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林，你的电报！”

    怪事！我这个只与母亲有书信联系的人，前天刚收到她的信，还有谁给我发电报呢？

    电报的专用封是开口的，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看见“母婚速回霞”五个圆珠笔抄写的电文，我抬头撇了撇邮递员，发现他嘴角挂着一丝怪怪的笑，脑袋就有点发懵了。

    母亲是一个年过四旬的中年教师，做儿子的都已经萌动着对一个女同学的爱慕之情了，她却突然要结婚，这确实让我有些尴尬。

    我很快便坐上了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直达快车。耳边是车轮“咣当咣当”地鸣响，眼前是车窗外飞速后退的绿树，连同远处鳞次栉比的建筑物，而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疑问。母亲单身几十年，为何这个时候结婚？她给我找的那个也许要称为“爸爸”的人是谁呢？他俩之间有故事吗？曲折吗？离奇吗？具有新闻性或者文学性吗？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可算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而她的痛苦，似乎跟家里那件旧军装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当初春和秋末时节，她总要从柜子底下翻出它来，挂在铁丝上晒一晒，打一打，然后重新叠得整整齐齐，动辄注视着它出神，有时候还流泪。倘若发现我在场，马上就收进柜子。我曾好奇地问：“妈妈，那是谁的衣服呀？你怎么一看到它就不高兴了？”

    母亲猛然颤抖了一下，背过身去，好半天才转过身来，抚摸着我的小脑袋，又把我揽进怀里，喃喃地说：“小娃娃家，当问的问，不当问的，别问！”

    从那以后，母亲晒军装时老躲着我，我也没再问那“不当问”的事。

    突然有一天，我正蹲在门口看小人书，一群人吆五喝六地闯进了我家。这些人穿着无领章帽徽的军装，左臂上缠着印有黄字的红袖章，右边的袖子挽得老高，进屋就到处乱翻。脸盆架踢翻了，暖水瓶推倒了，抽屉底仅有的一些钱和粮票也被顺走了，柜子里的衣物扔得满床满地。

    我非常害怕，以为遇上了小人书里的土匪，吓得躲在母亲身边，怯怯地望着她。这时进来一个有领章帽徽的，一看就是个头头，黑皮鞋擦得贼亮，比那张阴沉沉的脸还亮。他先是背着手在卧室厨房转了一遍，然后用皮鞋踩着地上的衣物，口里脏话连篇，似乎都是骂母亲的。

    一个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汉奸翻译官一样的人，扯着那件旧军装，低头哈腰与之耳语一阵，头头立马踹了“汉奸”一脚道：“男人的棉军装？这还不是搞破鞋的证据！臭婊子，烂货！给我带走！”

    那伙人看起来凶神恶煞，举止形象颇有电影里日本兵的做派，架起母亲就往外走。母亲愤怒地质问犯了什么罪，拼命挣扎。但一个弱女子哪里争得过身强力壮的男人，何况人家还是代表公家。

    公权是难以抗拒的。看见那个头头竟然揪住了母亲的头发，我也不知哪儿来的胆子，突然冲上去，抓住那个头头的手就咬了一口。头头疼得“哎哟哎哟”地惨叫，一把推开我，转身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我被踢得岔住了气，疼得眼冒金星，抱住肚子半天“啊”不出来。幸亏邻居王奶奶及时赶到，一边叫着我的名字，一边使劲儿给我拍背。当我终于哭出来时，顾不上擦眼泪就问王奶奶：“他们把妈妈抓到哪里去了，妈妈不会被杀死吧？”

    王奶奶一边安慰我，一边替我们收拾狼藉的屋子。老人家夸我勇敢，敢为妈妈出头，又说现在搞运动，反正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运动，我老太婆也搞不懂，就是乱得很，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赶明儿农民再不种地了，我看都喝西北风去。小娃娃家，咱斗不过人家，以后别咬人了！

    到了吃饭时间，我饿了。王奶奶将我带到她家，给我做“孤儿面”吃。那时我不懂“孤儿”的意思，就觉得那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饭食了，至今想起来仍口水直流。王奶奶在小米和包谷茬子混煮的粥里，下了菜叶和面片，稠糊糊，咸滋滋的，下到肚子，口里还留着香味。

