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应不应当实事求是？”钱英愤怒地问。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是道道地地的右倾！我要立即向上边汇报，请求撤销你的工作组组员的职务，并且要求给你处理！”
钱英克制住火气，微笑了，但微笑中有一种深深隐藏在背后的敏锐和锋芒。说：“可以！你可以向上反映！我，也要保留我的发言权！我认为你如此蛮干，出版社将被你搞得一塌糊涂！……”
“我不会像你包庇魏原冰，放虎归山！”
“魏原冰的问题，我保留我的看法！凡事都应当有个界限！贪污也不例外，混淆和扩大都是不对的。”
“那你就少费心了！反正，我要走我的阳关道，你去走你的死胡同就是！”牟武城摸摸口袋里的那本笔记本，陶醉地想：就是这本笔记本上，我已经排出队来，十五只老虎稳扎稳打！
钱英认为牟武城无可理喻，想：我得把心里的话说完，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说：“牟武城同志，我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责任感来同你谈话的。不管你爱不爱听，也不管你听不听，我更不会考虑个人得失，我总得把话说完。我要建议你，在所谓反右倾后，应当干涉一下打虎队员动手打人和采取逼供的错误做法。用错误的做法，什么口供得不到呢？那势必会乱了！另外，我和耿爱民同志，你不应当将我们排斥在运动之外。……”
不料，牟武城哈哈笑了，笑得勉强，说：“不会排斥在运动之外的！管他是谁都不会被排斥在运动之外的。”他话中当然别有含义。
钱英听得出他话中有话，心里一怔，更生气了，强压住火，说：“一切结论应当产生在调查之后！我建议你还是要加强调查研究。除了内查之外，比如对资本家、对家属、对里弄工作干部和邻居，诸如此类，都应当加强调查，不要形而上学……。”
牟武城冷笑笑反问；“那么，依你，你的重点放在谁的身上？”
钱英坦率地回答：“如果工作组不来，我们等材料就绪，本来要先重点审查于瑞祥，再重点审查史家禄的！我们是要根据掌握的情况做出这种决定的！”
“你认为就两只老虎？”
“在没有开展调研和结束审查之后，谁也不能预先确定。”
“耿爱民呢？史家禄不过是个副经理！他是经理！”
“耿爱民是个廉洁奉公的同志，这一点，我对他有个基本的估计。”
“不见得吧？”牟武城又冷笑笑，“你又来帮他打包票了！人参燕窝我不会当烂稻草，可是烂稻草我也不会看作是大补药！”
钱英不想谈下去，起身准备走。同牟武城谈到现在，他认为一直是在对牛弹琴。但终于又说：“过河也得清楚水的深浅。不然，一下河就淹得无头不见影了，那不好！”
牟武城脸上抹出寒霜，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你谈完了吧？好啊，我们都等着看吧！”他以一种胜利者的骄傲姿态，以驱赶钱英快走的态度送钱英出门。
钱英走到过道里，听到二楼那个小组里，打虎队员正在“打”那个老传达冯玉明。吆喝声、拍桌声，好像还有“啪啪”的殴打声和冯玉明的隐隐约约的哀告呻吟声，清楚地传来。
市委领导一直在提出：不要打骂！要禁止变相刑讯，禁止体罚。可是，就在工作组长牟武城办公室近旁，打骂声这么响，牟武城竟好像看不见也听不见。
钱英走进自己的小房，紧紧闭上了门。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包围着他。他走到窗前，站在窗前发呆。窗外，下起了牛毛小雨，他心里乱得像这霏霏的雨丝。下边花园的一角是肃杀凄凉的冬日景象，有阳光时还好，下雨时就分外寥落。他心里不禁天马行空般地神驰起来：唉，一种正确的做法，换个领导人就完全变了！是什么原因呢？呵，如果是法治，不是人治，恐怕就不会这样的吧？现在，领导人一变，一切都变了！随意性这么大，主观性这么严重！“左”的情绪又这么高涨，能把“三反”按照党中央和市委的要求搞好吗？……
他心里像风筝断了线，飘飘忽忽，惶惑得很。
我漫步在清晨热闹的外滩江边，经过开往南通的轮船停泊的码头，望着那些带着行李物件匆匆上船的旅客不禁停住了脚步。
在我的眼前，黄浦江水仍旧在滔滔地流动，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船只，对岸浦东那鳞次栉比的房屋、烟囱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外滩江边的树木都比当年高大得多了，外滩的景色也比从前更加美丽了！各种进口的和国产的机动车鱼贯着在来往行驶，流动着的人群中，穿着各种颜色鲜艳服装的那些忙碌、欢快的女人特别引人注目。
