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两点多钟，应该是一天最温暖的时候，太阳晒得我浑身暖洋洋的，很舒服。
我抽出第三根烟，点上。
我知道，在我上任以后，很多人都妒忌我，但是，没办法，现在当厂长的是我，他们就必须听我的。
两个副厂长、一个厂长助理，我跟他们周旋过，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时候我跟他们动粗使横，他们也就都傻眼了。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归顺的。
但有一个人我不能含糊，那就是第一加工车间的廖主任——廖学文。
廖学文毕业于农大农艺系，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背微微有点驼，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趴惯了书桌的人。别看他满身的书生气，人缘可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小子爱玩，而且玩得精，玩扑克、打麻将、下象棋样样精通，因此身边就聚集了一帮朋友，没事儿就凑到一起玩，还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我在当司机的时候，也是他们当中的重要一员，平时称兄道弟，混得滥熟。
想不到自我当了厂长以后，这小子对我丝毫不感冒。我上任以来，算上临时工，厂里不下四五百号人，谁不对我点头哈腰？廖学文之所以这样对我，我知道他是不服我。
省公司的人一直很欣赏廖学文的才能，这次就有人想提出让廖学文来担任这个厂长，但终于没敢在会上提出来。那天的会我参加了，我必须参加，这样才能保证到会的人都推荐我。这似乎不大合逻辑，省公司提出的三个候选人当中，只有我到场了，其他几位是工厂的班子成员和一位人事科长。那天在会议现场，我才感觉到了什么叫气场，我精心打造出来的气场在那天出现了。主持会议的公司领导听取了每个人的意见，结果是每个人都把我的优点加以夸张，缺点加以掩盖，我理所当然成了新一任厂长。
事后我履行诺言，给省公司那个主持会议的领导五万元。
上面得到了你的好处，你在他的手下放肆一点，他不会跟你认真。因为，他知道，他从你那里得来的好处，是你巧妙运作公款的结果。这就叫本事。上下配合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能够跟省公司的领导成为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不胜荣幸。
谁心里都清楚，原料收购是个肥差，原料科的科长，往往在很大的主观程度上影响着生产成本的高低。
车间主任虽然管不着原料收购的事，但却有权对原料的定级发表意见。这给廖学文制造麻烦提供了可乘之机。他说这不是制造麻烦，这是为工厂省钱。
可我不需要这个时候给工厂省钱，我培养了自己的一批客户，他们知道怎么样才能使自己送来的南瓜被验为一等、二等、三等或是等外。
其实，我也知道，很多问题都处在一种微妙的边缘，就像我们给南瓜验等一样。个儿头大的好还是个儿头小的好，多年来一直没有定论，每年也都分别收购，分别加工。至于口感，那要抽查之后做熟了才能做决定，这就完全有可能造成被抽查的对象是替代品。
我本想撤掉原来的原料科长，换上更体己的人。然而，姜还是老的辣，老余还真识趣，老余就是原料科长。他好像知道了我要撤他的职似的，亲自来我们家，跟我谈了他对这块业务的熟练、胜任以及热爱。
我说：“原料科又不是财务科、劳资科、质检科，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谁没吃过南瓜？那东西是好是坏，肉眼就看得出来。不能说你干这个就胜任，这又不是什么写呀算呀的活，谁干也都一样。老余你不要想得太多，上面一再主张任用年轻干部，我是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你年纪也不小了，这样跟着起早爬半夜的，我于心不忍啊！”
“周厂长啊，你是知道我的，虽然快五十的人了，可这身子骨年轻人比不了。你让我闲下来，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该咋办。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持你的工作。再怎么说我吃过的盐也比你多，你还年轻，当这么大工厂的头儿不容易，我不支持你谁支持你？……快过中秋节了，我这点心意你也就领了吧，就算我给孩子的。”老余说着把一沓钱放在桌子上。我扫了一眼，应该是两千块，不会错——我对钱很敏感。
有道是当官不为难送礼的，老余的两千块钱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礼，但既然他维护我，就说明他也是我这条船上的人了。
老余也确实会办事，他把客户都先介绍给我，让我给他们运送到工厂的原料一一定价。其实给工厂送原料的这几个人也都是工厂的老客户了，彼此都认识，有的还很熟。老余就高明在这儿，我有了与客户讨价还价的机会，就等于有了大把捞钱的机会。原料按三六九等核算不同的价格，另外还要根据抽查的结果扣损。这就迫使原料经销商不断地来讨我的好，以求得提高收购价。
我越来越感受到了权力的威力。难怪历史上在争夺权力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
收购期结束时，我个人的收入不菲。我为这么大个厂子，操心操肺的，现在看来，值！
这种事情只能窃喜，不能张扬，我没那么傻。然而偏偏有人跟我过不去，就是那个廖学文。论职务，他是车间主任，属于工厂的中层干部，周一例会当然要参加。他就在大会小会上不只一次地提出原料出成率低的问题，害得我会上窘过好几次。我原本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自己心虚。
