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清明》）

    我不能忘怀沂蒙山，不能忘怀那些镌刻在心上的人和事，不能忘怀那些似梦非梦的遭遇……

    爱的期待

    一九六四年，华东地区要举办戏剧会演。地委宣传部希望我写一个剧本供剧团演出。我决定到沂蒙山区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初秋九月，一天黎明，我离开了沙沟大队到南旺庄去。

    南旺庄是一个四面都有青山屏障的村子。听说那里党支部的工作做得出色，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魏立武，我想去访问他。我挎着一个大帆布包，顺着一条林间小径逶迤上山。盘山绕来绕去，途中还绕岔了道，顶着火盆似的日头，多走了几十里冤枉路。直到傍晚，暮色从背阴的山谷里升起来浸染着整个山林，我才拖着沉重的双脚到达南旺庄。一天走了一百二三十里山路，我浑身汗湿，疲劳透了！

    我见到了魏立武。老魏约莫四十多岁，朴实挺拔，黑黝黝的，是个转业残废军人，左臂早已截去，甩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子。他安排我吃了饭，然后又把我安置在大队办公室旁的一间瓦屋里住宿。这间瓦屋，屋前种着花草，房顶上结着朱红色肥硕的南瓜，屋内有些桌椅摆设，挺干净，也还宽敞，实际就是大队的“招待所”。地区或者县里来了干部都让住在这儿。初秋时节，蚁子嗡嗡地成团飞舞，天也还有点燥热。老魏用右手提来了热水瓶，放下瓶，又用右手熟练地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火柴。他把火柴盒朝空中一扔，顺手“哧”的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点亮了桌上那盏小油灯，再用小油灯蹿蹿的火苗燃起了一根艾草绳熏蚊子。我简单说明了来意。他一脸诚挚的样子，连连摇着头说：“我没啥好谈的，你安心在这住几天，看看我们这个庄子，多找群众拉拉。今天累了，早点歇着，洗洗脸烫烫脚，有事明天再办！”我确实累了，只好说：“行！”

    老魏是个忙人。接待我的时候，有好几拨人来找他，谈这谈那。他安顿好我，似要走了，忽又想起了什么，说：“老王，有件事，我告诉你一下，免得受惊……”

    窗外，是一棵枝枝杈杈的椿树，离屋挺近，月光扑朔迷离地穿过枝杈洒下来，月影朦胧。我诧异地问：“什么事？”

    他从腰里拔出短烟袋杆来，在灯上点火吸烟，说：“咱这村上，有位军烈属陈大娘，是个孤老五保户，今年六十九了！解放战争时期，四七年打孟良崮，她亲自给独生儿子陈德明牵马戴花，送他去参军。德明参军后，入了党，当了排长、连长，立过几次战功，一直从山东打到长江边，又渡江打到了江南。可是，四九年冬天，不幸在浙江牺牲了。陈德明牺牲后，阵亡通知耽搁了，没及时传来，一直杳无音信。过了两年，通知来时，陈大娘却已经疯了……”

    “疯了？”我慨叹地问。

    “是啊！”老魏喷出一口淡淡的烟雾，说，“她年轻的时候死了男人，家里贫穷，就守着一个贴心儿子，好不容易拉扯大了。她是妇救会的，为了打老蒋，决心送独子参军。但儿子走了，她不能不想。她要儿子革命，又想念儿子，心里老是憋着，能不疯吗？”

    我忍不住问：“她现在还疯？”

    老魏闷闷地点点头：“是啊，从那就一直没好过。不过她这疯跟别人不一样，庄上男女老幼对她都特别尊重。”

    我摸出香烟，递一支给老魏。他扬扬烟袋杆说：“我有！”我就自己点着火，一边吸烟，一边心情沉甸甸地问：“怎么不一样？”

    老魏吧嗒吧嗒吸着烟说：“她不打人不骂人，也从不吵闹。她是五保户，党和政府都很照顾她。但直到现在，她生活能够自理，历来有劳动习惯，还非要干点集体活不可。掰玉米、摘棉花什么的。她见了都抢着干。”

    “那怎么说她疯了呢？”

    “是啊！”老魏喷着烟说，“要说疯，也就只疯在两点上：一是一双一双不停地纳鞋底、做军鞋，板板正正地做好了就交到大队部来。这些年来，我们也总是不断给她送布、送麻、送针锥……她做的军鞋数不清有多少双了！二是只要外边来了人，就以为是德明的战友，要来看看，问问德明好不？只要点头回答她：‘德明好！’她满意了，就没事了。要不，她就很伤心，回去一个人哭得不停，忘了吃饭喝水……”

    听到这里，我黯然了，也不知为什么，心里像泡了醋似的很难过。我不禁问：“儿子从不来看她，她倒也不想去找儿子？”

    老魏思索着说：“也许，是因为她疯了吧？……也许，本来就不指望要跟着儿子去享福。只要儿子好好干革命，她就满意了，活着就有想头了，她那颗心是金子铸的！”

