了一股淡淡的坚毅，我几乎可以断定，纠缠着他的未知恐惧，终要离开一去不回了。而在他陷入疯狂的一年多以来，他和我们所未知的事物发生了多少争斗，无人知晓。这是不是跟师傅公作了法、医生开了药、换个通透房间、在屋内点上艾条、沐浴日光、砍掉一棵番石榴树、收起画像有关呢？——我自己无法对那每睡必梦的三个梦做出解释，有些看不见的丝线，牵动着我们的血脉神经，在我们头顶上空，让我们如木偶般舞动。一个误入了黑屋子的顽童，在屋内慌乱走神，转了一年多后，偶然撞开了房门，得见天日，他能说清屋内的一切吗？那其中发生的，记忆能残存，也有刻骨之痛，却是不能判断清楚的。
每天晚上，我会给蔚洲的脚踝擦药，破皮处已结痂，可内里的淤青需要用力擦祛风油，慢慢驱散。蔚洲得寸进尺，擦完脚踝后，还让我帮他按按后背，帮他拿捏后颈，他眼中已显露出了机灵和狡猾。我如他所愿，帮他摁着他的身子——这狡猾回到他身上，多么不易。
他竟还要重新回到学校去。
4
正在我们有意无意地遗忘淡忘掉叔叔陈可文的时候，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切入我们的生活。
那是一个中午，我正在楼下看电视。蔚洲在以极快的速度吃饭，然后去县中学温习，要重新把以往丢掉的捡起，需要费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母亲担心得很，可因为他决定已下，也没法子。蔚洲脚上的伤已好了，他的精神随着脚伤一起变好。精神的病，说重也重，无药可治；说轻也轻，不用药也能治好。爷爷通过自己的关系，把他安插在高三的一个补习班。刚开始时，有一些同学还会用鄙夷的眼光看着他，过一段时间后，有些人忍不住问他：“有人说你疯过，真的吗？”蔚洲淡淡一笑：“你觉得呢？”……
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一群人呼着喊着在门口闹。恰是中午，家人都在，就都随着声音出到门外。门口围着十来个人，有男有女，后面还有几个年轻人，正朝我们家门口一瘸一拐地跑来。很快地，二十个人围拢在门外，闹声越来越大。领头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是塘口村的人，他一甩手，其他人都住口了，准备让他发言。其他人，也都是塘口村的。领头人说：“陈可文呢？让他出来，我们要找陈可文。”爷爷说：“我也想找陈可文。”
“嘿，装聋作哑了？让他出来吧，他打了人，就躲着？你就把他藏起来了？陈校长，你是讲理的人，不会做不讲理的事吧？”
爷爷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后面人群中，有人喊道：“听不懂？做校长的，就是厉害啊！说得这么清楚了，还是听不懂，误人子弟误了多少年啊？你家陈可文打了人，打伤了我们村好几个人，我们来找你要人。交出来，赶快交出来！不交出来，我们要进去你家找了。”
“就是哦！校长嘛，耳朵都长在屁股下，哪会听话？”
“人家是校长，我们讲的话粗鲁，不文雅，听不懂也正常。”
“快交出来，不交出来，管他校长不校长，都要打！”
……
七嘴八舌听了好一会，也就了解了个大概。昨晚，塘口村有个青年仔过生日，请客到“七公伯”里喝酒，一共有十几个小青年，队伍浩荡，喝了不下四五箱酒。而当这群人喝到夜里三四点出来，闹着吵着，顺着县城的街一路吐的时候，从角落里冲出一个人来，拿着一根木棍，对着其中几个青年的脚踝就狠狠地敲，他下手毫不留情，转眼已倒下了四五个。其他人反应过来，无奈酒劲过大，根本无力反抗，来人又确实凶狠，最后这十几个人都各自捂着自己的脚踝，惨叫连连。拿着木棍的打人者，扔下木棍就跑了。即使跑得很快，可样子一拐一拐的，有人眼尖，认得那是陈可文。对于这伙青年人来说，打架是寻常事，打败是寻常事，甚至受伤也是寻常事，可伤在脚踝，弄得他们路都走不了，更关键的，是他们十几个人败在一人之手，面子怎么过得去？当然，还有更深处的原因，就是，败在博潭村人之手，那是怎么样也不能吞咽这口窝囊气的！他们伸手掏喉咙，把酒嘶啦啦全吐出来，清醒了一些，用祛风油擦拭了伤口，就开始游说各自的家长。这些家长一听是受了博潭村人欺负，两村早前积累的宿怨便一下冒涌而出，互相打了招呼，便朝我们家寻仇来了。
我爷爷淡淡地说：“陈可文不在家已经很久了，我也想找他，可一点消息都没有。”
“哈，校长真会讲话，一句你不知道，就推得干干净净了？”领头人上前一步，和爷爷靠得更近一点。
爷爷说：“老曾，那你想怎么样？”
老曾把食指对着爷爷的眼睛：“我们村伤了十几个人，医药费你总要出吧？”他指了指后面跟来的那群青年，喊，“你们，过来，给陈校长看看。”几个青年就上来了，他们都只套个人字拖，每个人的右脚踝都贴着膏药，隐隐约约可看到脚踝是浮肿的。老曾说：“陈校长，这几个，是伤得轻的，所以才能走路过来，那些伤得重的，在家走路都走不了了，你说，这医药费，谁给？”
一个青年喊道：“老曾爹，废话那么多，让他赔钱就是了。”
“每个人最少要赔三百，一共十三个人，怎么也得赔三千九吧！便宜他，让他给个整数，四千吧。”
“单单赔钱吗？不行！只赔钱，不行！”
“这口气我出不了，我要打陈可文，那吸毒仔，我要打他，让他打了，赔点钱就够了吗？”
