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中，将分析对象分割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是常用的方法。从领域切入民族主义，学者们侧重探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也有一些研究者分析经济民族主义。当然，这样的分类只是一种分析性概念，现实中三者往往糅合在一块，难以确切而完美地分割开来。在已有的民族主义分类中，学界对政治民族主义的探讨尤其多，它是民族主义现象、思潮中最为直接且引人关注的表现和特征。费正清在讨论晚清中国时，特别区分了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产生于多元性帝国的政治关系之中，即帝国需要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作为多元社会的认同基础，而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则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产物，它要求将政治性的民族认同作为国家的合法性条件，只有后者才构成了现代主权国家及其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及民主制度）的条件。[85]从费正清的论述看，前现代中国存在着文化民族主义，即在多元性的王朝中，用来整合整个社会的具有普遍主义特性的文化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则是现代性的产物，其核心落在政治性的民族认同上，即民族国家以及政治文化须以之为基础。由于费氏主要从功能的角度来论述民族主义，其界定稍显模糊。
对于现代民族主义，人们有着广泛共识，认为存在两种典型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18世纪的欧洲，当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造就了本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时，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和纷争割据局面，没有勇气通过激烈的反封建斗争去实现民族的统一，而是转而试图借助文化认同来达到既定目标，以抵拒法国文化的入侵，由此兴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法国的卢梭被认为是政治民族主义思想的最早阐释者，而德国的赫尔德则被认为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最早阐释者。杨思信也论述道，政治民族主义即民主民族主义，是表现于政治层面的一种民族主义倾向，其主要内涵就是强调国家的构成不仅仅在于共同文化，更在于共同政治和民族、自由、人权等政治观念。[86]上述关于政治民族主义的论述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特征：强调政治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产物，强调政治民族主义的国家特征，这是一种主流的论述模式，但本书所探讨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
根据前文理论部分的分析，关系实在论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观中，核心概念是具有流动意涵的民族，因此本书将政治民族主义界定为民族主义的政治面向，是“政治民族”（Politiksnation）及其成员基于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民族利益而对“自我”之维护与重构，其核心是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民族的政治权益的维护与扩大。逻辑上，这一界定并不事先确认政治民族就是现代现象，也不将政治民族简单化约为现代国家。本书旨在具体分析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因此可以回避从一般意义上探讨究竟是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制造了民族这一难以言说清楚之难题（其实，从抽象意义上讲，这一提问方式就有问题）。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政治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并成为成熟的现代“政治民族”。但是，在当代世界中，既存在前现代国家，也存在现代国家，还存在着后现代国家，不同国家类型面临不同的政治任务与国际环境，因此各国的政治民族主义的表现和任务也有所不同，尽管现代性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
本部分将关系实在论与“政治民族”思想相结合，以“政治民族”的概念为切入点，透视当代中国政治民族主义所涉及的问题性，中国政治民族主义运行机制、特征与影响。本部分分四章展开论述，第五章侧重从理论上考察“政治民族”的流动性与多元内涵，从而指出政治民族主义的多样性。第六章从经验上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性和表征，第七章则旨在透视知识界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第八章主要以网络民族主义为对象，探讨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
第五节 政治民族的竞争与共生：国家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
要深刻理解与清晰把握一国之政治民族主义，关键在于界定不同语境下的政治民族。就学界目前的相关探讨而言，作为自我（the self）的，或者说具有浓烈的我群意识（a we－feeling）的“政治民族”的内涵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政治民族”的内涵实质上是流动的，抛开国际要素，最为重要的三个“竞争者”是：国家、族群（族群）和公民（国民），即英语世界经常讨论的“作为国家的民族”（nations as states）、“作为族群的民族”（nations as ethnic groups），以及“作为公民的民族”（nation as people）。在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内，三者是竞争与共生关系，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三者之间也会形成冲突乃至爆发战争。上述三者在学者的理念中可能被定位为“政治民族”，它们隐含了不同的理论偏好与逻辑基础，它们在现实运行中也存在着话语、权力与利益的竞争和共生。从关系实在论的角度看，这体现了“政治民族”概念与现象具有流动性、过程性与竞争性。
一 政治民族：流动性、过程性与竞争性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讨论过德国“政治民族”的挑战，在他的思想中，政治民族对应的是经济民族，即在经济崛起和发展之际，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政治民族）是否能够因应政治上的挑战，实现德国的政治崛起，[87]这是一战前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比较关注的问题。然而，其他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大众在谈论政治民族时，很可能指的是国家民族、族群或公民民族三者之一，或许是交叉使用三者。[88]在关系实在论的理论框架中，“政治民族”是流动的自我，过程性的自我。这里的“政治民族”不是给定的不变之政治实体，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系化特征的政治实在（realism）。这一逻辑并非完全否认实体的概念，而是说，“政治民族”作为实体不是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它为竞争程度不一的他者、外部环境、结构等要素所塑造，从而呈现出关系特点、过程特点和主观建构特点。赵汀阳曾这样论述过传统与中国，“传统的维持并非什么都不变，有个用来说明什么是传统的非洲故事说，非洲有种木船，某块木板坏了，就换上新的，不断换新的，最后就不再有原来的木板了，但是它仍然是‘那条船’而不是另外一条船。中国也有着对传统的类似的理解，比如说中国很愿意把旧房子拆掉盖新房子，但要保持其抽象的一致性”。[89]一定程度上，政治民族也如同赵氏所言之传统和中国，它在抽象和具体之间不断往返，在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互动加速的时代，内生要素和内部过程可以界定政治民族，外生要素、外部环境、外部过程也能塑造和界定政治民族。政治民族既不是单纯的内生物，也非单纯的外生物。因此，探讨政治民族至少需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研习三种主要“政治民族”（自我）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其二是考察民族国家这一面向的政治民族与国外的他者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这两个层面均显示了政治民族的流动性与过程性特点。
为什么这里只将作为国家的民族、作为族群的民族与作为公民的民族视为政治民族呢？原因在于，迄今为止的民族主义政治实践中，上述三者在“政治民族”的竞争中显示了特殊的重要性，鉴于民族主义实践之流变特征，说不准哪天又会形成新的“政治民族”的说法与实践。譬如，安东尼·史密斯在论述欧洲一体化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影响时，提出了欧洲国家和欧洲民族主义的说法，这里的民族就指向了欧盟这样的地区组织了，不妨说是“作为地区组织的民族”。[90]还有人甚至提出“地球民族主义”说法，当然这些说法尚属一家之言，未能成为广为接受的分析性概念。
在政治民族的界定中，国族（国家民族或民族国家）、族群和公民存在着竞争与共生关系，从这一意义上看，它们之间也是互为自我—他者的关系。这里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排中关系，它们既可能是对立关系，也可能是其他的相关关系，譬如等级关系（hierarchy）、竞争共存的包容与互构关系，只有当具备某些条件或在特定环境下，它们才会走向强对立关系。
当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国家民族（state nation）视为政治民族时，[91]他者不仅包括外部国家（特别是敌对国家），也包括国内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公民意义上的民族，（潜在）他者甚至也包括地区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个人等行为体。换言之，任何一个层面的政治民族总是处于由众多行为体构成的互动与互相塑造的关系网络之中。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探讨欧洲民族国家战胜众多的行为体而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行为体时，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敌对性、竞争性的他者主要包括城市国家、王朝国家、绝对主义君主国、教会、封臣、公国、领主、城市联盟、帝国、部落等，[92]现代政治民族的概念和现象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与传播开来的。那些行为体大部分也属于政体类型（polity），它们一度与民族国家对立色彩浓厚，有时候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自我—他者之间呈现很强的二元对立性。事实上，民族国家还遇到了其他民族国家这类他者，它们之间有可能是盟友关系，也可能是敌对关系，抑或是非敌非友关系，不能简单说是敌友关系，而必须从具体时段、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中来界定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下的中美关系就是如此）。这意味着，在政治民族的政治认同意识中，并不一定排斥、蔑视、仇恨他者，自我—他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动态的光谱格局，敌对性对抗与和谐共生是处于两个极端之关系形态。
二 “国族”是主导性的“政治民族”
对于“国族”（强调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也即国家民族）意义上的民族、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与公民意义上的民族，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论解说，现实中也存在不同的实践原型。原初论的民族观张扬了民族的族群意义，而且它强调内生且客观的标准。将民族国家视为民族主要体现在现代主义的民族观中，它往往吸收了社会建构论思想。将国民或公民视为民族，其经验主要来自法、英、美等国，其理论基础（政治哲学）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93]在上述三个具有竞争与共生关系的“政治民族”中，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习惯于将民族国家界定为政治民族[94]。为什么在话语权的争夺与政治运行中，会出现民族国家被化约为主导性政治民族的情况？
首先，这是由民族国家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决定的。查尔斯·梯利就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以及民族国家战胜其他竞争性行为体作出了精彩而有说服力的分析。梯利认为，从15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处于转型之中，它们面临战争和战备的压力（竞争的多国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的形成经过了三种典型的模式：资本密集模式（Capital－intensive）；强制密集模式（Coercion － intensive）；资本化的强制模式（Capitalized－coercion）。[95]第一种模式的代表是威尼斯，这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国家；第二种模式的代表是俄国，这是强制能力强大的传统帝国；第三种模式的代表是英国，是经济发达且强制能力强大的民族国家。三种模式均为内外环境复合互动的结果，即包括外部压力、体系压力以及体系的塑造作用，内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不断重塑，政府形式的变化等，但最终取得胜利的是第三种模式。赛顿·华生与安德森则论证了，在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威力显现下，欧洲王朝帝国开始反思性地重塑自我，它们选择将民族原则纳入帝国体系中，[96]从而出现了那一时代特有的整合帝国与民族的官方民族主义。[97]
当前，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也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现代政治认同载体。作为民族的化身之一，民族国家具有强大的认同塑造能力，如安德森所强调的，“我们常常会在新国家的 nation －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98]。
其次，公民民族的概念与实践必须依托国族。公民民族的概念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与国（家民）族的整体性进路不同，它凸显的是个体的公民权利，但公民民族的形成与公民权益的普遍落实离不开民族国家。凯杜里论述了法国公民民族的实践与意义，在主权在民的思路指引下，法国百姓通过大革命等方式争取公民权，并力图通过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来落实与保障这一公民权。[99]简言之，公民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传播，离不开主权在民思想的塑造与传播，以及多伊奇强调的国内通信的发展创造了关于道德和政治认同的常识、安德森所言的“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盖尔纳所说的“高级文化”与“工业社会”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民族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公民身份主要不是通过个人选择与奋斗得到的，它更多的是个人出生所赋予的，因此呈现了浓厚的公民身份与权益的国家供给的特征。霍布斯鲍姆在探讨“政治民族”时也指出，它“是最早用来指称民族成员的词，不过在当时可以成为政治民族的，通常只限于该国境内的一小撮人，亦即权贵精英，或贵族士绅。‘政治民族’这个概念和词，最终有可能扩展成涵括境内所有居民的民族，不过，这要到民族主义者大力鼓吹之后，才会成为事实。”[100]霍布斯鲍姆历史地考察了波兰等地贵族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从而使“政治民族”的内涵最后接近了这里所说的国族，即包括了境内所有公民。
最后，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在情感和安全上也离不开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机构。现代世界，在个人的政治效忠序列中，国家效忠往往排第一位，而在前现代的欧洲，很可能教会效忠排在第一位、地方效忠排在第二位，国家效忠排在第三位。[101]恰如美国学者艾凯所言，“在十八世纪前，整个世界，一般人要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组织、社会权威和意理结社，如氏族，家庭、宗族、教会、城邦、封建主，以及其他集团——这些集团严格说来常常不是‘政治性’的”。[102]国族是一个具有时代性、超阶级性和超族群性的概念，但它会面临时代、阶级和族群的挑战。在“政治民族”的竞争中，“国族”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国族本身也不是给定的实体，不是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实心球”状态，它处于诸多关系中，并为这些关系和过程所塑造。国族与多元政治文化如何在张力下柔性共存，是倡导和支持国族塑造的机构和人士必须面对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挑战是国族解体危机，如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即国家民族的解体。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解体看，就内部而言，其最终结局是“政治民族”内部的竞争关系超越共生关系，并导致矛盾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这是族群和公民意义上的民族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压力；从外部看，其他国家（其他国族）也是影响因子，特别是美国施加了体系性压力，并释放了体系性吸引力。[103]因此，虽然国家民族在现代政治中具有主导地位，但它必须处理与公民、族群的关系，下文分别探讨国族和族群、国族和公民之间的竞争和共生关系。
三 国族与族群的共生与冲突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不是国家，因为国家的概念与制度行为有关，而民族的概念指的是某种类型的共同体”[104]。但是，人们往往会将或倾向于将国家等同于民族，这就产生了国族（state nation）的概念，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均为这类概念。也就是说，在现代性语境中，民族国家建立后需要从法律、制度、观念等层面塑造国家民族的意识，以确保国家的统一、团结和凝聚力，安东尼·史密斯将这种民族主义称为“整合性民族主义”[105]。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概念，源自欧洲。在国内外的相关论述中，尽管民族国家的制度内涵和现代特性为人所强调，但有关民族国家的内涵的争议颇多，笔者梳理出五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主要以阶级斗争与阶级发展的要求（侧重将阶级的经济要求作为原始动力）来构建民族国家的内涵。陈鲁直认为，“民族国家的要义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民族疆界的范围内扫除封建分割状态，用资本剥削取代超经济剥削，实现市场的统一，并且为了保证这种统一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106]。宁骚也指出：“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民族国家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在这个时代，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的现代化成为一切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107]
第二，主要从国内与国际政治的角度界定民族国家，它是将现代民族国家与此前的国家形式在政治层面作出比较的结果，强调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即现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包括“人民（people），人民生活于其上的领土（territory），拥有统治人民和领土之权威的统治者（ruler）或者政府（gov-ernment）。这个统治者或政府也被视为国家的代理人，国家则是享有主权这一特殊地位的法律实体。”[108]
第三，从民族与现代理性国家结合的角度来界定民族国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熔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国家这一要素在此是指现代理性国家，它形成于西方现代初期，是一种自立于其它制度之外的、独特的、集权的社会制度，并且在已经界定和得到承认的领土内，拥有强制和获取的垄断权力。民族，可以界定为一种名义上的人类共同体……民族的概念所具有的二重性和模糊性影响着它随后与国家的熔合”[109]。
第四，将民族国家放入历史变迁中，并将之与传统国家在制度层面进行比较，并以此作为界定民族国家的角度。吉登斯在考察了西欧封建制国家——绝对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演进后认为，“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110]
第五，恩格斯没有直接给民族国家下定义，但他从封建制度瓦解的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层面分析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同时，他还提到语族的形成对民族国家出现的重大影响。他认为“一旦划分为语族……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a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oonale 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111]
上述观点中，有三种论述直接提示了民族国家的“民族”意涵：文化民族的政治化倾向（第三、第五种）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第四种），前者彰显了民族国家的族群基础，后者显示了国际体系对民族国家的界定与影响。
以族群[112]为切入点，可将民族国家分为两类。其一是单一民族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国家由一个族群意义上的民族组成（这是一个陈述句）。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在全球几乎找不到原型，因为每个现代国家都包含了一个以上的族群。其二是多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国家由多个族群意义上的民族组成。多民族国家也被称为民族国家，主要是因为民族国家可作国族理解。譬如，号称民族、种族大熔炉的美国是民族国家，又被称为美利坚民族，这里的民族就是国族。我们称中华民族，这是国族意义上的，它由56个民族组成，这里的56个民族则是族群意义上的民族。费孝通先生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指的是国族（塑造），“多元”指的是各族群意义上的民族的各种历史文化特征，它具有多元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国族由族群组成，但国族不是族群的简单相加，因为国族是一种现代性概念，表现的是现代国家的建构（nation－building），是一种人为的国家建设的产物，而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则更加具有自然意义与历史意义，因为它强调共同的传统、习俗、语言、文化乃至血缘等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费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融合，与前文所论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说民族国家定义的逻辑相类似。
然而，在民族主义运动和理论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由一个族群意义上的民族组成”这样的陈述句不一样，它是一个带有浓厚价值判断色彩的口号。更贴切地说，这是部分学者、政治家乃至民众所倡导、所信仰的一种政治原则与信条，是一种意识形态，即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的民族单位（文化民族）要与国家单位（政治单位）重合的趋势、信念和原则，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对此都作出了论证。[113]它是一种最简单的公式，也是最为极端的公式，很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元素化”。这样的公式既是某些人的理念设想，也在政治操作中为诸多民族主义者所采纳，尽管该公式也遭到人们的批评与质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作者就反对盖尔纳等权威民族主义研究者的观点：“尽管与理论权威有分量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把创建独立国家的要求当作民族主义运动的特性实在是本末倒置。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是声称它在共同的物质和文化利益方面代表本民族的成员。”[114]由于很多人从理论与实践上接受并推动这一信条，就使得族群意义上的民族脱离了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倾向于成为建立国家的政治民族，这一倾向性势必成为既有的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民族”的潜在的或现实的最大挑战者。
由于存在上述民族主义理论与运动，我们有必要将族群纳入“政治民族”中来思考，而不能只是将其视为只具有文化意义的单位。譬如，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便饱受族群性的政治民族主义（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英国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与北爱尔兰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冲击。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即“疆独”、“藏独”等均以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为载体，这是一种民族分离主义，或者说是“分离主义式的民族主义”[115]。
国族是现代政治用语，它经常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换言之，当我们说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时往往指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族概念的形成，并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政府与知识精英有意识地建构和塑造的结果，当然，这样的塑造过程必然会从历史文化、地缘、血缘中寻找黏合剂。有学者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归于梁启超，[116]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概念，而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的概念使用及其塑造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费正清在分析晚清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时，也含蓄地指出政治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国家与政府的角度看，现代“政治民族”的任务主要在于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其实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譬如胡适有言：“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117]
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政治过程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具有民主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运动的核心理念，对于美、英、法等发达的民族国家而言，这一任务基本完成。[118]从这一意义上看，它们可谓成熟的“政治民族”了。对当下中国而言，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但在政治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于经济现代化的现状下，中国要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恰如韦伯当年对德国的忧虑一样，当下中国社会对“政治中国”颇感焦躁与不安，国际社会也有不少担忧。[119]
在一个拥有多个族群的国度里，族群（特别是主导性的族群）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认同可以成为国族塑造的资源。有些中国人习惯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并将龙作为图腾（龙的传人），国家公祭尧、舜、禹，这说明他们主要是从汉民族中获取历史记忆资源，并进而塑造统一性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其效果与方法值得探讨，国族教育与塑造的任务任重道远。这也说明，单纯从历史文化脉络出发来塑造国族是有缺陷的，能让56个民族接受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待发掘与塑造[120]。
族群也可能成为分裂国族和国家的要素。[121]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分裂势力与以国族为指向的国家（统一）建设是一对尖锐矛盾，这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二元对立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部，在不涉及外部国家时，可能会产生两种严重对立的民族主义：旨在塑造国族的国家民族主义与以族群为基础旨在去国族化并建立新国家的族群民族主义。在这一语境下，两者间的互动主要是一种零和博弈。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民族国家赞同国族塑造，而对以族群为基础的分裂运动保持谨慎或坚决反对，譬如美国一直在国际上宣传倡导自由、人权与民主，但对于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运动并不赞同，并且对之忧心忡忡，因为它可能有损美国国家利益。
