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工作组进校不久，老柴和老夏就好像忘了“黑会”上的默契与表态，他们组成了“联合阵线”，同工作组一起，把我这个出身不好的支委兼副校长，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抛了出来作“替罪羊”，将“黑线”的一切罪责都推在我头上。于是我成了“黑帮”，隔离批斗，实行“专政”，吃尽了苦头。
历史曲折，事态的发展常令人啼笑皆非。一九六七年新年前后，工作组被红卫兵轰跑赶走，老柴和老夏突然在“造反有理”的歌声中被“横扫”来同我关在一起了。见到他俩来作陪，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慰，感到自己并不孤单，那种微妙的古怪感情颇难形容。从此，我们三个人被关在一起同挨批斗同劳动了。
我们三个是怎样又有矛盾又“相濡以沫”的？
关押、批斗、劳动的时间真长啊！春去夏来，转眼到了秋天。外边的情况我们毫无所知，只偶尔从看守的红卫兵互相谈话中知道社会上分成了两派，反正两派都要打倒当权派才算“革命”。“革命”在我们三个“黑帮”的头脑里已变得高不可攀了。我们只能在劳动中求得精神和肉体上的解脱。
我们的劳动是打扫全校十五个男女厕所。这也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被用来当手纸的传单、报纸。为了了解外情，我顾不得脏臭，常扶着近视眼镜架躬腰伸头仔细地阅读。老柴见了，总是风趣地说：“好好好，改造得不错！一不怕脏，二不怕累。”
这段时日，对我们三人来说，尽管提心吊胆，艰苦备尝，倒是值得追忆的。我们不但“和平共处”，而且曾经破损的同志情谊又逐渐恢复了。一次，在厕所里，四顾无人，老柴找机会当着老夏不无歉疚地说：“老张，可能你对我和老夏有点意见吧？但是你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干的。说真的，群众起来要搞你，我们要保也保不了。不要以为我们全是私心杂念，抛出你来保自己。我们其实并不想把你怎么样。运动嘛，总得搞些人的么！再说，群众也确实揭出了你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心里是盘算过的，到了运动后期，是会正确处理的，决不会冤屈你的……”老夏也在一旁点头：“是啊，老柴同我是这么谈过的！……”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无法深究，但看到他们说话时那样诚恳坦率，我倒不能不信；又想到现在我们三人同样都成了“牛鬼”，还有什么再计较的必要呢！我这人一向宽宏大量，讲点感情，也就不心存芥蒂了。
我们三个“黑帮”，在红卫兵小将的眼里，最黑最黑的当然是老柴，因为他是“一把手”。其次是我，有的红卫兵干脆叫我：“二黑！”甚至藐视地加上个“小”字，叫我“小二黑”。相比之下，老夏的罪轻得多，他分工管总务行政，同黑线的关系少些。他又给人以艰苦朴素工农化的印象。所以，挨批斗，老夏挨得少；挨打骂，老夏也挨得轻。我呢？总是陪着老柴，他享受第一份，我享受第二份。
打扫厕所，活儿挺重。干活时，值班看守的红卫兵起先还煞有介事地押着。不久，大粪“香”他们吃不消，干脆不跟了。于是，我们“自由”了！在僻静处，干活可以聊天，太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我们的闲谈，渐渐也由拘谨变得大胆了。一天，阳光很好，晒着太阳休息，老柴叹着气说：“唉！贯彻的黑线不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吗？现在罪过都叫我们担着，谁能平气呀！”老夏也不打哈哈了，叹口气说：“完了，这辈子算是完了！运动结束，斗倒斗垮斗臭后，我就回家当社员。”老柴又愤愤地说：“怪事真多！文化大革命，党不能领导吗？怎么又搞个中央文革？他们凌驾于党之上！权真大啊！一句话就能兴风作浪地动山摇！……”我的天！他胆这么大，竟敢说这些！我和老夏都没敢答话。老柴见我们不答，也不说了，自己圆场说：“好吧，不谈这些了，再谈又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了……”
