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女人与哲学

    女性很少有人搞哲学。古今中外著名的哲学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男人。难道女人不具备哲学家的思想、气质和沉厚？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哲学的女人，但离哲学家的距离还很遥远。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哲学之于女人，需要比男人有更大的勇气。因为，哲学的枯燥使人望而生畏。有人将哲学称为“概念的木乃伊”，而哲学的魅力在于智慧的产生。智慧总是与痛苦相伴。其产生如孕妇十月怀胎分娩一样，阵痛似乎是每一个哲学家的必然之事。

    哲学家是痛苦的。然而对哲学的不敬又是全球性的。在普通人眼里，哲学家是不切实际、迂腐的象征。可如果普通人在生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校园里中有哲思，那么生活质量就会提高。尤其是女人，容易被家庭琐事纠缠着变得庸常和不可理喻。这时候哲学对她们就非常重要。

    一个有哲思的女人，生活中随处都会出现智慧的闪光。因为生活是哲学的试验田，许多优秀的哲学家都是用其毕生的精力，去产生智慧的田地里耕耘。

    有人说生活即思想。”如果女人思想，一定不会比男人差。

    女人的生活是纤细的、可感的、可触的，只是女人历来与“弱”字联系在一起。“弱不禁风”“柔弱无骨”，一个著名的剧本叫做《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所以在男权社会里，女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比男人艰难得多。但有哲理思索的女人，就会让女人的力量变得无穷。希腊神话中的女人，她们不把希望寄托在侥幸身上。她们不甘寂寞、亲自出马，披挂上阵，参与到男人的厮杀当中。她们靠的是智慧、勇敢和哲理的思辨。而中国女人比起外国女人来，就翠含蓄得多。她们不太会亲自冲锋陷阵，在众多的情况下，她们更善于利用男人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从妲己到褒姒，都是女人智慧和力量的成功显示。这种曲线施放，当然也是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原因。

    中国的庄子和西方的苏格拉底，他们一生身体力行，把哲学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上。庄子与学生出去时，看到一山民伐树，高大笔直的树都被砍倒，而歪扭的小树则幸存下来，庄子对学生说无用乃大用。”而苏格拉底却验证了“哲学家一生都在准备死亡”那句话，他在饮鸩而死之前还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只有神知道。”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却无法转让。尊敬哲学，就是尊敬人类最美好的东西。作为女人的我，觉得女人与哲学很重要。哲学虽然不是可感可触的东西，但它却能让人变得智慧。它很适合如我这样的寂寞女人。它是寂寞的。所以哲学不是诡辩，智慧也不是知识。真正的哲学无论哪一方面，它都会告诉你一种方法。

    2.重读鲁迅

    重读鲁迅，我发现我最喜欢鲁迅的已不再是那些尖锐、深邃的杂文和小说，而是如诗情般飞舞的《野草》。《野草》是鲁迅在北京一间叫做“绿林书屋”的工作室兼卧室里写成的。我从未去过北京的鲁迅故居，但我知道那里有先生手植的丁香还茂盛着。它与绍兴鲁迅故居的从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境界。我曾三次去过绍兴鲁迅故居，两次走进“三味书屋”。但都是默默地进去，默默地出来。因为那是一个被高墙围锁的封闭老屋，阳光照不进去，阴森森的，适宜读四书五经，培养“孔乙己”。我想如果鲁迅一辈子待在这样的老屋里，鲁迅就不能成为鲁迅。鲁迅是明智的。他选择了离开，便进入了一个更辽阔、更丰富的大书屋。

    在北京的“绿林书屋”里，鲁迅写下了《野草》、《热风》、《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作品。这些作品中，《野草》最能激起我飞扬的生命旋律。我翻开《野草》卷首，一字一句读出声，就会感觉到语言的旋律与节奏。譬如《题辞》中这样写道：“……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种语言的旋律性、节奏感，贯穿于《野草》的通体，使人真切地感觉到，那时而座销，时而叠畓，时而跳荡急促，时而舒缓沉重的语言节奏，几乎可使我扪即兴起舞。我们在舞的天体中遨翔，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附着《野草》的遐想而遐想。

    原来，散文可以用舞蹈的感觉来写。我不知道先生对舞蹈有没有研究？但《野草》的可舞性，是想象力酿出的浓浓诗情和诗境。它与舞蹈的高度浓缩、超常形态、特殊节律以及内在气韵和空灵感是那么亲近。尤其情感奔涌中闪烁出的哲学思维，更使它具有了艺术的至高境界。

    我知道“绿林书屋”的主人搬进新居就大病一场，吐血不止。他余下的生命全是“熬”的。可他写出了这么飞舞的《野草》，是不是灵魂游离了躯体？

    如今重读鲁迅，确切些说重读《野草》，尤其是其中的《影的告别》、《求乞者》、《死火》和《希望》，使我对鲁迅肃然起敬。鲁迅是一个赤子，大地和人民的赤子。他把自己化作一柄剑，一团火，一块磐石，自觉置身于历史与现实的十字路口，成心与黑暗、邪恶过不去。尽管有时他也讲迂回，也在身上裹一片甲，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战。而只要战，危险就在。所以，以他的睿智，念么会不知道只有刀不出鞘，珠不出椟，龙藏于云，豹隐于雾才是最安全的道理呢？然而他把名誉与地位，安逸与享受，连同健康与生命，统统放弃了。他只活了55岁！知其乐而不为，知其苦而偏做，鲁迅就是这样独特的人。他虽死犹生。他活在人们的心里，并不是仅仅作为单纯的文学欣赏，而是在病毒抗体的意义上活着，在人性自救的意义上活着。活得真实，活得有力。这就是我重读鲁迅和他著名的《野草》的感受。

    3，拯救“古典美”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趋向已相当西化。谁来拯救传统的“古典美”？许多智慧的男人和女人，也许早已意识到这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其实拯救“古典美”，是我们每一个当代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时代，已被物质化、信息化、娱乐化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已越来越缺乏诗意。这使我常常想起古代魏晋时期文人的三大聚会，最有名的就是王羲之与文友斗酒时写下《兰亭集序》的绍兴城外的兰亭聚会。

    风雅的聚会是一件大好事，远比我们现在热热闹闹唱卡拉OK、玩电子游戏好得多。聚会本身可以逃避一半的孤独，亦可以谈事抒情、凑趣交流、赏奇品雅，真是亲亲热热“风雨故人来”，置酒高会，快意一时。当然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聚会，而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人最早创造了一种高级社交形式的是在16世纪的意大利人，那时候有一群放纵的佛罗伦萨艺术家结成一种永久性社团形式，在轻松的社交集会时，遵循明智和适当的规则。所以，我非常喜欢古典式文人和艺术家的生活，他们能把教养与智慧酿成诗意。

    然而在当今社会，能够把教养与智慧酿成诗意的人确实不多。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忙忙碌碌地疲于奔命；早已被太多的欲望所裹狭，被太多喧闹的声音所围困，被纠缠不清的诱惑所干扰，哪里还有什么雅性呢？没有了雅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缺乏了另一个方面的自我意识。比如我们因为忙碌，可以随心所欲、衣冠不整地出现在公众场合。我们高谈阔果皮纸屑，却不知道这是缺乏教养的表现。10月18日是杭州一年一度的国际烟花节，万燕博士从上海来杭州，我陪她一起去湖边看烟花。五彩续纷的烟花，有水中烟花与瀑布烟花交相辉映，视觉效果确实不错。可是烟花结束，我们漫步在湖边时看到满地的果皮纸肩，只觉得人类精神文明与美丽的西湖还有很多距离，而这个距离，是需要我们大家的美德和教养来缩短的。

    在我的感觉里，旧时代家庭比较注重教养与礼仪。他们对自己和孩子有很多要求和规矩。什么外表的修饰啦，衣服的整洁啦，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的祖父和祖母以及他们的孩子，曾经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上。从前的上海滩有“只认衣衫不认人”的说法，仿佛衣衫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那些大户人家，非常明白教养与礼仪是实质性的东西。