“就是，就是，不要钱，要人。”
来人情绪激愤，开始动手，推着爷爷的前胸。我冲上去，挡住，用力把最前面的两个一推，叫起来：“要打架是不是？要打架，我跟你们打。”
他们几个人本就积怨而来，哪料到我火气比他们还大，他们都各自把手向我推搡过来，我向后一闪。他们唯一的缺点是脚上有伤，不能追敌。父亲把我往后面一拉，喊道：“有事慢慢讲。”我叫起来：“是他们先喊的。”母亲也把我一拉，她眼里露怯，显然是看到对方人多势众。她的这一露怯，更让我怨愤顿生，高声喊：“赔个鸡巴钱，要打架，就来，谁怕谁啊？他们十多个人，都输给一个人了，我让他们再输一次。”叔公扯扯我的衣领，站到前面，说：“老曾，你和我也是朋友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带一帮人冲来我家，讲不讲道理？”
老曾笑了：“谁不讲道理？我本来就是讲道理来的，喊打的都是你家的人。老陈啊，不错，你跟我也吃过几次茶，打过两盘麻将。可今天，朋友归朋友，理归理——你要讲理，就得把理摆出来。”
叔公说：“那我问你。一、你们说，是陈可文打的你们，这只是你们的话，我们要不要信？能不能信？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是陈可文打了你们？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不然别说我不认。二、就算是陈可文打的人，他已好几个月不在家，这在博潭村，在整条长安路，谁不知道？不信，你们去问问，你们来我们家，就能找出他来？你们难道以为我们会把他藏在家里吗？三、你们说，陈可文打了你们，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一个人打你们十几个人，而且只打你们的脚？太奇怪了，你们能说通吗？你的话能让我服气吗？”
老曾的脸又红又白，指着那几个拐脚说：“你们中是谁见到那是陈可文的？”
其中一个瘦小的青年仔拍拍胸口：“我见到的，他打我的脚时，我认出他的。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老曾说：“你怎么那么确定是他？”
瘦青年说：“我在‘七公伯’玩，经常见到他。有时，我还找他要白粉，他在‘七公伯’卖一包一包的粉，我跟他买过几次。他经常在‘七公伯’的，很多经常去的人都认得他。还有，他的脚是瘸的，走路摆来摆去，跑起来摆得更快了，谁不认识？我拿命打赌，肯定是他。”爷爷愣了愣，神情木讷，我知道他在为了和我蹲点却没能把叔叔这猎物抓到而心中起伏。瘦青年的话一落，其他人都还没反应，倒是塘口村的人群中扑出一个妇女，她双手在瘦青年脸上乱抓，哭闹起来：“你个死路头的啊！做坏事就算了，你还要白粉了？你吸白粉了啊？怪不得你越来越瘦，什么补药都吃了也吃不胖，原来是吸毒仔啊！……”瘦青年没想到自己不注意把话说漏嘴了，把自己隐藏已久的秘密说了出来，惊慌失措，转身要跑。妇女在身后追着，瘦青年拐着腿脚奔跑，每跑一步，狂叫一声，显然是脚踝的伤痛在刺激他。可他又不能停下，只能边叫边跑，便和他母亲保持着同样的速度，他母亲暂时还追不上他。
老曾有点尴尬，说：“老陈，你也见到了。他说他亲眼所见，认不认，就由你了。”
叔公说：“认什么？”
“陈可文打人。”
叔公说：“陈可文都十几年不在家了，和你们村的人又没有什么仇，你说，他为什么要打他们？你说咯？”
老曾苦笑：“我不知，我问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说，在‘七公伯’里曾见过陈可文的，可也只是见过，并没有过什么争争斗斗，你要问这个，我们确实不知。但不可否认，是你们家的陈可文打了人的，这医药费，肯定是要赔的，躲不了。”
叔公淡定自若：“要是不赔呢？”
老曾说：“你也看到了，我们这么多人过来……你可以报警，我们不怕，理在我们这边，钱，你们是少不了要掏了。”
叔公说：“你想讲理？”
“我一直都在讲理。”
叔公笑：“要是讲理，得你们这些被打的，先给我们家赔钱。”
叔公的思路跳得太快，老曾愣住了，他身后那群人嚷嚷闹闹，叫打叫杀声一阵高过一阵。我也有些纳闷，爷爷更是对叔公没来由的自信保持着怀疑。叔公叫：“洲仔，过来。”站在后面，铁青着脸的蔚洲就走到前面来。叔公说：“你们不知道陈可文为什么打人？可是，我知道。”
叔公的脸越来越红：“前段时间，你们塘口村的人和我们博潭村的人因为卖咸菜排队争占了一下，吵起来闹起来。我家洲仔过去看，被你们村的青年仔撕烂了衣服，差点剥光。你问问他们，他们剥衣服的时候，嘴里骂的是什么话？我估计老曾你都听不下去，老曾，当时你在不在场？你要在场，我也就不说了。你们塘口的青年仔，把我家洲仔败坏成什么样了？”叔公的情绪把握得极有分寸，声音该低则低，情绪该苦则苦，气氛一下就起来了。我看到老曾身后有几个青年人低下头去，很显然，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羞辱蔚洲的参与者。更绝的是，蔚洲十分配合，也眼圈一红。这一老一小两个博潭村影帝在疯狂地飙戏。
