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奔向大上海

    乘江轮从武汉到上海有四天三夜的航程。三个晚上分别在九江、合肥、南京靠停。眼下上海还未解放。浩荡而苍茫的长江中，依旧还能见到英国人的军舰。但这丝毫不能干扰昭舫的迫切心情。武汉解放仅一周，出于对姐弟的想念，昭舫和祯青就乘着客轮出发了。

    潘琪专门为他写了一封信，将他介绍给三野的战友，要他们支持他编写《大家唱》的工作。

    虽然仓促，昭舫却迅速下定了改变人生道路的决心。他将结束经商事业。因为老同学们已经告诉他了，他属于人民阵营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朋友。昭舫又问清楚了“剥削”和“自食其力”的概念后，毅然向全家宣布，自己找回姐弟后，将找一分“革命工作”参加劳动阶级。他将“继诚烟号”的经理职务交了父亲，宣布退出了自己在“群宴楼”的股份。

    他退得共三条共18两黄金和两千银元，加上自己保险柜中存放的约两百美元，全部带上作为旅资和到上海——这个当时全国物价最昂贵的城市——以后的生活费。

    静娴建议他们再带上一千万人民币[45]，但是广诚老道地认为，刚投放市场的人民币在上海也不一定就能通行。他让昭舫夫妇多带一千银元。“见了大姐小弟，发个电报，我们再汇钱去。”昭舫劝阻住了父母不去送行，由塘草带着毛咪去送。

    不料在轮船码头上被纠察队告知，根据新政权通知，银元不许携带。昭舫见解释不通，只好让送行的塘草带回家去了。而姜还是老的辣，广诚早想到了这种可能。客轮上的茶房中哪缺了他的熟人？这个善于藏货的“老单帮”预先就将三根金条插进了房舱架中间。昭舫上船就顺利拿到了。

    船上有人在喊昭舫，昭舫一看，竟是美国商人格林。

    “你这时去上海？干什么？”格林问。

    “有些债务要赶快处理。”昭舫用预备好的话回答。

    “你不怕危险吗？要钱不要命了？”他惊讶地问。“我是为了赶快回美国去，你何必赶在这个时候？”

    昭舫搪塞着他。格林却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此时国军尚有精兵集结在上海，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下，有8个军25个师、30余艘军舰、120余架飞机共20余万人，拥有纵深数十里、四千余个碉堡组成的坚固工事，是三道阵地组成的防御体系。汤恩伯在接见中外记者时宣布：“要让上海成为一战中的凡尔登、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上海守不住，就要把它搬空、打烂、炸完！”

    “你想，你这时带着年轻的妻子，往火线赶，你考虑到后果吗？”

    昭舫不想和他辩论，船上人员极其复杂，既有唱着“解放区的天”的工作队，又有化妆潜逃的国民党特务与公职人员，也有不少像格林这样的外国人，懂英语的想必也不会少。但是昭舫从他看到的解放军身上，从他那些充满复兴中国抱负的同学的言谈中，已经坚信，国民党的军队仍将是不堪一击的。这样，解放军的渡江部队才能藐视蒋家的兵舰和炮台，划着木船、摇着橹、扬着帆驶向南岸。

    他深信，这支所向披靡的部队中，就有他的大姐昭萍和弟弟昭诚。他常在梦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一定还活着。但此去能见到他们吗？大姐、小弟，此时你们在哪里呢？

    现在让我们带着昭舫的思绪飞向昭诚身边，看他是怎样去上海的吧！

    不到一个月前，万里长江雨季未到，春汛不发。昭诚队伍正在芜湖与南京之间的当途对岸待发，西南边是青弋江口的一个渡口，有塆址码头。他此时是三野25军217团团参谋长，回来解放他抗战中战斗的地方。

    三野9兵团第25、27军与7兵团第21、24军，奉命作为第一梯队，强行突破长江天险。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命令：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遵照这一指示，第27军军长聂凤智、第25军军长成钧都随突击队亲临一线参加强渡恶战。

    4月20日晚8点，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打响了。一时间，两岸炮声撼天动地。接近午夜，靠民工摇橹的解放军万艘木船启航，江面桅杆如林，帆篷蔽天，战船乘风破波，直扑南岸。

    曾家要是晓得昭诚奉命带着尖兵部队，顶着枪林弹雨这样过江，不知会被吓成什么样子！

    敌军炮弹激起的巨浪让昭诚他们全身湿透，江风一吹，更是冷得透骨。有的船被打中了，变成碎片飞向空中；有的船被浪掀翻，套着简易救身圈的战士在冰冷的江水中和死神搏斗着。昭诚他们的船却很幸运，穿过林立的水柱，一点一点地、离南岸越来越近了。昭诚看到和他记忆的武汉轮渡靠岸时距离差不多了，就迫不及待地跳下了船。没想到江水还有一人多深，他赶忙探出头喊：“不慌跳，这里太深了！”

    他已顾不上子弹“啾啾”地在身边打出水花，继续游了十来米后，软软的江底碰到了，他一挺站了起来，高喊道：“同志们，跳船，冲啊！”

    这支队伍前赴后继地冲上南岸江滩，按计划一气占领了岳山、羊头尖等沿江阵地，然后就在这里坚守，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坚持到天亮后，战线终于前移向纵深发展。

    昭诚已几处挂花，但是活着，伤也并不重。他回到岸边包扎，看到上游漂下来了一艘艘被打得破烂的木船，每船几乎都是满满的、牺牲战士的尸体！想起自己身边倒下的战友，想到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个铁汉子眼又红了。

    “但愿我能活到全国解放，我还要回家看的。”他独自在暗想，“他们打不死我的，我的耳朵大，运气总特别好。”

    渡江后，部队又马不停蹄地挺进到芜湖与南京之间，到达项羽自刎的乌江镇。昭诚见到了项羽庙，还设有香堂。他知道此地有一支多年来为害一方、砍杀过新四军的青红帮大刀会，有两万多人。他们帮规古旧，吃朱砂壮胆，自欺“刀枪不入”。

    昭诚奉命带了一个营500多人和一个迫击炮排作尖兵开路，与大刀会遭遇上了。

    交锋后，昭诚下令先行诈败，一口气退了二十多里。

    那些“刀枪不入”的大刀会头目哪里懂得什么“兵不厌诈”，高兴得摆酒大肆庆祝，痛饮持续到天黑，不料昭诚突然带队伍从天而降，大头目当场被击毙，余部溃不成军，方知“刀枪不入”信不得了，便连滚带爬跑上了山。次日，派了“中人”来要求投降，集队交刀二万多把。

    迅速扫除了地方障碍后，我25军与27军又配合分割、围歼敌正规军两个整军，占领了芜湖西南。昭诚部没有休整，继续往南京方向猛进。急插至郎溪、广德，与东边部队会合，完成了对南京的合围。

    一路上，小跑着的行军战士“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整齐呼喊声响彻云霄，令地动山摇。

    4月23日，南京解放。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政权就此灭亡。

    撤退的蒋军狼狈逃向杭州方向。昭舫奉命带队追击穷寇。

    此间大雨滂沱，浓雾弥漫，几百里行军，路上全是泥浆，步履十分艰难。他们几天顾不上吃饭，又饿、又累、又冷。昭诚骑在马上，伤口竟开始发炎，浑身颤抖，在皖南事变时的那种饥寒交迫的感觉又来了。队伍已经累极。竟有战士跑着、跑着，就一坐下去，再起不来，在路旁倒毙了。

    追击了三天两夜，到达广德地界，全歼漏网逃敌三个师。小休几小时后，又奉命继续挺进。

    雨终于停了。一片酷似昭诚童年记忆中汉口后湖边的农田展现在眼前，油菜有半人高，好似一张无垠的绿黄色地毯。江南三月的春日和风暖暖地向人吹来。

    昭诚和团部几十人走在田埂上，疲惫而困倦。忽然听见一声吼，田中突然有一两百敌军冒了出来！

    他们大吃一惊，此时所有人几乎累到了极限，根本没有战斗准备。昭诚火速掏出了盒子枪，却看见这帮国军根本没准备打仗。他们衣衫又脏又破，浑身泥泞，纷纷将双手举枪过头，抢着高呼：“我们投降，解放军饶命呀！”