    我的姑姑是一个十足的“古典派”。她曾经告诉我，从一个女人的“古典美”就能看出她厚实的底蕴与根基。我想想也是。“古典美”并非天生就有，而是由岁月养育和陶冶出来的。那些智慧的女性，她们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深知保留古典女性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看，她们婀娜多姿的倩影，举手投足都是一种文化和修养。那修养是内在的东西，它们从气质上反映出来。所以，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美女，保有“古典美”的美女才是最美的美女。美女和社会政治的变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变迁不仅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消息，而且某种程度上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相伴而行。

    “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改变旧形象的变革，是由于女学生的出现和介入，才有了真正可映入新世纪的青春影像。那些青春影像，在我看来或多或少都有“古典美”的气息。我十分喜欢宋庆龄在1922年拍的那张照片，端庄秀丽中仍有一种女学生的轻盈。我也十分喜欢林徽因在1916年与她的表姐妹穿着时尚的衣裙留下的影像，她们既古典又清新。正是她们给社会带来了一抹生机和新鲜的浪漫。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女性生活和形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风起云涌的中国女性时装，使中国女性的外在形象在时装的衬托和剌激下，一变再变。当然形象不仅仅决定于衣着，形象是外在的服饰与内在的气质的有机组合。19世纪末，中国的古典美女要“冲出闺阁”的愿望已十分强烈。到了20世纪女性解放的思想和女权的炎盛，无疑造成了女性形象的变迁。所以不知什么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现代派的东西。现代派的服装，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与潮流。

    相比现代派，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古典韵味的东西。比如服装，旗袍既有古典美又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前些年我看到巩俐连续穿着几件旗袍式的礼服出席国际影展，便暗自叫好。你看她站在西方人中间，多么有中国“古典美”的艺术感染力。她使我想起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具有轻歌曼舞的古典美。他的重要贡献是从古代诗歌、绘画、雕塑、武术以及各种表演艺术的精髓中吸取营养，把传统舞蹈的轻歌曼舞引进京剧旦角的艺术中。

    其实，喜欢古典美的也不仅仅是咱们中国艺术家。西方的画家和艺术家也一样崇尚古典美。那年我在巴黎卢浮宫内看到安格尔的名画《泉》。《泉》中的那位少女的美姿，集中了所有女性的美于一身。她的静态古典美，富有生气，也很理想化。这使我觉得，这个当年已经七十多岁的画家能画出这幅名画实属不易。这也许源于他早年投入达维特的门下有关，达维特曾是拿破仑的首席画师。不过这幅名画《泉》已经远远超过达维特的画，安格尔把古典艺术的造型美与具体写实的少女美，融化在自然中，找到了完美结合的形式。

    如今安格尔名画《泉》中的那位美少女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有时我会想，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具有“古典美”的女性确实越来越少。“古典美”不仅仅是一种含蓄的美、朦胧的美、形象的美。以我的理解，它还是一种修养的美、品质的美。这些美丽的东西，是通过个体的气质和行为反映到现实生活中来的。

    我小时候在家里，常接受我母亲“古典美”的教育。记得最早的是让我吃饭时，别叭嗒叭嗒发出声音；别不洗脸不梳头，穿着拖鞋和睡衣睡裤就往大街上跑；衣服要注意色彩的搭配，头发要梳得干净、清爽。还有，平时说话不能叽叽喳喳像麻雀似的，不能几个女孩子勾肩搭背地在马路上行走，不能没有礼貌，不懂规矩。除了这些，母亲还让我练舞蹈基本功。于是久而久之，我便练成了腰腿功：劈叉、踢腿、弯腰如弓。这既训练了形体，又锻炼了身体，对女孩成年后的身姿确实起到了柔美的效果。渐渐地，我懂得了女人的魅力，是从身姿妙曼的变化中辐射出来的。

    我喜欢女人有韵味的身姿，这种身姿蕴藏着一个女人的千姿百态。从“态”中走出来的女人魅力，就更具光芒和美。这时候有了自身的美，即使穿得随随便便都没有关系。罗丹第一次见到美丽的女雕塑家卡米尔，当时卡米尔穿的是一件肥大的工作罩衫，但她从罗丹身边走过的时候，那种喷薄而出的身姿之美，以及女儿“态”深深地吸引了罗丹。后来罗丹就让她做了自己的情人。所以女人妙曼的身姿也是容易得到爱情的本钱。

    爱情使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互相纠缠，产生性爱。性爱让女人的身体敞开在情人的目光之下，在灼灼的气息和抚摸中，由少女而为妻子继而上升为母亲。母亲的身姿渐渐丰满，并且悄悄地有了些变化。这时候女人的声音就格外重要。如果女人有一种极磁性的、可感可触的声音从芳唇中吐出来，那么她便伸开了纤柔的指头，给你的皮肤与心灵以轻柔的抚摸。端康成喜欢听美丽的声音，他说：“一听到美丽的声音便会合上眼睛，让思绪在世外桃源般的梦境中翱翔。”其实不仅仅是川端康成，大师们都喜欢听美丽的声音。

    美丽的声音尤其在冷漠、恶劣的环境里，有时候是一帖解救人的良药。它像潺潺溪水，流淌到病人心里复苏着他们人性的光辉。我喜欢听译制片配音演员的对话。有时候被他们的对话感动得潸然泪下。这就是声音得到的效果。由此我发现一个声音美丽的女人，即使容貌和身姿都一般，她也能发出灿烂的光。

    当然女人美丽的声音并非故作娇声嗲气状。它是一种纯粹自然的，接近天赖般的声音。那声音如果与一个男人隔着电话筒交谈，便会给他许多温暖和浪漫情怀。因此生活中的浪漫情怀，有时并非要惊天动地的爱情，听听女人美丽的声音亦是一种。

    然而当代大部分女性，除了热衷于美容，穿时尚的衣服，却很少关注自己的身姿和声音。其实身姿的骨架有韵味，就能把衣服穿得人衣不分。这时候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的气质和精神，而不仅仅是一件漂亮的外衣。当然不虔此道的，全世界各地都有前两年我到日本和韩国，给我的觉也是满世界的现代派，满世界的喧闹与浮躁。尤其是韩国，那些女孩子大都整过容，穿着也很漂亮，可就是看不出她们的内秀和古典美来。所以拯救“古典美”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这个话题比较宽，我们可以谈女人的“古典美”，也可以谈男人的“古典美”。我们可以谈建筑的“古典美”，也可以谈艺术的“古典美”。总之，我们要拯救的“古典美”，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丧失了的美好的东西。

    我对男性“古典美”的情愫，只借于古书上那些旧式文人的情操，以及30年代上海滩上那些“贵族”的彬彬有礼。可在现实生活中，我还真没见过几个具有“古典美”的男人。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男人形象。在我的视野里，如今男人都在为事业、生计奔忙。他们在这个时代都觉得自己活得很苦、很累，哪里还有时间顾及自身呢？由此，在我们的周围经常能看到一些衣衫不整、胡子拉殖又留着眼屎的男人；也能看到一些遇到一丁点小事、吃了一丁点亏，就破口大骂或者背地里损人的男人。当然还有一些伪君子，面带微笑却暗底里磨刀霍霍。

    20世纪如年代初，我与汤又悦教授学过“气学”。我这才真正明白了“气”是什么？它使我对人、对艺术的鉴赏力大大提高，也使我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股“气”，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举止。我知道古代文人大多是讲究“气学”的。俄国的托尔斯泰如果不运用“气学”，又哪里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呢？

    我们当今社会，有不少走火入魔的“气功师”。但那是“气功”，不是“气学”。“气功”与“古典美”沾不到边，而“气学”就浸透着“古典美”的众多东西和功夫了。前不久我在浙江作家节的活动中，遇到了作家莫言。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很直觉的惑受便是“气学”。“气学”是一门学问，并不是“气沉丹田”四个字能说得清的。所以古典的东西，总有很多可以捉摸、可以研究、可以探讨的。

    现在我想拯救“古典美”，实在是一种从自身、从小处着手的事。如果我们的国民都有拯救一下“古典美”的意识，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或许会文明一些、宁静一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也许会更美好一些、快乐一些。

    4.漫想独立者

    现在我知道住在塔中的女人不是任何形式的宗教徒，而是艺术最虔诚的信徒。那堆满古代圣贤经卷和世界名著的书屋里，有她按部就班一日三匝的功课。毎当孤独到了极点的时候，她就宛如一朵遗世独立的灿烂莲花。智慧是她的星座、她的姓氏，而孤独则是她的血型。血型是不可改变的。

