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真实”世界：来自通俗艺术的例证——《派格报》

    理查德·霍加特

    对人类状况的缜密细节产生无以复加的兴趣，是理解工人阶级艺术的第一个起点。首先，工人阶级的艺术基本上是一种“展示”(而不是一种“探索”)，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表现。它起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人类生活本身是引人入胜的。它不得不处理可以认知的人类生活，不得不以图像为开端，不管它可能变得多么奇诡怪诞；它不得不由几条简单而严格的道德准则来加以巩固。

    这就是《汤普森新闻周刊》的魅力源泉，一种亲切备至的家庭魅力。就是这一点，绝不是趋炎附势，使带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广播连续剧在工人阶级中间流行开来，因为这些连续剧每天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就是这一点有助于确证最流行的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属于下层社会想象或虚构的作品。工人阶级特别喜爱的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地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诚然，无论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在故事中，他们的兴趣通常因“惊奇的”因素而增加——撞倒了一位非常“普通的”女孩子的男人竟然是一位电影明星；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轻寡妇原来已用砒霜除掉两个丈夫，把他们藏在地窖的石板下；而且人们轻易就认为最流行的文字属于“惊奇的”类型。一个人首先应该想到是照相式地详细描述的方面；关键不是暗示逃离普通生活，而是假设普通生活本质上饶有趣味。最初，人们把重点放在人和细节上，不管有没有“使人振奋”的犯罪、性或炫人眼目的东西。德·鲁蒙特说起无数人(尽管他心目中尤其是指中产阶级)“生活于一个浪漫的氛围中，在这个氛围的浓雾中，激情似乎是最高的考验”。我们会看到，在工人阶级文学中也有很多支持这一观点的东西。但对于长期存在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出版物来说，它们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于这些出版物，激情并不比稳定的家庭生活更有趣味。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些节目强调这一点。注意“家常”节目是怎样流行起来的——不仅仅是类似于《家中贵客》(“邻里和睦”这样的节目)，也不仅仅是类似于《戴尔太太日记》《射手》《休格特一家》《戴维森一家》《格罗夫家》《哈格里夫斯一家》这样的家庭连续剧和特辑；还有通常由许多节目组成的真正普通的家庭栏目，这些节目只是靠这个事实连在一起的，即它们都是描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就像比较过时的报纸一样。在我心目中有一些节目，像威尔弗雷德·皮克尔斯的《试一试》和理查德·丁布尔比的《走自己的路》。它们都没有特定的形式；它们不称道音乐厅意义上的“艺术”或娱乐节目；只是“把人表现为人”，并乐此不疲。这些节目也是如此：它们仍旧利用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音乐厅“喜剧的”传统，像诺曼·埃文斯的《越过花园的墙》和阿尔·里德的绝妙的速写；没有必要为了成功而把节目搞成专业艺术的形式，如果节目是真正家常的、普通的，它就会使观众兴趣盎然，大受欢迎。

    我曾经指出，一些杂志——例如，主要是工人阶级妇女阅读的那些杂志，通常被说成“《派格报》之流的杂志”——仅仅提供纯粹的幻想和情感，这一点已成共识。实际并非如此，在某些方面，真正的工人阶级杂志更中意于较新的风格。它们在某些方面还嫌粗糙，但通常不仅于此；在其所迎合的这个群体中，它们仍有感受过生活肌理的感觉。我会把它们当作“较传统的杂志”来谈，因为它们带有《派格报》的传统，反映出工人阶级较陈旧的生活形式：事实上，大多数在现有的题目下都已有10年与20年之久了。

    几乎所有节目都是由三个大的商业组织制作的：集团出版社、纽恩斯集团与汤姆森和伦格公司。但是，作者与插图画家看来对读者的生活和态度有着深刻的了解。人们惊奇于出版商零打碎敲地从外部吸取了他们的很多材料，正如诺丁汉袜商曾经做过的那样。大部分材料是传统的——反映出读者的态度；但那些态度绝不像人们最初可能想的那样荒诞不经。与这些报纸相比，最近载于头版的一些观点就像年轻精明的儿子的观点，他头脑灵活、迎合新潮流，却生活在伤感的、迷信的和守旧的母亲身边。

    这些旧杂志通常因其纸张而得以辨认，这是一种质地粗糙的新闻用纸，往往有一种气味——现在能强烈地勾起我的回忆，因为这气味也就是陈旧的童年时期的杂志与连环漫画的气味——是轻微有些潮湿的东西和真菌的气味。也可由内部的版面来辨认，上面往往只用几种字体；也可由通常“单调乏味”的封面来辨认，封面，在有限的范围内显示粗犷的色彩——几乎完全是黑色的，有蓝、红与黄等强烈的色调却鲜有中间色。常常每本卖三便士，题目包括《秘密》《红星周刊》《幸运星》(现已与《派格报》合并)《奇迹》《神谕》《魅力》《红字》与《银星》。它们主要是为青春期少女和年轻的已婚妇女而设计。因此，《红字》的读者中有2/3的人不满35岁。也有些针对年长读者的杂志。它们各自的读者人数在33万至75万之间，大多数超过50万。会有很多重复订阅的人，但是读者总人数已相当可观，几乎全部是工人阶级。