但是，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分离运动只是族群民族主义中的一种类型，一种极端的类型，其逻辑基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不采用民族分离方式的族群民族主义则往往不会走向独立建国。盖尔纳认为族群也是政治概念，它必然指向政治运动，但盖尔纳并没有将族群等同于民族，他还使用“潜在民族”的概念——有可能建国的族群。当采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时，强调历史文化特性的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就开始向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也即向国家（即未来以本族群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倾斜。换言之，虽然族群和族群民族主义体现了鲜明的文化认同内涵，但也可能存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合流的倾向与趋势。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部分族群意义上的民族确实选择了建国的选项，如没有建国的库尔德人等一直谋求建国，但这并不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铁律。诸多族群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将建国作为选项，或暂时不将其作为选项，这意味着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也包括了非建国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如当下英国、西班牙境内的部分民族主义运动。有学者认为，与其说他们是为了建立独立国家，还不如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族群民族主义是一种“内部反殖民主义”，针对的是国家主义、大民族主义（披着国家主义、国族主义外衣的大民族主义）。[122]族群民族主义可能针对大民族主义，但悖论在于：族群民族主义同样可能发展为大民族主义，即旨在联合族系相近的民族成为更大的国家，安东尼·史密斯称这样的族群民族主义为“统一运动式民族主义”或“泛××民族主义”[123]。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但诸多学者已论证，民族自决并不等同于建国，自决所指涉的内容是多样的，它还包括文化自治、政治自治，而建国只是自决的最高政治目标。[124]在自决方式上，究竟是族群内部投票表决，还是整个国家投票表决，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巨大争议的问题，它很容易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冲突（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当下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法的效率是很低的）。从现实情况看，它将导致国际形势的急剧动荡，可以说，关于民族自决的边界和限度，仍然需要从理论和经验层面深入研讨，国际社会的争论仍然很多。
就国族塑造和非建国意义上的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民族主义情绪、思潮乃至运动的关系而言，它们就不是一种零和博弈了，因为后者并没有冲击国族的底线，它往往是在国族的底线内的一种利益博弈行为，是“一体”如何与“多元”协调关系，是作为族群的成员和作为国家的公民如何在认同和行为上处理不同认同和身份。
四 国族与公民民族的共生与冲突
在政治民族主义中，除国族和族群概念外，安东尼·史密斯等人探讨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区分很有意义。[125]前文粗略讨论了以国族为基础的国家民族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关系，但国族与官方的国家民族主义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探索与塑造，它容易忽略自下而上的公民视角。安东尼·史密斯探讨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区分就强调了自下而上的公民视角。而且，这一公民视角与国家视角会发生理论和实践上的关联。下面，我们主要分析公民民族与国家民族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存在的张力与亲和性。
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国族与公民民族之间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张力与冲突。由于竞争性国际体系的存在，现代民族国家常面临外部敌人的威胁与挑战，民族处于危亡的状态，因此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三个“自由”的定义——民族自由（相对于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与国家公民的政治自由），[126]从而也凸显了集体的民族自由与公民的个体自由之间协调与平衡问题，其间的张力在所难免。譬如，“9·11事件”以后，为了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对诸多政策和法规进行调整，其中不乏加大对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约束和限制，这引起了部分美国国民的不满与埋怨，但这种限制迄今为止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在反恐的旗号下实施单边主义，在缺乏充分的证据与理由支撑下而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不仅异化了“反恐战争”，而且越来越可能使美国国家利益和形象受损，进而损害美国公民的权利。
如果说目前日益彰显的美国国家民族与公民民族之间的张力还未打破基本的平衡，那么“二战”时期的德、日、意的国家民族与公民民族之间处于平衡被打破的状态。“二战”时期的德、日、意法西斯政权具有国家民族主义的特点，但是该民族主义是与种族主义、极端专制政体、进攻性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普通公民往往为法西斯政权所欺骗、塑造，无法合理判断何谓理性的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难以制衡国家行为，甚至支持国家行为，这种类型的国家民族主义最终给人类带来浩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合适的制约力量，那么国家民族主义容易与其他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滑入缺乏内部制衡的政治国家主义，并堕陷为进攻性的、极端性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以国族概念为基础的国家民族主义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属性，其特点是强调国族、国家利益优先，其优点是有利于自上而下地推进民族国家建构，有利于现代化规划全面展开。然而，由于界定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家民族主义很容易堕陷为为特殊利益集团、寡头和专制独裁政体所利用的工具，即借民族国家、国族之名，行私人、特殊部门与集团利益之实。
国家民族主义有时候还被化约为国家主义，后者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语，它是针对两个参照系而言的，“其一，以个人为参照系，指的是在主权国家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其二，以全球为参照系，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127]。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主义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即强调以国家利益为基本的行为准则，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也会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野，或者说，它们都在思考何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如何维护、巩固与伸张国家利益的问题。在国内政治中，国家主义推崇国家理性，认为国家有独自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形式。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国家观以更理论化的言语表达了对国家的崇拜，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个人生命的本质与生存意义之所在。[128]在国内政治中，不少人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其实情况远非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实行国家主义，它的百姓的自由意志被剥夺，是被强迫的，那么这个国家便是极权主义的国家主义（如法西斯政权）。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国家主义是对立关系，但自由主义并不是国家主义的对立物，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国家的权力与功能，并致力于通过宪政、法律的建设，合理地划定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国家主义，这也是晚近自由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作为致力于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与妥协的学者，米勒（David Miller）甚至指责罗尔斯（John Rawls）只会在相对自足的社会发展所谓的“分配正义”，但对这一社会存在条件却置之不理。[129]其言外之意是，包括公民权、正义问题等都是以民族国家为边界与前提的，因而也是建立在接受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的。因此，自由主义并不天然排斥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是部分接受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立场。在西方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也会采用各种方式来限制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譬如，公民民族主义就是一种进路，即从公民民族主义入手来防止国家（民族）主义的进攻性与专制，通过自下而上的公民民族来制衡国家以国族的名义破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还发展出了国际制度和平论、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这些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旨在化解民族国家因民族主义争端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些论断并不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但它们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包含了制约极端民族主义出现或消解其危害性的重要思考。
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法国大革命是公民民族主义之原型，因为主权在民学说打破了贵族和主教对nation的垄断，如凯杜里所言，“当法国大革命派宣称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the Nation时，人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宣布the Nation是超出国王和贵族的范围的”。凯杜里还指出它可以进一步引出其他推论，“假设在某一政府统治之下生活的一大批人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不期望继续被置于其统治之下；因为主权属于他们，因此他们现在可以组成一个新政府，并构成一个单一民族。”[130]这一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原则依赖主权在民的学说，矛头指向专制政府与王权，它以民族的名义来反对专制王权并捍卫个体公民的权利，因此便具有吉登斯所说的“民族主义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的特征。[131]
哈贝马斯也将民族国家视为一种新型的整合社会的方案，它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下的基础上（世俗国家取代神权），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旨在解决都市化、经济现代化、人员快速流动等问题），民族国家需要通过公民的政治动员来解决上述问题，而已形成的民族意识也能将新的社会一体化与新的政治决策机构结合在一起了。[132]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中，民族国家与公民是共生的，前者从制度与集体上回应了现代性问题，后者从个体的政治法律权力上回应了现代性问题。但是，民族国家与公民两个现代概念并不是脱离传统要素而凭空产生的，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仍然影响和塑造二者。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来界定现代性，公民在政治与经济上也被假定为“理性人”，但是公民同样具有文化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理性并不是具体的公民的全部属性。如果说理性人假设代表了一种普遍性，那么公民的情感、历史感、族群文化归属感则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也是具体公民的群体属性和个人独特性。也就是说，对公民的权利和行为需要在社会文化脉络中来解释和理解，也需要在政治脉络中来解释和理解。从这一意义上看，英、法、美等国早期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在一个脉络中的，国族与公民民族具有亲和性。
第六节 后冷战时期中国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
在“政治民族”的内部竞争与共生机制的发展中，国族是主导性的政治民族，以此为基础则形成了国家民族主义，它集中体现在官方民族主义中。换言之，在一个现代国家中，至少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家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其中国家民族主义在当前（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居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涉及对外关系问题时更加明显。后冷战时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问题已解决，在发展问题成为主要课题[133]的情况下，中国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有何特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和问题领域？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如何？
一 中国官方政治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性
（一）国家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的关系
民族国家是一个包含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在实际操作中，官员、学者和百姓通常以简约论的方式来看待它，即将民族国家化约为政府，甚至将政府再化约为国家、政府与党的领导人，譬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把美国国家还原到白宫和国务院的高层决策人。[134]也就是说，国家、政府和执政党的领导人是以民族国家的代表身份而出现的，[135]这些能够代表民族国家的机构和个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和准绳，保护、维持和扩大民族国家的利益的意识与行动，便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 statist nationalism），[136]有时候又被称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但是，在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框架中，官方民族主义概念源自塞顿—华生，它是19世纪欧洲范围内所出现的民族与王朝制帝国融合的现象，它是对当时蔓延于欧洲的大众民族主义的一种反动。在王朝制帝国已消逝、民族国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的当代世界，理论上讲，官方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它与大众民族主义是一种竞争与共生关系，而不一定是其反动者。
严格地讲，官方民族主义只能化约而不能等同于国家民族主义。首先，由于民族主义具有工具论的面向，官方民族主义在具体的实践中可能堕陷为政党、利益集团甚至个人的工具，或过多地受意识形态束缚，反而偏离了实际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徐贲甚至尖锐地指出，它可能堕陷为“权力（在上者）犬儒主义”[137]。其次，一国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大众民族主义者既可能是国家民族主义者，也可能是公民民族主义者，或族群民族主义者，因为作为个体的国民具有公民、族群成员等多种身份，他们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存在着多元性。如果他们接受国家民族主义理念和学说并据此而行动，那么他们同样也是国家民族主义者。
（二）中国缺乏公民民族主义实践传统与思想传统
观念上，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发展并没有遵循法、英、美之民族主义道路（所谓理性宪政主义），中国缺乏将公民视为民族的思想传统和政治实践。从政治实践看，早期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接近种族民族主义，其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见于1894年兴中会誓词，这是一种“反满”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后来也意识到这一口号的局限性，因而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五族共和”原则以资补救，“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38]1920年他又加以修正，“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139]。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的观念和实践中，经历了从种族、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到国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转变，但他并没有提升公民的民族内涵，其旧三民主义将民族、民权、民生并列。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包含了国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时，《新民主主义论》也将阶级斗争、革命思想纳入其中（“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蕴含了（民族）国家范式与阶级范式之间的张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还探讨了“国民”问题，但他是从阶级角度而不是民族意识的角度来思考国民的。他指出：“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140]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民族）国家范式与阶级范式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直到80年代邓小平明确提出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新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是一个关键词，而公民概念的作用则要弱得多，且其内涵发生了很多变化。[141]笔者曾以1990年以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为对象，检索每年的报告中“人民”、“民族”、“公民”三个关键词所使用的频率，其中“人民”一词使用频率最高，“民族”次之，而“公民”一词使用频率非常低。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上述三个概念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人民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它并不涵盖所有中国人（不包括国内的专政对象），而民族具有族群（各个民族）和国族（中华民族）两种内涵，公民则被限定在法律范围内。也就是说，公民不仅没有被视为民族，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就中国官方的政治民族的建构而言，中国缺乏法国式的公民民族的思想和实践，但近来中国知识界开始在这一维度展开讨论。任丙强指出，“自由、平等、博爱是英美等国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主义在国内对于公民个人身份和权利的认同和保障，构成实质性内容”[142]，其言论是针对中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如果将其说法联系到许纪霖所说的中国民族主义是“空洞的符号”，那么这一思路让人浮想联翩。中国知识界一般将“救亡”与“启蒙”视为两种进路，以“救亡”压倒“启蒙”作为阐释民主制度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而不是将两者都纳入民族主义的概念框架与视野中。倘若参照英美法等国的经验，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也视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则不仅可以将“救亡”与“启蒙”两种思路统一起来，也将为政治改革开拓新视野（可以为改革确立新的合法性来源），它还将为解除民族主义的贬义化倾向增添砝码。
（三）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所面临的任务
一个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具体目标不一，但均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一国的国家利益以生存与安全为内核，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撞后一直面临的主要议题。[143]这一现实主义的生存危机与情结塑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悖论：反传统，师法西方又反西方。一般而言，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在西方高压的情况下发酵的，在中与西的敌对状况下，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反思经历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历程，并最终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而且出现了排“满”的族群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者一直在思考中国节节败退与西方强大的原因。为了反抗西方，中国不断向西方学习，因为先进的西方对中国的存续造成了最大的挑战。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便是在“救亡”与中西敌对的语境中展开的，当“救亡”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课题时，现代性中的启蒙问题便可能被忽略了，这一历史路径被学界称为“救亡”压倒“启蒙”，这意味着“救亡”与“启蒙”是分裂的两种进路。
后冷战时期中国已解决了此前一直是心头大患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成为主要议题，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成为中国最核心的目标。[144]然而，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仍然是中国国家民族主义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官方明确表示：21世纪中国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及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45]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是经常引发大众和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情绪和运动的要素。中国不仅要解决台湾问题，[146]它还面临“疆独”、“藏独”问题（族群分离主义），中国与周边国家（印度、韩国、日本以及东盟中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还面临领土和领海（包括海洋经济专属区）纠纷问题。而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后者才是民族主义的目标，他们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当下中国政治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要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一句国人耳熟能详的誓言与口号，它也被视为后冷战时期中国官方民族主义的典型表达。有人关注这一说法的横向比较意涵，而笔者更认同其纵向历史比较色彩浓厚，[147]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富国”与“强国”梦的另一种表达，表现的是中国（中华民族）从“救亡”的泥沼中彻底脱身，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意象。这一意象也没有突出官方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征。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一表述颇为温和，也很抽象。但是，后冷战时期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任务甚为复杂，除了实现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一恒定的重大问题外，中国官方民族主义还面临三大新的政治任务：①在冷战结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之际，如何构建新的“政治中国”与塑造民族国家认同；②在90年代中期中国快速崛起之际，如何建构政治中国的国际身份；③在改革开放的战略指引下，21世纪初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之际，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民族”的现代化（核心是政治民族的现代制度建设与政治文化建构）。下面主要对前两个任务展开论述。[148]
二 政治民族的认同危机与后冷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塑造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也是民族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从政治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对于一个已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民族而言，建立日趋完善的现代政治制度是政治民族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而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与维护需要得到民族成员的政治认同。反过来讲，一旦出现政治民族的认同危机，则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政权危机，乃至国族意义上的民族危机。譬如，以苏联解体为例，其原因十分复杂，学界对此争论颇多。从内生的政治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族群民族主义挑战国家民族主义；其二，作为政治民族的苏联在现代政治制度建设上出现了巨大问题，其政治改革最终没有能够化解民怨并阻止国族的解体。
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处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快速的社会变迁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加速推进，但其中蕴含的诸多问题与危机也不容忽视。在知识界，不少人迷茫于“阐释中国的焦虑”；在政坛，政治认同危机成为官方所面临的核心问题[149]。从冷战结束初期官方迫切实施反“和平演变”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再到当下推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现了政治中国的生存环境的差异，但这些观念和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地针对政治认同危机。简言之，90年代初期官方反“和平演变”是在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下作出的政策选择，而“三个代表”思想与“和谐社会”思想则主要针对国内问题。下面主要讨论冷战结束早期中国官方为应对国内外压力所作出的政治民族主义选择以及爱国主义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冷战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最为严重的事件是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这一事态也标志着冷战以出人意料的和平方式终结，国际体系结构第一次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了转换，新的国际体系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因此暂时以“后冷战”作为这一时期的称号。这一发展态势给政治中国构成了巨大压力。首先，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国内1989年的政治风波便是在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的氛围下产生的。其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共产主义”这一耳熟能详的说法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外部来源，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给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合法性危机与政治认同挑战。再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西方“和平演变”息息相关，这对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重大挑战。最后，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一去不复返，新的国际体系结构处于过渡阶段，对中国而言，苏联的敌对威胁消失了，但中国战略空间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战略环境不是优化而是恶化了，因为没有了强大的苏联制衡美国，无法形成冷战后期对中国极为有利的战略大三角关系。[150]
如何因应这一系列挑战，防守性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官方的重要选择，即通过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与宣传来加强民族认同，来反对“和平演变”。有人甚至称民族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替代品，[151]还有人提出将“官方的民族主义定位为爱国主义”[152]，还有学者非常狭隘地认为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爱国主义。[153]由于民族主义存在着贬义化的趋势，有学者也提出“用爱国主义来超越民族主义”。[154]下面将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与教育，并从理论上考察爱国主义，从而展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爱国主义：中国国家认同的再塑造