    塔中的女人在漫想过许多孤独后，忽然觉得比孤独更需要漫想的是独立。独立是时代的呼唤。真正的独立者在现代化开放的时代里，仍然是困难的。因为独立就意味着一种抗拒。不是抗拒别的什么，而是要抗拒业已成为习惯的世俗。世俗是什么？以塔中女人简单直截的解释，就是当下最流行的习俗，一种无时不在、随处通约的公众规则。它固然不是生活的深山，却是笼罩在深山内外的雾霭；固然不是人生创造的核心地带，却是进入核心的一片外围开阔地。

    世俗是不能回避的。塔中女人白天常骑着自行车去打工，会亲友，为稻粮谋。在人群中她尽量掩饰自己，窥探周围。周围的某些人在渐渐习惯佝偻着行走，趴着觅食的时候，她就想站出来喊一声：“挺住，别趴下那不是人的姿态。”尽管有姿态的独立者每个时代都很少，但他们就像历史大漠上一棵撑起一片生命挺立的树。鲁迅笔下的独立者是新文学的第一道光芒，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曾激动千千万万年轻的心。所以独立者总是对时代有所见、有所言、有所行的。

    应该说社会的发展没有平面，人间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任何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独立者站在倾斜的山坡上赖于卓识，才能测准时代倾斜的方位、角度，才能投注批判的方向、力度，不再瞻前顾后。

    塔中的女人下班后经过两座十字路口，三盏红绿灯，回到都市里闹中取静的清贫塔。她布衣草履粗茶淡饭，不听从域外风雨点化；居然在白纸上写出很多美丽文字，然后精神抖擞地梢到武林邮局。她认为她是一个独立者。独立者执著追求人生理想，大悖于世俗，大逆于人情。这是一种决绝的表现。鲁迅将这种表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把决不宽恕写进了遗嘱。

    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生的“不宽恕”，想必一定有他的道理。设想一个民族耽于安逸走向沉迷不醒的时候，难道还要来论证安逸的好处吗？一个“正人君子”假借种种美名行私利己，难道还要被迫害被欺凌的人们口唱宽容放弃反抗吗？塔中的女人对鲁迅敬重备至。她知道独立者的人生，总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正如先生决绝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一片大写中庸。大写中庸既是人类道德理想，也是独立者人生追求的现实目标。因此独立自我，不断地突破自我，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者。

    塔中的女人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塔中的女人漫想独立者。这是一个精神富翁才有的境界。它由塔中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中外名著以及自身不断感悟积累而成。塔中的女人对于塔只是一个瞬间，而塔对于她却是永恒。所以，做个为永恒献身的独立者也是我的梦想。

    5.云雾中的艾米丽·狄金森

    我一直认为艾米丽·狄金森是活在云雾中的女人。她有自己丰富的心灵世界和腾飞的灵魂。尽管她终身未嫁，一生写过1775首诗，在世时却只发表了7首。那种精神上的痛苦是肯定的。但在当时谁又能理解她的这种痛苦呢？女人的痛苦是内心的煎熬，却又能滋生出伟大的力量。

    艾米丽是一个为诗而活的女人。她只在女子学校读过一年书。失学后长年住在祖父在缅恩街建造的砖房里，几乎都没有做过短暂的旅行。对于这么一个孤僻、幽居在家中的人，邻舍难免会无法理解她的特立独行。所以有人议论她有点疯。”但她却在日记中回击和抗争道：“那些人不知道疯狂可能是智慧的神圣伪装，一点疯狂让受困的心得以放松。”是的，艾米丽在没有知音的前提下，那颗受困的心，的确只有在疯狂中才能放松。

    然而作为一个居家的女人，艾米丽不得不承担家务，不得不呆在厨房里烤面包。有时候灵感来了，她就急急忙忙把诗句记在食谱背面，以至于常常把布丁烧焦、把锅底烧干。作为一个诗人，她多么想被同行承认啊！她羡慕她的同时代女诗人白朗宁夫人。认为像白朗宁夫人这样既有才华又得到世俗婚姻幸福的女人，真是太少了。于是她在日记中表达着她的羡慕和感悟我曾经羞怯地敲过爱的大门，但只有诗开门让我进去。”艾米丽所指的，就是在她30岁那年爱上了《春田共和国》报的编辑沃尔斯。那一年她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发表了诗作。对从未发表过作品的她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突破。她很快爱上了他。尽管他已有妻子，但艾米丽照样内心产生着强烈的爱和震荡。她激动地写道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然后将房门紧闭她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她漠然静听车辇停在她低矮的门前她漠然让一个皇帝跪上她的草垫。”然而沃尔斯并不欣赏她的才华，她对他似乎微不足道。

    多么痛苦的爱情啊！艾米丽只能用写信的方式，来舔自己心灵深处的伤口。那些年她写了一百多封信，却一封也没有寄出去。她觉得痛苦是自己的，“让纸页吸收我的痛就好了。”于是她把自己紧紧地幽闭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尽管那里有花、有树、有月光……但缺少女人最需要的东西一爱。

    爱，能激活女人的细胞，使女人变得妩媚动人。若干年后艾米丽从诗的救赎中走了出来，进入了第二个男人的怀抱。他就是魏兹华斯牧师，也是一个有妻子的丈夫。他们终身只会过两次面。但仅这两次会面，就使艾米丽不能忘怀。以至在魏兹华斯与太太搬到另一座城市去时，艾米丽产生了精神危机。因为他们的恋爱是：“不是因为彼此生命形态，而是对于灵魂淬炼的了解。”接下来艾米丽又爱上了父亲的同行法官路德。这是一个比她大近20岁的男人，也是个有妇之夫的男人。她与他们夫妇关系都不错，但她的信主要是写给洛德的。洛德把艾米丽当成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女人。这让她很安慰。他们的恋情萌芽于1867年。那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用逃开他，而我也逃不开他，一想到他，我的心就无能为力。”1877年洛德太太去世，艾米丽并没有与洛德结婚。已经47岁的她，也许已不再注重形式上的婚姻。两个独立的、有着自我空间的灵魂，也许是更好的伴侣。884年洛德死于中风，这对54岁的艾米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艾米丽再也没有爱了，她那颗孤独的、痛苦的灵魂，两年后终因经不住这个沉重的打击而去世。

    应该说，艾米丽·狄金森活着时，忍受了超凡的孤独。她的灵魂痛苦地在天上飞。而死后几十年却是幸运的。她以她诗篇中的魂灵，苒一次在天上飞的时候，是多么的美丽而卓绝。

    6.一颗受伤的心

    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著名女诗人。她敏感的童年，一度笼罩在普希金死亡的阴影里。那阴影来源于她家墙上挂着一幅普希金决斗场景的油画，而油画仿佛让她看到普希金高贵的血从肚皮上的枪伤里流出来，染红了俄罗斯雪地。于是她小小年纪就要写诗，就要做普希金的妹妹。普希金伴随了她一生，使她懂得生命的疼痛和被污辱的尊严。

    半个多世纪前，美丽而饱经沧桑的莫斯科大街上，谁能一眼就认出茨维塔耶娃高高的额头、近视而迷惘的蔑视琐碎和庸俗的眼睛，以及她那高贵善良而又桀骜不驯的面孔？谁又会为她的《黄昏纪念册》、《魔灯》和《里程标》着迷？俄罗斯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她的诗人总是那么忧伤又自尊，在多灾多难的命运面前也不愿意轻易低下骄傲的头颅。

    我知道茨维塔耶娃6岁开始写诗，18岁出版第一部诗集。在十月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她亲自把丈夫送往顿河流域，让自己成为一个白卫军的妻子。从此她的生活不得安宁，但她追寻的脚步依然迈向韵律的境界、辞藻的天地、孤傲的意象；她丰富而感性的生活，依然被诗情所浸润。她的一生都在爱、在倾诉、在寻求知音、在渴望共鸣的饱受创伤的心灵，在不间断地燃烧。她燃烧着感情、激情、诗情和生命。

