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经济

    约翰·费斯克

    大众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坚持错误地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社会里，人们基本上都相同，那么，大众性就颇具诱惑力地容易理解了。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和亚文化构成的，它们都聚集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区别性的权力分配时，大众性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

    本书中，我反驳了这样一种普遍看法，即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仅只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其多样性最终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们都在促进同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们给苦药包上糖衣的技巧如此娴熟，以至于人们在消费和享受文化商品时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事一种意识形态实践。我想“人民”并不是“文化瘾君子”；他们并不是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因而靠工业巨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恩赐过活的一群。我也同样拒绝这样一种假定，即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共性是低贱，所以，艺术若要吸引许多人就只需诉诸于人们所说的“动物本能”。“最小公分母”在代数中也许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在对大众性的研究中，其唯一可能有的价值就是暴露使用这个概念之人的偏见。

    近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拒斥单一的或单声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热衷于多元意识形态，这种多元意识形态以多种方式向多种资本主义主体表达资本主义。它们在这方面的统一性由于它们表述资本主义所用的多声部而破碎化了。这样一种观点设定了多种抵制点或接受点，其唯一的统一性在于其抵制或接受的事实，而不在于它所采取的形式。

    这种模式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更大的解释权力，并授予“人民”某种权力。尽管主导意识形态具有同质化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资本主义生产与这些身份等量的不同声音。资本主义声音的多样性证明了从属阶级的相对不妥协性。

    关于大众性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出于文化生产者和销售者利益的定义是一种人口统计的定义，往往具有人口统计学的精确性，对某一特定社会经济阶级、年龄组合、性别或其他分类的人口进行清点，然后将结果“卖给”广告商。清点的人口越多，大众性就越大。与此相对立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大众性指的就是“人民”，大众性产生于并服务于使商品得以流行的那些人的利益。这里，大众性成了衡量文化形式满足其客户欲望的能力的标尺。仅就人民占据不同于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环境这一点来说，他们的利益必然不同于生产者的利益，而且往往与之相抵触。

    “人民”这个术语具有浪漫的内涵，一定不能让这些内涵使我们产生一种理想的观念，把人民视作在文化和社会经验方面是可靠的一股对立力量。相反，我们应该把人民视作一个多元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以众多方式适应或抵制主导价值体系的无数不同的社会群体。仅就“人民”是个合理的概念这一点而言，应该将其视作不断变化的、相对短暂的诸多构形的联合。它既不是一个统一的、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但在与统治阶级的辩证关系中它的条件始终处于不断的重新构成之中。因此，在文化领域，大众艺术是昙花一现的、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概念，是以与主导意识形态实践的多重和发展中的关系为基础的。

    因此，“人民”这个术语指作为相对无权、受到典型质询的消费者的社会群体，尽管他们可以以其他身份作出反应。他们有其自身的文化形式和利益，不同于而且往往对立于文化商品生产者的形式和利益。他们独立于统治阶级的自治性只是相对的，绝不是总体的，但这种自治性衍生于其边缘化的和被压抑的历史，他们坚决抵制合并，往往通过被贬抑的、许多是口头的和无记载的文化形式保留物质和意识形态差异。对某些群体来说，差异并不大，冲突也被压制下去，而对另一些群体来说，隔阂则是巨大的。因此，文化商品若要流行，它就必须要符合使其流行的那些人的利益以及生产者的利益。

    两种经济

    这些利益的多元和矛盾价值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在一种商品中相遇：它们是可以在一种商品中相遇的，尽管这仅仅因为文化商品在不同但却同时存在的两种经济中流通，我们可以称这两种经济为财经的和文化的。

    财经经济的机制不能充分说明所有文化因素，但是，在对消费者社会的大众艺术的研究中仍然需要把财经经济考虑进来。它的用处，即便仅仅在某一层面上，是把文本描写成文化商品，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到文化商品与市场上其他商品之间的区别。

    比如，文化商品并不具有明确限定的使用价值，尽管马克思断言审美快感的生产是一种使用价值，但这似乎是该术语的一种隐喻用法——一件艺术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于一架机关枪或一罐豆的使用价值的，即便仅仅是更加难以预测或明确的话。然而，文化商品的确具有一种更加清晰可辨的交换价值，再生产技术已将这种交换价值置于严苛的压力之下。复印机、录像机和录音机是大众权力的媒体，因此，生产者和销售者就必定要求详细制定和扩大版权法，以保证其交换价值和供不应求的基础。这样的立法大多都失败了：电视节目和唱片的拷贝不仅广泛流传，而且还为社会所接受。

    文化商品与其他商品的区别在于其相对高昂的最初生产成本和非常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所以，销售比生产更能保证投资的回收。正因如此，技术发展和合作资本才集中在卫星、电缆和微波传送系统上，或集中在电视、音响系统和家庭娱乐中心的硬件上。

    但是，仅用财经术语是不能充分描写文化商品的：对其大众性起关键作用的流通发生在与其对应的经济之中，即文化经济。这里，所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当然，基本上以财经经济为基础的商品也在文化经济中发生作用，消费者对类似商品的选择往往不在相互竞争的使用价值之间，尽管消费顾问团体为此付出种种努力，而是在文化价值之间进行：在许多商品中对一种特殊商品的选择表明消费者对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的选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生产向营销的转变，物质商品的文化价值也大比例地增加——我们只需看看时装工业、汽车工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种商品仍然在保有使用价值基础的财经经济内部流通。

    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看一看财经与文化这两种尽管相关但却分离的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财经经济为文化商品提供两种流通方式：首先，节目生产者将其卖给销售者，节目是一种直接的物质商品。然后，作为商品的节目变换角色，成为生产者。它所生产的新商品是一种观众，反过来，这种观众又被出售给广告商或主办人。

    《希尔街的布鲁士》是这两种财经“亚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可能对其控制的一个例子。米高梅(MTM)生产了这个系列，将其卖给全国广播公司(NBC)发行。NBC将其观众(比大多数电视观众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包括两种性别的团体)卖给了主办这个系列的“奔驰”汽车公司。收看率体面但却不壮观。米高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改变这个系列的格式和内容，以增加观众的数量。但增加的只能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观众，而这又不是“奔驰”所要买的商品。于是，这个系列保持了原样，这是美国电视节目中少有的几个具有坚实阶级基础而明显没有多大阶级冲突的节目之一。作为中产阶级焦虑之具体体现的弗利奥和达文波特爱护他们的工人阶级警察，为其忍受了痛苦。这个节目是围绕雅皮士的阶级观点、社会良心和道德责任感来描写的，这构成了它在文化经济中提供意义和快感的基础。

    向文化经济的转变还涉及另一种从商品向生产者的角色转换。正如以前的角色转换把节目从商品变成了生产者一样，向文化经济的转变也涉及角色转换中的观众，这种角色转换也把观众从一种商品变成了一种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指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文化与财经经济之间的隔阂足以给文化经济以相当的自治性，但并不是不可弥合的。一个节目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可以对观看这个节目的人发生一些有限的影响，也可以向各种观众(在文化经济中我们必须将其变成复数的观众)从这个节目中生产的意义和快感发生一些有限的影响。《希尔街的布鲁士》的高层次观众绝不是它的唯一观众，而观众的多样性大概会产生快感和意义的多样性。《达拉斯》不仅占美国收视率之首，因而赢得各种各样的美国观众，而且还广泛出口，可能是拥有最多观众的虚构电视节目。［……］莱恩·昂格(1985)发现一位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位女性主义者都能在这个节目中找到快感，他们在该节目显然赞颂的过分的性歧视和资本主义中看到了对这些制度的批判。同样，卡茨和利比斯(1984、1985)发现，犹太居留地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埃汶一家的钱财并未给他们带来幸福，而乡村的北非合作社的成员也同样清楚他们的财富给了他们一种舒适的生活。卡茨和利比斯划分的50个种族的中下社会阶层在同一个节目中产生出丰富多彩的意义，感受到同样丰富多彩的快感。

    本书的论点是，文化经济中作为生产者的观众拥有相当的权力。这部分由于他们直接参与财经经济的(从属)角色的符号的缺乏，他们已经从这种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销售消费的层面上没有货币交换，在所付的价格与消费的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可以随意消费，并随意消费他们愿意消费的东西，而不必局限于他们所能付得起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义在文化经济中的流通与财富在财经经济中的流通并不相同。意义更难拥有(因此不让别人拥有)，它们更难控制，因为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与文化商品的生产或其他商品的生产并不相同，在文化经济中，消费者的作用并不作为线性经济交易的终点而存在。意义和快感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而不真正区别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财经经济中，消费显然与生产相脱离，而把它们绑缚在一起的经济关系对于分析来说是相对清楚和可利用的。但是，文化经济却并不如此运作。文化经济的商品，我们称之为“文本”，并不是意义和快感的容器和传送带，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促发者。意义／快感的生产最终是消费者的责任，只能按消费者的利益履行：这并不是说物质生产者／销售者不想生产和销售意义和快感——他们想要生产，但失败的比例相当大。13张唱片中有12张赚不到利润，电视系列节目成打地削减，昂贵的影片急剧陷入赤字(《打捞“泰坦尼克号”》是一个颇具反讽意义的例子——它近乎堕入低利率影片的王国)。

    这是文化工业之所以生产伽恩海姆(1987)所说的产品“剧目”的原因之一；它们不能预测它们的哪些商品将被市场的哪些部门选中，用以促发符合它们的利益同时又符合生产者利益的意义和快感。由于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在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中发生，所以生产的观念又有了一个新范畴，使其脱离了资本的占有者。

    大众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虽说是布尔迪厄(1980)的一个颇有成效的隐喻，但却不像经济资本那样流通。霍布森(1982)的《十字路口》的观众情绪高涨，认为这个节目是他们的，是他们的文化资本。而且通过从中生产快感和意义使其成为他们的了，它表达了他们的关怀和身份。这里虽然有一种大众文化资本，但却没有大众经济资本，所以，布尔迪厄提出的在制度上可行的资产阶级文化资本常常遭到反对、质疑、边缘化、诽谤和规避，而经济资本却从未遭到如此对待。

    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与任何形式的资本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论哪一种，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运作的，如霍尔(1986)指出的，我们不必把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局限于对它如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些抵抗性的、可选择的意识形态，生产和保持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体与现存权力关系并不融洽：“一种意识形态赋予人民权力，使他们开始感到或理解他们的历史处境。”

    赋予从属阶级权力的这些意识形态使他们能够生产抵抗性意义和快感，这些意义和快感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形式。据福柯所言，权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一股单向力。当他谈到自下而上的权力时，他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权力必然是一股双向力：无论朝哪个方向，它都必然在对立中运作。这对于“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自下而上的”权力都是真实的。

    如果权力是双向力，那么，与权力紧密相关的快感就也是双向的。

    从行使质疑、监听、监督、侦察、搜查、检查、揭露的权力产生的快感；另一方面，由于规避、逃避、愚弄或嘲弄这种权力而激发快感。权力允许让它所追求的快感侵犯它：反之，权力在炫耀、诽谤、抵抗的快感中证实自身。

    (福柯，1978)

    电视参与这两种权力——快感模式。它行使监督的权力，揭露世界的权力，侦察人民的秘密的权力，监视人类行为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则是对它的抵抗或众多抵抗。权力的双向性质意味着它的抵抗本身是权力的多元层面。自相矛盾的是，权力可以因此而使人民从使他们臣服和顺从的自身力量中解放出来。

    游戏，除了是快感的一个源泉外，也是权力的一个来源。儿童在电视上的“游戏”是对电视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在把电视人物和脚本与其自身幻想的游戏相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利用电视所提供的资源创造了自己的口语和能动文化。1982年和1983年悉尼儿童根据一个“啤酒广告”唱他们自己改编的歌：

    当你在卡车下面

    进行那种勾当

    而卡车滚动

    你如何感觉

    我感到像一瓶图黑斯

    我感到像一瓶图黑斯

    我感到像一瓶或两瓶图黑斯

    从电视广告中产生的淫秽歌谣是一种典型复杂的文化活动。在最明显的层面上，这是一种赋予能力的创造性反应，是对电视的一种对抗性反应。这是一个明显的“脱离体系”(excorporation)的例子，即无权者偷取主导文化因素，将其用于自己的往往是对抗性或颠覆性利益的过程。这是麦当娜使用宗教形象传达独立性欲的做法在语言上的表现，与时装行业把彭克或工人阶级服装融入自己的高级女子时装的做法恰好相反。这也是福柯所说的抵抗性权力的一个例子，“嘲弄”原权力的权力，“炫耀、诽谤和抵抗”的快感。

    这首儿童歌谣涉及对电视权力的、嬉戏的、愉悦的误用，其中，能指和所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也注意到《达拉斯》的一种类似“误用”，其中，叙事为迎合特定观众的文化需要而受到歪曲。阿拉伯观众群体“重写”了这个节目，苏·爱伦带着孩子回到父亲的家里而不是情人的家里。对电视节目的这种“重写”或歪曲从根本上说与悉尼校童的歌谣是一回事，目的也完全相同。《囚徒》也很容易改写，学生可以歪曲它的意义，把再现的监狱变成一所学校。他们的意识形态产生于他们在学校和家里从属的社会经验，并由此而具有意义，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意识形态实践。他们不是文本或其生产者恩赐之下的文化瘾君子，而处于控制自身阅读的关系之中。他们主动地从文本中生产出自己的意义和快感。

    当然，它所要求的符号充溢和生产者的(producerly)阅读关系并不是电视所特有的：在迥异的观众中流行的任何艺术形式都必须允许这种充溢。于是，麦克尔表明(1986)，观看《朗波》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这个人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动机中没有看到任何快感和意义。相反，他们把他“写”进了他所拯救的一个细密的亲缘网络，从而创造了与其自身文化相关的“部族”意义。这部影片同时受到他们和罗纳德·里根的欢迎这一事实不必使我们假定二者之间具有任何相似性，他们从中生产的意义和快感也不相同。

    抵抗和符号权力

    抵抗是嵌入本书通篇论证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一个社会里，抵抗是理解大众性的关键。由于社会权力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所以对权力的抵抗也能采取多种形式。不存在单一的一揽子抵抗，而存在着抵抗的多层面和多种形式，以及多样的多种抵抗。这些抵抗不仅仅是与权力对抗，而且本身就是权力的源泉，它们是从属阶级的权力得以最清楚表达的社会层面。

    把这些抵抗分成与两种主要社会权力形式相对应的两种主要类型，也许会有所帮助：一种是建构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的权力，另一种是建构社会经济体制的权力。第一种是符号权力，第二种是社会权力，二者紧密相关，尽管是相对独立的。

    大众文化作用于其中的权力领域大体上(尽管不完全)是符号权力的领域。这种权力的一种主要表述是同质化与差异、一致性与冲突之间的斗争。这种权力的“自上而下的”力试图围绕一种未表述的一致性生产一整套意义和社会身份，使其服务于现状。它试图否认任何利益冲突，以一种互补性结构调动社会差异。它是同质化的、中心化的、整合的力量，试图维护符号和社会权力的核心地位。

    沃洛希诺夫指出，符号的多声部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这种性质使得符号在阶级斗争中起到能动的作用：其潜在的多义性始终在统治结构内活跃着，并抵抗统治结构，而统治的策略就是控制多义性，把多声部简缩到单声部。

    统治阶级努力把一种超阶级的、外在的性质强加于意识形态符号之上，平息或内驱在这个符号内部发生的社会价值判断之间的斗争，把符号变成单声部的。

    (沃洛希诺夫，1973)

    对此的抵抗是带有多样社会利益的社会群体的多样性。这种权力通过抵抗同质化表达出来，作为离心力而非向心力运作，它承认利益冲突，提倡多元性，反对单一性，可以概括为一种为求差异而行使的权力。

    建构不同于统治结构所提议的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的这种权力是至关重要的，行使这种权力的领域是再现的领域。通俗文化的批评家往往蔑视通俗文化，认为它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再现，而是逃避世界的途径：“纯粹的逃避主义”是把通俗文化从批评和社会日程清除出去的简便方法。作为其基础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再现具有一种社会维度，而逃避主义不过是个人向幻想的遁入。这种轻易的清除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逃避主义或幻想必然涉及逃离或避开某事而逃向一个欲想的选择：把逃避主义作为“纯粹幻想”而打发掉绕开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逃避什么？为什么必须逃避？逃向何方？

    这些问题的提出给逃避主义或幻想有如再现一样坚实的社会政治维度，并开始削弱二者之间的差异。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差异仍然存在，我希望向这些差异提出挑战，因为保留这些差异通过贬低从属阶级的许多快感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正如从属阶级的许多经历一样，幻想或逃避主义往往是“女性化的”，即是说，它被视作产生于女性无力与(男性)现实达到一致的女性软弱的符号。它是一种白日梦，使妇女或儿童实现他们在“真实”世界所永远不能实现的欲望，这是产生于其权力的“真实”缺乏同时又是对这种“缺乏”的掩盖的补偿领域。然而，再现被视作行使权力的手段：不是从世界逃离，而是作用于世界。再现是使人们感到世界服务于人的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是“把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植入具体形式(即不同的能指)之中的过程”。这个使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并因而具有自然性的过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涉及赋予世界和人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意义的权力，因此，它被“正当地”认为是主导的或男性的：它被视作权力斗争的场所，在这方面幻想却不是。对作为统治结构之重要组成部分的这种简单区别需要提出挑战。

    麦克卢比(1984)提出了这一挑战。她令人信服地指出，幻想是私下的个人体验，可以解做：

    抵抗或对抗策略的组成部分：即是说，标志着那些不能被全部殖民化的区域之一。

    她指出，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明显区别仍然是有疑问的：

    ［幻想］也完全是一种体验，一种现实，与替人家看孩子或洗衣服是一回事。

    幻想是一种再现手段，它的隐私性质并不阻碍它对社会经验的意义发生巨大作用，与较公开的语言和媒体的再现没有什么区别。它所处的劣势并不妨碍它的政治效应：换个新词来说，它骨子里是政治的。

    有人认为这是伪权力，耗费了夺取“真正的”政治或经济权力的本能，这低估了主体性建构的政治程度。这个论点部分认为，仅仅发生在主体内在体验中的抵抗性幻想最终并不是抵抗性的，因为抵抗只能发生在社会或集体的层面上。这种论点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从属阶级的物质社会经验本身就是抵抗的根源。与此相反，我认为，抵抗的根源不仅仅在从属的社会经验之中，而且在于人们对抵抗的理解。从属的意义有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也有服务于从属阶级利益的。但重要的在于，把物质的社会经验与给予它的意义分离开来仅仅是一种分析的和理论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区别：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对这个经验的理解。同样，社会经验与内在经验之间的区别最终是没有成效的，尤其是当他们把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时：社会或集体抵抗不能独立于“内在的”抵抗而存在，即便这种内在抵抗已被给予“幻想”的名称。内在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是不能以简单的因果线索为模式的，因为内在抵抗不可能产生社会抵抗的直接结果，而这种因果关系恰恰是他们贬低内在抵抗的根据。内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能用一种更加分散的和延宕的效果来解释。

    有利于从属阶级的通俗文化往往是幻想的激发器。这些幻想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它们典型地体现了从属阶级要对再现行使控制的权力。这样一种幻想绝不是逃离社会现实，而是对主导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的直接反应。它所提供的挑战在于所制造的意义和有权、有能力制造意义的人。归根结底，幻想具有亚文化差异的意义，是行使符号权力的组成部分。

    多样性与差异

    “寻求差异的权力”是保持社会差异、保持社会多样性的权力。社会多样性与电视上多元声音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认真彻底的思考。一种人所共知的提法认为电视节目的多样性是件好事，很少有人对这一普遍原则持异议。相反，节目的同质性被认为是不可取的。问题在于是什么构成了同质性，是什么构成了多样性，而同样有问题的是，是什么构成了“一件好事”。在某种意义上，卫星、电缆、光纤等新技术的销售可以视作多样性的潜在中介，因为它们的经济学要求节目转播得越多越好。但是，如巴克(1986)所说，至少在欧洲语境中，如卫星这种新技术也促成了一个更大的观众群，他们要求一种没有争议的内容，不会冒犯任何人、对某些人具有吸引力、对每一个人相对肤浅的一种枯燥的同质性。因而，自相矛盾的是，销售手段的增加实际上减少了被销售的文化商品的种类。

    但是，多样性不能简单地根据转播节目的种类来衡量：阅读的多样性即便不是更重要、但也是同样重要的。自相矛盾的是，阅读多样性可能是由节目的更大的同质性最有效地激发出来的。像《达拉斯》这种销路极广的单个节目，由于其开放性使其成为一种生产者的文本，似乎不是一种同质性的媒介，因为要达到大量多样的观众，那就必须在读物中允许大量的文化多样性，从而提供充溢的符号以供接受这些符号的亚文化商榷，以便生产它们的意义，而不是播送者选择的意义。《达拉斯》在财经经济中也许是单一的、高利润的商品，但在文化经济中，却是一个完整的商品剧目：如阿尔特曼(1986)所说，《达拉斯》提供了一份供观众选择的“菜单”。

    节目的多样性是电视生产者和节目编排者故意建构的一种多样性，试图按广告商要求的市场把观众分成各个部门，这与人们建构的亚文化构造可能吻合也可能不吻合。更加专横地强加意义、把市场部门交至广告商的、一种封闭的读者的文本的更大多样性，在社会上也许不像范围较窄而较开放的文本那样受欢迎，在后者中，多样性是人民的而不是生产者的功能。

    威尔逊与古铁莱兹(1985)认为，新技术，尤其是电缆，使得媒体能够利用亚文化的多样性，把族群和少数观众商品化，以便把他们卖给广告商。《达拉斯》尽管具有明显的同质性，但比之那些提供多种专门兴趣的频道仍可能是较多样化的一个节目，而就其多样化是观众生产的而不是中心生产的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它就更能够保持文化差异，生产亚文化的特殊意义和快感。

    在试图理解电视在国际论坛上的作用和影响时，我们也面对着同一个困境。好莱坞，还有规模较小一些的欧洲，可能控制了新闻和娱乐节目的国际流动，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西方国家及其价值将在全球流行。经济领域的统治大可不必导致文化领域的统治。卡茨和利比斯(1987)表明，新近来到以色列的俄国犹太人把《达拉斯》读做资本主义的自我批评：“消费”节目大可不必是消费那种意识形态。

    民族文化，以及许多人认为民族文化可能生产的民族身份感，是由文化工业或政治家或文化说客建构的，不可能与这个民族的从属阶级所认为最有成效的社会联合相偶合。因此，当代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身份，只有在与由白人统治的前殖民国家里的黑人相认同，而非与澳大利亚民族相认同时，才最完美地表达了自己的身份。麦克尔(1986)已经表明，最近雷盖音乐在澳大利亚各土著民族中的流行，在一些土著人看来，是黑人臣属文化的一次普遍的社会联合。在殖民主义内部为反对殖民主义而生产的黑人音乐具有跨越国界的文化和政治效果。霍杰和特里普(1986)的土著儿童建构了一种单一的文化范畴，包括他们自己、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儿童，也同样在构造自己的文化联合，这是文化工业既不能够控制也不能够预见得到的。政治文化意识是政治行动的先决条件，尽管它本身不能产生政治行动。但是，没有这种意识，改善土著居民环境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不会有牢固的基础。麦克卢比(1986)说得好：

    政治行动的绝对必要性是感觉得到的集体性。文化形式可能向我们指出，具有政治促动力的集体性跨越亚文化的界限，不管它们是民族的或是国际的。

    赫布迪(1979，1982，1987)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青少年热切追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通俗文化，他们在闪光的流线型中看到了表达新的阶级信念和意识的方式。他们的身份的这种象征化在“英国”文化中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文化似乎提供两种同样不可接受的选择——一种是“真正的”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浪漫化了的工人形象，另一种是节制的、有品位的、BBC生产的通俗文化的变体。美国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被调动起来表达一种不妥协的、年轻的、城市的、工人阶级的身份，这对传统英国工人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都是个侮辱。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与他们对美国通俗文化的理解之间的文化联合在那个历史时刻满足了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需要。同样，我们也可以推断出麦当娜在莫斯科的文化意义(在写作此书时据说她的相册在黑市可以换7.5美元)。