国家认同的形成，包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进路。自下而上的进路，指的是个体成员在安全、情感认知、社会交往、自我实现上需要包括国家、民族在内的集体。如首创了“归属”这一概念的赫尔德所言，人们像需要吃喝并享有安全和行动自由那样需要归属于一个群体。[155]社群主义者、历史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常强调这一进路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或对此持“理解的同情”的态度。自上而下的进路是，通过官方的教育、宣传，大众的国家认同被建构与重塑（或者说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论者常常强调这一进路，他们强调民族和国家认同是被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官方与知识精英建构出来的。在这一进路中，通信、媒体、印刷品和教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爱国主义宣传便整合了媒体、印刷品和教育，这是现代民族国家之政府通用的办法，各国只有程度和方法的差异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爱国主义宣传出现了两个高潮期，其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其二是1989年以后。以《人民日报》为例，从爱国主义一词出现的频率看，排名前十位的均为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
第一个高峰期出现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需要包括宣传在内的多种手段相互配合。第二个宣传高峰期出现的背景是，苏联东欧的剧变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蒙上了阴影，与此同时，国内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促使官方和知识界进行反思。从官方的角度看，由于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事业受挫，以及国内20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在国家认同议题上，需要寻找新的替代性资源。这为与民族主义关联紧密的爱国主义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90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同质化压力也为具有浓厚的文化自觉倾向的爱国主义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说，后冷战时期中国爱国主义话语在官方宣传中地位提升是与全球共运、国际体系压力、全球化和国内决策层对80年代中国的政策和实践的反思分不开的。
江泽民1990年所发表的《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是当时官方对爱国主义的典型表述，其论述体现了爱国主义作为官方的民族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是针对西方“和平演变”的，从而彰显了爱国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其核心思想包括：①爱国主义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与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大作用。②爱国主义的内涵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是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统一的，是与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统一的。③国外敌对分子试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剥夺中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这样，国外的和平演变和敌对行为顺理成章地与官方界定的爱国主义相背离。④中国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在增强中国的能力的同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即强调中国的爱国主义与世界和平与发展是统一的。文章还提出，青年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好的，只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受到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对待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既要热情关怀、大胆使用，又要严格要求、积极引导。要鼓励他们按照祖国的需要考虑个人的发展，把个人的聪明才智汇入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通过勤奋的努力实现远大的理想。要积极创造条件，把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156]。
官方对爱国主义的强调不仅表现在宣传领域，而且也体现在教育领域，国家各职能部门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上述实践显示，爱国主义的内涵确实是复杂的：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爱、对反抗侵略的人民英雄的爱（对外部侵略者的恨）、对从事革命斗争的人民的爱（对阶级敌人的恨）及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与新中国建设者的爱等，既包括托克维尔所讲的本能的爱国，也包括现代型的共和爱国主义（但这里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托克维尔所讲的理性爱国主义、哈贝马斯所讲的宪政爱国主义有所不同，因为新中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共和国）。
爱国主义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官方宣传与教育中张扬，体现了内外之刺激—反应的特征。然而，我们一定要注意爱国主义教育和塑造的历史延续性，即90年代初期的爱国主义话语是80年代中国官方、知识界与新闻界关于爱国主义以及某些讨论的进一步延伸与转化，并突出爱国主义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西方学者和媒体往往将新时期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与1989年政治风波联系在一起，过于强调后者是因。其实，在1989年风波以前，国内知识界和新闻界已经在爱国主义问题上做了很多铺垫，或者说为爱国主义的讨论和宣传提供了条件。而且，在80年代，中国官方也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改革开放关联起来。譬如，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指出中国面临三个主要任务：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从而实现国家统一；加强经济建设。邓小平还论述了三者的关系，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即反对霸权主义与通过让台湾回归祖国而实现统一这两项任务都要求我们做好经济发展工作。休斯（Hughes）认为，这实质上在爱国主义与政策制定（policy－making）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它对于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即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经济发展是获得更高的外交和国家统一政策的条件，而国家统一与反霸权因而成为测量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157]
近年来国外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上），特别是2004年亚洲杯决赛阶段中国队与日本队比赛期间中国球迷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冲动性表现以及2005年的涉日游行，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日本甚至指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过头，[158]从而认为中国应该为这些事件乃至中日关系的僵局负责。如前文所论，冷战结束后，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与教育确实是加强了，但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几乎是各国普遍性的做法，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所牵涉的内容广泛、历史久远，并不刻意针对当下的某个国家。对外部国家而言，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美国和日本，而对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其他国家则弱得多。因此，对于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应该从现实的双边关系中找原因（后文有关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的部分将会就此分析）。
爱国主义作为宣传手段，切合了前文所分析的情感论的民族主义和工具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爱国主义彰显了人的存在的群体维度，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此，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能与人的这种情感需求内在地产生共鸣。作为一种工具，爱国主义宣传也有利于国家团结、民族凝聚，甚至有利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至于用爱国主义来超越或者说取代民族主义的说法，只是一种宣传方面的策略与技巧，它在逻辑上存在诸多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则可带来一些收益。
（二）爱国主义的理论类型
爱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在学术上经常使用的概念，即使学术界使用它，其内涵也变动不居。《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虽然收录该词条，但释义简单且没有列出参考书目，这说明爱国主义并不是学术研究中的核心议题，爱国主义被其界定为“一个人对其祖国的挚爱之情，其中暗含着一种随时准备以行动去保卫祖国、并且在其他方面支持祖国的意思”[159]。
托克维尔将爱国主义分为两类：“本能的爱国心”和“理智的爱国主义”。前者指“主要来自那种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许多成分，其中既有对古老习惯的爱好，又有对祖先的尊敬和对过去的留恋”。[160]本能的爱国心是一种无私的爱国心，是一种传统的爱国主义类型——“君主国的爱国主义”，这一爱国心往往在事件刺激或国家处于危急时表现激烈，但在难以觉察到来自他者的危险、威胁、敌意、高压和挑战的安宁生活中归于沉寂，因此也被托克维尔视为有干劲而无法持久。后者指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起来的爱国主义，它是一种现代类型的共和国爱国主义，也即在一种法律契约的语境下来探讨爱国主义。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一类型的爱国主义更加理智，“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它随着权力的运用而发展，但在掺进私人利益之后便会消减。一个人应当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个人的福利具有影响，应当知道法律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做出贡献。她之所以关心本国的繁荣，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件对己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161]
托克维尔并没有详细分析这两种爱国主义的生成机理和作用机制，但他是在分析美国的民主时阐释这一思想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崇尚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因此美国的本能爱国主义缺乏必要的历史土壤。托克维尔并未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明确区别这两种爱国主义，但这一区分实质上暗含了不同的方法论途径。在笔者看来，本能的爱国心接近于前文所分析的原初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一本能的爱国主义更接近于集体主义的视角，因为个体并未明确从个体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情感偏好。这一集体主义的理解往往与国家自上而下的集体认同塑造交相共鸣，个体在这里无所谓选择的权利。从情感的角度看，它是人类对于社群认同需要的一种表现。至于理智的爱国主义，则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存在强关联性，或者说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路，即虽然强调爱国主义是一种集体性的认同的体现，但它添加了自下而上的个体主义的思考，从而从逻辑和结果上凸现了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并力图协调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路径，而不是只使用单向性思路。
因此，托克维尔对爱国主义的区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即前述有关民族主义的历史主义与现代主义。基于理性主义的判断，托克维尔指出本能爱国心难以持久并在现代条件下难以与更加理智的现代爱国主义匹敌。如果将托克维尔这一传统——现代的分析路子视为一种类型化，倒还可以接受，但在现代国家中基于传统的爱国主义仍然广泛存在，特别是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中，而美国只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也就是说，现代类型的爱国主义并未消除传统类型的爱国主义，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消除传统类型的爱国主义。传统类型的爱国主义与现代类型的爱国主义（也许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诉求，考虑到前现代国家的存在和一部分国家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存于世，各有其生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然有时候还会有些许冲突。
近年来，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政爱国主义”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ilor）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企图整合民族主义的诉求于爱国心的概念之中的争论，可以说是对托克维尔有关爱国主义区分的进一步阐述，在逻辑上则直接呼应了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资源：即以德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以英美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强调制度和法律的政治民族主义，前者更为看重“感觉”（feeling）和认同（identity），后者则基于自由主义的要求，倡导国家的合法性应该基于民族/人民（a people），而不是诸如王朝、帝国、上帝之类的支配。泰勒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社群主义者，他认为，爱国主义也应该由集体认同作为基础，包括以语言为基础的族群文化认同。泰勒根据公民的尊严如何建立而区分了两种社会类型，其一是权利模型社会，其二是参与模型社会。前者强调公民的尊严落实在保障应有的权利，后者强调公民的尊严落实在参与公共法制的建立。在泰勒看来，权利模型社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原子论的自由主义，这一社会无法形成集体认同；而参与模型社会中个体的权利比较缺乏保障，但它形成集体认同。“集体认同是参与型社会的命脉，有了坚强的集体认同，才会有爱国心、公民德性、为公忘私等共和精神的展现。”[162]
社群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意理上高度相关，弗里德曼认为，“社群主义最终关怀的并不是家庭、朋友、邻里等那一类亲密关系的社会群，而是民族国家”[163]，但是社群主义者对于爱国主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泰勒强调参与型社会能够形成集体认同，并能使爱国心、公民德性、为公忘私等共和精神得以展现。作为社群主义理论的代表，麦金太尔（MacIntyre）有关爱国主义的讨论则被认为是最悲观的，也是最保守的。首先，他强调的是爱国心的德性基础，特别是政府与社群的德性的一致性，这一德性只能在古代社会中找到，而现代社会整体上已经难以找到这样的德性。其次，他强调爱国心在某些层面上是无条件付出的，因此在那些层面上展开批判是必须排除的。在他看来，一个人爱祖国，并不是指对他碰巧所属的国家有忠诚心，而必须知道国家的伟大之处，并对之抱有特殊的尊崇。而且，个人爱自己的国家，不能像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以完全理性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母国。也就是说，爱国心源于特定社会环境，其道德逻辑就不可能批评此社群生活的某些根本结构。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国家根本不像国家，而这种社会也不能表达或代表全体公民的道德社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政府不能表达或代表全体公民的道德社群；而只是一组制度上的安排，试图用官僚组织掌控社会，使这个缺乏真正道德共识的社会维持统一之表象，那政治义务的本质就完全隐晦不明了。”[164]也就是说，爱国情操主要是一种对道德的政治社群有依附之情、连带质感的德性。当此社群中的政府能如实反映全体公民之道德标准，公民就会产生一种与政府一致的具体化爱国之情。反之，若政府与社群的道德理想脱节，或者社会中根本就没有道德共识，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真正的爱国心与国家认同了。这意味着，麦金太尔对个体和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限制，个体不具有自由主义者所言的理性反思、批判的能力，或者说国家具有一个不容理性反省批判的深层结构，但政府又必须具有德性，且使之与社群的德行一致，否则的话，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爱国心。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爱国主义类型，如果在现实中只是将其内在的逻辑上升为一种至上性信条，而不能融合或允许存在多元思路，则容易引发激烈矛盾乃至走向狂热与极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后面有太多本能爱国主义的要素，拿破仑的帝国扩张以及当下美国的单边主义新帝国的做法后面也不乏现代爱国主义的极端化之倾向。还有一种情况，托克维尔也注意到，有些地区和国家可能既没有本能的爱国主义，又没有共和国的理智的爱国主义，“他们止步于两者之间，陷入羞愧和苦恼之中”，非洲失败国家也许不乏这种情况。
托克维尔、哈贝马斯、泰勒等人对爱国主义的分类阐明了国家中心倾向以及对这一倾向的必要制约，为我们分析爱国主义提供了些许思路。从学术上讲，这些分析仍然不足以使爱国主义成为一个成熟的分析性工具。换言之，爱国主义缺乏稳定的政治内涵。由于国家概念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爱国主义的内涵仍然因时因地因人因立场而异，爱国主义常常是被人们利用的概念和工具，并被打扮成为神圣与政治正确性的代名词，从而具有符号优势，同样也就具有了“话语霸权”的标签性质了。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爱国主义的这些特征和张力，恰恰契合了民族主义的情感论和工具论。
（三）爱国主义的指涉对象与堕陷
爱国主义，可以是情感层面的直接表达，个人在升国旗、唱国歌时行注目礼并经常有心潮澎湃的感觉是最典型的例子；它也可以是意在确保、维护、扩张国家利益的行为，大到整体性全民抗日运动，小到个人的些许细微活动。譬如中国基础教育中要求学生在见到外国人时要不卑不亢，要有民族自尊感。这就是说，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必定要与具体的事情、对象相关联，不然爱国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本能的爱国主义将国土、传统习惯、宗教、社会风尚、政权和国君等具体的要素作为情感指涉对象，而共和国的理智的爱国主义将法律（契约关系）、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作为指涉对象。不管具体的指涉对象是什么，这些对象必须在一国的概念（话语与意义）体系中能够代表“国家”，能够成为国家利益的对象或象征[165]。
生活中，要甄别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相当困难。首先，由于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存在主观性，而且不同理论体系中国家利益的内涵差别甚大，因此，对于某些类似行为，在一种话语环境或理论体系中是爱国主义的，而在另一种理论体系中则不一定如此。譬如说，古代有南霁云试图诈降救国，“将以有为也”之说是古代的“曲线救国论”，尚有人称道，而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则基本盖棺定论为卖国贼。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为共产党与百姓所称道，被界定为爱国主义行为，但蒋介石（政府）实际上视其为忤逆行为。其次，爱国主义的主观意图与客观后果之间常常出现悖论。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一文中考察了历史上诸多被定性为“汉奸”的人为社会结构所制约，其中不乏满怀报国热忱的人[166]。互联网中经常有人使用“爱国贼”一词，说的是两种类型的人，一为确实有爱国之心，但其后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譬如在2005年涉日游行中的小部分国人采用了非法的手段，表达了爱国主义情绪，但也损害了国家利益；一为假借“爱国主义”这一合法性名称（该词语太具有政治正确性了），行一己之私利。最后，由于国家是具有具体内涵的抽象物，在实践操作中总是需要化约为具体的对象，从而可能使国家利益堕陷为部门利益，乃至家族与个人利益。譬如，2006年10月9日《瞭望》刊载了一篇题为《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文章，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他在文中抨击中央政府机构中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四）简要小结
冷战结束后，为了应对当时的国内外压力，中国官方通过爱国主义来重塑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因此这一官方民族主义具有鲜明的刺激—反应特征。然而，将爱国主义作为塑造国家政治认同的手段，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办法，而且，这一手法还接续了国内此前的爱国主义宣传。
从目前的情况看，爱国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概念。托克维尔、哈贝马斯、泰勒等人的思想为爱国主义的理论化提供了基础。从理论上看，官方通过各种途径来推行爱国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认同塑造，而与之内在契合的是个人的本能的爱国主义诉求与倾向，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国家认同塑造与自下而上的个体选择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但是，在现代国家中，除了本能爱国主义诉求外，公民还会思考爱国主义的堕陷，以及权衡官方爱国主义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因此，如何在官方的爱国主义塑造与公民的个体利益与理性之间形成平衡，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重要问题，这与前文所讲的国族塑造与公民民族之间如何形成良性的共生关系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三 中国崛起、国际身份与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中，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面临想象与现实的国际体系压力以及其他国家的挑战下维护、巩固和增加民族国家的利益及捍卫国家尊严，亦即政治民族（国族层面）对自我的维护与伸张。上文所论述的冷战结束后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与宣传的增强也含有这一维度的意涵，它彰显了国家间的挑战与应战、刺激与反应的特征。单纯从这一维度看，它只能算政治民族的“消极”的自我形塑[167]。事实上，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即政治民族积极的自我塑造（构建国内身份与国际身份）[168]。当然，在全球化语境下，政治民族积极的自我塑造也是在内外压力与自我反思的环境下展开的，它既含有挑战与应战、刺激与反应的特征，又含有内部问题性与创造性接续原有思路的特征。譬如，冷战结束后，中国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与宣传，虽然体现了因应国际体系压力与他国挑战的特征，但它也与中国国内政治问题有关，与爱国主义的功能以及爱国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脉络有关，因此该行为也含有一定的积极自我塑造的成分，特别是考虑到官方以主流意识形态来充实爱国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崛起开始成为全球性话题。对此，国际社会中既有质疑与反对者，也不乏赞美与谨慎支持者，还有事不关己的冷眼旁观者，而中国则开始积极地塑造自己的国际身份。换言之，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官方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外部力量的作用，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处于调适中。中国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在当前语境下，中国官方如何思考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国际身份的变化？其他国家是如何应对中国身份变化的？与救亡时期相比，当下中国崛起以及中国的国际身份再定位过程中，官方民族主义起了何种作用与变化？
（一）中国崛起
作为全球性话题，中国崛起是一个事实，但也包含了建构论要素。从后者看，中国崛起是建立在沃尔福威茨所说的“力量感知”（perceptions of power）的基础上的。虽然“力量感知”不能脱离事实，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可直接评估中国实力的数据。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认为四个要素导致国际上对中国实力的感知超越了真实的数据，即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大国，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增长起点低，以及由两个意外事故促发的感知变化（世界银行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GDP以及中国在90年代中期对台海问题持强硬态度）[169]。在笔者看来，一些国家为了围堵中国或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在宣传上刻意夸大中国的实力，而中国由于担心自己实力增长引发国际猜疑与围堵，从而可能在宣传和统计上低调与从严，这也是使“力量感知”偏离真实实力的原因。譬如，以美国为例，从“考克斯报告”到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均包含了夸大中国实力的成分。近年来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公布的中国军费数量比美、日等国的评估数量要小得多[170]，而中国在2005年通过国民经济调查也修改了此前几年的 GDP数据。
“力量感知”概念说明中国崛起具有“想象”与构成成分，但评估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有关中国实力的数据与判断分歧很大，另一方面，由于评估中国的实力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各自得出的结论也差别甚大。评估中国的实力包括纵向评估与横向评估，前者强调有关中国实力数据的历史比较，后者侧重于在国家间关系中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变化，前者强调绝对数量，后者强调相对位置的变化，这与新现实主义强调“相对收益”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绝对收益”异曲同工，不少学者在其作品中将两种评估方法结合起来，即将数据的历史变化置于空间的比较序列中。本书并不打算对中国实力作翔实论述，只是简要勾勒中国崛起的基本表现。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崛起的命题是建立在中国成为经济大国的基础上的，因为中国在冷战时期已是政治大国（核心标志是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军事大国（核心标志是中国是核国家且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是以GDP和进出口贸易额这样的经济总量为基础，而不是以人均GDP与经济质量为基础的。在中国的GDP数量变化中，有两个事件加强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感知。第一，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修改计算世界各国国家财富的方法，它不再仅仅依赖当前的汇率来评估GDP，而是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写为PPP）来评估GDP。重新计算GDP导致了一些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的GDP实际上四倍于以前所认定的数量。国际货币基金的研究结果显示，世界经济秩序正在以及将出现惊人的变化。中国GDP立刻从世界第十上升为世界第三，稍微落后于日本，而且正处于将在21世纪较早时期超过美国的轨道上。如果按照这些人所说的购买力平价方法来计算2006年中国的GDP，则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了。恰如金骏远所言，当人们采用新的方法来评估中国的GDP时，事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新的认识“有助于将中国视为东亚最新的经济发动机这一印象定型”[171]。第二，2005年中国修改了GDP数据，中国的GDP与增长速度益发让人印象深刻。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2004年以前的GDP进行了核算，并于2005年12月20日发布了核算结果。修订前的1993年至2004年 GDP 增长率为13.5%、12.6%、10.5%、9.6%、8.8%、7.8%、7.1%、8.0%、7.5%、8.3%、9.5%、9.5%。修订后的1993年至2004年中国 GDP 增长率为14.0%、13.1%、10.9%、10.0%、9.3%、7.8%、7.6%、8.4%、8.3%、9.1%、10.0%、10.1%。而2005年中国GDP为18.23亿元，增长9.9%，2006年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增长10.7%，尽管中国希望调控经济增长模式，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2007年的增长势头仍然非常迅猛。
至于进出口贸易，2001～200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分别为：5096.5、6207.7、8509.9、11545.5、14221.2亿美元，自2004年以来排名世界第三位。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2006年6月指出，2005年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的57.3%。[172]由此可见，中国GDP高速增长，但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这说明中国经济总量或者说中国经济崛起是建立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的，中国深深卷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二）中国崛起与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
