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老芦刚刚把手里那支烟蒂揿灭，就紧接着从袋里又摸出一支烟来点火，叹息地说：“师专的问题，其实金书记未必不知道，但他有他的看法。市委刘书记、谢书记都很重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金书记爱搞派性，但刘书记他们是外边新调来的。金书记是个‘坐地户’，有他同观点的一帮人支持，他说话办事常比别人管用。你可能不知道吧？金书记同余铁亭沾亲，他们是本家兄弟。”
“什么？”包思远差点叫起来，太出乎意外了！
“金书记本来姓余，做地下工作时改姓了金。他在‘文革’中又是与吴玉英他们这一派有瓜葛的。吴玉英保过他。教育局长秦文选也是他们一条线上的。人情大于王法，藤蔓缠绕，当然不得了。”
包思远睁大了两眼，愣怔住了。
老芦提醒说：“别以为田志民不行。这人倒是不错的。早年是个参军抗美援朝负过伤的大学生，后来在省里《支部生活》杂志做过副主编。一九五七年时因为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说过几句真话，未划成右派，却将他下放到我们市里来当党校副校长。干不两月，又突然补划成右派凑了规定的百分比数。以后，先在农村劳动，后来摘帽调回党校当教员，还干过些别的工作，直到前年改正后才像出土文物似的去到师专。表面是落实了政策，实际并不落实。孤掌难鸣，无法工作。你到师专，要了解情况，可以访访他。”
正谈得热火，“笃笃”有人敲门进来了。这是农业组长刘之先。这个刘之先，是金书记安在报社的一条“腿”、一只“耳朵”。他常跑市委大院金书记住的那幢小楼。据说，想活动去做金书记的秘书。他一进门，两只眼白多于眼黑的机灵眼睛一转，马上点头哈腰：“啊，芦部长来了！”接着，就给包思远递过一个大信封，说：“金书记前天在大会上关于五讲四美的一个讲话，很重要，让我带来在报上发一发。”
包思远刚才那阵愣怔尚未消失，将信封接来，抽出打印的那叠厚厚的讲话稿在手上掂了掂，未作表示，心里气恼。刘之先却在一边拖把椅子坐下了，悄悄斜着眼瞅瞅老芦。看样子，是想发挥“耳朵”的作用，听听宣传部长和副总编聊些什么。
房里出现了尴尬的沉静。这条“腿”和这只“耳朵”来了，老芦和包思远明白，刚才的谈话是继续不下去了。
老芦站起身，把吸剩的半截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踩了一下，说：“你们谈工作吧，我走了！”但转脸用一种赞许和鼓励的眼光看着包思远说：“老包，干吧！该干的事我们多干一些，将来见马克思也不惭愧。你刚才的态度对我也是一种启发和教育，你同从前大不同了，正像你讲别人一样。你发现他们变了，我发现你变了。这种变，是一种了不起的变。振兴中华的希望，就在这种精神状态的变化上！”
他说得平静而激动，深刻而中肯，使包思远感到温暖和鼓舞。凝望着老芦那两只藏在深陷眼窝里熠熠发光的眼睛，包思远浑身的血都沸腾了。
但，被冷落在一边的刘之先脸上堆满了不解与惊讶，感到很不自在。他看着老芦开门出去的背影，回味不出这番没头没脑的话什么意思。
三
五月十四日，星期六，天气有点闷热。
前夜，下了瓢泼的暴雨，昨夜，又下了淋漓的大雨。早上，放晴了，阳光带着橘红色，将建筑物、树丛、田野、虹河都映照得清亮亮，水灵灵。公路湿漉漉，坑凹处还积着水。包思远搭公共汽车到五十里外的汤沟滨虹师专去。包思远的儿子包昆，没能考上一二类大学，只能在属于三类的师专上中文系。包昆常发牢骚说：“咳，我们是三类！……”嘴上虽这么说，学习倒很努力。这师专，包思远做副校长时，原先是在市里。“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的命，师专被一鞭子赶到了乡下去。汤沟是个区的驻地。这一去，原来市里的校舍被一些机关瓜分了。师专又在汤沟盖了不少新屋。就像插队知青在农村娶了对象成了家，再也迁不回来了。这两年，许多人都主张把这所大专学校搬回市里来，据说并没有谁坚决反对它搬回来，但也没有谁做主让它搬回来。像目前许许多多办事情的方式和效率类似，它被拖拉搁置着……公路好似一条飘然欲动的带子，路旁的钻天杨一棵棵掠过去。包思远坐在汽车上，一路上，翻阅着当天的报纸：胡耀邦同志仍在南斯拉夫访问，莱索托王国首相乔纳森同赵紫阳总理在北京正式会谈，叶剑英赞扬橡胶种植北移了不起，勉励广东农垦职工努力创新成果，李大维被任命为某航校副校长，岳飞宗族家谱在江苏发现。公路两边是青翠的田野，一片耀眼的绿，汽车溅满泥污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抵达那有着灰色拱形大门的师专。看看手表，正是八点钟。