    在版面上，也都很相似。所有廉价的小丛书的封底上、最后几面正文页的大部分都有很多广告。封面、前几面正文页通常没有广告。彩色封面之后，内封一般留给正规的社论，或者是主要的连载故事，或者是该周“完整的戏剧性长篇故事”。整组杂志中，广告规律地出现，宣传很小范围的商品。一些化妆品依然利用贵族来作宣传，配以贵妇人为参加舞会装扮已毕的图片。同一种的病症屡屡出现于医疗专利的广告上，草率的读者可能由之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工人阶级生来就便秘、“神经质”。残疾往往使一个女孩子在舞会上受人冷落，有很多广告宣称对此回天有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方法，但是，其先例“吉卜赛人告诉我们”这种说法仍然举目可见。因此，时而也有深奥的印度补救办法——“很多年前约翰逊夫人在孟买时就从印度保姆那里得知了秘方。自那时起，数千人就有理由高兴地对她的秘方深信不疑。”有针对已婚妇女的洗衣粉的广告，有治疗头痛的药粉的广告，或儿童用加利福尼亚无花果果汁的广告。但是，一般而言，假设已婚妇女读者还算年轻，足可利用化妆与洗发香波与未婚妇女一争高下。邮购公司为更年轻的妇女做别致的高跟鞋、尼龙内衣的广告，为年长的妇女做紧身胸衣的广告。对于所有群体，尤其是稍年轻而又少有余款的已婚妇女，似乎有大型的广告(这些杂志中很多是大幅的广告)邀请她们做代理人，以代理一个大的服装俱乐部或者普通信用卡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数量激增，主要来自曼彻斯特地区，通常代理人每卖出一镑可得现金两先令，这真是内容丰富的商品目录和免费便条用纸。

    故事组成正文页的主体，也有正规的和应时的特别报道点缀其中。没有政治策略、没有社会问题、没有关于艺术的任何东西。这不是大众报纸的世界，因为大众报纸仍旧声称随时报道新闻；也不是那些妇女杂志的世界，因为妇女杂志偶尔倾心于“文化”。在一个闻名遐迩的电影明星的签名上、在一些朴素的家庭暗示中，常常有美的意味。就个人问题而言，有来自“姨妈”或者保姆的半页建议——这类事情被嘲笑为“玛吉阿姨的建议”；事实上，它通常是非常明智的。尽管果真如此，我不是说从来就有一种严格的道德气息。但是其建议在操作上一般是实用的和合理的，谁的问题超乎记者的能力之外，询问者便会被告知去看医生或去一个咨询协会。也有一块占卜版面，它以星座或出生日期为基础。

    故事可以很容易地被分为连载故事、本周完整的长篇故事与短篇故事(也许仅有一页长)。长篇故事与连载故事常常设置令人惊奇的悬念，例如一个年轻人被证实真正拥有财富或者一个女孩子发现她赢了一场选美比赛，尽管她一直认为自己像简·爱一样长相平平。这尤其见于连载故事中，连载故事必须是“戏剧性的”，逐周刊载悬念丛生、令人震惊的结果。因此，它们倾向于描写所谓狂暴的激情与凶杀事件。有一些潇洒的男子，放荡不羁，通常取名叫雷夫。但是更为有趣的是“迷人的骚狐狸”耶洗别的故事，正像大多数刊物预告宣称的那样。这些妇女立足于地方城镇，隐匿了她们有“一个可怕的过去”或者“一个可怕的秘密”存在于一百英里之外的从前的家中。她们把漂亮的年轻姑娘绑在船舱的箱子里翻下船，杀了她们，因为她们追求的那个男人被这些女孩吸引了；或者把电水壶变成一个致命武器：“她看起来并不邪恶——然而，她的风采倒像一个诅咒”——“这个女人是最美丽的天使，是魔鬼自己塑造成的典范。”

    反对这种文学的强有力的例子为人所熟知。我不打算轻易谈论这种情况。人们应该记住它适用于所有阶级的通俗文学。一个人已经讲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邪恶和罪行的故事之后，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呢？一个人能将这些故事与一般的通俗作品区分开来吗？丹尼斯·德·鲁蒙特指出，这种通俗小说，尤其是在为中产阶级而创作时，通常设法采用双向方法，尽管恶棍事实上从未得胜，他们在感情上却获得成功。例如，如果不贞的爱情是主题，这些小说就暗示了情感的背叛。他们“坚持爱情的链条不可废除，从精神的立场暗示情妇对于妻子的优越性”。“因此”，德·鲁蒙特先生继续说道，“婚姻制度很坏，但是那没关系……因为中产阶级(尤其是在欧洲大陆上)熟谙这个制度不再以道德或宗教为基础，而牢牢地依靠经济基础”。德·鲁蒙特先生也强调对爱情／死亡主题的迷恋，对不贞的恋爱关系的迷恋，这种恋爱关系仅能在死亡中找到某种解决方法。

    这种故事和大多数这些“老”杂志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之间看来有一种差别。这里看来极少有明确假设的情感背叛；惊险的效果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恶棍在冲击——“袭击”——一些东西，这是被置于个人激情的关系之上，关系到家庭与婚姻生活的完美意义上的重要的东西。因此，这里没有爱情／死亡主题，因为那个主题往往全然毁掉积极而又实际的家庭／婚姻主题。这个恶棍引发了一种通奸关系，看来很有趣，这不是因为他享受被禁止却渴望得到的关系，而是因为他攻击了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切，这是令人震撼的一击。他是一种可怕的人，而不是一个伪装的英雄。不像德·鲁蒙特先生所描写的那种更为复杂的文学里通常发生的。这个恶棍在感情上没有获得成功。事实上，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文学。

    然而，更为明显的是这些故事不同于后来的很多性与暴力故事，不同于连载于某些报纸周末版的那种故事。这些故事中强奸或者暴力事件发生时，作者试图表现一种温和的激情，接着就使整个故事陷入到空洞平庸的道德之中。它们甚至与两先令一册的、描写性与暴力的中篇故事相去甚远。它们根本不表现性刺激的场面，也不进行旨在刺激性的描写；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妇女通常不像男人那样对那种刺激作出反应，也因为这类故事属于另一个世界。工人阶级妇女杂志中的故事既不属于中产阶级世界，也不属于较现代的周末版报纸范畴，也不属于最新的中篇小说范畴，甚至更不属于这样一个环境，即违法的关系能被称作“有趣的玩笑”，称作“精明”或“进步”的环境。如果一个姑娘在这里失贞，或一位妻子与人通奸，你就会听到，“那天晚上，我就这样堕落了”，或“我犯下了滔天大罪”：尽管显而易见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兴奋，但你会感到堕落与罪恶的意义也是真的。