叔公腰身一挺，继续说：“你们这帮年轻仔，知道你们把蔚洲逼成什么样了吗？你们打他，抢走他的球，撕坏他的衣服，扔了他的鞋，他本来就要好的病，又发作了，他跑回家里来做什么了，你们知道吗？他跑上二楼，跳了下来。要不是我们家不高，他已经摔死了。你们差点逼死了我们家的洲仔。你们说，陈蔚洲到底有没有跟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节？没有！塘口、博潭两个村一向不和，可那是历史上遗留的事，和蔚洲无关，你们这样逼一个完全不知情的傻子，你们忍心吗？”
叔公蹲下身，把蔚洲的裤腿一拉，叫起来：“你们看！”蔚洲脚踝上那道长长的伤痕就显露在众人面前。那伤留下的疤，正散发出一种奇怪的紫色，类似于煮熟的芋头的颜色。叔公说：“就是你们这些人，把蔚洲逼得从楼上跳下来，他的腿摔到树上，留下了这条疤。要是插中的是喉咙，还有命吗？！”说到此时，叔公适时一哭，神情悲惨。我母亲为其所感染，也抽泣不已。爷爷则冷静地看着这一切，他在静观每一个变化。叔公站起来，说：“所以，你们都知道了，陈可文为什么要打你们的脚？那是要让你们也感受感受脚伤的感觉。我，可以给你们这些伤脚的人赔钱，这完全没问题。你们哪个脚被打的，敢拍着胸脯说自己那天没动过蔚洲？！”
塘口村的人交头接耳，有人喊：“赔就赔了，还那么废话！”
“哈哈，说那么多，还不是要拿钱出来，等于没说。”
“拿钱出来啦！别以为说多了，我们就心软了。”
……
叔公说：“我要问一句，我家洲仔的脚伤，由谁来赔？蔚洲被你们逼得跳楼在先，要赔，也是你们先赔。你们把蔚洲脚伤的钱赔了，多少钱，你们可以去长安路问王鸿义医生，你们把蔚洲治伤的钱先赔了。我立即把陈可文伤你们的医药费拿出，一分钟都不含糊。”
有人喊起来：“打蔚洲的时候，我可没在里面，和我无关，陈可文为什么要打我？”
“对，我那天正在网吧呢，我也不在场，为什么要打我的脚？先把我们的赔了，陈蔚洲的，你让打人的赔就是了。先把钱给我！”
“不错。我也是这个想法。”
叔公淡淡地对老曾说：“老曾，事情总有个先后吧？你说讲理，这个理，你讲不讲？”
老曾本来气势旺盛的，原因在于他占了理。现在被叔公一列出前因后果，他头低了三分，尤其看到自己阵营中有些打了蔚洲的人，低着头不敢看蔚洲泛红的眼，或者唯唯诺诺地寻隙钻到人群后边，他更是觉得脖子硬不起来了。叔公高声喊道：“你们都来了，不就是想找到陈可文吗？那好，可以到我们家里找，谁能找到，要怎么打，随便你们。”他挥手，让我父亲母亲他们让开，只有爷爷站着不动。叔公说：“我们全家也在找陈可文，他吸毒了，我们还想找他回来关着。你们不信，去搜搜也行。”
老曾说：“我们这么多人来，不会就这样让我们空手回去吧？”
叔公笑了：“那你想怎样？要赔钱还是打人？要赔，可以，你们先赔；要打架，也可以，人家打到头上，我们家人也不怕。”
老曾默想了好一会，转身走了。塘口村的人就上前叽叽喳喳揪着他问，他一言不发，闷着一股气，头都不回。其他人心中不平，可领头人已走，势头已消，没剩多少争斗的积极性了，你一句我一句，咒骂着，也慢慢就散了。
蔚洲没心讨论后续的事，推出自行车，急匆匆赶往县中学。
5
叔公把一群寻事闹事的人退了，我们心里却并不高兴，这和叔叔的出现有关。这件事至少证明了几件事：一、叔叔还躲在县城里；二、他和“七公伯”的人有了极深的联系；三、他和白粉牵涉极深；四、他还在暗暗地关注着家里的一举一动。这四点都让人极不好受。
爷爷是最先行动的，他又频频在“七公伯”附近蹲点，希望能把叔叔捕获而归。叔公对他的行动表示嘲笑，说：“别说他躲着你，就算他站在你面前，你有什么法子把他带回来？就算带回来，你能把他怎么样？搞个铁笼把他关进去？”爷爷咬牙切齿，却不反驳，行动并没有停止。叔公继续讽刺：“你这样，真的没用的，还不如去长安镇五爹那，该准备准备了，免得到时听到坏消息反应不及。”长安五爹是长安镇一个开棺材店的，附近几个镇的人每办丧事，都得光顾他的店面。其他镇上愿意开棺材店的人越来越少，长安五爹卖棺材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叔公把叔叔当成一个必死之人来看待，让爷爷和他隔了厚厚一层——叔公越来越强势，爷爷则更多是隐忍的守势。
6
2008年11月底，省教育局对违规通报人员的处理意见下来了。据说和我有关的内容是“不能再在原来中学任教，依县内情况，调任小学新职”云云，达成这样的效果，我并不兴奋。依我的想法，干脆彻底离开教育系统，从事别的行业，以前交的社保、医保之类，全部丢弃好了。爷爷却不这样想，父亲母亲也对我做思想工作。大意是，现在蔚洲重新回学校备考，若考不上还好说，考上了，学费和生活费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到时由谁来支出？后面的话就不说了，大意是让我稳妥为重。当老师工资是不高，但相比现在海南的就业情况，还是占有优势的。何况，先做着老师，有了高工资的工作，再换也不迟。而这些其实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他们不愿说出来背后的事，就是希望我早点安定下来，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往日的同学早在这两年陆陆续续成家立业，连一向标榜单身主义的许飞也走到我前面去，父亲母亲开始着急了。