    这真是兵败如山倒！昭诚想，他们几十个军干，一下子就收俘了两百多人。害得炊事员忙着去找食物。俘虏是不能让饿着的。

    以后一路势如破竹，在解放了常州后，昭诚所部被指令乘火车向北，去接受新任务——解放大上海！

    这是一列有40节货车车厢的火车。昭诚分配的几节车厢，可乘千人。可他们一个团的两千人全挤上去了。虽然官兵在一起挤得透不过气，可昭诚和所有战士都很兴奋：这是去打上海呀！一两个钟头就能到昆山。这一两百里，行军要两三天呀！从山东——安徽——江南，他们都是靠两个脚板走过来的呀！

    一路看不厌的是江南春景，到处葱郁苍翠，片片湖塘垂柳，原野野花竞放，姹紫嫣红。难道这曾是战场？可不断出现的凋敝的农村，衣衫褴褛的人民，告诉他们这片美丽河山必须解放！

    他们奉命快速直取在上海西北的浏河。听说是去配合10兵团切断困在上海的蒋介石的退路。所有的战士都兴奋得跳起来。

    其实这一消息是被故意透露出去的，为的是瓦解敌人军心。结果蒋介石生怕海路被断，匆匆跑上了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军舰“太康号”。

    困兽犹斗，上海守敌还有相当战斗力。而党中央指示，战上海要花最小的代价，得最大收获。不可炮轰，不可用炸药，要用轻武器，不能扰民！但不能轻敌，引以为戒的是：5月中旬，我西线兵团轻敌冒进，曾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战斗一度受挫。

    调整战略后，我军经过16昼夜的艰苦奋战，于5月27日，完全解放了大上海。这时，昭舫到达上海刚好两天。

    昭舫是25日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26日清晨，他在四马路一家小旅馆，打开窗子，竟发现街道两旁的屋檐下，正席地酣睡着一排排的解放军战士。

    解放军什么时候进上海了？怎么没有听到动静啊？又怎么露宿街头呢？昨晚上北风骤起，在旅馆里，盖薄了还很冷呢！这是多伟大的兵啊！旷古未闻，难怪战无不胜呢！

    他匆忙下楼。刚遇到第一个解放军战士，就急忙向他打听曾昭萍、曾昭诚。战士微笑着摇头，把他介绍给一个连长，连长也微笑着摇头。

    “他们是我的姐姐和弟弟，民国二十八年就参了军的。是三野的。”昭舫着急地说，突然想起了潘琪的话，便问：“你们认识肖望东吗？”

    连长又笑了，友好地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知道肖望东首长，但他不是这支部队，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你的姐姐和弟弟如果活着，迟早可以找到的。哎，那是我们的团长。鲍团长！”

    昭舫看到了一个正在和战士们说话的、脚穿布条绞编的草鞋、缠裹着绑腿的五大三粗的“团长”，立即向他走去。

    鲍团长友好地对昭舫行了一个军礼，问：“你是曾昭诚什么人？”昭舫回答：“我是他哥哥。”

    “亲哥哥？”鲍团长似乎还不全信。

    “是，您好像认识他？”

    “认识。你有个好弟弟啊！”鲍团长兴奋起来，“我们十几年的战友了。不过他现在与我们不是一个部队。放心，那小子，不，你弟弟，耳朵大，命大着呢！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他们部队现在在哪里。军事机密，懂吗？但是他应该就在上海周围，不远！哎，我们军长特别喜欢他，他也许会告诉你。不过也得等上海战役完全结束。”

    昭舫的心宽了，弟弟就在上海周围战斗，听鲍团长口气就知道他是个英勇善战的军人！他连连致谢，上海有些地方的确还在打仗，现在是不应该去麻烦一个军长的。

    他想了想，去找到了即将创刊的《解放日报》社，要求在报上刊登一个大大的寻人启事。

    再说昭诚所在25军协同兄弟部队攻占领了吴淞要塞，为上海解放作出了有力贡献后。又奉命继续攻占我国的第三大岛——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岛上有近万敌军把守。此时，更大数量的国民党溃军和江苏各地国民党政府官员都逃到了崇明，正竭力封锁长江口，等待军舰来接他们南逃。溃军在崇明抢粮劫物、大肆抓人，作困兽犹斗状。造成社会一片混乱。

    5月30日，昭诚所在团用木船强行渡江，迅速占领了万安港，此时中共崇明县委也率县大队400余人，从海门灵甸港出发，由小竖河上岸。在这支在有长期武装斗争经验的地方部队有力的配合下，解放军风卷残云般占领了江口镇，逼迫堡镇守军起义。6月2日上午，崇明县城的守军也在东门外大校场缴械投降。

    这天，崇明城乡一片欢腾。到处都在鸣炮祝捷。昭诚回到营地，把自己穿了多日的衣服脱下来，和警卫员小向一起搓洗。

    不料通信员疾步跑来，要他火速赴师部听命。原来岛上一股残敌还在集结和抢劫船只，企图逃跑。上级要昭诚带一支部队前去清剿。

    昭诚带队出发了。正好这天晚上，崇明县委和地方武装组织欢迎解放军大会。会后是官兵大会餐。县委和25军团以上干部聚在一起。

    昭诚当然没有参加会餐。过了一天后，他完成了任务，回师部报告。师部的文书叫他直接去军部。

    军部设在另一农家大院。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等首长正谈笑得气氛热烈。见昭诚进来，成均率先问：“完成了？我的常胜小将？”昭诚腼腆地笑道：“就打了几枪，喊了几句话，敌军几百人就举枪投降了。”实际上，事后迫于解放军的威力，逃窜来崇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先后自动前来登记投诚的人员多达6400余名。

    成均笑道：“太快了，没打过瘾，是不是？还有半边中国要解放哩！你先去休息吧！”

    昭诚敬了个礼，正打算离开。黄火星笑着插话说：“可惜前天晚上会餐少了你。崇明岛那个女县委书记，是个双枪巾帼，喝酒也好个海量！我们几个人想联合把她拼醉，哪知道反被她灌翻了好几个。要你在就好了。”

    昭诚笑着听着，忽然似有所感悟，问：“那个女县委书记姓什么？”

    黄政委道：“哦，你不说，我还真忘了，那女书记……”

    几乎有五个以上的人异口同声答道：“姓曾！”

    2 上海小团圆

    无论是在流亡的年代，还是战后在武汉的岁月，昭舫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出于对民族前途的期望，从未放弃过对民歌和进步歌曲的收集和整理。他的心中，总念念不忘他曾经历的最激情年代，怀念那个时代结交下的战斗友谊。于是，他习惯把整理的歌曲编辑成原来《大家唱》草本的形式，集了整整齐齐一箱。武汉解放那天潘琪的话对他鼓舞极大。他决心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全国人民都能更方便地学唱革命歌曲。此番来上海，他行李中分量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些歌曲资料。

    一时找不到姐姐弟弟，他便去找那些旧日报界的老朋友，登了一个《寻人启事》。接下来，他就顺着出版界的熟人脉络，终于找到了十一年前帮他出版《大家唱》的贺礼逊老板。很快，他们俩正式商妥了出版新版《大家唱》的事宜。从手头资料看，要出版6、7集。

    这天，他和祯青正在旅馆房间里校对。忽然，房门被推开了。

    昭舫还以为是查房的。来人便“得得”地敲了两下已经大开的门。

    昭舫抬头一看，门框里嵌着一个塑像似的魁梧军人。戴着红五星军帽，一对大耳朵，真好像可以垂肩，镶着一张凝视的双眼的脸蛋。穿着扣得紧严、胸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军装，腰系武装皮带，挂着盒子枪，一双缠裹的绑腿，布条编的凉鞋。

    “嘿，不认得我了？”军人微笑着问。

    “小弟！”昭舫爆发地喊出。他几乎是扑上去的，此时他竟什么话再也说不出来。“小弟！小弟！”他不停地喊着，抱着弟弟，哭了。

    “哥哥，哥哥！”那个战场上英勇无敌的汉子竟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那么多想说的话哪里去了？

