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声音-南十字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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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然大物般的77W型客机,轰鸣着离开了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机场,我坐在舷窗边,狭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视野里越发模糊。疲惫不堪的我,已经飞行了十个小时,经这里转机,下面还有长达十八小时的痛苦飞行,目的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不久前,赴南美的签证甫一办好,我立即订下了当日的机票,背着背包来到公司,并递交了辞职信。经理客套地稍作挽留后,痛快地在我的辞呈上签了字。我整理个人物品时,脑子里出现了影视作品里那些离职或被开除的员工,怀抱纸箱离开公司的场景。不过我却根本不需要这个箱子,因为我放在公司的全部东西,只有一个水杯和几册编程和数据库方面的书籍。我把书全留给了相邻工位的一个小伙子,他刚刚毕业半年,总向我讨教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精力旺盛,做事雷厉风行,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公司,业余时间也全部用来钻研业务。我不禁感叹,年近三十岁的我,尽管拿着三倍于他的工钱,可着实给公司创造不出三倍的效益。看到我的离开,他居然眼圈有些泛红,用发颤的语调,连连说太突然了,再三叮嘱我要保持联系,并一直把我送到了办公室门口。到人事部签了竞业限制协议后,我又去前台做了门禁、饭卡的交接,把信件和水杯塞入行囊后,我便直奔机场而去。

    出发前正值隆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则是当地的盛夏,我换上短袖衫,一直向南走,走累了便乘汽车,汽车到达港口,就改乘轮船,轮船靠岸后则继续走,运气好的时候,在公路旁徒步行进时,会遇到好心的司机,停下来搭我一段顺风车。

    食品大多靠在24小时营业的小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蔬菜沙拉、水果和大瓶的饮用水来解决。我还发现这里的小店,在贩卖一种叫“kebap”的食物,把层叠旋转着的烤牛肉或鸡肉用刀片成小块,抹上酱,和菜叶一同裹在死面烙饼里。其做法和口感均颇似上大学时,校园周边的游商所制作的“土耳其烤肉”,区别仅仅是大学里卖的是把肉夹在发面馍里。不管怎么说,花上几个比索,在地球对面吃到了似曾相识的热饭,还是令我感到欣喜。至于睡觉,则在最便宜的青年旅店,忍受着鼾声和狐臭,住三人间甚至六人间。找不到地方投宿时,我就在公园里的长椅上或者街边的草坪上对付一宿。如果是晴朗的夜晚,便头枕着自己的背包,和衣而睡,好在这里纬度比较高,夏天不是很热,夜里比较凉爽,有时凉爽过头了,我甚至还要钻进睡袋里取暖;遇到降雨时,我便把从国内买的帐篷搭起来,钻进去睡。

    大概一个月后,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名字的含义,有了切身体会。它在西语中是“好空气”的意思,的确,充满好空气的天空,通透而澄碧,可它却阻挡不住南半球热情又灿烂的阳光,我的小臂和脖子都晒暴了皮,每到出汗时就疼痛难忍。在一家加油站旁的快餐店里,我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发现自己的形容实在不堪入目:头发和胡须久未修剪,好似披头士,颧骨已从消瘦的脸上显出,衣服上满是汗碱和油渍,肮脏得简直活像乞丐。

    从圣克鲁斯港下船后,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站在公路旁伸着右手大拇指,试着拦车,车子一辆辆从我面前飞驰而过,却没有一辆停下来,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准备放弃时,一辆货车停在了我跟前。我对司机说我要一直往南走,司机挥手示意让我上来,我便拉开车门爬进副驾驶室坐下。司机是位跑货运的年轻人,他说他的名字叫马克西米连诺,是哥伦比亚人,在阿根廷打工,二十三岁,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因为名字实在太长,我就叫他马克西。

    马克西很惊讶于我来自中国,用夹杂着西语的蹩脚英语,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比如中国是否有飞机、能上网,人们是否每天都骑自行车通过天安门广场等。总之,在他的印象里,中国仿佛还停留在史前时代。然后他又问我对哥伦比亚了解多少,我操着同样半生不熟的、带着“就是”“那个”等中文口头语的英语,并用手比画着告诉他,我知道他们国家有世界上最厉害的大毒枭,还知道因在世界杯上踢进乌龙球而被枪杀的球员埃斯科巴,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克西搞明白我说的话后,拍着方向盘,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讲的都对,他们国家烂透了,所以他才要来到外国打工,并建议可以聊聊马尔克斯。我对他说,我只看过《百年孤独》这一本书,而且看得糊里糊涂,被里面那么多位名叫奥雷连诺或者阿卡蒂奥的人搞得晕头转向。

