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开始，伴随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紧逼，也加速、加深了西方近现代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刺激了朝野各类思想、文化精英的觉醒，使他们较早从“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的梦幻中清醒过来，并使他们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刻，醒悟到“变之骤至，圣人所不能防”（薛福成语）。而如何不被列强瓜分，则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采西学”、“制洋器”（冯桂芬语），提出并实践了“中道西器”、“中体西用”的主张（代表人物为李鸿章、张之洞），展开了洋务运动，开始派官员出国考察并组织童子出国留学。有关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也越来越多。从1860年到1900年，共出版西书555种，相当于此前半个世纪这类出版物的5倍多，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123种，自然科学类162种，应用科学类225种，其它45种，与此前出版西书主要为宗教类有了重大变化。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使中国近代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惨败于日本，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感弥漫华夏。西学东渐之势头也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达到高潮。从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到1911年清朝覆亡，译介西书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译介总数的2倍多，而内容则重社科模拟明显增大。这反映了西学东渐从引入物质文明到探索精神文明的又一重大转变。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道—器”、“体—用”之争，已经不能解决民族危亡的问题。作为绵延中国2000年道统理论的儒学，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颓势，汉学被指斥为琐碎，宋学被指斥为空疏。鸦片战争后，儒学更受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变动的持续、全面冲击，致使儒学各派兼采会同、儒学与西学会同的努力，皆不能见效，一些重要观点被淘汰，直至它的思想统治地位从动摇到失落。时势选择了“进化论”、“民约论”两大西方理论进入人们头脑，人们把思虑的焦点放在了争取民族独立、自主与推动国家民主、富强上，使救亡图存、民主宪政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大主题，成了中国爱国主义者为之不懈奋斗的核心。这两大主题的艰难实践，直接催生了推翻2000年皇权专制的辛亥革命和高扬民主、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
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社会背景下，一切文学艺术都不可能不或前或后地随着时代大潮跟进，甚至站到潮头引领潮流。
还在鸦片战争之前，文坛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不满当时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魏源首开了近代文学新风。基于经世致用的基本思想，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以有用为之”，抒发真情实感，敢于褒贬时事；魏源认为：“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王韬、郑观应等人反对摹拟古人，主张“务归实用，不尚虚文”。曾国藩深受桐城派的影响，循守“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他把道统与文统相结合，更注重经世致用，明确提出把“经济”纳入“文学”的范畴，以补义理的空疏。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高举“文界革命”的旗帜，进行散文改革，推进社会变革。他们的文章感情充沛，笔锋犀利，纵横捭阖，气势磅礴，富有感染力。梁启超的《瓜分危言》、《少年中国说》等大量文章，完全抛弃了桐城派“义法”，开创了一种自由的、通俗化的新文体，令当时的文坛“耳目为之一新”。梁启超还于1899年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派诗潮流，1902年后的两年间，仅《新民丛报》即刊发新派诗500余首。黄遵宪是近代中国“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诗作题材广泛，政治风云、民族战争、游历所见、声光化电无不涉及。他的诗有“诗史”之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真正站到了时代的潮头，提出了比以往更有革命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文学主张。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同年2月，陈独秀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文化界同仁的有力响应。不久，用白话文写作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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