    我们经历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难、最残酷的岁月，几千万同胞倒在血泊中，可我们竟然都活下来了。

    警卫员小向走到外面走廊，轻轻为他们掩上了门。

    昭舫把祯青介绍给昭诚。昭诚这才知道，嫂子居然是自己一个小学的校友。

    原来，昭诚部队现在已奉命转到了镇江，完成“入城式”后，就作为卫戍部队。前天，他接到部队首长的电话，告诉了他《解放日报》上寻找曾昭萍、曾昭诚姐弟的启事。他便请了假，来到上海，按启事的地址找来。

    “爸爸妈妈都好吗？”昭诚急切地问。

    “都好，大姐和姐夫呢？”昭舫也急切地问。

    “大姐我几天前见到了，她应该也看到了你在报上登的寻人启事。大姐现在是崇明县委第一书记。我又给她去了电报，她会来上海的。姐夫已经随部队南下，这次你见不到了。”

    昭诚接着一口气说出自己多年的心结：“哥，我把爸爸的本钱拿走了，你们在大后方一定受苦了。”

    可爱的弟弟啊，你还是那么单纯善良！这难道是这个经历过无数血战的军人说出的吗？比起你历尽生死的南征北战，这些算什么啊！

    昭舫给他简单讲了武汉沦陷后全家的流亡生活，讲到父亲屡临困境时的顽强奋斗，以及回到汉口后的东山再起。然后问：“妈妈说你连袜子都不会洗，爸爸也断言你绝不配当兵，哪知我们家偏偏就出你这个武将！你这么多年怎么过的？”

    昭诚讲得很简单，好像他是刚完成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放假回来似的。但是他更多地讲到，他感谢大姐，带他走上了一条无悔的光明道路，让他有幸加入到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

    “我们的军队打仗像猛虎，对待人民却像亲人。所以人民拥护我们、信任我们。我今天刚到上海，在东站，一个从不认识的年轻女人，居然把怀中的婴儿托交给我，让我抱一下，她呢，一个人跑回车上去寻找撂下的行李。这是多大的信任哪！为什么呢？因为她看到我是解放军！”

    托之以命，寄之以事。人民不会认错最可信赖的人。

    昭舫带弟弟到“杏花楼”吃烧腊饭。昭诚吃着吃着，却突然哭了。晚上，他们到大世界看京剧《定军山》。昭诚看着看着，又低头哭了。回到旅店，昭舫带弟弟泡澡，昭诚却在水中又哭了。

    昭舫看着弟弟身上的一个个伤疤，心想，弟弟出生入死，志坚如铁，怎么还这么多愁善感？昭诚对他说话了：“哥哥，我真是命大、真是幸存者啊！我今天在这里享受这些……你知道吗？我有那么多……多好的战友啊……牺牲了，就在我身边突然倒下去，有些一句话都来不及说，有些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不由自主地说到了在他身边牺牲的机枪连关连长、上海小护士……

    昭舫在用心体会，弟弟是革命军人了，有了一份革命者的情结。

    昭诚听昭舫说到“飞虎队”，也兴致勃勃地说起：“44年我在新四军时，曾奉命营救过一位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因为就是我会几句洋泾浜英语，就由我保护他，偷越日军的封锁线。他回到基地后，还开着飞机来我们驻地上空，盘旋、摇摆了10分钟。我想他是在表示感谢。”昭舫想，会不会是我在昆明认识的那个克莱斯曼呢？他说的好像也是这样……

    昭诚只能在上海呆两天，幸好临走前，大姐来上海开会，姐弟三人有不到两个小时的团聚。

    大姐还是那么冷峻、淡定，却透出蕴藏的英武和智慧。

    昭萍关切地问昭舫：“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昭舫说：“我得在上海住一段时间。看来《大家唱》一共要出七集。但我不打算等它全部发行了。只要发行开始并且顺利，最多一年吧，我就回汉口。我会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

    昭萍点了点头，问：“祯青呢？”一直以崇拜的眼光注视着这对革命姐弟的祯青立即回答：“我也一样。”

    昭萍说：“很好的，我已经收到了肖望东司令员转来昭瑛的信，我很快就会回信的。我很高兴秋平很健康，思想进步。不过，昭舫，你还应该帮助我们的父亲——我听说过他在白色恐怖下坚定不移地帮助我们的革命同志的事，相信他在新中国，一定能更好地支持政府的工作。”

    她不好就说出她的担忧：父亲属于剥削阶级，将面临新社会的改造，他能经得起将要到来的考验吗？

    她相信自己能接受新的考验。她见惯了革命队伍中不时令人不可思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倾向。那时不会管你曾立下过什么功劳，也没有人——也许你的战友和首长也正人人自危——能帮助你。尽管以后党会纠正一切错误，还你清白。但是有些人却等不到那一天了！这些她难以理解。所以她当年曾放弃了回根据地学习进步的机会，宁愿主动选择了冒死去敌后工作。

    昭舫夫妇当然不懂这些，他们天真地相信，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一切都将是完美的。

    3 “记住儿子的话，坚决跟共产党走！”

    昭诚得到半个月的假期，到武汉探望父母。

    阔别十一年的汉口竟变得那么陌生。想不到，久别了的武汉的江滩原来如此耀眼，比大上海的外滩还要开阔、美丽得多。回想起小时候，这里都是外国人的租界地盘啊！江汉关大楼上的大钟，你是在嘲笑当年殖民者的傲慢和愚顽吗？

    不知道走哪条道了，他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照昭舫教的、说了声“老通成”。

    尽管广诚和静娴早已得到消息，“老通成”和“继诚”上下员工也无不知晓，但当昭诚走进公新里后，还是立即引起大家的轰动。当他在楼梯底下叫“妈”时，整日里翘首以盼的老爷子、老太太激动得差点昏过去。

    看到儿子随身带枪，后跟警卫，广诚心理忐忑：“这家伙啊，只怕还记我的仇，来给我点威风看吧？”

    昭诚把父母扶坐在太师椅上，郑重地说：“爸爸妈妈，儿子不孝，但儿子是革命军人，不能给你们磕头，我给你们鞠躬吧！”说着给父母深深地鞠躬。

    老爷子眼睛湿了。他这下确信儿子是真的“能文能武”了，更加对自己当年曾对他勇武施暴的旧事深感羞愧。毓章和昭瑛、道愚和昭琳，以及第三代以秋平为首的冰冰、毛咪等七八个小家伙，加上宪麟（塘草）、还有已经行动困难的广智和孙子宪银、葵花和儿子宪东以及两个女儿，站的站、坐的坐，挤满了二楼堂屋，想听他们心目中的传奇英雄讲述打鬼子、解放上海的事。昭诚却轻描淡写地回答着不同辈分的亲人们关于他的问题。但是他很详细讲到了老解放区和将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社会。

    “官兵平等？那你怎么命令他们冲锋？你怎么还要带警卫员？”昭琳问。

    昭诚尽自己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想，给大家讲解人人平等的含义。

    他特别把秋平叫到身边，询问他的学习和爱好。秋平一一答着，但是他很快就不大满意叔叔把他视为“小孩”的问话了，突然语惊四座道：“我给肖望东司令员写过信，我很快就要去参军了。”

    全家人大为骇然，特别是静娴，几乎一口气闭了过去。

    昭诚也觉得突然，便问：“你？你多少岁了？我记得你是……”

    秋平说：“十五了！”昭琳忙着插嘴：“十四都还没有满，还要到八月十五哩！”

    昭诚摇头说：“你还太小了哇！秋平，等几年再说吧！”

    秋平着急地涨红了脸：“我看见解放军里面红小鬼多着呢！等几年？反动派都打完了！”

    此时天空忽然响起了警报声，这是蒋机来空袭骚扰。但是曾家的人一个都没有动。昭诚说：“秋平，你看，国民党欺负我们没有飞机。等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自己造飞机，成立新中国的空军。不让中国和外国的反动派来侵犯我们。但是造飞机的人要很有学问。武汉回到人民手中了，但还是一个百孔千疮、百业凋零的武汉。特务还在破坏。要做的事简直太多了。你这么小就读中学三年级了，不容易。将来的中国要靠你们，所以你要先把书读好。”