    同样，沃尔普尔(1983)表明，二战前的美国小说，尤其是海明威、哈米特和商德勒的小说，表达了对城市资本主义的一种本土的、男性的批评姿态，英国工人阶级发现这与他们自己的社会立场极为相关。英国的通俗小说，以阿伽塔·克里斯蒂的资产阶级乡间环境或布尔多格·德鲁蒙德的贵族和帝国主义英雄主义为代表，促进了一种怀旧的、具有明确阶级内容的英国性，这对英国工人阶级来说比美国生产的小说更陌生和具有敌意。同样，科恩和罗宾斯(1979)表明，功夫片对伦敦工人阶级男孩的亚文化标准起到了肯定的表述作用。文化商品的经济根源不能说明它在被接受的时间和地点的文化使用价值，也不能控制或预测它所能激发的意义和快感的多样性。生产和决定这种工业的那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利益完全可能融入了文本的常规和话语之中，但它们不可能与全部文本结构相妥协。文本若要在观众中流行，而观众的社会立场又生产出与那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差异感，那么，它就必定包含矛盾、隔阂和对抗意识形态的踪迹。它的叙事结构和话语的等级化可能会得出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结论，但不同的阅读时刻可能揭示出这个结论比传统的文本分析更脆弱。事实上，在各种各样的观众中大众的文本必须保持主导意识形态与其众多对立意识形态在极其危险的时刻所达到的这种平衡：在《达拉斯》中发现了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囚徒》中发现了对制度权力的麻木性的揭露，都绝不是任意的误读。

    文化商品市场的不可预测性迫使文化工业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尤其是库存产品的生产，以保证利润。这些措施在维护这种工业在财经经济中的统治地位方面证明是成功的，但它们必然在文化经济中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力量。

    我们这些左派会抱怨这样一个事实，除一些商品外，正是出于商业目的生产的商品才最容易跨越阶级、种族、性别或民族的界限，似乎是各种从属群体所最容易接近和乐于接受的。但是，找到可选的策略并不容易，BBC上映工人阶级现实主义系列剧的成功，如《东区人》和《只有傻瓜和马》等，确实提供了某种希望。另一方面，由工人阶级或其他从属阶级或少数群体生产的，以及为他们生产的电视节目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如果说还算成功的话。安格(1986)阐述的荷兰无产阶级进步电视频道所面对的问题是这方面的典范，而布朗查德和莫利(1984)也同样令人深思地阐述了英国第四频道所面对的困境。从属阶级完全可能用其他方法(儿童的校园文化，妇女的闲谈等)来维持其亚文化身份，而电视的流行到了与这些其他文化力量交叉的程度。

    科恩和罗宾斯(1979)试图通过两种“集体再现”形式的合并说明功夫片在英国工人阶级男性中的流行，这两种集体再现形式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口头传统、人际间风格和工业地生产这种体裁的常规。莫利(1981)简捷地总结了这种观点。

    口头传统构成了这些孩子们可接触得到的文化能力模式，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影片——没有这种能力模式，这些影片的大众性就是不可解释的。

    在大众与地方或口头文化之间的这些交叉点只能由观照者激活，不可能有意或准确地由文化工业本身生产出来，当然，它们可以是文化工业的目标。

    电视节目的工业生产模式必然在文化上、社会上和意识形态上将生产者与观众区别开来：在财经经济中，这种隔阂显然对文化工业有利，它当然不想看到一系列大众的、廉价的社区电视台的发展，因此，试图通过充分发展高价的生产价值使这种差异极大化。但是，在文化经济中，这种隔阂对文化工业是不利的，因此，它试图封闭这个隔阂，强调它与观众的文化近似性。但在这方面，它就像失恋的求爱者，只能希望被选择，而且不知道能否被选择，也不知道被选或不被选的理由。

    试图为他者生产一种文化，不管这个他者是根据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或别的什么来定义的，最终都不能成功，因为文化只能从内部生产，而非从外部。在一个大众社会里，文化得以从中制作的物质和意义系统几乎不可避免地由文化工业来生产：但是，把这些物质制作成文化，即制作成自我和社会关系的意义，以及拿这些物质与快感的交换，只能是由其消费者-使用者而非生产者进行的一个过程。因此，在“民族”文化的领域内，《迈阿密罪恶》也许比旨在记录和颂扬澳大利亚历史上一次著名运动的微型系列片更具“澳大利亚性”。《迈阿密罪恶》是晚期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以快感为中心的社会的一种文化形式，在这个社会里，毒品、性、阳光、感性、消闲、音乐，而最重要的是时尚，乃是时代的秩序。它所描写的社会是种族鸡尾酒会，酒会上，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只不过保持着其叙事主导的位置。《迈阿密罪恶》的世界可能给大多数当代澳大利亚人提供比澳大利亚电视工业钟爱的微型系列剧更相关的意义和快感，在这种微型系列剧中，白人男性英国移民拓居荒野，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和民族的性格。

    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文化对好莱坞文化商品的接受也许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卡茨和利比斯以及麦克尔的著作已经暗示了类似的主动和区别性收视实践。在国际接收新闻和娱乐节目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发达国家帮助不发达国家生产自己的文化商品，从而在通俗鉴赏方面而非在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真正向好莱坞发起挑战，仍有许多方法需要探讨。

    这是可以达到的。显然，最大众的文化商品往往是由好莱坞和其他西方文化工业生产和出口的，但这并非全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居榜首的20种电视节目(和唱片)可能展示出惊人的相似性，但它们也含有重大差异。既有地方的大众文化商品，也有国际的大众文化商品。

    我们还必须记住，要生产或保护一种民族文化，不管是通过国家广播系统还是其他方式，在历史上都是由中产阶级趣味及其对民族和文化的定义所主导的，而对大众快感和大众趣味的理解则少得惊人。因此，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既有国家公共广播系统又有商业广播系统的国家里，商业系统更受从属群体和阶级的欢迎，而公共系统则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的欢迎。同样普遍存在的是，公共频道播放的多是国家生产的节目，而商业频道播放的多是国际生产的节目，通常是美国的节目。一个有趣的例外是，美国的公共频道往往倾向于播放英国节目，因为美国的“英国文化”与上层社会和受过教育之人的趣味密切相关。

    如果具有公共或社会动机的人想要有效地介入文化经济，他们就必须比过去更注意了解大众趣味和快感。总结出被认为属于公共利益的价值是极其容易的，但要用这些价值检验大众快感和亚文化的相关性，就不是那么舒服的事了。公共利益与大众快感的各种要求的调和也许并不容易，但欲做此尝试的人可以向好莱坞及其同行吸取经验，因为这些文化工业有时也精于达到同样困难的调和——即在工业上集中的、经济上充足的生产方式，与分散的、结构上确定的、与工业上确定的收视时刻相对立的一种多元性的调和。

    在工业发达的文化中，在以生产者／销售者为一方和以不同构成的人民为另一方的两种经济之间始终存有利益冲突。财经经济和文化经济就是这场斗争的双方。财经经济试图把电视用做同质化的媒体：对它来说，电视是有中心的，具有独特的功能性，并且位于生产与销售的中心。而在文化经济中，电视则完全不同了。它是解中心的，多样的，位于收视方式与时间的多元性之中。电视是多元的阅读实践，是民主的快感，只能据其碎片来理解。它促进和激发对其自身权力的抵抗网络，这种权力试图对其意义和快感的不稳定性和多元性实行同质化和霸权统治。

    尽管有电视这种最具生产中心和广泛传播的大众艺术形式的出现，西方社会仍然一直抵制全盘同质化。女权主义者表明，我们大家并不都是家长；其他阶级、族群、年龄和地方差异也是鲜活的。威尔逊和古铁莱兹(1985)的著作把副标题恰如其分地命名为《多元性与大众传播的终结》，表明美国的少数种族是如何在大众传媒的同质化冲击下保持甚至强化其各自身份的。拉伯夫也表明，黑人英语与白人英语之间的区别虽说在白人传媒和教育体制的统治下，但在过去的10年中仍在增大。

    卡雷(1985)认为，关于大众传媒的任何理论必须说明当代社会里社会经验的多样性，从而说明这种传媒提供的快感的多样性：

    除去这种多样性，即便被说成是相对自治的多样性，以便揭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深刻和单一的结构，就等于像行为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那样有效地压倒主体意识。在这种解读中，人们不希望用著名的斯金纳箱的邪恶交换不太出名的邪恶，而只将其视作阿尔都塞箱的真实邪恶。因此，向社会结构的任何包容性因素——阐明意识的多样性的阶级、权力和权威——的运动，都必定使人走上一条自我封闭的道路，就好比现象学家在本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都一直努力挖掘的行为主义领域一样。

    莫塞尔(1986)也认为，批评注意力从意识形态向快感的转换就是拒绝主导意识形态的同质化权力：

    因此，对快感的关怀是对意识形态“事实”的相应质疑。它意味着对有关的统一性和全知的拒斥，对深度和同质性的拒斥，和对特定文化形式内静止的拒斥。

    任何大众文化理论都必须能够说明社会构形的精密的多样性。

    电视所要求的那种节目的多样性使被允许接触电视的人的社会位置多样化。这不可能在商业转播系统内发生，尽管美国的有限网络和英国的第四频道正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不管多么有价值，它们仍然是对少数观众说话的少数声音。关于流行性的政治战役是在商业广播电视的战场上进行的，我在本书中着力讨论的就是这场战斗。

    在这个战场上，节目必然的(因为是有利可图的)同质化意味着把一种财经商品卖给尽可能多的不同观众，但可能不是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是文化统治的动因。事实上，我的论点恰好相反。阅读的多样性与节目的多样性并不是一回事，而阅读的多样性和由此而产生的亚文化身份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大众文化将被看作一组社会改造力量的话。

    这使我们接触到娱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用阿尔都塞的话说，虽说是多元决定的但却是相对自治的两个领域。电视的抵抗性阅读和快感并不直接转换成对抗性政治或社会行动。相对自治的文化领域并不依据简单的因果条件相互关联。但是，直接政治结果的缺乏并不排除更加普遍的政治影响。对抗性阅读肯定从属阶级在再现和继后的快感过程中拥有权力，向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主体的权力直接提出挑战。人们理解自身及其社会关系的方式本身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任何社会关系的组合都要求一组意义来为其定位(霍尔，1984)，而任何一组社会意义都必须是由权力关系的社会系统内的某个群体或群体组合出于自身的利益而生产的。控制社会关系的各个阶级也试图控制作为这些关系之基础的意义的生产：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挑战性意义和有权提出这些意义的社会群体是肯定亚文化身份和它们所维持的社会差异的关键部分。娱乐的领域是快感、意义和社会身份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不能保持和促进从属阶级要求差异的权力，那么，政治领域中改革的动机就会严重削弱。保持亚文化的多样性本身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政治结果，但在更普遍的影响层面上它的权力则是至关重要的。

    而在这方面，电视并不是中立的。它在财经经济中的成功取决于它对观众多样的、往往是对立的利益的服务和促进。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一股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通俗艺术，电视必须包含资本和人民这两股对立的但却相关的力量，才能在财经经济和文化经济中有效地流通。它绝不是统治阶级的媒体，而是统治阶级用以识别其权力的不稳定性、冒着动摇自身位置的危险而不得不鼓励文化差异的原始基地。

    (陈永国 译、罗钢 校)

    通俗文化：来自民粹主义的辩护

    西蒙·弗里思

    在《通俗风格起源》一书中，音乐学家彼得·凡·德尔·默威指出：“纵观20世纪的流行音乐，大多数人或许认为这些音乐中有些是优秀的，有些是难以忍受的，大多数是平庸的。而它们所共有的是一种音乐语言。”大多数人会同意这种说法；而在哪些歌曲、样式、表演者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平庸的问题上则会产生分歧。而且，如凡·德尔·默威所指出的，这种审美主张和区别(包括“高雅”和“低级”的区别)之所以(热烈地)提出是因为它们都发生在一个共有的音乐和批评话语之内，因为它们都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都知道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音乐的“意味”。

    就拿下面三种权威性的看法来说吧。第一个看法出自80年代最著名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阿兰·布鲁姆。他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写道：“摇滚乐只有一种吸引力，一种野蛮的吸引力，即对性欲望的吸引力——不是爱，而是爱欲，是未得到提升的、粗野的性欲望……它的三大主题是：性、恨和一种虚情假意的、虚伪的兄弟情谊。”

    第二个看法出自一位左翼文化批评家——马克·克利斯宾·米勒。他在1977年的《纽约书评》上写道：“摇滚乐批评家努力要阐释不需要阐释的东西……试图要评价和解释一种音乐，从事这种音乐的艺术家和听众都是反智主义者，通常是冷漠的，它的制作者仅仅是想要拥有几辆汽车。”

    第三个看法出自年轻的苏格兰作家戈登·莱格的一部小说《鞋》，这是我所读过的描写流行音乐迷的一部最好的小说。“人们手里有了唱片谁还会在乎亲戚和汽车呢？”《鞋》的主人公这样问道。

    唱片是那样深入人心。对他来说，《星周》《更紧密》和《为了你快乐》(三个经久不衰的最佳唱片，他说，无与伦比)表达了生存的世俗性、绝望和快乐……他说唱片是他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比凯尔特足球俱乐部更重要……只不过足球在星期六的酒吧夜生活里是最容易长谈五个小时的话题。

    这几段话含有几层意思——绝不仅仅是学术界描写他人快感的那种惊人的自信——我现在想要谈谈戈登·莱格提出的问题：欣赏力和审美鉴别力在通俗文化中如在高雅文化中一样重要，但却更难以讨论。这意味着那些伶牙俐齿的职业评论家们，布鲁姆们和米勒们——而且我可以罗列出许许多多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有关通俗文化有无价值的这些自信的讨论——才成为了人们最经常听到的声音。

    甚至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关怀兴起之后，情况仍然如此。通俗文化的美学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现在该是我们像阿兰·布鲁姆等人那样重视这个话题的时候了。造成这种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在文化研究所从出的那些学科中，欣赏力和判断力的问题一直被排除在学术分析和评价的问题之外。如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所指出的，“评价”长久以来一直被从文学批评中“放逐”出来，而且还没有被纳入通俗文化的研究之中。

    在大学里如在高中一样，在弗兰克·克甘所说的课堂话语(聚焦于题材)与走廊话语(聚焦于对题材的感受)之间仍然存在一种分歧。在这方面(尽管有这些第一印象)，研究通俗文化的学术方法仍然是衍生于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众文化批判，尤其是衍生于根据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当代通俗文化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分析大众生产的组织化，另一方面分析大众消费的心理，对他们来说，价值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的——如果是通俗的就必定是坏的！——阿多诺和他的同行们提出了许多概念(如标准化)用以证实何以必须如此评价。

    总起来说，此后的分析都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生产的解读，并在消费行为中寻找商品文化的救赎特征。从50年代开始美国自由社会学家的任务便是要寻找并非“被动的”大众消费形式和并非愚钝的大众消费者，从而提供一种关于看、读、听的社会学。如果当代文化恰恰在消费行为中存活，那么，当代文化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于消费的过程之中。

    在我最熟悉的文化研究传统即英国的亚文化理论中，这种重复研究是以一种特殊形式出现的，即把一些社会群体与我们所说的“肯定性大众消费”等同起来(这是——而且一直是——给“通俗”文化下的最简捷的定义)。于是，文化产品的价值便与消费这些产品的社会群体——如青少年、工人阶级、妇女等——的价值等同起来。

    从“如果是通俗的就必定是坏的”这一立场向“如果是通俗的就必定是坏的，除非它在正确的人中流行”这一立场的转变，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无论是英国使用的抵抗和能力等术语所明确表达的，还是美国以民粹主义民主的名义所赞扬的舆论导向和公众欣赏所含蓄表达的，都仍然是关于通俗文化价值的高度政治化了的观念。其他的价值术语——比如美——则明显缺乏。换言之，文化价值是根据真实和虚假意识的标准来评价的；美学问题，如激情或优雅的政治学，则服从于意识形态阐释的必要性，服从于“解神话”的要求。

    其次，由于这种从资本的策划中回收通俗文化在政治上是有选择性的，所以，那些未经许可的消费者仍然被当作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被愚弄者”而被打发掉。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命运：那些简单的听众，轻松的读者，和安德鲁·罗伊德·韦伯迷们的命运，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话题。事实上，为被文化研究排除的通俗文本建立标准是相当容易的事，这种排除反映了对其消费者的蔑视，而反过来，这种蔑视又源于关于这些消费者的阶级立场和／或社会被动性的假定。

    然而，最近一种新的论点又出现了：如果是流行的就必定是好的！这部分是这种含蓄的精英主义立场所引起的反应，部分是文化研究在进入人文学科教学大纲后非政治化的结果。我可以举出这种方法的一些特定例子——通俗文化协会，约翰·费斯克的著作——但我这里感兴趣的问题是，民粹主义的方法是否是亚文化主义(Subculturalism)的逻辑结论，是否可能成为90年代学术文化研究的标准。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是肯定的，文化研究将仍然植根于消费者理论，每一种“大众”消费行为都是赞扬的借口。这就是我要在为通俗文化辩护时所驳斥的民粹主义观点，我将通过简要描述我所要涉及的问题来开始我的辩护。首先，这种民粹主义是以这种对消费(实际上还有生产)的不充分的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我认为，在文化研究中，现在已不像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家那样热衷于这种经验主义研究了，我还不相信那种聚焦于选定的、具有特殊价值的群体的所谓“向民族志的转向”会解决这个问题。

    这产生两种结果。第一，在关于流通过程和方式的全部讨论中，给“通俗性”下的那种缺场的定义指的是用销售额和市场指标衡量的消费——尼尔森测验，音乐选目，票房回执，最佳畅销名单流通统计数字等等(这些数字反过来又成为通俗文化史的调节器)。即便这些数字是准确的(这是大可怀疑的)，但对于消费者为什么选择这种商品、他们是否喜欢或看重这些商品等问题，这些数字却不提供任何证据(去看一部耗费巨资拍摄的电影，看一部闻名遐迩的电视节目，读一部畅销书，或买一盘证明相当没趣的唱片，这些都是相当普通的经历)。比如，销售与流行(卖得出的就是“有价值的”这一前提)之间的删节就显见于约翰·费斯克对“民众鉴别”的论述。他正确地强调大众文化工业没有预见或操纵大众欣赏的能力(如大量“失败了的”唱片、影片、电视节目、杂志等)，但并没有对这个前提提出质疑，即，市场失败是由非通俗的来界定的，或，市场的成功是由拥有通俗听众来界定的。至少就流行音乐的情况来说，这等于忽视了有些歌星(如瓦尼拉、爱斯等)的严重非流行性，以及流行崇拜对诸如“天鹅绒地下乐队”或“石头玫瑰”等市场失败的影响。如果没有别的，在流行音乐迷中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即刻揭示出对音乐和音乐家喜欢和讨厌的程度。

    第二，由于缺乏社会学研究的严密性，学院派文化分析大部分仍然是文本分析。流行的文本(电视节目或购物中心，麦当娜录像或斯普林斯吉尼CD)被认为具有肯定的或“错误的”价值，大众一定能在那里看到这些价值，这就等于用一种熟悉的论点得出结论(如E.安·卡普兰论MTV的著作所示)，文化消费者及其价值似乎由文本所决定，卡普兰所说的“历史观照者”与流行价值理论无关。“特定观众行为的证据”，她恬不知耻地声称，“绝不能废除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形式的MTV的理论”。这在本质上是对应该赞扬的人们采取一种恩赐态度，如对麦当娜迷们(使用狂欢等不合时宜的术语来描写他们的迷恋并未削弱这种恩赐态度)，而且特别具有拉平所涉文化经验水平的效果：民粹主义的前提是：一切通俗文化物品和服务似乎在赋予价值能力方面(如在赋予交换价值能力方面)都是相同的；民粹主义者认为我们可以把传奇阅读与《星球大战》的观看、把麦当娜和重金属电子摇滚乐、把购物者与冲浪运动员等全都混为一谈，他们都有各自的“抵抗”形式。文化消费中关键的审美区别和深思熟虑的判断都被忽视了。

    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民粹主义研究越是流行，它就越摆出一副恩主的派头，我认为，这是民粹主义要否认(或颠倒)通常的高雅／低级文化等级的明确决定造成的结果。如果大众文化批判的一个分支从高雅艺术的角度谴责低级文化(如阿多诺的例子所示)，那么，肯定通俗文化的价值当然是对高雅文化的优越性的质疑。然而，大多数民粹主义作家都得出错误的结论；需要提出挑战的不是优越性观念，而是认为“高雅”文化具有排外属性的主张。

    否认通俗文化中价值判断的意义(忽视大众欣赏的等级)，如果不含有另外的意思的话，那也是虚伪的。我不知道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们多么经常地称赞他们本人很快就感到无聊的通俗文化形式？他们自己对好坏的感觉是如何编入其分析符码的？在我自己的文化实践中，我确信《简爱》比叫米尔斯、布恩或哈勒昆等名称的传奇都好，正如我知道“宠物店男孩”比“U2”要好得多，而“航空制造者”则丝毫没有价值一样。问题是如何更好地论证这一点。解释在通俗大众内部所做的那些无休止的价值判断，不间断地欣赏练习，事实上，就等于为这些大众进行区别，拒绝进行生产文化价值的那些论证。

    因此，我对通俗文化的辩护依据两个前提：首先，文化实践的本质是作出判断，区别差异。这种判断、区别和选择是有正当理由的——检验通俗文化价值的问题就是检验这些正当理由的条件。其次，没有理由先验地以为这些判断过程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发生不同的作用。在歌剧与肥皂剧之间、古典音乐与乡村音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事实上，判断客体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判断过程也不同。形式(高雅文化)和功能(低级文化)之间的传统差异不会维持太久了，即便是民粹主义的对比解读亦然：一方面是对其品质与美学标准的衡量，另一方面是对其相关性与生产性的衡量(参见费斯克对这些术语的讨论)。

    在关于高雅文化评价的《价值的偶然性》一书中，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指出：

    我们在明确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时所做的是：

    A)评估那部作品是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了某些潜在的特定的功能的。

    B)这是为某些特殊的限定的读者所发挥的功能。

    C)这些读者被认为是在某种潜在而并不限定的条件下经验这部作品的。

    这也同样可以用来描写对流行歌曲或电视节目、购物中心或新闻读者。其暗示意义在于，要理解通俗文化价值，我们需要检验进行这种价值判断的社会环境，检验声音或景象的某些方面何以比其他方面更重要的社会原因。比如，音乐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在三种语境中进行的：

    第一，在音乐家中。这里的价值构造是相对直接的，产生于合作约束的价值(信任、职业精神、可靠性)；产生于技艺约束的价值(技艺、技术、技巧和技术熟练程度)；产生于实践经验的价值(围绕一种差异感)。

    第二，在生产者中，所谓生产者，我指的是要把音乐或音乐家变成有利可图的商品的那些人。在这个群体中，生产效率的明显价值也许出乎意料地被一种浪漫的信仰所掩盖，即对天才和创新性，对音乐创造和听众欣赏的“神秘性”的信任。在这个语境中，陈旧地把艺术与商业相对立是误导的。实际被判断为重要的东西是价值的生产：作为艺术的商业(见斯特拉顿)。

    第三，在消费者中。研究消费者价值有各种社会学方法：通过“同源”——音乐种类的价值在于一个群体的非音乐关怀的再现和表达；通过幻想——音乐作为配音发生作用，作为舞蹈、祈祷、购物等的背景音乐。

    然而，使我感兴趣的不是所涉及的准确概念，而是一个一般观点，即从功能的视角看，在音乐家和消费者的价值术语和方法之间不可避免地存有一股张力(从音乐家的观点来看，这股张力几乎难以改变地既导向对其通俗听众的一种蔑视，又使人感到流行音乐的制作是一个调和的问题)。音乐制作者与音乐听众的评价原则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古典音乐中同样显著。在波普和古典这两个世界上，生产者弥补了这个差距，他们试图把创造者与消费者统统带到利润的战线上来(一种生产张力)；批评家也起到弥补这个差距的作用，他们既是教观众如何听和看的专家，又是为艺术家阐释观众的代表。简言之，文化的商品化在构成交流结构三因素——创造者／生产者／消费者——的同时也构成了一系列评价性对立概念(艺术与商业，艺术与技艺，业余与专业)，和一系列评价性过程，这是一切当代文化形式所共有的，跨越了一切高雅和低级的文化实践。这种做法的结果之一就是文化掮客、出版商和批评家的兴起，现在他们在意义的制造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事实上，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简单地把高雅文化定义为由学者中介的大众文化形式。

    批评家作用的重要性把我引向第二个社会学问题：不是文化判断的语境，而是进行判断的条件。如我在别处所论(依据霍华德·贝克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有三种话语主导文化判断(见弗里思，“何谓好音乐？”)：

    一种艺术话语——理想的文化体验是超验；艺术提供超越日常生活之上的一种手段，否定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的意义；

    一种民间话语——理想的文化体验是整合；民间形式提供定位的手段——即在空间、季节、群体中的定位；

    一种波普话语——理想的文化体验是娱乐；波普提供比日常生活更强烈、但注定要进入其节奏的常规化的快感，和合法的情感满足，欲望与戒律的一种嬉戏。

    关于这些话语所要强调的一点(这也是我与贝克和布尔迪厄不一致的地方)是，这些话语并不区分不同的艺术世界，也不区分不同的阶级态度，它们作用于一切文化实践，事实上，它们相互生产(因此艺术和民间意识形态同样都是浪漫主义的遗产，反过来，又都受到大众娱乐的出现的重新定义)。因此，价值术语(最著名的是“真实”的概念)是它们所共有的。从美学上说，给通俗文化以不同于高雅文化的待遇是没有什么直接理由的(再用布尔迪厄的话说，这就是阶级文化仪式何以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它们标志着事实上并不稳定的欣赏的界限)。

