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体会到老夏为什么突然情绪一落千丈。我下意识地说：“我一直还以为要解放你呢！”
老夏喘口粗气，愤愤不平地说：“是啊！我那年给还乡团抓去用烧红的铁棍烙，也没今天这么难受啊！我受冤倒没什么，可怜的是老婆孩子。我两个儿子都要上进，我这做老子的太对不住他们了。我不能自己死在十八层地狱里让他们也做鬼呀！死在敌人手里是革命英雄，可我们现在死在自己人手里是牛鬼蛇神！说什么我也不能窝囊地老做反革命啊！”说着，他忽然泪汪汪了，但接着又说：“你革命不也二十年了？你也有老婆孩子，你也要大祸临头啦！”
我心里发酸，思想一时没转过弯来，说：“怎么？”
老夏眨着两只机灵的眼睛：“书呆子，没想到吗？本来如果解放我，着重打击的‘坏中之坏，必定是老柴。他是一把手，头号走资派，又是叛徒。’如果解放老柴，着重打击的‘坏中之坏’，不明摆着就是你了吗？唉，要是成了‘坏中之坏’，真是被踏上了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呵！”他一提醒，一种末日临头的威胁侵袭着我，我心里“咯噔”一下，浑身冒汗了。他说的确是实话呀！我这“小二黑”，出身不好，又是抓教学的副校长……真想不到，河东突成河西，急转直下，我马上首当其冲了！一场新的灾难又要来了！我嗓子像噎着了似的问：“你、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小将里，有的跟我还不错。”
我黯然无语，寒气直冲脑门，脚步灌了铅似的沉重。我不但想起自己的冤屈和厄运，更怀念我那可怜的妻和两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了。稍停，我问：“今早上，他们揪你去干什么？”
老夏叹一口气：“造反派中间，一种要解放我，认为我表现不错；一种却要解放老柴。揪我去的，是主张解放我的。他们要我亮相，拿出爆炸性材料来揭发老柴和你，逼我揭发你们的反动言行。”
我气急败坏地问：“你怎么说的？”
老夏叹口闷气：“我本来不说。他们逼得我受不了，要我对革命负责，对伟大领袖负责。他们念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
“你说了？”
“为了捍卫……老柴的事我说了。你，我可没牵扯。”
我心里乱糟糟，酸涩苦辣什么味儿都有。
小北风锐利刺人，老夏和我汗涔涔地将粪抬到晒粪场上，他冷丁儿地说：“老张，有一次，我们三人一起在西边晒太阳休息时，柴登高说过反党的话，你也听清楚了吧？”问这话时，老夏涌现出一种为了“捍卫”粉身碎骨也不怕的神情来。他这种感情，当时看上去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他确是脸红脖子粗了！重要的是有了这种感情，人的内心就不会有什么不安。我发觉老夏当时就是这样。
我先是茫然，如在云雾里，又忽然明白了：老夏是在巧妙地递话给我。他是想拉我参加“联合阵线”呀！如果老柴垮台，解放必属老夏，我能得到的好处是避免成为“坏中之坏”。只要我点头说一声：“对！”就同他对上茬了！可是，我想：老柴一肚子气恼，并不奇怪。他的牢骚，其实我肚里也有，你老夏也未必没有，只不过没说出来就是了。能说老柴反党吗？不能！假如一揭发，上纲上线，老柴真死路一条了。我可不能这么狠心对待自己的革命同志。“牛棚”生涯，使我对许多事都不能不打上个问号。我的心底并无老夏脸上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义愤，我不认为我必须揭发老柴。当然，我也没有否定老夏“捍卫”的态度。你要“捍卫”，你“捍卫”吧！我不参与！但刹那间，我对面前站着的颇为工农劳动化的老夏，产生了特殊戒备。我捺着气，不想得罪他，我看着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两眼，说：“啊……我不记得呀！……”
老夏满脸是一片“捍卫”的忠诚，说：“嗨，你呀！柴登高说：‘怪事真多！‘文化大革命’，党不能领导吗？怎么又搞个中央文革领导？他们凌驾于党之上了！权真大啊！一句话就能兴风作浪地动山摇！’这是我凭空捏造的吗？你好健忘啊！你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谁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吗？我是反对无中生有的，可是也不能自由主义。如实揭发，无愧于心。你平心说：他能算比我革命吗？让他进入革委会，那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我悲哀地望着老夏两只机灵的眼睛，闷不吱声，心在叹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使人学会了为保护自己而损害别人。只要需要，谁都可以用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自私的灵魂。多么可怕，又多么冷酷！
