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汉武帝派遣商船队从合浦、徐闻等地起航，凭借海路通外邦各国。
此后，海舶贾客常往来于南洋和印度洋间，而频频的航海贸易让这条航道成了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
“寰行中国”第五程，我们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出发踏上“东路”，感受这条蕴聚千年海上文明的古代海道。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起源于南朝，至宋则空前繁荣，泉州这个古时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刺桐港，往时的荣耀而今在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找到见证。
“潮人自古重拼搏，凤城于今展宏图。”坐落在“海上丝绸之路”黄金航线上的汕头因海而立，因港而兴，而有着浓郁欧洲建筑样式的邮政局，则见证了汕头百年开埠的历史变迁。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湾陶瓷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至宋代则集各名窑之大成。走近南风古灶500年的柴烧龙窑，亲历佛山的制陶
泉州—北海：风起潮生，回看千年海上文明
冶炼文明。
“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阳江自古便是海上丝路转口港，踏上“海上敦煌”宋代沉船“南海1号”，海上丝路古文明的探寻之旅由是展开。
“市明珠、璧琉离、奇石异物。”早在西汉时期，北海合浦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观合浦汉墓的异域珍品，依然能从中窥见当年商贾云集，贸易繁荣的气象。北海自汉朝便是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枢纽，而深入老街，体内照旧流动着华夏灿烂文明的血液，眼前却也是东西方碰撞出的文化结晶。
沧溟八千里，今古畏波涛，回溯历史，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而后远抵南洋和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寰行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东方，其中埋藏的人文雅蕴和文化遗存背后又历经着轮回的兴衰。
“寰行中国”文化之旅踏上“东路”，古老的海上航路之门已被叩开……
17 泉州：谁毁了刺桐万国商
如果向前追溯，泉州人的人生是从海上开始的。
数百年间，日复一日，最先醒来的是这个城市的港口，他们是千里迢迢赶来还是风尘仆仆路过，这已经不再重要。我们只知道，沿海而生的人们，与这一片山水相遇的时候，就选择了留下，他们向海而生，繁衍、出海、迁徙、繁衍……周而复始。
所以，泉州人比多数中国人更会疑惑，我姓“蒲”、你姓“丁”，我们的先人从何而来？
现在，我们已无法清晰地勾勒出泉州舟通异域的细节，但是从街巷的一砖一石中，还是能领略岁月浩渺和海浩无穷的张力。
这座遍种刺桐树的港口，外来商贾、水手以“刺桐”相称，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家弦户诵。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3—1377）在泉州发现船多，他说：“余见港中大船百艘，小船无数。”
泉州人对这倒是习以为常。
宋代，泉州造出“桐油加钉子”的“福船”。这种船舶模仿阿拉伯尖底造型，而非中国传统平底沙船。后来，郑和下西洋所用舰船部分造自泉州。
泉州既是百越旧地，又聚十洲之人，所以唐代诗人说这里是“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作为远东大港的泉州，侨居有数以万计来自亚非欧各国的商人、传教士、使者和贵族，尤以波斯、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为最。宗教信仰普遍而繁杂，有尊神事鬼的原始宗教，也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在泉州传播。
古泉州是帝国的开放城市，“涨海声中万国商”式的景象，让人错觉一座城市会永远蒸蒸日上。我仿佛看见，阿拉伯人的商船运载着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远航外域。
漂洋过海而来的便是异国的香料、珠宝。
商品来了，宗教也来了