    总之，我的论点在于有意背离这样一个主张，欣赏——把文化用做阶级区分的工具，用做一个区别标志——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这样一种主张取决于过时的证据和对阶级结构的过分简单的论述(关于这一论点见布尔迪厄)。当然，要追溯布尔迪厄所说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历史根源是再容易不过了。在《高雅趣味／低级趣味》中，劳伦斯·列文表明了18世纪美国文化的灵活性是怎样被19世纪中叶出现的审美意识形态所否定的：“1796年9月12日巴尔的摩的一次音乐会证实了当时流行的音乐精神完全偏离了我们所知的那种音乐精神，即认为在‘一切为了美丽的黑姑娘’这首歌之前奏一曲海顿的前奏曲、或在‘噢，谁也不能像爱尔兰男人那样爱’这首歌之前奏一曲巴赫的前奏曲，是相对正常的事。”

    一种新音乐精神的发展首先意味着推崇“神圣艺术”的概念，“与‘现世’世界毫不妥协的一种艺术，在精神上保持纯洁、决不从属于表演者或听众的一种艺术，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文化完善的一种艺术”——这是摘自《德怀特音乐日记》的几句话——然后把这种文化经验与所有其他经验区别开来：

    于是，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头里已经开始或已迅速发展的变化到本世纪初年已经按部就班：古典作曲家的杰作完全由受过高等训练的音乐家来表演，摆脱了二流作品或二流音乐的污染，摆脱了听众或表演者的干扰，摆脱了世俗的烦扰；听众对大师及其作品表示正当的尊敬和真情，因为现在的目的是审美和精神升华而不是纯粹的娱乐。这一转化不仅仅局限于交响乐和歌剧音乐或莎士比亚戏剧；它也显见于其他重要的表现性文化领域。

    保罗·迪马吉奥也表明了这一美学争论是何以与阶级意识敏锐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维系在一起的：高雅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他写道，于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城市精英要建立组织形式的努力，他们首先要把高雅文化分离出来，然后，将其与通俗文化区别开来”。他举的例子是波士顿交响乐团(抛弃了波士顿波普乐团)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然后，高雅艺术的仪式、鉴赏等，如布尔迪厄所说，便成为资产阶级“声望”的一个方面：如果艺术成为超验的和难以言表的体验，那么，它也就成了“有地位声称他们的体验是最纯粹的、最真实的体验的那些人”的专有财产。

    但是，不管这种艺术意识形态在构成资产阶级审美观中起到什么作用，不管中产阶级在限定艺术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把超验话语固定在一个单一社会位置上，或假定19世纪末城市资产阶级与20世纪末的中产阶级完全是同一回事，那就是误导的。甚至在19世纪，越来越强烈地限定欣赏的关怀也反映了欣赏实际上已经跨越了阶级界限——问题在于控制公共空间，社会混合的危险出现了。“艺术绝不能堕落”，1845年伦敦《音乐界》的一位专栏作家在看到一场廉价音乐会的广告时抱怨说，“我决不同意把最好的音乐演奏给花一先令入场的听众”。

    尽管有这种通过价格控制欣赏的努力，但在英国，至少在19世纪末，“一种非常相似于大众音乐文化的东西出现了——跨越广泛社会领域的一种共同欣赏”。一方面，这意味着“通俗音乐家和听众依赖于我们含糊地称之为‘艺术音乐’的东西”。“通过人民音乐会、音乐大厅、合唱比赛、管乐队表演和其他渠道，亨德尔、瓦格纳和多尼采蒂等音乐家已为‘普通人’所熟知，而这不过是仅举的三个例子，有些人只是模糊地了解，而相当重要的一少部分人则已达到专业水平。”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凡·德尔·默威称之为“客厅音乐”在各种人群中的广泛流行。这不是说在19世纪末古典音乐与客厅音乐之间并不存在着“巨大的音乐分歧”，而是说，这些差异不能轻易地绘制到阶级结构上去。正如当时的职业音乐家在歌剧与音乐厅的乐池乐队之间、在冬季交响乐团与夏季码头表演之间随意流动一样，来自各个社会领域的听众完全可能成为瓦格纳和韦斯塔·蒂雷、合唱音乐和喜剧音乐的迷恋者。“高雅和低级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上”，如凡·德尔·默威所说，“它们往往又是同一个人”——世纪交错时期的企业家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个事实。在1934年为“高雅”音乐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刊发的讣告中，《泰晤士报》回顾了他第一次交响乐演出时的“盛况”(1904)：“曾有一段时间，伦敦正常的交响乐队已满足不了他的音乐的演奏了，为此而安排了特殊的音乐会，企业商家们甚至雇佣乐队在休息厅和棕榈天井里演奏，以促进冬季内衣销售。”

    因此，追溯高雅和低级文化的社会意义，只指出19世纪城市资产阶级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注意大众文化生产的影响，它的一些关键方面是在资产阶级文化之后出现的，并影响了那种文化(正如它对城市无产阶级文化发生作用一样)。比如，古典音乐的“超验”意义被新兴的电影院直接使用，这既是对它的利用又是对它的否认，正如自此以后广播、唱片和电视公司将其用做广告、飞机和购物中心的背景音乐而既利用又否认它一样。

    我想要谈谈研究大众文化史的这种方法的三个方面。首先，如果把高雅文化定义为资产阶级文化，那就等于把大众文化与工人阶级相等同。事实上，大众文化(如果我们把大众文化定义为由技术改革、由大众文化生产工具的使用而成为可能的文化的话)始终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形式，以中产阶级的关怀为特征。如詹妮斯·拉德威对“当月图书俱乐部”的研究所示，20世纪初大众文化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高雅与低级、艺术与商业、神圣与世俗之间界限的模糊。

    其次，大众文化的出现在一个方面是对19世纪“非体面”文化的“规训”，而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对19世纪体面文化的“放松”。到目前为止，对规训过程已经进行了许多具有启示意义的历史研究。比如，在《粗野与文明》中，约翰·F.卡桑清楚地表明，消费者文化的兴起，“有秩序的景观”，意味着参与性的、社区的消闲文化在美国工人阶级居住区的衰落，意味着从“热情参与”到“规矩地观看”的转变。但是，这一事实的另一方面是“安全”方法的发展，借助这种方法，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和体面的工人阶级)可以享受无产阶级的社交生活和热闹的公共行为。比如，卡茜·佩斯指出，大众文化的兴起(电影是一个典型例子)意味着发展工人阶级消闲的某些方面，即资产阶级发现有吸引力的那些方面，同时摆脱他们不赞同的那些方面。大众文化指的是为社会各阶级的“礼貌的杂耍”，“规范的娱乐”，尤其是围绕异质社交活动和对青少年和青少年消费的新评价组织起来的。她举的例子是柯尼岛：

    越野赛马把衍生于工人阶级娱乐、街头生活和大众消遣的文化格局融入大众娱乐的观念之中。与这些娱乐一样，赛马场使陌生人熟悉起来，允许无拘无束的性活动，并建构了异质社交。这种文化并非被全盘采纳，但却得以改造和控制，通过消除街头、工作场所和沙龙的性接触而减少了它的威胁性。在娱乐公园内，男女之间的接触如果加以约束并毫无任何害处的话，是可以接受的。在越野赛马场，性活动是依据逗引、窥视、裸露和对配偶和浪漫活动的强调组织的。

    从这个历史视角来看，20世纪通俗文化展示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和其他团体的价值和冲突是经过折中而非直接表达的，这就是为什么通俗商品(如《扒手》或重金属电子摇滚乐)往往都是“违法的”(违背“高雅”价值)同时又是反动的(见吉普尼斯)。

    最后，如果大众文化不是根据中产阶级文化、根据艺术定义的，而是对艺术的一种加工方式，那么，高雅／低级之间的严重冲突就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商业进程本身在所有文化表达“层面”造成的那种冲突，在波普和古典音乐、在体育和电影中造成的那种冲突。因此，高雅／低级一方面说明了消费中坚或消费崇拜的出现(放荡不羁与因循守旧)，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已经描述过的艺术家及其观众之间的张力(现代派与先锋派和正统与主流)。

    在20世纪初年的某时，勒凡·苏金注意到，“在观众中获得成功的戏剧”成了尖锐批评的标准，正如德国戏剧批评家试图与实验剧作家(和未来)联手反对观众(和过去)一样。“群众喜欢他们”，这仍然是尖锐的摇滚乐评论的标准——这些乐迷越是喜欢，米尼塞斯说，作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摇滚乐批评家，就越感到有必要把他们打发掉。

    因此，世纪交错时期萦绕现代派作家和批评家的那些主题(作为其艺术真谛的对“高雅”文化的关怀，对纯粹娱乐的蔑视，对市场力量的抵制，对“敏感的少数”读者的渴求，对艾兹拉·庞德所说的在实践中意味着相互理解的“同气相求”的渴求)，继续萦绕着诸如爵士乐和摇滚乐音乐家们等低级艺术家和波普迷等低级听众。

    在阿诺德·贝内特1907年发表的故事《西蒙·福格之死》中，叙述者描述了“两家伦敦晚报之一，这是有鉴赏力之人可以细读而不侮辱自身的两家报纸。多么吸引人的一份报纸，这刚刚印刷出来的崭新平展的报纸，由一小撮具有反讽和理解力的人为像我一样的几千人编写的一份报纸，对大量发行和人民的偶像不屑一顾！”这完全可以是对20世纪60年代《歌曲作者》及其读者的描写，或对70年代的《新音乐快报》及其读者或80年代的《面孔》及其读者的描写。

    在1893年发表的故事《格勒维尔·范尼》中，亨利·詹姆斯谈到同名的女主人公，一位确定无疑的中产阶级，追求商业利润的粗制滥造的小说家，然而却“受到一些严肃的老处女的搅扰，她们拿着欧洲大陆的养老金来喝茶，那些涉世不深的美国人告诉她，她们的国家爱她，‘我只是为得到报酬’，她常常这样回答她们；因为这种跨洋过海的见解是使她唯一恼火的东西。那些美国人走开了，还以为她粗鲁呢”。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我的朋友路易斯，她1967年从巴尔的摩来到伦敦，把她的诗读给多诺凡。他也很粗鲁。

    但是，唯美派和门外汉(必要的话语对抗)持续僵局的最惊人(和反复的)特征也许在于，对双方来说，对方都是女性。在物质上腐化艺术家的女人是詹姆斯故事和后来的波希米亚神话的衡常主题——如鲍勃·迪伦早期的歌曲——而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到鲍德里亚等理论家则从高雅文化的视角把大众文化当作“女性”来描写，正如摇滚乐迷对“少女流行音乐”的不屑一顾一样。

    同时，从门外汉的角度来看，美国管乐队指挥约翰·费力普·苏萨曾经向休斯敦的一位记者强调指出，“经常光顾我的音乐会的人都是强壮健康的。我是说身心都是健康的。这些人喜欢带有阳刚之气的音乐。你在我的听众中看不到长发的男人和短发的女人。而我也不想看到他们”。这就把高雅艺术与女子气和性变态等同起来，这在今天的英国已是司空见惯，这是由于朋克和摇滚乐作家、后来《太阳》的电视批评家伽里·布沙尔的努力所使然。

    但是，我这里想要强调的一点是，用亨利·詹姆斯或艾兹拉·庞德的话说，“艺术”的生计最终取决于学术界，正是这种制度背景，而非这种价值问题，才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区别开来的。如布尔迪厄所说，正是学术界——即大学、音乐学院、艺术学校——今天才保留着高雅文化，在师生关系中，在图书馆、艺术馆和音乐厅体现的知识的连续和传统感中，在创造技巧和阐释专长的标准背景中，保证了高雅文化的再生产。正是学术界现在提供了高雅文化经验的术语——即意义；正是学术话语现在规定着报纸的评论，唱片外套的提示和展览会的目录；正是学者使高雅文化的大众消费成为可能(亨利·詹姆斯是一个古典文本)。在所有关于文化价值的讨论中仍然阴魂不散的马修·阿诺德曾赞同地引用勒南的话，“每一个时代都有低级的文学，但是，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却是，这种低级文学大有占上风之势。最有条件与这种危害作斗争的只有学院”。这里所说的学院是法兰西学院，用阿诺德的话说，法兰西学院占有特殊优势，能够“创造向所有文化强加自身的一种知识文化形式”。

    到1913年，当亚瑟·奎勒-库奇伯爵作为剑桥第一位英文教授发表任职演说时，学术的观念已经普遍流行了。研究英国文学的目的，奎勒-库奇指出，是“增进批评判断力”，剑桥的学位旨在造就“具有无可置疑的知识修养的人，我们相信他的经过训练的判断力能够选择好的，抛弃坏的”。英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已是人人皆知的了，但是，仍然值得强调的是，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教化的使命——把有区别能力的读者送进课堂和市场，而且也是一种防御措施：学术变成了一座堡垒，它保护好的和高尚的东西不受门外汉的侵犯(尤其是门外汉的文学代表，即新闻记者，他们始终是学术的敌人)。要随便举出为保卫艺术家不受商业力量侵犯的、充满战斗激情的学者的例子，我们可以引用哈威·阿伦1938年为现代图书馆版的埃德加·爱伦·坡全集撰写的序言。阿伦写道，坡的“不幸”在于：

    终生劳动的成果，20年连续坚持不懈地写作的诗歌和散文，被散置于模糊的、褊狭的、女性的和无聊的，更不用说完全怪异的杂志、报纸、周报、期刊、削价和被查禁的书籍和内容简介之中，这些书刊的名称本身往往低级下流，使人恶心。只有专业学者的铁石心肠才能严肃地以同情的肠胃消化它们的内容(着重号为我所加)。

    这里的意象是把学者比做骑士，骑马前来把艺术家从流行报纸、流行杂志和通俗读者的湿冷腐化的手中拯救出来。

    使得学者对大众文化报以冷淡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铁石心肠，而且还有我们的制度地位，我们已经摆脱了像亨利·詹姆斯或“四人帮”音乐家的艺术与市场相竞争的物质困境的纠缠。到目前为止，高雅文化的价值已经错综复杂地与学术实践而不是与资产阶级消费交织在一起，这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对于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教学发生一些影响(比如，我在每一份当代月刊上都读到这种独特的见解，即大学书目上的变化意味着我们所知的文明已经结束)，事实上，对波普文化本身也发生了影响(如艺术学校对英国波普音乐的影响)。但是，我想就文化、学术和大众欣赏谈两点不同看法。

    首先，高雅文化与学术文化的等同有助于解释高雅／低级文化的区别何以仍然被顽固地解做精神／身体的分裂。这可以追溯到嵌入工业革命时代和继后的教育组织之中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覆盖了浪漫主义原创的情感和理性的二分法——现在，情感被认为在伟大的艺术或伟大的音乐的沉思中得到最佳的精神表达。从定义上说，身体的反应似乎是非精神性的。在1962年的《英国美学报》上弗兰克·豪斯写道，大脑与艺术音乐有关；波普是“没有头脑的”。在同一份杂志的几期后，彼得·斯塔德勒也认为流行音乐是要求“最小限度的精神活动的”音乐。

    到1971年，这份杂志还仍然提出相同论点，但是现在，在雷蒙·杜纳特的主持下，风头转向了相反的方向。他称赞摇滚乐的感性效果。这已经成为关于波普文化的民粹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常见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对那种没有头脑的快感进行幻想化，与关于轰动文学的刺激性、电影和电视情节剧的情感影响的类似的知识争论相呼应。“在表演领域”，匈牙利音乐学家伽努斯·马洛蒂在他为高雅和低级音乐撰写的穷尽性马克思主义历史时写道，“观众的要求……是由资产阶级鉴赏力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渴望要求通俗音乐，试图以‘异国情调’弥补其生活的空虚”。在文化研究中，我们还可以说，观众的要求是由学者的鉴赏力决定的。学术界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渴望要求通俗音乐，试图通过感性刺激弥补其生活的学究气。学者有身体，即便其理论效果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了。

    而更加重要的是，“人民”有头脑。“你看，在一起阅读的过程中，”勒凡·苏金在论述19世纪德国文化时写道(而在当今时代，我们还可以说，在一起看电影、看电视、演奏音乐的时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赢得了从其他人对人和事物的判断中获得关于其思想和感情的真知灼见的机会，这种真知灼见很可能成为相似灵魂之间的第一个纽带”。戈登·莱格的通俗小说《鞋》所描写的恰恰是这种观点。小说中，酒吧新来者的个性(他的粗鲁、保守和潜在的暴力)即刻由于他所选择的唱片而暴露给饮酒者和读者：他选的是杰夫·贝克的《嘿，嚯，银色的衬里》。

    作为学者，我们实际上好像并不十分了解这种审美联合和区别及其含义(尽管我们在生活中离不开这些联合和区别)。甚至当我们声称我们知道人们喜欢什么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谈论这种喜欢是如何从内部组织的(不为社会学问题所羁绊的、不被亚文化拉拉队所践踏的一个内部)。在我所知道的研究中，少数付诸行动的通俗美学包括1938年和1943年英国电影欣赏的“大众观察”调查。

    在这些关于通俗文化批评的文章中有几个明显的评价性主题：

    ——根据技术、技巧和技艺来评价的电影；以及所涉及的事情(表演、灯光、舞台以及细节)。

    ——根据花销和场面评价的电影：廉价和低级趣味是贬义词。

    这些是对已投入制作的东西的判断(与通俗音乐话语相呼应)；它们表明观众(观者，听者)认真对待的程度。

    ——据其可信度和忠实于生活的程度而评价的电影，现实主义的冲动(波普对真实性的关注)意味着根据自身“现实”(和反面)判断电影(或歌曲)的叙事，通常通过与人物或表演者的认同作出判断。

    ——据其消遣能力评价的电影，由其强度(惊恐)、其在场(笑声)和与日常生活的不同而衡量的一种体验性质，即作为娱乐的性质。

    这些明显矛盾的要求被一起用来评价电影所能提供的体验范围——一声大笑和一声嚎哭，可信的和不可信的——而最常听到的抱怨则是，一部影片(或唱片或电视节目或假日胜地或发式)是令人失望的，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要不就过于满足人们的期望。这样的判断既取决于各种不同的事先了解(如关于文类的区别)，但也取决于含蓄的审美等级：通俗文化的消费者也区别难易、糟粕与精华、纵欲与教育；通俗文化的消费者也对不同种类的文化商品提出不同的要求(多少具有审美性质的，多少带点功能性的)。

    我将恰如其分地用另一个“大众观察”主题来结束本文，即，一部影片若要有价值就应该具有“寓意”(我认为这是替代意义的一个词)。“我不知道这部影片究竟在说些什么”，观看《赌徒》时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个人这样说。“它的寓意是什么？”“当某人喝酒时，不要向他投东西”，他的朋友试探着说。追求寓意(观点，结局)在学院派文化研究中被认为是天真的，即便不是反动的话；这种追求使人确信，不管内容是什么，商业通俗文化仍然是秩序井然的。另一方面，在追求这样一种秩序的过程中，通俗的解读往往必须要提出乔纳森·卡勒曾经提出的(在谈及三只小猪的流行故事时)“不正当的问题”，正如在对真实的关注中，大众读者或观者或听者往往追求不正当的细节、闲言碎语、真实琐事一样。麦克白夫人有多少孩子？猫王有多少？保罗·德曼呢？

    要解释不可解释之事物的冲动是通俗叙事的一个常见主题，可以使伟大变成平庸，因此，从直义上讲，甚至更加伟大。这不是一股政治冲动(政治开始于人们生活的物质状况，而非开始于使这些状况适于生活的文化策略)，但是，这的确能生成一股批评动力，而且，由于我是由引用把低级文化视作根本没有知识趣味的高雅文化立场开始本文的，所以我想再引用两段高雅文化的见解来结束本文，这两段引文说明，在探讨通俗文化价值中最最重要的不仅仅是那里的实体，而且涉及一种共同文化，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共有的东西。

    “当我们喜欢一部书时”，凯瑟琳·斯蒂普森最近写道：

    我们就起劲地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喜欢的一部书是人性的，我们就会融入其中。我们的感情就会比轻易的快感更强烈，比快乐更大胆和更猛烈，比消遣更快活。由此我们感激这个可爱的文本。……［这样的］书给我们提供与爱相关的恐怖的惊奇，……提供居住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居住在世界上的感觉；在控制与自弃之间的一种摇摆；与娱乐和慰藉的搭档的一次共舞；对始终封闭的各种需要的满足。

    对此，我还要附加一言，即浪漫的阅读也限定通俗文化：唱片和影片，汽车和电视节目，体育队和设计者服装都是人们所爱的。

    “当我们研究伟大的文学经典时”，诺斯罗普·弗莱在论述大众传奇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是在遵循常识，如《传道书》的作者身上所体现的：“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伟大的文学就是眼睛所能看的，它是与虚假的无限相对立的真实的无限，是欲望的无休止的冒险和无休止的性刺激。但我认为，如果欲望不存在的话，伟大的文学也便不存在。

    而我也认为——这也是我的寓意——如果欲望曾经来到我们的教室里，那么，现在该是我们跟着它出去的时候了。

    (陈永国 译、罗钢 校)

    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1]

    詹妮斯·拉德维

    在我们所处的工业文化时代，文学文本正如所有其他商业产品一样，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受制于众多物质和社会的因素。的确，现代畅销平装书由于杂志轮转印刷机和合成胶等诸如此类的技术革新以及图书出版销售业组织管理上的变化而成为可能。早期浪漫小说批评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在解释这类文学的日益流行时，并未认识和分析到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文学批评家们倾向于从文本阐释立即转向社会学解释，他们轻率地得出结论说，文本特征的变化或某种文类的流行一定是周遭文化中意识形态发生转换的简单而直接的结果。于是，安妮·道格拉斯(Ann Douglas)在这类文学的内部发现了一种尤为明显的厌女症的信息，在她那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软性色情文化》(Soft-Porn Culture)中，道格拉斯认为浪漫小说的逐渐流行和妇女运动兴起的巧合必定会导致一种反对女性主义的新趋势。她推理说，由于这种新信息蕴藏在文本之中，那些重复购买浪漫小说的人必定经受着一种想重复接受这种信息的越来越急切的需要。

    尽管这种看法听起来合乎逻辑，但它却有赖于一系列脆弱的关于批评家与读者是对等同一的假定，从而忽视了当代美国图书生产和销售上的变化性这一基本事实。道格拉斯的解释策略假定了购买决定(purchasing decisions)仅仅只是一个既定的文本和读者对这个文本的需求的结果罢了。事实上，购买决定在受潜在读者的意识和期望的影响的同时，还深受书本外观和易得性的影响。因而，购买图书不能归之为一本图书和一位读者之间的一种简单的互动关系，它还受到图书出版业的物质特性——作为生产和销售的社会化管理技术——的影响，至少部分地受其控制。

    浪漫小说显而易见的发展流行也许可以归因于妇女的信仰和需求的变化。然而，很明显，它同样还是其他方面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浪漫小说的近期成功也与图书生产、销售、广告和市场策略等方面的重要变化相一致。实际上，哈勒昆出版社(Harleguin Enterprises)之所以能够销售1.68亿本浪漫小说，不是因为妇女突然对罗曼蒂克幻想有了更大的需求，而是因为该公司学会了识别和克服面向大众读者的图书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某些问题。如果能够表明由于出版业新近采用了特殊的决策而使浪漫小说的销售量上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另一种相关的可能性，即女性读者对这类小说的明显需求由于人为的手段而被产生出来或至少被强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浪漫小说的巨大成功为商品包装和广告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而不是为读者信仰或周遭文化的实际变化提供了证据。只有当我们更多地掌握了最近平装书市场策略的变化之后，我们才能得出浪漫小说的流行为何者提供了证据的论断，这种市场策略同近150年来图书业所采用的策略截然不同。

    实际上，标准的图书市场实践可以追溯到图书和出版活动本身这些具体的概念上，最初这两个概念是作为早期出版业的组织管理的一个结果而发展起来的。于1639年成立于麻省剑桥的美国第一家出版社推出的出版物大部分是富有知识的绅士写的传教著作，他们有独立的手段向出版社提供资金来出版他们的图书。早期大多数出版社是由合二为一的印刷-出版商(printer-publisher)所拥有，他们向作者收取用于打印和发行图书的房租费以及出售每本图书的版税，因而整个殖民地的作者群只限于那些能提供足够资金的人。正是由于作者为图书出版提供了经费并承担了卖不出去的风险，印刷-出版商对如何满足图书对先前已知的读者趣味方面缺乏兴趣。其结果是，作者几乎完全控制了他们的著作，这些著作被视作他们个人智力的独特产品。出版业也同样被视作公开出版作者思想的活动，即通过正式出版甚至一本图书来表现这些思想以供大众评论的一种活动。因而，在早期的印刷业中，出版这一概念并未和销售或读者群联系在一起。只要作品出现在公共领域。它就被认为是出版了，而不管它是否被阅读。