    读过很多这类故事之后，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它们非同寻常地忠实于读者生活的细节。短篇故事与连载故事或长篇故事占的篇幅一样多，短篇故事看来主要是忠实地记述普通生活中有趣的或令人担忧的琐碎事件。连载故事可能突然介入到出人意料的浮华世界中去，这个世界仍被称作“英国富丽堂皇的家园”，或者可能表现一个印度王公或阿拉伯酋长：但是通常这个世界是读者生活的世界，故事用相当精确的细节来描述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也有适量的犯罪——如汤普森夫人被怀疑入店行窃等等。我打开《银星》：在前面内封页上，完整的长篇故事《耻辱的信》开始了：

    斯特拉·凯拉开15号大门的门闩，前门开了，母亲不安地招呼她。

    “你回来这么晚，出了什么事？”她低声说道，“记着买香肠了吗？噢，好闺女！”

    斯特拉看了看母亲红润的面庞和上好的花围裙。

    有客人！她正急匆匆要把好消息告诉他们大家的时候！不得不沉住气了。

    典型的一份《秘密》每周刊出的诗是《母亲夜出记》，是关于父母每周看一次电影的事：“星期一晚上，在3号，父母在匆匆忙忙地喝茶。事实上，可怜的父亲刚刚准备好，母亲就催促道，‘弗雷德，快点！”

    《神谕》的后边有一篇短篇故事《英雄回乡》，是这样开篇的：“小百货店在雷珀路拐角处，大多数妇女都在那儿买东西。她们已听厌了博色姆夫人情人的故事，但是她们不能这么很坦白地告诉她，因为在紧急时刻她那么乐于助人有求必应。”《幸运星》的一篇微型故事这样开始：、“莉莲·韦斯特瞟了一眼厨房墙上的钟。‘天哪，’她想，‘这些天家务事我干得多快啊！’”接下来说，在她决定独自离开已婚的儿女，不至于再为麻烦的家务琐事操心以后，她意识到人们仍旧那么需要她，就发现了新的幸福。另一篇故事开头是这样的：“玛丽是一位普通的女孩子，在一家工厂里做一份普通的工作”，这概括了几乎所有这类故事的开头。

    插图有助于营造相同的氛围。一些更新的杂志擅长用快拍照相机摄制的照片做插图。“老式”杂志仍旧使用风格简单的黑白图画。尤其在较现代的出版物中存在着非常复杂的黑白线条画。与它们相比，在一些地方报纸中还能发现当地人绘制的漫画，这些漫画属于30年前。因此，这种情况与大多数图画一起存在(连载故事或完整的长篇故事的主要插图有时是个例外)；他们在形式上并不巧妙，细节上几乎完全不够浪漫化。女孩子通常是漂亮的(除非甚至一个长相平平的女孩子都能找到好丈夫)，但是她们的漂亮并不迷人，工人阶级的女孩通常都是这样，不迷人却非常漂亮。她们穿着宽松的衬衫、工作服再配上裙子，或者舞蹈连衣裙。能够看到工厂的烟囱矗立在一个角落，大街上断断续续地立着灯柱，在烟囱后延伸下去；街上有公共汽车、自行车、当地舞厅与电影院。

    这样贴近读者生活的细节可能仅仅是序曲，随后便展开一篇表现实现愿望的故事。这篇故事是讲述非同寻常的事，它可能发生在来自那个世界的人身上。有时，故事中的社会层次偶尔也逐步升级，因此人们能够感受到居住在别墅或上等住宅区有多么好。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往往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环境就是读者生活的那个环境。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读一读故事，立刻就会注意到不同于“脸谱式反应”的情况：每一种反应都有固定的表现。我浏览了一遍同类故事中对审讯的报道：它们众口一词、主人公的面部“因兴奋而紧张”、浑身战栗；主人公表现了“钢铁般的控制力”并以“冷酷的表情”面对捕快；注视着主人公的女友“心急如焚”，“内心痛苦不已”。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作者使用陈词滥调、读者看来需要陈词滥调、他们没有通过语言探讨经验、实现经验吗？的确如此。但是我重申，这些首先是陈述：利用画面表现已知事物。它们的读者几乎不可能解决可称作严肃文学的任何问题；但还有更坏的东西，尤其是在今天。如果把故事当作对生活忠实但戏剧化的表现，其形式与价值已为人所熟知，我们可能发现询问故事展现的价值是什么会更有用。仅仅嘲笑这些作品，没有任何好处：我们首先需要欣赏的是故事在平淡中表现出来的稳固而亲切的生活方式。圣诞卡和生日卡上的诗可能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精心挑选那些卡片，通常是因为那上面的诗“动人”而“恰到好处”。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淳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迸发形成巨大的激情。但这些感情迸发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严肃的作家为更复杂的读者发现今天使用词汇的难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使用极为大胆的词语，而今，为更精明的读者创作的严肃作家已发觉很难再用这些词语，另外许多作家即使使用，也意识到不能让人发现自己在用。正如我在另一场合谈到的那样，它使用种种意义上的“罪”、“耻辱”、“犯罪”、“罪恶”之类的词语。它完全接受并把这样一种观念作为其主要的参照点，即以爱、忠诚和快乐为基础建立的婚姻与家庭是一个妇女生活的正当目的。如果一个女孩“有了罪”，这不表示这个女孩背叛了自己而有罪，像另一范围的作家会认为的那样，也不表示缺乏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之外的某种关系，而是表示她毁掉了建立一个像样的家庭的机会，这补充了我前面在伦理上强调工人阶级的信仰时所说的话。这类连载故事的一个较为普通的结局就是这个女孩要么再找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并嫁给他，要么就是找另一个男人，他尽管知道一切，但准备娶她、做那孩子的父亲并爱她们。人们可以欣赏那些不堪信任的“另类女人”的力量，她们是破坏家庭的邪恶女人，这类女人着手毁掉现存的婚姻或正要开始的婚姻。但，即便那心猿意马的男人要破坏婚姻，他也会获得短暂的救赎：因为在婚姻破裂之前，他遵奉的是教规，而非赋予荡妇的权力。