    帕斯捷尔纳克说：“茨维塔耶娃是女人，但她有一颗男性的能干的心，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难以遏制。她在生活中，在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甚至像野兽般凶猛地追捕完整性和明确性，在这种追捕中它前进得很远，走在众人的前头。”正因为她走在众人的前头，才和她的时代脱了节吗？她曾经与曼德尔施塔姆热恋，短暂而逃亡的一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尤其是茨维塔耶娃无论在莫斯科、在布拉格、在柏林、在巴黎，还是在叶拉布加镇，都与周遭的社会格格不入，并且时时刻刻都感到一种深切骨髓的孤独。

    茨维塔耶娃说：“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我都感到空洞，一切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现实确实令她失望，她觉得在任何环境里自己都是个流亡者或局外人，遭受别人的疏远与中伤。于是在人生的旅途中，她常常会在空寂的走廊里哭泣。哭泣着被伤残的命运，哭泣着不流血的伤口。然而哭泣又有什么用呢？这个坚强的女人，最终还是于1942年8月31日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自缢。

    一颗受伤的心，最终选择了死。林贤治先生对于她的死有一段论述：“假如，命运是一种选择，那么只要不是固守素性的偏执与孤傲，学会迎合时势，哪怕廿居平庸，她的一生也许不至于如此惨淡……当全体人民处于危难之中，她并不希图侥幸得救；这时，任何的个人荣耀，在她看来都是以肮脏换取的……生是美好的，如果允许重新选择，她定当一千次地选择生；但是，如果生而斫丧自己，生而远避同类，生而向权贵集团和世俗社会行乞，那么对她来说，死仍然是必要的……”我想想也是。

    7.死是一门艺术

    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是一个美丽聪慧的女诗人。她1932年生于美国，1963年2月11日在英国伦敦寓所吸煤气自杀。三十出头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她留给后世的几本薄薄诗集，至今仍然引起人们的赞赏。她的诗醉心于在自我与客观世间的关系中发掘混乱，几乎把自白诗那种悲剧式的自我揭露推到了极端。她的某些诗，使人感到像梦魇中的喊叫。在她眼中，自我和世界靠痛苦而结合。

    普拉斯的父亲是归化美国的波兰裔德国人。普拉斯于1956年，从美国来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成熟稳健的纳德休斯。纳德休斯当年36岁，有着皇家空军以及写诗的浪漫经历。普拉斯一见倾情，大学毕业后即嫁给了他。他们定居英国第凤，生有一女一子。1960年普拉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巨大的雕像》，反应不大。其实诗集中有不少好诗，比如《穿黑衣的人》、《浮雕》等。

    普拉斯刚结婚那年是快乐的。她在诗中倾诉道我们吻着直至吻出血来。”然而这种狂热的爱情没能持续多久。当年英国最负盛名的诗人纳德休斯，在60年代初另有了新欢，使普拉斯陷入极度的精神痛苦中。她简直无法承受自己用生命爱着的这个男人对她的背弃。1962年冬天，在绝望与痛苦中，她单独带着两个孩子寓居伦敦。次年初春，她选择了死亡。

    “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普拉斯用行动将这一句诗付诸实践。这个将爱情、性爱、死亡、艺术、自然等人类永恒的话题，通过诗这一特殊形式，将梦游、幻觉、艺术与疯狂推向了极端的女人，对爱情无法拿得起放得下，无法使自己心爱的丈夫不去爱另一个叫阿西娅，维威尔的女人。女人总是为爱而生。她们一旦坠入情网很难自拔。而男人的爱，往往转瞬即逝。男人占有了现有的女人，往往更希望下一个。如果固守一个，他们心里不甘心。因此男人的爱，很像火焰升腾，很快化为灰疼。

    我常为普拉斯为这个背弃她的男人而自杀感到遗憾。一个诗人可以为崇高的事业、为疾病自杀，却不可以为爱情自杀。在这世界，如果你把目光放远一些，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诗人来说唯一过不去的坎，恐怕就是自己的生命不能创造艺术了，因而选择了神圣的死。

    普拉斯死后第六年，纳德休斯的第二任妻子阿西娅竟以普拉斯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纳德休斯肯定是杀害妻子们的凶手。他的那套在精神上折磨女人的本领，足够置一个坠入情网的女人于死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男人，到晚年还出版一本与普拉斯有关的诗集《生日信札》，居然还获得了英国奖额最高的福沃德诗歌奖！这真是一个罂粟般可怕的荣誉。

    普拉斯已去世40周年，在这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读着普拉斯的诗歌：“大门雕着星星和月亮！木色像剥皮補子，旁边青铜的蛇躺在阳光中……”

    8.俄罗斯诗坛上的月亮

    俄罗斯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年出生于敖德萨，刚满周岁时就搬到彼得堡近郊皇村（今普希金城）居住。她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工程师，母亲则出身贵族受过上流社会的传统教育。她外貌高贵而美丽，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高，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似的灰蓝眼睛，身材苗条而轻盈。画家阿麦迪奥·莫迪利阿尼曾给她画过16幅肖像，如今仅存一幅素描。阿赫玛托娃是幸运的，在莫迪利阿尼开创先例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无数的艺术家为她作画、塑像和摄影。而那些献给她的诗，加起来会超过她自己的作品。

    阿赫玛托娃191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1914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念珠》。这两本诗集的出版，是当时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被认为是诗坛上升起了一颗明星。于是她沉溺在艺术之宫，对十月革命起初并不十分理解，经过一段迷误之后才走莫斯科红场寻找阿赫玛托娃上了革命道路。然而她即使在迷误的时候，也怀抱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感情越到后来越坚定，贯穿了她的一生。她在卫国战争时期写下《勇敢》、《胜利》等许多爱国主义诗篇。

    然而卫国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发布了一个特别决议，点名批判作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说阿赫玛托娃是与苏联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接着就有人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色情的、毒害的一堆破烂。阿赫玛托娃这个人是发狂的贵妇人、半修女、半荡妇。”于是就在这一年的9月4日，阿赫玛托娃与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从此他们不能发表一行文字，只好饿着肚子等待恩典，准许他俩从事翻译。

    阿赫玛托娃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个丈夫分居后离婚，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接着她因古米麼夫被镇压而受到牵连、歧视，内心伤痛又悲哀。更悲哀的是她第三个丈夫死于狱中，儿子两次被关进集中营，她绝望地前后奔走了18年。而这18年中，是她人生最深刻、最沉重的悲剧时期，她本该可以像年轻时把爱情的幻灭与悲伤抒写得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的，可她却反倒不能表达、不能倾诉、不能长歌当哭了。

    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非每个人都有，至少不是毎个人始终都有。”他还说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窒息着我们。”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阿赫玛托娃在窒息的年代里，正如音乐大师说的那样，一直在哭。不但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人看见地哭，而且以她天才诗人奔放的感情痛快淋漓地哭。

    阿赫玛托娃悲怆的哭泣，最终化为了诗。1935至1940年，她在哭泣中诞生了《安魂曲》，遗憾的是《安魂曲》直到她逝世21年后的1987年才得以问世，并轰动了世界诗坛。它被称为本世纪最优秀的诗篇之一，而阿赫玛托娃则获得了哀泣的缪斯·布罗茨基语的称号。

    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把阿赫玛托娃与普希金相提并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事实也是如此。一生多灾多难的阿赫玛托娃，身后声誉日隆，被称为连接19世纪古典诗歌和20世纪现代诗歌的“桥梁”，成为全世界诗歌爱好者最崇敬的诗人之一。

    9.她消失在大海之中

    萨福的天空像诗一般迷人。她永远年轻如少女般的心，使她最后纵身一跳投入海中，成为一首永恒的诗。她是为情殉身的，为着那个海员，她果敢地踏上了追赶年轻水手的路途。这一年她55岁，本该作祖母的她，拒绝自己的年龄，不认为自己已入肃杀之秋。她内心的爱依然生机勃勃，爱之火焰使她认为她的青春正红红火火。因此，我觉得她不仅仅是诗人，更是一个永远的情人。