忽然，我瞥见一个涂口红穿黑色紧身裤和蝙蝠衫的女人，那两只大眼睛特别熟悉。呵，对了！这两只大眼睛跟当年杏妮的两只眼不是完全一样吗？当然，眼前的这一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绝不是杏妮，杏妮如果活着，也该是六十岁的人了！
此时此地，我不能不想起当年与小梁一同去南通转道往阜宁进行外调的往事。
一切结论应当产生于调查之后。我们当时是这样做的。以事实为根据，是实行法治的基础。没有事实，法律的执行就只能建筑在沙滩之上。过去这样，现在仍然这样。
回首当年，我沉浸在一种梦境般的境地中……
（十六）
张开太和梁锦兰由上海出发，坐轮船到了南通，又由南通坐长途公共汽车经过如皋、海安、东台、盐城到了阜宁。
到阜宁时，天已擦黑。成群的老鸹拍打着沉重的翅膀，“呱呱”叫着飞过天空。天有雨意，灰蒙蒙、空荡荡的苍穹压在头顶，使人心情很不舒畅。
在阜宁，两人打听施庄的情况。其实，他们坐长途公共汽车由盐城到阜宁时是途经施庄的。施庄离阜宁县城很近，紧靠县城，他们怕那里地方小，住宿不便，干脆住到县里，决定了解了解情况，然后去施庄。
阜宁小县城的城堞上满是苔痕，通衢大道的中心，一条平坦的石板道从东门外迤逦而来，一大片黑瓦接堞的屋顶，曲曲折折的大街小巷，都是苏北风味。他们在大街上找了个较大的旅店住下。在街上，这是家好旅店了，但仍旧很不卫生，地是湿漉漉的，野狗也窜到店堂里钻来钻去。旅店里，男的是打统铺的木板床，一间大房挤住十几个人。肮脏的被褥上都是臭虫、虱子血。张开太住下了，占了一个床位，替梁锦兰找了个只放三张床给女客住的小房，因为女客少，两张床空着，实际是梁锦兰一人独住。
一路上，张开太对梁锦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女工出身的出版社人事干事兼社长室秘书，文化不高，党性很强。认识了她，张开太才知道她就是解放前一次纱厂罢工时出了名的“红衣女郎”。那时，梁锦兰在做沪东各纺织厂的妇女联谊会的负责人。一九四六年，她曾和一些同志积极筹备了反内战的“六·二三”和平大游行。游行以后，黄色工会的特务头子陆京士曾找到梁锦兰，责问：“游行是谁发动的？”梁锦兰说是：“大家自己要去的。大家既然要去，我不能不去！”第二天，警备司令部曾派车子来逮捕梁锦兰，她逃到工厂办公室的三层楼上。那天，她穿一件红毛线衣，特务要抓她。她站在阳台边沿上大声说：“你过来！我就往下跳！”特务奉命要抓活的，看她那样子，说跳是真话，没敢上来抓。事后，在妇女联谊会里和混在黄色工会福利会里的地下党员做了工作，说梁锦兰年轻幼稚，所以发生了工人出动游行的事，是偶然犯的错误，没掌握好。敌人对她还存在可以拉拢利用的幻想，就由黄色工会头子找梁锦兰谈话，训了她一顿：“年轻人不懂事，在外面闯穷祸！……”“要不是我们在上面说情，早把你捉去了！”……这下，“红衣女郎”梁锦兰就出了名。后来，一九四八年冬天，梁锦兰患了严重的肺病，卧床治疗，病了半年多。病好以后，她刚参加一些活动，敌人的黑名单上就有了她。她只好奉命撤到浦东乡下潜伏起来，秘密做点交通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梁锦兰不多主动说话，张开太一路上找机会同她谈谈，向她了解出版社里每个人的情况。她管人事，情况了如指掌，对每个人也都能实事求是说出自己的看法。张开太觉得她是可以信任的。
在途经南通的一个夜晚。谈到钱英，梁锦兰认为钱英是个正派的、有能力的领导同志，认为他进行“三反”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的。她不认为钱英“右”。相反，她谈了自己对牟武城的看法，认为牟武城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工作作风都有问题，认为牟武城在来到后第一天的讲话，看来革命，实际是“左”！她拿自己解放前搞地下工人运动时的体验来说：“当时党一再指示要隐蔽精干、利用合法斗争，不能像从前一样搞什么‘飞行活动’等等。要讲究战斗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是对的。蛮干，看来轰轰烈烈，把自己人往敌人那边推，觉得人人都是敌人，随意扩大敌人力量，那也不行！”