    昭诚住在亲人中，他满意地看到，武汉政府重视现存的商会和行会组织，父亲则非常自信地把自己算成是“共产党一边的”人，凡事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成为拥护新政府的积极分子。他以自己家有解放军的儿子、女儿、女婿（这是他每次向人炫耀时的次序）而十分自豪。

    武汉才刚解放那几天，战争后遗症曾一度显现。粮油供应出现紧张，有粮商趁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当时，粮油一天一个价，不断上涨。搞得人心惶惶。粮油店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广诚想开张营业，也一时无米下炊。他担心又像大革命那年一样，但愿人民政府有奇招啊！

    湖北省领导连夜派人到天门、京山一带农村和全国各地，筹集粮油，甚至将一部分军用粮油不声不响运进武汉。正当那几个粮油奸商洋洋得意之时，一天清晨，按照李先念、邓子恢同志的统一部署，全市所有国营粮店突然全部开门，大量供应平价粮食。国营粮店立即成了广大市民的主要购粮渠道。武汉人放心了，无不交口称赞。

    隔壁粮店的孙老板来问广诚，自己该怎么办？广诚说，老孙哪，我们这辈子不就盼一个好政府吗？共产党来了，你该帮他们一把才对啊！孙老板连声称是，他看到广诚在商海中，是从未因误判失手的。于是站出来将粮店率先开门，高调地拥护政府。他的作为得到了政府的表彰，还分拨平价粮由他代卖。一些有良心的商人见后，也纷纷效仿。

    一个月后，市面渐渐稳定。而贪图蝇利和不法的粮商们因一心囤积居奇，错估形势，粮食进价太高，竟无人问津，只能压仓压库，造成资金无法周转。而眼看新粮已在大量上市。他们只有顿足捶胸、哀叹大势已去，被迫蚀本叫卖。孙老板不仅躲开一劫，还做得那么红火，高兴得请广诚喝酒，只说要拜他为师。

    由于刚解放没多久，一段时间，人民币还不能被吃够了货币苦头的武汉人认可。在市面上，银元还是主要流通货币。暗藏的特务趁机利用金融资本家，从中捣乱，银元与人民币比价骤然被哄抬了八九倍！眼看人民币币值急剧下跌，货币黑市反十分活跃，严重影响了市场和工商业运转。而当失业工人大批出现时，市面开始流传说，共产党打天下行、坐天下还是不行。

    广诚一辈子都极善操作银元调换，包括黑白市场的，这使他多次在严酷的金融环境中总能损失最小，逃过致命打击。但是这一次，当政府造势号召拒用银元、开展拥护人民币运动、打击金银黑市时，他却高调地带头拥护，说：“我就信一条，这个政府好，才能打出天下。我看共产党看了几十年了，我的儿女是共产党，他们绝不会骗他老子！”

    其实新政府办法多着呢！比方召集商人们开会时，宣布征收下半年所得税只收人民币，分三期交清。广诚又是第一个响应。他的言行，竟带动和说服了很多工商界的老朋友。

    解放仅三个月，市面就稳定了。两百元钱[46]一个烧饼，三百元钱一根油条，五百元钱一小碗热干面（大碗一千），一千二百元一升米。这不是多年期盼的世道吗？

    儿子的“衣锦还乡”让广诚更加兴奋。他找出了珍藏的昭萍的大学毕业照底片，将其和昭舫、昭琳的毕业照一起放大，再将刚得到的昭萍和昭诚的挎枪的全身戎装照也放大，醒目地挂在一楼的经理室客厅。他心里甜滋滋的，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人生的目标。

    他对着在仰头凝视照片的静娴，得意地用他那汉阳腔、有节奏地朗诵道：“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三顶帽子两杆枪！”他又说，觉得自己比当年的窦燕山教子更有成就！

    他带着毛咪，陪昭诚去中山公园。人力车在泥泞的中正大道[47]上颠簸。他搂着毛咪说：“乖乖，你看到爷爷房里挂的照片么？爷爷一辈子就是为的那。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也像那样，让爷爷高兴好不好？”

    毛咪问：“我是戴方帽子还是挎枪？”

    广诚说：“方帽子，你妈妈也是方帽子。你三姑爷也是方帽子，还是大画家，新政府的政协委员。你二姑父和二姑姑也是大学里的高才生，反动派不让他们读完大学，要不然，你爸爸的姊妹都是方帽子了。”

    毛咪说：“那我就要像大姑妈一样，又带方帽子又挎枪。”广诚喜得笑眯了眼。

    他每日还是要到店里大堂去转上两次。遇到熟人熟客，他常打开话匣子，为新政府鼓掌叫好。“老通成”也因此成了歌颂“新政府好”的沙龙。

    广诚觉得，市面繁荣、物价稳定，表明共产党胜利了，也就是他儿子的“那一边”赢了。原来谭襄农师父拼了一辈子命，就想的这种天下啊！

    昭诚很高兴父亲的开明和进步。他在家住了一周，就要回部队去了。这一次，全家人依依不舍地送行到江边。连广诚都流泪了。

    昭诚紧握父亲的双手说：“爸爸，记住儿子的话，坚决跟共产党走！”

    广诚郑重地点着头。

    轮船离岸不远就将头调向下游，昭诚挥动的手再也看不见。静娴喃喃地对广诚说：“小儿骨头硬、心软，给他吃好一点的东西，就眼睛红，想他牺牲的战友。又总说让我们在重庆受苦了，从不说他那枪林弹雨的吃了多少苦哇！”她竟忍不住就在堤上哭了起来。

    以后听说昭诚又去打仗了，两老整日里提心吊胆。尽管是新社会，他们还是坚持吃斋念佛，祝儿女平安。

    昭诚后来一直打到了浙江、福建，来信说，解放军解放了福州、厦门，逃兵众起抢船，特务头子毛人凤被挤得上不了船，在沙滩上对海大哭，好不容易才被人救走。解放军还要乘胜去攻打台湾！

    4 把红旗插到家

    解放后的三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是一代人记忆中最和谐、最阳光、最快人心的三年。

    1950年春，昭萍被调到武汉、任江岸区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她的战友苏伟，即潘琪的夫人。

    静娴流泪抱着女儿：“我就最知道自己生的女儿，你是胆子最大、最无法无天的一个啊！你老子几次都差点被你气死、逼死啊！”

    昭萍百感交集地说：“妈妈，女儿忠孝不能两全，让父母受牵累了。”

    静娴一把拉过站在身后秋平，命：“给你妈跪下，跪下！磕头，喊妈妈！这就是你妈，你那带兵打仗的妈！”

    秋平连忙跪下，昭萍把他拉起来，抱在怀里。她控制着自己，脸上还是一如既往地冷峻。儿子都和自己一样高了。

    秋平不好意思地挣扎开。昭萍问：“你入团了？”

    秋平回答：“入团了。”

    “还担任什么干部？”

    “班长，学生会副主席。”

    昭萍放心了，儿子没有成为一个纨绔子弟和窝囊废。我亲爱的母亲，您把他带得这么优秀，您真是伟大啊！

    广诚却十分拘束，望着昭萍身后高大的警卫员老秦，心想：“每一个人都带个警卫员回，吓他们老子吧？”嘴上却问：“知秋呢？还在打仗？”昭萍点了点头。广诚还真不知一下该与女儿说什么。

    昭瑛、昭琳都赶回家来了。三姐妹谈话一直谈到次日凌晨。妹妹们这多年的担忧和思念，都得要向姐姐倾诉。唯独昭萍，很少谈到自己的事。

    细心的昭琳问起，昭萍才简单回答了一些问题：她身上几处圆扣形的枪眼瘢痕，是抗战中在上海被76号特务打的；她一身还有十几处大小伤痕，是历次战斗中留下的。她轻描淡写地说：“我41年起就很少和知秋在一路，他先到了江北。后来我也到江北工作了一段，又派回了上海。从此就再没有见过他了。47年我又回江北，在通海启打过游击。49年解放崇明，我就见到小弟了。”