    不过，作者仍然把自己和读者们联系起来，但这却不是因为如果他们的作品卖不出去，他们要承担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文学阅读团体很小，以及出版本身是在地方范围内进行，图书卖不出去不成为主要问题。作者总是经常知道他的读者可能是哪类人，从而可以创作出符合其兴趣和口味的作品来。事实上，早期的美国作者通过从他努力取悦的具体而已知的预购者那里征收捐款，以此作为出版经费，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因此，作者也就相对容易地让个人的图书符合读者最可能欣赏书中所表达的感情的趣味。

    于是，作为一种思想的独特结构，并在脑中构想出一种假定的独特读者的图书概念发展成为出版业的主导概念。出版商以他们多样化的出版物而自豪，并认为具有个人魅力的出版社应当具备某种能力，即不断地以各式各样、独一无二的图书来满足美国读者群的需要。此外，他们还进一步推导说由于出版社出版了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图书，每一种图书都针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读者，于是就没有必要为出版社本身做广告，或者为一个不同类别的全国性的读者去出版一本唯一的书。代替全国性广告的方式是，出版商依赖编辑们分辨所出图书的理论读者的直觉力及其确定与假定读者群相一致的真正读者的技巧。整个19世纪，甚至进入20世纪以后，作者、编辑和出版商等仍然继续把出版过程视作一种个人的、分散的和有限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正是特殊的和个性化的图书确定了同样特殊和个性化的读者。

    尽管这种出版图书的传统观念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仍然受到虽然只是试探性的挑战。19世纪早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某个系列的图书能够持续成功地销售给一个巨大的、不同类别和既定的读者群。由于技术和销售方面的革命性发展以及读者群自身的变化，这种把图书视为可销售的商品的新观点逐渐开始改变编辑过程的组织管理，最终也改变了出版概念本身。尽管这种有关图书以及通过合适途径销售图书的新观念最初只是和某一类的印刷-出版商相联系，然而当读者被诱使一次又一次地购买相同的图书这种情形变得很明显时，这种销售方式逐渐被人们认同，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社极不情愿地使用着。

    为早期图书业的合理化改革铺平道路的具体技术发展包括机器造纸业的改进、机械自动排印机以及更为复杂的平板印刷机的使用，还有纳皮尔和霍(Napier and Hoe)两人对圆压印刷机的发明改造等。汽船和铁路的出现，以及文化的普及——尤其是妇女——所有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都促使出版业在1830年成为一种具有为大众读者生产的技术能力的商品工业，这意味着有商业意识的个人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并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

    直到1937年墨丘利出版社(Mercury)出版美国墨丘利图书之时，第一个专门为大众生产便宜的平装书和使用杂志作销售系统的出版方案才出现。根据弗兰克·锡克(Frank Schick)的看法，事实上，美国的墨丘利出版社是第一家成功地利用杂志销售平装书系列的出版社，这些书的包装看起来类似杂志，在新闻报点出售，像期刊一样只能在一个月内买到。美国墨丘利出版社的实践明显不同于那种更为传统的图书生产方式的出版社，前者强调这类文学作品的短暂性，后者不断关注的是建立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图书，它们在重印书单上毫不间断，在零售商那儿有存货。尽管墨丘利公司最初出版了不同选题的图书，但到了1940年，编辑们决定集中在推理小说上，以便更好地控制他们的市场。这个新系列被称作墨丘利推理小说系列。为了读者方便起见，每本图书都标上了序号，从而使得封面和标题特别类似的图书能够区别开来。

    美国墨丘利图书的出版商们希望把平装书大量销售给那些已经知道他们的推理小说杂志的读者。这些杂志能够使编辑们注意到读者的意见，观测到他们的偏好，以便他们在自己的选题初稿中与此相应。实际上，美国墨丘利出版社试图控制其读者群和专门为这些读者群生产的图书这两个方面。尽管墨丘利出版社这种类型图书的出版方式获得了成功，但它相对小型的规模阻止了它获得畅销平装书革命的荣誉。尽管这一荣誉通常授给罗伯特·德·格拉夫(Robert de Graff)，因为他在1939年创立了袖珍书局，但他的方式并未带给图书业富有创新的概念。像美国墨丘利出版社的编辑们一样，德·格拉夫把图书视作可出售的商品，它们依赖于杂志销售渠道，而且逐步转向类型图书的出版。然而，正是德·格拉夫这种创立大规模出版体系的能力为浪漫小说上升到畅销书产业的主导地位开辟了道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浪漫小说在商品出版业中如何和为何变得如此重要，首先有必要理解平装书的出版和销售经济学是如何产生出这一产业在预售上的兴趣。

    在德·格拉夫进入出版业之前的几年中，印刷和装订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杂志轮转印刷机的发明使得快速生产成为可能，而且赢利可观。虽然新机器耗资巨大，但它主要由印刷商自己来承担，按照传统，他们是独立于出版商的。这些印刷商促使德·格拉夫及其在艾凡出版社(Avon)、大众图书馆(Popular Library)和狄尔出版社(Dell)的竞争者把生产安排得井然有序，以便高成本的印刷机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运转，来保证他们可以收回最初的投资。这种操作导致了类似于美国墨丘利出版社的一种杂志一样的按月出版计划，它非常适合德·格拉夫通过杂志网销售图书的意图。生产的有序化进一步促使印刷商以低成本购买大量的纸张，而不必为无限期地储存这些纸张而付款。出版商也可以相应地用极低的价格销售他们的图书，从中获利。

    令人惊讶的是，合成胶的发明也为畅销平装书的出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统的图书装订是靠手或锁线装订机把折叠的书贴装订成册来完成的。即使这一过程是由机器来做，也仍然既耗资又耗时。“无线胶订”的装订过程是依次把散装纸合在一起，整齐地切割，然后在书脊上涂上胶水，粘住封面。这一过程最先使用的粘贴胶是动物胶，这种胶不仅干得慢，而且一旦干了会变得僵硬起来，以致装订好了的图书经常裂开或散页。这种胶水使得出版商有必要寻求足够的储存空间让无线胶订的图书晾干。速干合成胶的发明解决了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这种快速干燥的粘贴胶使得集装流水线成为必要，同时它还加快了整个生产过程，省去了昂贵的储存费用。这种新的装订机非常昂贵，不过印刷商承担了巨大的费用，而把大部分的收益转给了出版商。

    无线胶订和合成胶连同轮转印刷机一起使得有可能以非常低的成本生产大批量的图书，这有益于图书的获取和编辑过程的快速化和规范化。对出版速度的不断强调使得平装书出版商看好类型图书，这种图书可以按照相当固定的公式来写作。通过引导具有潜力的作者使用这种创作方式，畅销书出版社节省了编辑特殊图书的时间和费用，因为这种图书还未被证实具有吸引广大读者的能力。

    为了使大批量图书的生产有利可图，德·格拉夫采取的具体步骤是决定利用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庞大的杂志销售网络。他推论道，如果他要把现在不费吹灰之力生产的大量图书都卖出去的话，他就必须把图书充塞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他意识到美国各地的书店相当少，而且一般的顾客感到这些地方令人害怕和不愉快，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如果要把这些图书大批量卖出去的话，就必须让它们在其他地方出售。他转向了美国新闻公司(American News Company)，这个公司在全国杂志和报纸的销售中具有绝对垄断的地位，它囊括了成千上万的新闻站点、杂货店、甜心屋，甚至食品店。德·格拉夫确信如果美国杂志的读者在这些地方看见了包装精美而又非常廉价的图书，他们也一定会被说服成为一位平装书的购买者。第一批十个品种的图书都销售出去的现象证明他是对的。

    虽然通过杂志网络销售图书具有巨大的优势，但也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德·格拉夫和他早期的竞争者们不久都发现他们的新书零售商对这些图书知之甚少。由于担心卖不出去这些预订的图书，零售商们最初抵制平装书的存储。为了消除他们的疑惑，德·格拉夫和其他出版社的竞争者提出由本出版社来承担卖不出去的图书的全部风险。最后，他们允许所有的零售点可以返回任何卖不出去的图书，或者证明他们亲自销毁了这些图书。

    这种回返策略说服了零售商不会因平装书的存货而受到损害，因而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但对出版社自己来说，它却证明是极为麻烦的。因为出版商无法同时追踪正在进行中的回返图书和新的印刷订单，或者把一个零售点的图书转向另一个零售点。许多出版商发现他们自己只得通过第二次印刷发行某本图书来满足需求，却最终发现在所有的图书回返过程完成之后，实际上的总销售额还少于第一次的印刷订单。结果过量的图书生产耗费巨大，这使得畅销书出版商寻求预测图书销售状况的途径。而类型文学作品恰好表明它自己已成为一种预测手段，即预测一本已经证明是某种类型的新版书是如何在市场中运作的。

    类型或公式化文学作品经常是这样被定义的：通常要依赖于一种要求有某些基本成分在内的写作方法，这些成分在此种类型的每本新版图书中都可以找到。因而它允许编辑者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引导和控制图书的创作。而且，值得强调的是，类型文学作品还以它持续不断地吸引某一类固定读者为特征。

    这类图书的出版不仅避免了只是根据盲目的直觉确定印刷订单的需要，而且也减少了要设计出合适的广告宣传的困难。在依赖有关杂志的预订目录和前期此类读物的销售数据的基础上，类型图书的出版商可以相对准确地计划出其潜在的销售量。同时，他们还可以使用期刊作为一种特有的广告策略，从而避免了在全国范围内大动干戈，希望靠偶然机会预测出适合读者的困难和费用。

    为了理解类型图书出版物使得图书广告变得易于管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就有必要了解到，多年来出版商都认为图书不能够像其他商品一样推向市场或做广告。因为每一种图书都是个人的、独特的，所有的出版商都必须“从零做起”，努力为出版社建立起自己的读者群，这样出版业才能维持下来。于是，出版商得出结论说，图书的不连续性使得有必要为每一种图书单独做广告，每月支出的巨大的广告费几乎要把整个出版过程抵销掉。而且，由于他们相信由每家出版社提供的多种类型的图书使得该出版社不可能产生一种单一的形象，他们还得出结论说，为出版社的图书投入较少的全国范围的广告费用并不会影响单本书的销售，因此，多年来出版业的广告预算都相当少。直到19世纪70年代许多大公司兼并了单个独立的出版社，导致巨大资本的集中，其中一部分直接运用在广告预算上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不过，在解释这一切如何和为何发生及其与我们的浪漫小说调查研究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回到第三次平装书革命的早期时代，追溯一下畅销出版业中浪漫小说逐渐增长的重要性。

    尽管早期平装书出版商最初仍依赖于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精装本畅销书来保证巨大的销售量，但不久他们发现远远无法满足那些廉价的平装本图书的需求。由于还未能证明这类图书的畅销性，畅销书出版社对大批量地生产持谨慎态度，但慢慢地他们开始依赖那些已被证明在读者群中流行的类型图书。这一倾向实际上是以推理或侦探小说开始的，这类图书在现代畅销出版物中发展到占据第一位的统治地位。它们特别适合半计划性的出版发行，因为随着诸如《黑面具》《一角钱侦探小说》《侦探故事》《侦探小说周刊》等低级杂志的创立，在20世纪20年代作者-出版者-读者的关系已经形成。这些杂志的问世有助于确立推理侦探作品作为一种文类的正统性，从而引导出以精装本的形式持续不断地出版这类小说。平装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只不过是既定的文学活动的延伸罢了。

    不幸的是，推理小说的流行在整个50年代有所下降。尽管这类小说偶尔也赢回了它所失去的读者，但一些出版商仍然开始寻找其他新题材的图书，它们可以在更为规范和预测的基础上被销售出去。在艾茨出版社(Ace Books)工作的杰拉尔德·格罗斯(Gerald Gross)被推理小说极不稳定的销售所困扰，他回忆起了达夫妮·德·莫里尔(Daphne Du Maurier)写的《丽贝卡》(Rebecca )持续不断再版的成功，他想知道这本小说(初版于1938年)长盛不衰的流行是否暗示着它打动了女性读者的共同心弦，于是他试图探明以前出版过的类似于德·莫里尔的小说，希望出版一种“哥特式小说”的系列。1960年他选择了菲力斯·惠特尼(Phyllis Whitney)写的《雷鸣山庄》(Thunder Heights )，把它作为“哥特式小说”系列的第一本出版。

    因为格罗斯和其他哥特式小说的出版商不仅把畅销读物塞进先前平装本推理小说早已形成的流通渠道，他们还有必要询问，为什么在创立哥特式浪漫小说这样一个特殊类型的小说时几乎马上就获得了成功，并产生了对新题材的不断需求。他们的成功不能仅仅归因于为已经认同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产品，从而使得读者受到一起预订相同杂志的行为的“控制”。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最早出现的忏悔和浪漫小说期刊是为忠实的读者提供爱情故事，但这些低级黄色杂志是面向工人阶层的读者，而书本阅读总是和受过高等教育和有收入的阶层相关。看来平装版哥特式小说非同凡响的成功很可能是由于出版商不断调整，使之达到中产阶级妇女读者水平的结果。虽然有的人可能会考虑到出版商依赖于中产阶级商业杂志——诸如《出色的家庭主妇》或《妇女之家杂志》等——去认定和维护其新读者，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出版商很少使用广告来提高早期哥特式小说的销售量。

    那么，究竟是什么能说明这类文学的迅速成功呢？它的成功与其读者群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美国社会中妇女的特殊处境息息相关。在一个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出版商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为每一本新书寻找读者，并想方设法把书送达潜在的读者手中。平装书出版商通过使用杂志销售网络，极大地增加了开发购买者的机会。而且对于那些新近对女性读者感兴趣的平装书出版商来说，使用杂志销售网络证明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它便于图书在妇女经常光顾的两个销售点即地方杂货店和食品超市出售。甚至是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她们仍然要像那些完全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一样，承担照顾孩子和维持家庭日常生活的责任。因而，出版商确信，只要在药店和食品店摆设哥特式小说，它们就可以到达一大部分成熟的女性读者手中。与此同时，由于他们所希望吸引的潜在或理论读者已经集中起来了，他们还可以节省广告费用。事实上，早期哥特式小说的成功是由于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行约束所带来的妇女集中的结果，这种集中对于限制她们在整个社会领域中的分散具有充分有效的作用。换言之，这种限制保证了美国妇女作为一群潜在的图书购买者，是很容易达致的。

    哥特式浪漫小说持续不断地流行于整个60年代。随着美国大学生开始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以及不断高涨的女性主义者声势浩荡地反对男性压迫，越来越多的妇女购买那类以富有、英俊的男人与“勇敢”而易受伤的女人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为中心情节的小说。购买哥特式小说的读者比例日益增加，到70年代早期第一流哥特式小说作家的作品销售量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型的平装书小说，包括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和西部小说。由福塞特出版社(Fawcett)出版的一本典型的惠特尼或霍尔特写的平装书第一版就印刷了80万本。虽然大多数其他作者写的哥特式小说的销售量达不到这个数字，不过一旦把不下于八家出版社出版的哥特式小说累加起来的话，其总数却是非常庞大的。

    哥特式小说非同凡响的成功使之成为一种真实的文化现象，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对此进行分析和批评，以检验其合格的程度。在这个时期的周日副刊和流行杂志上，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如何写出一本哥特式小说”的文章。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普遍赞同这一现象，但它仍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注意。

    尽管加大了对哥特式浪漫小说的广告宣传，但它的销售量在1972-1974年之间还是逐渐下降，退货不断增加，以至于许多出版社削减了它的出版量。当问及哥特式小说逐渐变得不怎么流行的原因时，以前的出版商都众口不一。一些人认为只不过是图书市场饱和，而另一些人则推测是由于女性主义运动的明显高涨和女性性生活的日益开放使得人们对此更为宽容，从而对故事中显而易见的性交流并不热衷。不过，所有的人都似乎同意，当1972年4月艾凡出版社出版了由凯瑟琳·伍德韦兹(Kathleen Woodiwiss)写的《火焰与鲜花》(The Flame and the Flower )时，浪漫小说出版物的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伍德韦兹没有经过通常的代理人的介绍，就把她的手稿主动提供给艾凡出版社。但它被扔进了“废纸堆”里，一般情况下，在当代出版社中这种情况绝对是死路一条了。令人不解的是，责编南茜·科菲(Nancy Coffey)恰好要在废纸堆里找点东西读，以打发她漫长的周末，手稿被她捡起来。当她读到这个故事时，她再也放不下了。科菲返回艾凡出版社，迫不及待地决心把它印刷成书。她终于说服了其他人，这本书作为艾凡出版社的一个“奇迹”在四月份出版了。尽管伍德韦兹的小说像其他小说一样，叙述了一位横蛮无礼的主人公的命运，不过这是一位女主角。小说的篇幅是典型哥特式小说的三倍，性活动过程写得更为清楚明白，几近乎强奸，它还大量地描写了女主人公从一处到另一处的漂泊。虽然存在这些差异，小说的结局仍像所有其他哥特式小说一样，女主人公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男主人公的怀抱。

    《火焰与鲜花》的原版平装书给予了全面的宣传、广告和推销，所有这些预备工作都为它的畅销打下了基础。在早期畅销的图书历史上，这类原版平装书都是小批量地不断出版，之所以范围有限，仅仅是因为比起购买已经持续成功的精装书的重印权来说，出版社付给作者的预支稿酬和为一本不为人知的书做广告的费用更高。然而，在彼特·麦耶(Peter Meyer)领导下的艾凡出版社在6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着出版原版平装书，开展与众不同的广告宣传。当初科菲同意出版平装本《火焰与鲜花》一书，事先并没有经过精装本的印行，她只不过是采用了一种日后在她的公司里变得非常普遍的实践方法。不久，伍德韦兹的小说带给出版社的巨大成功使得全出版业重新认识原版平装书作为潜在畅销书的可能性。当艾凡出版社继这次成功之后又在1974年相继推出了两本更畅销的浪漫小说时，出版界确信原版平装书不仅获得了可喜的成功，而且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类型小说。当罗斯玛丽·罗杰(Rosemary Roger)写的《甜蜜的野性之爱》(Sweet savage Love )再次成功地进入此领域时，这种类型的小说被冠以“甜蜜的野性罗曼司”的称号。

    一旦艾凡出版社证明了原版平装本浪漫小说可以被用来挣钱时，几乎所有其他畅销书出版社都着手计划出版自己的“甜蜜的野性浪漫史”、“性爱史”、“胸衣撕裂者”或“奴役者的英雄传奇”等，这类书在出版业远近闻名。正如梅杰出版社(Major Books)的伊万妮·迈克蒙勒斯(Yvonne McManus)指出的：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艾凡出版社通过强有力的广告和推销迅速创造出了一种需求”。她进一步论述道：“它发明了属于自己的新潮流，这就是更为出色的平装书出版。”

    尽管一些出版社已在“甜蜜的野性”类型小说上开发出了畅销书，但艾凡出版社在识别这类浪漫小说的出版印行上仍然是最为成功的，他们通过编印文学迷的来信与它的读者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一些出版社还努力开发出其他种类的浪漫小说，即写出一套或一“系列”他们希望在读者心中联想起本出版社名字的小说。为了在销售和赢利上达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出版社试图识别一些基本稳定的读者，所炮制出的“系列”小说就是令人熟悉的例子之一。这类策划的迅速增加和所获成功往往是模仿艾凡出版社已成套的技巧，或模仿哈勒昆出版社(Harlequin Enterprises)更为细致的运作实践，这使得两家出版社在特殊的浪漫小说出版和一般的畅销平装书出版上都得到了极为重要的发展。在估计到这几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时，还有必要提到另外两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是出版业，另一个是图书销售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平装书出版社不仅能找到吸引读者的浪漫小说市场，而且还能够成功地引导它。

    20世纪美国出版业最重要的发展莫过于曾经是私人拥有的出版社被庞大的联合大企业所控制。最初是1960年兰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吸收”了克诺夫出版社(Knopf)，继而是美国广播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购买了兰登出版社，这种联合的趋势使得只剩下寥寥几家出版社未被触动。例如，196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收购了霍塞特(Holt)、莱因哈特(Rinehart)和温斯顿(Winston)，后来又收购了布拉格尔(Praeger)出版社、大众图书馆(Popular Library)和霍尔特出版社(Fawcett Publication)。艾克斯洛克斯(Xerox)控制了基尼-坎帕尼(Ginn and Company)、R.R.鲍克(R.R.Bowker)以及行业杂志《出版周刊》(Publishers Weekly )。狄尔(Dell)像文学联合会(Literary Guild)一样为道布尔戴-坎帕尼(Doubleday and Company)所拥有，加尔夫-韦斯特(Gulf and Western)收购了西蒙-舒兹特(Simon and Schuster)和袖珍出版社(Pocket Books)。尽管绝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被收购，但这种趋势至少清楚地表明，购并浪潮的第一个影响是使得精装书和畅销平装书出版社在一个单一的公司结构中被联合起来。尽管事实上最具个性的出版社仍保持着对他们所出版图书的编审权，但比起这些过去献身于自己事业的出版社来说，显然联合总公司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损益表。

    一旦人们认识到畅销书出版业的各个部门要增加利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关注底线”[2]开始在出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业仍是一个小型的、非组织化的商业领域，于是，一提起出版社，那些批评者和支持者都同样称他们是“凭感觉行事”。美国出版社一直是根据编辑人员的直觉来决定手稿的编选、印刷订单和广告宣传等，而忽视计算机的应用和复杂的市场研究技术的发展现状。许多出版社不愿采用这些先进的自动化手段，这可以归因于人们继续把出版业视作严肃认真地献身人文“事业”的文化人的领域。编辑们担心一旦追逐利润成为主要的目标，出版社就不愿意提供资金给有前途的年轻作者出版他们的处女作，因为提供的经费也许会付诸东流，却要由出版社来承担损失。

    最近在评估公司接管对出版社的影响时，托马斯·惠特塞德(Thomas Whiteside)注意到“出版业确实为其低效率所困”，“缺乏活力的管理，令人痛苦而拖延的编辑印刷过程，互不协调且费力缓慢的图书发行和销售系统，广告预算不够……融资系统的匮乏”，他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阻止许多出版社采取他们明知重要长远、且对他们公司的美好前程很必要的编辑计划”。图书贸易出版社是一个传统的低利润的产业，由于每一家出版社的命运都随着每月销售订单的成败而起伏不定，其利润也是大幅度地变化无常。那些新兴的联合大企业的公司管理者开始仔细地审查出版社的资金操作和运转情况，他们对此大吃一惊，大部分主管的反应是强迫出版社采用公司早已熟悉的管理程序：“充分完善的会计体系、长远的规划、削减浪费和不必要的重复设施。”

    显然，看起来公司接管在强迫出版社完全废除“平庸”的图书——在市场和批评界两方面都反响平平的图书——方面有所成效，它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即提供给平装书出版社一大笔资金。这使得出版社有能力支付畅销小说重印权的巨大费用，同时也使得他们可以投入一大笔资金专用于计划类型图书的销售上，也就是组织市场调查研究以及为其最终创造出的新“系列”图书做广告。此类财经调动背后的逻辑基础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平装书的销售变得更可预知和更加稳定的话，联合大企业就可以用新近收购的畅销书出版社来平衡商业活动过程中必要的不可预测的方面。

    公司接管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给平装书出版社增加了压力，促使它们在类型图书的销售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同时，由于重印权的费用越来越高，对出版社来说非常有必要强调获取原版手稿。为了避开培训缺乏经验的作者的困难，节省把他们那些具有个性的作品介绍给新读者的费用，平装书出版商都倾向于寻找与他们的类型小说计划相吻合的原稿。他们相信比起通过为新作家的作品寻找一个专门的读者群来建立其独特性，介绍一位其作品符合已知的模式化的交流方式的作者更容易一些。事实上，这种趋势被证明是强有力的。到1980年，每家出版社每月的出版物中原版平装书几乎占到40％-50％。联合大企业对于财经会计的强调，除了加强类型小说出版物更为稳定而可靠的销售外，还具有另外的影响。他们对预售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有助于在越来越利润可观的平装书出版社和日益成功的图书连锁店(如B.达尔顿书店、畅销书书店、温登书店)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总而言之，这两方面的发展使得出版社对浪漫小说和追逐浪漫小说的妇女抱有更大的兴趣。