    让我没想到的是,货车司机接下来就对我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他严肃地对我说,马尔克斯得到了诺贝尔奖之后,人们才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南美大陆,投向魔幻现实主义。其实,这里的人们已经像书里写的那样,世世代代生活了几百年,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只是南美大陆以外的人扣在马尔克斯和南美洲脑袋上的帽子罢了。马尔克斯写的不是魔幻,而是真正的现实;他写的是南美大陆的孤独,这块大陆和大陆上的居民带着与生俱来的孤独。

    这里几百年前居住着印第安土著,之后来了西班牙殖民者和移民,殖民者对土著居民以及移民的后代——土生白人采取残暴杀戮,又从非洲运来了黑奴。殖民者和移民缺少女人,就与印第安人、黑人生下了混血人,混血人再与土著、黑人、白人以及混血人通婚,不断地混血,几代人过后,谁也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留着哪些人的血液。我瞥了一眼马克西,尽管他五官上带着白人的棱角分明的轮廓,皮肤却是棕色,浓密的黑发上满是小卷儿。

    他告诉我,像书中“马贡多”那样的村子是真实存在的,当时,为了躲避殖民统治者的残暴镇压,土生白人躲进了深山、丛林或处女地,建立起了村落,为了生存繁衍,他们只能与土著人、逃跑的黑奴通婚,渐渐地远离了自己曾经隶属的文明社会,被文明所抛弃,与世隔绝起来,所以才会形成一个个“马贡多”。很多这样的村子,并不在国家掌握的范围内,进入到新世纪,一些穷国还时有发现不在政府名录上的村子,居民自然也没有国籍。

    至于那些辈分不同的“奥雷连诺”,马克西则说,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真实的拉美人。西班牙人毁灭了印加文明,建立了殖民统治;之后解放者赶走了殖民者,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了共和国,以及民主政权;军政府发动政变又推翻了民主政权,独裁者粉墨登场;国家变得一团糟后,独裁者下台,议会再次召开……社会只是如此往复,尽管旗帜一直在变,但本质从没改变,构成社会的人还是同样的那些人——就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奥雷连诺”,社会又怎会真的向前发展呢?

    我问马克西,书里写的那场不停地下了四年的雨是否也是真事。他没有回答,只是说这块大陆上的居民,很多都是像他这样,看起来热情又乐天,虽然从相貌上能知道自己和欧洲大陆有一缕联系,但却不知道,几百年前自己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抛弃掉了什么,为何来此;不知道故土究竟是何处,不知道自己对国家的归属感是否荒谬可笑,自己的后代又会去向何方,仔细想想这些,感到的只能是真正的孤独。

    车到里奥加耶戈斯后,马克西到达了目的地,要去卸货,不再往南走了。我和他告别后便下车,他也跳下车来,塞给我两大罐葡萄汁,并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有机会他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我从当地搭乘去往火地岛的小飞机,来到其首府乌斯怀亚,那里距浩瀚无人烟的南极洲只有一千多公里,是南美洲最南端的城市。连绵不绝的群山上白雪皑皑,从港湾向外极目远眺,点点白帆尽收眼底。我曾询问章薇薇,哪里离我们生长的地方最远,她告诉我世界的尽头就是这里。

    视野里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我想,这应该是前所未见的、真正的一望无际。即便是五百年前,新大陆的探索者来到这里时,就走到了终点,也只得打道回府。目力尽头,海天相接,而后融为一体,若不是天边有几丝攒聚在一起的云,简直要产生大海来自天际的错觉。凛冽冰冷的西风阵阵袭面而来,一群群水鸟鸣叫着,滑翔着掠过海面,我不断深吸着带有些咸湿的空气,心胸却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独自一人,聆听着无休无止的海浪拍击在沙滩上,激起水沫,随即又退却的声音,神思随之胡乱飞舞。望着脚边的背包,记起这是出发去阿根廷前,我回到家里专门去取的,十八岁时去大学报到那天,背的就是它,离开房间时,我看到了孔小茉赠给我的画,犹豫再三,最后把它从墙上摘了下来,放入肩上的背包,出了家门。