    惊险故事提出一些大胆的缓和方式，以突出对抗这种基本格式，惊险故事不可分解地与这些缓和方式相联系。我不认为惊险故事促使读者模仿，或者常常使读者梦到这些惊险事件，其方式令人作呕。这些故事与其生活之间的关系，就像风筝与坚实的地面一样，都是从这个地面起飞的。普通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所有杂志中把生活的经纬织进连载故事和短篇故事中。这就是主要构思的方式。

    不要因为某个朋友离开了你，就破坏今天的气氛；不能说上帝剥夺了你的一切。生命太过短暂，不要生气，也不要伤心……

    或者：

    千百万桩琐事

    往往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这却组成了幸福

    就人生观而言，实际上这依然是亨利·伍德夫人(《伊斯特·林恩》《戴恩斯伯雷山庄》《希利伯顿夫人的烦恼》)、弗洛伦斯·L.巴克利(售出一百万册的《玫瑰园》)、玛丽·科雷利(《撒旦的悲哀》——对我姨妈而言是“古典作品”)、赛拉斯·K.霍金(《艾维》《她的本尼》《他父亲》)、安妮·S.斯旺(《分开的房子》)或者鲁思·兰姆(《任性的受监护人》《刁蛮的小姐》、《妻子还年轻》、《有思想的乔与他怎样得到名字》)的世界，并且也是很多其他作家的世界，其作品通常由宗教宣传册协会出版，作为奖品，分赠给主日学校的上流阶层。现在它正被更新的杂志所替代。顺便提一下，我想知道在苏格兰它是否在长时间地对抗更新的杂志：《人民的朋友》是一种非常普通而又有吸引力的周刊，每册三个便士。这种杂志仍在苏格兰出版；谢菲尔德的《电报周刊》是种相似的杂志，我相信，仅仅在几年前就寿终正寝了。一些“老式”杂志正试图创造新杂志的魅力，通常依靠夸大惊险故事的较陈旧的形式，借以保存自己。紧张、扣人心弦的新式连载故事在广告上宣传，利用大幅的插图，混合了老式的普通图片与新式的特写手法。

    但是几种新式的杂志持续增加其已有的非凡的发行量。在很多方面，它们体现了和“老式”杂志相同的看法，尽管它们旨在吸引大量的读者，借以能与一个社会阶层相认同，这些新式杂志发表文章时相当精明，大概能够在家庭问题上比“老式”杂志提供更多的专业文章。“老式”杂志中有粗糙之处，摒除这些粗糙之处毫无遗憾。我没有强调这些特质，因为我关心的是展示与工人阶级生活更好的联系。但是在我看来，新式杂志的精明之处往往引申到它们的看法中，变化并不总是为了利益。精明容易变成花言巧语，这种杂志也强调金钱权威(新闻中，薪水或奖金数目填在人名后面的括号里)，它更“着迷地”关注大众人格，比如工业巨头的同性恋妻子，或无线电和电影明星，也有嬉戏的家庭生活和相当顽皮或古怪的举止。

    “用光纸印刷的杂志”旨在成功地吸引较年轻的妇女，这些妇女想变得精明、追赶时髦，不想落伍。“老式”杂志也许愿意赶上“用光纸印刷的杂志”，代价却是高昂的。它们大概还有足够多的读者，以维持旧的出版形式，并获得利润。我想，这种情况结束时，旧式杂志要么按照“用光纸印刷的杂志”的方向进行真正激进的变革，要么就是寿终正寝。

    (王广州 译、丁泓 校)

    文化分析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这种批评涉及范围很广，从非常类似于“理想的”分析过程，经过着重强调被研究的特定作品的过程(以阐明和评价这部作品为主要目的)，同时对传统发生兴趣，并发现“世界上构思和写得最好的作品”，直到一种历史批评，在分析特定的作品之后，历史批评试图将它们与它们从中出现的特定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分析将包括总是被提及的历史批评，在历史批评中，分析知性和想象的作品与特定的传统和社会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批评也包括对生活方式中诸因素的分析，而文化其他定义的追随者认为这些因素根本不是“文化”：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此外，这类分析涉及的范围包括“理想的”重点，即发现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或至少是高级或低级的意义和价值，中经以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的“文献式的”重点，一直到这样一种重点，它研究特殊意义和价值、目的不在于对它们进行比较以确立一种标准，而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变化方式，去发现从总体上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一般发展的某些一般“规律”或“趋向”。

    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在我们对过去许多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发展阶段的认识中，我们对保持重要交流能力的主要知性和想象作品的依赖程度，使从这些角度对文化进行描述，即便不够全面，至少也是合理的。的确可以这样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比较宽泛地描述“社会”，我们就能够将“文化”恰当地限制在这种比较有限的指涉中。然而，“理想的”文化定义的一些因素，在我看来也很有价值，它们鼓励保留宽泛的指涉。现在记录的许多比较研究结束之后，我发现很难将人类完善的过程与“绝对”价值的发现等同起来，就像平常所界定的那样。我接受了这种批评，这些“绝对”价值通常是一个特殊传统或社会的价值的延展。然而，如果我们不将这个过程称作人类的完善，人类的完善意味着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一种已知的理想，而称之为人类的进化，以表示作为物种的人类的一般发展过程，我们就能够认出其他定义可能排斥的事实领域。因为，在我看来，特定个体在特定社会中发现的、社会传统所保存的、特定种类的作品体现的意义和价值，确实被证明是普遍的，即当被人们所掌握时，它们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完全有助于发展人的能力，以便丰富生活、管理社会和控制环境。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以特殊技巧的形式，出现在医学、生产和传播中的这些因素，但是，显而易见，这些因素不仅依赖比较纯粹的知性学科，这些学科只有创造性地掌握经验才能产生，而且这些学科本身，连同某些基本伦理前提和某些主要艺术形式，被证明同样能够被汇集成一种一般的传统，而这种一般的传统，通过许多变化和冲突，似乎代表了一条共同的发展路线。称这个传统为一般的人类文化，并补充说它只有在特定社会发挥作用、是由受到较多当地和临时系统塑造的，似乎很有道理。

