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闯王的故事，上海是个大染缸的比喻，以及老首长赠他的那幅字，都激励着他时刻警惕：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袭腐蚀！一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
他来到上海后，给在苏北阜宁的杏妮写过一封信。信上他谈过对上海的印象说：“杏妮同志：我已经来上海三个多月了，一切都好，不必电（惦）念。太忙，今天才写信。上海是大城市，高楼大夏（厦）很多，汽车电车一群群的。黄浦江里的船比我们射阳河里的船又大又多，热闹得很，但我还是想念苏北。我在上海，一切会听党的话办，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决不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虑（虏），望你放心。这里有很好看的花布，我想你穿上一定好看，可是那要花很多钱买。现在革命战争还在进行，我们生活还不富玉（裕），等到将革命进行到底了，生活会好起来的，花布什么也会有的。杏妮同志，你工作忙吗？小民儿好吗？娘身体好吗？你还在学文化吗？希望你坚持学文化，我们开展革命的竞赛，大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空来信……”
他到上海后，常常也想念杏妮。杏妮并不很漂亮，他心上觉得她好看。杏妮跟他一样，高头大马的，但长得水灵水鲜的，也泼辣得很。当初，在苏北时，杏妮抬担架、送军粮，能顶一个男劳力。目前在家乡当村长，里里外外，一定忙得脚不沾地。上有老，下有小，办饭，缝缝补补、纳鞋底，绱鞋子……兼带着种庄稼，从收到割，又有工作，可不容易。她是个说话、办事都干干脆脆的女人，从不忸怩。渡江之前，那时风闻要打大仗，要打过长江天险，杏妮特地到过一次部队驻地看望耿爱民，但只住了一天就走了。
临别，杏妮说：“听说要打过长江去，看来这仗十分险恶，你就安心去立功，别挂念家！”
耿爱民说：“你多住两天走不行吗？”
她笑笑，说：“少住两天好！军情紧张，多住两天离开了反倒你会更想我。”说过，就坚决走了。从那，整整两年半没见面了，信通得也不多。耿爱民给杏妮寄过一张照片去，她连一张照片也没寄来过。阜宁拍照不像上海方便吧？到了上海，住在喧哗热闹的大城市里，耿爱民却觉得寂寞了。社里差不多人人都有自己的家。下了班，除了开会，人都回家了，只留下几个无家的人住在社里。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比从前在苏北、在部队里不一样了。在部队里时可真是革命的温暖的大家庭，互相之间交往多，生活在一起，谈心也多。到了上海这大城市里，好像变得各顾各了。耿爱民倒也并不觉得这不好。这样，时间倒是富裕，学文化的条件不错。可是正因为时间多，就不能不在寂寞时想念自己在苏北的家、想念杏妮和自己那个五岁的儿子小民了。小民一定整天在屋前的干草堆里打滚，春天里跟着邻家的小把戏[3]在田地里剜野菜，夏天时在小河沟里摸螺蛳、捉蝌蚪了……他同杏妮约定过：小民将来长大，一定得让他上学读书。他和杏妮都吃了缺少文化水的苦。现在，村里有新办的小学堂，小民离入学年龄已经不远。想到这些，他在思念之中，心里带着甜味。
自从做了出版社经理部的经理，耿爱民是兢兢业业的。经理工作他实在不熟悉，给他配了一个副经理史家禄，确实是个能干人，对业务很内行。可是他渐渐觉得这个人同他有很大的不同。两人的关系像一只圆锅配了个方盖，配合不好，总觉得不合适。比如水啊电啊的，耿爱民很爱惜、怕浪费，史家禄认为耿爱民是只抓芝麻，不抓西瓜。比如付稿费，耿爱民常嫌编审部开来的稿费单上稿费每千字付八块钱太高了，就动笔将八元一千字减少为四元或五元。为这，编审部副主任魏原冰和编辑程雄等都同耿爱民发生过矛盾，不止一次争执起来闹到钱英那里去。钱英也说：付稿费应按照稿酬条例付。稿费条例是仿照全国其他出版社的条例制定的。