    说实在的，55岁的年龄算得了什么呢？爱是没有年轮的。萨福心里从没想过自己要像普通55岁年龄的女人那样，戴老花眼镜、闲居家室、含饴弄孙、栽草莳花。她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个良家妇女的老妪形象。她甚至不是妻子、母亲和祖母，她是永恒的情人。只有情人这一角色，才能激活她全身的细胞。她在一首《给所爱》的诗中写道他就像天神一样快乐逍遥他能够一双眼睛盯着你瞧他能够坐着听你絮语叨叨好比音乐听见你笑声，我的心」[就会跳！跳动得就像恐怖在心里滋扰只要看你一眼，我立刻失掉言语的能力……”萨福是敢爱敢恨的。她很自信。她不相信她追赶又等待的男人会对她不爱。她爱他。爱他饱满结实的肌肉、魅力无穷的眼神、粗重而年轻富有朝气的呼吸。她为他而沉醉。她呼吸着他的呼吸。她躺在阳光下的海滩上，久久不愿醒来。她相信他不会走，然而当她醒来时发现他还是走了。于是萨福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终成泡沫。

    年轻的水手那颗小小的心，无法盛下萨福丰富而强烈的女人的爱。他胆怯、退缩、逃逸得无影无踪，仿佛萨福的强大会把他吞没了似的，他感到惶恐不安。这是他没有福气。没有诗性的男人，注定承受不起女诗人情感喷发的震撼。所以他只该在他的那个层次，守着一个平常的居家女子，过一种小家庭生活。他没有能力去创造生活的辉煌，他只感到萨福对他的压力和难堪，因而一去不回。

    萨福的耐心等待终于变成了绝望，她再也经受不起思念的折磨。她望着爱琴海深邃无比的魅力，觉得这是她最佳的归宿之地。于是她飞扬起来纵身一跳，蓝色的海洋接纳了她。她狼起的一阵喧哗，是她生命最后的涌动和奔溅的激情。然而很快复归寂静。她消失在大海之中。

    10，诗人普希金

    俄国诗人普希金之死，让许多诗人的记忆留下伤口。与他同时代的莱蒙托夫在他的成名作《诗人之死》里愤怒地谴责道：“你们即使用你们所有的污黑的血，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普希金是我从小就热爱的诗人，他出身贵族，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他的死让茨维塔耶娃这样迟到的女诗人，也为之心痛不已。普希金是为尊严而牺牲的，他的肚子遭到致命的一击。

    每年的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的纪念日。这一天，彼得堡城市上空常常会飘着很大的雪，飘白了整座城市。而所有的书店，所有的大型商场、剧院门前及沿途的巷子里，到处都摆满了普希金的书以及有关普希金的纪念品。普希金是那样地在俄罗斯人民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故居，游人络绎不绝。

    应该说普希金的故居坐落在彼得堡的繁华市区，美丽的里波耶塔夫运河从普希金故居门前缓缓流过。周围有著名的复活教堂、基诺夫剧院、迷人的夏季公园。倘若你踩着碎石铺就的门廊往里走，小路显得幽深绵长，弯弯曲曲，路边有高大的橡树和针树，在寒冷的冬季，枝叶顶着雪花，依旧苍翠碧绿。

    普希金的故居早已没有家人居住，那几栋洋楼空闲着、静默着，却没有荒芜、衰败，它被政府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做了普希金博物馆，每周三向世人开放。

    普希金是幸运的。世界上许多文豪的故居，大都伴着岁月的流逝开始荒芜、颓败，渐渐变得无声无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人们观念的更新，那些艺术大师们的故居似乎对人们已不再重要。而普希金故居在开放的时间里，总是从早上起便有数以千计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他们之中有老年人、妇女、儿童，也有大学生。他们手捧鲜花，聚集在普希金雕像前。广播里一直播着普希金的诗，许多俄罗斯妇女们激动地随着音乐一起朗诵起来。

    音乐是一种忧伤的调子。它在房间里低低绮绕时，让你感觉到普希金仿佛从没离开过这所房子。那书架上整整齐齐摆着他喜欢的书，墙上挂有他的肖像画；卧室的窗帘微微摆动着，豪华的红木书柜摆满了四壁；写字台上的几本书已打开，仿佛能听到书页被轻轻翻动的声音。

    然而普希金走进了死亡，便是进入了不可挽留的、恐怖的、卞恒的丧失家园的状态。故居对他本人来说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被称为俄罗斯诗坛的太阳，而被称为月亮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一文中，详尽记述了曾苦苦寻找十二月党人埋葬地的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的想念，也就是对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死亡的思虑无休卜地折磨着普希金……普希金毫无疑问在以此痛苦谴责尼古拉一世……在《波尔塔瓦》草稿上画有绞刑架的上方，普希金写道：‘我也有可能像个侍从丑角？’他仿佛把自己也算作12月14日的牺牲者了。他觉得，涅瓦河之滨的无名墓，几乎就应该是他本人的坟墓……”所以普希金在被保皇党人丹特士及其背后的沙皇杀害之前，早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对什么也不畏惧，伤口和枪口算得了什么？因此他血淋淋的伤口，最终烙在俄罗斯诗人们的身上，让他们总是挺起胸膛去接受打击，去勇敢地面对苦难和超越—切。

    11.云雀在歌唱

    我在少女时期就喜欢诗人雪莱，并深深钦佩这位英国青年卓越的语言艺术才能。他时而高亢激越、时而甜美醉人，又时而缠绵悱恻的歌声，让我得到很大的启迪和欢乐。无论是奔放不羁的西风，边飞边唱的云雀，蓝天里的白云，紫罗兰的落花，抑或是一个诗人的早死，一曲动听的歌声，几乎任何题材都会在他神奇的笔下，被塑造成不拘一格的艺术珍品，让我们看到他的忧虑和希望，感受到他的思想和激情。

    雪莱1792年生于一个男爵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所富裕的田庄。他幼年生活在由广阔的树林和美丽花园包围着的一座白色建筑物中。家庭里的保守气氛、矫揉造作的绅士风度，使少年雪莱颇感厌恶。于是他在学校饶有兴趣地研读自然科学，以及柏拉图、休谟、狄德罗的哲学。1810年雪莱入牛津大学读书。这期间他一方面是一个勤奋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一年后他因著作并刊行《无神论的必然性》而遭校方开除。接着由于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分歧，他与他那富裕的家庭决裂。1812年他投身爱尔兰的泰“诗人雪莱民族解放运动，亲自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激情与热血使他写出了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

    然而在《麦布女王》里，他因抨击压迫和强权而触怒了统治者，使他不得不于1818年3月带着妻子玛丽和两个孩子永远离开英国，去意大利。他先后去了那不勒斯、罗马、莱杭、圣乔里安诺，一路颠簸，最终他在斯佩齐亚湾被暴雨、排空的巨浪应该说雪莱有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他的富于反叛与斗争的精神，使他舍弃了享受世俗所称道的人生乐趣；宁愿为了保住思想上的解放与自由，过着朝不虑夕的饥饿与颠沛的生活。在那个时代，雪莱无疑是个先驱者的形象。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体现在长诗《伊斯兰的反叛》中，更体现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中。因此雪莱执着的追求不仅区别于那些消极浪漫主义者，而且也区别于拜伦那样的积极浪漫主义者。雪莱和拜伦都是积极投身斗争、反对现实黑暗的勇士；但是当他们把目光投向明天，鲜明的差异便显现出来了：拜伦的目光多半是悲观而不免落寞，雪莱则总是充满信心地为未来呼号。所以面对英国之暗夜的雪莱，他的声音是明确而勇敢的。他总是以不竭的斗争精神给人民以鼓舞，并以充沛的热情呼唤人民“醒来”。

    雪莱是人民的儿子，也是大自然的儿子。放逐的生活，使他浪迹天涯；漂泊无定的日子，带给他痛苦却也给他以诗的灵感。他说：“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也是天空的养子，我往来于海洋、陆地的一切孔隙我变化，但是不死。”这的确就是雪莱自己的形象。他把一个充满诗意光辉的、然而又是不驯的反叛的心灵，寄托在美好而光明的自然之中。他为自己铸造了一尊永恒的铜像，他在这里获得了永生。

    1822年7月8日，雪莱在莱杭与诗人利·亨特会晤后，与威廉斯和一名年轻的水手乘“阿瑞尔”号返航回斯佩齐亚海湾上的勒瑞奇时遇难，同舟三人无一幸存。所幸的是，雪莱遗体被海浪冲到岸边。同年8月16日，雪莱遗体在海滩上火化，拜伦和利·亨特都来送别。他们默诵着雪莱的《致云雀》：