几次都是老余解的围。
老余说：“学文你不能只看价格高低，今年雨水大，本来原料就不好，适当提高价格也是应该的。价格上不做出调整，恐怕原料很难达到生产的需求量。要是误了生产，完不成出口任务，那损失可不是提高收购价就能挽回的。”
廖学文哪里肯服气，说你这不是唬弄鬼吗？谁不知道今年的南瓜比去年多？你上市场去打听打听，零售价是多少？看看是不是零售价比你的收购价还低？
老余开始急了：“你也得看看市场上那是什么滥品种！”
“什么滥品种？你不信咱就派人买一个去，看看到底哪个出成率高！”
“好了，不要争了！”我在一边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哪里是在开会，分明是在让我难堪。廖学文这小子不给我面子，我有他好瞧的！但我嘴上还是说：“学文也是对工厂负责，能提出这些宝贵意见，相关部门应该虚心接受才对。”
这场唇枪舌剑总算被我搪塞过去了，可我对廖学文却一直耿耿于怀。
车间在加工南瓜饼时，经常会产生一些下角料，以前工人们都把下角料卖给附近的养猪场，换来的几个钱大家就买点吃的，或是攒够一顿饭钱抽空出去喝酒。由于涉及的金额不是很多，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厂里睁只眼闭只眼。我想收拾廖学文，决定从这里下手。
一天下午，我留意到附近养猪场拉下角料的那辆农用三轮车已经进入了工厂，就故意守在大门口，假装询问门卫一些情况，心里却在等待着那个三轮车的出现。
果然，一会儿的工夫，三轮车由车间向大门口这边开过来，车上装满了下角料。我告诉门卫把车扣下，然后通知保卫科，对三轮车的来龙去脉一查到底。
我的目的当然很明确，就是欲加廖学文之罪。也不知是保卫科长领会了我的意图，还是廖学文配合工作，总之“案子”很快查清了——本来就很清楚。我以“贪污”和“挪用公款”的罪名撤消了廖学文车间主任的职务，并留职查看，削减百分之五十的工资。
撤了职的廖学文刚开始颇不服气。他说车间主任我不干可以，但你不能给我加这么大的罪名，我担负不起！
我说你有什么担负不起？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他居然指着我的鼻子说：“周强，你别太得意了！你凭什么克扣我们的午餐补助？我们工人自己收集下角料，赚点午餐费都不行？好，你说我贪污、挪用公款是吧？告诉你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那几个钱，跟你比起来，还不是小巫见大巫！”
什么小屋大屋的，老子管你那些！
人一旦给他定个罪，甭管它是真是假，肯定够你顶一阵的。廖学文开始挣扎了一段时间，终于没了底气，不为别的，老婆孩子受不了了。廖学文老婆早已失业在家，儿子正在读高中，功课紧，老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专职在家给儿子做饭。家里的花销全指望廖学文一个人的工资，三口人紧紧巴巴的，倒也还过得下去。现在一下子只拿回去一半的工资，而且又听说是因为贪污、挪用公款引起的，老婆就不干了，跟他闹，说你个没良心的，你贪污公款在外面花天酒地也就罢了，现在又害得我们只能花上半个月的工资，儿子还要交补课费，这供热费说话也就该交了。你还让我活不活呀！只两个月的工夫，廖学文就撑不下去了，主动找我谈了两次，请求给他找个岗位，只要能全额给他开工资，他什么都肯干。
我趁机把他的罪状一一罗列了，又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之后，才叫人事科给他安排到锅炉房，推煤推灰。
没有了廖学文这个眼中钉，我在原料收购上大捞特捞，顺风顺水。
不排除异己，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这是我上任这段时间以来最深的感受。
恒润工厂建厂将近三十年，机器磨损严重，每年生产之前都要进行大修。维修资金少则二十几万，多则上百万。这一块的资金省公司是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拨付的，否则生产无法顺利进行。有道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就经常哭给他们看。
省公司的人也并不个个都是精英，你把情况谈得紧迫些，把问题说得严重些，他们又不经常去厂里，怎么能掌握详细的情况呢。我是从来不打什么文字报告的，那太麻烦，有些事情，一旦形成文字，就复杂了。我一律当面跟公司的领导侃，见机行事，自圆其说，何必白纸黑字写出来呢。更何况我一共也认识不了几个大字。
只要维修资金一到手，就由不得他们了，我的工厂我做主。
我为工厂效力，首先不能亏待的就是我自己。车子有了，是省公司给工厂的，基本上也就是给我的，因为只有我最有资格坐上去。房子嘛，一定要换个大一点的，还要装修得豪华一些，这样才不失厂长的身份。反正所有这一切，也不用我自己掏腰包。
那么，机器设备、厂房等等的维修工程承包给谁呢？这必须找自己的人，才能保证我在如何使用维修资金的事情上不露出破绽。
人也真他妈的贱骨头，想当年我刚到这工厂时，赶上兜里没钱，想去仓买赊包烟，没门儿！如今我是谁呀！我还是到那家仓买赊东西（狗日的居然还不倒闭），别说是一包烟，就是一条烟，也拿了走人，签字都不用。仓买里什么没有啊，居家过日子用的，油盐酱醋茶，干脆就让老婆来赊好了。也让她知道我的能力，知道晚上到底应该给我个后背，还是应该给我个媚眼。瞧瞧！这就是权力——我必须牢牢握在手中的权力！
有了权力的男人，是会引得许多女人来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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