    多年后才知道“孤儿饭”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没爹的孩子长成大小伙了，还好吃懒做，不思进取，母亲苦口婆心地教化，就是听不进，终于坐吃山空，寒冬腊月里，母亲扫尽家里的面缸米瓮，挖了院子里仅有的几株青菜，煮了一锅粥，吃完后母亲就离家出走了。彻底成了孤儿的孩子，被饿得奄奄一息，乞讨到庙里请求出家。方丈说人要吃饭佛要供，老天不悯懒惰人，你要到我这里来，必须天天挑水种菜，打扫院落。小伙子一看佛家都不养懒汉，终于开始下地干活，并在农闲发奋读书，后来考取了功名。

    我那时就觉得与王奶奶亲，是母亲之外的第二个亲人。下午的时候，我从后窗看见一个影子，踉踉跄跄进了我家。王奶奶赶紧端了一个暖水瓶，领着我过去。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陌生人，怀抱那件旧军装，穿着一件遮不住身体的素花上衣，裤子撕得一条一条，像许多带子在飘，不大的脑袋剃得雪亮雪亮，简直就是个大灯泡。脸上沾满了散发臭味的污渍，挺吓人。

    我一下子想起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妖怪，惊叫着扑向王奶奶。

    王奶奶说那是妈妈。

    “不，那不是妈妈，是妖怪。”我边哭边说，“妈妈有头发的呀，跟肩膀一样齐……”

    “林儿，可怜的孩子！”“妖怪”这才放下怀里的旧军装，疯了似的楼过我，嚎啕大哭起来。

    我慢慢感受到母亲熟悉的体温，感受到母亲砰砰的心跳。母亲搂着我哭，我伏在母亲怀里哭，母子二人哭成一团。

    王奶奶倒了半盆热水，替母亲擦洗，嘴里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明白……“哎，这小伙子怎么哭了？是初次出门吧？”

    一只有力的大手，轻轻按在我肩上。抬头一看，是对面舖上的一位中年军人。我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是在火车上。唉，都是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了，还这么……我很尴尬地朝人笑笑，又自嘲地摇摇头，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擦眼泪，便转过脸，望着窗外。

    窗外成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列车驶过嘉峪关了。那一块块黑白褐黄的石头，单调，凄凉，缺少刺激视觉的画面。但知识告诉我，久远的地壳运动之前，这里也曾经是一望无际的海洋。我已经去天津看过一次海，知道不管海面如何平静，海底的暗流都在翻卷，时刻准备掀起滔滔波浪，猛烈地冲击海滩和堤岸……还记得我们家第二次被抄不久，母亲被赶到猪场“劳动改造”。

    时令进入隆冬，天气冷得出奇。一场大雪连续下了七八天还不停歇，把道路都封住了。凛冽的寒风刮着，“呼——呼——”发出尖厉的啸叫。身材单薄的母亲，挑着沉重的猪食担子，身子一扭一歪，从煮猪食的土棚走到猪圈，将猪食倒进食槽，又将空桶从猪圈挑到土棚。有时候脚踩不稳就滑到了，倒地后顾不上自己腰腿疼，赶紧爬起来，双手归拢撒落雪地的猪食，回锅再煮，否则会被定罪为“抗拒改造”。腰疼得实在挑不动了，就放下担子，双手拄着扁担抻一抻，她说在做广播体操。我穿得棉嘟嘟的都喊冷，她只穿件棉背心还冒汗。

    有一天喂完猪回到家里，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我家的房顶被积雪压塌了！

    我无助地巴望着母亲。她流泪了，但没有哭。只见她镇静地从雪堆里掏出被褥和衣物，掏出锅碗瓢盆，然后裹进几个包袱，她背上几个，我背上一个，我们母子住进了猪场。

    猪场虽然老飘着一股猪粪的臭味，但没有人骂我们，欺负我们，差不多是个避难所，而且土棚里盘有一口大炕，烧热了，比家里暖和许多。四岁的我在猪场学会了自己穿衣洗脸，学会了烧火扫地，还学会了招呼猪，并给自己封了个“猪司令”的官衔。每当我可着嗓子“罗罗罗罗”一叫，那些大大小小的猪们，就高高兴兴地跑过来了。当母亲将猪食倒进食槽时，我再喊一声“开饭了”，那些猪就争着抢着吃，大的拱小的，壮的拱弱的。

    母亲告诉我：人与猪的最大区别，是人会谦让，大的让小的，小的敬老的；而猪一味只抢，抢到吃到，抢不到挨饿。为了公平起见，她教我拿一节细竹竿，不时地敲打敲打那些抢得太厉害的，俨然一个维持秩序的警察。

    可是，这段快乐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据说有人告我们用煮猪食的柴禾烧饭，还偷吃喂猪的麸皮，于是我们又被赶回了学校的家，那时路边的柳絮还没长出来。好在房子是学校的公产，教职员工搭手帮忙不算犯错误，于是和泥的和泥，扎芦苇的扎芦苇，扛木料的扛木料，一天时间就修好了。