老夏慷慨激昂，脸罩阴云，瞪着我说：“老张，不要糊涂，你慎重考虑好了再回答我。不是小是小非，是忠不忠的大问题啊！再说，也关系到你将来能否继续革命和你老婆、孩子的前途……”
我摇摇头说：“老夏，饶了我吧！我够了！……”我内心反感，激愤不已，心像要炸裂了似的难受……
我们三个是怎样“整来整去大家都挨整”的？
老夏揭发了老柴的反动言论！关键时刻致命的一击，当然立刻决定了老柴的命运。
夜里，我意外地被叫醒揪到专案组审讯。先挨了一顿揍。揍完，言归正传，要我交代揭发柴登高“恶毒攻击”的反动言论，并且向我宣告：“从现在起，办你一个人的学习班！我们是‘拉’你，不‘推’你！如果你不坦白，誓与你血战到底！不投降就叫你灭亡！”
“学习班”说办就办。我始终站在那里，有时大弯腰，有时喷气式，有时低头，有时跪地，间或还被“砸烂狗头”，挨拳击，挨脚踢。“车轮战术”，威力无比。半宵下来，接着又“学习”一天，再来了一夜，早晨降临时，我感到快呜呼哀哉了。大冷，我浑身血液像已冻结，嘴唇发青，皮肤泛紫。我起先不忍使老柴成为“现行反革命”，我也不愿意自己平白无故成为反革命。这时，他们一遍遍地念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确实“攻心为上”，……我想：老柴是说了那些话的，老夏已经揭发，我不说也不行。至于我自己，当然得老实承认我跟老柴有类似的想法。我心里轻声在呻吟：“老柴啊！反正我是陪你下地狱了！”我颓然喘着气，像闭眼放枪似的说：“我交代！……”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我从“学习班”立刻“毕业”了！
当从专案组被押回“牛棚”让我睡觉时，半路上正好迎面瞥见老柴和老夏挑了一桶粪走过。他俩都盯着我看。我发现他们眼神都很吃惊，一定是我的模样吓坏了他们。但从他们的脸上，我感觉他俩明白我已经“彻底交代”了。
我疲劳得要死，却睡不着。头脑里胡思乱想。我并没有愧歉的感觉。你老柴也违背过诺言整过我的嘛！我这次还为你背了多大的黑锅，受了多少苦刑！我保你也保得够多了，比保我自己还出力。虽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毫无私心杂念，但我并不单纯是从个人私心出发这么做的。要是在敌人面前，我是会像个英雄那样骨头铁硬的。可是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嘛！为了“捍卫”，同反动言论划清界限，我觉得心安理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睡熟了。
睡得跟死人一样，但做着奇怪的噩梦：梦见我置身于古罗马的竞技场中了。这里是让奴隶与狮子搏斗的地方，也让俘虏与俘虏搏斗残杀。杀死了对方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多么野蛮而又多么可怜。我一会儿同狮子搏斗，一会儿又执剑同老柴、老夏厮杀！……惊醒过来时，我浑身虚汗。屋里静悄悄的。我心里一片渺茫，也不知什么时候，泪水已经湿了枕巾。
我长久地思索着：我和老柴、老夏本来是那么团结一致为党工作的，现在却忽然互相残杀到如此地步。怎么回事呢？我们三人，不都是在敌人的监狱或刀枪、炮火面前受过考验的吗？面对暴敌，我们曾都不愧是英雄。现在，我们却被逼得你整我、我搞你了！是蜕化变质了吗？不，没有。只是因为这是一场混战！可是，我既不敢讲，也还看不清、想不明。
第二天上午，开“宽严大会”，学校里到处贴出了“夏永青的解放是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大幅标语。会上，宣布了解放夏永青，柴登高是“现行反革命”，要“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至于我，只简单带了一句：“要继续批倒斗臭”云云。这我当然早在意料之中。到此，老夏搬出“牛棚”，只剩下老柴和我两人。
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在全校性的批斗大会上，我和老柴竟目瞪口呆（虽然也在意料之中）地发现老夏已以结合的革命干部身份与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了。不但坐在主席台上，还由他“亮相”主持批斗会。他真是铁面无私，扬着眉，颤着声，把“黑线”的罪状全送给了老柴和我，仿佛他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批斗会多得如家常便饭。老夏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是“傀儡”，我也相信。不过，当时他情绪还是很高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不抓阶级斗争，算什么革命派！老柴和我，被斗得目黯神昏、蓬头垢面、脸色灰暗、心事浩茫……老柴显得衰老，脸上皱纹更多，脸也更长了。牛棚里没有镜子，但看到他的脸，我也可以想见我的脸。有一天，斗完以后，又去打扫厕所，老柴手执粪锨，咬牙切齿地：“哼！……”但接受教训，话又吞下了，什么也没有说。不过，我懂得他的意思。有时候，沉默比一切言语表示的意思还要多！