    向上，再向高处飞翔

    从地面你一跃而上

    像一片烈火的轻云

    掠过蔚蓝的天心

    永远歌唱着飞翔

    飞翔着歌唱

    ……

    12.走进叶芝的世界

    叶芝是爱尔兰著名的现代诗人，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直是我心中某种痛苦而高贵的诗性灵魂的象征，是我秘密的对话者和审判者。对于这位爱尔兰诗人，人们曾有多种说法，诸如“象征主义巨匠”、“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爱尔兰的灵魂”、“生与死的骑手”等等，这些并非溢美之辞，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能够从自己富有戏剧性的经历中挖掘最多素材的人，并且在抒情中充满了现代意识和感性。

    叶芝出生于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对于文学艺术抱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更喜欢将它们灌输给儿子。因此叶芝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常随家人去爱尔兰北部的斯莱哥乡间度假。当地迷人的风光、朴实又粗犷的民风，尤其是种种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在叶芝幼小的心灵上激起了阵阵火花。

    1887年，叶芝全家迁居伦敦。在那里他结识了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和摩利斯等人，受到他们风格的感染，加入了诗人倶乐部。1889年，他与美丽的女演员茅德·冈相遇。他在诗中写道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叶芝一生仿佛都在爱着这个美丽的女演员，她不仅美丽，还是19、20世纪之交爱尔兰争取民族自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在叶芝心中，自然增添了一轮特殊的光晕。他在一首诗中赞美她道：“有着朝圣者的灵魂。”“朝圣”指的就是她所从事的民族事业。然而茅德·冈一再拒绝了叶芝的求婚，1903年她嫁给了爱尔兰军官麦克布莱少校。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一次不幸的爱情并不意味着创作的不幸。痛苦出诗歌，叶芝在数十年的时光里，茅德·冈总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有时是激情的爱恋，有时是绝望的怨恨，更多的时候是爱和恨之间复杂的张力。叶芝摆脱不了她，并且在她的影响下参加了爱尔兰的政治斗争。

    1896年叶芝结识了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女友一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如果说茅德·冈给叶芝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激情，奥莉维亚·莎士比亚夫人给了叶芝生活的温柔和宁静，那么格雷戈里夫人则为叶芝成为一个大诗人创造了写作和生活的条件。格雷戈里夫人出身贵族，在爱尔兰西部拥有一座庄园。她发现叶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后，便请他到她的庄园里去度假，安心从事创作，并让他接触到贵族社交活动，扩大、丰富了他的生活圈子。此外，她还慷慨地给予叶芝经济援助，使叶芝不用像其他诗人那样靠卖文度日。1904年，叶芝、格雷戈里、沁孤等人一起创办了阿贝剧院，叶芝任经理，并为剧院写了很多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

    1912至1916年，尚未成名的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断断续续为叶芝工作。现代派当时正在西方诗坛渐渐崛起，庞德正是现代派的一个狂热鼓吹者。据一些批评家说，是庞德使叶芝的创作有了现代派倾向。1917年，已经61岁的叶芝还没有结婚，他开始追求茅德·冈的养女伊沙贝尔·冈，但依然遭到拒绝。翌年他娶了乔治·海德·利斯为妻。

    叶芝年轻时对三样东西很感兴趣，即：一种文学形式，一种哲学思想，一种民族信念。在他的头脑中常出现的一句话是：“把你的各种思想键炼成为和谐的整体。”因此，昨芝的一生体现了这样一个“锤炼、统一”的过程。他的诗歌精神是不死的，一直照亮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13.无言的心曲

    十多年前读法国19世纪诗人魏尔仑的诗，我最喜欢他1874年出版的第四本诗集《无言的心曲》。《无言的心曲》代表了魏尔仑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这时候他已彻底摆脱了巴纳斯派的影响，以一个成熟的象征派诗人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他的生活，这期间已经和正在失去一切：职业、家、妻子和孩子，因而在他这一本诗集中大多回旋着倦怠、凄切和感伤的调子，泪水像雨丝一样洒落在他心上，他祈求着宽恕一让我们成为孩子，两个很小的女孩子对一切只有惊奇，没有爱和怒悄悄走到纯洁的榆树下，面色苍白地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了宽恕魏尔仑生于1844年，死于1896年，52年的生命历程不长却也够丰富多彩的。他早年是一个爱文学胜过法律的法律学院学生，接着是必须奉命唯谨的巴黎市政厅小职员，和放荡不羁才华横溢的酒徒，再接着便是沉湎在幸福和华宴中的歌手和饱尝异国铁窗风味的囚徒。他一生都在渴望平静的生活，却最后在颓唐中贫病而死。死之前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被封为“诗人之王”的象征派大师。

    我曾把他的作品全部搜集起来读，发现他“既有温柔诚挚、高尚纯洁的感情，又有从玩世不恭的心灵中排泄出来的污泥浊水；既有如珠似玉富于艺术魅力的清词丽句，又有如糟似粕矫揉造作的陈辞滥调；既有如繁星皓月的诗的天才闪光，又有如枭叫狼嚎的人的绝望和悲鸣。”魏尔仑是一个集矛盾于一体的诗人，也是一个悲剧诗人。他的不幸在沉溺于社会的罪恶中不能自拔，起而反抗又缺乏意志力。所以，他便是一个被社会的罪恶毁灭了天才的诗人。

    1866到1884年，他先后出版了六本诗集，这是他创作前期的作品，而后他还出版了十部诗集。应该说他前期的作品精华多于糟粕，后期的作品则糟粕多于精华。1867年魏尔仑结识了诗人莫泰·德·弗乐维尔的女儿，美丽的玛蒂尔特·莫泰。他为她写了不少优美动人的诗篇，结集为《幸福之歌》，于1870年6月在他婚前两个月出版。这部集子里的诗歌，大多写得婉约温存、充满爱恋。

    然而新婚不久，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了的第二帝国政府垮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魏尔仑自愿参加了国民自卫军。1871年3月，巴黎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魏尔仑担任了公社新闻处主任。五月流血周后，他避居外地，8月返回巴黎，但失去了公职。后来他与青年诗人兰波同住伦敦，旅居布鲁塞尔。因失意而酗酒的他，又因兰波的介入，导致他和妻子玛蒂尔特感情破裂，最后离婚。

    1873年2月魏尔仑在布鲁塞尔醉酒后，开枪击伤了兰波的手腕，被判处两年监禁。从此在蒙斯的牢房里，他版依了天主教。《无言的心曲》大部分在狱中写成，狱中的他由于没有一家巴黎出版商愿意出版这部作品，他便让友人爱德蒙·勒佩蒂叶出钱印刷。

    出狱后，魏尔仑希望玛蒂尔特的宽恕，重归与好，但玛蒂尔特却断然拒绝了。于是诗人写道那么，这些叹息还有什么用你不爱我，一切就这样结束广因为男人应该独自承担他的伤痛！我将平静地淡然地忍受苦楚。”魏尔仑是不幸的，但我们能从他黯淡和愁苦中看到优美的诗篇。他的诗就像散在无穷无尽的平原上的孤寂花朵，它们带着向往唱着忧伤的歌。

    1897年元月，为了纪念魏尔仑逝世一周年，马拉美写了《墓碑》一诗，这是马拉美写得最朦胧的十四行诗之一。马拉美把人和诗人区别开来，并企图用诗为这个流浪者立一块墓碑。因此魏尔仑作为一个诗人，比他作为一个放浪形骸的流浪汉活得更长久。

    14.流浪者之夜歌

    歌德故居歌德是德国大诗人，也是世界大诗人之一。他活到83岁，一生中从事写诗的时间有六七十年之久，所以他的诗作极为丰富。那些丰富的诗作常常来源于他热恋的情人们身上。比如《诗歌集》是他早期的一部诗集，也就是他莱比锡时代的诗歌。那时他跟某个饭店老板的女儿凯卿·辛科普恋爱，他为她写了不少诗歌。那些诗歌，深受当时流行的安那克瑞翁诗体的影响。

    接下来歌德去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又跟塞森海姆乡村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凯·布里翁相爱，他为她写了《欢会和别离》、《五月之歌》等。歌德一生都在恋爱，在魏玛参政那些年，他爱上了斯坦因夫人，为他写了《无休止的爱》、《对月》，以及1783年9月1日，在伊尔美瑙的吉息尔汗山顶小屋上题壁《流浪者之夜歌》。那些都是歌德抒情诗中的珠玉名篇。