    其实新疆南部不下雨，房子盖得及其简陋，四周的墙都是土坯磊的，顶上没有瓦，架几根木料，铺上树枝和芦席，抹一层泥巴就好了。

    到了晚上，王奶奶跑前跑后，动员许多邻居阿姨帮忙收拾，糊顶棚，贴墙面，用的都是旧报纸，这家带两把挂面，那家捎几只鸡蛋，也有送窗帘、旧毡子、旧衣物的。落难时能遇到这样善良的邻居，是我们母子的福气。

    邻居走后，散发着泥土味儿的房子里就剩下我和母亲。她忍着一天强体力劳累的腰疼，又从包袱里拿出那件旧军装，抚摸着，端详着，胸脯一起一伏，突然就抽泣起来：“狠心的你啊，你在哪里？”

    那一刻，我似乎长大了许多。是呀，别的小朋友家打煤饼、挑水、劈柴之类的活都是爸爸干，我的爸爸怎么不回来帮妈妈干活儿呢？

    母亲严肃地告诉我：“你没有爸爸！”

    我不信：“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呢？”

    “别人是别人，你是你。”母亲说着，搂住我，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滴。我一见妈妈难过，就不敢吱声了，一边为她擦拭泪水，一边给她下保证，以后再不惹妈妈生气了。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孩子总要成长。我上学了，母亲很高兴，每天都要询问我学了什么。我把老师教的给她学一遍，她总会挑出我说错的地方。进入高年级后，她白天在又脏又臭的猪圈劳动，晚上回来赶紧做饭，收拾之后还要辅导我学习到深夜。

    在我的心目中，妈妈比学校那些老师强几百倍，她什么都懂，讲的都是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从凿壁偷光的匡衡，到罗马勇士斯巴达克斯，从发现苹果落地存在万有引力的牛顿，到绘制《蒙娜丽莎》的达？芬奇，以及莎士比亚和他的《王子复仇记》。

    我始终记着母亲的话：做人要谦让。因此，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与同学打过架，一方面是没有父亲这颗大树的庇护，即使是男孩子，我心底也是自卑的，不敢接受别人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学习成绩好，老师喜欢，那些贪玩好斗的同学，因为天天要抄我作业，反而成了我的保护伞。

    中考时，我门门满分，作文还被刊登在好几家报纸上。一家报纸的记者来采访我，得知我的好成绩与母亲的辅导有很大关系，一定要我领着他去猪场。记者在猪场与母亲单独交谈了半天，回去后发表了一篇《养猪女与“状元儿子”》的通讯。

    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主要描述了母亲的艰辛和儿子的刻苦，只字未提我们母子的身世。就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母亲的命运，使她又回到了阔别的讲台上。也是这篇文章，让我认识到记者的力量，进而萌生了学新闻的志向……乌鲁木齐到了。我对这座首府并不熟悉，也无意逗留，直接赶到汽车站，买了一张次日的车票。没想到又与那个军人是邻座，看来我俩是有些缘分的。他已经从我胸前的校徽上知道了我的身份，夸奖之余，问我不到放假时间怎么回家来了。

    我因为小时候特殊的经历，对穿军装的人感情很复杂，也可以说没多少好感，尽管我清楚这是不好的，不理智的。我随便敷衍了两句。

    中年军人说他姓陶，叫老陶就行，是渤海之滨一所干休所的，到南疆接一位新领导上任。我觉得这人可能是个马屁精，嘲讽他接得“够近”。老陶并不计较，笑笑，说情况比较复杂。

    从乌鲁木齐到我家所在的南疆县城，汽车要走一个星期，免不得晓行夜宿。军人主动要和我住一间屋子，一路都不要我掏钱，说学生穷，将来挣钱了再帮别人。我觉得他没有恶意，也就接受了，俩人三聊两喧，就聊到他要接的领导。

    老陶说，他要接的人是他的老连长，穆桂英的本家，战场上救过他的命。一九六二年西线边境自卫反击战时，老陶是个新兵，有一天不小心踩上了敌人的地雷，穆连长命令他不要动，不要抬脚，然后慢慢爬过来，用刺刀轻轻扒开他脚周围的土，一手摁住雷体，一手小心翼翼地拆下了引信。他当时已经吓懵了，连长排完雷，踹了他一脚，他才瘫倒在地。这样的救命之恩，他一直没能报答，接一下这才是哪儿到哪儿！