谈到耿爱民，张开太要梁锦兰发表看法。梁锦兰说：“我觉得老耿是个好同志，非常朴实，对革命忠心耿耿。他过去在部队负过伤，一直表现很好。如果说他文化较低，对城市工作不熟悉，对出版工作不熟悉，对城市生活不适应，说他工作中有官僚主义等等，都可以存在。说他腐化堕落，说他贪污盗窃，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在工作组入社之前，我们至少没有掌握这方面的任何材料。他有个老首长就在上海，是谁我也弄不清，但听说是个大干部，但他没有炫耀过，也极少去造访。他住在社里，以社为家，白天工作，晚上自学文化，三餐饭是在隔壁机械局车队的食堂里吃的。进城到今天，除了供给制发的东西外，我注意过，他没有给自己添购过一样新的东西。他的零用剩余的都交了党费。”
张开太叹口气说：“但，人是可以变的！他的过去，未必一定说明他的现在！”说这话时，他心里既有矛盾，也有怀疑和惋惜。
梁锦兰问：“老张，难道你们真的掌握了老耿的什么贪污腐化的材料了吗？”
张开太点点头，说：“我们一同出来外调，任何情况都应当让你知道！说实话，我本来对耿爱民也认为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有一封检举信你可以看一看！”
梁锦兰仔仔细细将检举信和照片看了，心里像浪潮翻卷。说是相信吧，觉得不能相信；不信吧，又觉得怎么能完全不信！连照片都在眼前了！直率地把这种心情讲了。
张开太叹口气说：“我也同你一样啊，所以要出来调查，看看检举信上说的确实不确实。”
梁锦兰低头思考，说：“当然，大胆怀疑是可以的。但我总是心里怀疑这会不会是陷害？尤其这张照片！倘若耿爱民腐化堕落，一定偷偷摸摸干，那么，谁可能拍到这张照片呢？能拍到这张照片，说明写这信的人早有揭发的打算，才为拿出罪证拍的这张照片。只要是事实，检举揭发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附上这张照片呢？附上照片的意思不外是想用照片证明耿爱民确实是腐化堕落，可以给他定案。是什么人，这样关心和必须置耿爱民于死地呢？……”
张开太点点头说：“对，小梁！你继续说！你的分析对我很有启发。”
梁锦兰看着照片继续说：“再说，这张照片好像证明了耿爱民的腐化堕落，但又实际并不能一定证明他的腐化堕落。同一个女人在舞厅门前讲话，这算什么腐化堕落呢？给人一种腐化的印象，却不构成已经腐化！这证据是无力的！”张开太喝彩，梁锦兰继续说：“万一是设下的圈套，让个女的同她谈话拍摄的呢？耿爱民在舞厅门前，但穿的是日常常见的旧衣，耿爱民的表情也看不见，万一是过路的一个女人同她说些什么话呢？……”
张开太又从梁锦兰手里拿过照片看了又看，点头说：“是啊！……疑点不少！而且，可以肯定这封信是出版社里的人或同出版社里的人有密切关联的人写的。外单位的检举揭发信不会是这样子的。这是对出版社搞运动情况很熟悉的人写的。我曾苦思苦想过：是谁写的？如果是陷害，为什么要这样陷害耿爱民呢？”
梁锦兰先是沉默，接着，说：“我想起一件事，史家禄可能曾经偷偷改换笔迹写过三封信偷偷投在检举箱里，一封检举魏原冰，一封检举石勇，一封揭发检举有关钱英和耿爱民的事。笔迹虽改变，我和老钱、老耿都认出来了。经过公安局鉴定，也认为可能是一个人写的。我有个想法——”她又拿起检举信看，但看了又看，叹口气说，“唉，笔迹同那些信都不同，同史家禄的笔迹也毫不相同……”
张开太似有触发地问：“小梁，你大胆说，原先，你们搞‘三反’是打算怎么搞的？”
梁锦兰如实地说：“原先，从未估计说出版社会有十几只老虎！钱英和老耿他们在魏原冰的问题上，认识有不同。钱英认为不属于贪污，但是在运动中，既然有人检举他，本人也交代了，事情就先告一段落，让魏原冰抓抓业务工作，适当时还可参加打虎。重点是于瑞祥和史家禄，因为从掌握的蛛丝马迹来看，他俩可能有较大的问题。老钱这人稳重，强调要重证据。所以抓紧在搞内查外调。他的计划很具体也很庞大，除发动群众继续深入检举揭发和号召有问题的人交代外，开始查账。并要调查所有与出版社有来往的公司、厂家、资本家，调查有关里弄干部、家属等等，准备把材料搞充分就进一步深入打虎。可是正在这时，工作组突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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