    我走到楼道里,寻找着童年时代我和牧云留在墙上的那两个手印。这幢住宅楼经历了岁月的侵蚀,楼道里的墙壁也变得污秽斑驳,墙上的手印变得不很容易辨认。我想,除我之外几乎再不会有人关注到它们。其中一个五指张开的手印稍微清晰些,可以看出手指和手掌的印迹,毫无疑问,那是二十年前的我印在墙上的。因为当时按得很瓷实,所以保留下来就显得更真切些。我把手放在上面,学着它的样子,五指也大大地叉开,想把整只手严丝合缝地放进手印里,可那手印实在太小了,手掌大出了太多。在自己手印的旁边,我艰难地寻找到了牧云的手印,她的手印已经模糊不清,我躬着身体,想触碰她留在我身边唯一的印迹,又生怕破坏这本已难于辨识的印痕。由于身高变高太多的原因,姿势着实难拿,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印,仅仅一瞬间,眼泪如冲垮堤坝的江水,不可抑制地奔涌而出。我不断地调整着呼吸,蹲在地上足足十五分钟,才从怅然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我返回家中,从写字台抽屉的深处找出那张《恋恋风尘》CD,想听一听,可翻遍所有房间,也没找到可以播放CD唱片的音响或随身听,自己的便携电脑上甚至连个该死的光驱都没有。

    “再也回不去了。”我对自己说。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坐在走投无路的陆地一隅,眼前浩瀚的海洋,让我感到深深的、彻骨的孤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大海放肆地大喊,从喉咙里发出歇斯底里的嚎叫,然而在狂妄的海风和涛声面前,那无力而凄凉的声音,瞬间即被吞没,甚至连自己的耳朵都未曾来得及接收到。

    喊叫得精疲力竭的我,四肢展开地躺在海滩上,那是真正的宁静海滩,没有一丝杂质,甚至连螃蟹和海鸟的足迹都没有,即使有,一个海浪过后,任何踪迹便都消失了,海滩又恢复了完美无瑕。我从背包里取出孔小茉的画,端详着画上的海滩,发现它正和此刻我脚下的海滩一模一样。我不禁想,人的生命若能如此该有多好,像这海滩一样,可以被浪花抚平一切创痛;我希冀着,可以从自己的背包里掏出一切遗憾和不甘,从零开始、重新来过。

    我抬起头,看到了壮丽的星空,那是在我所生活的、笼罩着阴霾的城市里,从不曾见识过的、璀璨的星的海洋。在不停闪烁的群星中,我发现了头顶上几颗最亮的星组成的南十字座,它高悬在明亮的星河中,标识出正南。

    此时,一颗流星从南十字星下划过,定睛观察,才能看清它的轨迹。徒步在拉普拉塔河边时,我曾看到一只死去的刺猬,它体型不大,伏于草丛,不仔细看,只是以为它在沉睡,但它确实身体僵硬,紧闭双目再不睁开了。它那包裹了全身的坚硬棘刺,依旧岿然耸立。我好奇的是,终其一生,孤独对抗外界的日子结束的那一刹那,它究竟是释然解脱还是颇不平静呢?

    我站起身,来不及收起画,便向着流星的方向追去,脚下不断向身后溅起水花,鞋子不断地陷入沙滩被绊倒,搓破了手掌,手中拿着的画也摔了出去,而流星却离我越来越远。我赶紧爬起来,拼命向前狂奔,同时在嘴里念着:肖骐,你的请求,我记住了。但也请你赐予我决心,让我有力量去改变我要改变的东西;还请赐予我勇气,让我能平静地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切,并让我的心灵收获宁静。

    我气喘吁吁地望着流星拖着它长长的尾巴,很快消失于天际,而夜空中只剩下了明亮的南十字星。

    借着星光,我找回了掉落在沙滩上的画,我把它塞回书包时,翻到了夏苇的信,我拆开了信封。

    芒种:

    你好。不知你现在身在何处,或许你已经换了地址,或许你早已厌烦了我的絮絮叨叨,没有拆开信就把它丢弃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有一篇SCI已经被杂志接受,他们告诉我,这篇文章将在十二月中旬出刊发表。就在我收到用稿通知的当天,还没来得及高兴,导师在给博士生召开的会议上,传达学校的要求时说,十一月三十日之前发表的论文满足毕业要求,才能参加冬季答辩。于是,因为这半个月,我只能参加明年夏季的答辩了。