    按照老陶的说法，穆连长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的坚强军人。他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母亲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抗美援朝的时候，俩人双双报名参战。父亲作为师长在前线带兵与美国鬼子血拼，在一次打扫战场时，发现一个奄奄一息的敌军上校，他即令军医给予救治。后来那个战俘被转到医院，他又委托穆连长在医院当军医的母亲，给予精心照料。那个战俘为中国军人的崇高品德所感动，去战俘营之前，脱下自己身上的皮夹克，非要女军医转给她的师长丈夫，说他要学白求恩，以后多做与中国友好的事，再不损害中国人的感情。

    联合国军的皮夹克与志愿军的军装很不协调，但那是一份感情，皮子也防寒，女军医就将其剪裁一番，缝到了丈夫的棉衣里。然而，美军的飞机很快就将医院炸得房倒墙塌，血肉横飞，最后连女军医的尸首都没找见。一位医术精湛的志愿军女军医，留给他丈夫的遗物，只有这件经过改制的棉军装。

    后来，穆连长的父亲穿着这件特殊的棉军装，多次战斗靠前指挥，消灭了大批侵略者，眼看着身边的战友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倒下一个又一个，可枪子儿和炮弹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连他的皮都没伤着。谁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爱情和友谊在护佑着他。然而穆父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回国后小河沟里翻了船，刚佩戴上少将的军衔，便在一次视察台海前线时，受到特务袭击，意外牺牲了。

    穆连长出生在太行山上，从小在延安保育院成长，与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是幼儿园的伙伴，后来上了步兵学校，毕业后分到西部边防部队。到这边开始一切都顺利，不几年就成了上尉。他的一切不幸，都是因为那年国庆节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认识了一位女教师，并且很快相爱了，爱得难舍难分。过了没多久，喀喇昆仑雪山西南那个邻国，不断在我边境武装挑衅，国防部下达了自卫反击的命令。他要开拔了，临行前一天晚上，他急急忙忙的跑来向女友告别。

    “谁？”女友已经睡了，奇怪谁会半夜敲门。

    连长急切地说：“是我，穆成。”

    须臾，灯亮了，门开了。他进到里边去，她又随手关上。

    “怎么这时候……”

    “差点儿还来不了呢！营长根本就没批我假，只说一个半小时后他要查岗，我一往一返就得毛一个小时。”他说，“我们要开到前线去了，要打仗。”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

    “这……”一阵眷恋，一阵紧张，一阵激动。两双近距离对视的眼睛，然后是紧紧的拥抱。

    “我该走了。”他说。她不放。连长盯着手表说，“只能待一分半钟了。”

    “人家说，你们当兵的不浪漫，不懂爱情。”

    “是吗？”连长用更热烈、更深长的吻，反驳了她的话，突然放开她：“交给你一样东西。”

    她定睛一看，原来是他进门时，放在桌子上的一件旧军装。

    “这是我爸爸的遗物，是母亲亲自给他缝制的，里边还有一位外国军人的真情。我虽然不信迷信，但父亲穿着它在朝鲜打美国佬，子弹就没近过身，所以它就有‘护身符’之称。父亲牺牲时是夏天，他没穿‘护身符’，所以遭了特务暗算。”穆连长深情地说，“我本来要带着他上山，希望它也庇护我，可我怕万一在战场遭遇不幸，玷污了这件传家宝。没时间了，你替我保存着吧，也许不会成为遗物。”

    “穆成！”她呼叫着连长的名字，嘴唇上咬出了深深的牙印，泪水顺着脸颊滚了下来。与世界上所有热恋中的军人的未婚妻一样，她不忍他离去，为他的生命担心，但她只能抽泣着为她送别：“你，多……保重！”

    每天都有战报从前线传来，可唯独没有女教师日思夜念的信息。半个月后，她心烦意乱，上课时竟让一个学生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英勇的战士会有牺牲吗？”学生答道：“不会。”她高兴地给了一个满分。

    但是，这点欣慰毕竟有限。三个月没得到未婚夫的音讯，女教师再也无法平静了，一天往部队大院跑三四趟。

    “有我的信吗？”

    “噢，是您呀，暂时还没有。”这是曾向她求爱被拒的白炳文，穆成所在部队机关的一名军需助理员。当初拒绝他的原因，是这人见面就炫耀自己是干部子弟，父亲在不远的城市，当军分区副司令员。她不喜欢浅薄的男人，也不想攀附任何权势。这天无意碰上他值班，人倒很热情，招呼她坐下，还说一有消息，他会亲自通知她。