    歌德于1786至1788年在意大利旅游，古罗马艺术对他有强烈的魅力，也引起他对于古罗马诗人的兴趣。1788年6月歌德回魏玛后，认识了制花女工克里斯蒂阿涅，随即爱上了她并把她娶回了家。这期间歌德对古罗马诗人的爱情抒情诗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根据自己在罗马的生活体验和对克里斯蒂阿涅的爱情写成了《罗马悲歌》。

    爱情是歌德诗歌创作的源泉，1790年3月歌德作了第二次意大利之旅。这一次的意大利之旅，本来准备在威尼斯等候魏玛皇太后安娜·阿玛莉，并陪同她一起回国，但皇太后没有如期到达，歌德只得在威尼斯单独停留，一直待到这年的5月6日。

    歌德74岁那年爱上了19岁的伍尔里凯小姐，他为此写了最有名的《悲歌》。

    斯蒂芬·茨威格曾以这首诗为基础，为歌德和伍尔里凯的一段佳话，写出一篇传记体的短篇《马里恩巴德悲歌》。所以有称歌德的这首诗为：老年歌德的天鹅之歌。

    1831年8月底，歌德完成了诗剧《浮士德》，82岁的生日快要到了，那一天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乘着马车前往伊尔美瑙的吉息尔汗群山去看望很久以前曾居住过的一栋山顶木屋。其实他不是真正去看木屋，而是看早年题在木壁上的一首诗。那首诗就是他近半个世纪前写的《流浪者之夜歌》（梁宗岱译）：

    一切的峰顶沉静，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无声。

    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

    重读旧作，歌德思绪万千，不禁泪流满面。是的，“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这世界“一切的峰顶”便是安静，安静之后便可以安然地向世界告别了。所以歌德当时的心境决不是出于感伤而潸然泪下，而是对如梦的人生有一种彻底的醒悟；那醒悟使他全身颤栗。因为他正在一天天走近死亡，面对死亡他已经可以无憾了。

    15，遥远的声音

    那个秋日的黄昏，楼下街心公园来了几个流浪艺人。他们的乐器中有胡琴、埙、风笛，还有一个我叫不出名儿的乐器。在我的印象中胡琴总是与盲人连在一起的，它常常被盲人拉得哀伤又凄凉。最最有名的就是瞎子阿炳拉的《二泉印月》，那如泣如诉的悲切，仿佛可以看见人们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因此我从小就害怕听胡琴的声音，害怕那一种悲凉深深地播进我的心灵。

    其实，胡琴没有什么不好。它是一种乐器，可以给人带来艺术享受，可以在舞台上贏得观众的笑声和掌声。然而，近些年胡琴在乐器商店比之钢琴、小提琴、长管号之类的东西要冷落得多。现在的青年人谁会去买一把胡琴来拉呢？即便要拉也要拉小提琴。胡琴这种遥远的声音，似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可是最近到北京逛街，到处可以看到卖胡琴的、拉胡琴的。

    那些年轻盲人、老年盲人在地铁口三三两两地拉着胡琴，搪瓷缸子里就有了别人施舍的钱币。于是，那场景就像胡琴拉得悲凄断肠一样，把你带到悲怆的境界里去。

    当然，这几个流浪艺人与盲人不一样。他们拉完二胡，又开始吹一种叫做埙的东西。这种东西看上去形似小茶壶，不过无壶嘴，是古时土烧的一种乐器，有孔，像吹笛那样吹。我曾经听见过。它古朴的声音在静夜里飘，有一种比胡琴更哀婉悲凉、如泣如诉的味道。我喜欢独自默默地享、气受它哀乐般伤痛绝望的旋律，还有忍不住要流下泪来的感觉。所以埙、哀乐和流泪形成的一种氛围使我一下想到，在大船铁达尼号背景音乐里听到的爱尔兰风笛。风笛悠远，埙声低沉，但二者仍很相似一忧郁而感伤，美得令人心痛。

    流浪艺人最后演奏的一种乐器，仿佛来自印第安部落。透过它的声音，好像可以感觉到远古荒原上，那树叶草蔓间的绿意和虫鸣，还有星星在树梢眨眼。这种声音像穿越漫长的时空走廊，来到我们的耳畔叫人难以忘记。于是我静静地站着，怀念并且感动。我很想与流浪艺人说些什么，但是没有。因为胡琴、埙、风笛，还有那种我叫不出名儿的乐器，给我的感受已经足够。

    如今半年过去了，这几个流浪艺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家楼下的街心公园。但他们远去了的音乐，常常把我的梦惊醒。我时而在胡琴悲怆的意境里，时而在埙声绝望的旋律中，那感觉便是—种不可抗拒的艺术力量。我喜欢这种力量。音乐与世界、音乐与人性的奥秘，也许就在如水一样的流程中，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使那遥远的声音不再遥远。

    16.《广陵散》

    我从没有听过《广陵散》，《广陵散》是几百年前嵇康在刑场上的绝唱。然而我弹古琴的朋友，竟然有一张《广陵散》的唱片。这已绝迹了的古调，如何又在今人的指尖下复生？我不相信那就是稲康的《广陵散》。但那回肠荡气的古琴曲，照样清风袭人，照样有着铿锵的英雄气概。

    我知道嵇康是被司马昭杀头的。司马昭不理那么多请愿的知识分子。他的决定使他后悔不及。因为他没想到一个赴死的人，面对死亡会那么沉着冷静地将一首复杂的叙事曲弹完。

    刑场上是冰冷的，但嵇康的胸脯里却装着清风、流云。他心中一片光明，脸上无限祥和。他的眼前，仿佛有满池睡莲在悄悄开放。他眯着眼睛什么也不想，只想那首《广陵散》。于是，悠扬的琴声在刑场响起。松涛、月色、水光扑面而来。什么是凶恶？什么是狰狩？什么是死亡？稲康用金属的撞击声做着回答。那是慑人魂魄的声音。那声音将他的身形幻化成一团光芒。

    我从没有听过《广陵散》。但我想，《广陵散》一定是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音乐。当稲康变成一首《广陵散》的时候，他的生命已走向了极致，伸展到了无限，达到了最纯净的形式。我想是《广陵散》使嵇康变成了永恒。这就是人格与音乐的力量。这力量使人们在多少个春秋，为嵇康而悲，为嵇康而惜，甚至为稲康抛洒热泪。但谁能证明稲康在人生终结时，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生命极至？

    我曾听过古琴独奏的《梅花三弄》、《阳关三叠》、《平沙落雁》、《渔樵问答》、《流水》等名曲。我在这些古琴曲目里想象着稲康的《广陵散》。《广陵散》是对生命最高存在的一种证明，向死而生。死在嵇康那里犹如音乐，犹如盛开的鲜花，犹如翱翔的仙鸟。嵇康是真正具有把死与生融为一体的本领的。在死的时刻，他已意识到生的大门已向他庄严敞开，从而创造出了激扬、辉煌的崭新生命。

    嵇康是智者。他的智慧在于把一个将赴死的人的心智，唤醒了无数生命沉沦的麻木。于是即便是死亡，他也肩负着正义的使命。所以换句话说，《广陵散》因为嵇康而成了盖世之音，绝世之响。

    现在我依然沉浸在书房里的古琴余韵中，耳畔仿佛响着《世说新语》中《广陵散绝》的故事。那故事不到百字，却写得惊心动魄：“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我想这个《广陵散绝》的故事，也许正是演绎许多个《广陵散》的来源吧！黄昏的小号当黄昏降临时分，整个庭院沉静得像无穷的浓雾在没有星月的天地弥漫。突然有一个声音从某户窗口飘出来，它像一把雪亮的利剑，挑破黄昏雾的包围，以刚劲的姿态在天地间挥舞。于是浓雾被划破了，一支小号在黄昏的天空中作着悠扬的倾诉。这倾诉创造出一种纯净的意境，让我的精神为之一震。

    那是一支海顿的《降E大调第一小号协奏曲》，它跌宕起落，低沉缓慢处的倾诉，惆怅又忧伤，仿佛像一个失恋的女子在黄昏中徘徊。然而这样的倾诉不会太久，小号的音色就变得透明而嘹亮。它像一根朴素的闪着金属光辉的针，一点点扎入我的肌肤、我的血液，直至我如潮澎湃的内心深处。这是一种给人快慰、给人激情的疼痛。这疼痛直入人心。