    这是我博士生涯的第二次延期了,第一次是因为迟迟找不到正确的研究方向,而主动延长了一年。我刚刚与一家研究所签订过就业三方协议,按照协议,我可以得到事业编制,这一次延期带来的后果是,学位不能按时授予,我也不能如期入职了。

    不过,我并未因为工作泡汤的事而过多烦恼。其实,几年以前,我对这些事情就渐渐麻木了,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对事物抱有希望的能力。于是,我便再也不会失望了。我就像一个程序死锁掉的机器人那样,机械地做实验、写论文、找工作,就是不能停下来,我只是害怕闲下来后胡思乱想,导致整个人陷入更糟糕的状态,你知道那种快坏掉的机器人一旦断电,就很难再启动了。

    在失眠的时候,我会爬起来去吃东西,去校外小摊上吃肉夹馍、小笼包子、烙饼卷肘子、麻辣烫、羊肉串等脏东西。我还在宿舍里囤积了大量的垃圾食品:薯片、芝士蛋糕、夹心饼干、巧克力、牛肉干、方便面、油炸花生米、怪味豆、果冻……更多的时候,我是躲在宿舍里疯狂地吃、不停地吃,吃到胃里涨得要死,然后就吃两倍的胃动力药物,缓一缓然后再接着吃。直到食物顶到嗓子眼儿,便去呕吐。去卫生间呕吐时,起初我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胃袋都吐得翻了过来,难受得死去活来。后来,我渐渐习惯了呕吐,甚至还从中得到了些许乐趣,似乎呕吐是个把身体和精神清空的过程,在这过程里,我头脑里什么也不想,充盈着童年时代的那种珍贵的清明。是的,我得了释然。呕吐过后,我再回到宿舍继续吃东西,最多的时候,我一晚吐了五次,住在我周围的、碰见过这种骇人场景的学生,都投来异样的鄙夷的目光,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没出息的死胖子吃货而已。体重最重的时候,我穿上衣服时够到了一百七十斤。然而好景不长,进食和呕吐的循环让我的胃很快罢工了,我患上了厌食症,无法再延续这种疯狂了,身体暴瘦到不足八十斤,并且开始闭经。好处是以前穿不进去的裙子和牛仔裤,现在都可以轻易穿上身了,不过我却不敢穿裙子出门了,因为我的双腿就像鲁迅笔下描写的那细脚伶仃的圆规,我瘦得酷似来自非洲的正遭遇饥荒的难民。

    现在已经是凌晨了,我坐在桌边给你写着这封信,我整夜都很清醒,没有一丝一毫睡意。印象中,我从未发自心底绽放出笑容,我很想完全释放地疯啊、玩啊、笑啊、哭啊……我很想找个男朋友,谈一场恋爱,用尽每一个细胞的气力去对他好。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快要溺毙在孤独之河中的人的幻想罢了

    熬着熬着,终于面临要离开学校了。我曾在中学时无比向往大学,读大学时又幻想读研时可以修补本科时留下的遗憾,而开始读研后又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博士生涯……现在,我对工作和未来并没有多少憧憬了,这也是答辩被迫延期,我却并不过多失望的真实原因。我想,那只是由一片泥沼走出,然后进入到另一片未知的泥沼罢了。我思索着坚持下去的意义,同时也列举着放弃一切的理由,前者寥寥无几,而后者却比比皆是,我想我可能已经找到了答案。

    就写到这儿吧,谢谢你在我生命里出现过,谢谢你做我的聆听者。谢谢。

    夏苇

    我从书包里找出铅笔和纸,边慢慢思索,边在星光下,给夏苇回信。

    夏苇:

    你好!