    我点点头，体味着老魏的话。

    老魏这回真的要走了。他咬着烟袋杆，刚跨步出屋，忽又侧转脸来：“她知道，外边来的人都住在这屋里。要是来了，你别给吓着，也别将德明的事露了馅就行！”

    门前，树影儿参差疏落。我送老魏到屋外，并对他说：“不会吓着的！”说实在的，我倒真想见见陈大娘。我见过那么多的母亲，听到、读到过那么多的歌颂母亲的故事和诗篇，哪曾想到有这么特殊的一位疯母亲呢？要不是十分疲乏，真想立刻请老魏带我去看望陈大娘。但脚底疼痛，骨头像散了架似的酸懒，才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自己思忖：明天去看望老人家吧！……

    秋虫奏鸣，四下一片寂静。月光美极了，水银般泼洒在门外，将婆娑的枣树叶稀稀落落映照下来。小油灯的光线很微弱，屋里弥漫着艾草绳的清香，嗡嗡的蚊群已被赶跑了。我揿熄烟蒂，沏上一壶绿茶，正想掩门洗洗身上，忽然看见月光下一位头发银白、中等身材的老大娘朝我屋门口走来了。一会儿，她就伫立在门口了。借着灯光和月华，我见她梳着髻，瘦瘦的，长得十分慈祥。她身板硬朗，穿一件干净的蓝布大襟褂子，下身是条黑布裤子。我正想请她进来坐，她已经开口了，神情和蔼，皱褶深深的眼角里隐约含着安详的笑意，用一种母亲对年轻人的亲切口吻说：“同志！……”

    我忙张开双手搀扶她到屋内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叫了一声：“大娘！……”忙给她斟上一碗绿莹莹的茶水。

    她含着慈祥的笑容看着我，笑得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接过我给她的茶碗，双手捧着，眼神温暖地说：“你是从俺德明那里来的？你认识俺德明吧？”

    我按照老魏的叮嘱，连连点头：“对对，大娘！认识！认识！”

    她笑了，无限欣慰。如果说，说谎会使人感到内疚的话，此时，我虽说了谎，却不但可以毫无愧色，而是心灵得到了安慰。

    她果然又轻声问道：“德明，他好？”

    我按照老魏的叮嘱，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连连点头说：“好！好！”其实，情萦肠牵，我的心是酸的。想多讲几句，终于哽咽着讲不出口。

    大娘那细长的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神态，又无限欣慰地笑了，笑得我虽然心酸，却觉得谎说得应该。我宁可伤自己的心，不能伤一个白发母亲的心！

    用棉絮做成的小油灯的灯芯，摇曳着橙黄色的火焰，映出一圈朦朦胧胧的光环。她又问了：“德明，他干得不孬？”声音里有对儿子的期望，也有自豪。

    我连忙点头，软言温语地宽慰：“呣，他干得可好了！今年又能立功！”我的声音像飘忽的游丝，心里却在哀求宽恕：“原谅我信口开河吧，大娘！……”

    她突然掉眼泪了。两滴清泪从眼眶里流出来，月光透过薄薄的窗户纸照着她的脸和晶莹的泪水，反射出纯净、圣洁的光辉。她撩起衣襟擦拭着眼角，但慈祥的脸上依然停留着欣慰的笑。我心里仿佛掀起了巨涛狂澜，费了咬牙的力才忍住了泪。我动情地说：“大娘，您老人家是位好母亲，你儿子是位好党员！天不早了，我送您回去歇着吧！”

    她摇摇头，嗫嚅着说：“不，俺坐一坐，看看你，你是俺德明的同志……”说着，她手捧茶碗，安详地坐着，抿着茶，用满含真情的眼睛望着我，就像一个母亲疼爱地望自己的孩子，显得那样满足、那样幸福……我浑身热血沸腾了！平时，听别人叫一声“同志”，很无所谓；今夜，大娘这一声“同志”，竟使我如此触动，像热焰炙心。