包思远是到师专进行调查的。实在太忙，不然，他该昨天就来的。昨天上午没抽出空，下午他又到卫生局去找人详细了解了关于氟中毒方面的常识，就拖到了今天。到了师专的大门，包思远却感到挠头了。是不是会被看作“越俎代庖”呢？是不是会引起人反感呢？“文革”前，他在这学校做过副校长，熟人不少；小昆也在这里上学。本来，想等星期六下午小昆回家时，问问小昆情况的。想到小昆三个星期不回家了，包思远也就决定不等了。昨天中午，包思远挂了个电话到师专，找到了小昆。电话里，包思远要小昆专门了解一下关于井水里高氟中毒的情况和反应，叮嘱他星期六下午一定要回家见见面。事后想想，自己还是该亲自来尝尝梨子的滋味，这就登程了。他明白：如果正式找市人大常委会或由报社开个介绍信来，未免太郑重其事，显得过于严重，像现在这样，不开介绍信，怀里揣着记者证来，又有点像“私访”，也不讨好。但既来之，则安之。包思远想：光明磊落地办事，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先访问余铁亭，再找田志民。
师专大大变样了。新建了不少样式新颖的高大楼房。树木长大了，郁郁葱葱，浓淡相间。包思远进门到传达室，发现传达是个二十来岁瘦瘦的年轻人，正在门口蹲在地上撒馒头屑喂一群刚出窝的小莱克亨鸡。二十多只小油鸡黄茸茸的正围着他“吱吱叽叽”。年轻人穿条筒裤，穿件红球衣，蓄着长头发，一脸懒散相。见到包思远，也不站起身，吆喝“留下买路钱”似的问：“找谁？”
包思远问：“原来的老传达肖大爷呢？”
瘦青年人翻翻白眼珠子：“老两口子一个伸了腿一个罗锅啦！退出历史舞台搬后边住啦！”
包思远瞅他有点面熟，想起来了：这准是伙房工人老郭的儿子呀！脸长得跟老郭惟妙惟肖。老郭年轻时是在滨虹集上卖狗肉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进了师专的前身——滨虹红专大学伙房当工人。包恩远问：“你姓郭吧？”
瘦年轻人抬起眼瞅包思远一眼：“你怎么知道？”
包思远说：“你是顶替你爹的吧？你爹好吗？”
瘦年轻人“呣”了一声，懒洋洋站起身来，声音比先前略为和气一点：“你找谁？填个会客单吧！”他去传达室一张小桌上拿会客单。
包思远掏钢笔填了单子。瘦年轻人懒懒地看了一看，留下存根，递过另一半来，说：“认得不？进去，往东再往南，到办公楼找！”说完，又去门外蹲在地上从盒子里抓馒头喂起鸡雏来。顶替的青年人中，类似小郭这样郎当稀松抱铁饭碗的不少，包思远早就见怪不怪了，就按他说的向东走去。
向东那条大道两边的小白杨树都长大了，成了一条林荫道。心形的叶片在春风中闪烁翻飞。旧地重来，包思远不免感慨。“文革”中，被一鞭子赶到这里时，这儿只有三排平房和一百几十亩空地。当初原是一个麻风病院的旧址。麻风病院的造反派好汉们，“文革”中造反很起劲，说是历来被“压”在农村，现在要“杀回市里闹革命”，一窝蜂就杀回市里去了！那些病人，造反派用“老三篇”给他们治病，让他们“天天读”，背诵、宣讲，早请示、晚汇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据说不到一个月，病人都宣称病情好转，医生也宣称只要坚持这种治疗方法，必有成效。用“老三篇”治疗精神病的经验曾在报上发表过。病人就都被“解放”回家去了！麻风病院的造反派杀回市里后，将卫生系统举办的一个“职业病防治展览会”当作“四旧”砸烂，进驻了展览会的会址，挂上了一个“皮肤病防治所革命造反红卫兵”的牌子，一群长胡子的男红卫兵和当妈妈的女红卫兵就一直留在市里干革命了！当“革命造反”和“红卫兵”不吃香的时候，那块牌子就变成了“皮肤病防治所”。一些皮肤病患者可以去就近治疗，这块招牌与“麻风病防治所”的招牌不同，并不引人反感。所以直到现在，那“皮肤病防治所”仍在市里。那些麻风病人呢？他们混在群众之中怎么样了？包思远平时倒也想不到他们，这时却忽然觉得这问题涉及人民健康，相当严重。报纸上倒是可以反映一下，提出这个问题要求解决的。包思远当然也明白，真有这么一篇稿子，金书记是绝对不会让它见报的。只有向卫生局反映一下吧！办报纸，每天不知要接触多少问题，倘若都要我像处理氟中毒这样来解决，怎么可能？包思远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了：自己本身的“病”不去治却来治人家的“病”，岂不有点讽刺性？