印度、阿拉伯输入的药物香料见于典籍。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药材收录。元和十年（815年），被贬官至广东连州的诗人刘禹锡曾撰写《赠眼医波罗门僧》诗：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刘禹锡希望从天竺来的婆罗门医僧能用“金篦术”，治好眼疾。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载一种来自波斯国的药物“补骨脂”，最初通过诃陵国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推广种植，果实入药，有补肾壮阳、补脾健胃之功能，并可治牛皮癣等皮肤病。
随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昔日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庙宇文物，甚至会出现在佛教的建筑里。
晋江万山峰苏内村有座草庵，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之一”，波斯人崇尚光明，摩尼教又称明教，明教的故事因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多了些亦正亦邪的神秘色彩。在开放的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摩尼教在中国获准公开传播。泉州的摩尼教是唐会昌年间（841—846）由呼禄法师从中原传入，“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呼禄法师属中亚摩尼教团，呼禄是僧职，其姓名已无考。据考证，呼禄就是呼卢唤，是古波斯语的音译，意为传教士。北山即泉州清源山。
大部分古泉州人的一生是往来的一生，他们涉海而来，望海而去，熟稔海性的泉州人甚至作为帝国的特使出使阿拉伯世界。一块元代奉使波斯使者的残存墓碑，讲述了一位奉使火鲁没思[17]的泉州使者生前经历。一位名叫“詹思丁”的阿拉伯人，与当地人通婚，让“丁”姓开枝散叶。
由于元末的泉州阿拉伯人与朝廷开战，泉州城破，伊斯兰教衰落。在今天的泉州，开元寺是福建最大的寺庙。当我来到开元寺，一道紫云屏将尘世与佛门就此离隔，门外是喧嚷的西街市井，退回门内就是素静古朴的“桑莲法界”。
蒲团、木鱼、念珠，晨钟、暮鼓、青灯……我们终于踱入大雄宝殿，殿前月台束腰赫然嵌砌着72方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这些源自印度教故事的雕刻融入佛教建筑。大雄宝殿后侧，则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的甘露戒坛。
寺内东有“镇国塔”，西有“仁寿塔”，东西双塔历经了700多年风雨侵袭岿然而立，金刚神将和罗汉高僧的人物浮雕，呈现着其乐也融融的西方极乐世界。
墓碑、垛石、庙宇的遗迹记录着刺桐城的繁华，述说着发生在这里的中西方文明对话。
还有沉船。
沉没的独桅帆船
1998年，印度尼西亚一位渔夫在苏门答腊东南勿里洞岛海域，潜水捕捞海参时发现了一堆陶器。随后，一家德国打捞公司闻讯而来，证实这是一艘沉没古船并命名为“黑石号”。打捞直至2001年结束，6万余件中国瓷器和金银器由此重见天日。2005年，新加坡一家公司筹资3000余万美元购得这批文物。
根据沉船出土的唐代“宝历二年（826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瓷碗、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罕见的唐代专贡皇室“江心镜”、唐代皇家大盈库所拨器具以及唐代长沙窑的50000余件瓷器等，确定沉船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虽然船上载满中国陶瓷，沉没于印尼，但专家推测这是一艘大食[18]商船。由于沉船没有被泥沙掩埋，船体已经腐烂，这艘船究竟是中国造的帆船，还是阿拉伯造的单桅三角帆船，一直没有定论。
大食与大唐（618—907）两大帝国，通过海路与陆路往来，而笨重易碎的瓷器，经不起车马劳顿，从窑口通江抵海，水路最便于运输。
“黑石号”沉船地点勿里洞岛，古称“麻逸洞”，唐代属于三佛齐国，公元904年“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为宁远将军”[19]。德国有学者认为，“蒲”为阿拉伯语ABU的略写，意为“父”。又有人认为，“蒲”为马来语的一种尊称，如“勋爵”“主人”“先生”。《宋史·大食传》所记载的大食贡使，大部分姓蒲。三佛齐国为唐朝以后南海大国，建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之占碑，开往大食的船只，一般在三佛齐国修船、补给，转运货物，“其国居人多蒲姓”。蒲姓三佛齐人是阿拉伯侨民或后裔，也有一部分当地人受阿拉伯文化影响而姓蒲。
在泉州，最著名的蒲姓历史人物是蒲寿庚。