    一会儿，我听到她长长吁了一口气，仿佛是牵连着一缕已逝的韶光，释放出郁结在胸底深处的思念和忧愁。那是一种奇异的感情。大娘在想什么？想儿子德明小时候在身边牙牙学语时的难忘岁月？想那战火纷飞年代碾小米送军粮的红火时光？想送子参军时亲自牵马戴花的豪迈心情？……我心潮翻腾，眼睛不知不觉模糊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依然慈祥地笑笑，说：“同志，俺回去了。”我刚要搀扶着送她，只听见外边响起了噔噔蹬一阵脚步声，原来是独臂老魏满头是汗甩着左衣袖出现在我的屋门口了！老魏用眼瞅瞅我，似乎知道没出什么事，放心地用那只未曾残废的右手扶着大娘，像一个孝顺的儿子搀扶老母那样，说：“大娘，我扶您老人家回去！我扶您老人家回去！不早了！……”瞬间，从老魏对大娘的态度上，我就深深爱上了这位党支部书记了。我和老魏一边一个扶着大娘，踏着月光，循着幽静、蜿蜒的石板小路将她送回家去。远处的山峰，黑苍苍、蓝幽幽，像一幅泼墨山水。一路上，大娘没说话，但显得高兴。到了她的住处——那是一丛薄薄的柳树林掩映着的一所青石房屋——我才知道她就住在老魏家的一间北屋里。这样，显然便于老魏一家照顾她的生活。几株桃树和石榴斜斜地在月下映出荫翳。进了她的屋子，老魏擦着火柴掌了灯。屋里洁净，门口的水缸里满满盛着清水，该是老魏挑的吧！东墙上贴满了给烈军属的慰问信和奖状……老魏像个孝顺儿子似的，用右手攥着芭蕉扇子，一下又一下，给大娘赶帐子里的蚊虫。我扶大娘躺下，轻轻放下了帐帘。然后，我们吹灭了灯一同走出来。临别时，老魏听我讲了同大娘谈话的过程，放心地说了一句：“今夜，大娘能安心睡个好觉了！”

    月光缠着雾气，周围犹如梦境，南旺庄像是沉睡一般的宁静。那夜，我虽疲劳，却独个儿静静理着心事，失眠了！一个革命游子的心被搅乱了！月亮西沉了，星星疲倦地合上了眼，我仍辗转反侧。嗅着艾草烟的清香，听着一声两声秋虫吟唱，我老是想着陈大娘的事，也老是想着自己的母亲。战争年代，母亲为了掩护和营救党的地下工作者，做过许多工作。多少年来，她仍在南方那个城市里居住，我同她离得千里迢迢，虽然间或也寄点钱去、写封信去，但我却从没有像这天夜里如此思念母亲！这样感到自己对一位革命母亲怀有如此深刻的歉疚！夜里起了风，院子里的青枝绿叶瑟瑟抖动，灰色的枝影在窗户纸上扑来打去……我流泪了，也说不清是为陈大娘和陈德明流的，还是为母亲和我自己流的……

    以后，我离开了南旺庄。离开的那天，下着初秋常有的那种霏霏牛毛细雨，远近的山峦一霎时笼罩在白茫茫的雨雾中。村庄里许多人家的瓦檐上飘浮着炊烟。我去看望陈大娘，但只按照老魏的叮嘱远远地悄悄地看看，并没有近前去向她告别。村头地边种满了翠蓬蓬的紫穗槐，像一层层绿云。我站在紫穗槐旁张望，见她正独自坐在家门前老榆树下。老榆树大伞似的挡住了纤纤雨丝，她带着一种守候的表情，不声不响地牵着长长的线在一针一针纳鞋底，间或望望远山，把锥针在白发上磨磨。她又在做军鞋了！哦，这南旺庄的日子，在她拉针引线之间，给人一种多么崇高而隽永的印象啊！

    （原载《十月》）

    新“三岔口”

    我把三个小小“当权派”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一段曲折故事，讲给几位朋友听，他们鼓励我说：“挺有意思，写出来吧！”这篇小说就这么诞生了。

    我们三个是怎样先后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

    我和柴登高、夏永青三个被关在一个单间“牛棚”里，因为我们是“当权派”，罪孽深重，所以破格优待。

    老柴是我们师范学校的支书兼校长。五十多岁，瘦高个儿头发灰白，有一张瘦削的长脸。为人胸襟开阔，有时爱说点风趣话，干工作有魄力，热心负责。缺点呢？有人说他“讲究仪表，穿着太整洁”；有人说他“有时说话不注意”；此外，倒也无懈可击。可是被揪出来以后，他戴上了“刘少奇忠实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校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四顶帽子。最后，又突然加上了一顶千斤皇冠——“大叛徒”！原因是：他解放前在白区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

    老夏这个人，壮实的中等个儿，方脸大耳，一头黑发，有两只与他五十岁年龄不相称的机灵的眼睛。平时，和教职员、学生很能打成一片。他艰苦朴素，笑起来“哈哈”出声。初见面，人会以为他是工农干部，其实，他同我一样是道地的知识分子。他早年中等师范毕业，教过小学。解放战争时期，在地方部队里待过一段，有一次奉命出去侦察，给还乡团抓去，险些送命，被我部队救出，后来入了党，在区里当文教助理。隔了些年，在一个县的教育局里干过科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三年，调到师范学校当了支委兼副校长，分工管总务行政。

    我比老柴、老夏都年轻，刚过四十，入党也比他们晚。大学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在部队做文化教员，负伤回国后，在省报干了一段时间记者和编辑。一九六四年才调来，思想上总觉得革命锻炼比他们少，对他俩抱着尊重态度。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三个分工合作，团结得相当好，够得上用“拧成一股绳”五个字形容。但是，这种团结的局面，在“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开始不久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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