老柴怨气大，也很自然。他的日子比我们还要难过。他劳动完毕，还有个“交代叛徒罪行”的任务。专案组喜欢夜里提审。他劳动一天，夜里躺在那里，常常咳嗽，还没进入梦乡，红卫兵就在门口高吼：“柴登高！滚出来！”——于是，他穿衣起身出去了。一去，起码两小时才回来。回来，默不作声。房里电灯通宵雪亮，是防我们自杀和破坏。红卫兵在门口横眉竖眼把守，所以我也不能问老柴什么。但看到他那副样子，头发蓬松，衣服歪扭脏皱，无疑是被揪打过的。有时，他满面尘土，脸上带伤。回来总是先整整衣服拍拍灰，照样讲究仪表，然后，脱衣上床，直挺挺往铺上一躺。有时上了铺微微呻吟，夜里睡着了还在哼哼或讲梦话。
有一天上午，我同老柴抬粪，他“吭吭哧哧”咳嗽着摇着头说：“真奇怪！国民党的时候，我蹲监牢，那是因为我是共产党。现在，我成了我们共产党的专政对象阶级敌人了，这是怎么回事？‘革命’与‘反革命’仅一字之差，我怎么由革命变成反革命的，自己却不明白。你说怪不怪？”我说：“不都彼此彼此么？当权派都在挨斗，长征干部、大人物那么多都斗得七零八落。想打倒谁就能打倒谁……”老柴叹口气说：“奇怪的还有：过去，在国民党手里，我因为不肯泄露党的机密，不说真话，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现在，我说的全是真话，却也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因为这些人只要假口供，一句真话也不要。你说是怎么回事？”他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心头一个问号接着一个问号。确实不可理解！但能怀疑运动吗？不早说过了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我努力忍住怨气，努力去想自己改造得怎么不够，有哪些缺点，哪些错误？无限地上纲上线，深挖到世界观和阶级出身上去找根源，以求得安慰和心平气和。
在这段不平凡的日子里，老夏跟有些红卫兵的关系挺好。有的小将竟肯替他上街买香烟抽。他跟小将有说有笑，常常发出爽朗的“哈哈”笑声。他总是表现出衷心悔改，对劳动十分热爱和愉快，干活十分卖力，常常脱光脊梁赤着脚，完全像个庄稼人。为这，有的小将就表扬他训斥我：“小二黑，看你戴着眼镜干活那熊样！你得好好向夏永青学着点儿！”我当然自愧不如。
有一次，突然开批斗会，把我们三个都揪了去。先要老柴坦白交代叛徒罪行，老柴咳嗽着说：“实在不是叛徒，咳咳……”当场挨了几个耳光。接着，斗我排斥打击贫下中农学生？我说：“没那种事……”也挨了一脚。只有老夏没挨打。不管谁揭发他什么事，他都点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是三反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完，训话，那个头头说：“夏永青态度较好。柴登高、小二黑，你两个混蛋，再花岗岩脑袋，死路一条！”三人又去劳动时，老柴倒还平静，我则愁眉苦脸，老夏却扬声笑着说：“哈哈，又不是在敌人面前，你们那么坚强不屈干啥？造反派的脾气你们不懂？”他的言行不禁使我想起：“弹性存在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唉！我们三个当权派，抛入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一切都不由自主，也不知是否会被冲到岸边或沉下海底。劳改复劳改，解放的一线希望，在我们看来，简直像遥远迷雾中的一颗小星。处在逆境中，虽有矛盾，却互相同情，颇有“涸辙之鱼，相濡以沫”之情。老夏扭了脚脖，老柴懂点医道，亲手给他按摩。我的衣扣掉了，老夏悄悄递颗扣子将针线借给我说：“钉上吧！”老柴有次夜里咳得不能入睡，老夏起来给他倒水，我起来将自己的枕头给他垫高了睡……谁知，以后突然刮来了一阵强“台风”，情况霎时突变。
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整个天空乌云四起，下起稀疏的细雨。我们提着工具正要去劳动，一个看守的红卫兵，从老夏那里捞了支香烟吸，悄悄将“官方”内幕告诉我们：红色政权要从我们三个当权派中解放一个，结合进革委会。革委会得老、中、青三结合，不可没有老干部。此外，也要从三个当权派中着重狠狠打击一个“坏中之坏”！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像炸了一颗开花弹，一下子把我们之间“相濡以沫”的局面破坏了，出现了你砍我杀的高潮！