    昭琳道：“共产党真是能教育人，我们家大小姐、小少爷都被教成了革命军人。”

    昭萍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一直在带着我们实现这代人两个最大的愿望，第一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第二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昭萍不急于说出自己的打算：她要把她的一家都带进革命队伍。她要让父亲一步步摆脱旧思想的影响，能成为真正的红色商人。把红旗插到自己家里，插到自己每个亲人的心中。

    昭舫回到了武汉后，在家里公开声明，放弃对资产的继承权，并把自己在“九合纱厂”等投资的股份全部转为了公债。又很快到“中南区工业局”去报名参加了工作。祯青也在妇联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由李毓章介绍到武汉市一男中——这所走出了密加凡、曾卓等杰出青年的学校——教授语文，以后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江岸区大批青年志愿参军、保家卫国。当时才15岁、在市一中学习的秋平就抢先报了名，但是因年纪太小，没有被批准。

    老通成的牛诚等几个青年报名上了前线。昭萍对父亲说：“他父亲有个哥哥，叫牛万富，是我的战友，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得很英勇。我不久前才对上号，但没有告诉过他们。你要多关照牛万贵。不要以恩人自居。我记得他在发大水时还救过你的吧？爸爸，你要改变观点，是工人养活了老板，是他们起早摸黑的劳动才创造了你的财富！”

    她在一旁听着的爸爸嘴上不说，但恐怕至死也不会接受这个观点。工人养活我们？他能列出好几十个被他从饥饿线甚至死亡线上带出来的穷亲戚，不是我，他们不穷死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共产党什么都好，就这点说法不叫人服气！起早摸黑？我哪天不比他们早、不比他们黑？还要一天到晚为生意操心！我可从没像那些黑心老板那样克扣打骂他们！昭萍啊，你那个共产党千万莫要都像你这样子想哟！

    昭萍担任着江岸区委要职。常常身着“列宁装”，不带警卫员，深入工厂、码头，组织工人，启发他们把新旧社会对比，拥护政府、清除顽劣。她从三十年代起，就在上海那特殊的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工运经验，多年的革命工作，一口地道的方言，也帮助她团结和发动群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在和昭瑛交谈时，昭萍详细询问了她最担心的事：父亲和反动帮会有没有关系？“我听很多同志介绍过，知道他为掩护我们的同志也作过很多好事。我就担心，我们的爸爸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昭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父亲，骨子里头是穷人，除了重男轻女的旧脑子改不了，我看她还是蛮开明进步的。他从不参加那些人欺行霸市、勾结反动政府的恶行。”昭萍不语。

    她要小心地通过更多事实来证明。尽管苏伟给她讲了很多广诚的进步表现，她还是不放心，她说不能用亲情蒙蔽了眼睛。不是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吗？其实，她早从苏联“老大哥”的历史中模糊地看到了中国的今后，革命的发展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她不能让她内心深爱的善良父母亲陷入她不愿看到的境地。而这一切担忧，她不敢向任何人讲，亲弟妹都不行！

    “相信党！”她默默地对自己鼓励说。

    她藏住担心，问父亲：“你还是‘嘉瑞公司’的股东吗？”广诚说，抗战胜利后，因为缺钱，他早就把股份卖给别人了，后来只是有过生意来往。

    昭萍说：“童瑨据说跑到了香港，重庆那个，你说的颜秉兰，是把自己老本都投了进去、公开帮助胡宗南与解放军为敌的。你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大是大非最错不得！爸爸，这就是一个人的大节，比那些江湖义气要紧得多！就说粤汉码头‘华年锚地’底下那一片吧，现在守着仓库码头的，就是彭家的彭先财。工人不敢不听他的话，码头上的运作要他说了算，常和我们国营招商局的工人找茬闹事。武汉码头的百年恶习，非改掉不可！”她又说，“你要讲感情，就要帮他站到人民政府一边。人民为大！爸爸不要顾惜交情，立场不清啊！”

    广诚把女儿的话视作警钟，特地专门跑去提醒彭先财。先财听进去了一些，他也正试图与政府合作，还受到过表彰。

    对于武汉这样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做好码头‘扁担’的工作非常重要。市军管会挑选了四五百名精悍的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沿江码头和市区里弄街坊，调查研究、团结群众。昭萍自然忙得不可开交。

    她不忘教育老爸：“我们是人民政府，不能徇私，要体贴民情，就要打击黑势力，扬善去恶。”

    广诚连忙声明：“就是在旧社会，我也从来没有特地去巴结过他们。不过过年、祝寿的来往是有的。说起童家、彭家，都是我早年时，不晓得是哪个神仙指点了，让我帮过他们的娘老子，说实话，后来我也沾了他们的光。可你爸爸从来没有借他们的力量欺负过人。爸爸不做亏心事，这汉口人都晓得的。”

    昭萍相信父亲诚实、厚道的本质。她现在无法估计一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会不会在武汉重演，只愿父亲能平安挺过。

    她也寻求父亲的帮助，问：“爸爸，你晓得码头的一些规矩么？”

    广诚道：“怎么不晓得，爸爸和你大伯、广瑞伯刚到汉口那会，什么都没有，也想过靠力气吃饭。你不晓得汉口的丑规矩啊！汉口的码头、车站，都是有把头的，童家最先就是靠码头起家的。你想当‘扁担’，先要给把头交份子钱，‘买扁担’。否则，你想去扛活，怕要被打死！那时哇，你爸爸三个人身上的钱，还不够买一条扁担！不过，也免得我们后来就扛一辈子了。哎！昭萍，当扁担的都是穷苦人，江湖上有些坏习惯，做活累了，有的还一身病痛，爱喝口酒；想钱，就赌；没有钱成家，就逛烂窑子；有些人被坏人带着抽上了大烟。共产党整那些开窑子、开赌场的，我拍巴掌赞成。”

    昭萍说：“爸爸，我们共产党就是要消灭这些丑恶。但是现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这么紧急的运输任务，都要看那些把头的脸色行事，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你要配合政府，争取你的老朋友站到人民一边。爸爸，我希望你变成个完全的红色商人。”

    5 清除武汉丑恶

    地处全国中心的水陆交通枢纽的武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承担着庞大而艰巨的运输任务。而包含了武汉所有的老租界、汉口火车站和粤汉码头等要地的江岸区，更是肩负着关系国家大局的重担。

    市委领导邓子恢同志亲自找苏伟和昭萍谈话，要他们配合招商局，从码头入手，盘活武汉的运输现状。

    在当时，搬运任务还是分包给把头的。昭萍发现把头交报向政府领要工钱的“扁担”名单数字过于庞大。她于是让工作组认真查访，竟发现空额很多，与实际上搬运工人数量有很大出入，连她去世多年的师父王兴汉的名字，都出现在彭先财领取粮饷报酬的名单上面。

    这件事被区委揭露并坚决煞住，还追回了一部分空饷。彭先财挨了批评，十分憋气，觉得很没面子。便一个人逛到江汉路“不醉无归小酒家”喝酒。

    他在这里竟遇见了那个号称一身武功的江湖“拐子”金弹子。彭先财是金弹子的老相识了，但是很少被他放在眼里。这金弹子是杨庆山当年“劫收”武汉时收的干儿子，当保镖打手起家，是青帮在汉口码头的“后起之秀”。解放前，他鱼肉乡里、欺男霸女是家常便饭，传说有多起血债。那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汉口人，无不知道汉口有这一霸，没人不躲着他。

    彭先财接手彭家山头后，也每每得忍受金弹子的淫威。幸亏金弹子不想得罪童瑨，也对彭家留了些面子。他才勉强维持下一方码头。

    解放头两年，虽说杨庆山跑到了四川，郭梓璜也主动向政府投案并解散堂口，但黑社会仍在汉口还有相当的实力和市场。而因政府打击市霸，金弹子的财源断了很多。一些常年交保护费的店家竟“长了志”，居然“装聋作哑”，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气得咬牙：这些人真是得意忘形！美国人在朝鲜对共产党动了真格，这个政府还真的长得了？不久前，有人“指点”了他。他便悄悄找了两个“软柿子”警告了一下，果然情况又有所好转。