五代至宋元，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侨民几乎控制了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其中最显赫的是蒲寿庚家族[20]。蒲寿庚本人不仅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还建言元世祖忽必烈对海神妈祖加封。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颜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俘获5岁的宋恭帝赵。宋恭帝长兄赵昰，由江万载家族自募的义军和殿前禁军护卫，与母亲杨淑妃及弟弟赵昺等皇族人员一起，出逃婺州。皇族成员在婺州遇陆秀夫带部分朝臣来投，再逃温州，接着在陈宜中和张世杰等朝臣的保护下，登船入海到达福州。
1276年6月14日，赵昰即位，改元景炎，时年只有7岁。文天祥和张世杰等拥立赵昰，“欲作都泉州”，为此特意升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想借助蒲寿庚的势力抗元。然而，早在元军攻克临安之前，伯颜就派使臣赴泉州招抚蒲寿庚、蒲寿晟兄弟。
泉州蒲姓到了抉择时刻，而这个抉择在百年间让蒲氏豪族生死存亡，忽然之间。
“尽杀”南宋宗子
北宋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府建立南宋小朝廷，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也徙迁京口（今镇江市）。因该地处于抗金前线，出于安全考虑，南宋建炎间（1127—1130），又迁至今浙江绍兴。朝廷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将宗室349人迁徙泉州，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随迁。
宗室日益繁衍，至庆元（1195—1200）中在院有1300余人，外居者达440余人，至绍定年间（1228—1233）则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到了宋末，宗室成员已达到3000多人。宋元鼎革之际，在泉州的南外宗子们，却被蒲寿庚杀害殆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
这是因为南宋孤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带着幼主抵达泉州，在这里的赵宋宗室子弟打算开城接应，但是蒲寿庚关闭城门不纳。于是，张世杰强征蒲寿庚的商船，“掠其舟并没其赀”，蒲寿庚将怒气撒在定居泉州的南宋宗子身上，“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次年，张世杰曾返回来围攻泉州城，但元兵赶来增援，宋军腹背受敌，三月围城不克，最后只好带着赵昰继续南逃。蒲寿庚因拒宋降元之功，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据《元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蒲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次年三月再升“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他的三个儿子都身居高位。
这让蒲寿庚的历史评价成了问题。蒲氏后人被朱元璋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蒲氏家族纷纷改姓。
对泉州人来说，对蒲寿庚的情感是复杂的，有人认为他参与灭宋，不忠不义；也有人认为他弃宋降元，延续了泉州港的地位，功大于过。
其实，这种为蒲寿庚辩护的观点立不住脚，如果为保护泉州，没必要在城内血腥屠杀，而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得益于奔走的阿拉伯人，而非世居中国的阿拉伯后裔。如果没有蒲寿庚，元主也会授意其他人来经营这座税收丰厚的城市。而蒲寿庚的降元，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地位和家族的自保，但他没有想到，家族裹挟进“色目之争”，再次重演与朝廷为敌的闹剧，这次兵败，家族成员多受酷刑而死。蒲寿庚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背弃宋庭宽厚对待穆斯林的作为，会遭到后世汉族帝王的仇恨。身后仅数十年，蒲寿庚家族或被剿杀或改作“黄”“卜”姓，并受唾弃编入贱籍。在元末，当地蒲家乃至许多西域人受无辜牵连招灭门之祸，蒲寿庚等族人更被掘坟戮尸，遍及泉州城内外的清真寺在战乱引起的宗教仇杀中悉数捣毁，仅存其一。
1277年，蒲寿庚主政福建广东市舶后，泉州市舶司恢复。次年，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交给了唆都和蒲寿庚。唆都不熟海路和南海风俗，出洋诏谕主要由蒲氏运筹。大元使团借助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和多个国家恢复通商，很快即有占城、马八儿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