由于在等着教育局的调遣通知，又到了爷爷活动的时候了。他整天推着他的摩托车，从长安路骑入县城，开始一天的飙车生涯。一个六十多的老人骑着摩托车在街上整天整天地逛，也算一个奇景。爷爷神经高度兴奋，县内教育系统多个领导都曾是他的学生，他指挥官一样，谋划着运用某个学生做什么事，再运用某个学生做什么事。这些谋划，都以约那领导出来喝茶为标志，等茶喝到一半，他把所求之事和盘托出，领导一般都不好拒绝。爷爷也不是空手行动，他让我画了几幅画，我就找来一些名画，改头换面，涂涂写写，交给他。他笑嘻嘻地掏出一个印章，随手题了行字，标注的时间在曾祖父死之前，把那作为礼物送出。那是曾祖父的印章，爷爷对他父亲是很崇拜，但这不妨碍他冒着父亲之名作假。恰恰相反，他觉得，他父亲在死后十来年，还能给这个家做贡献，那是多大的能力啊。
爷爷对这些事做得乐此不疲，我知道，这是他在家中重树威严的时候，只要我的工作能最终确定，他便会在叔公面前挺直腰板。这两兄弟早年互相搀扶走过艰苦岁月，老年了，却反而常常争来斗去，谁也不服谁，让人无语。争来斗去，也并没什么不好，但这至少会有一个麻烦，就是两个人不能同时高兴，一个得意了，另一个便会失意。
爷爷的行动还是有效果的，十二月上旬刚过，我到县实验小学当美术老师的事情已基本确定下来。爷爷带我见了学校一些领导和老师，都是在一些茶馆里，算是打个招呼，往后互相照应。
我能中途插进实验小学，得益于这个学校一个美术老师的突然患病，已经请了长假，小学的领导多次打报告让教育局调来新的美术老师，上面一直没动静，学校只得让其他老师来把生病的老师的课给代了，那些代课的也怨声载道。我的到来正恰逢其时，很快便开始着手上课。校领导着急着听课，好对我的讲课做出评估，对上级做出反馈。我来不及备新课，就把在福山中学的教案翻出，照着讲了一课。课后，学校的教导拍拍我的肩膀：“讲得不错，不过以后美术史这方面的东西，就不要介绍太多了，画个东西给学生照着画就是了，他们时间有限，接受不了太多复杂的知识。这不是主科，不重要的，讲太多，乱了学生的心反而不好。别的没什么，就这个意见。”
接手匆忙，学校也没来得及给我在校内安排住宿，还好县实验小学离我们家并不远，爷爷又主动把他那破旧的摩托车转交给我，我下班之后，仍回来住在家里。实验小学靠在南渡江北岸，校园边就可以看到滔滔流水，为了防止学生下坡玩水，边上都装了护栏。我每次把摩托车在车棚放好，开始一天工作时，心中便泛起一些茫然，望着护栏外的江水发呆。十二月的天，凉风已起，虽没有北方的冷，夏天的燥热和番石榴树也已恍若很远的事。南渡江水闪着破碎的光，不是淌在地面，是在天上奔流。
7
我们家向来不愿和警察打交道——何止我们家，估计博潭村每一个村民都这样，塘口村每一个人也这样。我们村和塘口村结怨几十年，私下发生过多次的搏斗，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更是争斗频发，伤人流血时有发生。可两村的人，几乎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无论争斗到何种程度，尽量在两村之间解决，不会私自跑去报警，引来官方的干涉。但这次发生的事，叔公考虑了两个小时，征求我们的意见，看要不要报警。
据叔公说，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他照样骑着三轮车在县城载客。县城地小，一直没有公交车，于是给三轮车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原先是市民把摩托车改造一下，便是三轮车，花式各样；后来政府觉得不便管理，要求开三轮车的必须按照要求购买政府指定的特制三轮车。特制三轮车样式是统一了，可价钱贵，引起三轮车司机的强烈反对，还游行了。可因政策已下，后面逐渐也有一些人购置了特制三轮车，其他人也只得随流而变。特制三轮车分红、绿两色，红为双号，绿为单号，红绿车错开，一天绿色一天红色，轮流来。叔公开的，是一辆红车。那天，他从车站载了一个客回到县中学，客人一下车，拥上来了三个年轻人，说是去车站，叔公火都没熄，调转车头就往车站而去。县中学在南渡江南岸，县汽车站在北边，中间要穿过大桥。刚上桥不久，其中一个青年就喊停，叔公就停了，另外两个青年也跳下车来。喊停的青年把车钥匙扭转，熄了火，拔出车钥匙，一甩手，钥匙在空中一闪，掉进了南渡江。另外两个各自掏出锋利的刀子，顺着车轮胎狠狠地扎下去，后面两个车轮顿时泄了气。叔公高喊着：“你们做什么？”三人转眼间分三个方向，各自逃散了。叔公望着三个人，不知道该追哪个，叹一声，瘫坐在桥头。因为车还停在桥中央，叔公拦住几个开三轮的，把车推到路边，以免影响交通。叔公叫了辆拖拉机把他的三轮车拉到维修站补胎，他就回家来，把家人都找来，商量该怎么办。
叔婆一听那三个年轻仔掏出刀子，吓得腿都软了，虽然叔公完好无缺地坐在她面前，她的心还是悬在喉咙里。她摇着手：“不能报警，不能报警。那三个说不定是什么贼子，搞不好还是吸毒的，随身带刀，这一次扎了轮胎，下一次搞不好就往人身上捅了。”