    我确实离开了之前的公司,但我在辞职的那天,收到了你的来信,你之前的来信也均收到。我目前在很遥远的地方,特别是距离我们生活的城市,如果你手边有地球仪的话,我就位于那上面离你最远的一点。

    在我的脑海里,你应该是个敏感的人。和你一样,我也很敏感。小时候,厨房里的上水管锈蚀了,锈色最深的地方,向外放射着带有红色铁锈的水痕。我总为这个锈迹担心,担心水管有一天会因为这一片锈而爆裂开。为此我提醒了爸爸很多次,他总是说:“没事。不用管它。”然后无动于衷。

    于是,我每天都会去看它两次,清晨上学前一次,晚上睡觉前一次,以确定它的锈迹和前一次看它时相比,没有扩大。如果有一次,我忘记去查看水管就躺在了床上,碰巧在入睡前又想起了这件事,我一定会披上衣服,爬下床,再去水管那里看一看,用比平时更多的时间反复确认,无虞后,才安心睡去。

    这种近乎偏执的习惯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晚上,它真的爆掉了,我睡在距离厨房最远的房间,却最先听到了水流声。我尖叫着把爸爸推醒,他走到厨房时,地上已经是一片汪洋。他急忙去关水闸,无奈地上全是水,他滑倒了几次,才用钳子把水闸拧上。之后,我们全家在深夜用墩布和抹布擦了几个小时的地,并不断把里面的水挤入污水桶里,再去蘸水,并向下水道里倒掉了一桶桶的水。水擦干净后,第二天爸爸去了五金市场,买了一根新的水管,借来了管钳子,在一位同事的协助下,把新水管换上了。

    从那天起,我检查水管的习惯终结了,不用再去看它也可以入睡。我想,我的焦虑和强迫心理,表面上是因为过于高估了水管爆掉的危险和损失,事实上则是因为我非常在意眼前的生活,眼前的一切,不希望这些被破坏,不希望既得的东西被打破或剥夺。

    但我想,靠自己的执念,固守不希望失去的东西,只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变幻,不可能永远如初,与其付出高昂的代价去防卫和忧虑,不如放下心里的负担,或者说放松心里那条不能触碰的紧绷着的底线,扔下曾屡次告诫自己不可以扔下的东西。那样的话,有可能你会发现,你害怕的后果到来时,你害怕失去的东西真正失去后,你并不是不能承受的,也许你会痛苦一时,但绝不会痛苦永久。我相信不存在一样东西,你很看重,但又对它的失去无能为力,在你真的失去它后,会不能承受的。

    相反,当这一刻来临,你尝试着适应之后,会有新的生活出现,你曾意想不到的生活。

    同时,如果你节省下了你手中用以维护旧事物的精力、时间和决心,并把它们用到探寻新的事物、空间和生活上,或许你就能更早地开始新的航程,得到新的收获。

    我知道生活的丑陋和卑劣,我想可能也是出于懦弱和逃避,我才会来到目前的所在,所以我无意、也没资格劝诫你鼓起勇气,去和它斗争之类的话语。

    但我想,生活之中即便有99%的不如意和绝望,也总有1%让你感到温暖或者在你眼里呈现明快的色调,为了这1%,就有了继续下去的理由。

    芒种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远方的海平线上,一层薄雾笼罩在初升的半个太阳周围,柔和的淡红色太阳,彬彬有礼地向世界的尽头致以问候。我收拾好背包,往乌斯怀亚最南端的一角走,那里有条通向大海的、由木头搭建而成的小码头,码头上飘扬着蓝白相间的阿根廷国旗,一个袖珍的邮局就建在国旗下面。我在那里购买了信封跟邮票,那信封上用西语和英语印刷着“世界尽头”,我把信折起来,装进信封,寄了出去。

    离开邮局,我继续向前不停地走,在告别乌斯怀亚后,我踏上了前往秘鲁的旅程。

    在马丘比丘的山脚下时,我想起了有一次在病房里,因为上激素而导致脸庞浮肿的肖骐曾对我说:

    “我并不惧怕死亡,却惧怕在向死亡深渊慢慢下坠时,精神逐渐干涸的过程。我已尽力,虽不曾放弃,但似乎注定还要做个失败者。希望失败的那天,你不是作为一位目击者,也不要为我悲伤,哪怕只有一丁点。”

    我听后默然。

    他接着说:“我一直在思考我能留下什么东西,然而越想越茫然,我还没来得及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能做出为人铭记的事业。所以,今天,我想请求你,从这往后,在遇到艰难和绝望时,能想起我,想起我与生活、命运之间所进行的战争。”

    “只有这一个请求吗?”

    “还有,请永远别低下头!”肖骐说,“这也是我唯一想到的,自己可以继续存在于世界上的形式。”

    “我记住了。”

    “那么,请加油,也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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