    我认为，在文化作为一个术语而使用的过程中，意义和指涉的变化，不但必须被看作阻碍任何简捷和单一定义的一种不利条件，而且必须被看作一种真正的复杂性，与经验中的真实因素相一致。三种主要定义中的每一种都有一种重要的指涉，如果情况确乎如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任何充分的文化理论必须包括这些定义所指向的三个事实领域，相反，排除彼此指涉的任何一种特殊的文化定义，都是不完备的。因此，“理想的”定义试图将它描述的过程从它详细的体现和特定的社会塑造中抽象出来——把人的理想发展看作脱离、甚至对立于他的“动物本性”或物质需要的满足——在我看来，这种定义无法接受。此外，只从书写和绘制的记载中看到价值、将这个领域同人的其他社会生活截然分开的“文献式的”定义，同样不可取。另外，“社会”定义将一般过程或艺术和学术总体当作纯粹的副产品，是对社会真正利益的消极反映，在我看来同样是错误的。然而，无论在实践上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将这个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即便不显著至少通过终极指涉，将我们的特殊研究与实际和复杂组织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从分析方法中拾取一个例子对此进行说明。如果我们分析某一件特殊艺术作品，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我们可从理想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了某些绝对的价值，或者从文献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某种艺术手段传达某些价值。无论从哪一种分析中都会得到许多东西，第一种分析指向尊崇死者的绝对价值；第二种分析通过合唱队与双重哀歌这种独特的戏剧形式以及诗歌具有的特殊的激情，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某种基本的紧张状况。然而，很明显，无论哪一种分析都是不全面的。作为一种绝对的价值，对死者的尊敬，在剧中仅限于独特的亲属关系系统及其传统的义务职责——安提戈涅愿意为一位兄长而不是为丈夫做这一切。同样，戏剧形式、诗歌的韵律背后不仅有一种艺术传统、许多人的作品，它们不仅仅受到体验需要的塑造，也受到使戏剧传统得以发展的独特的社会形式的塑造。我们能够接受从我们最初的分析当中引申出来的内容，但我们不能继续接受这样一种看法，由于是引申出来的内容，所以尊崇的价值或者戏剧的形式及特殊的诗歌，只有在我们赋予它们的语境下才有意义。通过这类内容浓缩的例子来认识尊崇，已超出它的语境，进入到人类意识的普遍发展之中了。戏剧形式超出了它的语境，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成为主要的一般戏剧传统中的一种因素，戏剧本身作为一种特定交往形式超越了塑造它的社会与宗教，并可能被重新创造，以便直接向想象不到的观众述说，这样，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出理想的价值或特定的文献，也不能把这些都归结在某一特定文化自身的术语之内进行解释。如果我们在任何一种实际的分析当中研究真正的关系，我们便认识到，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例子当中研究一个一般的组织，而在这个组织之中我们又无法从中抽象出或分离出一种因素。认为价值或艺术作品在不参照它们得以表现的特定的社会情况下是可以充分进行研究的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认为社会的解释是决定性的，或者说价值与艺术品不过是副产品的看法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艺术作品或价值是如何受到它们从中得以表现的整个背景的深刻影响，我们就习惯于用一种标准形式去询问和这些关系有关的问题：“这种艺术与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中“社会”是一个貌似有理的整体。如果艺术是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在艺术之外，就没有一个坚实完整的我们以问题的形式承认其优先权的整体了。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为了充分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所有的活动当作人类能力特定的同时代的形式来看待。如果我们从这些活动中抽出任何一种，我们就能看到，有许多其他的活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按照整个组织的性质，从这种活动当中反映出来。似乎同样可能的是，我们能够区分出为某些特定目的服务的任何特殊活动，这一事实表明，没有这种活动，当时当地的人类组织的整体就不可能实现。因此，艺术显然与其他活动相关的同时，可以认为它在以那个组织的措辞表达那个组织内的某些因素，而且那些因素也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这就不是把艺术与社会联系起来的问题，而是在不承认我们选择抽象出来的任何一种活动具有优先性的情况下，研究各种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正如我们经常遇到的那样，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一特殊的活动开始彻底改变整个组织的时候，我们还不能说其他的所有活动一定与这个活动有关；我们只能在变化着的组织内部去研究各种特殊的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影响的方式。进而言之，因为这些特殊的活动要为变化着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目标服务，我们必须去寻求的那种变化则很少是一种简单的变化：持续、调整、无意识的吸收、积极抵制、替代性的努力等因素通常都要出现在特殊的活动与整个组织当中。

    从文献角度分析文化极为重要，因为它能产生它从中得以表现的整个组织的特殊根据。我们不能说我们了解社会的一个特殊形式或时期，也不能说我们将看到它的艺术和理论如何同它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前，我们的确不能宣称自己认识了社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这里提到它是因为，许多历史实际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假定基础上书写的，即社会的基础，它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分类构成了核心事实，而艺术和理论可以从中得以引证作为边缘性说明或“对照”。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这个过程被利落地颠倒过来了，当这些学科被描述成按它们自身的规律发展的事物时，一种被称为“背景”的东西(在普遍的历史上居于核心的东西)也被概述出来了。显而易见，在概述讲解时选择某些活动加以强调是必要的，在暂时的分类中去追寻发展的独特线索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文化史是从这类独特的工作中慢慢地积累而形成的，只有当积极的关系被重新建立起来，所有的活动都受到平等对待时，编写文化史才是可能的。文化史肯定大于这些特定的历史的总和，因为这些特定历史之间的关系、整个组织的特定形式才是它所特别关注的。我则愿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在这个语境之下分析特定的作品或体制，就是去分析它们的组织的基本种类，分析作品或制度作为总体组织各个部分而加以体现的关系。这类分析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模式：任何有用的文化分析始自于发现一个独特种类的模式，总体的文化分析所关注的正是这些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模式有时揭示出迄今分别加以考虑的活动中出乎意料的同一性和对应，有时又揭示出出乎意料的非连续性。