    我认识那个吹小号的男子。他不吹小号的时候，通常喜欢在小号音乐会黄昏的时候听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和《自新大陆》。这些作品在黄昏时分听，心灵也许特别宁静。我想，如果音乐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那么黄昏便有着一种渲染天地的气势。它很容易让人在音乐中体味到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的矛盾和统一，并由此感悟到光明与生命的珍贵。

    吹小号的男子是一个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他随乐团去过许多国家演出。我在音乐厅里，也多次坐在观众席上看他神采飞扬地举着小号，把他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交响乐恢宏的激流之中。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被妻子抛弃的男人。他独身已经很多年了，但作为近邻我始终没看见他带女孩子回家。也许一个人的家是最好的家？一个人的世界也是最丰富的世界？

    我从没有与他交谈过，与他在楼道上碰面就是点一下头。不过我蛮佩他每天黄昏吹小号的精神。只要他在家，黄昏的时候我就能听到海顿的《降2大调第一小号协奏曲》。这时候我就会放下手中的笔，去厨房一边洗菜一边望着窗外浸染着音乐的黄昏。这时候一切虚无飘渺的东西，也仿佛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命果实。

    然而前不久，吹小号的这个男子意外车祸死亡了。他只活了37年。37年的生命是吹小号的生命。这也算死在舞台上了。如今在我的生活中，黄昏再也听不到那个男子吹奏海顿的小号协奏曲了。不过那曲调已久久地、很深地恪在我的心中。每到黄昏，我的耳畔自然地就会响起海顿的《降五大调第一小号协奏曲》。

    18.口琴与口哨的魅力

    如今能吹口琴与口哨的女孩肯定不多。但我很羡慕这两样都拿得起来的女子。我读初中时与我同桌的谢莉不仅能吹口琴，而且还能用口哨吹成一首首的歌曲。那时候的流行歌曲，她全能用口琴与口哨把它们吹出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卡秋莎》是她当年在一间关紧了门窗又放下了厚厚的落地窗帘，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屋里吹的歌。

    我向谢莉学口琴也学口哨。口琴美妙的音乐，像泉水一般亮丽清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的插曲。它优美的旋律、悦耳的琴声，像春天里飘扬的细雨，绵绵无尽地流进我的心田。我觉得此曲用口琴吹，比用钢琴弹更让我感到阳光般灿烂。贝多芬说音乐是心灵迸溅的火花。”那时候我对口琴的兴趣远远超过了钢琴。口琴让我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和希冀在琴声中飘荡。

    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那时候我在外祖母家里拥有一架美国大钢琴，却没有觉得乐器之王的钢琴对我有多少吸引力。相反，每天被外祖母绑在钢琴前弹琴，始终让我感到枯燥和痛苦。倒是口琴以它独特的形式，以它的灵巧轻便又亮丽清纯的音色让我爱不释手。我当年吹得最拿手的是一曲《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的意境全在我口琴的旋律之中。

    然而学会了吹口琴，却怎么也学不会吹口哨。

    口哨属于口技。它要让人胸腔里运气，让气在口腔里回流，从嘴里出来时就化成了声音。这时候吹口哨的人，整个肉体就是乐器了。如果口哨属于音乐，那么它就是最具有生命本色的音乐。

    那些日子我每天对着镜子，双唇微微撮起，唇缝如同横切开的杏核，稳住心神，运气。舌头在里面松松地翅起来，如乐器中的薄簧伸于唇缝之间，气流就从口腔两侧集汇到舌面上，经过牙齿的阻碍而收扰，再从舌尖出唇，虽然有声音吹出来，却不是音乐。于是，我重新开始再练，练了很多日子，仍然没有学会吹口哨。看来吹口哨并不是女孩子的专利，只有像谢莉这样特别的女孩子才能把口哨吹得清脆嘹亮。

    有一首朝鲜歌曲叫《吹口哨》：“每天晚上吹口哨，吹口哨，吹口哨，每当路过福顺家门口，心儿就嘭嘭跳……”歌曲里说的是一位小伙子，热烈地爱慕着同村的一位叫福顺的姑娘。于是情不自禁一次一次从她家门前走过，焦渴般希望和她见面，哪怕多看上几眼，然而小伙子又带着初恋的局促和紧张。这样，在每段之后的副歌，以口哨的形式吹出来，带着温馨的乡土气息与真纯之情，在朝鲜村庄潮润的夜晚响着，给人以质朴的诗意。

    我如今仍然迷恋吹口哨，尽管吹不出曲调，但那种发乎自身的口哨，却最容易表现我完全沉醉在创造之后的快乐里，那种快乐是真正的快乐。

    19.二丫的琵琶

    二丫是我小时候的邻居。那时候我被外袓母关在房间里，整天没完没了地弹枯燥的哈农钢琴练习曲时，二丫就很自觉地在她自己的闺房练习琵琶。二丫比我大12岁。后来她成了“老三届”，又因心脏病，没有插队农村当知青。长长的五年间，她都在家里待分配。那时候待分配是多么不容易。为此，二丫并没有荒废这五年的时光。

    我晚上不弹琴的时候，就能听见楼下二丫闺房里传出来的琵琶声。它像一泓清澈的泉水从幽深的峡谷中，沿着野草萋萋的山涧淙淙而下，像似雾非雾的月光缓缓飘过小街，飘进我的窗子。我总是侧耳倾听那缥缥缈渺的音乐，那凄婉的、亮丽的弦音，让我宁静极了。我情不自禁地背起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应该说，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琵琶的。那时，我每天都听二丫弹奏琵琶。后来，二丫的老师对我的点拨，我就渐渐地听出些门道来了。二丫的拨、挑、扫、单弦、双弦复弹、四弦同用，都运用自如。音质脆而亮。无论慷慨悲壮、缠绵哀怨，无论刀光剑影、战鼓齐鸣、春江水暖花影婆娑，她都弹得回肠荡气、高雅悠扬，让我听之入迷。

    然而不知什么时候，二丫的琵琶声没有了。原来她被分配进纺织厂，做纺织女工去了。接着，她又谈上了恋爱。我在墙门里，连她的人影都很难见到了。那阵子，由于她的琵琶声的消失，让我内心好一阵落寞。尽管，此时我在收录机里能听到一些琵琶演奏的东西，但却无法不使我怀念二丫弹奏的琵琶。那是她悠悠岁月里，弹奏得最为专注又最为闲散的琵琶。

    转眼我考上了大学。我们家也搬出了原来的住宅。那些旧邻居渐渐在我记忆里模糊。但二丫却是我埋藏在心底，一首永远清新的琵琶曲。我内心总是惦念二丫，有时梦里会看见二丫弹奏琵琶的倩影。

    后来又过去了很多年。有一天，我领着五岁的女儿在马路上巧遇二丫。二丫这时候已是琵琶演奏大师刘德海的门徒了，也已是从北京某所大学音乐教职上刚刚辞了职的自由艺术家。我惊讶她有如此之大的变化，更惊讶她那份热爱琵琶艺术并为之倾注了心血的精神。这很像我的脾气。我那年也是刚刚离开了公职，心里只想着文学、艺术，诗歌、小说，全然不管日后的日子。

    我们一拍即合，聊得很投缘。那天，她送我两张她将在东坡剧院演出的票。两天后，我带着女儿去看了她的演出。她的演奏技艺，比之从前我听到的可谓是炉火纯青了。然而，遗憾的是观众席上观众寥寥。琵琶已不是热门乐器。中国民族音乐被西洋音乐覆盖。小提琴、钢琴，才是琴童们为之天天苦练的乐器。这是琵琶艺术的悲哀，也是二丫的悲哀。然而，二丫要“不可为而为之”，一条道走到黑。这是“老三届”的精神。“老三届”经过动荡岁月，仿佛什么都看清、看透了。人生一知己足矣。这句话以我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人，还有陪伴和追随自己一生的热爱与事业。由此，我想到真正优秀的艺术都是小众性的艺术。而像二丫这样执著于艺术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因此，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甘苦和他们对艺术的痴情，确实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但真正的艺术家们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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