由宋至元初，蒲寿庚家族在泉州有千艘商船，还依照波斯人的习惯，在晋江出海口建起“天风海云楼”和“一碧万顷亭”，可遥望海船出入。在泉州涂门街，蒲家拥有大量房宅，人称“半蒲街”；如今，在涂门街东鲁巷，已没几户蒲姓人家，仅立有一块刻有“蒲寿庚府第遗址”。泉州区域内的蒲姓，现已不足百人。
蒲寿庚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心经营，也逃脱不了身前热闹，身后灰灭的命运，这就是红顶商人的悲剧，远有蒲寿庚，近有胡雪岩。
我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看到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的珍贵石刻，看到了西域高昌国的居民千里迢迢来到泉州的记录，他们是唐、宋、元时期泉州的生老病死，是市井泉州的南来北往。
这只是古泉州的光环，今日的泉州早已没了当年的万国商旅，更没有了慕名而来的信徒。没有人会为泉州的历史让位惋惜，因为这样的命运，同样发生在扬州、安庆这样的水系城市身上。
18 汕头：血泪“侨批”
如果说泉州的往来是在大格局下的风云际会，那么汕头的往来则是小日子里的物力维艰。
在汕头，我第一次看到“侨批”，也仿佛走进了一座城市的悲情往事。
“批”，在福建方言或者潮汕话里就是“信”。“番批”“银信”，是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或家书。侨批由往返的“水客”和侨批馆递送，但随着出洋的人数增多，由民间专门办理侨批业务的侨批局迅速崛起。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局成立后，试图将侨批业纳入管辖范围，但侨胞“在外居留范围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壤之妇孺”，只好作罢。
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
有侨就有批，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故事。
我们的故事就从侨批开始，从批信开始。
“哀之父母生吾哺劳，生不能尽养，死不能尽哀，不能亲侍膝下，亲视含殓，子职有亏，罪孽深重。本想回家奔丧，皆因天涯远隔，况又身边如洗，两手空空。”这是吉隆坡华侨吴竞明1936年写给妻子的侨批。
1946年，泰国侨胞陈汉澄妻子即将分娩，但他只能在信中向妻子倾诉：“贤妻妆鉴，自别之后，无时或释。想愚今日远离乡井，亦为环境所迫，虽人在外，终朝都是为挂于家庭。想妻你将欲生产，家无亲爱偃互，为夫实在难过矣。”
1935年4月，泰国侨胞陈锦松生子，拟名“济民”“俊仁”“华民”“永强”等15个名字，请家人“将此数名评论，择一个最合意者写来吾知。”
这就是侨批里的生老病死，南洋的生活际遇。在大历史的叙事中，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子，因为侨批的出现，历史的细节清晰而黯淡，在侨批里永久地忧伤起来了。
写侨批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把曾经的故事带走了，我们在阅读侨批之后才明白，故事走远了以后，心底的情感天长地久。
立在汕头侨批文物馆二楼的橱窗前，我望着风干的墨迹和泛黄的纸张，想象着写信人，看着远去的水客背影，心潮难尽。因为我看到了泰国华侨杨捷的侨批，他寄国币5万元，信的备注栏里只写了一句话：“见信至切赎回吾女回家。”因为中国的战乱频仍，因为侨汇中断，家中侨眷不得不卖儿鬻女度日。
“见信至切赎回吾女回家。”父亲杨捷的赎女之心，十万火急，已经来不及写多余的话，我分明感受到了20世纪初年蔓延而来的忧伤和痛苦。
千里之外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内展出的，是中国民众的苦难生活的缩影。
侨批里，有远涉南洋的谋生之难。
泰国华侨吴子云1947年写给母亲：“瞿邦行情太苦，不能生活，日食难度，无银可寄，祈为知之。”
1952年，马来西亚华侨闺娴写给五婶：“现在椰干一落千丈，市情不景，各地自杀之人不鲜，世界的人都在受苦，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实在可怜。”
1964年，华侨陈廉中写给祖母：“遇有暇时，则自研谙簿记之借贷法则，以应实际之需，因此乃从商者需有之常识，亦商家切要之项，孙无不随时当心，以图上进。”
侨批里，也有千里之外的家事分忧。
1967年3月8日，泰国侨胞陈曙浩夫妇给儿子、儿媳的侨批：“叔婶居为长辈，应该尊敬，互相帮助，诸弟妹应互相友爱，和气相处为要，既往之事，言之无益，徒增恶感，何苦为之！但人生处世之身，应以宽大为怀，凡事达观，则精神愉快，虽苦也乐。”
泰国华侨陈鸿程写给摔伤的母亲：“慈亲大人尊前启者，今天由朱锦渠邮信内云及，母于上月底不幸跌伤，势颇严重，恕儿在外未能晨昏奉侍，实深遗憾。伤势如何，祈续示知，兹付港银伍佰元，为大人留身边零用。”
1931年，泰国华侨于辛写给妻子：“吾闻来人所说，阿述别事当无学习，会唱曲而已。如是学作个工夫，手艺或者文字、音乐皆而可学，倘若会精，希望日后可度生。”信中他还对儿子说，“你现行廿岁，全无学习一件，对人得住？吾在外闻之，赠（为）尔之耻矣。”