    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我们才能够期望本质地认识一般组织。我们能够了解有关其他地点和时代的大量生活，但是，在我看来，某些因素总是无可挽回的。甚至那些能够弥补的，也是通过抽象得以弥补，而这至关重要。我们将每一种因素当作一种积淀来认识，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每一个因素都在稀释，都是一个复杂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时，最难以掌握的事情就是，这种感觉到的对特殊地点和特殊时代生活性质的感知：把特殊活动结合成一种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感知。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一个特殊生活组织的概貌；我们甚至能够复原弗洛姆所说的“社会特征”或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社会特征——态度和行为的一种评价系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被传授的；它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方式。“文化模式”是对利益和活动的一种选择和构形，而且是对它们的一种特殊评价，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组织，一种“生活方式”。而当我们将它们复原的时候，即使这些通常也是抽象的。可是，我们很有可能获得对一种更为常见的因素的感知，这种因素既不是特征也不是模式，而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借以存活的实际经验。这可能非常重要，我想事实是，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时期的艺术中的这类联系。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我们拿这些去衡量这个时期的外在特征，允许单独变化的时候，仍然存在我们不能轻易定位的某种重要的共同因素。我认为，如果考虑到对我们自身共有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类似分析，我们就能最深刻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此发现了对生活的一种感知，几乎不需要表现的一种特殊的体验群体，通过它，外部的分析家所描述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特征都以某种方式传递下去，给予它们一种特殊和独特的外表。当我们注意到从不以“同一种语言”交谈的各代人之间的对比的时候，或当我们读到社群之外的人对我们的生活的描述时，或当我们在学习我们的方式、但未在这种方式中长大的人身上观察到言语或行为风格的细小差异，我们通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几乎任何形式描写都过于粗糙，无法表现对一种特殊和与生俱来的方式的非常独特的感知。在我们所熟知的生活方式中，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当我们处于来访者、学习者和另一代人的位置上，情况肯定如此，事实上，当我们研究过去任何时期的时候，我们都处在这个位置上。尽管它很可能被转向琐碎的叙述，然而具有这种特点的事实既不是琐碎的也不是边缘的，它令人感觉到非常关键。

    我建议用以描述它的术语是感觉的结构，它同结构所暗示的一样严密和明确，然而，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期的艺术，包括论证中的独特研究方法和基调，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特点在某处得以表现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它的表现通常是不自觉的，但却通过以下事实表现出来，在我们仅有的载体的被记录的传播例子中，实际的现存感觉，使交往成为可能的强烈的共同性，被自然地加以利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比起社会特征，感觉的结构为社群中许多个体以同样的方式占有。但我认为它是所有实际社群中一种非常深刻和非常广泛的支配，因为确切地说，它正是传播所依赖的。尤其有趣的是，它似乎并不是以各种形式习得的。一代人训练自己的后继者，在社会特征或一般文化模式方面获取尚好的成功，但是，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感觉的结构，他们的感觉结构好像并非“来自于”什么地方。极为独特的是，因为在这里，变化的组织产生于有机体中：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作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的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一旦这种结构的载体死去，文献式的文化是我们接触这种重要因素最便捷的途径，从诗歌到建筑和服装时尚，正是这种关系赋予从文献角度界定文化以意义。这绝不意味着文献是自主的。只是说，正如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必须根据整个组织来寻求一种活动的意义，整个组织绝不是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我们一直寻求整个组织在那里表现的真实生活。最为明显的是，文献式的文化的意义在于，当活着的见证人沉默的时候，它直接向我们表现那种生活。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反思一种感觉的结构的性质，看到即便密切接触它的活着的人们，在掌握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大量材料的同时，也未能完全理解它，这时，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利用各种渠道形成一种方法，一种粗略估计而已。

    我们需要就文化最一般的定义区分文化的三个层次。在一个特定时期和地点活生生的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各种被记录的文化，从艺术到最普通的事实；一个时期的文化，也存在把活生生的文化和时期文化相联系的因素，选择性传统的文化。

    当一个时期的文化不能再存活下去，但以更狭隘的方式残存在记录中时，直到我们感到我们对它的文化产物、它的文化特点、它的活动和价值的一般模式及其感觉的结构，有一番清晰的言之成理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细致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然而这一时期文化的残存物不是受这个时期本身所支配，而是受逐渐构成一个传统的新时期所支配。甚至一个时期的大多数专家也只知道它的记录的一部分。例如，人们可以很自信地说，没有人真正了解19世纪的小说；没有人读过或能读完从装订成册到廉价连载的如此大范围之内的全部小说。真正的专家可能读过几百本，一般的专家读过的稍微少一些，受过教育的读者的阅读量则递减，尽管他们对这一主题都会有明确的认识。一个严格选择的过程便即刻显而易见，每一个活动领域都是如此。当然，19世纪的读者也同样不会读完所有的小说，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读过的不过是选集。但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每一个人都有我认为后世任何一个个人无法全部追寻的东西：对这些小说写作时代的生活的感觉，而现在我们只能通过选择出来的作品来接近这种感觉。在理论上，一个时期被记录下来；在实践上，这个记录融入了一个有选择的传统之中，两者都不同于活生生的文化。