爷爷说：“有没有把你的钱给抢了？抢了什么？”
叔公点着一根烟：“没有！什么都没抢，就扎了轮胎就跑。”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你都猜不到？”
“谁能猜到？”
“我当然知道！”叔公吐了一口烟气。
家里人都在等着他的答案，叔公说：“蔚洲应该也知道，蔚洲说吧！”
目光又都在蔚洲身上，蔚洲说：“叔公是不是说，那些人是塘口村的，上次他们来我们家，没有拿到我们家赔的钱，所以就威胁叔公？”
叔公点点头，又摇头：“威胁吓唬，是没错，也是因为上次没拿到钱才这样。但那几个青年仔很陌生，应该不是塘口村的，我估计他们也不会胆子大到自己跑来吓我，肯定是别的地方的烂仔。而且，可能还不仅仅是吓我，他们在县中学等着，搞不好，还是冲着蔚洲的，不过碰巧我载客到那里，先被认出来了，就先朝我动手。”母亲也被吓到了，她说：“蔚洲就别去学校了，那些人带着刀子，搞不定能做出什么来。”
蔚洲哭笑不得：“妈，哪有那么严重？这不只是猜测吗？”
叔婆说：“洲仔啊！这只是猜测，但他们都带刀子的，都是鬼，都是不怕死的。”
叔公问：“蔚然，你说呢？”
我说：“报警。没什么可说的，报警。”
父亲说：“现在也不知那些人是谁，也抓不到，也不认识，报警，也不好吧？”
我说：“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才要报警，让他们去查。”
爷爷冷笑：“你以为他们会去查吗？你以为他们去查，就能查到吗？”
“报警无用，什么有用？”
爷爷还是冷笑：“什么都无用。”
他的话斩钉截铁，把两个女人吓得又呜呜呜哭出声。
叔公眼角一瞟爷爷，尽带鄙视，他说：“你不是关系通吗？去问问咯，看有没有本事把这些贼子毛遛挖出来，妈的，我的轮胎钱他们一分都别想少。”
叔婆抬头：“你不懂天光天暗啊？还想着你的轮胎钱？”
叔公不看她，以叔公砍掉番石榴树后强硬的心理素质，对叔婆的诚惶诚恐，除了鄙夷、不值一瞧外，她的话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叔公更多的是注视着爷爷，这两人又在交锋了。爷爷说：“我认识的，都是有单位有工作的人，哪有人会认识这些当贼子的？我的学生，那都是有本事的，做不了官，也不会当贼，不会有人认识的。”他话里还是透着得意。叔公把烟头一扔：“好校长啊！教的学生都做官，不过，做官和做贼有什么区别？”
两人已经斗上，再说也是多余，我说：“既然问不出是谁，报警也没用，那就什么都别做了，等着吧，还有什么好说的。”蔚洲嘻嘻一笑：“就是咯！我看我最好也带把刀去学校。”说着他就去推自行车。母亲喊道：“蔚洲，干吗？”蔚洲说：“今天下午学校要测试英语，这是我回学校第一次考英语，我可不能不考，现在都快到上课时间了，做什么决定，你们的事，我可管不了。我还是去考试吧。”母亲说：“那些贼子在校门口等你怎么办？你等一下，你哥跟你一块去。”蔚洲赶紧推车出门，留下一句声音渐渐变小的话：“他们真有那么大胆子，就不会刺破轮胎就跑了，胆小的贼子，谁怕？”
叔公站起来：“我去请老曾喝茶，问问他知不知情。”
叔公在晚饭前回来。问他情况，他摇摇头。他去找老曾了，老曾家是塘口村比较靠路边的，和县中学大门同一个朝向，离校门口也就一百多米，他就开了家粮油店，晚上在店门前搞消夜，借着学校的人气，生意做得挺好。叔公约他在他店门口的茶店喝茶，拐弯抹角，旁敲侧击，深入浅出，直捣黄龙等等招数都用上了，他只是摇头，或者说：“有这事？我可不知道啊！”再就是说：“这，我可不知情。老陈啊，你不会怀疑我叫人去插你的车轮胎吧？老陈啊，我们认识几十年，架打过，事闹过，这背后刺人的事，我却想都没想过，你不能怀疑我吧？”或者说：“反正与我无关，我也不知情，你问我，没用。你叫我喝茶，我卖你老朋友人情，喝了，可我真的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叔公烟都递了有十来根，还是无功而返。
三轮车修好后，叔公又要按着单双号正常出车，叔婆极力反对，她说：“又不是缺吃，又不是一定要你搏钱，你就在家待着就是，要开，也要等风头过了。”叔公对她的怕事不加理会，于是叔婆在自己的店里，每过二十分钟就拨打一下叔公的电话问平安，叔公被扰得不胜其烦，一咬牙把手机关了。这一下叔婆可是吓得要死，在店里胡思乱想，给我、父亲、可樱等所有她能找到号码的手机拨电话，一开口就是哭腔，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事了？可樱打电话回来，问是什么事？我照实相告，弄得可樱见到叔婆的电话也不敢接了。叔婆悬吊的心，到了叔公回来才放下。这两天一次的折磨，也够她受的，没几天，她竟然搞坏了精神，一下没回过神，患了一场重感冒。王医生来给她吊针后，说不是什么大病，休息好就是。叔公也不敢再在叔婆感冒时去开车，怕加重她的病情，把车钥匙丢给叔婆：“另一把钥匙已经给贼子扔江里了，就剩这一把了，你藏着，藏着就放心了，我不会出车了。”叔婆两眼放光，不顾自己正在打点滴，饿虎扑食般藏好钥匙，完全不管她手上还插着针头。王医生哈哈一笑：“你很有精神，看来这药水打完就没事了。”王医生顺便看了看蔚洲现在的房间，叔公也让他去看看那砍掉了番石榴树的地方，跟他说画像已经收起来。王医生点头不语，四下里看了看，有时欢喜，有时又眉头紧锁，叔公也不好问。