    的确，近年来平装书出版的历史为极具爆炸力并上升到显著地位的畅销书所控制，它发生了缓慢而不可动摇的转换，即从一个相对狭小、缺乏正规管理、仍然关注作者形象和图书阅读行为的商业，转换成充分使用最为复杂的市场和广告技术以便于商品交换的消费产业。浪漫小说的广为流行部分是由于这种转换的结果，正是这些技术被最为有效地运用在这类文学上。虽然出版商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市场调研被运用在浪漫小说而不是间谍恐怖或西部小说上，但看来这一决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女性读者占据了读者群中的半数以上。比起试图吸引一小群读者来，抓住一大帮读者似乎挣的钱更多。同时，妇女很容易被吸引成为图书购买群，因为她们的社会职责和习惯使得她们更有规律地接近出版商。对于出版商来说，面对一群靠其他力量不经意地聚集起来的读者，图书销售变得更容易和广泛，这也证明了浪漫小说批量生产的可能性。目前，每月出版的大约400种平装书中有1/4-1/3是某一类原版浪漫小说。十大平装书出版社每月出版的图书中，浪漫小说占据了大部分。此外，哈勒昆出版社现在宣称它动用了数以百万的美元做广告宣传，吸引了美国1/10的妇女，其中40％的妇女通常变成它的读者。与浪漫小说相关的巨大销售额看来正是这种挖掘潜在读者的最重要能力的结果。

    其次，显然浪漫小说为大部分妇女读者提供了一种愉快的阅读经验，以至于她们希望只要有可能她们就愿意重复那种经验。然而，下结论说，浪漫小说在平装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言而喻地证明了美国妇女对于自我确证的更大需要，不过是个逻辑上未经证实的悬论，它还忽视了其他方面的证明，即证明这个主导地位还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结果，也就是通过吸引某一图书购买群的大部分读者来尽可能地赢得最大利润。浪漫小说的流行一定与图书出版业整个的历史变化密切相关。

    无论怎样，浪漫小说的流行还清楚地归因于这样一个具体的事实：在美国读书者和买书者都是妇女做的事。许多从事妇女和图书出版研究的观察家都得出结论说，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成为读书者是因为她们既有足够的钱又有时间。当然只是直到最近她们才有时间，社会使得她们不是全日制的劳动者，可以待在家里，主要是照顾家庭，尤其是孩子。由于孩子长到几岁之后每天有段时间不在家里，他们的母亲便能够抽出空闲来进行阅读。

    尽管不是所有的妇女读者由于这些条件才成为读者，但似乎极为可能的是，上述条件确实为大多数妇女成为浪漫小说的读者提供了背景。而且在竞争激烈的出版业，那些经常坚信浪漫小说是由美国女性人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在阅读的主管者们，总是密切地观察着实际的统计数据。哈勒昆出版社和西鲁特(Silhouette)出版社仍然不断地指出他们大部分读者的年龄是在25-45岁之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并牢牢记住日益增长的销售额并不必然暗示着需求或需要的增加，必须把出版商及其利润动机放在恰当的位置上，这样才能解释清楚浪漫小说的流行，理解它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牢牢记住，尽管浪漫小说在预测一般读者的兴趣方面取得了相对成功，但半计划性的出版方式仍然不能保证读者期望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之间完全一致。

    (刘燕 译、刘象愚 校)

    购物中心何为

    米根·莫里斯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用一段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它并非出自最近的女性主义理论、美学或文化研究的争论，而是出自一篇题为《零售场所的发展》的文章，这是1981年麦尔购物中心的约翰·勒楠在伯斯宣讲的。开始(在澳大利亚城市研究院的研讨会上)讲演时，勒楠讲了一个寓言：“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时，亚当转过身对夏娃说，‘不要没精打采的，亲爱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引用亚当的话之后，勒楠继续说：“城市生存于变化的时代，我们不应该为变化而气馁，而是必须学会控制变化。”他的意思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购物中心的作用始终在发生变化，仍然与变化的后果(规划限制，人口爆炸后的经济条件，新的竞争形式)拼搏的零售商们不应该气馁，而应该根据变化而改变经营方式。

    我想要讨论一些女性主义批评方面的问题，这是我所做的关于控制变化的一项研究的结果。我研究的对象尽管不完全但却通常是由妇女从事的“文化生产”活动——如购物、开车、组织娱乐、度假和／或失业活动的场所。所谓“场所”，我指的是购物中心、汽车、高速公路、“家”和汽车旅馆。这是一个大项目，而本文只涉及这个项目的一两个问题。然而，本文也有一个框架式主题——一般消费主义的“伊甸园”寓言，而尤其以购物中心为典型，人们可以在许多不同话语(和文化“场所”)中看到对这个主题的细密阐述。本文也有一个论点，我将以漫谈的形式回答与我一起讨论这个项目的妇女们提出的三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非常一般的问题：“女性主义是干什么的？”我难以以任何直接或直观的方式回答，因为“女性主义”显然不是人们公认的一系列关怀和方法，人们可以借以衡量自己的兴趣和向往的一种计划符码。坦白地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几乎难以理解的问题。而当我确实理解了争论非女性主义所具有的论战的、有时是理论的价值时，给女性主义身份下个确切定义在我看来要作出那么多最后的决定、要采纳那么多共有的既定价值标准，以至于不可能解释“规划”这样一个概念——它本身就是未定的和悬而未决的。所以，我将把这个问题作为我随时给予回答的缘由，本文将是对此的回应(对我来说这就等于说，对“女性主义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我还不知道”)。

    另外两个问题比较特殊，都与购物中心关系密切。

    第一个问题几乎无法改变地是由与我讨论购物问题的妇女们提出来的。她们说：“那么，你是搞符号学的了……你没看到购物中心到处都一样吗？——排列得井井有条，每个人都能读懂吗？”她们不提关于购物中心和变化的问题，也不提关于控制变化的符号学问题。

    事实上，我的重点恰恰相反。事实是，在一个分析层面上(以及我们所论的购物中心的问题上)，排列和设计原则都确保所有购物中心对熟悉其使用的任何人来说其可读性都是最小限度的——即是说，对于我这里所关心的几乎属于西方郊区文化的每一个人，这种“可读性”也许的确是最小限度的：许多购物中心都采用惊奇和混乱与熟悉和和谐交替运作的策略，而在任何一个中心的不同部分，对不同的“用户”将呈现不同程度的清晰度和不透明度。比如，对一位新顾客来说，一个陌生的购物中心里的主要超级市场往往很难解读，比解读食品专营店与时装商店之间的空间关系要更加困难。然而，总是有一些基本的接近和联想原则来帮助你作出选择(既对商店又对产品作出选择)。

    然而，我所感兴趣的是区别特殊购物中心的研究。对购物中心加以区别首先意味着研究建筑学作者奈维尔·伽里(在欣赏某一特殊建筑时)所说的特殊购物中心产生和保持的“独特的地方感”——用其他术语说就是同一性神话。我视此为一项“女性主义”规划，因为这要求表明与购物空间的(以及与这些空间与其他家务和家庭劳动场所之间的联系的)一种复杂和地方化了的情感关系，这比漫步游弋的语法学家解读从一地到另一地的雷同要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购物者都是漫游的语法学家。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为了集中探讨特殊购物中心是如何努力要在地方社区妇女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特殊”地点的，且不论是好是坏。当然，男人也可以与某一购物中心建立这种关系。所以我的“女性主义”在此阶段是非论战的和非排外的(即非自我认同的)。

    显然，购物中心由于经济和“招徕顾客”的理由而使人产生一种地方感，时而也由于建筑师和规划者献身于当时当地的某种美学甚或政治所致。但是，我们却不能根据这种经济理由就它们的作用、人们对它们的反应或它们自己在自身和周围的文化生产发表评论。购物中心的确不断美化外观、改变形象——以至于任何地方的伟大的经典建筑都开始老化、褪色和过时。

    但是，翻新购物中心(尤其是大的购物中心)的代价意味着，任何一个中心在时间中的空间嬉戏所产生的同一性效果不仅是复杂的，差别精微而细节多变的，而且在整体上和在空间中又是简单的、巨大的和相对耐久的。在每一个可能的分析“层面”上——而对于这样一种复杂连续的社会事件来说的确有许多层面——购物中心在宏大规模和构成上都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很难对其加以区别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它们看上去如庞然大物——坚固，巨大，冷峻而不容置疑地矗立于大地之上，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当你试图对其提出质疑时，它们便于瞬间溶解成适于任何一位哲学家关于抽象女性之谵妄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部分是由于这种购物中心“经验”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包括人群(以及人群相对缺场)的经验，所以也包括中心所唤起的不同反应和它所包含的种种用途。

    复杂一点说，这种双重性质是购物中心招徕顾客即其“诱惑力”的以及它控制变化的策略的组成部分。巨大稳固的建筑与“中心”内外不断变换、川流不息的景观之间存在着一种搅动心弦的张力，这就是喜欢购物中心之人真正迷恋它的原因之一。同时，购物中心的管理方法(和承租)已经相当趋近于组织化和统一化——即便不是在已经获得的审美效果的层面而是在行政控制的层面上——正如通过调节混合租赁、符号和广告风格、公共空间的装饰、庆祝活动等来尽可能管理这一景观一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成功地“管理”了这整个景观(包括人们如何处理它们所提供的东西)或它所召唤出来(也可能包括在内)的反应。

    因此，分析购物中心的任务一方面涉及它们唤起的共同效应、认知和情感状态(这可以是否定的，当然也可以是谵妄的)，另一方面，也涉及与那些认知和情感状态作斗争，从而创造说话的空间，而不是做一个痴心的描述者——无论是作为民族志学者而置身这个景观“之外”，还是(以一种在我看来完全是同一回事的姿态)作为“通俗文化”的吹鼓手而表面上陶醉于他自身对这个景观的陶醉之中。

    如果前一种描写方式可见于大多数论述消费主义或“消闲”的社会学，那么，后一种就比较常见于今日的文化研究之中——而且有颇具说服力的辩护者。比如，雅安·钱伯斯(Iain Chambers)就曾有力地论证道，要正确评价人们亲身经历(而非“伴随着”)文化的民主“潜力”——评价和改造日常生活——我们必须首先追溯阿多诺反对的本雅明在论述波德莱尔时对“现实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呈现”。作为一般取向这是很难对其提出反对意见的，而我就提不出来什么意见。但是，如果我们更加详尽地审视阿多诺的反对意见(且不说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与本雅明的著述有什么关系)，那就有可能从中读出对购物中心神话的描述来：“你的研究正位于魔幻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那是个令人着魔的地方。”如果相信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已经教会了我们如何提问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阿多诺的下文：“只有理论才能打破那魔力……”(尽管在上下文中，他指的是本雅明自己的理论实践，而不是一般的理论)。

    在我看来，无论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呈现”，还是对理论的驱邪能力的信任，都不足以解决女性主义在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中所提出来的批评问题。如果我们把在任何一个地方购物中心巨大的中央院子里都能看到的“魔幻与实证主义的十字路口”作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比令人瞠目结舌的魔力更复杂的社会经验就一定会发生——而对一位女性主义者来说，就一定能引发出比“呈现”所要求的更具批判意味的反应。如果今天相对容易拒绝阿多诺的蓝本(打破魔力的理论)所意味的理性主义和恐女偏见(gynophobic prejudice)，如果也容易拒绝过去把消费作为虚假意识(被购物中心所迷惑)的批判，那么，当下也去质疑对日常表现所持的“瞠目结舌”的批评惊奇姿态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

    对此可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这里提出的一个论点至少是，对购物中心进行女性主义分析首先应该坚持分析对客体所持的矛盾情绪，而不是简单地对这些客体报以惊奇。矛盾情绪能使人思考矛盾状态之间的关系：这无疑也是一种“姿态”，但也许更适于由于不同的原因使用相同购物中心(而不是仅仅为了观光而不时地光顾几家中心)的日常习惯的一种姿态。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消除日常生活中不满的时刻——愤怒，挫折，悲哀，恼怒，仇恨，厌烦，疲倦。在最狭隘的意义上，女性主义是不满于“日常现实”、不满于把日常现实作为“事物的既定方式”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定义的一场运动。女性主义也可以像钱伯斯所说的那样“对我们栖居的当代世界的现实横眉怒目”，女性主义也允许我们拒绝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拒绝将其视作“给定的”东西。正如成功的购物一样，女性主义批评包括突出焦点、限制审视——即怀疑的、即便不是偏执的评价时刻(正是在一种较具论战性质的意义上，我才把这个项目视作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女性主义”运动)。

    近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内出现的女性主义理论为身份和差异神话的批评研究提供了许多工具，也为对日常生活中“地点”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修辞。但当把这些工具用于购物中心时，我遭遇到另一个难点：这次是修辞上的，并引起了跨学科冲突的共鸣。其难点在于，在我的女性主义知识话语与我的研究客体之间似乎缺乏一点什么或存在某种偏离。

    恕我直言：调动某一精英阶层的武器(我故意用那个暴力隐喻)，即仍然时髦但无疑已不再流行的理论话语以与“普通妇女”经历的文化中的主要因素相对照，而这种话语对她们来说可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就像罗兰·巴尔特的一本放错了地方的书，被拿来装饰在堪培拉自由家具展室里一个仿真的雅皮士公寓，难道这不是真的有些“离谱”吗？而且，如果对那种话语及其武器的使用是“离谱”的，那么，用它们重新解读葛特鲁德·斯坦因或其他女性现代主义者的作品，或重写被贬低的和非现代主义的女性作品，以便可以用它们来修正现存的文学经典概念，这是不是也同样离谱呢？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任何学者或女性主义者所必须提出或回答的问题。人们只能策略地限定自己的“客体”，以有限的方式使其最适于既定的学科和制度语境。如果不对其术语提出挑战的话，这些问题也是不可能回答的——比如，所说的“相关性”和“适当性”(仅就其可以衡量这一点来说)就取决于一种话语“源自何处”和“对谁而言”的问题，正如它同样取决于与“关于什么”的关系一样。比如，我在上面提到“跨学科冲突”的理由是，在研究期间，我发现用衍生于符号学的理论词汇讨论“普通妇女的生活”的问题的适当性和所谓“良好的趣味”就受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更为严厉的质问(对他们来说，因为所谓的“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问题就更加迫切)，在提出这些问题时，这些专家们似乎比非学术妇女(我不说“普通妇女”)——她们兴趣各异，或表示冷淡或权作消遣——更加严肃。

    然而，女性知识分子也的确相互提出一些问题，而且我们无疑将继续提出问题，只要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某种广泛的社会(以及“跨学科”)语境和我们的工作的政治意义。所以，我想要对“普通妇女”在我们的论战中的作用提出质疑，以此开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且是“适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跨学科会议的一个回答。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并不希望、也不能希望把其他妇女的形象或现实置之不理。但是，作为一个符号学家，我必须看到，其他妇女的“形象”，甚至我将其作为问题而提及“她们”的那些妇女(对我来说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而不是“普通妇女”)，事实上也的确是形象。

    因此，我在购物中心项目上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我作为知识分子与我所“讨论”的文化的关系，而且还要想象我在对谁讲话。所以，在第一个例子中，如果区别购物中心的任务涉及抵制入迷的描写——消费和消费主义者的名单制作，定格或固定某一惊人的现实——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将产生一种表达方式，从而“避开”与我所质疑的关于妇女的制度性话语，以及这些话语——与许多女性主义观点一起——不断突出的普通妇女的想象形象发生入迷或镜像关系。

    然而，在提出那个论点时，我也避开了“其他”(甚或是“普通”)妇女的问题。我从重申现在已成常规的例子，即一个购物妇女的形象不是“真正的”(或的确具有代表性的)妇女，转而谈论起那种差异使我解除了责任，不再考虑其他妇女关于她们作为“用户”或工人在购物中心的经历的观点。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对此我将再次探讨。首先，我想绕道谈谈“其他”妇女向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区别购物中心有什么意义？如果它们不完全相同那又能怎样呢？”

    在此，我想提出两点，是关于方法的。第一点是，如果“关于购物中心”这个标题可以有个副标题的话，那就是“现代性的平民札记”。我同意爱利斯·加丁在《女性创世记》(Gynesis)中提出的观点，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从研究最近思想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中获得许多(即作为工业化之后欧洲普遍生活意义的“现代性”——包括但又比美国的美学术语“后现代性”更宽泛的一种意义)。

    研究购物中心(如研究妇女现代派一样)应该是一种论争的方式，如与当下在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一种观点论争，她认为，“实际妇女”的文化生产在历史上缺乏一种现代性，即被解做或产生于现代主义批评建构的一种现代性。在本项目中，我倒宁愿研究日常的、所谓平庸的、一般认为是不具或非实验性的东西，不探讨“为什么缺少现代性”？而探讨“为什么现代主义经典理论缺乏妇女的现代主义？”这个问题。

    其次，步行者的形象使我能够想象一种分析购物中心的批评方法，而绝不把精神分析学想象界的经典意象作为购物城(shoppingtown)景象的镜像。这样的意象现在在关于购物中心的文献中已经非常常见：尤其是关于像我所研究的大的、封闭的、包围式的“景观”中心：户内购物城。如它们的前身(和它们现在通常包括的)百货商店一样，它们被描写成梦幻宫殿，镜像大厅，幻觉长廊……而入迷的分析学家则被看作戏剧批评家，评论那个景象，置身于那个景象，而那个景象也在她自身之中。当然，这种修辞与把购物中心视为伊甸园或乐园的观点紧密相关：购物中心即便不被确切地比作乌托邦，那也是乌托邦欲望的镜像，堕落的造物对原生乐园的怀旧欲望，然而，他们又明知道这个乐园现在只是一个幻觉。

    行人或女性行人也逃不脱这种梦幻的矛盾情感。事实上，社会学研究表明，徒步购物的妇女比开车购物的妇女在购物中心里逗留得更久。那种缓慢的、评价的、欣赏的批评关系恰恰是那些匆忙停车、抓几把货物、便又尽快冲出中心的妇女们所不欣赏的。显然，不同的妇女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这两种不同的购买。但是，如果在一个中心里游逛太久导致对那些景观的入迷和融入的话，那么，至少在一种明确限定的意义上，开始批评间离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步行到“免下车服务”中心——并找个入口进去。(当然，大多数不开车的妇女都不是步行——尤其是当与孩子们一起来时——而是乘公共交通工具，这在澳大利亚能够产生鲜明的间离效果。)

    这里，我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即建构典型的寓言式形象(即使是“妇女步行者”)有被当作购物中心的“经验社会用户”的某种模式的危险。对特定时间的购物中心用户进行超越平均统计数字的概括——即便是依据阶级、种族、年龄或性别，也是相当徒劳的一项实践。诚然，能够在社会同质化地区(通常情况下属于澳大利亚大多数城市的郊区)找到一个中心的地方，你能看到特定社会集团有规律地使用的高发生率(这可能主要归功于某个中心的身份效应)。然而，许多中心并非如此。而甚至在属于这种情况的中心，这种概括也只限于抽象的层面，具体的原因是：汽车，公共交通工具，访问和参观(因为购物中心可以用作观光)，以及日间户外运动结构等，都意味着这些中心并不能自动地“反映”其直接社会环境的构成。此外，在任何一天里一个中心的实际使用也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也只到那里去过一次；在那一天选择那个中心的某些偶然用户可能是出于特殊的或相当任意的理由；人们可以在一个中心购物，而到另一个中心从事社会活动或闲逛。青年人、拿养老金者、失业者和流浪者把购物中心作为聚会的场所(有时用来免费取暖和露宿)，这是众所周知的购物中心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现在，中心管理者常常会作出这样的规划(如椅子、电子游戏和警卫的分布等)。中心的许多老用户并不总是住在邻近地区的。

    我认为，购物中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你不能把某一文化事件的公众当作社会集团和阶级或他们应有感性的直接表现。公众不是稳定的、同质的实体——而假定公众为稳定和同质实体的论战主张也不过表明了说话者的政治立场和认同。这些论战本身也可能是有趣的，但是，它们大可不必过多谈论这种论战常常使人想到的更广泛的社会现实。

    购物中心的设计者们对此了如指掌，事实上——最近的一些零售理论非常清楚地谈到，在购物中心产品的销售上有必要打破过去对“硕大的、铁板一块式的中产阶级市场”的标准化预测，那标志着70年代所采取策略的特点。80年代盛行的市场营销方法(在美国尤甚，在澳大利亚只见于部分地区)则是发展“多样性和市场分隔”的景观。即是说，在特定中心生产阶级、族群、年龄和性别区分的意象——比如，不是由于越南化的中心就会更好地“表达”目标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越南人(尽管实际情况可能如此，尤其是零售理论家部分是从群体政治的形态中撷取这一观点的)，而是由于差异的显示在今天将增进中心对来自别处的其他人的“观光”魅力。

    当然，这是对战后“中产阶级”解体和发达国家中愈加严重的贫富分化的一种反应。这种变化对郊区购物中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不管在结构上多么串通一气，从这些中心牟取利润的公司都为导致这种变化负有责任；而有趣的是根据“购物者”——因而根据为这些购物者服务的中心进行的一种区分性主题化来“控制”这种变化的企图。三年前，一个理论家是这样想象未来的：“购物中心的设计将特别适应经济型购物者、娱乐型购物者和实用型购物者等人的需要。”他设计的蓝图已经在实现，尽管这也不意味着，作为“购物者”，我们实际上并不与所提供的我们的“需求”想象相一致，更不用说变成那种形象了。

    有鉴于此，我想就行人消闲和批评时刻再谈一点。对某些特定购物中心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是给它们写一部(区别性)历史。这可能会惊人地困难和耗费时间。购物中心自身的形式——往往被描写为“我们时代的几种新式建筑之一”的一种形式——当然已经有了书面历史，大多数是用英雄的和扩张的术语写成的。但是，我凭经验发现，有些当地居民能够讲述某一特定发展及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而澳大利亚购物中心的管理人员却往往对他们的中心应该有一部历史的建议不知所措。对此有几个明显的原因——短期的职业结构，雇员甚至管理人员对工作地点的冷漠，关于正统历史之要点的意识形态，把购物中心变成永久消费现实(现在性)的神圣化，怀疑对由于不能控制而对舆论抱有敌意的中心进行的“媒体调查”(比如我的调查)，而在许多情况下，是最好忘掉历史的那种感觉，比如，户内购物城的建筑要求闪电式地建起巨大面积的户内住宅区。

    但是，在大多数关于购物中心的批评著述中有一种并行的避免地方购物中心历史的倾向——那些在发展史上被视作先驱者的中心除外(如美国的南达尔购物中心或法纳尔市场大厅，和澳大利亚的罗斯兰兹)。姑且不谈由商业利益生产的物质(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些商业利益往往由与特定中心相关的、按干涉主义路线发展的复杂的经济和未来推测所主导)，我认为，一方面，在有些批评著述中，购物中心成了个人回忆的隐喻场所(自传，一个书面自我的生产)，而另一方面，是建筑批评中对现存结构的纯粹形式描写，在这二者之间似乎出现了一道奇怪的鸿沟。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纪事》(描写了古老的市场形式)和唐纳德·霍恩在《金钱造就了我们》中对米兰达集市的回忆，都是第一种实践的例子，而我提到的奈维尔·伽里的文章则属于第二种。

    这两种文类之间的鸿沟(回忆和形式描写)反过来又与所谓“人类环境”研究生产的一种描写相对应。比如，阿摩斯·拉伯尔特颇有影响的著作《人造环境的意义》完全依赖于对“使用者意义”(个人的)与“设计者意义”(职业的)之间所做的人文主义区别。我认为，对购物中心的女性主义研究应该占领这一使用者／设计者、记忆／美学之间的鸿沟，当然不是去“封闭”或“沟通”，而是错置造成这条鸿沟的两极之间的关系，从而消解它们想象上的自治。当然，任何模糊的反人文主义批判都想要尽情地表达。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特别感兴趣的是，一方面，在关于“地点”的那些竞争实践(迈克尔·德·塞尔托称之为“空间故事”)之间建立关系，这些实践通过给场所赋予意义而使其成为社会冲突的场所，而另一方面，也在女性的记忆话语与地方历史之间建立联系。

    购物中心是把总体“规划”能力的极端规划(为总体统一和总体管理付出的努力)与局部实施中强烈的偏离和多样化相结合的一个“地方”。它也是致力于永恒性和静止(没有时钟，气候完美……)的一个“地方”，然而，就严格的历史条件来说又是活生生并受到赞扬的和活生生并受到憎恨的：对某些人来说，是在群体社会经历中的一次断裂的(灾难性的或伊甸园式的)事件，对另一些人来说，又是日常生活中一切变化、浮动和重复的持续的场面(如过去的电影院和未来的家)。由于这两个原因，对我来说，一个购物中心就是开始考虑妇女的现代性“文化生产”的好地方。

    我之所以建议写一部关于特殊购物中心的历史，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是能更好地理解相互冲突的项目的一个很好的办法，这些项目既要控制变化，同时又要抵制、拒绝或避免“控制”。