    试图理解一种选择性传统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始于这一时期自身内部；从全部活动中选择出某些事物加以评价和强调。这种选择一般会反映这一时期的整体组织，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评价和强调以后将被证实。这一点我们从过去的时期那里看得足够清楚，但是，我们决不真正相信我们自身情况是这样。我们能够以过去十年的小说为例。没有人真正读完20世纪50年代的所有小说；阅读速度最快的读者，即使每天阅读20小时，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可是，显而易见，在印刷品和教育当中，不仅这一时期的小说的某些一般特点已有定论，而且人们已经制定出一个达成共识的合理的简短的书目，包括看起来是最佳和最重要著作的书目。如果我们使这份书目大约包括30种著作(实际上这已经是非常严格的选择了)，我们可以假定，50年后，研究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专家将了解这30种，而一般读者或许将了解其中的五六种。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50年代过后，另一轮选择过程将重新开始。在减少这些著作数量的同时，新一轮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也将大大地改变表达过的评价。的确如此，当50年过后，很有可能做到比较合理的永久评价，尽管这些评价会继续波动。然而，对于经历过这段漫长过程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仍将面临这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很重要的一些因素被忽略了。我们将以一种缺乏说服力的倚老卖老的方式说，“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再读某某作品了”，不光如此，而且会更为肯定地说，“不，不是那么回事；这只是你的看法”。因为任何一个时期都至少包括三代人，我们总是看到这种例子，一种复杂因素是，甚至在我们的最重要的时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保持原来的看法不变；有许多调整我们不应该反对，有许多省略、扭曲和重新阐释我们应当加以接受或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是产生这一切变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当活生生的见证已经故去，进一步变化将会发生。经历过的文化不仅仅被缩减为入选的文献；而且它将以其简化形式部分地被用作对人类发展一般路线的贡献(虽是相当小的贡献)；部分地被用于历史的重建；此外，作为已经结束了与我们的关系的，所以部分被用作命名和定位过去一个特定阶段的方式。这样一来，在一个层面上，选择的传统产生了一种一般的人类文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在第三个层面上，也是最难以接受和评价的层面，产生了对曾经属于活生生的文化的许多领域的弃绝。

    在特定的社会内部，选择受到包括阶级利益在内的许多种特殊利益的制约。正如实际社会状况在极大程度上支配当代的选择一样，社会的发展，历史变化的进程，也将会极大地决定这个选择传统。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全部文学作品而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的有限范围内，这些在形式上关系到保持传统生命力的制度(尤其是教育和学术制度)是致力于总体传统的，而非致力于根据当代的利益而作出的某种选择。这种献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某一选择性传统的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明显被当成故纸而弃之不顾的文学作品常常被翻案和被重新发现，显而易见，只有当学术机构保存着过去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即便没有活力，但至少可资利用时，这种可能性才能存在。选择性传统遵循一个社会的成长道路，这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这种成长是复杂的并且是持续进行的，所以往昔文学作品在将来的重要性是不可预料的。有一种自然的压力迫使学术机构遵循社会发展的道路，但是一个明智的社会，在保证获得这种重要性的同时，将鼓励学术机构为保存一般的作品留有充分的资源，并且抵制那种任何特定时期都可能满怀信心地提出的批评，即认为这种活动的大部分内容是没有意义的、无用的。许多学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自身保持永恒不变并且抵制变化，这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常常是一种障碍。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在新的学术机构中进行一些改革，但是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选择性传统的过程，并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期之后对它进行审视，以便真正意识到历史的变化和动荡，那么这种永恒性所具有的相应价值就将为人们所称道。

    在一个整体社会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之中，文化传统可被看作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特殊的发展路线将被勾画出来，往往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然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一新阶段的突然出现，这些路线将被取消或削弱，从而勾画出新的路线。在当代文化分析当中，选择性传统的现存状态至关重要，因为情况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某种变化——确立有关过去的新路线，突破或重新勾画现存路线——是一种激进的当代变化。我们往往低估文化传统不仅作为一种选择而且作为一种阐释的程度。我们通过自身的经验来看待大多数往昔的著作，甚至没有努力从它们起源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分析所能做到的并不是要扭转这种局势，使一部作品复归到它所在的时期，而是通过显示历史的替代选择，使阐释变得有意识；将阐释与它所依赖的特定当代价值联系起来；通过探讨作品的真实模式，使我们面对我们正在作出的选择的真实性质。我们将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使作品存活是因为它真正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将发现，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正出于自身的目的以一种特殊方式使用作品，认识到这一点，比无条件地信奉“伟大的评价者，时间”这种神秘主义要好。为了利用时间这个抽象物，我们自身主动选择的责任就是压制我们的经验的核心部分。所有的文化作品，要么能够与它从中被表现的整个组织联系起来，要么与它从中被利用的当代组织联系起来，联系得越是主动，我们越是清楚地看出它的真正价值。这样一来，“文献式的”分析从作品中走出来而成为“社会”分析，无论是在一种经历过的文化中，过去的一段时期，还是在自身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选择性传统中。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将这个过程当作人类的完善(走向决定价值的运动)，而是将它当作许多个体和群体为之作出贡献的人的一般进化的一部分来接受，发现永久的贡献将导致同类的一般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分析的每一种因素都将是能动的：在许多不同层次上，每一个因素都将体现一些真实关系。在描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过程将显现出来。

    (赵国新 译)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

    E.P.汤普森

    本书的题目有些笨拙，但还是达到了它的目的。之所以用“形成”这个词，是因为它研究的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这个能动过程缘起于能动作用就如同缘起于条件作用一样。工人阶级不像太阳那样在固定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的时候。

    由于诸多原因，本书目的之一就是考察阶级(class)，而不是许多阶级(classes)。二者间当然有区别。“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是一个描述性术语，既难以捉摸又具有明确的意义。它将一大堆分离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此处的裁缝，彼处的织工，他们一起构成了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

    我理解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将许多根本不同的、看似不相关联的事件统一起来，既包括在经验的原材料中又在意识中的事件。我强调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不把阶级看作一个“结构”，甚至不把它看作一个“范畴”，而是将它看作人类关系中实际发生的某种事物(而且能够表明是已经发生过的事物)。

    不啻如此，阶级观念引发出历史关系的观念。同其他关系一样，它流动不定，如果我们将它固定在特定的时刻剖析它的结构，它便规避分析。即便最严密的社会学网络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纯正的阶级标本，如同它不能提供一种尊崇或爱的标本一样。关系一定总是体现在真实的人们和真实的语境当中。此外，我们不可能有两个独特的阶级，每一个都有独立的存在，然后再使其彼此关联以形成关系。我们不可能没有爱人而产生爱，也不可能没有乡绅和劳动者而产生尊崇。一些人由于具有共同(继承的或共有的)经验的缘故，感觉和系统表达了他们之间利益的同一性，而反对利益不相同(通常相反)的人们，于是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验大多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就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以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形式为其体现。如果经验看起来是被决定的，阶级意识则不然。我们能够在经历相似经验的相似职业群体的反应中看到一个逻辑，但我们不能断言任何规律。阶级意识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以相同方式出现，但绝不以仅有的相同方式。