中国在前现代历史上一直是东亚地区体系中的主导国，只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冲击下才丧失原有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主权体系的“裹挟”下为将中国缔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国崛起而前仆后继。为此，梁启超倡导“少年中国说”，周恩来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最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中国人而言，强调中国崛起，其语境主要着眼于救亡图存，侧重于纵向历史比较，其民族主义情感和行动旨在雪洗百年之耻辱与拯救中华民族，也就是说，强调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几乎是同义词，这样的民族主义是防守性的。中国官方认为，近代以来的一个经验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总结颇具现实主义色彩，但并不能由此推理出强大了就要报仇、崛起了就要“打人”之类的以牙还牙的逻辑，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情感看，中国人所说的中国崛起并不注重从国际权力关系的角度谈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
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国际身份变化的缘由主要有两个：实力与观念变化（包括制度变化）。中国崛起说明了中国实力的变化，势必重构中国的国际身份，但我们不能只是从实力的角度来评估国际身份的变化，因为中国崛起本身也是观念变化的产物，而且中国官方也一直在审慎思考崛起中的中国的国际身份。换言之，实力、观念与身份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复杂，现实主义者（特别是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过于强调实力对身份的影响，而忽略国家意图与观念变化的作用。
中国崛起是中国官方民族主义的目标，亿万大众民心所向，但由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国的国际身份的变化并不只是由民族主义所决定的，民族主义仅仅是塑造中国国际身份的力量之一。因此，要评估民族主义与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的关系，应该仔细分析民族主义是与哪些“主义”相结合来塑造中国的国际身份的。基于现实主义逻辑对中国崛起的预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那只是一种理念类型而已，中国的国际身份是多种力量与不同“主义”交互塑造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看，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国的国际身份不是给定的、完全自主的，而是在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基础上呈现流动的特征，或者说具有外部与内部协商的特征。
1.中国对其国际身份的定位
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是多元的。譬如，冷战时期中国主要有三个国际身份：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第一个身份源于意识形态的分类，第二个身份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分，第三个身份基于国际力量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严格地说，这三种身份都具有国际比较意涵，第一个身份的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变化学说，内在地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冷战时期还演化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冲突。第二个身份潜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涵盖了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第三个身份关涉三个世界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这三种身份都具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以及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因而显示了冷战时期中国官方的话语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除第三世界已淡出官方话语外，另外两个身份仍得以沿用，但它们的内涵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一，中国官方对何为社会主义有新的反思，社会主义内涵出现了变化；其二，整体上，以发展中国家来定位中国仍然合适，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构成日趋复杂以及中国经济的地区差异拉大（2006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而不少省份的人均GDP不足800美元），僵化地以发展中国家来定位中国也是有问题的。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之际，官方不断反思中国的国际身份、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身份认同是“负责任的大国”与和平发展的大国，而这些身份包含了内部与外部的协商。
（1）负责任大国。早在1992年，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为他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了负责任大国概念。[173]这一概念在其后的中国外交中很少使用，直到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频繁地提出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持中国加入WTO谈判的龙永图对这一概念有深切的了解，他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作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承诺，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愿意遵守国际规则，第二个承诺就是中国政府愿意逐步地开放自己的市场。[174]
中国官方为什么提出要成为负责任大国？首先，官方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王逸舟认为，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当前的国家利益需要在三种基本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即发展需求（服务于国内经济基本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主权需求（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与责任需求（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175]三者之中，责任需求被认为是近些年来才逐渐显露的一种需求，它与中国官方重新思考其国际身份是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长，日益自信的中国逐渐摆脱了“悲情”情结，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开始生长出大国的风范与气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接续中国历史上的大国风范），王逸舟认为这种大国气质和风范能够减少在急剧发展、渴望温饱时期特有的功利主义，从而能够制定更加完备、系统的中长期战略。[176]在笔者看来，一方面，责任需求体现了大国应该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责任需求能够影响发展需求与主权需求，即积极与正面的国际形象能够为维护中国发展环境与主权提供助益。
其次，官方对国际秩序与国家主体性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现代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体系，从规范意义上讲，国家之间主权是平等的，但在主权实践中，法理意义上的主权难以得到保障，从而出现主权层化、主权让渡、主权弱化、干涉主义等主权堕陷的情况。近代以来，中国饱受主权侵扰之苦，因此新中国建立后，不遗余力地巩固新生政权并维护国家主权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后曾鲜活地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另起炉灶”的比喻，而中国外交一直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均显示了中国外交浓厚的主体意识；与之相关，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强调独立自主，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即算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仍然强调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无须谈判，由此可见，新中国对于国际秩序中的主权或者说自主性珍爱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官方认为国家的自主性主要靠自力更生，而中国官方的政治哲学强调国际斗争，强调国家革命，它们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力图颠覆当时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此还出现过“两个拳头都打人”的极端局面。质言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自主性诉求是建立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时代主题、既有的国际秩序、中国的责任（从阶级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等要素之上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从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评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弱化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日益认识到自己羸弱的国家实力只能使自己处于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客体位置。中国认识到如果不能接纳比较优势原则，则难以在全球化加速演进的世界中求生存与图发展（部分知识分子当时甚至发出可能被开除“球籍”的惊呼），因此中国重新思考比较优势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放弃了封闭性的独立自主，转而接受了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实现强国与富国（相互依赖下的自主性），从而力图调和、平衡自力更生与相互依赖的关系。[177]新的观念促成创新的行动，中国努力加入WTO以及各种各样的国际制度。据统计，中国1971～1976年参加的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数量从1个增加到21个，到1989年总数增加到37个，到2005年达到50多个，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安全等所有领域。[178]美国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对中国参加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情况曾作过非常有说服力的统计和比较分析，他认为，“在一系列国际规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表现得比以往更能够与现存国际社会（依据其现实状况）保持一致”[179]。
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某些话语的悄然变化也反映了中国日益淡化现有国际秩序挑战者的身份。冷战结束后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革命性的言论已难以找到，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法一直持续到2004年，到2005年、2006年则作出了修改。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写道：“我们要坚持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继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80]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了微调：“在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181]即由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为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用“和平稳定”来修饰国际新秩序，体现了国际秩序的延续性，用“公正合理”来修饰国际秩序则说明了国际秩序的规范性，但是“公正合理”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模糊话语。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其进一步修改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立和平、公正、和谐的新世界而不懈奋斗！”[182]不仅删除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些字眼，“国际新秩序”也变为更加模糊的“新世界”。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期间提出“建设性合作者”的概念，表明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认同进一步增强。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此前也撰文指出中国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183]。
上述政府文件的微妙变化说明了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的调整，从而体现了中国对自主性内涵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通过改变自己，中国增强了国家能力，通过国家能力的增强，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与相互依赖中的主体性。金骏远认为，在经济领域，“90年代中期（也包括中国在APEC论坛中的年度会议上越来越积极）中国的行为显示，中国认为自己正在由国际经济中的客体转变为主体”。在军事领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不是冷战时期“生存第一主义”（survivalist）的国家，“中国国际地位由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受限制的国家，转变为它所预期的后冷战时代世界中希望自主的国家”[184]。质言之，通过平衡相互依赖与自主性，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接受新的游戏规则，从而成为国际规则和规制的接受者与建设者，既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现状维护者、建设者而不是挑战者。
第三，中国提出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意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冷战后的中国威胁论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美国学者稍后从理论和经验上讨论“中国威胁论”，美国传统基金会于199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1992年，传统基金会的刊物《政策评论》（秋季号）便发表了由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撰写的题为《醒来的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是中国》的论文。1993年，《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克利斯托夫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崛起的文章。[185]由此“中国威胁论”既成为一个学术话题，也成为美国等国家和人士意在围堵中国的一个工具，有意思的是，标新立异的英国学者卡拉汉还将“中国威胁论”视为中国人自我塑造的加强民族认同的符号，由此可见“中国威胁论”话语后面的角逐与多元内涵。为了减弱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化解“中国威胁论”，中国官方做出了很多努力。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中国“永不称霸”。1994年的政府报告提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经济发展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不仅提出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口号，也从行动上落实。譬如，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不为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而让人民币贬值，并给予危机国以援助。中国改变了对多边主义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积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记载，1990年以来，中国已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军事人员5915人次，有8名维和军事人员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数十人负伤。[186]部分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中国加入某些国际组织或缔结某些协定并没有物质的收益，而是考虑国际威望与声誉[187]，与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收益与物质收益相背离。
（2）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的大国。除了负责任的大国外，中国政府还在2003年提出做和平崛起的大国。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188]2003年12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当学术界就和平崛起展开激烈研讨，美国官方对“和平崛起”做出回应之时，2005年官方却用“和平发展”的说法取代了“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最初并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官方作为政策提出的。其目的与负责任的大国这一说法相似，体现了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身份”的努力，意在向当前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宣示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不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宣示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苏联，一战、二战前的德国不一样，[189]从而也力求减弱或消除“中国威胁论”，使他国形成新的中国认同。中国官方强调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已实施多年的发展道路的延续，表明和平崛起与负责任的大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具有内在的亲和性，表明了它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之间的延续性，该概念既包含了国内建构面向，也关涉外交关系。虽然“和平崛起”得到部分人的肯定，但在学理[190]和经验上面临诸多挑战和质疑：①缺乏和平崛起的案例[191]；②台湾问题成为检验和平崛起的“阻碍”[192]。③“崛起”一词在英文（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是与权力转移理论相关的，因此崛起往往意味着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与中国官方的初衷相背离，“灭火”不成反“惹火”。此外，有西方研究者指出，政府高层内部也对“和平崛起”这一说法意见分歧很大。由此，在官方话语中，“和平崛起”在使用了两年后便被更加模糊与温和的“和平发展说”取代了。
2.中国身份的国际言说
上文只是从中国的认知变化的角度谈中国的国际身份认同与建构的变化，其实这一变化是国际体系结构、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复杂互动的结果，其中也包含了中国身份的国际协商与国际建构的维度。
按照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逻辑，国家实力变化意味着一国国际地位与国际权力的改变。现实主义是站在位置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的。具体而言，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强调自助（Self －help）的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给定的，各国作为“理性人”均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不同国家由于实力的差异而只能在具有等级制特征的国际权力关系中排列座次。从这一意义上看，国家实力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因此现实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吉尔平的权力优势理论以及奥根斯基（Organski）和库格勒（Kugler）的权力转移理论都关注支配性国家和正在崛起的挑战者之间的权力转移的结果。[193]由于权力政治与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崛起国家的邻国也非常关注崛起国家的行动。简言之，最为担忧崛起国家的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该地区体系中的主导国及其周边国家，因此“中国威胁论”在上述国家中最有市场，尽管它们的动机和“感知”源泉大相径庭。下面主要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美国对中国身份的言说来看中国身份的国际构成性。
（1）挑战国与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对于后冷战时期的中国，部分美国人士倾向于为之贴上挑战国与修正主义国家的标签，它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表达方式。给中国贴上这样的标签，有不同的理论根源与现实依据（判断）。一些西方学者从大国兴衰和权力转移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就像1930年代的德国或日本，是旨在变革国际体系的“非现状国”。[194]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曾概括性地指出，大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不管是接触论者还是遏制论者）事实上认为，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时，其主观与客观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制度内在的规则相冲突。中国国际新秩序的概念是对现行国际制度的挑战，该概念要求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中国国家利益威胁与挑战了国际制度，同时也挑战与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美国学者的观念里，中国并没有在既定的国际制度下追求国家利益，而是谋求改变国际制度本身。[195]国内学者中，秦亚青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中对挑战国有些许理论界定。秦亚青从霸权护持的角度分析了美国作为霸权国应对其现实的与潜在的、主观的与客观的敌人或对手的政策与行动，其博弈对象不乏崛起国家和美国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关于挑战国家的概念，该书中有所阐释，“从国际系统权力结构来看，对霸权国的直接和最严重威胁来自系统中的权力地位和威望地位仅次于霸权国的第二大国家。”[196]系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受到的最大的威胁是系统中权力仅次于霸权国的国家，即系统次强国或第二强国。在两极霸权结构，它是直接挑战国。在多极霸权结构下，则不存在第二大国，霸权国和其他强国的权力关系将相对复杂。[197]由此分析可知，挑战国的地位主要是由其相对于霸权国的国家实力所决定的，在现实主义者的意识中，意图的作用是微弱的，霸权国主要从实力的角度看待其他国家成为挑战国的可能性，并实施其相应的对策。它将国际系统中权力地位最接近霸权国的国家视为直接挑战国。
在霸权理论中，除直接的主要挑战国外，还有潜在挑战国。能够在世界最高层次上对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也就是霸权国的主要挑战国。潜在挑战国也是从实力层面界定的，它们往往是区域强国。所谓区域强国，霍尔斯蒂认为，它是“在一个区域的所有外交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力、军事和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198]。也就是说，潜在挑战国是在实力上弱于主要挑战国的地区大国。
由是可知，霸权国视角中的挑战国，不管是直接挑战者还是潜在挑战者，本质上是权力现实主义理论逻辑的产物。它强调军事与经济力量，意图、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等要素在这一理论逻辑中不具备实质性意义与影响，亦被抛之一旁。
修正主义国家一词原来多用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但本书所指修正主义，取自美国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描述。修正主义国家往往可以与现状国家成为一个对子，即对现行国际秩序或世界体系不满，并（至少部分地）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图与利益对其进行修正。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概念，难以说是权力政治逻辑的产物和话语。这是因为，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看，任何国家都会根据国家利益来行事，而国家利益主要是根据权力来界定的，且国家是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那么每个国家都将是既定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既然每个国家都是秩序的现实与潜在的修正者，那么这样的概念就没有多大分析意义。从江忆恩教授所概括的观点看，修正主义概念主要是从制度（或制度性霸权）的视角透视他国的产物。
从制度主义角度看，修正主义国家对现行国际制度不满，是不满意的国家，或者说不满足于现状的国家，该国试图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修正需要实力，修正也反映了某种与现行制度不一致的企图。因此，制度主义者既关注崛起国家的实力，又关注其主观意图。也就是说，从制度的角度看，霸权国思考的是崛起国及其行为对国际制度的冲击与挑战。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合法性，他们将中国行为与现行国际制度所内在规定的国家行为进行对比，如果两者不一致，则崛起的中国就是“修正主义国家”。很明显，这与“挑战国”概念不一样，权力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潜在规定了由实力构成的等级秩序或霸权秩序的合法性，其核心是国家实力决定的权力地位与霸权国家的权力地位的比较。
不管美国是从权力政治的霸权秩序角度，还是国际制度霸权的角度，抑或是国内政治的视角来思考中国崛起及其所谓“危险性”，其核心均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利益的可能冲击与挑战。
部分美国人士认为，从经验层面看，下述态势证明了中国具有现实与潜在的挑战性与“危险性”。首先，在经济上，预计中国的增长将使其GDP在21世纪前几十年中的某个时间居世界第一，这一判断立即让一些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这一发展态势对美国在亚洲的经济领导权构成潜在而危险的挑战。其次，在军事上，关于中国购买先进的俄罗斯空军和海军装备的报道，以及怀疑中国的“间谍”可能助推了中国核技术发展，并在削弱美国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方面的优势上作出了贡献，使美国担心其相于中国的实力优势将不断缩小。[199]中国军费近十年来持续增长也让美国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最终会在亚洲形成中国中心，从而使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减弱。[200]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从根本上就是要排斥美国的存在和打击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201]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2006年以来加强了双边同盟，旨在遏制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超越控制台湾海峡局势的需要。在地区安全上，美国认为，“后霸权时代”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出现一个在区域层次上对美国利益的直接挑战者，因此需要遏制“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过程”[202]。因此，中国如果在东南亚追求推进多极化，美国将视之为敲响了警钟，美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Kelly）便公开说这一政策挑战了现状。[203]又譬如，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中国使用武力来解决，就是挑战了现有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再次，在价值领域，中国大声批评美国的人权政策是美国致力于将其价值观向全球推销，中国也批评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的条件问题上，认为那是美国意在维持自己的统治。[204]最后，在国际制度理论信奉者那里，国际制度被认为能增强合作预期、缓和无政府状态的消极作用、减少冲突。但是部分学者通过欧洲与亚洲的比较研究，得出了更加悲观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二战”后早期的亚洲，似乎缺乏“二战”后欧洲出现的有助于形成和平影响的国际制度的成长环境。与欧洲相比，在国际安全和经济事务上，亚洲有组织的国际合作努力的历史相对短暂：在亚洲，冲突而不是共同利益显著，文化具有多样性，能巩固国际制度建设的成型的超国家认同和共同体感知都是缺乏的。[205]因此，中国将很少受到地区组织的制约。
（2）现状国家（status quo state）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虽然不少人认为中国是挑战者或修正主义国家，但近年来也不乏以更加温和与谨慎乐观态度审视中国的。当然，将中国视为现状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指标体系和现实考虑。就理论层面而言，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为之提供了逻辑基础。