    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他方面也是有用的。它有助于抵制接受购物中心为了相互竞争而生产的景观的身份地点(identity-in-place)神话，分析这些神话，这些景观，是如何作为超越时间的特殊空间而建构的。我认为，“特殊”这个限定条件非常关键，因为和许多批评家一样，关于论战式地展示这种“神话制造”正在发生这一事实能对当代文化政治作出很大贡献，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如其他人所论的本质主义、实际上是“自然主义”的启示一样，简单的非神话化往往在这个过程的结尾回溯它自身未加改造的、现已披上惊人结论的伪装的基本前提。我还认为，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个时代错误：今天的商业文化宣扬和张扬而非掩藏(naturalizes)其耍弄机巧、制造神话和仿真的能力。然而，在研究特定地方神话制造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有义务考虑它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作用，这些具体环境反过来又反映它的机制——人们也有义务了解那个地方，发现新的东西，改变分析的方向，而非将其用作进行理论自我证实的场所。

    其次，这样一种历史必然假定，购物中心及其神话被其“使用者”加以能动地改造了(尽管以非常含混的方式)，而历史本身也会被视作这样一种由使用者进行的改造。在我的研究中，这将意味着，我实际上只能分析我个人所知的购物中心。

    我不会用它们来讲述我的个人经历，但我拒绝那种外在的参观者／观察者、民族志学者／颂扬者的话语立场，把我现在实践或曾经实践过的购物中心、而非分析家的中心作为我的研究客体——即我作为消费者、橱窗浏览者、观光者或只想换换情绪的逃避者而接近或使用的地方(因为避难所或休息和娱乐场所是购物中心的社会功能之一，尽管恨购物中心的妇女很难接受这一点)。如社会学家约翰·卡罗尔以真正保守派的乐观态度所报告的，“澳大利亚的一个‘购物世界’连锁店的促销经理们预测，这些中心将取代安定”。卡罗尔并未谈到它们在创造对安定的需求或销售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你只有把所有这三种功能都合在一起，我认为，你才能理解“购物世界”经历过的含混。

    这里，我再来谈谈“其他妇女”的问题以及我和她们与这些购物中心关系的关系问题。我希望我已经非常清楚地论述了在当下的语境里我对筛选“代表性”购物者、构想典型人物、预定经验“用户团体”的目标等措施的反对意见。那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些方法是错误的，并不意味着我不会在另一种语境中使用或在这种语境中从已经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中借用它们。也不意味着我认为除了“个人经验”外而没有其他方式生产关于购物中心的知识(这会妨碍我考虑多年来一直在一家中心里工作的情况)。

    然而，我所感兴趣的却是稍有些即兴的——或在步行中遭遇的东西，这是基于职业的信息科学或自恋的封闭幻想所不能给予我的。我感兴趣于在购物中心相遇时的即兴谈话：与我在购物中心里面和周围遇到的妇女闲聊，因为我个人也非常了解这些中心(从在有些中心里遇到的家庭挚友，到另一些中心里的完全的陌生人)。当然，在现场收集谈话内容是一种平常的职业实践(“新闻工作”)。但我也想从我所概述的理论关怀来分析，以便质疑和修改而非证实我自己的“规划”项目(不是证明其他人实际如何感觉)。

    为了对一个购物中心的历史做一番评论，我首先想要描述一下属于我的项目之内的三个购物中心。这三个中心构成一种组合(set)。我选择这三个中心最初是出于个人的理由：三个我选择的购物中心中，一个是我家使用的，两个是我常常观光的；我喜欢其中两个，不喜欢另一个。但后来我发现这一“组合”也符合建造和管理购物中心之人传统使用的形式区分系统。这些是规划者的界标，“设计者的意义”。但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都熟悉这些区别，而有些城市(如堪培拉)整个都是围绕它们建造的。

    直到最近，关于三种主要类型的购物中心的分类系统才多少被接受。这三种是：“街区”中心、“社区”中心和“地区”中心。有些作家还加上另一些范畴：如“超地区”中心，带有四到六个全套设施的百货商店的庞然大物(在澳大利亚极其少见)，现在大部分没有经济效果。随着经典郊区形式的过时和更适于目前经济状况的颇有竞争性的零售方式的兴起(折价连锁店，超级市场，新拱廊市场，族群和其他“主题”环境，历史地带，专营店中心，多用中心和市内宏大结构等)，基本规划已经失去了它的现实生产力。但是，对于我现在讨论的那些经典和仍然活跃的郊区生活结构来说依然具有操作性(在澳大利亚还是主导的)。

    这个基本三位组合——街区／社区／地区——并不是依据受托区的大小或所吸引的公众类型或占地面积来限定的。相反，它取决于一个中心所要固定的专营店的主要经营种类(而作为“锚地”，它通常位于中心街区的末端)。街区中心只有一个超级市场和一个折价商店或连锁店(Big W或“目标”)[3]。地区中心拥有这两种，至少还要加上一个完整的百货商店。锚地商场也叫做“磁石”，被认为能调节吸引力的流动，人、商品和汽车的流通和疏散。

    比如，布里斯班的户内购物城就是战后经典的地区购物中心的标准例子。它也是一个贵族购物中心——一个“韦斯特菲尔德”。作为澳大利亚的首要购物中心，现在已经实现了在美国获得经营权的目标，并开始购买电影业的韦斯特菲尔德，现在在悉尼米兰达集市的艺术馆已经获得了自己确立标准的地位，在那里你可以光顾澳大利亚所有其他主要韦斯特菲尔德中心炫目的全幅彩照，包括户内购物城。户内购物城本身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一个本身即可以成为人们创作源泉的场所。这是我前面讨论的一般历史中所赞扬的那种模式。这是战后人和汽车离开老城中心的离心运动的扩张历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是由于城市拥挤造成的，在欧洲的小镇和大城市里是由于拥挤或战争创伤或二者造成的。

    根据历史，这些中心被理想地称作城边或城外的“绿地”发展——即在那个不断向后退缩的改造地带，那里的乡村已经作为郊区而成为城市。当然，它们事实上往往是郊区闪电式发展而非郊区创造过程的产物——尽管一个郊区的闪电式发展会在城市的周边创造另一个。然而，这种离心想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就布里斯班“信使-邮件”的户内购物城的占地面积来说，由于中心占地而需要搬迁的家庭都兴高采烈地像拓居者一样搬到了城市的最边缘。因此，战后的地区中心在传统上被再现为“革命的”、爆炸的郊区发展形式。

    在这个光谱仪的另一端，布里斯班的“坚韧谷”购物区是街区中心的一个例子。“街区”这个术语使人产生舒适、友爱和亲密感，但是，这个中心实际上位于城市的交通枢纽，包括一个火车站，一个高密度的人口区，还有澳大利亚污染最严重的一条马路。它既不是绿地也不是闪电式发展的例子，而是最近才流行起来的“添空”(或“黎明地带”)的实践。“添空”就是过去几年中在许多乡镇和旧郊区的商业区里“添空”，意即建造分散的中心和蛇形拱廊以吞并现存结构之间的空隙。这种实践在继地区购物中心的英雄时代之后(随着能源危机)而兴起的商业区重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信使-邮件”的覆盖率又是一个恰当的比喻。由于场地包括一条旧的开放的铁路线，“坚韧谷”购物区被认为是对被以前的建筑所浪费的“以前无用的空间”的巧妙添补，被作为解决资源问题的一项节俭、甚或是生态上完美的办法而得以提倡。“坚韧谷”购物区也是经历了身份变化的一个中心的例子。我于1983年对其进行首次研究时，它已经有些潮湿和过时——过时的波普未来主义风格，饰有大量原生的但已被染黑了的60年代的橘树，和曾经活泼的几何图形的修剪。现在，它已变成淡绿色，并已中国城化(用中国汉字代替了波普艺术效果)，与整个“坚韧谷”重新进行的族群包装融为一体。

    最后，格林山是中间范畴的一个例子，这是东梅特兰的一个“社区”中心，位于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工业城附近的一个小镇。它有一个伍尔沃思中心，有一个超级市场和一家Big W折价商店。与另两个中心不同的是，它几乎是一个露天购物中心。它的标志和边界都很糟糕，事实上，在与它擦肩而过的重要高速公路(新英格兰)上只能看到它的些许轮廓。不管这种设计的原初设想和／或它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故，现在它的结果事实上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偏执的乡镇，它对熟悉的顾客有一种亲和力。与大多数乡镇文化生产一样，你必须要弄清楚到哪里去找到它。

    然而，多年来，它一直很成功。从根源上说，它是一个社区中心，但却起着地区中心的作用——其Big W折价中心吸引了整个亨特山谷的人，他们也可能曾经在去纽卡斯尔时路过这里。人们不仅去梅特兰——他们也去格林山。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三位一体中，如果在地方的空间修辞学中，户内购物城是爆发性的，而“坚韧谷”购物区是节俭的，那么，格林山就代表着进取的保守主义——扩展和复兴梅特兰旧城，同时又帮助维护该城传统的经济和文化独立。

    我想要更详细地讨论一下格林山的再现，而研究三位一体的形式区别的一个理由为这种详尽研究提供了语境。我能够建构的格林山的短暂历史，对其他购物中心形式尤其是郊区的爆发性模式的暗示显然起到了非常复杂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伍尔沃思对建造格林山项目的战略说明；其次，当格林山建造后，体现在用以吸引和确定一种理想公众的促销修辞上(如梅特兰“忠实的公民们”等)。

    在阐述那段历史的若干因素的同时，我必须提出两条严格的限定条件，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就本文的语境而言)和为什么选择这种历史。首先，这基本上是来自于当地报纸《梅特兰水星报》的覆盖面的历史。其他来源产生其他故事。这个历史特别关注当地媒体与伍尔沃思的利益之间的修辞共谋，也关注这种关系跨越两种现存的、但此时却相互矛盾的利益共谋的途径，即一方面是媒体与市政委员会之间、另一方面是媒体与当地小本生意之间利益的共谋(当然，小本生意对格林山的发展前景最为警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方面——市政委员会、媒体和小本生意——之间的紧密关系现在是几乎所有乡镇报纸非常普遍的话题，这些报纸倾向于一方面根据公民元老会的努力，另一方面根据当地企业的努力来限定该镇的利益。体育和家庭生活系列故事是这些努力付诸实施的两个重要场所。在那个意义上，乡镇报纸就是不知羞耻的冗长广告。但在格林山的建造上，公民元老会和当地商业相互冲突起来，导致了一场以“地方社区”意义为题的争论。要简要描述这场争论，我将采取一种过于连贯和偏执式的故事形式。

    其次，如我的选材所示，这个历史可能会由于偏重于“设计者的意义”、规划者的界定而受到批评。对此，我并不特别在意，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作为格林山长期的即便是不规律的“用户”，我更感兴趣的是探讨当时我还不了解的事，或没有注意到的当时正在发生的事。这个“地方”曾经属于一个边缘地带，在60年代意味着开车出城的欢乐和回转家门的矛盾心理，而在前几个十年中，是非法城外活动场所(被禁用的野餐地)。

    另一个理由是，我实际上并不清楚提倡强调“用户的意义”(或如反人文主义者所说的“消费实践”)究竟有什么意义——除非是为了更具赞扬意味的社会学和／或恢复活力的地方史。问题的一部分也许在于“用户的意义”与“消费实践”之间的普遍替代。这是一种容易的滑动：从用户到消费者到消费，从人到结构和过程。关于进行这种或类似的从个体和团体“创造活动”到文化“生产”到政治“抵抗”等观念的滑动的错误所在，可以另辟专章论述——这可以导致一位朋友曾经戏仿过的那种批评，即“发现在星期日洗车乃是一次革命行动”。

    这里，我所要说的就是，如果生产/消费的对立不是明显夸大了的“设计者／使用者”的关系(因为生产关系不能被简化为“人们规划某事”这样的小事)，那么，就没有理由把当地媒体流通的和它的某些读者(创造性地或非创造性地)消费的购物中心设计规划的再现放到生产史的位置。事实上，我还不知道媒体实践可以有用地被“置于”这样一个二分法的任何一“边”。我认为，这种二分法本身需要重新检验，尤其是它过去的锚现在已在社会总体性理论中自由地漂浮；把生产和消费看作是并行或分离的现实这个假设取决于另一种假设(随着技术的每一丁点变化而愈加模糊)，即我们现在已对生产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可以转向另一边了。仿佛生产已经原地不动了。

    格林山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停步不前的政治的一个寓言，它并不从标明一个场所的符号的最明显的表象开始，而是偏执地从幕后开始——即1969年1月新南威尔士州规划权威杂志《查澳百科》发表的一篇文章和《纽卡斯尔晨报》(1969年1月24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晨报》报道的故事题目颇具启示意义：“梅特兰将保留实体还是成为纽卡斯尔的郊区？”

    梅特兰正面临若干一般问题，此时，澳大利亚东部的许多其他乡镇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人口迁移，当地就业前景紧缩，社区服务衰落或不合时宜和“无所事事”综合征。梅特兰也面临一些地区性问题，以前的乡村服务中心和煤矿资本正在变成一个郊外住宅区，受到居民向纽卡斯尔迁移的威胁——当时还有20英里之隔并在拉近距离。1949年和1955年毁灭性的水灾后梅特兰特别忍受自身破碎之苦。1955年的水灾捣毁了旧的商业中心和市内住宅区，为响应一种“自然”的闪电式发展房屋全部迁出了。

    因此，《晨报》表达的郊区化和吞并的威胁在当天下午就引起了《梅特兰水星报》的愤怒回击，梅特兰市市长在唾弃这些“令人沮丧的预言”的同时，也提到了“希望”，即伍尔沃思不久就将宣布一项在东梅特兰发展规划的日期。从此时起，以及在此后的全部冲突中，伍尔沃思在市政话语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在可行地点建立商店的全国连锁店，而是要使梅特兰再次保持完整的一个行侠仗义的救世主——遏制分化，恢复界限，抑制蔓延和渗透，拯救我们镇的“实体”。当然，按照著名的发展规律来看，实际情况是，格林山建在离纽卡斯尔最近的镇边上，续后在其周围的发展使该镇与纽卡斯尔拉近了数公里，反倒使旧的市中心更加破碎了。

    《查澳百科》和《晨报》事件发生四个月后，《水星报》发表了一个匿名者的照片，在树丛中的铁丝网背后凝视着一个神秘的符号，说：“这个场地被伍尔沃思选作另一个全澳大利亚发展项目的场所”(《梅特兰水星报》1969年5月16日)。当时，这个场地仍然是一片凹凸不平的边界荒地，越过小山就是叫做伊斯特威尔的臭名昭著的老“贫民窟”。《水星报》这张照片开始了持续相当长久的一篇神秘故事，即从不确定的丛林边界到一个“场地”，从场地到地方，从地方到郊区，这是一个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我称之为一个地方名称的构建。

    要言之，首先，这个神秘的符号证明不仅仅是引发兴趣的诱饵，而是让伍尔沃思有机可钻的一个合法的空子，当地方商业公司提出挑战时，它可以声称届时履行了1965年发展一个场地的合同(《梅特兰水星报》1965年6月25日)。这个符号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发展结构，而且出现得非常及时。其次，第一个符号被另一个符号取代了：最初只是由字母G修饰的一个宽大符号。梅特兰“公民”将参与一次猜谜竞赛，以便猜出这个地方的名字。每个星期加上一个字母直到完整的地名和幸运名出现时为止。这发生在1969年10月22日，而在11月11日，即荣军纪念日那天，市政委员会废除了高速公路对过的贫民窟的名称，即伊斯特威尔。伊斯特威尔的名字将被忘记，《水星报》说，从而“与东梅特兰地区统一起来”(“伊斯特威尔到西部去”，《梅特兰水星报》1969年11月12日)。

    格林山基本联合体——在此阶段只是带有一个超级市场的街区——于1972年2月开业。开业典礼包括仪式化的歇斯底里的人群，疯狂的妇女在开门五分钟内就抢购了五千双八分钱的裤袜(《梅特兰水星报》1972年2月10日)。这种洗礼仪式，或对地名的舆论认可，当1977年Big W折价商店入主格林山使其成为一个社区中心时，甚至更狂热地再次重复。这次，妇女身穿标志格林山本体符号的服装：据《水星报》载，“绿色的母亲海洋滚滚涌进……身穿海绿、芹菜绿、草绿、橄榄绿——每一种可想象到的绿色的母亲们形成了绿色花卉的海洋——每一个身穿绿色服装的妇女都能得到2NX的免费晚餐券”(《梅特兰水星报》1977年11月14日)。

    这并不是结尾。现在又开始了人称“都市集结”(metronucleation)的过程。1972年，与伍尔沃思相关的一家公司在中心的后面开展了百家分组(a hundred-home subdivision)活动。于是，这个地方便增设了更多的停车场、酒吧、汽车旅馆、轻工业、敬老院，1980年中心本身增设了更多的专营店，而在1983年，又建立了社区健康中心。据《水星报》载——由于忘记了忘却伊斯特威尔是为了统一梅特兰——这个中心“将为贝勒菲尔德、梅特兰、伯尔瓦拉、东梅特兰和格林山的居民服务”(《梅特兰水星报》1983年11月14日)。在此阶段，梅特兰的“实体”仍然是混乱的一团，但格林山的身份确立了，它作为地名的地位巩固了。在修辞上作为社区统一的一个姿态，它事实上已经起到了郊区爆炸性发展的作用。

    当然，这个故事仍有待继续，我将就此停止，但要指出一点，在这十年扩张之后(对梅特兰和整个亨特山谷煤城来说这是经济严重危机的十年)，格林山进入衰落阶段。伍尔沃思在全国各地都陷入困境，其Big W折价商店没有跟上新的零售风格的步伐。当旧城的几个街区已被铲平，准备建造柯尔-迈尔K超级市场时，当迅速的添空运动把黎明地带带到城里来时，格林山面临着特别严峻的考验。甚至对这些变化持敌对态度的居民也改变了对它们的兴趣，人们说：“真可怕，他们以为我们仅仅为了买那么几磅肉馅就会需要那么多地方。”

    我想就这个故事的用处谈几点总的看法来结束本文。首先，故事中显然有一些标准化因素，可能出现在以任何地方为背景的任何故事中。比如，海洋般的、歇斯底里的人群是一个传统母题，其中，人群本身就构成了购物中心的装饰性特征(60年代末的《水星报》专门刊登悉尼和美国购物中心里拥挤行为的新闻)。一般来说，发展过程本身无疑是正常的。

    然而，当看待这些模式的地方实例、即购物中心所起到的众所周知的作用时，我们也在研究这些模式的实际变化或重写，这可以用来说明和建立一种地区政治。在格林山的个案中，我认为伍尔沃思的成功史是由媒体撰写的，这是对关于梅特兰“自身”身份和统一问题的先存话语的一种特殊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伍尔沃思的“成功”恰恰是为了抹掉在梅特兰与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之间的相同性。这是我愿意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当代文化中“差异”概念的利用可以与想象身份的建构和解构一样复杂，而且也必然与其相关。

    其次，我将用格林山的研究对最近的所谓“商品符号学”的文化研究——即商品变成符号、符号变成商品的过程——以及把讨论符号学的术语女性化的倾向提出质疑。

    在对让·鲍德里亚的著作进行的一次有趣批判中，安德鲁·沃尼克写道：

    商品符号学的销售目标是把产品作为合法的或至少是引起共鸣的社会图腾而区别开来，而如果不诉诸于理所当然的社会指涉系统则这种区别是不可能的。

    (沃尼克，1987：31)

    简单地把整个购物中心与沃尼克所说的“产品”相等同是不合适的(即便是与市场语言相一致)，我可以说，在格林山的个案中，伍尔沃思在把中心向该镇出售过程中采取的策略是利用了那个理所当然的文化指涉系统，即澳大利亚乡镇理论家所利用的“热心拥护者”话语。这些乡镇长期以来一直在失去其陈旧的存在理由，因而也失去了其“历史”的意义和目标。唐纳德·霍恩曾把澳大利亚的“热心拥护者”话语的因素限定为(1)发展壮大，(2)使其持续——我们可以将其综合表述为“坚持下去”。

    关于格林山的内部机制我在这里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商品符号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可能会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在郊区购物中心所诉诸的理所当然的文化指涉系统中，一种花园家具美学(garden furniture aesthetics)不仅使所有中心看起来完全相同，而且通过一种空间类比的共鸣作用，使购物中心看起来像献身于家庭生活的实施、妇女的工作、妇女在消闲中工作的一系列其他场所：购物城、啤酒园、野餐地、(需要猛击的)二手车行、观景点、市政花园、公共花园、郊区后院等。

    格林山色彩鲜艳的板凳——以及五彩缤纷的垃圾箱、乡间别墅、簇叶、花架、覆盖物和间隔匀称的幼树——都是1960年罗宾·博伊德在《澳大利亚丑陋》中所说的“垂死的景色装饰”的直接后裔，当时，这种鲜艳的装饰作为澳大利亚景点的“特征”还刚刚兴起。现在，它们的如画风景已没有什么可以令人绝望的了，尽管它们可能对某些用户意味着绝望(而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快乐和舒适，尤其是对那些还记得澳大利亚乡镇街道没有椅子、没有特征的不可饶恕的不舒适的人)。今天，我认为，它们能使人产生一种“背景”感，决定了澳大利亚公共空间的一种想象的连贯性——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空间，宣布了公共与私下空间之间、公共工作领域与私下消闲领域之间界限的消失。

    简内特·沃尔夫认为，19世纪公共与私下领域出现的区别不可能造就女性游手好闲者(flaneur)——如本雅明在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中所说的“在柏油路上研究植物的”闲逛的女主人公。我想要说明，今天，正是购物城植物化的柏油路上公共与私下的公开消解使女性现代性实践成为可能，这里所说的不是女性游手好闲者(flaneuse)，因为那个术语已经不合时宜，而对于女性现代性实践来说，重要的是不要从辨认女主人公和受害者(甚至与男性偏执狂的冲突)开始，而是要辨识关于变换角色的深切的矛盾情感。

    然而，这也是我想要加以区分的地方。在“像”格林山这样的地方，一种特定的幻觉空间相像和回忆功能并不就是城市公路传奇的功能，通过空间逐渐消散意义，使一地与另一地一样以单调的冷漠结束。这也不像是在大城市里竞争游戏中的一个步骤，其中，一个空间在谈到附近的对手时说：“我们都在更努力地从事相同的事业。”格林山则诉诸于一场富裕梦，和自相矛盾地绝对然而又扩张性的自足：确信此地应有尽有的一种乡镇(即便不是“男性的”)偏执。这是留在家里、原地不动的祖国之梦，正如一位闲逛格林山的叔叔所说，这里不过是社交场合，在覆盖物、板凳和Big W的玻璃表面面前挥手致意——“既然这里应有尽有，为什么还要到别处去呢？”在他的想象中，这个中心本身不是破碎现代性的堕落之国，而是伊甸园(然而，两年后，他让我到K超级市场给他买减价T恤——这是大家都愿意来购买但无人愿意逗留的地方)。

    我们终于可以讨论极富诱惑力的Big W了。我想用对一个文本的评论结束本文，在我看来，这是与我在本文开始时引用的约翰·勒楠的关于伊甸园寓言的同样“激进”的文化批评。

    这个文本引自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尽管拐弯抹角，但也是把消费视为具有诱惑力的堕落状态的现代性寓言。在复述和展开本雅明对游手好闲者的研究时，伊格尔顿写道：

    商品以所有顾客为自娱而不失去其辉光，给市场里的每一个人许下永久占有的诺言而不抛弃其遮遮掩掩的孤立。它接连不断地接待消费者，却又对每一位窃窃私语。

    (伊格尔顿，1981：27)

    如果这不是勒楠所说的暗示后现代状况的亚当安慰夏娃的比喻，那么，无疑这是亚当以对夏娃的某种矛盾幻想在自慰。这是亚当的一种色情的、自我引诱的幻想冒险，一种商品思想，就像进口商店里一瓶精美的香水或纯羊毛套衫，在高档市场的新型拱廊里深居简出，它的周围洋溢着《迈阿密罪恶》的柔和色彩或(因为现在那已经相当过时了的)意大利大理石瓷砖的冷色。

    但是，它与今天的零售、商品符号学和购物实践的关系是有疑问的，这绝不是因为诸如新拱廊等形式的发展(或为某些城市百货商店进行不可思议的恢复战前的优雅)是对我所讨论的购物中心的反应，通过提供旧式商品拜物教的符号而运作的一种反应，恰恰因为郊区购物中心不这样做。我的论点部分在于，在郊区购物实践中，消费行为中最重要的因素大可不必是或总是所消费的商品，而是独特的地方感。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本雅明-伊格尔顿关于商品的娓娓之谈可能是双重误导的。

    首先，人们会说，从Big W的一件雨衣发出的窃窃私语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K超级市场的一堆拖鞋的遮遮掩掩的孤立又在哪里呢？折价商店的商品不夸耀什么光晕和氛围。相反，它们提倡序列的、机械的和批量再生产的既有商品美学：当一双拖鞋破旧时，再替换一双相同的拖鞋，买四件相同的汗衫有四种不同的颜色，或两件颜色不同，两件颜色相同；一棵编结的装饰植物以其骇人的暗黄色和迷人的霓虹粉色无视中产阶级追求大地自然性的全部内涵。其次，关于商品的娓娓之谈把男人和女人可能发明的与实际商品的许多不同关系、把它们相结合的活动，而最重要的是与变化着的话语框架(如购物中心)的关系，全都融入了高级交际花的单一而阶级身份明确的意象之中，正是这些框架赋予商品购买、商品交易和商品使用等实践以多变的地方意义。