可樱也请了两天的假回来看她母亲。她一见面，就数落母亲自找苦吃，有必要担心到生病吊针的程度吗？看到母亲生病，可樱不高兴，还好她看到了恢复正常的蔚洲。看到蔚洲从学校骑车回来，她眼圈一红，盯着蔚洲，憋着嘴角的笑。蔚洲说：“姑姑，看来我不该回来啊，一回来，就把你惹哭了。”可樱擦擦眼睛。
我知道，在家里人几乎完全放弃蔚洲的时候，唯有可樱是一直坚信他能再好起来的。那些时候，家人都绝望了，可樱却总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让蔚洲顺着她，让烦躁平和下来。蔚洲口中嬉笑着，眼中也湿润了，他说：“姑，你让叔婆别想太多。要是那些人真要拿刀办事，那时也就不只是扎一下轮胎了，当时就扎人了。他们扎了轮胎，是好事，说明气已经出了，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想不通的？我都跟叔婆说了多次了，她还整天担心挂肚，搞得自己吃不香睡不好，还感冒了，何必呢？”蔚洲说完，进房抱出篮球，拉着可樱到博潭小学切磋去了。
回来当晚，可樱到自己房中翻出一本笔记本，要还给蔚洲。
蔚洲脸一红：“姑姑，你看了没？”可樱说：“当然看了，有些话，我都会背了。你写得好！现在物归原主。”蔚洲说：“放你那吧。反正你也看了，我拿回来也没什么意义，还会乱了我的心，我还要准备再考一次呢！”可樱说：“你小子脸又红了，是不是又想起你的‘歆’了？你什么时候带姑姑去看看，到底是哪个美女，让你写了这么动人的情书！”蔚洲说：“人家都上大学去了，见不到。听同学说，好像交了个广西的男朋友，关系好得很呢。那男生去年寒假还跟她回来过年了，班上很多同学都见到了。”可樱叹息：“可惜了！那是她没福分了。”蔚洲说：“哪有，是我命不好。配不上不说，还走神了，即使明年高考考上，我也比他们慢了两年。最关键是，班上同学说，她和那广西的很好，估计大学一毕业，就谈婚论嫁了。”
蔚洲说完，眼中透出淡淡的忧伤。
我心中也隐隐生疼，那年初见画师冯渤海所绘的曾祖父的画像，我也是被画中那双眼睛所迷，才决定学画的吧？如今学画不成，又从中学老师变成了小学老师。可一旦见到这样的眼睛——而且是两双，坚毅淡然，我心中便有一些柔软的东西被勾起来，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却会很快把我淹没。
我想，多看看他们的眼神，那些纠缠我的梦，便会渐渐淡去了吧？
叔公停车不能开，憋得难受，爱买酒回来喝。父亲不爱喝酒，叔公不愿跟爷爷喝，蔚洲变回学生，主动拒绝一切享受，我成了叔公唯一的酒友。在厨房里喝，不爽，我们两个就移到楼顶上。很奇怪，我每次在夜里上楼顶，总有时光倒流的错觉。酒一喝，话也多，我说：“叔公，我觉得，那些人扎了轮胎后，真的不会再有什么事了。应该放心了。”
“我从来没担心过这个。”
“我想，蔚洲伤了脚的时候，叔叔去把塘口村的家伙收拾了一番，这一次你遇到这样的事，你说叔叔能不知道吗？我估计他已经把那些家伙又收拾了一顿了。”
“唉……我倒是担心可文……来，喝，不说这个，说也没用。风过耳，过了就没了，说也没用。看他自己能不能挺过去了。”他的语调好像还是坚定的，又好像有些颤动，或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其实，他的担心，何尝不是家里所有人的担心。叔叔陈可文若是和“七公伯”扯上了关系，他至少不需要四处偷盗来维持他吸毒的花销了，可谁又能说，“七公伯”背后不是更大的偷盗，甚至是在卖白粉？很多人都清楚那地方，和黑白两道都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的生意多年来一直兴旺，不仅仅是经营得好的问题。叔叔能动用的手腕越大，他能止住的麻烦越多，说明他和“七公伯”的牵涉也越深。而过多地牵涉到里面，若想清清白白地跳出来，洗净身子，就难了。爷爷坚决说报警无用，是不是也是担心，一查到最后，和白粉纠缠不清的叔叔根本没法脱身呢？
“喝酒！”叔公说。
“喝！”叔公说。
“喝啊！喝！”
……
我忽然发觉，叔公的强硬，其实是被迫的。房子摇摇欲坠，总是需要有一根顶梁柱支撑，他不愿当，却回避不了，最高，最貌似强硬壮硕的那根，总是要承受最多的重量。越喝，叔公的眼睛越亮，好像两个可以调节的灯泡，电量调到了最大。这眼睛太熟悉了，我甩甩脑袋，电量调低了。我想，可能是我喝多了的缘故。可能是喝多了的缘故，这十二月的夜，楼顶上，风有些凉。
无声的遗嘱（1997年春，陈嘉栋）
我的话你们都听不到了。
我将要死了。
当我要说，口已无声。此时是半夜，是几点呢？我不知，我只知道，你们都在睡梦中。当你们明天醒来，会再也叫不醒我，我在你们睡着时醒着，在你们醒来时永远睡去。话太多，并不是什么好事。回来这两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几十年前离开时，我没有想到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待就是半个世纪。那也是一个岛，四面环海，长条形，我在那里，没有感到有多陌生。陌生的，不是环境，真正的陌生是骨子里的。那种隐藏着的东西，才能让人感到刺骨的陌生。