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间相互依赖以及国际制度对于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性，他们阐明了国家在国际冲突中限制自己的动因，即冲突成本极大（因为将疏远有价值的经济伙伴）以及使用武力的收益很小（因为现代经济和军事的基础很少依赖于冲突中夺取的战利品，例如普通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更多依赖于有胆识的人员、知识和技术革新）。[206]
部分研究者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更接近于维持现状国家，“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的自我身份经历了一次变革，一次转型。传统的以主权为中心的、自主的大国身份……已经不轻松地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新身份联系了起来，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资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参与越来越制约跨国行为的制度来评估的。”[207]
一个崛起大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是判断它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重要指标。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经解决了23个领土争端中的17个，在大部分已解决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这让现实主义者感到很迷惑，因为在对待周边弱小国家时，中国并没有利用其力量优势来讨价还价，而且中国在国力日益增强时也愿意采用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208]。金骏远通过详细论证指出，“目前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中国可能放弃目前相对保守的战略，转而采用意在颠覆——而不是调整或者试图改革——国际秩序的大战略。”[209]
由以上论述可知，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不同的认知，这些观点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了程度不一的影响。目前，学界公认美国对华政策是一种既遏制又接触的政策。简单地说，由于中美在经济领域、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共同利益的增长，美国一方面推进中国的“国际社会化”并适当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中国挑战其国际地位以及中美之间各种冲突，美国也采取各种手段延迟中国的成长。美国官方近来提出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来界定中国，显示了美国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既显示了美国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并接受中国在全球层面的国家利益，也显示了美国希望中国接受现有国际秩序，或者说通过现有国际秩序来规约中国的行为和意图。
（三）他者言说的描述性与构成性
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功能，也具有构成功能。美国政要和学界对中国的身份的不同言说也走不出这一窠臼。从描述性的角度看，对于中国现实与未来身份的判断，一是建立在证据与事实的基础上，二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推理上。但是，准确描述中国的行为并进而判断中国的国际身份将面临很大难度，一方面数据资料复杂多样且变化很快（因为中国变化很快），而一国的意图也难以把握；另一方面，理论推理基本上是以化约的方式进行的，即忽略有时很重要的变量和数据，因而显得“偏执”。
话语的构成性往往不能从文字上直接读出来，而是从互动的后果上反映出来。从近年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对国际秩序表达的变化，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的变化，中国学者谈国际制度的“学习”，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融入国际制度的研究等方面看，中国官方与学者在词汇上、问题意识上、具体意见上部分参照乃至内化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质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行为确实呈现了“国际社会化”的面向。这意味着，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也包含了他者话语的建构成分，中国的国际身份具有国际较量与国际协商的维度。
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审慎对待美国学者或官员界定中国的各种概念和逻辑，不加思考地批判不是合理的态度与方法，理解该话语或理论的实际内涵与话语背景是必要的，如霸权一词在西方的意义与在东方思维及常规用法中特别是新闻媒体的用法中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不深入地探究，则仍然可能没有正确理解西方话语含义而变成自说自话，或者滑入与“聋子的对话”。前文对于挑战国家、修正主义国家、负责任的国家作了初步的探析，主要是从主动提出这些概念的国家的逻辑上进行思考的，这当然是我们理解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增加中国或被界定的国家的思考，并对前者逻辑中的不周延进行修正或与其对话，这样才能扭转其单向性界定所具有的缺失。
首先，霸权国对挑战国之界定的单向性。霸权国从实力上确定挑战国，在逻辑上认为实力、权力位置与挑战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关系，从而忽略了意图的力量与作用。历史上证明与证伪其逻辑的例子均屡见不鲜，这说明从实力上思考国际关系是必要而不充分的。冷战时期，美苏争夺霸权有些接近该霸权国与挑战国的理论，但仔细考察，仍然有不确定的地方，这是两种体系与阵营的竞争，马丁·肖干脆认为是两种阵营国家的对抗。两者安全困境的形成恰表明所谓“第二国家”的界定是有问题的，它们两者互为直接的挑战国，遑论谁可以最早称为霸权国。
对一国是不是真正会挑战霸权国的地位或其制定的规则，还要具体地分析。它是全面挑战还是部分说“不”，是在军事领域说“不”，还是在其他领域，这其中有何差异？如“日本可以说不”与“中国可以说不”到底有何异同？对此类问题均应进一步分析，且比单纯界定挑战国更显重要。在多极霸权下，问题则更加复杂。从历史上看，最后成为霸权国的往往不是前霸权国认定的（主要）挑战国，有时甚至是其盟友（英国之后的美国霸权）。本质上，霸权国界定挑战国恰恰是在一种保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下进行思考的，它将主要体现其利益的霸权体系的静态性合法化。
其次，美国学界对于修正主义国家的界定也存在一些问题。霸权理论与制度理论往往将国家视为单一（unitary）、整体性的。实质上，这一假定是值得商榷的。按照迈克尔·曼的定义，社会（国家）不是单一的，它们不是封闭的或开放的社会系统；它们甚至不是整体，社会是多层交叠和交错的权力网络，社会权力来源于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关系。按巴瑞·布赞与利特尔对国际体系的界定，国际社会与国家实际上并不是现实主义者与制度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的单一整体。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互动能力”来考察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中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说，可能形成不对称的几个次极体系，他们的内容与互动规则都有所不同。因此，所谓的第二大国与笼统的挑战国和修正主义国家在界定上是相对模糊。
譬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挑战国家吗？它是修正主义国家吗？基于霸权理论与制度理论的逻辑，答案是简单而肯定的，这一点从小布什政府的言论与动武可知。然而，这种简单回答意义并不大。我们知道，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伊拉克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崛起的新兴国家。至于伊拉克可能的挑战行为，从不同的层面分析则更加清楚：①强政治层面（不是指政治实力，而是宣传）；②弱军事层面；③中等文化层面（这还要接受颇受争议的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④弱经济层面。如果我们从国际体系、国家和人这种层次分析法考察，伊拉克难以在国际体系层次上挑战美国，只能在区域以及单元层次与个人层次对美国有所“叫板”，从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进程与结果来看，这种挑战是强个人层次、弱区域与国家层次。因此，分层次来看待伊拉克与霸权国的关系才能比较细致地分清伊拉克具体的实力、意图及其效应。伊拉克挑战国家的身份因此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实力弱小与内部分化。而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修正国家身份对于伊拉克也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伊拉克基本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它空有修正之心，缺乏施展“拳脚”的必要制度舞台。反过来，如果我们从国际制度的角度看，美国没有联合国的授权而动用武力，不是更加体现其挑战者与修正主义者要素吗？
最后，霸权国话语的构成性。按照批评理论家考克斯的观点，霸权理论与制度主义理论基本上是问题解决理论，不是批判理论，本质上具有静态的特征，静态的理论关联的是既得利益的声音与强势话语，或话语霸权。国际政治格局中既得利益力量对于新生的或异己力量心怀不确定甚至某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界定需要在现实中接受检验。霸权国为了维护、增加自己的利益或削弱对手采用各种手段，其中霸权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软的手段。从霸权国的产生来看，它往往是以往国际体系的破坏者，而一旦它取得这种霸权地位后又成为新的体系的维护者，故霸权国并非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而只是自我认定的体系的维护者。霸权国家为了使其国家利益永恒化或最大化，有可能自己打破或修正现行的国际秩序或国际秩序中的某些规则，美国搞双重标准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而美国的小布什政府的新战略——新帝国的野心与行为更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美国频频以强力手段改变他国国内政治结构，并从其特有的文化理念出发，“己所欲，施与人”，向全球推行其认为是最好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看，霸权国自己亦是后冷战秩序的最大挑战者之一。
与此同时，霸权国会使用包括话语在内的诸种手段来塑造、改变它所认定的敌人、挑战者、潜在挑战者甚至盟友。其中，贴标签是一种惯用手段，有学者从社会标签理论分析国际关系中的恐怖主义以及美国的反恐行动，“越轨者或越轨行为是人们对某些人或行为所产生的一种社会评价与反映，在某些人或某些政治变成越轨者并持续作为越轨者而存在的过程中，被人们贴上越轨者的标签是一个关键的或重要的因素。恐怖主义是一种越轨行为，也是社会评价的结果，恐怖主义或恐怖分子是被社会贴上不受欢迎或应该谴责标签的思想与人物”[210]。
被霸权国贴上修正主义国家或者挑战国标签往往具有自我证实的预言（self－fufill）的效果，既然一国已经被霸权国定为修正主义国家或者挑战国，那么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是修正主义行为。在霸权国家看来，国家间合作进程中绝对收益的动机也会被解读为对于相对收益的追求。1989年以后，美国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禁止或限制美国卫星在中国发射也是一个案例。在美国政府眼中，中国的诸多行为是“越轨行为”，《考克斯报告》是美国国内对所谓中国“越轨行为”典型的界定。当然，“轨道”或者“正确的轨道”是霸权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设定的，在某些时候也会加入人道主义或道德范畴的论证。美国对伊拉克的判定就是明确的案例，为了论证美国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美国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武器，并与恐怖主义勾结，然而这样的指控在战争结束后仍然找不到证据，这充分说明了霸权国的“想象”以及不成功的话语塑造。对霸权国家而言，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行为与恐怖主义的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它们都挑战了霸权国家的利益或对它们认为合理合法的现行秩序形成挑战或试图颠覆之。
依吉尔平之观点，霸权国家衰落与否，可以从霸权收益与支出的角度思考，当支出大于收益时，霸权难以维系，霸权的衰落必然到来，因此，因应挑战、降低霸权治理与维护的成本，就是霸权国的重要国家利益了。循此，霸权国家从“软”的话语角度削弱或防止挑战国与潜在挑战国也必然是其战略之一，将某些国家列为挑战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就十分必要了，或者说将其他国家理解为或定义为不负责任的国家，就十分重要了，因为现实主义是从最坏的角度入手试图达到最佳的效果，对于政治与战略家而言这是基本的素质，就如雷蒙·阿隆所说的“责任伦理”。但是这种逻辑实质上将价值与事实分离，而且忽略了观念的作用，忽略了同样是常态的人类合作与对绝对收益的愿望、对于和平的追求、对于囚徒困境的超越。霸权国如果仅仅基于自己的“预言”，必然在战略上对于其想象的与现实的，潜在与直接的挑战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在言语上与行为上进行遏制、防备，甚至是直接的如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般的进攻。如果在宣传与言语上就能够将其目标对象臣服，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然世事绝非如此简单。
综上，修正主义国家、挑战国、现状国家等概念一方面具有描述性与解释性的成分，又具有构成性的成分——包含了霸权国对于某些国家的话语建构特征。对霸权国而言，通过上述话语来塑造对手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它警醒美国关注各种潜在的对手，其次是警示其现实与潜在挑战者，最后是使被界定国退缩到现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状态。
霍布斯鲍姆和安德森等持建构论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侧重于从民族主义角度思考民族身份的构成性，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国也努力通过各种概念（包括一国的国际身份）来建构其他国家的身份。换言之，对中国的国际身份也必须在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复合互动中来厘定，其中霸权国的讨论和界定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简要小结
目前所讨论的中国崛起与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是与全球化进程、霸权国对中国身份的论述与建构、中国的发展进程以及政府的自我反思等要素息息相关的。虽然新中国在外交上一直强调独立自主是其基石，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体现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国际制度的作用，也显示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相互依存，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建立在民族主义思想与相互依存思想之上的。换言之，这蕴含了由强调独立自主、经济安全为核心特征的民族主义迈向相互依赖的民族主义的变化，后者强调比较优势与独立自主相协调，力图使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发展与世界自由市场原则相协调。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由挑战国际体系的民族主义逐渐转化为国际体系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即不直接挑战现有国际体系，但又要建设性地参与现有国际体系。
中国的崛起依赖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中国官方以学习者和建设者的姿态审视其政策和身份，这彰显了中国官方民族主义的包容性、开放性与理性主义特征。整体上讲，这样的民族主义并不具有进攻性。
第七节 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民族主义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远承“五四”精神，近接50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神的激情洋溢、“思想解放”时代。[211]进入90年代，中国知识界始呈思想多元化、学术规范化之势。这意味着，后冷战时期，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与学术策略的变化，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整体滑落，学院派知识分子影响大增。与此同时，政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巨大变化。90年代初、中期，政治中国面临消化国际共运的挫折、消化冷战遗产两大挑战。90年代后期与21世纪初，政治中国同样面临两大挑战：处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身份问题以及政治中国的制度建构问题。也就是说，后冷战时期政治中国面临国内与国际两种身份的转型与挑战。
政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性塑造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与相关话语。换言之，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是在这些问题性下展开的，其政治民族主义意识和行为可以概括为下述三个层面：其一是因应事件刺激而做出的政治民族主义反应；其二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国际身份的转型（政治中国的国际身份之重建）；其三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探索政治中国的国内制度建设，下面主要就前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 事件刺激与知识界的政治民族主义
柏林曾经区分两种民族主义概念，即进攻性民族主义与防御性民族主义，[212]其中健康的民族精神受到外力遏制后就会像被扳弯的树枝一样产生破坏性的反弹力，有屈辱历史的民族容易形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213]。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214]柏林对进攻性民族主义的担心颇有道理，但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防守性特征确是学界颇为认同的。
进攻性民族主义与防守性民族主义都具有刺激—反应的特征，前者是过度的进攻性反应，而后者则被认为是适当的防卫性反应。在国际关系中，能给中国国家核心利益造成威胁与破坏的国家是“刺激”中国的主要行为体。对中国这一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能够“刺激”也倾向于“刺激”中国的主要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与地区体系中的大国，它们的国际压力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而且也成为塑造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的最为直接的源头。
冷战的和平结束给中国政治和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系列挑战。首先，由于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打破，对中国极为有利的战略大三角的基础不复存在，中国的战略腾挪空间被大大压缩。其次，由于国际共产主义遭受挫折，中国必须化解该事态带来的负面的国际（美国等国家出现消极的中国观取代了正面的中国观，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与渗透）和国内影响。最后，在美国一超独大的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原有的意识形态分歧再次凸显，各种经济摩擦也是接连不断，中美关系依赖某些压舱石（如共同的经济收益）和一些外部条件（反对恐怖主义等）才在波折中前行。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轴，尽管遏制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美国一般采用既遏制又接触的政策）。
在这一系列挑战中，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居于首位。与此相应，在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调整的背景下，与美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件与发展态势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形成民族主义运动。这些事件和态势主要有：美国在联合国等场合持续指责中国人权状况、1993年的银河号货轮事件、[215]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努力屡屡受挫（后来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0年代中期以来危机四伏麻烦不断的台海问题、中美经贸摩擦不断、1999年科索沃危机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初的中美军机相撞。当这些事件见诸媒体后，一轮轮大众民族主义浪潮扑面而来，中国知识分子亦无法置身事外、“冷眼旁观”。
90年代知识界出现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便与上述国际体系的转换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美国对中国所施加的压力紧密相连。许纪霖提出：“中国的反西方主义有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虽然当时其具有暧昧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但在社会上基本是孤家寡人，应者寥寥。第二波是1994年以来，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方主义思潮，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对西方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并且在知识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而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说是反西方主义的第三波。”[216]许氏所言还只论及90年代，而且第二波“反西方”主要表现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就大众政治而言，第三波“反西方主义”影响力最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三部曲分别是：《中国可以说不》（宋强等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1997年在香港也出了一个版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997年在台湾捷幼出版社也有出版）、《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王小东、宋强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对中国大众影响最大。据称，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也因此成为1996年最轰动西方世界的中国出版物。[217]
上述民族主义三部曲鲜明地体现了中国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面临西方对中国的压力时直接而质朴的回应，特别是“说不”一书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溢于笔端。“说不”一书的作者主要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而后两本书的作者则是大学教师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但三本书存在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以及内在逻辑的关联性。马利军、曹宏举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的《编者的话》中写道，“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热，以及随后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引发的、对真正阻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因素的深刻认识，相信读者会有深刻印象”，“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不是什么人（或者势力）能够鼓动得了和阻止得了的。承担本书主笔的房宁和王小东较早捕捉到这种青年一代思想状况的深刻变化，并与‘说不’有着密切联系。他们1995年主持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是‘说不’的先声及灵感来源”[218]。三本书均是团队合作、集体撰写而成，学术性偏弱。第一本书完全是通俗类畅销书，后面两书的学术性更强，但某些部分仍然属于报纸类型的政论风格。三本书吸引了大众读者的眼球，但由于其情绪性与某些极端的言论，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219]
在对民族主义（包括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批评的知识进路中，存在两种典型的简化方式，其一是将矛头对准极端民族主义，从而使极端民族主义与理性的民族主义对立起来（一种转化形式是将民族主义的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其二是将民族主义简单地视为幼稚病与“恶”的行为与思想，从而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事实上，这是两种简化的有害的对立方式。对于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三部曲，从理性的角度进行批判，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展开诘问，这都是合理的研究思路，但如果先给对方贴上“极端”的标签，则不是合理的论证思路。“极端”是一个贬义词，具有浓厚的价值色彩，被贴上此种标签将无法展开有效争论。在笔者看来，对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应该持理解的态度，思考其后面的社会思潮，然后考察其理论逻辑，最后是分析其积极影响与危害性。民族主义包含了情感维度，如盖尔纳所言，它包含了愤怒感与满足感，当一个民族、国家遭受想象与现实的外部压力时，挫折感、愤怒感产生并逐渐积累，因此亟待合适的释放通道。民族主义情绪释放的底线在哪里？底线当然是法律。道德标准与理性准则虽然也是很重要的限制性要素，但在国际关系中它们不是底线，无法要求所有人都遵循它。从目前的国际政治文化看，我们不能强制他人接受颇有争议的道德准则与理性准则，而只能通过教育与宣传等手段来引导国民的行为，因为国家与知识界对于国际关系中道德与理性的理解大相径庭。宽容与避免走极端是民族主义支持者与反对者均需要考虑与参照的。希伯来语中有一句话，“感谢我主上帝创造了如此丰富的世界”，表达了一种宽容情怀以及对“巴别通天之塔”的反对。[220]单纯以冷冰冰的理性来批评民族主义的感性与非理性，是一种外部批评，也是一种有瑕疵的批评。这并不是说笔者反对理性的民族主义，而是说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
中国知识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感与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反中国的事实基础上的（可能由于媒体宣传而放大），因此它是一种很直接的情感，其行动也符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些逻辑。恰如柏林所言：“民族主义首先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应，不过这虽然是民族主义肯定自身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221]当一个民族受到伤害时，至少有两种反应，即本能反应与深思熟虑的反应，柏林的“弯枝”说体现了民族主义的自然的本能的反应，尽管其反弹也是一种进攻性行为。对于这一本能反应，无须对它进行过多的价值批评，更多的反思应该建立在对其后果的评估上，建立在平时的深思熟虑与危机预防上（平时做好危机预案），即用深思熟虑的预案与行动来平衡与消解本能反应的可能的极端性。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反应，因应西方围堵中国而生成的民族主义行动则有不同的类型，它可以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譬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也可以是防守性现实主义的，譬如“韬光养晦”与守成方略；也可以是新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行为，[222]譬如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制度与合作中实现民族国家利益。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守性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均为一种理念类型，能够解释部分国际关系现实，国家、民族与政治家应该依赖具体的环境来作出判断与选择，而不是先验地对其作出“好”与“坏”的判断。[223]在国际关系理论里，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守性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接受理性人的假定，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进攻性民族主义视为一种非理性行为，或者说，单纯以理性来批评民族主义的情感性至少是不周延的。
二 中国崛起与知识界的政治民族主义
徐贲曾经以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向（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与角色政治）为基础，将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区分为三种类型：“谋士”、“自由思想者”和“代言人”。徐氏认为，“谋士”型知识分子把民族主义当做一种为国家政体提供合法性的策略，以此达到将“民族文化凝聚力”转化为政治团结的目的；自由思想型的知识分子思考民族主义时的出发点是人的普遍自由和尊严价值，这也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出发点；代言人知识分子所关心和提倡的既不是国家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民族主义”，而是大众民族主义。[224]从其文章所论来看，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分别以萧功秦、秦晖和王小东（其笔名为“石中”）为代表。徐氏从知识分子政治的角度来谈知识分子的类型，不失为一种分析进路，但笔者认为，知识分子政治与学理立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作为知识分子，有人先有学理偏好与理论选择，然后根据学理推导出政策建议；也有人是先有政策结论，然后寻找可资利用的学理工具来论证它；还有人的理论立场与政策建言是分离的，他们将前者视为个体的阳春白雪的“审美”诉求，而将政策建言视为个体的民族特性的诉求。有人能游刃有余地将学理与政策贯通起来，有人能分离两者并能自圆其说地说服自己，还有人则颇受煎熬（如王国维谈“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质言之，在知识分子那里，学理既可以是工具理性的，也可以是价值理性的，政治也是如此。从这一意义上看，脱离知识分子的学理立场来谈政治意向是有缺陷的。又考虑到前文所论及的中国知识界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公共型知识分子转向专家型知识分子），下文分析中国崛起所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国际身份与中国战略的讨论时，笔者侧重于从知识分子的学理立场来探讨和呈现他们的民族主义方案的差异。