    所以，关于购物中心我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使“激进的”文化批评家更加难以惬意地依赖欧洲资产阶级奢侈的经典意象来阐述关于性和经济交流的理论。假如我为了论证的缘故而编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及堕入现代性的寓言，我不会让我描绘的夏娃的意象(如在勒楠的亚当那里得到安慰一样)从现代主义的解释那里得到安慰的，我也不会让她像对伊格尔顿的“顾客”那样去吹捧他。我将把她描绘成一个行人，对这两种人嗤之以鼻，在与他们擦肩而过时说：“嘿，老兄，你听起来就像那条蛇。”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好办法。问题就出在这个伊甸园的故事上，错就错在要控制变化的寓言上——伊甸园、蛇、一对男女、堕落等意象，以及这个故事所强加的那些条件，不管这个故事是如何或由谁来写的。购物中心和消费提供了把现代性作为堕落状态的寓言，否认这一点就等于声称，对女性主义来说，有些历史是无法拯救的。

    在“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化生产会议”上放映的有关这些事物的(有关高级交际花的)影片——由埃尔费·米克什和莫尼卡·特鲁特主演的《诱惑》和《残酷的女人》——使我非常感兴趣，它与我常常想要撰写的关于乡镇家庭施虐受虐的一个想象文本具有天壤之别，我的文本叫做“梅特兰施虐受虐公司”。

    这是关于家务重复模式的交响乐，同一个故事、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酸痛的部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认为格林山这样一个中心成功地融合和调动了乐守家门的神话框架。为了避免使这番议论听起来像是关于规划者、设计者和生产者的女性主义偏执观念，我应该强调指出，Big W美学的一个迷人之处就在于，商店只不过提供了用于上演一个编造的戏剧脚本的一套管理道具，剧中情节就是在家、酒吧、停车场、格林山最后还是家之间的无休止的往返。人们可以身穿无比宽大的粉红色上装和迷人的花短裙、更疯狂或昂贵的服装，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表露出仪式化的痛苦和悲伤(当然，还有更平常的体验)。

    然而，我的主要论点是，只要我本人把格林山的故事用作一个寓言，那么，所要论证的是，继续重写特定的文化故事，继续修正和改造它们的意义，这显然是重要而且富有意趣的，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对于某些地方的某些故事，我们确实受到重复的无情束缚，局限于重申我们所论争的那些术语。不然的话，在一种自愿的但却是痛苦的奴役行为中，女性主义批评绑缚起自己的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格林山、回转家门——重复着同一个古老的故事。

    (陈永国 译、丁泓 校)

    走在城市里

    米歇尔·德塞都

    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第110层看曼哈顿。轻烟薄雾之下，这座城郭之岛，地中之海，在华尔街升起摩天高楼，到了格林尼治区一路落下，又在市中心再起高峰，静静地经过中心公园，最后向远处的哈莱姆蜿蜒而去。垂直的波浪。想象波浪的涌动暂停片刻。眼前出现一个不动的庞然巨物。它变成一幅粗质地图，把全然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荣耀与耻辱、对立的种族和风格，已经变成垃圾箱的昨日的楼房与今日突然冒出的城市建筑。与罗马不同，纽约从未学会利用过去的一切来展示自己的悠久历史的艺术。它是现在的发明，时时刻刻在丢开从前的成就，向未来发起挑战。这是一座由纪念碑浮雕上的凸凹之处组成的城市。观者可以从中读出一个不断地爆裂的宇宙。里面镌刻的“对立统一”的建筑形象曾经是一些神秘莫测的小图画。这是由一片冷漠的水域在两大洋之间托出的舞台，在这个水泥、钢筋和玻璃筑成的舞台上，用全世界最高大的字母组成一篇关于超额开支和生产的宏文。

    窥视者还是行走者

    阅读这样一篇宇宙大文，那份狂喜该属于什么样的知识爱欲？已经从中获得充分快感的我，不知道“一览无余”、居高临下、总体把握一个超大的人类文本为什么带来快感？

    升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顶层，不啻挣脱了这个城市的掌握。身体于是不再被某种无名的律法夹在街道中间，转来转去；也不再受制于纽约交通的许多怪异之处和令人紧张的爬行，充当玩家或被人玩弄。登高处，那个能对付和混合一切制作者或观者的庞然大物，已经抛在身后。飞越这些水域的伊卡洛斯绝不理会代达罗斯的汽车装置和下面那些走不出的迷宫。登高处，他成了一个窥视者，他有了一段距离。迷惑和“掌握”人的世界变成了眼前展开的一个文本。可以读，可以成为太阳眼，像上帝一样居高临下。赞美一种眼看心知的内驱力：知识虚构与这种对某个观察点的热切欲求紧密相关。

    人群推来攘去，从高处看得见的人群却不能从下面看见自己，难道非得回落到那个黑暗的空间？伊卡洛斯式的跌落。在第110层楼上，一个如同斯芬克斯的标语牌向此时已经变成一具幻影的行人发出一条谜一样的信息：能高不能低。

    先有看这个城市的欲望，后有满足这个欲望的手段。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依据透视法再现城市，使眼睛得到从未有过的享受。这种虚构使中世纪的观者开启了天目：它创造了神灵。技术程序发展出一种“无所不见的力量”，此后事情就改变了吗？早期画家们想象中的总体化眼睛在我们的成就中继续活着。昨日只能呈现于画布的乌托邦今天已经实现，萦绕着建筑产品使用者的仍然是观看的内驱力。1370英尺的高塔是曼哈顿的船首，它继续进行虚构，创造读者，使这个复杂的城市可以读解，将它那晦涩的流动性凝固在一个透明的文本里。

    眼前展开的这幅巨大的粗质地图难道仅仅是一种再现，一件光学制造物吗？它类似于空间规划专家、城建专家或制图员的摹本，在规划中保持超然。全景城市是一个“理论的”(亦即视觉的)拟象，简言之即图画，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实践的忘却和误解。

    城市里的普通从业者住在“下面”，住在刚刚看得见的门槛的下面。他们行走，乃是体验这个城市的一种基本形式。他们是行走者，身体随着城市“文本”的厚薄而起落，他们书写这个文本，但读不懂它。从业者们利用那些看不见的空间，但他们对那些空间盲目无知，犹如互相拥抱中的情人。在这首交织的辨认不出的诗里，每一个身体都是许多其他身体签名的所在，很难读懂诗里的相应路径。一个熙熙攘攘城市里的实践活动仿佛都有他们那种盲目无知的特点。这些移动而交错的字句网络构成一个多重的故事，没有作者，也没有观者，它在空间轨道和变更的碎片中成形：就它与关于它的再现的关系而言，它仍然是平常的无限的他者。

    平常之物逃离眼睛产生的想象总体化，具有某种陌生感，但不是表面的陌生感，或者说平常之物的表面仅仅是这种陌生感的上限，与可见之物相对立。在这个集合之内，我将尽量确定与视觉的、全景的或理论建构的“几何”或“地理”空间相异的那些实践活动的位置。这些空间实践指一种特定的操作形式(操作方式)，指“另一种空间性”(“人类学的”、诗的和神话的空间经验)，指扰攘城市的一种典型的晦涩而盲目的流动性。于是一个迁徙或隐喻的城市滑进了清晰的规划和可读的城市文本。

    从城市的概念到城市实践

    世贸中心只是西方城市发展中最具纪念碑性质的形象。光学知识的乌托邦或有托邦早就雄心勃勃，想驾驭和接合城市麇集带来的矛盾。如何管理人口群集或集聚，是一个问题。伊拉斯谟说：“城市是个大寺院。”透视景象和预示景象把朦胧的过去和不确切的未来一并投射到可以处置的表面上。它们使城市的事实开始向城市的概念转换(在16世纪？)。在概念本身还未形成一个特殊历史形象之前很久，据说可以用城建规划比率的统一尺度来衡量这个事实。把城市与概念关联起来，绝不等于它们是一回事，只是利用它们逐步形成的共生现象：规划一个城市，既是对真实之多元性的思考，也使那种思维方式产生多元效应；既要知道如何阐发它，也要有能力阐发它。

    一个操作概念

    乌托邦和城建规划话语建立的“城市”受到三重操作是否可能的限定：

    1.城市自身空间的生产：因此必须以合理的组织压抑所有会危及城市的自然、精神和政治污染。

    2.用共时系统代替传统的不确定的顽固抵抗；处理平面规划的所有数据，这样才能形成单义的科学策略，而且必须用它来取代善用“机会”者的战术，他们通过这些陷阱一样的事件，通过这些看得见的差错，到处复制历史的迷障。

    3.最后，创造一个普遍的和无名的主体，即城市本身；它逐步能够将从前分散给集团、协会或个体们等许多不同的真正主体的功能和称谓归属自身，霍布斯式的国家就是它的政治样板。于是“城市”就像一个专有名称，提供了一种在有限数量的稳定、可分隔和内在关联的属性基础上设想和建构空间的方法。

    在“思辨”和分类操作组织起来的地方，行政管理与清除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城市的功能和部件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再布局问题，这是颠倒、错位、累积等过程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不能这样处理的地方被抛弃了，于是构成了功能主义行政管理的“废品”(变态、偏常、病痛、死亡，等等)。肯定地说，进步使这些废品不断增加，把它们重新引入行政线路，甚至把健康、安全等方面的缺陷转换成使秩序网络更加密实的方式。但实际上，它重复产生的效果与它的目标是相反的，利润系统生成亏损，以多种多样的系统外的贫穷困苦形式和系统内的浪费形式，不断地把生产变为“支出”。其次，城市的合理化引起城市的策略话语中的神秘化，这些话语谋划所依赖的基本假设是，只有摧毁城市，才能达成最后的决议。最后，功能主义的组织方式把进步(也就是时间)放在优先地位，这就使它自身的条件即空间本身被忘记了，空间因此成了科学和政治技术中的一个盲点。这就是概念城市的功能方式，它是一个转换和占有的地方，是受到种种干预的对象，但也是一个不断地获得新的属性的主体，它既是现代性的机器，也是现代性的主角。

    不管这个概念采取过什么样的化身，我们今天必须承认，如果说在话语中，城市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策略的一种总体化和几近神秘的里程碑，那么城市生活越来越使城建规划工程排除出去的东西得以重新出现。权力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城市化”，但是城市却陷入企图在全景权力所不及的地方互相平衡和结合起来的矛盾运动当中。城市变成了政治传说中的主要议题，但不再是有纲领有规律的操作领域。在将城市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之下，繁殖着权力的计谋和结合。这些权力没有可以读解的同一性，没有可以让人把握的点线，没有合理的透明度，因此不可能进行行政管理。

    实践的回归

    概念的城市在衰朽。意思是建立这一概念的理性、专业人员以及城市人口都染上病痛了吗？也许城市与组织它们的程序一起退化了。不过，对此必须小心。知识的部长们总是假设整个宇宙受到了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地位的变革的威胁。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不幸颠倒为不幸理论。当他们把自己的糊涂转换为“灾难”时，当他们竭力把人们封闭在他们的话语“狂热”之中时，他们还必然正确吗？

    不要再待在通过颠倒内容(只说灾难，不提进步)以维持特权的话语里，可以尝试另一条道路，可以分析像微生物的一种或多种实践；原来以为它们会受到城建规划系统的管制或弹压，但是那个系统的衰亡发生在它们之前；可以追踪这些传统做法的蚁聚现象，它们既没有被全景式的行政管理约束，也没有被排除，而是愈益繁衍和加强自身的不合法性，不知不觉间渗入监视网络，通过不可读但稳定的战术结合起来并构成每天的照章办事和偷偷摸摸的创造活动，只有疯狂的观察组织的机械论话语才会掩盖这样的活动。

    这条道路可以刻写成福柯的权力结构分析的一种结果，也可以刻写为他的分析的对应物。他使这条道路通向机械论和技术程序，“小的工具”仅仅通过对“细节”的组织，就能把人的多样性转换成一种“纪律”社会，能够对牵涉到学艺、卫生、公正、军队或工作的所有偏常进行管理、区分、分类和分级。“这些往往是小写的纪律手段”，这些“小而无瑕”的机制，对空间进行重新分配，从中产生一个“操作者”，通过程序与这个空间的关系来产生效应。可是在纪律被操纵的地方，与产生一个纪律空间的这些机器装置相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空间实践呢？目前的交合状况是以集体的行政方式与个体的重新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为标志的，就此而言，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因为必须承认空间实践事实上暗中形成了决定社会生活状况的结构。我想进一步探究几个这种多形式的、抵抗的、机巧而顽固的程序，它们躲开纪律，但并没有走出纪律之外，这将使我们看到一种关于日常实践的理论，关于实际生活空间的理论，关于打破城市的熟悉景象的理论。

    悠闲脚步的合唱

    女神可以从她的脚步认出。

    ——维吉尔：《伊尼德》

    故事是从地面开始的，从脚步开始的。它们不可胜数，但是并没有组成一个系列。之所以不可胜数，是因为每一个单位都有其质的特性，属于一种触觉把握和运动占有。它们群集起来，成为无数单个的集合。它们的路径相互交织，显出空间的形状。它们把所有地方编织起来。就此而言，行人的运动构成这些“真实系统”的其中之一，“城市其实是由它们的存在组成的”。它们并没有被地方化，而是被空间化了。它们既不是被装进一个容器，也不是像那些说汉语的人用手指比画他们说出的字。

    行走操作诚然可以在城市地图上标示出来，描出行走的路径(有的地方清楚，有的地方模糊)和轨迹(走这里，不走那里)，但是这些粗细曲线像词语一样，仅仅指路过者的缺场。对路线的考察漏掉了路过行为本身。行走、漫步或“橱窗观望”，即路过者的活动，被转换成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可以折转的总体化点线。我们因此而只能把握设定在规划面上的一点遗迹。它本身是看得见的，但是能够让对它的操作不被看见。这些定位操作就构成忘记的程序。留在后面的踪迹被实践所取代。它展示地理系统的贪婪特性：企图把行动转换成可读的东西，结果使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忘记的方法。

    行走修辞学

    路过者的行走产生了一系列与“语句转折”或“文体手法”不可同日而语的转折和迂回。有一种行走修辞。“转折”语句的艺术与组织一条路径的艺术相仿佛。“文体”特指“在象征层次上显现的语言结构……是个体在世界上的一种根本的存在方式”，这意味着唯一性。“使用”是指交往系统在实际行为中展开的社会现象，这是指规范性。文体和使用都与一种“操作方式”(说话、走路等)有关，但是文体牵涉到特有的象征处理程序，而使用则指代码元素。它们相互交叉并形成一种使用风格，一种存在方式和一种操作方式。

    一位来自塞夫勒的朋友在巴黎。他向圣父街和塞夫勒街漫步，他其实是要到另一个街区去看他母亲，这些名字说出他的脚步组成的一个句子，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编了号的街道和街道的编号(112街或圣夏尔9街)指向一个轨迹磁场，连做梦都被它萦绕。另一位朋友无意识地压抑了那些有名姓的街道，因为它们传播她的地位情况或身份，好像对她进行传讯和甄别。于是她走那些没有名姓或签名的街道。但她的行走仍然否定地受到专名的控制。

    那么它们写出的是什么呢？这些词语(波莱戈、波查黎、布加维耶……)被置于将城市表面等级化并予以语义整理的星座之间，进行时间的安排和历史的见证；它们像旧币一样，慢慢失去了刻写在上面的价值，但是仍然能表示其他的意义。圣父街、科隆坍塞尔顿、红场……这些名称从经过者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意义。它们与曾经自以为指涉的地方剥离开来，成为想象旅行线上的一些相聚点，决定它们如何的理由并不是它们原来的价值，而是看过路人是否认出它们。一个奇怪的地名脱离实际地方，高高地飞在城市的上空，像云烟翳翳的悬空的“意义”地势，引导着下面现实的走动。群星广场、协和广场、鱼市广场……这些名称的星座构成交通结构，它们是指引旅行路线的星辰。玛拉巴尔特说：“不存在协和广场，它只是一个念头。”它远不只是一个“念头”。要说明专名享有的神奇权力，必须进行一系列比较。它们似乎是旅行者携带的徽章，既指引他们，又打扮他们。

    这些词语把行为与脚步关联起来，发出意义和指导，以掏空和磨损自身的原初角色的名义进行操作。它们成了可以占据的解放的空间。语义日渐稀薄，丰富的不确定关系使它们获得一种在字面的禁止或允许意义的地形上阐发第二种诗的地形的功能。它们把其他路线暗中变成功能主义的和历史的运动。行走在它们之后：“我用一个美丽的名字填补这个伟大的空间。”对意义残迹的保留使人们处于运动当中，有时是一些废品让他们运动，那是一些伟大业绩的颠倒了的残迹。已经成为虚无或几近虚无的东西指引着行走者的脚步并使之系统化：那是一些已经不“专”的名称。

    由于专名已经是“地方权威”或“迷信”，所以它们最终被号码取代了：打电话时，不再拨歌剧院，而是拨073。同样，那些像浮游的或附加的居民一样萦绕着城市空间的故事和传说也变成了号码。它们是根据技术结构逻辑剿灭巫师的对象。但是它们的消亡(正如这类传说栖居的树木、森林和隐秘之地的消亡)使城市变成一个“悬搁的象征序列”。于是，可以居住的城市被消除了。于是，像来自卢恩的一位妇女所说，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只有我的家例外，真的。……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没有任何故事或记忆的标志，没有任何其他事情的标记或其他人的签名。只有家之洞穴还是可信的，仍然为传说留出一些时间，仍然到处游荡着影子。除此之外，根据另一个城市栖居者的说法，只有那些“让人不再相信的事情”。

    它们为储藏丰富的沉默和无词的故事提供了机会，正是通过这样的机会或它们到处创造地窖和阁楼的能力，当地的传说(传说是阅读的，也是能够阅读的)才留下出口，留下出去和回来的通道，因而也留下可居住的空间。四处行走和旅行肯定替代了进出活动，如今这些地方缺乏以前使出去和回来变得非常方便的一系列传说。身体的四处运动具有昨日或今天“迷信”的巡游功能。旅行(像行走一样)替代了曾经用来打开某种不同空间的传说。旅行以一种颠倒的方式最终形成的也许是“对已经荒远的我的记忆之地的探险”，是通过远方的迂回路线向旁边的异域风情的回归，是对遗迹和传说的“发现”：“飞逝的法国乡村景象”，“音乐和诗歌的断片”，简言之，类似于“对自身起源的挖掘”(海德格尔)？这种行走的放逐所产生的恰恰是自己身旁目前缺乏的传说；这是一个虚构，而且它像梦或步行者的修辞一样，具有移置和凝缩的双重特点。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些表意实践(向自己讲传说)当作发明空间的实践。

    依此观点，它们的内容仍然富于启示，而且组织它们的原则更有启示性。关于地方的故事是代用品。它们是由世界的残屑碎片组成的。即使文学形式和“迷信”的行动图式也与过去30年里经常分析的稳定结构和结合模式相对应，物质的东西(关于它们的“显现”细节的所有修辞)得到命名、分类、英雄或喜剧称谓的残留之物的修整，就是说，得到分散和语义之地的碎片的装修。这些异质的甚至是相反的元素填充了同质的故事形式。多余的或其他的东西(来自别处的细节和剩余)插进已经被接受的框架，外加的秩序。于是便看到了空间实践与建构出来的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个秩序的表面处处遭到意义的省略、滑脱和渗漏的撕扯，这是一种筛子秩序。

    (马海良 译)

    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我认为在不给现实带来过多暴力的情况下，可以把提供给社会能动者的整个体育活动和娱乐范围考虑为旨在满足社会需求的一种供给，包括橄榄球、足球、游泳、田径、网球、高尔夫球，等等。如果采纳了这一模式，接下来就会有两类问题。首先，有一个秉有自身的逻辑和历史的“体育产品”的生产领域吗？即在某一特定时刻，有一个社会地实现了的且可以接受的体育活动和娱乐的天地吗？其次，如果要占有如此生产的各种“体育产品”，如打高尔夫球或阅读《团队》(L’Equipe )杂志，越野滑雪或观看世界杯赛的电视，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换言之，“体育产品”的需求是如何产生的，人们是如何获得体育“趣味”并偏好某种体育而不是另一种的，人们感兴趣的是作为一种活动的体育，还是作为一种表演的体育？除非一个人会以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需要，广泛地平均存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和所有社会环境，否则，必然会面对这类问题，这不仅因为体育运动要支出肌肉能量，更准确地说，还因为支出的形式多种多样(以最符合“自然需要”说法的游泳为例，尽管大部分教育家可能都会指出它是一项最必要的体育活动，因为它不仅具有“救生”的功能，而且具有生理的功效，但是我们知道，游泳往往被忽略或拒斥——尤其在欧洲中世纪——仍然需要国家采取“发动运动”的强加手段)。确切地说，当能动者在特定时刻对可供选择的不同体育活动或娱乐作出选择时，依据的是什么原则？

    供给的生产

    在我看来，关于我们不假思索地视为当然之事的“现代体育”，首先必须考虑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可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换言之，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使制度和能动者系统的构造得以直接或间接地与体育活动和娱乐的存在联系起来？这一系统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体育协会”，其功能是代表和维护从事特定体育活动者的利益，制订和施行标准，用以管理体育活动、物品(设备、工具和特殊衣服等)的制造者和出售者、进行体育活动所需要的服务人员(教师、辅导员、教练、体育医生和体育记者等)，以及体育娱乐和相关物品(T恤衫、明星照片，等等)的生产者和出售者。这群直接或间接地吃体育饭的专家(体育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在此列，不过这与所谈的问题关系不大)是如何逐步形成的？确切地说，这个能动者和制度系统何时开始发挥一种竞争领域的功能呢？能动者们在该领域的不同位置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利益，利益不同的能动者之间发生着直接的交锋。如果事情确实像我的这些问题所表明，与体育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能动者和制度系统往往发挥一种竞争领域的功能，那么把特定环境和特定时间的体育现象与相应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直接联系起来，并不能直接理解这些体育现象。体育历史是一个相对自律的历史，即使它带着经济社会历史的主要事件的标记，它仍然有着自身的节奏、自身的演化法则、自身的危机，简言之，自身的特定年表。

    体育社会历史学的任务之一或许是为作为一个独立科学对象(这绝非不证自明的事情)的体育社会学奠定真正的合法性基础，从可以真正谈及体育的时刻或社会条件出发确立这种合法性(这里所说的体育是与简单的游戏相对立的，英语里的“Sport”一词现在仍有“游戏”的意思，但是在英语世界之外，已经不在“游戏”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了，而是意指一种全新的社会实践)。这个平台如何以其特定的逻辑构成特定社会实践的场地？这些社会实践受到特定历史的限定，因而只有从那个历史(即体育规律史或体育记录的历史，记录这个词非常有趣，让人想起历史学家的贡献，他们的任务是记录和庆祝重大的体育业绩，促成一个领域的构成及其奥秘的文化)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这些社会实践。

    一个相对自律的生产领域的诞生和体育产品的流通

    从游戏向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的转变发生于专为资产阶级社会“精英”保留的教育机关之中，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情。在英国的公立学校，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家庭的子弟接过了大众的亦即粗俗的游戏，同时也改变了它们的含义和功能，正如有学问的音乐界改造了民间舞蹈，如布列舞、萨拉班德舞和加伏特舞等，把它们引入像组曲这样的高雅艺术形式之中。

    简要地或原则上说，这种转变的特点或许就是“精英”阶层的身体锻炼脱离了仍然与民间游戏有联系的普通的社会活动(例如农家庆典)，失去了仍然与许多传统游戏(比如处于农业年代某些转折点上的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仪式游戏)相联系的社会(当然还有宗教的)功能。学校是清闲的地方(skhole)，具有社会功能且统一于集体日程表中的实践被转变成身体锻炼，这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身体艺术，它们有特定的规则，越来越成为不可简约的必然功能并插入特定的日程表。学校是所谓无偿锻炼的最佳场地，在这里可以习得一种保持距离的、中立化的对待语言和社会世界的态度，而资产阶级与艺术、语言和身体的关系中恰恰也隐含着这样的态度。正像学院派使用语言一样，体操也把身体用作目的本身(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体育活动就像文化实践一样，教育水平越高，随年龄而下降的速度就越慢；体育活动的频率明显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人们都知道，在工人阶级当中，往往随着婚嫁和进入承担严肃责任的成年期而放弃了体育，因为这种像游戏一样的活动似乎更适合于青少年)。学校是与世不同的地方，尤其以一些伟大的“精英”寄宿学校为代表；通过这种学校经验可以习得对无目的活动的喜好，这是资产阶级“精英”气质的一个根本方面，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无功利性而自豪，用一种与物质利益保持的折中的距离来界定自己，也就是通过艺术和体育来显现这种无功利性。“费厄泼赖”是那些不致因游戏而忘记自己是在游戏的人游戏时的特点，正如戈夫曼所说，他们保持着一种“角色距离”，在所有为未来领导者指派的角色里都隐含着这样的距离。