新加坡华侨林展开写给妻子：“和汝分别以后将近十载，时时念念。但吾自抵叻（叻是中国侨民对新加坡的称呼）之后，家情等负担并抚养二儿女皆是妹汝刻苦维持，完全妹汝受了千辛万苦，才有今日合家平安，为兄念之十分欢喜，甚是敬佩于汝也。”
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些侨批的“收信人”之上和结尾处都要加盖上“如意”“顺吉”“佳音”等吉祥印章。
侨批里，还有一部社会变迁的“史记”。
1937年9月，日军飞机多次到潮汕地区轰炸，侨批局批封上会印上一些抗日口号，“同胞们行动起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香港集大庄笔墨文具店制的信笺，在上面印上蔡廷锴戎装照，称赞他为“救国英雄”。
新加坡华侨陈集勋在给母亲的批信中说：“自中日战争之事发生后，叻地侨胞非常热心捐钱及捐衣外，另再抵制日货。又以叻地时常打死日本人，种种奇事，日日有之。”
抗美援朝时期的侨批，“记住八年血海深仇，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口号也是随处可见。
在潮汕，有多少座山河就有多少个故事，有多少条巷陌就有多少个传奇。
潮汕人带一块水布、揣一把自家田宅的泥土，乘坐“红头船”，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潮汕地区特有的“红头船”载着瓷器、纺织品，漂洋过海，换回当地最需的粮食以及木材、象犀、珠宝、药材时，也让潮汕人学会了经商。
这座隐藏在繁华岭南的小城，因通商口岸而声名远播，因侨批水客而交汇南洋，因潮汕商帮而名闻四海。走进这座古城，它的深邃、市井和岁月都遮挡不住。
站在中山纪念亭，环顾四际，欧陆风格的华洋建筑，仿巴洛克式的潮式骑楼，典藏着汕头埠精琢细雕的浓郁风情；海关钟楼、南生公司，刻录下南海滨皋繁荣的烙印，承载汕头百年历史的厚重底蕴，记载着一个个历经磨难而又斑斓动人的故事。
一座与海关钟楼隔街对望，毗邻汕头市老邮政局，辐射整个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见证了汕头开埠的历程，它就是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开埠初期，汕头外交趋频，墙帆云集，货栈成行，自然陈列的物品是开一时之先的舶来品。
一地繁华肇始，潮汕形成了中原移民、百越土著以及海外侨胞三种聚合后独有的文化形态。
19 佛山：殿堂的归殿堂，日常的归日常
殿堂的归殿堂，日常的归日常。
在没有成为陶之前，陶是一框框刚刚从田间挖出的泥土，它们身上没有高岭土的高贵，它的工艺，它的图案，透着民间的喜庆和憧憬。它们与皇亲国戚沾不上边，又得不到文人雅士的把玩，他们不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也不是雍正帝会屈尊亲手设计的艺术品。
它是陶。
我们要读出它们缤纷的图案，要读出匠人的岁月，要读出窑火里一颗颗炙热的心情。
这都是奢望。
工艺美术大家不会在没有玻化、易碎易裂的陶器上耗费艺术的生命，陶器老了。
东南亚人为什么喜欢陶缸
一件件陶器从倾斜的窑口里出来，没有激动人心的欢呼，仿佛这一件件小巧的玩具或硕大的摆件，与自己无关。
但，我们的日常却不得不去选择陶器，记得我幼时家中用的缸，有水缸、米缸、糠缸，更久远的还有酱油缸、酒缸，这些陶制什物喂养着数千年以降的中国人。
如今，生活告别了它们。
某日，我收到了佛山石湾陶瓷的订制纪念陶，打开一看大失所望，这是一件粗制滥造的陶，不是我期待中的技艺匠心的制品。如果不是上面有我手写的制陶日期，我甚至找不到珍藏它的理由。
这并不奇怪。
佛山石湾生产的陶器是外销陶。顺时而为，顺需而产，是千百年来石湾窑窑火经久不息的重要原因。同时，外销陶因其质量一般、价格低廉而占据出口船舶的绝大部分仓位。
在埃及法蒂玛王朝，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及其弟子，以宋瓷为模式研制出了低端青瓷、白瓷和元以后的青花瓷。其实，他们仿造出了低端陶。正宗的中国青花瓷是釉下彩，色彩在釉的下面，历经千年也不会褪色，而埃及的冒牌货胎质为陶，硬度远远低于中国瓷，釉又比中国产品厚，仿佛是一层玻璃覆盖在上面。
由于西亚、北非的这些仿制品价格便宜，中国的出口陶器告别了西岸。
虽然告别了，但故事还要继续。在600多年前，佛山已经是古代海上丝路重要的货源地，制造的陶瓷远销岭北和海外。石湾的龙凤缸，缸壁塑有龙凤浮雕，龙跃腾云，凤鸣不已，有一副生机勃勃的气象。
为什么东南亚人喜欢这种陶缸？因为当地气候潮湿闷热，衣物储存不易，用龙凤缸来储存珍贵的衣物，可以隔湿气。
这种陶器价格低廉，可以对比有价可查的唐代后期长沙窑，这座外销长沙窑口，生产介于“陶”和“瓷”之间的炻器，外销瓷壶高19厘米，标价“五文”。而浙江出土的越窑青瓷盘口壶，高47.9厘米，标价“一千文”。因此，价廉的长沙窑成为风靡一时的外销产品，在唐代黑石号沉船中出土的6万件瓷器中，长沙窑瓷器占据绝大部分。