（一）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
理论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理论有天然的亲和性。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三个核心假定：①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主体；②作为目的，也作为对付别人的手段，国家追求权力且使权力最大化（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③国家行为是理性的。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仍然接受了上述三个假设，但不再以人性（恶）这一哲学判断为前提，而是从国家间力量配置所形成的“结构”来考察国家的行为（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225]
至于民族主义，安东尼·史密斯曾归纳了民族主义的四项信条：全世界可分为不同民族，每个民族又都有自己的个性、历史与命运；民族是所有政治社会权力的来源，对民族的忠诚必须超越对其他事务的忠诚；人类若想获得自由、实现自我，就必须认同一个民族；人类若想实现长久的和平与正义，所有的民族必须确保自由与安全[226]。江宜桦认为这一民族主义核心诉求太难实现，因此需要适当下调其核心诉求：全世界分为不同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是个别人群在生存状态中最重要的集体归属感，一个人对民族的忠诚应该高于他对其他集体忠诚；为了确保民族的历史文化得到良好的延续与发展，一个民族必须具备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或充分自治；政治独立或自治的具体表征是本族人由本族人统治，一个民族的子民不接受异族统治，统治者必须为自己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民族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人类历史上必然有某个阶段是属于我们民族发扬光大的时刻[227]。
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人所谈的民族界定为国族（民族国家），我们便容易发现它们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亲和性，即都承认民族国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都力保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可以说，现实主义信奉者往往是国家民族主义者。现实主义理论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套理论，而民族主义既包含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逻辑和情感，也包含了处理相关国内问题的逻辑和情感，因此民族主义的内涵更为广泛。然而，在思考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身份变化与战略选择时，现实主义者的立场和方案也判然有别。下面以中国崛起语境下中国主体性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为例来分析和展示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差别。
中国崛起是近代以来国家民族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当下中国崛起的事实与语境下，如何处理国家主体性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成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该问题可化约为中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地区强国的关系问题，中国力图在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对此，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代表性的看法有：“成为超级大国”、“有所作为”，“地区性守成”。
1.主体性的极致——成为超级大国
徐贲与任丙强均将王小东视为大众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并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特征[228]，但从学理上看，王氏的民族主义思想颇为复杂，他的部分民族主义立场其实基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而近年来他又力图调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229]尽管其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任丙强批评王小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主要基于他在2000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及其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的文章。王氏接受“生存空间理论”与“强权即公理”论，认为冷战后出现了“新的极权世界”，他还提倡“尚武精神”，并对房宁、蒋庆与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由此可见其思想基础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用。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王小东一方面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其长远目标就是为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奋斗、而谋划；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我们要维护国际秩序，我们希望现在这个允许中国人以其和平、诚实的劳动换取自然资源的国际环境能够维持得比较长久。而且他对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不放心，从而希望中国积聚实力，准备积极参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230]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又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说是一个理论悖论。一方面，超级大国是权力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关键概念，霸权国基于实力和意图的担忧，会对崛起国家采用围堵的战略，以防止或延迟崛起国家的成长。另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国际体系中的某一个国家成长为超级大国，则意味着国际体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因为国际体系的“极性”发生了变化。国际秩序是依赖国际体系结构的，当新的超级大国出现后，国际秩序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目前的中国而言是合理的意图，但超级大国所蕴含的实力变化意味着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秩序的变化，因而与上述意图是背离的。在还未成长为超级大国之前，妄言成为超级大国更可能引起现有国际体系的不安，使霸权国坚定其围堵战略，尽管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是很多国家的愿望。
2.“有所作为”式的主体性
阎学通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与新现实主义的信奉者，他虽然接受“和平崛起”的概念，但以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立场对之加以诠释，从而凸显了他对“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以及“有所作为”概念的偏爱。对于“和平崛起”，他认为它是有条件的，“第一，中国有能力让别人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第二，中国无需借助于战争就能实现崛起；第三，在崛起的过程中无需用战争来维持生存”。这三个条件均需要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柱。他还认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他也反对用“和平发展”来取代“和平崛起”，因为前者标示的是自我发展，而后者标示的是相对于他者的变化，自我发展并不一定等同于相对于他者而言取得了发展，相反可能出现退步的情况，这体现了现实主义者更看重国家的相对收益与相对力量的概念。
阎氏认为，“和平崛起”概念结束了中国自1990年开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并将“有所作为”的目标具体化了。而且，它对中国外交政策而言意味着三个转型：①从强调“美国为重中之重”转变为“周边为外交重点”；②中国外交政策将从“融入国际社会”转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③外交要服务于国家的综合性利益，而不能仅仅服务于经济利益。[231]第二个转型说明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调整，“融入国际社会”意味着必须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规则、规范和信念，对于有着悠久历史与文明传统且有自己独特国家利益的中国而言，缺乏主体性的完全被动接受现有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在现有秩序与中国主体性之间保持平衡。在冷战结束初期的被动局面下，采取低姿态是合理的选择，其结果是让出某些国家利益与话语权。随着中国的战略环境的改善以及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在国际秩序中更加积极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意味着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创造性与建设性。
3.“守成”的主体性
张文木是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信奉者，因此他将两者相结合来论证中国崛起所涉及的国家主体性、价值立场与问题性。张氏认为，中国崛起进程是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一致的，因此它需要新的哲学支点，具体而言是“中国主体”与“中国价值”，意在摆脱世界霸权以及避免拉美的依附论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主体”的概念是中国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个性宣誓；而“中国价值”概念则是中国坚守国际民主普遍价值的庄严承诺，两者均要求中国自我限制，即“地区性守成”，以避免崛起带来无限扩张，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称霸，不挑战霸权国，但又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张氏还提出了中国崛起所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统一台湾、与世界的磨合、国家崛起与国内多元价值的柔性共存问题。[232]
（二）新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理论）是一个意义繁杂的话语系统，在不同学科与话语环境中“面向”不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中均有各自的自由主义传统，不少人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无法调和的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意识形态。但是，在民族主义的理论谱系中，一直存在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传统。在民族主义实践中，从法国大革命到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运动，再到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自决，无不彰显自由主义的身影。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很少讨论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身份变化，但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又称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则探讨了中国的国际身份的变化。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争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被认为是第三波。两者都是理性主义的信奉者，除了人性、历史观等方面的差异外，两者对于世界政治的基本形式与国际制度的作用也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与现实主义主要强调权力不一样，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国际道德与义务的作用，以及通过国际制度可以减少国际冲突与战争。在思考中国崛起环境下的中国国际身份问题时，不少国际关系专家在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也部分接受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如前所论，王逸舟教授提出中国国际利益应该考虑发展需求、主权需求、责任需求之间的平衡，在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中，责任需求已不是原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际责任和世界责任，而更多的是英国学派所强调的国际社会中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要求。中国外交的这一转变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了学界的呼吁和倡议。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有许多禁区和敏感问题，譬如，与国际制度相关的主权问题和多边外交问题一度如此。多边主义是自由制度主义者所设计和看重的制度，旨在化解和减弱国际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诸种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一国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功能。这一制度并不与民族主义有天然的冲突，恰恰相反，它也是民族主义者在国际制度领域理性博弈的场所（只是博弈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在冷战时期，多边外交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禁区，政府也不支持多边外交。2001年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召开了国内首个“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理论高级研讨会”，来自国防大学、外交学院、清华大学、新华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联部、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部分成果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对学界和实践部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研究者要求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一种国际制度），并在这一多边外交中维护和实现中国国家利益。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多边论坛中协调和平衡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身份要受到国际制度的规约和承认。从知识分子的政治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它也彰显了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并致力于平衡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
第八节 中国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
要想把握冷战后中国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在资料搜集上将面临很大困难。在大众政治民族主义中，最为激烈与显性的，也最易于把握的是政治民族主义运动，譬如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国人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中美军机相撞后的大众运动，中国大众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游行和网络签名运动等等。此类大众政治民族主义以全国性运动的方式出现，媒体多有报道，资料尚容易寻找。但是，对于那些运动规模较小（譬如保钓运动、抵制日货运动），甚至有时候谈不上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潮、意识和行动（譬如关于台湾问题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意识，关于对日、对美的民族主义思潮），如果不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则难以在传统媒体中找到正规的、详细的一手资料。
幸运的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33]为我们分析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打开了一扇新窗口，因为数量众多的中国大众在网络上表达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意识，甚至通过网络在网络内外展开了相关的行动。20世纪90年代后期始，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行为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新闻、国际关系、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跟进思考它，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由媒体语言转变为学术话语的态势。本章分析后冷战时期中国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侧重于以互联网为对象，分析互联网上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
一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内涵与原因
（一）网络民族主义的出现
网络民族主义的出现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作为概念的网络民族主义的出现，其二是作为现象的网络民族主义的出现。在中文文献中，罗迪、毛玉西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中。[234]近两年来该词在中文网络和媒体中成为常用词，笔者在“Google”网站输入网络民族主义一词（2005年11月15日），搜索到33万多篇文章，在百度网站中，则搜索到7千余篇文章，尽管有不少文章是相同的。在英语世界，网络民族主义有 "online nationalism", "nationalism on the net", "new nationalism" 等几种表达方式。与中文文献相较，英文文献中更早出现这一概念，并有一些研究人员展开了研究工作。其中，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既是国外媒体所关注的对象，也成为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中的新话题。譬如，南卡罗来纳大学2003年5月召开过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主题是“中国和互联网：技术、经济和转型中的社会”，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便是会议的议题之一。[235]
谈及作为现象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人们一般会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当时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所爆发的一些事件引发中国网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和讨论，而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不久中华网“强国论坛”的建立被认为是网络民族主义活动固定化的重要标志。有人还将2003年冠之以“网络舆论年”，由于网络民族主义是这一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2003年还被称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年。[236]对于这一分析思路，本书有不同看法。笔者以为，普通网民在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活动只是网络民族主义中一种非常显眼的类型，事实上网络民族主义还有更加隐性的类型，或者说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更广，譬如，网络上还存在官方民族主义，这一民族主义形态比普通网民的网络民族主义出现得更早，它与中国官方网站的建立同步，尽管这不是本书重点分析的内容。
（二）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
国内外对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有四种典型看法：其一，主要关注网络民族主义表现得比较消极的层面，进而将网络民族主义界定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愤青”在网络上极端的言行，[237]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其二，主要关注网络民族主义比较积极的层面，进而将网络民族主义界定为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即以网络为平台的爱国主义和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这一看法往往是为反驳第一种观点而产生的。[238]其三，将网络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在网络上宣泄民族主义情绪，并对它的正反面影响作出描述。朱学勤指出“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于2003年网络上反日的民族主义思潮，朱学勤的评价是，“正当与表演同在，义愤与夸张共存”[239]。事实上，这一观点也倾向于将网络民族主义界定为网络上的大众民族主义。其四，强调网络民族主义的表达特征，不对网络民族主义作价值判断，而只进行现象描述。即“网络民族主义”正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的最新表现，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中获得了充分表达平台，从而获得表达途径与相关目标的实现。[240]
以上四种界定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只是关注或强调网络民族主义的某一维度。第三种观点虽然指出了网络民族主义存在正负两面特征和影响，但它忽视了网络民族主义内涵的复杂性，譬如，它强调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特点，但没有注意到官方民族主义仍然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构成部分。基于以上分析可知，人们谈论网络民族主义时，往往指的是不同的现象与意义。部分研讨者尚未对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作充分考察，而是事先想象或判断网络民族主义，（潜在或明显地）要么矮化它，要么拔高它。诚然，这与民族主义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有关，但即算是在那些注意到网络民族主义“双刃剑”特征的人士眼中，网络中的官方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也被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至于第四种观点，它给予网络民族主义更宽泛的内涵，但有些模糊的是，互联网与民族主义有机结合的提法包含了不少关系到互联网又可能不发生在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譬如，政府维护信息安全、捍卫信息主权的行为往往涉及互联网，但这种主权和安全维护行为有很大部分不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这一围绕互联网的政府行为体现了互联网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但它并不一定发生在网络之中。基于此，本书所讨论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指的是，互联网上中国人隐性和显性表达民族主义话语和思想，传播和制造民族主义思潮，基于民族主义心态而采取的某些激进行为等。
（三）网络民族主义流行的原因
网络民族主义是否在中国已经汹涌澎湃，对此人们持不同的意见。[241]但是，倘若浏览一下国内网站，我们难以否认民族主义话语流行于当下中国的网络中。对于这一现象，笔者提供以下几种分析视角。
1.“政府工具论”视角
该视角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网络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质上是政府的工具。但Peter Yui Chi Yue认为上述解读方式是有问题的，它将网络民族主义视为政府的工具（政府控制的），从人员、信息控制以及参与者激励和惩罚机制的角度分析网络民族主义并不能有效解释一系列现象，即国外许多人包括海外华人在网络上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他们并不受权威政府的控制。他进一步有洞见地引申，如果将网络上的民族主义视为工具，则意味着将网络上乃至现实中的中国的民族认同贬为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
2.“身份不定”与“事件刺激”视角
该视角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的国际身份不确定，并引发了与外国和国家分裂力量之间的诸多事件，这一不确定身份和诸多事件引起网民就民族和国家认同、国家发展道路、他国观进行热烈讨论。中国的快速发展成为20世纪末叶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事件，郑永年甚至将中国的崛起等同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242]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将对中国自身、亚太地区和全球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又会如何使用它的实力？对此，不同的人和国家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想象、猜测和判断，或（谨慎地）欢迎、或矛盾地观望、或怀疑与嫉妒、或羡恨交织（ressentiment）。笔者以为，除大陆自身外，最为关切中国大陆走向的有三方：霸权国美国、地区强权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它们各怀其意。近年来中国大陆与三者之间不绝如缕的事件不仅凸现了它们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也一再刺激了各方当局和民众。
对于中国国民而言，中国不确定的未来和身份使他们焦灼、顾虑与期待。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转型所蕴含的希望和机会，也对其间所存在的问题和危机深表忧虑。因此，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各事件不仅成为检测中国是否恢复尊严和历史地位的试金石，它也成为检验他国是否遏制、削弱中国发展乃至“亡我之心不死”的工具。不管是在事件刺激时，还是平常情形下，在涉及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评估和思考中，使命感和责任感、忧患和优越意识、先知与先觉意识不同程度地显现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行中。
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崛起过程意味着中国未来身份的不确定。悲观论和怀疑主义者有如米尔斯海默等人，他们将中国描画为“一战”前或“二战”前的德国，或“二战”前的日本，[243]也就是说它们将中国视为挑战国和修正主义国家。而乐观主义者则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个机会，他们认为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确实，中国当下快速的发展意味着地区乃至世界体系可能或正在出现结构变迁，这种可能性与发展趋势意味着中国的身份仍然不确定，对于地区大国和世界霸权国而言，这种变化性是值得关切并不断试探的。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和进程的变迁不仅从中国发展的诸多数据上体现出来，它也会表征为各种突发性的国内、国际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引发中国网民大量的评论、“讨伐”和内部争论，从而造就了一个个“言语”表达和情感表态的高峰，[244]其间夹杂的尖锐与极端的话语又引起国内外不同群体高度关注，并部分地验证或加强外国势力和部分民族分离势力对“中国威胁”的想象与判断。
3.“中国问题”视角
这一视角的基本逻辑是，民族主义是理解和解释中国问题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把钥匙，而网络民族主义是现实生活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反映。郑永年在阐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时指出，理解它需要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问题”入手，其表征是中央权力下降，国家认同弱化，现实与想象的外部威胁。[245]这一中国问题既包括近代以来尚未解决的中国问题，又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问题。这一中国问题不仅是中国政府所关切并致力于解决的，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所讨论和关注的。本书将这一思路延伸到网络中，换言之，当下中国网络中民族主义话语的流行并不是虚拟的，它是现实的中国问题及与其相关的民族主义意识的体现和反映。互联网相对自由和便捷的表达空间为中国人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和参与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提供了平台，政府难以对之全面监管。即便是考虑到政府的监管能力，政府实际上在涉外问题上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
4.认同回归视角