我们三个是怎样突然展开一场“生死搏斗”的？
我皱眉思索：将要解放结合的会是谁呢？既不可能是老柴，也不可能是我这“小二黑”，可能性最大的是老夏。要打击的“坏中之坏”是谁呢？既不可能是老夏，也不可能是我，很可能是老柴！
老夏当然也是这样判断。当那个红卫兵无意中抽着老夏的烟把这“重大新闻”透露给我们后，老夏的情绪特别高。像被撩人的美梦所陶醉，他的笑声有时更响亮了。挑粪时，秋意萧索，细雨飘飞，淋湿了我们的衣服，他毫不在乎，荒腔走板地哼着样板戏。跟我抬粪时，他说：“哈哈，老张啊，表现得好一点啊！虽不能争取解放，至少也不能做‘坏中之坏’啊！”我说：“你看要结合谁？打击谁？”他的方脸上浮着得意的笑容回答：“哈哈，谁知道哪！”但转瞬又皱着眉说：“老柴我看够呛！……”显然，他为自己可能被解放结合而高兴，却又同情老柴行将到来的厄运。他对老柴并没有什么幸灾乐祸之心。我察觉他的估计与我相同。我对自己能成为两头不沾的“中间人物”已经有点满足，但也不能不为老柴发愁。我们本来合作共事，团结一致，是有感情的同志么！我想起这些，不禁耿耿难寐了……
那一夜，校园里的白杨树被大风吹得摇摆着、呼啸着，天还下着初冬的冷雨。雨水在屋顶上溅洒着，发出一种使人寒心的声音。被窝里凉气袭人，我睡不着，想呀想的。我明显地感到我们三人之间，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了！试想，一共只有三个人，偏要突然选一个人升天堂，选一个人下地狱，这不明显地在制造矛盾，互相残杀吗？！可悲的是我们谁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相信自己既不在解放结合、又不在重点打击之列，总是中间那个留在“牛棚”里继续劳动陪斗的人，也就暗自庆幸了。我对解放结合谁没有意见，对要重点打击老柴，则心有不忍。我同情老柴，也看出他知道“重大新闻”后有了“活思想”。那一天，避着老夏，老柴突然对我说：“老张，你注意老夏的情绪没有？”我说：“怎么？”老柴笑笑：“他情绪很好。看来是指望结合他了……”老夏的表现确不一般：近来干活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在后面，与老柴和我保持一段距离，似乎耻与我们为伍，也显示他收工最晚。请罪时，他十分虔诚，简直像一个狂热的宗教徒。一天，劳动归来，老柴和我筋疲力尽，都累得手也不洗，往铺上一躺，他却打开红宝书当着看守的红卫兵的面，独自在那儿“认认真真”地读呀读呀，一读两小时……我想着老夏的表现，嘴里“呣”了一声。老柴忽然说：“我有时说话不留神，容易给人抓辫子。但愿他不要……咳咳……才好……”我思索着，没有作声，老柴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老柴过于谨慎敏感了，老柴也过于看低老夏了！我心里是原谅老夏的。谁不想早日解放？谁不想早日离开这种“牛鬼蛇神”的屈辱可怜的政治处境？谁不想取得“革命”两字的光荣称号呢？老夏“积极”，毕竟是可以谅解的嘛，何况读的又是红宝书呢？
焉知天下事常有大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三四天以后，一个秋风瑟瑟的上午，我发现老夏同一个红卫兵闪在一边轻声细语后，他的情绪一落千丈。高兴的表情烟消云散，他那方脸盘上阴沉沉的像涂了霜。听不到他哼“样板戏”和“哈哈”笑了。这天，劳动时他始终皱眉不语。我心里揣了个问号，我见老柴有时也深沉地朝他瞅瞅，似乎在探测他为什么起了突变？
这一夜，白雾遮住了寒星和明月，四周一片寂静，屋里冷冰冰的，老柴和我早钻进了被窝。值夜看守我们的红卫兵在门口用斧子乒乒乓乓地劈碎一张课桌烧火取暖。老夏仍旧缩在屋角的小桌边读红宝书，吸着烟，写呀写的。但睡下后，我听到他在床上翻“烙饼”、叹气。他那壮实的身体压得床板嘎嘎响。
第二天一清早，来了几个红卫兵将老夏揪去了。约莫一个多钟点，老夏回来了，脸上肌肉抽搐。上午，我和他抬着一桶大粪到场上去，老柴留在厕所里清扫。路上，蔫头耷脑的老夏突然说：“老张，你知道不？天上掉馅饼了！要解放柴登高了！”
我一愣，用手扶扶眼镜架，奇怪地说：“解放老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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