    体育领域的自主化也伴随着理性化的过程，按韦伯所说，这种理性化旨在超越细部差异和特殊性，确保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它是由一套特定的规则和专门的统领团体构成的，团体成员至少在开始时是从公立学校的“老男孩”中招募来的。这种团体需要普遍适用的固定规则，当不同教育单位、后来是不同地区之间的体育“交流”建立起来之时，人们感到了这种需要。体育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在自我管理和制定规则的权力机构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认证，这些机构以历史传统为基础或得到国家的保障，体育协会被认可执行这样的权力：这些团体有权制定涉及参加它们所组织的活动的标准，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惩戒的权力(禁止、罚款，等等)，以确保执行它们颁布的特定规则。此外，它们还奖励特定的称号，如冠军称号；在英国，教练的地位也是一种奖励。

    体育实践领域的构成是与体育哲学的发展相关联的，而体育哲学必然具有政治性。业余主义事实上反映了贵族的体育哲学，把体育看作无功利的实践，无目的的目的，与艺术实践相类比，甚至比艺术(艺术里总是沉积着某种女性的东西，不妨想想同一时期里大家闺秀们的钢琴和水彩画)更适于认证未来领导者们的男子汉美德：人们设想体育可以锻炼勇敢和男子汉气概，“形成性格”和培养“必胜意志”，当然是规则之内的必胜意志，这是真正的未来领导者们的标志。这就是“费厄泼赖”，它被设想成一种与不惜一切追求胜利的平民作风完全对立的贵族性情。在我看来，二者之间的争斗(远远超出了体育)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定义与小资产阶级学问派的教育定义的不同，也就是“精力”、“勇敢”、“毅力”、(军事的或工业的)领导者美德，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个人的开拓性(私人的)“事业”与公立学校大营房及其纪律中象征的知识、博学和“学问”的唯唯诺诺之间的对立。简言之，不应该忘记现代体育定义是“道德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它是统治阶级内的统治阶层的精神特质，主要为私人工业重要人物的子弟们开办的几所私立学校，如罗什中学，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典范。如果要使教育的价值胜过教导、性格或毅力胜过思想、体育胜过文化，那就要在教育领域之内认定存在着一个等级体系，但是不能把它刻板地简约成偏向这些对立中的后一项的学问等级。这似乎意味着改变或动摇得到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阶层或其他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里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学校教师子弟”，他们在纯粹学问能力的平台上对资产阶级子弟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承认的价值；这意味着推出衡量“成就”的其他标准，确定使“学术成就”之外的替代成就得以合法化的原则。把体育推崇为性格的训练基地等等，总是隐含着某种反学问因素。统治阶级中的统治阶层总是喜欢用男性与女性、阳刚与阴柔之间的对立来设想他们与“知识分子”、“艺术家”、“教授”等被支配阶层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中的内容随着不同时期而改变(例如现在的长发／短发和“经济-政治的”文化／“艺术-文学的”文化等对立)；如果了解这种情况，就能理解对体育的赞颂，尤其是对橄榄球等“男子汉”运动的赞美所隐含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可能是，体育像其他任何实践一样，是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也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对象。

    我想借此机会作一点强调，体育的社会定义是一种斗争对象，体育实践领域是斗争的场所，其中最关键的是垄断体育实践的合法定义和体育活动的合法功能的能力，如业余与职业、参与体育与观看体育、特殊(精英)体育与大众(群众)体育。这个领域本身是一个更大领域的一部分，那里进行着关于合法身体和身体的合法使用的定义的斗争，斗争牵涉到能动者们关于如何界定身体的体育使用的斗争，此外还牵涉到以牧师为主的道德家、医生(特别是保健专家)、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家(结婚指导顾问等)以及关于着装和趣味的策划者。必须探讨为争夺施加特定类别的身体使用或体育使用的合法定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否表现出任何不变的特征。例如，我想到从合法锻炼的定义这一角度看体育专家(体育视察官、体操教师等)与医生、亦即与两种特定资本相关联的两种特定权威形式(老师与科学)之间的对立，或经常重现的关于身体使用的两种相反哲学之间的对立，一种偏重禁欲(禁欲［askesis］一词就包含着锻炼的意思)，“身体文化”(culture physique)这一矛盾语强调文化、反自然、修整、纠正、努力等意义，另一种则偏重享乐，把自然放在优先位置，把文化还原为身体，把身体文化简化为一种“不干涉状态”或对“不干涉状态”的回归，正如“自然的表达”(亦即反体操)这个短语如今教给它的忠诚者们的意义是，首先丢开普通体操强加的不必要的纪律和约束。

    身体的实践领域具有相对的自律性，那么顾名思义也具有相对的依赖性，所以在实践领域内指向禁欲主义一极或享乐主义另一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为争夺合法身体的垄断定义而斗争的权力的关系状态，宽泛地说，这是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的道德斗争。因此，所有“身体的表达”取得的进步只有与资产阶级道德的新变体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例如家长-孩子的关系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那些教诲关系。这些道德新变体是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上升阶层所提倡的，试图在儿童培养以及等级关系和性征方面以自由主义取代苛刻的禁欲主义(被谴责为“压抑”)。

    大众化阶段

    我认为这肯定是第一阶段，有必要对它简单地勾勒一下，因为在竞争领域中的那些实际上相当不同的关系状态下，体育仍然带着它当初的标记。贵族的体育意识形态视体育为无功利的、无偿的活动，这种意识形态在赞颂话语的仪式性主题中仍然非常活跃，帮助遮蔽越来越多的体育实践的真正性质。其实，对网球、骑术、帆船运动或高尔夫球等体育实践的兴趣无疑是由于它们具有显示差别的功能，更准确地说，它们带来身份差别方面的收益(大多数入会条件最苛刻的俱乐部都是围绕那些用作竞选集会的焦点或掩饰的体育活动组织起来的，这绝非偶然)，这种情况在以前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会认为，高贵的或显示身份差别的体育实践和“粗俗的”实践之间的区别如果与参与体育和仅仅观赏体育之间的更尖锐的对立结合起来时，这种差别带来的收益也增长了。大众化使当初专为“精英”阶层保留的许多运动成为“粗俗的”实践，例如足球(其次是橄榄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保持双重的社会地位和双重的社会招募方式)。我们知道，一个人年过青春之后(特别是在成年早期阶段之后或老年时)，进行体育活动的可能性随着他的社会等级的下降而明显下降(比如属于某个体育俱乐部的可能性)，而通过电视观看著名的流行运动——如足球或橄榄球——的可能性却随着一个人社会等级的上升而明显下降。

    因此，不能忘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尤其是参加像足球这样的团体项目的重要性，同时也不能忽视自行车比赛、足球或橄榄球等所谓的大众体育还具有表演的功能(吸引人的原因可能部分在于以过去的真实实践为基础的想象的参与)。“大众”在这里的含义正是它作为一个形容词用于那些成批生产的物质或文化产品时的含义，如汽车、家具或歌曲。简言之，体育脱胎于真正的大众游戏，亦即产生于人民的游戏，像“民间音乐”一样，以专为人民制作的表演形式回到人民那里。我们可以说，作为表演的体育显得更像一种大众商品，体育娱乐的组织是娱乐业的一个分支(职业拳击表演和冰上舞蹈表演与欧洲的各种足球赛或滑雪赛等许多被认为合法的体育赛事之间只有度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而集体赋予体育以价值(尤其是现在，体育竞赛已经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的尺度，体育被赋予了政治目的)，并不能掩盖体育实践与消费之间的脱节，最终是与那些简单被动的消费功能的脱节。

    顺便提一句，体育实践方面近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并不是我前面草草勾勒的那种演化过程的结果。例如，像橄榄球这样的运动(这是法国的情况，在美国则是美式足球)已经通过电视变成了一种大众表演，从遥远的现在或过去的“从业者”圈子里向外传播，也就是向那些不具备充分的专业读解能力的大众传播；只要想想这一事实所隐含的意义，就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行家里手”有一套感觉和欣赏的路数，他能看到门外汉看不到的东西，在外行人只看到暴力和混乱的地方看出了必然性，在一个动作的瞬间、在一个无法预料又无法避免的成功组合中、或者在团队的一个奇迹般的策略配合中，得到至高的快感，这快感比音乐爱好者从自己心爱作品的特别成功的演出中得到的快感还要强烈和有学问。感觉越是肤浅，从表演中自在自为地观照到的快感就越少，因而就会更加倾向于寻找“热闹刺激”，迷恋一些显见的技巧和明摆着的招数，尤其是更加单一地关注体育表演的其他方面，如悬念和对结局的焦虑，结果鼓励运动员、尤其是组织者为了胜利而不惜一切代价。换言之，似乎一切都表明，体育像音乐一样，大众向业余圈子之外的延伸有助于巩固纯职业者的地盘。

    在进一步分析结果之前，我们实际上必须试着更仔细地分析体育从专为精英阶层保留的业余爱好向职业者为大众消费而制作的表演转变的决定因素。仅仅想到体育物品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相对自律的逻辑是不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仅仅想到体育娱乐业在这个领域里的发展，因为这一行业受制于利润法则，其目标是最大限度的效益和最小限度的风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对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和科学的管理技术的需要，以便理性地组织职业运动员的身体资本的训练和养护。例如，人们会想到美式足球，教练、医生和公关人员班子比运动员的人数多得多，而且几乎总是由他们充当体育设备和附属品产业的公关中介。)

    其实，即使体育活动在工人阶级年轻人当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也是实现早已设定的体育功能的结果，这种功能早在19世纪晚期就介入了英国的公立学校。甚至在把体育看作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理念相一致的“改善性格”的手段之前，公立学校，或戈夫曼所说的“全部制度”，必须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地执行它们的监视任务，于是把体育视为“填充时间的手段”，以经济方式让那些已经成为它们的全日制负担的青少年有事可做。学生们到了体育场地之后，就容易监视了，他们专注于健康的活动，在对方身上发泄暴力，使之不至于毁坏建筑物或向老师发难，所以伊恩·威伯格总结道：“有组织的体育将会像公立学校一样长久。”因此，这种极为经济的动员、占有和控制青少年的手段本来就打算成为所有制度机构之间的斗争工具和目的，而那些制度机构是部分或全部按照动员和象征性地征服群众并因此而竞相象征性地征服青年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体育的大众化和体育协会的发展，因为它们起初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后来逐步得到公共权威机关的承认和帮助。这些权威机关包括政党、工会，当然还有教会，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式的老板，他们不仅为自己的雇员提供医院和学校，而且提供露天体育场和其他体育设施(不少体育俱乐部是在私人雇主的控制下成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体育场馆是用雇主的名字命名的，可资证明)，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对劳动人口的完全和继续的控制。人所共知，在各种政治场合，关于从乡村(有世俗俱乐部与宗教俱乐部之间的竞斗，晚近以来，更有关于优先建设体育设施的争论，这也是在市政问题上进行政治斗争的关键事项之一)到全国的体育问题的竞斗从未止歇(例如天主教会控制的法国体育联盟与左翼政党控制的体育和工作体操联盟之间的对立)。的确，随着国家以一种越来越伪装的方式给予承认和补贴，随着体育组织及其官员们因此而越来越显得中立，体育成了政治斗争的对象。对体育实践以及所有附属设备、工具、人员以及服务的需要是一种社会构成，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这种竞斗。因此，施加体育需要这种做法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那里的体育设施和队伍的面貌，在现在来说是青年俱乐部和老年公民俱乐部，几乎总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工作的结果，因为它们发现这是一个施加政治的组织服务和领导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积累或保持声名和荣誉的政治资本，这资本总是具有转变成政治权力的潜力。

    不言而喻，体育从精英学校(由于更加激烈的社会竞争的需要，这些地方现在比赛的是“知识”成绩)到群众体育协会的大众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运动员和他们的组织者对这种实践的功能所作出的改变，同时伴随着与大众的需求和期待的转变相对应的体育实践逻辑本身的转变，面对面的过去或现在的体育表演越来越多。对“男子汉气概”的赞美和“团队精神”的崇拜是与橄榄球相联系的——且不提贵族理想的“费厄泼赖”，二者对于英国公立学校里的资产阶级少年或贵族少年和对于法国西部的农民和小店主子弟的意义和功能是迥然不同的。这只是因为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孩子来说，体育职业代表着为数不多的社会出路之一，而资产阶级的子弟则绝不会把体育行当选为实际从事的职业，他们可以把网球或高尔夫球搁在一边。体育市场对于男孩子的身体本钱的意义犹如因为美貌而赢得职业对于女孩子的身体本钱；这些“成功的故事”象征着唯一得到承认的财富和成功之路，这一事实无疑解释了工人阶级对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体育家的崇拜。一切都表明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出身的体育从业者带给体育行为的“利益”和价值是与相应的职业化(当然，它是与业余主义的出现同时存在的)和理性化相一致的，职业化和理性化是准备和表演体育运动所需要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特定效益(用“战胜”、“称号”或“记录”等词语来标明)和最小限度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与私人的或国家的体育娱乐业的发展相关联的)所强加的。

    需求的逻辑：生活方式统一体之中的体育实践和娱乐

    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关于供给的个案，即体育实践和娱乐的特殊定义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在特定时刻提出来的，所谓满足需求也就是满足能动者带进这个领域的期待、利益和价值，实际的体育实践和娱乐就是需求与供给之间长久交锋和调节的结果。当然，不管在任何时候，每一个新加入者必须考虑到体育活动和娱乐的分界状态以及它们在社会阶级当中的分布情况，加入者并不能改变这种状态，因为它是投入“体育领域”的各种能动者和制度之间斗争和竞争的整个以前历史的结果。例如，一个新项目或已有项目的新的实践方式(例如特拉金于1893年“发明”的游泳法)的出现所导致的结果是，重建体育实践的空间，基本上是彻底重新界定附着在各种实践上的意义。然而，尽管生产领域确实无一例外地促成了对产品的需要，仍然无法理解能动者依从什么样的逻辑更偏向这种或那种体育实践，他们的体育性情本身是与身体的特殊关系的一个方面，被重新纳入统一的性情或习性系统之中，这是生活方式得以产生的基础。如果研究体育实践时不把它们重新置于与它们紧密关联的整个实践领域，那是严重的错误(也许体育实践尤其如此，因为它们的基础和对象是身体，这是一个最出色的综合能动者，将它纳入的一切全部统一起来)，因为它们都起源于作为阶级习性的性情和趣味系统(例如，不难揭示与身体的关系和与语言的关系的同源性，它们都反映着阶级的或阶层的特点)。只要“他为的身体”(body-for-others)清楚地显现着个人，显现着“它想要表达的关于自身的想法”，显现着自身的“特性”，亦即价值和能力，那么以塑造身体为目的的体育实践就会首先实现审美的和伦理的实践状态。像挺直(直立)这类姿势规范就像凝视和短发一样，具有象征一整套道德“优点”的功能，如正直、坦率、自尊(面对面遭遇时需要的尊重)，同时还象征着身体的“优点”，如活力、力量、健康。

    能够说明体育实践在阶级和阶层当中的分布情况的解释范式必须清楚地说明肯定或否定的决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闲暇时间(一种转换了的经济资本形式)、经济资本(对体育具有相当的依赖性)以及文化资本(也是依赖体育的)。但是如果这个范式不对各阶级和阶层的各种体育实践的各种意义和功能作出说明，就不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换言之，面对社会阶级的各种体育实践的分布问题，必须充分想到社会阶级之间不同体育实践的意义和功能的变化情况，想到不同实践与不同社会阶级的统计关系的强度变化。

    不同社会阶级对身体运动效果的期待是不一致的，这一点不难说明；无论对身体的外面(身体的素性bodily hexis)——比如有些人喜欢的凸显的肌肉力量或另一些人偏好的优雅、从容和美——还是身体的里面(如健康、精神平稳等)来说，都不会有一致的意见。换言之，这些体育实践中的阶级变化不仅衍生于支付经济或文化成本的可能性因素的变化，而且衍生于感觉和欣赏即时或延迟的利润时的变化，这些利润是从不同的体育实践中滋生出来的。(可见，专家们偶尔能利用他们的特定地位和权威提出被说成唯一合法的感觉和欣赏，与出于阶级习性的性情所构成的感觉和欣赏相对立。我想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专家们以严格的“技术”功能的名义向那些“看不到这种用处”的人推广游泳运动。)至于实际感觉到的利润，雅克·德法朗士令人信服地表明，体操可以用来产生一个强壮的身体，展示力量的外部标志，这是工人阶级的需求；或者达到健美或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资产阶级的需求，体操或其他运动的基本功能是保健。

    但是不止于此：阶级习性决定加诸体育活动的意义或期待的利润，这些利润绝不是因为从事某种阶级分布极为稀少的运动项目而滋生的社会价值。简言之，除了为身体本身而考虑可以从体育得到的“内在”利润(无论真实的或想象的，都无关宏旨；“真实的”在这里的意思是真正地预想过的，是一种信念方式)之外，还必须加上社会利润，它们是从显示差别的社会实践中滋生出来的，不同阶级对它们的感觉和欣赏也有很大不同(当然，不同阶级能够得到它们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以高尔夫球为例，它像鱼子酱、肥鹅肝或威士忌一样，除了健身的功能外，可以说还具有一种分布的意义(各种实践在分布于社会阶级中的能动者当中的分布情况所具有的意义)；或者如举重，它似乎可以使肌肉发达，所以在许多年里，尤其是在法国，被看作工人阶级最喜欢的运动；奥林匹克当局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正式承认举重，这绝非偶然，因为现代体育是贵族创立的，在他们的眼里，举重象征的只是力量、蛮勇和思想的贫乏，简言之，象征着工人阶级。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说明这些实践在阶级和阶层当中的分布情况。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程度不同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不同的体育运动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因为只有通过身体运动的强度和作为阶级精神特质之一方面的对该运动的审美和伦理倾向、亦即只有在某种运动与某个阶级的关系之内才能对此作出说明。“大众体育”最重要的特性是它们实际上心照不宣地与青年相联系，他们自发而隐秘地取得了某种临时执照，打发身体(和性)的过度精力，然后早早地放弃了这种活动(通常是在进入以结婚为标志的成年生活后放弃的)。与此相对照，“资产阶级”体育运动的主要功能是保养身体和带来社会利润，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远远超过了青年界限，也许随着名声地位的增加而一直延续到很晚(例如高尔夫球)。这意味着实践这些体育运动的可能性无疑是随着一个人的社会等级地位的升高而增加的，统治阶级的成员并不会因为这些运动热衷差别和缺乏伦理-审美的亲和力或“趣味”而转身离去。因为这些运动所需要的“身体”素质和体能即使在早期练习的情况下似乎也是相当平均地分配的，所以只要有闲暇时间、其次有身体精力，就能进行这样的运动。因此，在公职人员、技术人员和小店主中间最盛行的篮球、手球、橄榄球、足球等大部分团体项目以及无疑是最典型的工人阶级的个人项目，如拳击和摔跤，合力将上层阶级拒之门外。它们的广大观众的社会构成加强了这些运动的大众化所隐含的粗俗意味，所要求的价值和美德(如力量、耐力、暴力倾向、“牺牲精神”、顺从集体纪律、与资产阶级的角色中隐含的“角色距离”完全对立，等等)，以及对竞争和竞赛的赞美等。在理解高尔夫球、骑术、滑雪或网球等特殊运动、乃至像体操和登山等比较平常的运动时，很难仅仅诉诸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或闲暇时间方面的不同。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可能忘记了工人阶级和出身下层中产阶级、乃至上层中产阶级的个体不能加入这些运动项目的原因不仅是经济障碍，而且还有家庭传统和早期培养以及衣着、风度和社交技巧等隐秘的要求；其次因为经济上的限制决定了这些运动可能与否的范围，但是并没有决定能动者在这个范围里特别指向这种或那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其实，把工人阶级与特权阶级区别开来的原因除了追求显赫，还有与个人自己的身体的关系，因为身体是阶级习性的一个根本方面；同样，在特权阶级之内，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会把各阶层区别开来。一方面，无论节食还是美容，无论病痛还是医疗，工人阶级与身体的关系在以身体为中心的所有实践中都是一种工具关系；此外，这种关系还通过选择需要相当付出的实践而得到显现，有时是皮肉之苦的运动，如拳击，有时是与身体本身的一种赌博，如赛车、跳伞、所有形式的杂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的所有涉及战斗的体育项目，可以把橄榄球包括在内。另一方面，特权阶级倾向于把身体视为目的本身，这一总体态度之下的不同仅仅是或者强调作为有机体的身体的内在功能，形成对健康长寿的狂热追求，或者强调身体的外表是一种感觉构成，属于“相貌”，亦即他为的身体。似乎一切都表明最基本形式的身体锻炼就是为了追求健康，这往往暗含着赞美克制和控制饮食的禁欲主义意味，这在下层中产阶级、亦即管理人员、医疗服务行业中的文职人员、尤其是学校教师当中非常盛行，他们特别喜欢体操，这是一项最佳的禁欲运动，因为它最后成了一种为锻炼而锻炼的运动。

    体操或严格地以健康为指向的运动如散步或跑步等与球类运动不同，并不提供任何竞争性的满足，它们是高度理性的或理性化的运动。这首先是因为它们以对理性的绝对信念为前提，绝对相信理性承诺但被推延了且往往不可触摸的好处(比如防止衰老，这是一种抽象的、否定性的好处，仅仅在以一种纯粹理论性的指涉物为参照的背景下存在着)。其次因为它们仅仅在以一种关于锻炼效果的纯粹理论性的抽象知识的参照下才有意义，就像在体操中的情形那样，往往被简化成一系列抽象的动作，从一种特定的技术限定的目的去分解和认识这些动作(例如腹部运动)，与日常情境下指向实践目的的所有动作相对立；就像正步走，被分解成军士长手册里的一些基础动作，与普通的走路相对立。因此不难理解，这些活动只能植根于向上攀升的个体们的禁欲心性情之中，他们随时准备从拼搏过程本身得到满足，随时准备接受将会回报他们现在所付出的牺牲的推延了的满足，这就是他们所以存在的唯一意义。

    在像登山(或者次而言之的散步)这类在高中或大学教师中最为常见的运动中，纯粹以健康为指向的维护身体的功能与进行一种高度显赫的体育运动所蕴涵的全部象征意义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形最强烈表明了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握以及自由地独享粗人所不能企及的景致。事实上，增进健康的功能总是程度不同地与禁欲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妇女身上更是如此，尽管在其他方面是平等的。她们更是必须屈从于规定身体应当如何的那些规范，不仅在身体的感觉构形上如此，而且在身体的动作和步态等方面也是如此)。无疑，正是在专业人员和业有所成的商业资产阶级中间，健身的功能与禁欲的功能是与社会的功能结合在一起的；体育运动与室内游戏以及社会交际一样，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无偿的”和“无功利的”活动推动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时髦俱乐部里的高尔夫球、射击以及马球等运动中，体育活动纯粹是苛刻的入会条件的一种借口，或者换种方式说，像桥牌和跳舞一样，是一种社交技巧。的确，跳舞除了具有社交功能之外，是身体的所有社会使用当中最能显示自己的悠闲、亦即自我驾驭的一种形式，最具代表性地圆满地实现了资产阶级的身体使用。如果说跳舞肯定是这种身体表现方式的最成功的途径，那也许是因为跳舞最易辨识的标记首先是其节奏，即通过自持而自信的舒缓的节奏可以认出那种对身体的掌握；这也是资产阶级使用语言的特点，而工人阶级的语言则是急促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是急切的。

    (马海良 译)

    注释

    [1]浪漫小说：英文为romance，中世纪浪漫文学的一个变种，是指内容涉及爱情、惊险、奇遇等的浪漫故事或浪漫作品，通常与推理小说、间谍小说、科幻小说等文学类型一起称作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属于畅销作品。西欧的浪漫文学至少可以追溯到11世纪法国兴起的骑士传奇。12-13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玫瑰文学也写了许多爱情故事。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兴起后，描写爱情的小说多为严肃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格调。20世纪的浪漫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所下降，一般格调不高，文笔粗糙，常有男女主人公的性心理、性活动等色情和暴力描写。它又可以分为哥特式小说和公式化小说，前者是古装的性爱小说，多用古堡巨厦为背景；后者的艺术手法千篇一律，人物形象接近类型化。在我国，通常把此类风格的作品称为言情小说。——译者注

    [2]指损益表上有关利润的一格。

    [3]“Big W”和“目标”均为澳大利亚连锁店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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