这一视角的基本逻辑是，以全球化作为基本背景，考察国家和民族认同回归以及文化的复兴，进而将中国民族主义纳入这一全球框架。过去20多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全球化加速推进，工具理性不断扩张。作为一种回应，不仅文化和认同回归国际关系理论[246]，认同和文化论战也成为社会运动中的核心内容。一些学者指出，世界范围内的集体认同运动涌现，这代表人们力图控制自己的文化和生活的努力，用以挑战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而此前因应技术理性扩张的表现是有组织的工人斗争（struggle）。[247]作为一种集体认同，民族主义是这一认同回归思潮的主要代表，它反映了当代工具理性不断扩张背景下人们重新思考和寻找“自我”和“我们”，并侧重于从文化民族主义中寻找力量源泉和精神栖息地，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生活世界向系统世界发起挑战的一种体现。[248]这一深具精神内涵诉求的“自我”和“我们”表达了重新强调国家和民族的非物质性空间意义。互联网络恰恰为人类对空间内涵的新诉求提供了条件，恰如有学者所论证的，赛伯空间（cyberspace）打破了现代空间的（从三维到多维理论）物质属性，添加了中世纪基督教空间观所具有的精神特质。[249]从这一意义上看，网络恰恰与认同回归具有空间意义上的亲和性，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和解释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一有效且更宏观和深层次的路径。换言之，理解和解释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需要在全球层面的认同回归，以及这一认同回归与互联网之间存在亲和性的思路上加以考察，这也意味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它在全球都有所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认同回归视角是针对工具理性（现代性）扩张的文化和价值思考，从而具有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能够影响民族主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诸要素和层次看，网络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包含了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虽然政府工具论视角有很大缺失，但该思路提醒了我们注意民族主义言论生产者的多样性以及能制约该言论的行为体。身份不确定和事件刺激视角是综合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法和刺激—反应论而提供的一种思路。“中国问题”和“政治正确论”是将郑永年“在中国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思路拓展到网络民族主义的一种尝试，它包含了对纯粹刺激—反应论分析范式的驳斥。第四种思路是力图从更为宏观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在文化和认同层面的反映的角度理解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是在这一文化和认同进路中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视角主要关注网络上一般网民的民族主义，从而忽略了网络上的政府民族主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分析的是网络上民族主义话语流行的原因，至于网络上官方民族主义是否兴盛，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二 网络政治民族主义中的大众：意识与行为
（一）网络政治民族主义的类型
对民族主义进行类型学分析，可以从不同思路入手。其中，从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构成角度看，它包括官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学术民族主义）和大众民族主义。[250]这三种民族主义者既可能是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的生产者，又可能是民族主义的消费者，民族主义的生产行为、流通行为和消费行为都可以在网络上体现出来。换言之，网络民族主义包括在网站上生产、流通和消费民族主义言论、思想和行动。从成员构成看，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既包括官方民族主义者，也包括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还包括大众民族主义者。
1.官方政治民族主义
所谓网络中的官方政治民族主义，指的是官方政治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表现。近代以降，中国政府向来不缺乏民族主义，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特性鲜明而浓厚。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表现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之以往更加温和、理性且谨慎。首先，这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实力息息相关：中国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的判断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基本上解决了生存（安全）问题，正面临并着力于解决发展（安全）问题，这使中国政府在采用民族主义话语和使用民族主义力量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其次，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策略也制约了中国政府采用激进的民族主义话语和行为。再次，从话语上看，民族主义越来越被贬义化，[251]各国政府不愿意带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最后，它也与科索沃问题以来中国外交反思有关。质言之，不管是在行为还是宣传上，政府都显得异样谨慎，政府领导人很少发表或克制发表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如前文所论，在宣传上，政府多用爱国主义，而不是直接使用民族主义。西方人认为中国官方最为经典的民族主义表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显得异样温和。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口号不具有西方文化语境中常有的直接挑战他者的内涵。在对待大众民族主义问题上，政府近来也在改变做法。譬如，在对美、日关系上，政府改变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期有意直接利用大众民族主义的做法，大众民族主义的工具色彩不断弱化。
以上官方民族主义的特点在中国的官方网站上也显示出来。网络上的官方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官方的网站上，而不是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公开在网络上行动。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表现有：①政府网站上体现的民族主义。譬如，政治层面的政府民族主义在外交部的官方主页上的体现（民族主义语言很温和）。②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在网络上反对互联网上的美国文化霸权，维护国家形象，并在相关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252]屏蔽分裂国家势力的网站以及部分国外网站。[253]
如果政府网站上这种官方的民族主义言论和思想力图（潜在或现实地）影响国内人民和国际人士，那么，它们是这一网络民族主义的生产者，与网络之外的官方民族主义没有质的差别，网站只是一个传播和展示平台。如果政府也按照这一民族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去行为，则它自身也是该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消费者。从目前情况看，网络上的政府民族主义色彩非常温和，它是官方的民族主义立场在网络上的再现而已。赵穗生（Suisheng Zhao）研究指出，后冷战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是务实（pragmatism），其特点是工具性、反应性和国家主导。[254]
2.知识分子的政治民族主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上网率极高（往往以专家和专业人士身份出现）。从网络民族主义表现看，他们以民族主义者身份参与网络讨论和行动，或者作为民族主义研究者，他们的文章和观点被网络引用、传播或引发争论。前者既是网络民族主义的生产者，又是网络民族主义的传播者和消费者；后者可能只是民族主义研究者，虽然他们不一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他们撰写的有关民族主义文章，客观上在网络内外引发了相关的讨论，并被部分人所接受，从而成为网络民族主义生成、传播和消费链条中的一环。这些民族主义研究者以及部分并不研究民族主义的文化人很可能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或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譬如，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一本研究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论文集中，有一篇名为《操外国人就是爱国：中国的前卫民族主义者》的论文，作者白杰明（Geremie R.Barme）将中国知识界一些民族主义研究者和文化界诸多知名人物界定为前卫民族主义者。[255]此外，少量知识分子黑客还在网络上有民族主义的攻击行为，这与前面谈到的网络上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言语行为大为不同。
网络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其一，网络给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讨论民族主义专题提供了重要舞台，我们可以在网站上检索到大量的民族主义文献及其争论，这既表现了对民族主义学理的争论，也可能意味着知识分子自身的行为选择和政策建言。[256]其二，他们的言论直接影响了诸多网民，从而成为普通网络民族主义者获取民族主义专业知识或相关论断的一大源泉。从非民族主义专业知识角度看（即并不是讨论“民族主义”专业论题），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也往往与民族主义相关。郑永年将中国知识界中的“新左派”纳入中国新民族主义之下。[257]事实上，不仅对“新左派”的研讨应该纳入民族主义视域中，国内思想界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论也应该被纳入民族主义的框架下，特别是当下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在网上与网下探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从而越来越张扬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258]另外，美国攻打伊拉克所引发知识界“反战”和“挺战”的论战，包括最近知识界热烈研讨的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与和平崛起均指向了新的国家认同，从而也具有显性或隐性的民族主义内涵，而这些讨论在网络内外都在进行。由此可见，网络中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行为可以纳入整个知识界的脉动中，它不仅在知识界内，也势必对政府和大众产生直接或间接、暂时或深远的影响。
3.大众政治民族主义
要在网络上识别谁是确切无疑的大众民族主义者有些困难，因为匿名的原因，本书不得已采用排除法，即将网络上官方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之外的民族主义者称为大众民族主义者。从形式上看，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往往被认为是网络政治民族主义的生产者，实质上他们更多的是政治民族主义思想和观念的传播者和消费者。笔者通过分析中华网军事论坛发现，网民经常转摘新闻或他人的文章，从而引发具有强烈政治民族主义色彩的讨论，讨论中的论点也不乏引用自他人的。网络上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的原创性生产在于其表达形式，即通过 BBS、网络新闻组、QQ 群聊，博客、E－mail、动漫（flash）、创建强烈政治民族主义色彩的网站和主页等方式发泄民族主义情绪，发表政治民族主义评论，设计政治民族主义方案，宣传政治民族主义思想。
其行为方式主要包括①参与网络上讨论、发言和评论；②基于民族主义理由对外国网站发动攻击；③通过建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网站宣传爱国主义、建构国家认同、揭露和批判“他者”；④以网络作为沟通平台，在网外进行政治民族主义活动，即有些网友所说的化言论为行动。这说明网络上的大众民族主义有从虚拟社区扩散到现实的趋势，从而也带来了理论化难题，即如何甄别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之外的民族主义的界限。
目前，对于网络上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的构成仍然缺乏深入量化分析和调查。不过，了解中国网民的构成为我们理解网络上的大众民族主义者有所助益。《第1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最多，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网民而占绝对优势。这说明年轻网民依然是中国网民的主力军，它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在网络上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中，FQ被认为是身份最为明确的群体，但我们不能简单将FQ等同于网络政治民族主义者或极端网络民族主义者。
（二）“愤青”（FQ）分析
在中国互联网上，有关“愤青”的讨论多如牛毛，“愤青”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259]对于中国互联网中的“愤青”，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不少西方人认为，“愤青”指的是网络上中国内地青年民族主义者。他们通常在30岁以下，男性，经常上网，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爱国者，非常关注国计民生，特别是涉及祖国统一和强大的议题，因而在台湾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上发言尤多。总体上，他们为自己的信念和激情而自豪，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他们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是“法西斯”、“义和团”、“爱国贼”，是满口脏话的青年（“粪青”或“粪粪”），而他们针锋相对，反驳对方为汉奸、特务、卖国贼。[260]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认识只是一种初步的观察与判断，目前鲜有对这一议题展开深入、详细调查和论证的文献。
国内新闻媒体也陆续调查分析中国的“愤青”现象，[261]一些时事评论类杂志开始分析中国乃至美国愤青。这表明国内各界注意到国内“愤青”现象，也折射出部分爱国人士对于外国基本上将“愤青”贬义化的倾向极为不满，在他们看来，“愤青”现象是一个全球现象。[262]至于被贴上“愤青”标签的人，对上述界定亦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反驳者、接受者和不回应者皆有。[263]
“愤青”一词并不局限民族义者，也不是中国内地所独有的现象，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均有突出的表现。譬如，20世纪60年代“愤青”风靡全球，70年代部分香港青年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那些没有找到生活方向的知青，也被认为是“愤青”。换言之，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在具体时空中不断发生变化。对于“愤青”在当下中国的兴起，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认为，“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处处受制，经济利益、国际声誉不断受到损害，这是愤青文化兴起的根源。以强硬的手段来争取中国国家利益，是愤青文化的核心思想。”[264]这一思路主要将“愤青”置入中国与外部他者的对抗性框架中，从而凸显了“愤青”的语言和主张的强硬维度。事实上，中国网络中民族主义“愤青”兴起的原因更为复杂，前文分析中国网络中的民族主义话语流行的几个视角可以作为分析框架，在此不作过多的论述。
中国民族主义“愤青”的显著特征是，言语行为具有很强的涉外性，部分网络语言有极强的批判性甚至称得上是暴力语言，从而被贴上“粪青”的标签。最近搜狐网站的一项调查中，当问及“你认为以下哪些行为是典型的愤青行为”时（多项选择），9133张投票中按选择比例高低排序依次是：“一提到日本就情绪激动”32.59%，“爱国的帖子都要顶”25.87%，“总爱抱怨现实”13.58%，“喜欢扣人‘汉奸’帽子”12.79%，其余选项都在10%以下。[265]从这一组数据看，在投票者的观念中，愤青的言语主要针对外部他者，且语言的情绪性特征明显。然而，语言的情绪性色彩浓厚并不等同于极端，譬如，网友中，不乏对“愤青”的贬义化和“粪青”标签的贬义色彩表示不满、提倡做奋斗的青年（“奋青”）者。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愤青”既可以是政治民族主义的，也可以是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后者容易为人们所忽略，但有学者注意到它的存在，即目前中国国内的“愤青”具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有学者论述道，“愤青”在当下中国开始被广泛引用，是针对西方情调至上的“小资”文化而来的，它原先的主要任务是反小资。“因为它一开始就是针对西方文化至上的，所以应该说由它来充当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有一定的基础。[266]
有人将“愤青”分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针对国内问题的愤青，前者主要是排外愤青，主要包括三类，反日和反美愤青，本·拉登和萨达姆的崇拜者（作为反美的分支），要求武力攻台者。[267]这一论断将民族主义“愤青”视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主要从民族主义语言所针对的对象进一步分类。然而，从词汇上看，“粪青”是个贬义词，表现了他们言语的极端性和暴力性。在笔者看来，“愤青”更应该被视为中性词，它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只是体现了他们言语的愤怒色彩，表达着他们的情感。愤怒有程度差异，愤怒并不意味着极端，也不意味着奋斗和理性。而“奋青”则具有褒义色彩，更谈不上极端民族主义了。而且，民族主义并不只是指向国外他者，它也涉及诸多国内的他者以及自我的建构与维护，换言之，民族主义“愤青”还指向国内问题，林晓珊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指出不能将互联网上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268]从搜狐网友的投票看，“愤青”的行为特征颇为复杂和多样。在问及您认为下列哪些词形容“愤青”最贴切（多选）时，14655张投票中各选项得票率都不高，“激进”18.07%，“特别爱国”15.27%，“关注民生疾苦”14.27%，“爱打抱不平”10.65%，“富有同情心”9.13%，“年轻”8.63%，“无聊谩骂”6.83%，“光说不练”6.60%，“一心扫天下就是不顾家”5.19%，“玩世不恭”3.95%[269]。因此，在给民族主义“愤青”分类时，尚需厘定分类思路：可基于“愤青”言论的对象性，可基于“愤青”言论的情感色彩和极端程度，可基于“愤青”主体的构成特点，也可基于影响“愤青”文化的各种要素，或者是基于“愤青”的社会心理来分类，这需要进一步探究。
（三）网络大众民族主义者的意识感和心理状态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示我们，有必要从行动者的动机和意识的角度分析网络中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有网友贴切地指出，“帖子里有原汁原味的民意社情”，该“民意社情”指的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意愿和意识，它是国家/社会视角下对社会力量的一种表达。网络中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的“民意”体现了他们的行为动机和目标，其行为也构成了网络舆论。仔细考察，网络中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意识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1.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
民族主义者均具有程度不同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经常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表达这种意识。先知意识是使命和责任意识中一种特殊类型，但它主要体现在部分知识分子和政府领导人上，他们往往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致力于推广或实现其民族主义设计，引领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民族主义者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后者主要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消费者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而且，就责任与使命本身而言，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也有不同看法，或者说在民族主义框架下，它们还会与其他各种主义纠缠不清，网络上民族主义论战中经常包含这样的主题。譬如有一个叫“张邦昌”的网友写了一个帖子《“爱国”粪青们爱的是强权，而不是民族正义感》，[270]引起了激烈的口水战。这一类帖子反映了网络民族主义者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差异：或强调并捍卫个人权利，或强调并捍卫国家的权力，或强调与捍卫民族的权力和权利，或强调国家与政府的分离。从中学的角度看，这样的民族主义争论延续了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日知录》，卷十三）；从西学的角度看，则表现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争。
2.忧患意识与优越意识
忧患意识和优越意识往往与前面两组意识相关联，特别是忧患意识。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这一相互关联的现实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大众民族主义者倍感压力，历史和现实的压力以及屈辱感常常弥漫他们的心头，就连被贴上“自由主义”标签的胡适亦如是。[271]当然，大众民族主义者的忧患意识有强有弱，当发生不利于中国的事件时，集体性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当显性危机消退时，集体性的忧患意识往往与之同退。这说明，民族主义者主要是“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者仍然属于少数。目前，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和中国国家走向等问题领域。这些具体问题涉及中国与霸权国（世界体系）以及中国与地区强国（地区体系）的关系，以及中国自身的统一和未来中国国家建构，前两者直接涉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后两者涉及主权和国家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复兴和强大不得不面对和亟待解决的。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往往包含了我（民）族的优越意识和“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中国近代以来的惨痛历史客观上削弱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优越意识，甚至有少部分人具有日本民族主义中常见的“我族周边主义”（ethnoperipherism）[272]倾向。当下，有部分人士在论及西方文化的缺陷时提到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等对于世界共生的积极作用，[273]表现了某种程度上文化的优越论，甚至部分人提出用天下主义来拯救民族主义。这一思考路径在网络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中也有体现，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学者那样撰写长文来论证而已。当然，他们的言语可能更加的张扬、尖锐和极端。譬如，“小鬼子”，“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样的言论折射出了民族优越论或种族民族主义色彩。
3.羡恨交织
事实上，以上几种意识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大众民族主义者身上。这些意识是在自我与他者、内与外的框架下展开的，它既可能是二元对立的，也可能是自反性的（reflexivity）。[274]批判理论学者沃克尔探讨了西方现代性中的内外二元取向，民族主权国家方案取代神权方案造就了“内与外”、“自我与他者”、“统一与多元”三组典型的二元对立，而全球化所体现的时间加速则挑战了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275]就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诸意识而言，西方主权观念传入中国意味着中国人接受这一二元认知模式。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师法西方，从形而下的器物到形而中的制度，再到形而上的文化，学者和政治家激烈地讨论着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中西合用。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最终通过武装竞争选择了“反西方”的西方主义——社会主义，并在当代条件下部分地实施着“反西化的西化”[276]。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包含着二元对立与自反性。这一特点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霸权国，体现出鲜明的羡恨交织[277]的人格特征和他国意识。这也是近年历次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国民对美国持亲近感和敌对感的人占比都很高的原因。[278]国际体系结构既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制造了压力，也为中国人之学习道路提供了方向。对于英美发达西方国家，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者大多表现了羡恨交织的特点。对于日本，他们则表现了另外一种态度，似乎怨恨色彩更浓厚，而羡慕要么没有其位置或被埋藏于心底，要么成为怨恨的陪衬与点缀而已。我们往往将这种怨恨归因于战争和战争认识。事实上，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基本上不将日本视为西方社会的成员，而是将其纳入东亚体系中，于此中国又具有了文化上和心理上的优越性了，因为中国在东亚体系中长时间的主导地位以及文化上日本长期师法古代中国。基于此，他们对于日本今天的成就至多表现出尊敬而不是羡慕。
4.捣乱意识与自我认同意识
在网络中，部分大众民族主义者的行为中有一种相对特殊的捣乱意识，譬如不少人到处散发长长的抵制日货的帖子，从而干扰了主帖，有些人纯粹是为了逗乐和发泄而发动民族主义“口水”战。还有一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是为了寻找新的“我们”和自我意识而不断打口水战，如张剑荆指出，作为网络写作者和网络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拒斥性认同的性质……把自己与其他人区隔开来，从而在网络社区里获得了“我们”的含义。[279]段伟文则指出了互联网塑造出“我向幻觉行为”，这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欣赏的自我表演，而互联网虚拟实在的特征通过输入感知模拟道具和布景，最终使虚拟实在中的行为者“入戏”[280]，从而也形成了一种自我认同。网络大众民族主义者的这一捣乱和自我认同意识表明，他们的民族主义身份可能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装”。
（四）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者的言语行为
从行为上看，网络中大众政治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言语行为，这一言语行为是最引人注目且争议最大的。根据笔者的观察与分析（笔者经常浏览几个中文门户网站的军事论坛），这一言语行为呈现出光谱的特点，并非不少人认为的充满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的盲从与冲动。将其言语行为界定为极端和无理性具有“想象”与选择性记忆的特点，它既缺乏实证分析，且忽略了前文分析过的不同身份的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语行为特点。就网络中大众民族主义者的语言而言，我们不否认极端和暴力语言的存在，这样的语言的比例并不低（有网络管理员说不低于30%）。
大众民族主义者极端语言行为主要表现在对日关系上。确实有少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鼓吹日本威胁论和日本民族劣等论，煽动民族对立和军事复仇；或以“汉奸”、“卖国贼”等大帽子对付一切不同意见，凡是对他们的“爱国主义”表示疑问，甚至只是对日本的看法有所不同者，必以动物性词语侮辱之。这些语言的确具有爆炸性与非理性特征，从而诱发了人们的选择性记忆和想象（墨菲定理）。不容忽略的是，大众民族主义中，中性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温和的热烈的爱国主义言论，也非常多见。譬如，笔者在新浪网站的“舰船知识”的军事论坛中偶尔发现一个名为《我从中亚归来》的帖子（开帖子的人叫Perry家族），两年多来该帖子一直位居论坛的前列，点击量过百万次，回复量过万次，帖子的总字数估计已经有数百万言，这样的帖子有固定并不断扩大的读者群和回帖者，他们围绕相关的主题（中国的中亚战略）发言，其间也不乏争论与口水。该帖子的主流意见是民族主义的，且理性色彩浓厚。可惜的是，2005年下半年新浪“舰船知识”改版，这一帖子被删掉了。该帖子在整个中文网络中的影响力都比较大，Google 中可以搜索到大约9690项查询结果（搜索时间是2005年12月，输入词为“我从中亚归来”）。
如何理解大众民族主义中存在的暴力语言倾向？除前文所论及的部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日本所特有的怨恨意识外，还要考虑互联网对于言语行为的影响。由于网络具有超时空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特点，网络民族主义者往往隐匿了真实身份，以“马甲”之类的虚拟符号出现，这种虚拟性表现为他们在网络上的行为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觉察的时空位置和形态、人们的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外在的可触摸性。因此，大众民族主义者之间或与他人的交往论战往往是一种符号互动，这种虚拟性言语行为可能造成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摆脱了利害关系的顾忌而更真诚、坦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熟人社会”的舆论、规范的他律作用，而发泄极端个人情感、捣乱甚至是谩骂与欺骗。因此，对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语行为，我们尚要深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对它置之不理或是过于重视与在意。直言之，我们既要了解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信任和怨恨，又要认识到网络语言的非真实性。戈夫曼的社会拟剧论有利于我们透视网络中大众民族主义者言语行为的非现实性，特别是其极端语言。在戈夫曼的理论中，个体在特定时间内交往活动的场域总是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人们在前台的表现与社会期望值相符合。即当在他人面前时，个体的表现往往符合、体现社会公认的规则，掩饰与社会公认的标准、价值和规范不一致的行为。而在无他人在场的后台或非正式的场合，个体在其中所展示的大多是自我冲动、自发和具有个性的成分[281]。由此可见，这些极端语言反映了人们的潜意识和非正式场合的冲动性情感，与正式场合的行为往往判若云泥。尽管如此，这一“后台”情感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当这一“后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之际，如何理解、引导民众释放其抱怨情绪？何种现实因素造就了他们消极的“他国观”？如何在网络之外的生活中规约、减少这一非理性的冲动与行为？如何使网络语言更加文明与规范化？这些问题均需进一步研究。