耿爱民如认为“稿费太高”，可以提出意见同编辑们商量了办，但不能擅自就改变，而且改变得不符稿酬条例更不妥当。为这，耿爱民思想不通，认为“少付一点稿费那有什么关系？”“人民的血汗钱怎么能这样大手大脚？”史家禄就讥笑耿爱民是“土包子”。又比如社里要开一次作者座谈会，邀请些作者来请大家为出版社出主意、写稿子。因为会半天开不完，估计得留下作者吃一顿午饭。钱英批准同意了，让经理部给点钱由编审部召开座谈会。史家禄按钱英的意见办了，耿爱民知道后，就批评说：“开会就开好了，花钱干什么？”他一文不准给！同史家禄又闹到钱英那里去。钱英对耿爱民说：“老耿，你的节约观点是对的，也是好的。但目前在大城市同在农村时不同，方式方法得要变一变。大吃大喝不对，适当地弄点茶水香烟留着吃顿便饭有利于工作是可以的。”耿爱民却仍是不通。史家禄就说耿爱民是“农村观点”！有时，出的书封面用纸太差，印得挺糟的。编审部的编辑提了意见，魏原冰找到耿爱民和史家禄，说：“你们看看，这封面印得像什么样子？”史家禄说：“对对对，以后注意！”耿爱民却说：“那有什么关系！我看不错嘛！从前在苏北时，新华书店印的那些书比这孬多了！……”魏原冰气得不行，说：“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像你这样的经理，我们的工作还能搞得好吗？”这事，其实该史家禄负责任，史家禄却脸上带笑居间调停起魏原冰和耿爱民的矛盾来了。他将魏原冰劝回编审部，说：“老耿是个好同志，只是太外行，又保守，又固执，你不要生气！……”给人的印象，书籍印制质量差全是由于耿爱民造成，同他没有关系。只是由于耿爱民外行、保守、固执，使得他无能为力。
史家禄既同黄源茂勾搭上以后，又将于瑞祥控制在手中。为了在出版社里通行无阻，势必要搬掉耿爱民这只拦路虎。
怎么办呢？黄源茂明白：由他出面，耿爱民是不会买账的。耿爱民这种土干部，最讲究的是讲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资本家怀着十分的警惕，你想同他交朋友，是讨不着好的。策划以后，决定由于瑞祥和史家禄两人上阵，一个拉，一个帮，来试试。
这就发生了上面耿爱民对钱英谈的于瑞祥和史家禄请他看戏吃饭的事。但耿爱民并没有说完。除了看京戏和吃饭之外，史家禄和于瑞祥还做了些别的手脚进攻过耿爱民。
史家禄在请耿爱民看京戏失败的事上嫌于瑞祥不会办事，说起话来太俗气、太明显，嫌他性急想吃热汤圆，反倒会烫了嘴巴。同黄源茂合计以后，决定不要于瑞祥再尝试了，因为他和黄源茂都认为于瑞祥是旧人员还做过私营出版社的股东老板，在耿爱民这种人的印象里，是不值钱的。进攻耿爱民，应当就由史家禄上场。
史家禄也警惕到：耿爱民是有警觉性的，别让他怀疑我与于瑞祥有什么勾搭了，就有意打了于瑞祥的招呼，两人尽量少在一起。自己则开始对耿爱民亲近起来。本来，他连耿爱民处处精打细算的事即使正确的，也要指摘为耿爱民“大不算，小欠转”，“拾了芝麻，丢了西瓜”、“农村土包子观点”等等的。后来，突然都不说了，有时还装作检讨地说：“老耿啊，我真要好好向你学习呀！你到底是从解放区来的同志，觉悟高。我们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时间长了，看问题就不像你那么尖锐，有些事，比如浪费一点什么的，认为无所谓。其实，这种事在你身上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美德。”“老耿啊，以后我工作中或者言谈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量多帮助，及时向我提出。你比我党龄长，是老党员了！你对我多帮助！……”
他没有想到：耿爱民这人有点犟脾气。他同你顶嘴或者争辩得面红耳赤他不在乎，你要是给他戴高帽子说那种讨好巴结的话，他最厌烦。他感觉到史家禄这种“变化”。听了史家禄的话，嘴上说：“那有什么关系！……”心里却在想：这人怎么啦？尽说些阿谀我的话干什么？