    这家“不醉无归小酒家”的老板，也是从来不敢不买他的账的。这天金弹子很得意，来光顾这里了。见彭先财在僻静角落喝酒，想到那“高人”曾教他要扩大势力，“收编”对共产党不满的旧把头，便凑了过去。

    他先给了彭先财劈头一棒，告诉他共产党要关闭赌场了。他知道彭先财开有一家茶馆，其实是个供码头工人晚上寻乐子的暗赌窝子。

    这对彭先财无疑雪上加霜。自彭先旺牺牲后，彭家势力大减。他接下的“这份家业”和“地盘”常受到金弹子等新霸们的打压排挤。他本希望解放后“讲道理”了，能从此太太平平赚钱。但是新政府很不如他的意，处处帮那些穷扁担说话，让他生活得很郁闷。

    他喝得多了点，开始述说不满：“抗美援朝，码头搬运还是全靠我们哪！现在一点空饷都查，比原来国民党还抠得死。现在码头赚得到几个钱？只晓得逼我们拼死力气，还说得好听：依靠工人！”

    金弹子乘机接口说：“可不，要不靠彭大哥，共产党那些泥腿子干部哪里懂得管理？那码头怕要堆成山运不走。一点空饷都不给，当老板的白做啊！去找扁担分钱啊？”

    彭先财干脆一吐为快：“我是看在曾书记她爸爸的面子，让了她好多次了。她还以为我怕了她，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这次我送去的名单，被她的工作组砍掉了三成半，她还吩咐下来，要追回我以前领的空饷。一点江湖的规矩都不懂，还想在汉口混？”

    金弹子见彭先财越说越有气，想起彭先财也曾随他哥哥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干过，更迫不及待要“发展”他，便用那个指点他的“高人”的话，凑过来低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来，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哪会是美国的对手？蹦不了几天的！这三个女的[48]，老子随便先拿一个种荷花！看那几个怕不怕？”

    彭先财酒醉心明白，那不就犯了法么？不敢接他的话。金弹子好像懂得他的心思，说：“放心，老蒋的人从来就没有真的离开武汉。不然，他的飞机三天两头来，为什么不真炸？我们出气的时候就要到了。”

    但此时彭先财的酒已被他吓醒了一半，连忙说：“兄弟，怨气归怨气，说两句就算了，莫瞎说！”

    金弹子笑道：“彭哥是不是听说，那三个女的都会耍双抢，吓趴了？吹牛！你看，明天我先要他三阳路、兰陵路、四官殿放点焰火，姓曾的明天早上会去江岸车站，要请她坐个飞机！”

    彭先财越发吓得心惊肉跳，连连道：“金哥，喝多了，莫瞎说。”

    彭先财匆匆告辞，往家走去，冷风一吹，头脑也醒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咛，母亲是很佩服共产党把武汉弄得太太平平的，再三嘱咐他要听政府的话，莫要被划进“反动派”的名册。刚才听金弹子一说，他猜到这家伙要准备犯事。他不相信这流氓干得成什么好事。不由得担心日后查起：“头天彭先财和他一起喝过酒……”那不是黄泥巴掉进了裤裆？哪里还说得清？一家老小谁来养？再说曾家于我彭家有恩，人家要害他的大小姐，我……

    他正在矛盾，却听到有人和他招呼。一看是广诚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小孙三胖、晚饭后出来逛街。

    他恭敬地喊了叔叔。广诚询问他母亲的身体。彭先财想起母亲常说的往事，内心翻滚，嘴上不由自主蹦出来一句：“昭萍大姐出进总是不带警卫员，还是多留个心眼好。”

    广诚听得不着天地，觉得话中有话，便扯着他小声询问。先财出于良心驱使，就把刚才金弹子放的些狠话，含糊地说了一遍，只不敢提到老蒋、美国人那些。又嘱咐广诚说，不要说是听他讲的，看了看四周，匆忙地走了。

    广诚觉得这是件大事，连忙抱着小孙子坐车到了昭萍洞庭街的住处[49]，把这事告诉了昭萍。

    昭萍听了父亲提供的消息，恰好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最近掌握的情报，知道不能大意，便与苏伟同志一起，及时向邓子恢同志作了汇报。

    邓子恢同志说：“是为武汉人民清除社会公害和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了。”

    次日，金弹子手下四处失手，仅中山公园和大兴路两处有火情出现，但很快被扑灭。而市公安局布下了天罗地网，在江岸火车货站抓获了特务爆破组三人。而在全市，则拘捕了一批纵火分子和公然跳上街呼喊反动口号的乌合之众。

    以此事为导火线，共产党发动群众的拿手好戏开始了。基于前一段工作组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全市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连续数天的群众控诉、声讨、斗争大会，让往日骑在搬运工人和市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码头恶霸、流氓和青红帮头目，遭到了空前、沉重的灭顶打击。金弹子和煽动他的暗藏特务藤培英落网。彭先财由于举报有功，运动中未被列为斗争对象。

    与此同时，打击丑恶的运动也在展开，市公安局奉命全面查封汉口的烟馆、妓院、暗娼、赌馆。那个已经年过六旬的“金花四姐”尹凤君，虽说当年也曾身受日寇凌辱，还帮助掩护过一些抗日活动，但终改不了为鸨为娼的本性，被抓去改造。妓女们被集中学习教育，教会她们一技之长，使其改造为新人。一些“老烟膏”被集中强迫戒烟，甚至劳动改造。

    自此后，长达数十年，汉口世风曾空前洁净，烟、娼、赌、毒几乎绝迹，亘古未有！

    一年中，武汉百年来形成的、黑社会强大的地下网络被迅速彻底摧毁。经过审判、核实，金弹子等70多个罪大恶极的首犯被判枪决，另有一批黑社会和一贯道骨干被判刑关押。武汉市区群众自发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6 当人民政府信得过的人

    昭诚的来信让广成夫妇倍感欣慰，他已经成婚，妻子是一位杭州籍女兵。昭诚寄来的照片被静娴装在一个专门的小相框内放在她房间。广诚则时常默算着再添孙子的喜讯何日可以到来。

    此前，昭诚曾驻守泉州，准备攻打台湾。但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整个战略部署。1950年8月，三野开始按陈毅同志指示调集一批“最好的干部”筹建人民空军，昭诚被华东空军司令聂凤至将军点名抽调去，前往南京任华东空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广诚得知儿子调离了前线，以为他从此不上战场了，心中最后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解放以来，老爷子看不入眼的事越来越少，顺心的事越来越多。

    由于广诚因当年资金紧缺卖掉了农村大部分土地，加之他在家乡农村广行善事、除自家用地外，都交给了祠堂，未收地租，使得他在土改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的成分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

    广智目睹了农村土改的种种，在次年去世时，为他弟弟的一生发出感叹：“兄弟，你是好人有天照应啊！”

    广诚一生正派为人，在武汉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明辨是非的立场、他在创业奋斗历次劫难面前的生存能力、“老通成”的成就、加上他的军人家属身份、他的优秀的子女，使得他在新社会生活得还比较顺心、常常志得意满。

    在一派祥和的岁月里，“老通成”办得空前地红火，整日顾客盈门、声名远扬。特别是“老通成”的店员中另一个好厨师异军突起了，他就是曾宪麟——塘草。他跟高金安师傅学习不到一年，手艺便大有长进，在高师傅的耐心指导下，加之他的聪明，他细腻地掌握了配料、馅子、火候、摊制等全部过程和每一个细节，味道和色泽已可以“乱真”，差不多的老顾客都吃不出是谁摊的了。他也从偶尔客串变成了专业师傅，渐渐练得炉火纯青。

    广诚从此不再留他在身边打杂，而将他推到前台，挂牌献艺，顾客们给他起了个名字：“豆皮二王”。

    不管是政府什么号召，广诚都响应在头里，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他捐的金额让昭萍都吃了一惊。他却问了女儿一句话：“告诉爸爸，爸爸怎样才不算是剥削了？”