我有很多同僚死在那个岛上，得到风光大葬。我一个朋友是七十年代初去世的，蒋家父子各写了“国之栋梁”和“民之楷模”。我去悼念时才知道，那朋友死时有两大遗憾：一、不见九州同；二、埋骨他乡。终于，我现在也要在你们的睡熟中死去了，我也见不到海峡一统；我可庆幸的，是不需身埋他乡而已。我将悄然而去，很快便能见到往昔的朋友了。我的话，你们都听不到了，我将彻底失觉。你们也一样，你们拥有的，也只是我这两年的记忆，更长时间里的我，你们是没法了解到的。
我在书桌上留下了一张纸，用那覆盖书桌的玻璃盖着，我还能记得我亲手写下的每一个字，记得纸的纹理，文字的顺与不顺，标点的形状，墨水的颜色。那不仅是我用手写的，也是我用了九十一年的生命写的：
姓名：陈嘉栋 学籍：黄埔军校二期工兵科
字号：字植栋，又名嘉澄 党派：中国国民党
籍贯：广东省澄迈县 军衔：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生卒：1906—？ 军职：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议、宪兵司令部高参
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毕业。
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三团九连连长，中央军校特务营长、学员区队长。
1930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师政治部代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师、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师政训处长，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主任秘书、副处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广东省军队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第七战区军法执行部副主任，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广东分处主任。
1945年底任国民革命军第六路军及衢州绥靖公署高级参议。
1949年到台湾，任国防部少将参议、宪兵司令部高参、台湾省糖业公司顾问。
……
1995年，回海南澄迈故里。
？年，逝。
我的九十来年，就这样。不过化成一张纸，还是一张不完整的纸，纸上有问号的地方，要靠你们去填写上“1997”的字样，我写的问号，要由你们来涂掉并填写。
在博潭村，我最喜爱的，竟是在田间行走，寻找那些消失的民歌和俗语，寻找那些热辣辣的直白和浓稠的温情。其他的，都没有了。少年时在南渡江发大水时，我总要来回横游，把水当成平地，那时，仰躺在水面，心比天高。穿上军装，我以为我便是栋梁之才。“南渡滚滚朝东去，未有一刻可复西。”我走到尽头，没法转身，我将很快把眼睛闭合，只剩茫茫深黑。
我的话，你们听不到了。
听不到，也没什么，我本也没什么话可留。
从台湾回来，除了这一栋房子，我没能留下什么。我甚至不能改变你们的生活，你们都有自己的轨迹，都有扭转不了的方向。我改变不了。这两层的房子，能减轻我半个世纪的亏欠吗？当年离开，我原以为能很快回来，谁料一转眼四十多年。兴华、兴江，你们的母亲没能熬多久，当时你们年岁还小，你们便自己找到生存的路子，你们的母亲，是你们埋的。我回来后，只去看过一次那坟墓。在我的记忆中，你们的母亲永远是那个衣着朴素的年轻女子，她帮我持家，替我生儿，我无法把一座冷冰冰的茅草起伏的土堆，当成那个活生生的有温度的人。她的年岁一直停在我见她的最后一面，比你们还小。你们说，她死于1953年，一场不大的病，她硬是没挺过去。
我在台湾有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子和孙，他们都不让我回来。我知道，回来，也不会看到多少舒心的景象，可，这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和他们不同，他们的故乡在台湾，他们不会对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博潭村怀有穿越时空的感情。我谋划了好几年，才寻到机会回来了。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通讯，他们把我所要的书都一件一件打包寄了过来。