在长沙窑同时代，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在更早的北宋定窑白瓷、景德镇青花瓷、龙泉窑……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帝都。
爱默生说，我们相逢时，好像素昧平生；我们分离时，好像从未分离——这就像瓷和陶一样，我们只在博物馆里与瓷素昧平生，却在市井里从未与陶分离。
南风古灶为什么种榕树
远古的华夏氏族以火为图腾，步入南风古灶，“南风三气火德星君”火神陶像甲胄鲜明，神仪肃穆。迎面而来的是一对依山而筑的古龙窑，已经窑火不绝五百年，被称为“陶瓷活化石”——南风古灶和高灶。
在石湾，我们看到临街的店铺满是各种陶制品，其中陶花生、陶鸡蛋颇为讨巧，令我等不禁反复把玩，不过，最知名则是“石湾公仔”，每件作品充满着浑厚、粗犷、质朴、率真的民间气息。
南风古灶沿用古龙窑来制陶，烧制时脚踏草鞋，手持捏布。窑两侧的树木并非随意种植，而是运用风水之说，种下水火相济、五行相生的遒劲古榕。
“石湾瓦，甲天下，旁及海外之国”。在唐之前，中国的陶器很少出口到天竺，因为天竺的湿婆教徒吃饭不用餐具，在地上铺上芭蕉叶，饭放其上，用手抓食。随着伊斯兰教传入天竺，天竺人才改变了生活习俗，吃饭时使用桌子，在桌上摆放盛食的陶瓷器皿。因此，宋代以后，从海路销往印度的瓷器大大增多。
宋朝沉船也随之多了起来。
1987年，广州打捞局和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搜寻东印度公司沉船时，却意外打捞出一条宋代鎏金腰带，唤醒了沉睡800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1号”。
20 阳江：“南海1号”与妈祖信仰
沿着岁月的走向顺流而下，我像一个目不识丁的少年，纵然是折尽了路旁的杨柳，也难以将这一路的山高水长弹唱，纵然阅尽了门上的楹联，也难以将这一路的仙风道骨顿悟。
即便摘录下前人留下的所有片言只语，也难以走进他们记忆中的样子，更无法记录下这沿途的故事传奇。
传奇永续，故事仍在不断上演。
面朝大海，我登上了云雾飘荡的海陵岛，如临广寒，神秘气氛。走进广东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间便是保存着“南海1号”的“水晶宫”，历经数年保护修复，沉船表面的海沙、淤泥、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理，货舱内罐瓶以大套小，碗碟密密层层。
在沉船旁行走，我们并不想看见玻璃遮挡里的“风景”，我们想看一部有关南宋的旧书，只可惜，人已去，书已残。
“南海1号”残存的陶瓷中不乏珍品，宋代的帔坠、巾环、金钏依然闪耀；婴戏石榴纹瓷碗清澈如水，婴孩跃于石榴子纹案上；六棱瓷执壶花形工整硬朗，带有西亚国家银器的造型风格……可惜，岁月原本可以在杯盏交错中悠悠荡去，这数万件的瓷器却沉没海底。在这里，时间沉寂了，一场可能的超载沉没事件，让南宋静止了。
在这艘船舶航行的南宋时代里，“航海保护神”妈祖信仰已经流行上百年，妈祖并没能保护那些贪婪的远洋商船。
沉没了！沉没了！我仿佛看到了妈祖庙随后升起的香烟袅袅。
妈祖，妈祖
福建莆田，普通林家。
这是公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没有啼哭吵闹，只是张大眼睛，默默打量着周遭的世界，“林默”出生了。
当林默的父母在襁褓中抱起这个女孩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她给这个世间带来了暗夜中的光芒。她七八岁时才开口能言，十几岁时父亲、兄长出海打鱼，时过午后，天气突变，在家织布的林默担忧，默默祈祷，恍惚之间，思绪来到了海上，海面狂风恶浪，涛声震天，小船于浪里若隐若现，一个浪头压下，船上两人被打翻落水，林默近身观看，原来正是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于是赶忙伸出双手抓住父亲，用牙齿咬住哥哥的衣角，奋力游向岸边。
这时的母亲见到林默神色异样，以为女儿生病，赶忙呼唤，林默下意识答应母亲，松开了哥哥的衣角。林默从冥想中醒来，意识到松了衣角，哥哥性命难保，痛哭不已。
父亲生还了。他说：本来有神灵搭救，两人快到岸边，儿子在中途突然不见了，自己被一股神力抛向岸边，侥幸生还。
这个冥想和生还的故事，迅速在村子里传开了，人们不断传说：在海上危急之际，一位红衣少女飘然而至，轻舒长袖，风浪顿时停息。大家望空叩拜，红衣女神又化为彩霞，飘然而去。
人们说，这个红衣少女就是林默，终生未嫁的林默。
不幸的是，林默早亡，去世时只有28岁。在早期的记载里，林默是女巫，“为巫，能言人祸福”“平生不厌混巫媪”。两宋时期称“夫人”“妃”，元明时期称为“天妃”，清代称“天后”。在民间，“妈祖”之名来自福建方言，“娘娘”“姑妈”“娘妈”等称呼，让女神离人们很亲近。
天下变怪，莫过于大海。女巫能成神封圣，不足为奇。《闽书》统计了唐宋时期闽越地区的263位神明，其中起源于道、巫身份的多达61位。
林默在宋代就是朝廷承认的神祇。宣和五年（1123年），宋徽宗赐林默“顺济”庙额；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封林默为“灵惠夫人”，宋光宗则加封“灵惠妃”，宋理宗封“显济妃”……赐庙额、升夫人、封为妃，已经在有宋一代登峰造极。按照宋制，皇天后土，天皇地后，而海不能超越礼制，最高只能称妃。