接着，有一天，下班以后，史家禄没走，邀耿爱民说：“老耿啊，你到上海时候也不短了，我看你老是不出去，这也太拘谨了吧？上海现在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了！你在上海工作，首先得了解上海。我来陪你出去吃晚饭，陪你逛逛，怎么样？”
耿爱民抽着烟袋，认真地问：“上哪逛去？”
史家禄神采飞扬：“你想上哪儿我就陪你上哪儿。或者，我就随便陪你逛逛，哪里热闹就到哪里逛。上海有些地方，毫不了解，是要被人笑话的。我们出版社这一带，夜间冷冷清清。可是‘大世界’、四马路那一带，夜里灯火辉煌。你也得看看嘛！”
耿爱民皱皱眉，说：“我听说大世界、四马路那一带，不是好地方！”
史家禄笑笑：“好不好开开眼界，怕什么！眼见是实，看一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耿爱民喷一口烟，摇摇头：“我不想去逛！我每晚都有事干！”他这指的当然是学文化。
史家禄无计可施了，只好笑笑，说：“可惜啊，太可惜了！共产党人应当不怕邪！对上海有个全面了解是必要的嘛！你太胆小了！”说这些，他是为了自己下台，也好转圈。
又过了一天，史家禄给耿爱民带来一只手表，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将表塞到耿爱民手上，笑着说：“老耿，我有两只表，想送一只给你！我看你没有表，工作起来不方便，出外开会也不知几点钟。”
说真的，耿爱民对手表是有兴趣的。那是在苏北进攻顽军韩德勤的时候，缴获了一些手表。当时，一切缴获都归公。但有个连长杨捷，因为作战英勇，被奖到过一块缴获的大罗马手表。当时，耿爱民看过他的那块表。表壳明光锃亮，走起来“喀嗒喀嗒”的，可爱极了。他那时想：我要有这么一块表就好了！可是，现在，当史家禄将手表塞到他手上时，他却未去想看一眼这只手表。他只在想：咦！奇怪了！他好好的最近这么拍马屁似的讨好我干什么？他好好要送我一只手表干什么？为什么他趁四面无人时才将手表塞到我手里？他那脸上一种暧昧的神情是为了什么？……这么一想，他心里就烦了，马上将手表退给史家禄，说：“老史，我不要！”
史家禄用两只大眼睛瞅着耿爱民，说：“客气什么呀！你拿着用！都是同志嘛，还这么分你我？”又将表递过来。
耿爱民摇头，用手将史家禄递表的右手推回去，说：“同志们没有表的多得很，总不能一人给一个呀！你的表你留着吧！我现在也不需要。我这人，不喜欢收人的东西！”
史家禄苍白的脸上有点红了，说：“啊，你看，就当作我借你用的就是。你先用着，对工作有利嘛！什么时候你不要了还我就是。这有什么！”说完，拉着耿爱民又将表塞过去。
耿爱民站起身来，摇头说：“老史，别这样！我说不要就不要！”说着，他转身走出经理室上厕所去了，心里对史家禄刚才拉拉扯扯那种语态和神情很反感。
史家禄明白：牛一样犟的耿爱民是无法被拉下水的了。能用的办法都用了，不能用的办法还不敢用。同黄源茂商量以后，决定拿出最后一招来，留下个把柄，万一将来需要时，可以拿出这件秘密武器来应急。
那天，史家禄随耿爱民一起到爱多亚路外滩劳动印刷厂洽谈业务上的事，谈完走出印刷厂，耿爱民路不熟，跟着史家禄走。走到金陵东路一家小舞厅——大华舞厅门口时，舞厅里正跳着舞，门口人很多。突然，史家禄不见了，耿爱民立定脚步东张西望，忽见一个花枝招展的舞女模样的年轻女人走上来，用上海话笑着问耿爱民：“山东路在哪里？”
耿爱民听上海话费力，回答女的：“我听不懂……”
女的笑得又甜又腻，仍纠缠着耿爱民问路，说：“你不懂上海话我来教你！”又说，“我陪你进去跳舞白相白相好勿好？”
耿爱民心想：这个史家禄，他到哪里去了？正被舞女纠缠得心里发烦，大声说：“你走你走，我不跳舞！……”
正在不可开交，幸亏史家禄忽然出现了。那女的却笑着要请耿爱民和史家禄一起进舞厅里去坐坐。
史家禄马上吃惊地问耿爱民：“怎么？老耿，你认识她？”
耿爱民摇头。舞女模样的人却说：“我们是老熟人了！”说着，用手帕捂嘴笑个不停。
耿爱民听懂了，摇头生气地说：“我不认识你哪！你开什么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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