从看到那画师给我画的像后，我便知，我或许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写信给他们，让他们把一些我的财产变卖，换成钱，想法子分批寄回来。我的信石沉大海。我打电报，也没回电。打越洋电话，通是通了，不过一阵沉默后，传来的是嘟嘟嘟的忙音。他们不愿把财产拿出一部分，分给你们。这也是我最对不住你们的地方，我只给你们留下一栋可栖身的房子。或许，你们有你们的命，我的给予，并不一定是好事。拿钱给可文开五金店，他现在渐渐沦为一个贼子毛遛，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呢？我的本意，是让他有一立身之业，而最终，或却让他在衣食无忧中德行崩塌。
仔细一想，我不过想用钱买回我愧疚五十年的内心——可，那种血液中流着的东西，是钱能够赎回的吗？那种消失半个世纪的父慈子孝，能换算成一张张台币，再换算成一张张人民币吗？
刚回到博潭村，我如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往日熟人大多已死，没死的，也到了健忘的年岁，即便没健忘，这个脸面如地图的老人，会是当年那个和我一起端着酒碗喊叫喝酒的青年吗？回故乡，在某种意义上，是回一个异乡。把心底的故乡打破，好让自己死心。可，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吧？比如，我每次回到祖屋，总能心绪安宁；每每看到孙子和曾孙，我都会感到，这些都是和我没法分割的人，即使五十年，即使几千公里。
我的话，你们听不到了。
所有的人，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你，兴华。你脾气硬，当过校长，爱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小孩。其实，世事哪有那么多规矩呢？其实，他们有他们的路，蔚然要学画，你让他学便是，谁说学画的一定不比学国文和算术的有出息？兴华，我的过去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光彩四溢。很多事，只是被逼了，被潮流拥着，被裹挟了，有时还会被浪花荡起，才成为水面上最高的一滴。我阴暗的一面，你是没看到。在军校里，要出头，总得把其他人打压下去，你能想象，我到校长面前告密一个曾有恩于我的人吗？你能想象，那被我告密的，还是我的海南岛老乡吗？你能想象，在战场上，我并非一往直前，我也有过退却和懦弱，并因此害死了那些奋勇上前的兵士吗？你不能想象的事，有许多，说不完。你看到我留下的，终究不过是一张我工作的职务表，在这张表格之外，被忽略的事情，太多了。这表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自我美化而留下的假面具。可你，兴华，你又要当真了，你又要把这充实在自己的想象中，建构起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
——那只是你的世界，不是我的，更不应该是你强加给你的孩子和孙子的。
我甚至都不担心可文，他有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是真实的。你呢，兴华，你用希望的肥皂泡代替选择，你捧着一个焕发七彩的气泡，让他们把它当球打。你的期望，不切实际。我或许不该回来，我的回来，或许打乱了你对这个家的经营与谋划，打乱了你们步步向前的稳妥。我带回来的钱，修建了房子，开了五金店，却也在你心中种下了不安分的种子。
我越来越冷，眼前已看不到任何东西了，白茫茫一片。这才是彻骨之冷。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即将到了。你们都在睡吧？我多想喊一声，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看看我，让我的冰冷，在他的目光中点燃。太冷了，把魂魄冻散的冷。我一辈子都没那么冷，比当年在北方冬天的战场上还冷，比知晓归家无望后还要冷。
白茫茫也不见了，黑来了，完全的漆黑，没法想象的漆黑。这漆黑，多漫长啊，而光在哪？怎么穿过漆黑的尽头，看到那道淡淡的幽光？真的冷啊！
我的话，你们都听不到了。我多希望，你们，能听到，我的话，只是喃喃自语——喃喃都没，自语也无声，这不过是我在暗黑中战抖着的心中所想。
多黑啊！
但，那是什么呢？两点光从浓黑中淡淡照射，缓缓的，温暖的亮。
冷，突然就消失了，太温暖了；体重，也消失了，我内心轻盈。
我慢慢升起，穿过暗黑，顺着光照的路走。
眼前恢复正常了，我穿透屋顶，在半空凝视，竟能看见屋内的你们。你们还在沉睡。
而我也看到了，几个小时后，你们将围拢在我的尸体旁，发出痛哭。我那双摆放整齐的鞋，被你们中的谁给踢乱了，也没人注意。
黑暗了……
黑暗……
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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