包思远继续在林荫道上走着，记得那是一九六八年左右吧，他在这里被批斗、劳改过。当时，就在南边那一排砖墙上贴着“打倒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包思远”的大字标语。“包思远”三字被倒写成“远思包”，名字上还用红墨水血淋淋地打着大“×”……夏季，一天半夜，吴玉英忽然带着几个红卫兵出现在“牛棚”里。“牛棚”里的二百支光大灯泡整夜亮着，门口是手执棍棒值夜岗的红卫兵。吴玉英走到床前高嚷：“包思远，起来，走！提审！”包思远和衣而卧，一骨碌起身，被押出“牛棚”。外边黑黝黝，走了不到百米远，吴玉英忽然从后边猛的一拳，将包思远打得一个踉跄跌出去一丈多远，膝盖、手心全被尖石戳破了！包思远忽然想起了小说《红岩》中特务杨进兴杀人的故事，想：难道他们要杀人？包思远爬起来，又被吴玉英等驱赶到南边乱坟堆里去。那儿，黑压压站着一堆人，地上熊熊烧着一堆火——那是用课桌课椅劈了当柴烧的，四周被火光映照得明晃晃的。地上挖着一个坑，有些“小将”手里拿着锨镢。一个“小将”——当时校革委的“主任”汪钧平，穿一套旧黄军衣，背个军用挎包，见包思远到了，恶狠狠地指指大坑说：“快交代你的三反罪行！不然今夜就活埋了你！”包思远看看那一群红卫兵连同吴玉英等一伙的脸面，一个个都像牛头马面，觉得他们确实想活埋人。在那种疯狂的政治气氛下，他们什么无法无天的事干不出来呢？
包思远是个倔强、实在的人，一个旧大学的文科毕业生，被扣一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三反分子”“走资派”三顶帽子心里不服，每次批斗苦头总比别人吃得多，这次也不例外。吴玉英表示“革命”，高声揭发：“包思远，有一天你洗衣时说：‘领口袖子太脏了’！是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污蔑领袖巧妙得谁也听不懂吗？”包思远哑口无言，惊愕于吴玉英有如此奇妙“上纲”的本领。正在发傻，吴玉英已经飞起一脚将他踢得一头栽进了大坑。包思远头破血流，“啊”地惨叫一声，趴倒在坑里闭上了眼，心想：活埋吧！我也活够了！……但只听到上边人声喧哗，似乎有人在埋怨吴玉英不该这么做。……可见得那时红卫兵里也不个个都是凶神恶煞呀！后来，包思远被拽出坑，又送回“牛棚”。听说，那一夜，所有牛棚里的人，每人都如法炮制了一遍，目的不外是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开开玩笑。
为什么又想起这些呢？是触景生情？这些，都已经那么遥远了！记忆中的往事有些也需要费点思索才想得起来了！一晃，十多年了。噩梦似的十年内乱早过去了。一切都变得好了，再想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正是上课时间，有轻微的教师讲课声随风飘散。外边很静，辨得出讲课声是从教学大楼里隐约传出来的。包思远忽然想起那时候绰号“大挎包”的汪钧平作传达报告时说过：“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汪钧平哪里去了呢？不知道。当时那些“昙花一现”或“臭屁一响”似的“风云人物”太多了，而今安在哉？
包思远挨批斗时，教学大楼还没有，是近几年才盖的。再放眼四周看看，师专的规模已经不小。房子盖得很多，一幢又一幢的。看来，有的是宿舍大楼，楼顶上竖着不少电视机的天线竿。旧地重游，这里确实改变得很陌生了。包思远按照传达室小郭的指点，朝南向一幢灰色的办公楼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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