那段时日，白昼如此可怕，梦乡反倒能给我带来慰藉。我总是借着繁重劳动和残酷批斗后的沉沉睡眠摆脱痛苦和辛酸。我常在梦魂之中向往着许多美好的景物。只有在梦中，我才有了人的起码的权利。这就是我尚有生命活力的由来。我想呼吸自由而新鲜的空气，想听，想看，想寻觅真的、美的、善的东西。我在梦里，常常仿佛自己回到了我的家乡——江南水乡，见到淡蓝色的湖面上，轻舟荡漾；芳草如茵的绿岸，柳丝垂拂，泛着紫金色的青山，野花盛开；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松针的香气……也见到那已经过去了的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时候，党的阳光雨露滋润着每一个革命者的心，同志之间的爱使每一个来到革命队伍的人陶醉倾倒……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那沉重压抑的心头，才稍有轻快之感。我常奇怪地想：所幸他们还不能对梦境实行“全面专政”，还不能取缔人们脑细胞活动的自由，受凌辱的革命者在自己的心田里还可以埋存着他们掠夺不去的信念、理想和希望。要不，所有被这样折磨的人恐怕都会被现实生活的苦难送往地狱去了。
妙的是，事情又有反复！
老夏的校革委副主任的宝座坐了大约一年，就垮台了。因为社会上两派斗争激烈，在我们学校里，两派以长矛棍棒相见，武斗了一场，原来掌权的一派垮了台，被另一派取代。新掌权的一派，决定解放“受迫害的老干部柴登高”，打倒“卖身投靠的三反分子夏永青”。学校里又到处张贴了大标语：“柴登高的解放是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像走马灯似的，“牛棚”里老柴不见了，老夏又回来了。他背着行李卷被红卫兵押进“牛棚”来的那天，脸色非常难看。我书呆子气地吃惊地问：“啊？你怎么来了？”他只闷闷咕噜了一句：“妈的！谁知是怎么回事？……”
谁知是怎么回事呀？也许，连这都不懂，就是路线觉悟不高的表现吧？我这讲“恕道”的人，当时虽然惶惑，却又禁不住有点恶作剧式的痛快。我想：你结合当革委会副主任后未免太狠了些。你斗得老柴和我好苦呀……尽管如此，我心里更有悲哀，深沉的悲哀。我看不到自己的命运会飘向何处，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可怕的生活呢？我看不到我的命运会有什么好的转变，而整个社会上的大动乱、大破坏，又不能不使我深深为革命、为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忧心如焚……
柴登高当然也成了校革委的副主任。我又第二次目瞪口呆了！他一上台，正逢“清理阶级队伍”，他就“狠抓阶级斗争”！“以大批判开路”！用老夏和我做“活靶子”！
“万里东风扫残云”式的批斗会简直斗得老夏和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群的粗暴和无意识的残酷对我来说也并不新奇，但我当时不能不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宁可进监牢，也不能在这儿住“牛棚”！监牢当然苦，比这人间地狱般的批斗生活总要好一点吧？我隐隐感到老柴是在报复老夏和我！但我也不能百分之百肯定这一点。他斗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当时各个单位都如此，岂能怪他一人？他早说过：“你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干的！”但，他在挨斗受苦时也常叹息地说过：“唉！我们贯彻的黑线不都是上边布置下来的吗？现在顶着这么大的罪名，谁能平气呀！”现在，他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人所处的地位变了，思想、感情也会跟着变。这也许是个规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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