    今天，一个常在的诱惑假定阶级是一个事物。这不是马克思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阐述的意思，可是，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错误地引导了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工人阶级，被假定具有一种真实的存在，几乎可以精确地加以界定——如此众多的人们都与生产手段处于某种关系之中。一旦如是假定，如果“它”能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真实利益，就有可能推断“它”应当具有(但实际很少具有)某种阶级意识。这种认识可以通过一种文化上层建筑在许多不充分的方面显示。这些文化“迟滞”和歪曲是很令人讨厌的，这样一来很容易从这种理论转移到某种替代理论：政党、派别或理论家揭示的并不是原本的、而是应当具有的阶级意识。

    如果牢记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事物，我们就不会以这种方式思考。“它”的存在既不是为了拥有某种理想的利益或意识，也不是要像病人那样躺在带调节器的手术台上。我们也不能把问题本末倒置，就像一位权威(在阶级研究中过分关注方法论，以至于排斥对真实历史语境中唯一真实的阶级状况的审视)告诉我们的那样：

    阶级是建立在与某些位置有关的合法权利的差异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建立在有关其权威期待的社会角色的结构基础上的……个体根据权威的观点，通过扮演相关的社会角色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一个阶级是因为他占据了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阶级成员身份源于社会角色的位置。[1]

    问题当然在于个体是如何充当这种“社会角色”的，以及(具有财产权利和权威结构的)特殊社会组织是如何存在的。这些是历史问题。如果我们将历史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点上，那就不会存在阶级，存在的只是具有无数经验的无数个体。但是，如果在足够长的社会变迁中观察这些人，我们就会观察到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制度的模式。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身历史的人所定义的，并且，最终这是它唯一的定义。

    即便我已经表现出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上的先入之见缺乏足够的理解，我仍然希望本书被认为有助于理解阶级。因为我确信，除非把阶级看作一种社会和文化构形，我们才能理解阶级，这种构形产生于许多过程，只有当这些过程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产生结果，才能对它们加以研究。从1780年到1832年这段时期，大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与他们的统治者和雇主的利益相悖。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是四分五裂的，事实上，只有在所经历的相同年月里，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某些反抗得以化解(或逐渐变得无足轻重)，它才获得内聚力。这样一来，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就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是这样安排的。在第一部分，我探讨了在18世纪一直存在的流行传统，这些传统影响了18世纪90年代极其重要的雅各宾骚乱。在第二部分，我从主观影响转移到客观影响——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群体的经验在我看来尤为重要。我也试图评价新的工业工作纪律的特征，以及卫理公会对它的影响。在第三部分，我拣取了平民激进主义的话题，中经勒德主义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期的英雄时代。最后，我将讨论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政治理论和阶级意识的一些方面。

    这是一组相关主题的研究，而不是按照逻辑顺序进行的叙述。在选择这些主题的时候，我时常有意识地利用写作反对流行的正统观念的影响。首先有费边社的正统观念，它认为，除了少数有远见的组织者(著名的弗朗西斯·普拉斯)外，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被动的放任主义的牺牲品。其次有经验派的经济史学家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把劳动人民看作一种劳动力，流动工人，或统计基数的资料。然后还有“天路历程”式的正统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故事发生的时期被翻了个底朝天以寻找福利国家的先驱——倡导者，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发起人，或(较晚近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典范。这些正统观念中的每一种都有其合理性，都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我与第一和第二种正统观念的争执在于，它们往往掩盖了劳动人民的能动性，掩盖了他们通过有意识的努力为历史的形成作出贡献的程度。我与第三种正统观念的争执在于，它根据后来的先入之见解读历史，而不是将历史作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解读。只有成功者(就其志向预示了后来的演变而言的成功者)为人们所牢记。绝境、失败的事业和失败者本人却被遗忘。

    我希图将贫穷的织袜工、反对机械化的佃农、“被淘汰的”手工操作织布机的织工、“乌托邦”工匠，甚至被欺骗的乔安娜·苏斯考特的追随者，从后人了不起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和传统可能正在消亡。他们对新工业主义的敌视看上去已经时过境迁。他们的公有社会的理想可能是幻想。他们反叛的密谋可能很鲁莽。但是他们经历过剧烈的社会动荡，而我们却没有。就他们自身的经验而言，他们的志向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是历史的受害者，那么，在他们遭受谴责的自身生活中，他们仍然是受害者。

    我们唯一的判断标准不应该根据后来的演变证明人行动的合理性。毕竟我们自身没有处于社会演变的终结时期。在工业革命时期人民的一些失败的事业中，我们发现了有关社会罪恶的一些深刻见解，这些罪恶是我们必须要祛除的。此外，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旧面临工业化问题和民主制度的形成问题，在许多方面与我们自身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经验相似。在英国已经失败的事业，很可能在亚洲或非洲获得胜利。

    最后，是向苏格兰和威尔士读者致歉的说明。我忽视这些地方历史的原因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尊重。阶级既是一种文化构形，同样也是一种经济构形，正因如此，在归纳英国以外的经验时，我一直很谨慎。(我探讨了爱尔兰人，但不是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英格兰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记录，同我们自己的记录一样，非常具有戏剧性，同样遭到歪曲。苏格兰的雅各宾骚乱更激烈，更具有英雄色彩。但是，苏格兰的经历极为不同。卡尔文主义与公理会教义不是一回事，尽管在19世纪早期很难说哪一个更糟糕。我们在英格兰找不到与高地移民相似的农民。流行文化也很不相同。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还是有可能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验是独特的，因为工会和政治联系是短暂的和不成熟的。

    (赵国新 译、罗钢 校)

    注释

    [1]R.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9)，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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