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网络中大众民族主义语言还具有随意、目的性不强、主题分散、规范化缺失等特点。有学者指出，网络规范化还不能上升到一种制度化、空间化、内在性和强制性的程度，从而很大程度上不能进入一种可以预期的秩序化的轨道。[282]
就大众民族主义者行为所涉及的对象而言，闵大洪研究员指出，总体来看，中国网络舆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283]事实上，大众民族主义既涉及对外行为，也涉及对内行为，譬如前文所论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探讨和建构，公民性民族主义的建构和行为。在对外问题上，大众民族主义者的行为也存在着涉外、排外、仇外、反外的差异。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指出：“我不认为网民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一种反日情绪，而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民众的呼声，需要一定的渠道加以表达和传递。”[284]这意味网络民族主义者的核心特征是涉外，它是一种涉外的呼声，一种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这一情感表达特性恰是民族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285]这一情感表达会指向“自我”与“他者”架构，但并不能等同于浓厚的反外、仇外、排外的特征，因此用相对中性的涉外一词更加贴切。网络民族主义常常被痛斥为“狂热”的愤青、“盲目排外”的“义和团”，“狭隘的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被指为“爱国贼”，这实质上只是部分大众民族主义的行为，它们的言语具有相对浓厚的排外、反外和仇外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网络大众民族主义行为开始走出网络虚拟世界，进而实体化与组织化。杨锦麟指出，网络民族主义除了以网络作为抒发情感和建言平台之外，甚至开始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氛围里，小心翼翼地探试水温，进行化言论为行动的尝试。[286]譬如，部分保钓人士自行租船前往钓鱼岛水域宣示主权的行动；大众民族主义者在网络上收集了近百万人的签名，表达反对日本参与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立场。《国际先驱导报》的评论就此指出：“正在成长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宣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谋求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补充。”评论进而认为，“在中国民众参与权不断提升的今天，（网络民族主义）势必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287]当网络民族主义走出网络以后，我们将面临一个理论化困境，即如何在网络民族主义与非网络民族主义之间划界，如何区分网络民族主义的真实性和虚拟性。
三 网络中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网络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有研究者以“强国论坛”为例，认为网络民意（包括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政治批判和监督作用，“网络中的论坛已不只是虚拟的网络社区，而已经具有现实的公共领域的特征，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288]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人对网络所能起到的政治作用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其中，人们最认同的是上网促进人们更加了解政治和政府官员更多地了解群众看法”。“同时网民在网络上发表的看法也更容易获得政府方面的关注和了解，网络在中国已经成为政府和民众直接沟通的桥梁。由此，也有超过半数的人们认为通过上网，政府可以更好地服务人民，人们也有更多机会评论政府工作。但在通过上网是否能使人们有更多政治权力方面，只有不到半数的人认同，可见人们对于网络的政治作用的期待主要在其沟通民意方面。”[289]
网络大众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其作用主要在于情感和政治的表达和沟通，而不在于获取政治权力或直接制约政治权力的实施，它表现了公民的表达自由。从目前的情况看，网络中大众民族主义与政府的互动还处于机制化的初级阶段。所谓初级阶段，是指政府部门开始在网络内外与网民沟通，但这种沟通远没有进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阶段。换言之，现阶段，它们之间的互动呈现单向权力关系与弱相互制约关系的特征，即网民难以在权力关系上制约政府，常出现网民情绪“热烈”而政府相对“冷淡”的局面，政府部门可以选择性地回应与处理民族主义的网民的情绪和意见，因此这样的政治参与具有不对称性。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为大众民族主义的情感与意见表达提供了平台，其消极之处是滋生了极端性、暴力性言语，其积极意义则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它也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新的条件，即促使网络市民社会的形成。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做了相关研究，齐立强指出了中国建构公共领域的困难，但也注意到了网络发展所带来的刺激和积极作用。[290]唐大勇和施喆也以强国论坛为案例，论证了强国论坛关于“中美撞机事件”的讨论中存在“虚拟社群”，而虚拟社群的存在是对公共领域的拓展，具有积极的意义。[291]这意味着，研究官方民族主义之外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可以从网络市民社会的角度切入。
（一）市民社会视野下的大众民族主义
根据笔者的观察，一方面，网络中的大众民族主义的某些行为处于网络市民社会中；另一方面，网络中大众民族主义的某些行为又生成了网络市民社会。从后者的角度看，有关民族主义的QQ群、民族主义网站（诸多涉日问题的爱国主义网站）、一些军事论坛，甚至前文所说的新浪网络中的某些人气极旺的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帖子，都具有网络市民社会的雏形。这些网站、论坛甚至某些帖子拥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参与讨论和阅读，具有相关的讨论主题和旨趣，具有一定交往规则、交往方式和固定的交流场所，他们相对自由地表达和交换意见。显然，这些网络市民社会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很不完善，其激励和惩罚机制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参与者的认同感和社会集体意识的建构也有待推进。而且，由于承载网络市民社会的载体、参与主体和议题具有多样性，这些网络民族主义行为所生成的网络市民社会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有的相对稳定，有的变化性较大。一般而言，民族主义的网站和博客所生成的网络市民社会具有相对稳定的载体、议题和交流平台，但参与者的流动性比较大；民族主义QQ群、论坛与帖子所生成的网络市民社会的稳定性要弱一些，它们要么过于依赖事件的刺激，要么主帖者缺乏专业知识、精力和策略来凝聚人气，推进问题的探讨。前文说到的《我从中亚归来》的帖子则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这是与开帖者的修养与努力、诸多参与者的认真参与分不开的，事实上这样的帖子极为罕见。
在中国，市民社会往往是在社会运动中体现出来，而这些社会运动往往由事件刺激生成，因此网络中大众民族主义的QQ群在前文所阐释的事件刺激中红火一时，而事件平息下来后影响则大大弱化。陈彤旭和邓理峰通过对强国论坛日常议题的形成与衰变过程的个案研究发现，BBS议题形成的动力有，议题最初来自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原始帖子、海外媒体或其他网络媒体。而议题发生衰变的原因包括新事态的发展、人们情绪的缓解、新议题的出现以及BBS上的群体传播缺乏交流的连贯性。而且，BBS议题的发展有内在的趋同性，有试图控制舆论和逃避监管的现象。[292]这一研究也表明了网络中大众民族主义所造就的网络市民社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魏斐德曾指出，要想在中国的语境下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必须强调其行为（而非纯组织的）含义，[293]换言之，要辨别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因素和特点，需要将中国市民社会的因素置于运动之中而非制度之中。在网络民族主义中，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反对日本“入常”的网络签名，当然这一运动本身超越了网络，网络只是更为宏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一系列问题有待深入分析，譬如这样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是否称得上网络市民社会？它与网络之外的社会运动有何差异？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一新的社会运动呢（增加了网络这一新的变量）？梅卢西（Melucci）将社会运动——更准确地说是集体行动——看做是行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定决策的一个过程。当前的社会运动是在“浸没”在日常生活中的“网络”之中形成的[294]。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关注和分析每一案例中处于集体行动中的社会行动者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他们不满情绪的源头，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在运动中的再造，他们的社会动员模式，他们究竟会在国内引起何种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由于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不仅指向了国内结构，也指向了国际环境，我们还需要观察每一次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是如何嵌入国际社会中的。
（二）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网络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从市民社会/国家角度分析中国外交则是近年来国内国际问题研究者所开辟的一个新思路，[295]这一思路可以延续到网络市民社会中。网络中的大众民族主义思潮已影响到了外交政策，当然这与政府的行为模式的调整有关，恰如杨锦麟所指出的，“中共新领导群体的执政为民、以民为先的施政理念，正在被悄然引进对外政策领域。”[296]
其一，外交部注意到了网络中的大众民族主义，并有专门的机构了解网络上的民意，他们还通过在线交流等方式与网友对话，其目的既在于与网友沟通、向网民学习，也在于疏导网民情绪，让网民有一个适当的表达渠道。譬如，自2001年11月28日开始，外交部网站开辟了“外交论坛”，不定期会有一些外交部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到目前（2005年年底）已有27次嘉宾在线访谈，2003年年底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网站上接受网友提问，成了外交部“网上做客”的最高层政府官员。外交部长助理沈国放曾指出，外交部的公众外交处每天都在下载网络民间声音给部领导看，外交部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或者是在研究对问题的处理方法时都会考虑来自民间的呼声和看法。[297]然而，从李肇星外长与网友的对话来看，这一沟通还远远不是政治对话，它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交往模式。在问及李外长勇敢地与网民交流是基于怎样的心情或信心时，李外长指出，“愿意和大家交流，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也相信会从网民中学到许多东西。”当被问及“你个人经常上外交论坛或新华网等其它论坛吗？你觉得网民的观点对你的具体工作有启发吗？如有，可否举例？”时，李部长回答道，“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上网浏览。网上有许多观点很有参考价值，比如说，关于中国的外交‘软’、‘硬’之争就能促使我们经常反省和深思。”[298]
其二，高层决策者也注意到了网络上的大众民族主义，特别是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在中国的对日外交上，中国的社会力量，包括网络民族主义逐渐显示了它的影响力。考虑到民意以及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关注、疏导网络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宣部和外交部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5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统一部署了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他们在杭州、成都、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举行报告会，帮助高校师生等了解国际形势，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中国的对日政策。[299]前任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在一次报告中指出，“爱国的行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爱国的行动是同中华民族、中国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他对网络上抵制日货的口号等极端民族主义言语进行了批判。[300]
其三，国外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者通过互联网释放出的能量，这将从另一面向影响中国外交。日本《产经新闻》2003年12月30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日中关系出现新现象》，该文章写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反日网站在迅速增加。从大型反日网站‘爱国者同盟网’扩展出来的链接包括主页在内就有70多个。他们通过在官方网站上有组织地发表评论，已经对官方媒体的论调和中国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大部分的中国反日网页都是最近两年才建立的，从公开的会员数量嬗变推测，‘经常性会员’大概有10万人左右。”海外媒体的关注与评论也促使政府更加审慎地思考如何因应、疏导网络中的大众民族主义情绪。
网络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社会政治现象，它涵盖了网络上的民族主义的话语、思潮和行动，它也为我们了解当下中国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提供了方便。从网络民族主义的构成来分类，可以分为大众网络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网络民族主义和官方网络民族主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者在行为方式、话语表达和意识感上各有特点，并且呈现出多样性和层次性。其中，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达特征最为显著也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部分网友的极端性话语，但我们决不能将它简单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也不能简单将它等同于官方的工具。民族主义话语流行于中国网络，是与全球化、国际体系结构变迁、中国问题和互联网的特性等宏观、微观要素及其彼此互动分不开的。网络中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在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现象，它与网络之外的民族主义没有本质差异，主要在传播和表达形式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注意到，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网络中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展示了它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其破坏性主要体现在极端言语、排外以及捣乱行为。其建设性在于它表现了中国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意识，它刺激了中国网络市民社会的形成，也不断表达、塑造和凝聚着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国网络上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具有易变和复杂性特征，互联网中的民族主义还谈不上成熟，[301]有关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行为机制、理论内核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它与政府、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也需要多视角透视和案例分析。简言之，由于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网络民族主义将在中国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网络作为一个变量，不仅没有消灭民族主义，[302]还在改变着民族主义的传统运行方式，从而也在重新塑造民族主义者、国内社会和中国外交，乃至国际关系。
小结
本部分探讨了官方、知识分子与大众政治民族主义三个面向，这也是分析政治民族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下思考政治民族的成熟与否，可以从政治民族的构成者的角度展开分析。理论上讲，在现代社会，官方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场主要依赖于国家民族主义，而且它需要在前述关系实在论框架下考虑多层自我－他者的关系，即国族与族群，国族与公民民族、国族与外部他者的关系。就后冷战时期的中国而言，除了传统的安全、主权与国家统一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和民族分裂问题）外，主要的挑战者是外部他者。具体说来，中国官方民族主义面临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消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与国际体系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二，在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处理好第一个挑战，且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身份。对于第一个挑战，中国在国内主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来化解，但通过爱国主义来塑造国家认同并不是新的手段。对于后一个挑战，中国采用负责任的大国、和平发展的大国的国际身份来应对，这一身份界定标志着中国调整了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强调通过融入国际社会来增强自己的能力并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知识分子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方面为国家民族主义及其任务所塑造（即具有强烈的国家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理论偏好和政治立场所制约（即具有不同学理基础与不同政治立场和策略），因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和方案呈现出光谱特征。首先，部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品（或行为）显现了鲜明的刺激—反应特征，在感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压力时，他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提出了旨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反西方方案和对策，知识界的民族主义三部曲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其次，部分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在深入地思考中国转型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身份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具有当下性，其实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任务和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崛起语境下，就中国自主性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问题而言，学者们主要依赖的是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学理逻辑。基于现实主义的逻辑，高调的民族主义者强调要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作出准备，也有学者提出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下“有所作为”，还有学者强调地区性的“守成”。基于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有学者强调中国应该在发展需求、主权需求与责任需求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最后，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热烈研讨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力图将（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协调起来，意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新的思想源泉。理论上，这一思路切入了民族主义的内核——政治民族的制度建设。
受资料限制，本部分对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的探讨以互联网中的大众民族主义为对象，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初步研究显示，互联网中的大众政治民族主义话语颇为流行，其目标主要针对美国、日本、中国台湾，也就是说，这些话语深受中国的问题性、国际体系转换、全球化等问题的影响。网络这一变量与民族主义结合，为大众政治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增加了新的展示场所，这不仅导致“暴力性”与极端性语言色彩浓厚，从而显示其破坏性的一面，也使得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形成了新的积极成果，即推进了网络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而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框架中为社会力量展现其作用增添了砝码，从而加速了中国外交的社会性转型。
显然，官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都受到了中国的问题性、国际体系转换、全球化的影响，但他们的表征大相径庭，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整体上，前两者的理性色彩更加浓厚，而后者的情感特征很明显。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民族主义、大众政治民族主义与官方的互动，仍有待深入研究。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而言，应该在官方、知识分子和大众政治民族主义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由于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是以国家的身份出现的，它应该理性和审慎地考虑其任务、策略和方案，尽量避免民族主义的感性维度，同时官方应该允许、尊重并重视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民族主义的合法情感表达和方案设计。对于大众政治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政治民族主义而言，制约其行为的底线是法律，而单纯以理性来批评知识界和大众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方案是有缺陷的。然而，考虑到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对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而言，三者均需要理性地反思其民族主义行为的各种影响，特别是要制约或避免出现极端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行动。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讨论过现代“政治民族”，韦伯所担心的是，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的问题意识是，德意志民族以普鲁士为主体经过了普奥、普法等战争之后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但在欧洲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德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不成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韦伯担忧德国政治精英难以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甘阳在解读韦伯的政治民族思想时，强调的是经济民族在迈向政治民族过程中必须依赖“大众民主”，其矛头指向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
笔者将“政治民族”纳入民族主义框架下，因此其问题意识并不只指向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当然，就后冷战时期的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而言，韦伯的思路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性与韦伯时代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从问题性角度看，对当下中国而言，社会转型与大国复兴是两个最重要又相互关联的命题。中国社会转型主要是指，在全球化浪潮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于全面而快速的转型进程中，但这一进程的定位和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并包含了风险与各种矛盾，最近所谓的第三次大讨论（改革的争论）便显示了这一点。与社会转型相关的另一个命题是中国崛起（大国复兴），该命题在国际关系中有重要影响。大国复兴表明，眼下中国的快速发展并非新兴大国崛起，而是重新由大国走向世界强国（这与韦伯时代的德国不同）的过程。大国走向强国首先以物质实力为基础，所谓国家“兵强马壮”、“国库殷实”，老百姓“衣食丰足”；从长远看，强国之“强”更需要“软实力”来支撑，所谓“威”“德”相辅，“王”“霸”融合，否则的话，强国只是昙花一现。社会转型与大国复兴蕴含了积极的变化，这一变化让中国满怀希望，它蕴含了无限的想象和审美空间，但这些变化也让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焦躁、紧张与不安，因为转型与复兴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还面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猜疑乃至遏制。这些国际、国内要素不仅仅是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它也是塑造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国的宏观和微观脉络。由此，如果从政治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呼之欲出而又让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何处？我们怎么办？[303]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政治中国，或者说，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国。上述三个问题中，前两个谈的是“体”的问题，即政治民族的定位与建构问题，第三个谈的是如何解决“体”的问题。王小东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指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谋利益，让自己的国家成为超级大国这么一种情感、一种价值观，以及由这种情感和价值观推演下来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思想，一套大国战略。[304]这一界定包含了上文所谈到的三个问题，隐含了民族化约为国家，国家定位于超级大国，以及达致这一目标的手段（暂且不论这一定位的恰当性与可能性），显然，这一说法是在国际关系语境中提出的，是相对外部他者而作出的国家定位。然而，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其内涵包括了国内与国际政治两个面向，且两者是相互影响而不能割裂的。对于何谓成熟的政治民族，不同学科和分析思路有不同的答案，在此并不打算多加讨论。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成熟的政治民族概念主要是在民族主义的视角下展开的，特别是关系实在论视野下展开的。首先，虽如前文所论，“政治民族”具有流动性、竞争性与过程性，但在中国的语境和实践中，国族是主导性的民族。在此背景下，需要处理好国家民族、族群民族与公民民族的竞争与共生关系。理论上与实践上，在防止族群分离主义的同时，也要制约国家民族主义的堕陷与走向极端，特别是可能出现压制族群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在中国政治文化与实践中，公民民族的思想与实践是缺位的。其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成熟的政治民族也应该加强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建设，即国家民族的内部政治建构。在建立民族国家以后，政治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完善民族国家的制度内涵，这一制度不仅能体现与保护公民与族群的基本政治权利，也要为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最后，成熟的政治民族还需要处理好与外部他者的关系，为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公民与族群的权利的落实以及跨文化的交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与舞台。就后冷战时期的中国而言，在与外部他者的关系上，除了国家统一和边界领土、领海争端等棘手的主权问题外，它先后面临了国际体系转换、国际共运挫折、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身份转变等重大议题，这些议题均涉及政治中国的身份与认同问题（政治中国的自我建构与调整、他者的认同）。在全球化快速推进、中国生存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以及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成熟的政治民族应该注重民族的自主性与现有国际秩序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在竞争与共生的理念下处理与外部他者的关系，特别是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地区体系中的强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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