元明清三代，妈祖信仰继续在后世帝王那里获得钦封，封号由“天妃”“圣妃”，直至“海神天后”[21]。妈祖信仰就这样不断孵化，从庙堂之高到下里巴人，都顶礼膜拜。
除了明代的冷落甚至拆庙，妈祖一直受到朝野的赞扬与供奉。林默第一次走上神坛，这要感谢宋徽宗。
生而为巫
宋徽宗宣和五年，路允迪出使高丽遭遇了一场离奇的幸存事件。
他在航行途中，风浪骤起，船只失控，相互绞缠撞击，7条船只相继沉没，所乘大船已经危在旦夕。突然，半空中红霞闪亮，一位女神飘然而至，轻舒长袖，款款作舞，狂涛顿时停息。
人们惊魂稍定，感谢活着，感谢冥冥之中让自己活着的神明。路允迪询问这是哪路神仙。随员禀告说，她就是湄州岛的巫女林默。
遇到仙人，这样的大事不能不禀报朝廷。
宋徽宗赐“顺济”庙额，林默声震朝野，在家乡众多神明中脱颖而出。
其实，封神不需要理由，宋徽宗就是一个喜欢造神的皇帝，自封道君皇帝。想当年，与宋徽宗往来密切的“大师”就有张虚白、王老志、林灵素、刘混康、王志铖、温太保。他多次主持规模盛大的请神法会，动辄上千名道士参加。
那是个疯狂的造神年代，后世众多神明风光一时，或多或少与宋徽宗有关。
偏爱耕作繁忙景象的朝廷，抬起头看见了海洋，这发生在宋室南迁后，海上贸易成为朝廷的主要社稷。
原本以海神闻名的林默，到了南宋后期开始保家卫国：金兵南下进犯，士兵们随身携带林默香火神符迎击，两军交战，林默现身云间，挥舞军旗，一举解围。
从海上的定海神针到沙场点兵，林默的身影不仅出现在惊涛骇浪之间，也混迹于金戈铁马之中，因海而长生的林默，越来越让人们笃信法力无边，她也一路由夫人提升至天后。
元天历二年（1329年），天津妈祖庙，一支身负皇命的进香队伍开始了万里之旅。元天子近臣出任“天使”，途经淮安、苏州、杭州、绍兴、温州、福州、湄州，直至泉州，沿途拜谒15座妈祖庙，呈献元帝祭文。
如此劳师祭海，是因为天历二年海上运粮船队事故频发，运输损耗相当于前5年之和。此后20多年间，如此高规格的祭祀持续了5次。从庙堂到朝堂，海神林默已经无可替代。
妈祖信仰在明代迎来了盛极而衰的轮回。朱元璋认为帝国的根本在于农业，下令“寸板不许下海”，实施海禁政策[22]。林默的庙宇被拆除，神像被捣毁。妈祖信仰第一次遭遇危机，有明一代276年之久，官方封赐只有两次，分别在洪武五年（1372年），和永乐七年（1409年）。
不过，妈祖信仰，并未因此消亡。
朴素的信仰
明代以来，道教和佛教开始介入林默信仰。明代中期，《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首次将林默引入道教神话体系。而观音在中国民间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林默进入观音神话体系，其形象开始与观音菩萨相近。这让走上神坛的妈祖，重回民间，朴素的济世情怀，与懦弱百姓的朴素信仰合流。
在东南亚，人们往往将妈祖与观音菩萨一起供奉，而妈祖的陪神千里眼和万里耳，明显是依据佛教“天眼通”和“天耳通”作为雕塑依据。
海神妈祖信仰传入内地，也与内地的神明融合。在一些妈祖庙里，配神有水仙尊王，他们是李白、大禹、屈原、伍子胥、王勃五位。传说李白溺于长江采石矶，成为江神；屈原投汨罗江是著名的江神；大禹治水是水神；王勃则在南海落水而亡；伍子胥因夫差抛于钱塘江，此五人都与水有关。
妈祖信仰也远涉南洋、西洋。明清海禁政策，让海外侨民成了有家难回的弃民，而妈祖让他们的心中故国不远，让他们找到了精神的故乡。
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妈祖信徒，“庙食遍天下”，在天津、上海、南京以及山东、辽宁沿海都有天后宫或妈祖庙。台湾的妈祖庙会热闹非凡，环岛大游行是重头节目。1987年的妈祖千年祭，台湾北港朝天宫举行环岛巡游，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途径144座城镇，与500多座妈祖庙交接香火。
在妈祖庙里，妈祖不会孤独。
行船的男人会制作一只一模一样的船模型供奉在妈祖庙里。女人会祈求妈祖保佑男人平安归来。她们梳起象征船帆的发髻——“妈祖髻”，每逢初一、十五，在妈祖庙烧香上供，通过筶杯——妈祖同天界通话的法器，求神问卜。
在沿海地带，如果婚后未能生育，要去妈祖神前去烧香祈祷，台湾称“讨妈花”，大陆叫“抢金银花”，求男孩抢银花，求女孩抢红花；在北方，则直接到庙里去拴娃娃，求天后娘娘送子。
这样的跪拜祈愿，从宋初一直延续千年，作为纯粹的民间信仰抚慰人们的日常生活。妈祖创造了本土神仙的奇迹。她在男神的世界里克服了那个时代的弱点：集权主义、海禁锁国和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成了大海的主神！
当翩翩而降的妈祖重返人间，当美丽凄婉的神话和动人扼腕的传说与乡村的土壤靠近，辛劳和苦难，泪水和屈辱，就在那虔诚的瞬间，羽化成未来的幸福。
因为，相对于充斥邪恶和仇恨的人间，大海是没有罪过的。
21 北海：合浦，地下的汉朝
一股鱼腥味，时浓时淡，北海到了。
行至北海处，我明白即将离开这丝绸之路，便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在这座城市多踟蹰了几日。已是10月中旬，虽已届深秋，但北海还是有点燥热。