    昭萍说：“依靠自己的劳动。爸爸，你看高金安师傅、‘大包子’、‘小包子’师傅、牛万贵，他们做得多辛苦啊，特别是夏天，胸前的红痱子、脓痱子一片，起早贪黑。做学徒的小青年完全没有工资……”广诚不满了：“那是做这行的规矩呀！又不是我一家，我家的待遇比别家的好多了。”昭萍笑道：“爸爸，那些规矩不是我们共产党希望的，共产党要人人劳动、人人平等。你想，我们家至今还有佣人、保姆四五个。阿咪过生日，工人那么少收入，还凑钱打金锁送她。再看你们对他们说话的口气，他们敢那么对你说话吗？你说这些规矩算好的吗？”

    广诚心里不赞成了，那我还开什么店呢？不是我开店，他们在乡里不是还活得窝囊些么？

    昭萍也并不懂得工商业者在社会发展中的双重作用，无法跳出那时代对“剥削”的解释。她执着地相信，那自己也不清楚的乌托邦一样的理想社会一定会逐步实现，只要跟着党走，一定能走到共产主义。

    1952年，广诚被政府选派参加武汉工商联代表参观团，到祖国各地参观。他第一次到了首都北京。后来，他又被选派到哈尔滨参加武术表演比赛。在老年组，他曾一人对付六人，获得了荣誉奖品。他的好胜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

    他觉得新社会太好了。常对静娴说：“总算赶上一点，我们生得太早了啊！”

    1952年初，广诚和昭舫、以及很多武汉工商界、知识界人士都十分紧张地关注“纪凯夫事件”，每天买报刊阅读有关消息，揣摩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态度。3月，他们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就“中市政府党组错误地处理武汉市第二医院盗款案”一事，将犯政策错误、虽曾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吴德峰市长撤职，改由李先念兼任。

    执政仅数年的共产党给武汉人展示了一个开明、和蔼、广纳众议、勇于纠正错误的形象。让市民交口称赞。

    这年2月，市政府成立了武汉市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领导全市开始“五反”运动。昭萍特地回家给父亲讲了半天政策，她希望父亲清白无邪。

    广诚忐忑不安地说：“解放那年，昭舫去了上海，‘继诚烟号’就交给我了。下半年，谢管家曾经在门口公开收购香烟，那是逃了税的。”

    昭萍一下火了：“怎么能推给谢三叔呢？谁都知道，他什么都听你的，没有你的授意，他会那样么？”

    “我……”广诚从没见昭萍对自己发过这么大的火，他从跑单帮起，到一切的生意、贩运……一生都在设法逃税，直到后来“老通成”成功才消停。但以前逃的是旧社会的税，而收购香烟，明显是逃的人民政府的税啊！推给谢三金，无非只是为在昭萍面前遮掩一下当父亲的短处，她怎么就发火呢？

    昭萍看到爸爸在自己面前从未有过的表情和姿态，而秋平正在一边面带惊奇地看着这场面，觉得自己态度过分了。但想到上级一直对她嘱咐的要争取让父亲做“合法典型”，不由十分恼火和无奈。

    “我……”广诚呐呐地说着，扭过身躯，“我去坦白。”

    昭萍看到父亲离去的背影，那一向强壮的身躯竟显出佝偻，在满屋的空气中散发出疲惫、委屈和无奈。

    不，不能让父亲对新社会产生疑问和抵触，不能因自己的情绪损坏了党的政策。

    她赶上去轻轻拉住父亲。

    “爸爸，我不该那么大声，女儿只是从来没想到爸爸还会犯错……本来，那时刚解放，一些商家跑了，急于吐货倾销，那时您还不知道人民政府的政策，错了一回。爸爸，您去找反贪委员会好好说，补上税款。只要知错能改，政府不但不会处罚您，还会借您的事教育别人……”

    “千万别……”广诚大惊，“那是什么光彩的事，还怕别人不晓得，拿出来丢人现眼哪？”

    “好好好，我去要求他们不张扬。但是爸爸，女儿是共产党的干部，您一定不能隐瞒任何不法的事情。”

    “你不相信你老子，你老子的账都在那里呢，你们只管去查！”广诚没好气地说。

    昭萍点了点头，她相信父亲是心里没鬼的，而且，从小给她的第一条家训就是“诚实”。

    3月1日，反贪委员会宣布了全市第一批“基本守法”的工商业者四千五百多户，对他们不追赃、不补税、不罚款。“老通成”的曾广诚就在其中。

    在接受“光荣”的同时，他那生怕“阴沟翻船”、“跳到黄河洗不清”、面子扫地、还会影响儿女“进步”的顾虑，总算暂时放下了。不过他还是心有余悸。

    他牵着孙子毛咪的双手，说：“知道吧！你爷爷是政府信得过的人啰！”

    宪渝就读的“圣保罗”已经停业，现在转到了“圣玛利亚中学附小[50]”读小学。

    他相信爷爷是“好人”，他放学后玩耍，玩到“祁万顺”的二楼楼梯转角，见了正被命在一张木椅上静坐思过的“祁万顺”管家佘爷爷。他便一如既往地去调皮、逗他，想要撩他笑。佘爷爷一向很喜欢他的，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咬紧了牙死不吭声。宪渝突然恍然大悟，他凑上去低声问道：“佘爷爷，您是‘老虎’吧？”

    广诚听“祁万顺”的店员笑说此事，感到十分尴尬，连忙叫塘草去把孙子拖了回来。

    7 广诚的最后心愿

    年底，昭萍接到调令，将调赴北京铁道部任人事局长。她回家将消息告诉了父亲，并把在武汉的所有亲人叫回家，一起吃晚饭。她看着父母失落的表情，劝慰说：“爸爸妈妈，我们一家够好的了。全家人都很健康。小弟每月在来信。为了新中国，我们不可能只顾自己全家福。我安顿好了，以后也可以接爸爸妈妈去北京住几天。”

    广诚说：“昭萍，爸爸想了好多天，已经想好了，爸爸再不愿意当剥削阶级了，你临走前帮爸爸办一件事：我要把‘老通成’交给国家。”

    昭萍吃了一惊，这可是她完全没有料到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对民族资本产业进行接收改造的政策，更无先例。她想了想，说：“爸爸，你可想好了，这‘老通成’是你奋斗一辈子的心血，当中经历过那么多绝境。你就这么……交出去吗？交出去，可就再要不回来啰！”

    广诚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和你妈商量好的。我们本来就是穷人，不掺假的穷人！在旧社会我们要活命，要养儿女，要想你们有出息。是‘万恶的旧社’会逼得我们当了‘剥削阶级’！”他说起这两个词汇略有些生硬，但态度极其严肃，“我原来只想叫一家人能过个好生活，哪个晓得一不小心就成了‘剥削阶级’呢？麻不麻烦？未必那些做垮了的，反倒成了无产阶级？”

    老爷子哪懂他的心理不平衡包含着昭萍都没搞清的大学问，继续一吐为快：“早晓得，那年就不该要昭舫回家来帮我的忙，把他也拖脏了！哎，不说了，我是想说……你们都有工资，我和你妈就是不靠你们，这辈子活命的钱也够了。你去告诉你领导，我曾广诚原先比哪个都穷，我才是老牌‘无产阶级’，不想当资本家！”

    面对广诚的高深疑问，昭萍的确没有能力解释清楚，她吃力地说：“爸爸，您记住，听党的话，把店管好，也是为武汉的繁荣作了贡献，是建设新中国的一份子。”她忽然想起一份最近看过的文件，“刘少奇同志在天津说，爱国资本家是有功的！您知道吗？武汉的首长们，都来吃过高师傅的豆皮，他们都说这是武汉的骄傲呢！”

    广诚吃惊地问：“哪个首长来过？我怎么不晓得？”

    昭萍轻松了，笑道：“人家就吃个东西，要谁知道呢？李先念市长、张平化书记……好多都来吃过了。还有些路过武汉的大首长也来吃过呢！不是说不吃豆皮不算到武汉吗？你应该要高师傅他们多教些徒弟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