入住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是北海的地标，也占领了一方海岸线，推窗远眺，虽然船帆点点，机器偶有轰鸣，但是夕阳之下的海岸线，给人一种渔歌唱晚的意境。近处，海水卷积着枯枝碎叶、生活垃圾，污染着岸边的海水，也污染了我们摄下的美丽海景。
不远处，就是北海老街。虽说是老街，可能是位置老，两三层的砖石水泥建筑，和数十年的风雨侵蚀，露出了一副沧桑的样子。
这里，不光有银滩、椰林，也曾是令人厌恶的传销组织盘踞地。
这就是北海，一个对海洋没有巨大关切的城市。或许它的未来命运，在1965年6月从广东划归广西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这不是历史上的北海命运，翻开北海的历史，合浦的地下，汉墓的宝藏，让一个遥远的边陲之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纳入到帝国体系。
一盏锈迹斑斑的铜灯，状如一只折颈回望的凤凰，灯座置于凤背上，燃烧产生的烟气吸进凤嘴，通过中空的凤脖导入盛水的凤肚过滤。
这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汉墓出土的文物——铜凤灯。以“珠还合浦”闻名的合浦县，自汉元鼎六年（111年）设郡，县城所在的廉州镇一直是历代郡县、州、府治所，约70平方公里的汉墓群保护区内埋藏着数千座汉墓。
汇聚于海
前方，合浦到了。
前方，平坦的地面看到一个突起的土堆，我笑言，这是汉墓吗？当地人说，这叫封土堆，是汉墓的特殊标识。
与有编号的1200多座有封土堆的汉墓相比，地下的汉墓数量还是个谜。我在地下汉墓群里小心翼翼地蹑足前行，生怕触犯了安息的先人。
在过去20多年蒙眼狂奔的城市开发中，许多文物在隆隆推进的推土机前化为建筑垃圾，一只古波斯琉璃环就是在工地上幸存下来。而合浦可以傲然的是，在海上航线还很柔弱时，这些两汉帝国的贵族在此间就用上了琉璃、玛瑙、水晶等舶来奢侈品。
波斯、合浦；汉墓、琉璃杯……遥远的地域间隔，久远的时空距离，迥异的艺术表现，如果没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两者的相遇是不可想象的。
古老的合浦商贩把陶瓷、布匹、蜀锦，甚至谷物装船，从北部湾的港口出发，远航到印度，再转运埃及、罗马……不要以为中国的船只一直在太平洋、印度洋上如履平地，四处游弋。中国的远洋客只是承担了局部海路的贸易。唐末，中国商贾开始将陶瓷器大量贩卖海外，并非以西亚、北非为航线目的地，而是在暹罗湾边港口卸货，再装上天竺、北非的奇货返航。除了暹罗湾，中介贸易港口还有斯里兰卡满泰半岛和南印度马八儿。
改善船只才能航行得更远。早期中国海船俗称“沙船”，因为中国东南沿海浅海较多，且遍布暗礁，所以中国古海船采用模仿鸭子的平底造型。而印度洋海域都是深海，印度、波斯和阿拉伯海船模仿鱼的形状，是尖底船。北宋以后，尖底船大量营造。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让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并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成为主要对外通道。
合浦溯南流江而上，可达灵渠、入湘江，接连长江流域，可以沟通中原和岭南；从合浦港出海南下，可抵达越南、缅甸、印度、马来半岛等地。在合浦，江河可以汇聚于海。
“合浦珠还”
从那些高高低低的土丘走过，就像从汉朝走过，从那层层叠叠的汉式高台上下来，就像告别了汉朝。
其实，我们这一路没有告别汉朝，从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安西市出发，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海合浦收官，我走进了遥远的汉代，想象着曾有一些穿着汉服的人，陪伴着我们，穿越时空，讲述着日渐模糊的文明。
我想起了“合浦珠还”的故事，一个失而复得、去而复回的故事。
［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址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址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
其大意是：东汉时，合浦郡不产谷物，却盛产珍珠，百姓以采珠为生，官员趁机贪贿，使得珠民大肆捕捞，珠蚌逐渐迁徙到越南境内，一时生活无着，以致饿死人。汉顺帝刘保派孟尝任合浦太守，他革除弊政，没到一年，合浦的珍珠又盛产了。
——《后汉书·循吏传·孟尝》
与“合浦珠还”不同，大汉的风仪，沉睡的汉朝，我们惊扰不了他们，他们的雍容华贵、恢宏气度，只会让我们无措。
“合浦珠还”，是否还能在合浦上演？站在北海的楼宇里，远眺落日，千年的海面、码头、汉葬和南珠，都令这一方水土装点了太多的沉重。
北海，我们说告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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