    广诚顿时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光荣，他以前只知道，店里接到过几次接待外宾的宴会的订单。这死丫头，怎么不告诉我？我好让高金安专门为首长们摊几份特别好的嘛！

    昭萍没有很多时间，她紧急去找了当时工商局长王光远同志，反映了情况，便匆匆离汉北上了。

    广诚绝非心血来潮，他把他的打算郑重地写信告诉了昭诚。

    这是1953年，昭诚正被派送军事学院学习，却刚好是霍守义将军当他的军事教官。昭诚问陈毅首长：“这不是我俘虏的……那位么？”陈毅严肃地说：“你放谦虚点！他们是正规军事理论，你要给我好好向他学习！”

    昭诚接到了父亲的信，立即回信说，他支持父亲的决定，“爸爸，我们应该是一个完全革命的无产阶级家庭。”

    广诚说干就干，他召开了“老通成”的店员大会，宣布成立了一个管理小组。谢三金一年多前就已经被儿女接回乡下，凯鸣早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支前工作，于是日常工作均由“豆皮大王”高金安主持，让店员们自己管理，参加分红。

    五月的一天，广诚兴致勃勃地和静娴去黎黄陂路路鄱阳街口的越剧院去看越剧。

    从当茶房起，他就喜欢各种戏剧。今天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折子片断，让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江南水乡。

    他想起了当年和静娴的邂逅，想起他们那甘苦而又坚定的爱情，然后迅速地、他一生的坎坷如同画卷般、在他的脑海中飞越展开着、再现着……他几乎忘记了台上戏剧是怎样结束的了，静娴怎样搀着他在往场外走。他仿佛看见他的儿女们：三顶帽子两杆枪，不！其实昭瑛也带着高傲的帽子，还有他的三个女婿，一个比一个出众和轩昂！他们也正在前面向他微笑，他真想让在天国的爹娘看见，他的理想已经成功，他的人生目的已经达到。只是这一切，好像是从那个大雾的早晨开始的，那雾正绵绵地向他围了过来……

    “怎么回事？”这是他在世上最后听见的身后传来的一个陌生声音。他再没能听见静娴在身边的惊呼和失控的哭叫声，世界在他的脑中突然完全消失了。

    曾广诚在午夜因脑溢血突发去世，享年68岁。

    昭舫给昭萍、昭诚发去了电报，安慰了极度悲痛的母亲，留下昭瑛一家和秋平在家照顾母亲，仅自己和塘草护送棺椁，回乡安葬。

    渡过苍凉的湖水，踏过父亲当年怀着壮志迈过的土地，一身重孝的昭舫与宪麟护送着棺材进山。

    当送葬的队伍走进永安堡和九真山之间的山坳、进入那秀美的盆地时，几里长的山路上竟然出现了数百自发戴孝、前来送葬的乡亲，整个义田湾哀乐四起、哭声大作。上山入土时，山坡上居然跪满了昭舫喊不上名字的上百男女老少，竟是一派震撼人心的大恸！一旁的村长也在暗忖，广诚在乡民心中的威望是真实的。难怪土改时，广瑞那个流浪回村的小儿子要求工作组把广诚成分划成地主时，竟招来全村一片骂声。

    8 老通成变成老通城

    昭舫安葬父亲回家后，要母亲决定父亲的遗产继承问题。

    静娴是当然的财产继承人。但是她先向子女们发问：“你们的工资养活得了我吗？”在得到了一至的肯定答复后，静娴平静地说：“照你父亲说的，都捐献给国家吧！”

    昭舫于是多次找工商局王光远局长，表明全家的态度。工商局见劝阻不了，经慎重调查研究后，就请示了上级，一直请示到了中央。

    工商局很谨慎地处理着这件大事，他们要求昭舫姊弟五人联合写一报告，说明原委，且必须有每人单独的申明。五姊妹很快就写出了报告，表明了立场，即：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听任政府处理。

    1955年，昭舫将广诚的全部产业证明、连同“万国旅馆”股份、“九合纱厂”股票、“民进建业公司”股票、汉口铁路外与华景街地契及数千元公债券一并上交。又将家中约万元的金银首饰及一切“非劳动所得”清点出，全部交给国家，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裸捐”。这个让举世至今不解的行动，成就了曾家人神圣的自我精神洗礼。

    静娴对自己的一切已经满足，仅只怀着一颗对神明、对世界的敬畏和感恩之心。她吃斋念佛一生，从不干预广诚金钱方面的事。对装银元的木盒，都从来不正眼一看。从此，她平静地开始了与儿子、媳妇共同生活，也从不去干扰他们的工作狂热。

    她不倦地欣赏已进了市六男中学习的宪渝（现在不许人喊他“毛咪”了）的优秀成绩，并把自己善良诚实的天性言传身教给他和其他孩子。自从秋平从一男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宪渝几乎就成了她每天生活的全部。若遇上昭瑛、昭琳举家回来欢聚，那就是她最大的幸福。

    她唯一担心的还是怕小儿子还要上前线打仗。

    但是战士的命运是由人民安排的。1955年1月18日，浙东海面雾霾突然消散、晴空万里，昭诚参加了进攻一江山岛的作战。这是一场年轻的人民空军首次与陆、海军协同展开的立体大战。也是解放军史上唯一的一次三栖配合作战。

    一江山岛战役胜利后，昭诚带着妻子和女儿宁宁，再次来武汉看望了母亲。

    在中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号角尚未吹响时，昭诚满意地看到“国营老通成餐馆”的大招牌醒目地展示在大智路口，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1955年，老通成又在惠济路花桥路口办了分店，并且还为武汉餐饮业输送出了高金安、王汉卿、赵凯鸣、曾宪东……等一批有经验的优秀餐饮管理干部，在“五芳斋”、“实验餐厅”、“春明楼”……都能看到从“老通成”走出的干部。“老通成”还将他们的烹调经验无偿地介绍给同行。如塘草的妻子将“瓦罐鸡汤”的烹调秘诀，带到了煨汤馆“小桃园”，丰富了武汉的又一著名饮食品牌。

    1958年清明的前一天，塘草兴冲冲地跑来，找到已经搬到了中山大道1261号居住的静娴。

    他激动地大声说：“太，毛主席来吃了我摊的豆皮了！是毛主席啊！那天是我摊的啊！”

    1958年，毛泽东两次亲临“老通城”，品尝了曾宪麟亲摊的三鲜豆皮，毛主席吃后满意地说：“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你们为湖北创造了名小吃，人民感谢你们。”

    “要是你爷爷看到这些就好了。”

    这也许是静娴此生最后的遗憾。

    七月十五日，宪渝在接到了保送高中的通知后，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到家，却再不能看到奶奶站在公新里口像往日那样等着他。奶奶静娴于当日中风了，一周后辞世。

    “老通成”与曾家有关联的故事到此结束。

    直到1958年，这个餐馆的招牌的“城”字并没有土字旁，是书法家杨树谋先生书写的招牌。七十年代中期，不知是李先念同志题词、抑或是周永基先生为新招牌挥毫时，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成”字边加了个土旁。餐馆里没有文化人，谁都没把这当成大事，从此，招牌就写成“老通城”了。

    而千万顾客也不把这当成一回事，无论“老通成”还是“老通城”，他们青睐的都是它的王牌豆皮。

    “老通城”则继续着它的传奇和神话。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金日成、西哈努克……都到过“老通城”。使得这个餐馆名声空前大振。而武汉招待身份尊贵的来汉外宾时，最后一道压轴的菜一定是“老通城”的豆皮。

    二十世八、九十年代，“老通城”的经营规模到达顶峰。1989年，全年营业额达2000多万元，为当年全国餐饮业销售状元，三鲜豆皮获中国饮食行业最高奖“金鼎奖”。在新任掌门人张斌的带领下，“老通城”开始迅速扩张，先后在市内的堤角，省内的天门、鄂州，江西南昌、广东深圳等地开设分店。“老通城”迎来了一个辉煌的巅峰时期。

    后来……后来……后来应该有另一些传奇来续写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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