    过了几天，白炳文果然来了。那时女教师刚刚下课，一看到他就跑了出来，歉意地说，“哎呀，还劳驾你亲自跑一趟！”

    白炳文一脸正经，不苟言笑，怔怔地盯着他看了好久，才低下头说：“同志，你可要挺住啊！”

    怎么？出什么事了？一种不详的预感袭上心头。女教师接过白炳文手中的铅印纸一看，是一张《列士登记卡》。这就是说，穆成，一位年轻的上尉军官，在无情的战争中，在罪恶的枪弹面前，倒下了！

    一连几天，女教师昼不思食，夜不成寐，只是抱着那件旧军装伤心。她埋怨命运的不公，为什么让她承受如此的打击，为什么让她失去亲爱的恋人？

    白炳文来看她，带了许多东西，有奶粉，鸡蛋，炼乳，白砂糖，蜂蜜，还有苹果、梨和大枣。在那个物资极为短缺的年代，地方上一切都要凭票供应，他一次拿出这么些东西，除了部队的特供条件，肯定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从那以后，白炳文就把自己装扮成年轻女教师的保护神了，他发誓一辈子照顾她，疼惜她，爱她。这个人还真不是空口发誓，那段时间的殷勤献的，连她在学校的同事都羡慕。比如下班帮她买菜做饭，周末骑车带她到野外散心，她生病的时候请假到医院陪护。特别是有一次，她送学生返回的路上遭遇流氓，被挟持到一个废弃的院子。幸好那天白炳文办事路过，听到声音就扑了上去，在与流氓打斗中头被砸了一砖，血流不止，后到医院缝了六七针。

    人心都是肉长，何况更富于感情的女人呢！女教师那受伤的感情防线，终于被攻破了，俩人很快结婚，在白炳文父母家里办了婚礼，又去河南洛阳祖籍度了蜜月。

    故事发展到这里，本来可以画一个也算圆满的句号。谁知蜜月回来，带给同事的喜糖还没发完，女教师发现备课桌上放着一封信，前线来的。就是这篇字字绞心的文字，让故事的情节变得急转直下。信是穆连长在战斗间隙写的，就告诉自己的恋人战斗很残酷，但大家意志很坚定。他期待凯旋的一天与她重逢，并请她答应结婚。还说那件旧军装里装着父亲的故事，他已经给战士讲了，到时候再讲给她听。

    读了这封信，女教师几乎要疯了。信的落款时间，比她得到噩耗的日期还晚三天，因为那是个令她肝肠寸断的日子。一时之间，她只觉得七窍冒烟，五雷轰顶，天在旋，地在转，屋顶好像要压下来，书桌似乎要飞起来，头比斗还大，身子比柳枝还软，眼前金星直冒，双手颤抖得不听使唤。同事们见她脸色蜡白，还以为路途辛苦，劝他赶紧回家休息。

    家就安在学校，离办公室不远。但女教师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好像路上还跌了一跤。好不容易等到白炳文下班回家，便将信拍在桌子上：“你自己说，这是怎么回事？”

    白炳文慌慌张张看了信，额头冷汗直冒。开始装得很无辜，说可能是弄错了。女教师要拉他一起去找部队首长彻查，立刻，马上。白炳文这下吓坏了，知道纸里包不住火，雪地里埋不了人，便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摊了底。原来，牺牲的穆成是个战士，白炳文却利用工作之便，在《烈士登记卡》上做了文章。

    “我都是因为太喜欢你了，太爱你了，才出此下策。”白炳文双腿一屈，突然跪在地上，抱住她的腿哀求起来。“按说我这是挖战友的墙角，确实不道德，所以才不敢在部队办婚礼。我想过一段时间再告诉你，等穆成班师回来，他就是揍我一顿，最终也会接受这个现实的。原谅我吧！虽然你一开始就没看上我，但我一见你就喜欢得不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

    “起开！”被骗的女教师，一把推开白炳文，此刻所有的伤心都变成了恶心，又变成了愤怒，“你看看，你还像个军人吗？你膝盖那么软，说跪就跪，这要在前方打仗，没准一见敌人就叛变了，举手投降了，你给我滚！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白炳文苦苦哀求，并接来她在另一个县城工作的父母，拿“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说事。女教师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她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被愚弄的耻辱，不想看那张阴险的嘴脸，最终与他分道扬镳了。父母见拗不过她，气得与她断绝了关系。

    离婚后的女教师，并未告诉别人婚姻破裂的真实原因，因为这是白炳文同意签字的条件。她把一切心思都用在教学上，试图让自己坚强一些。她知道，对于穆成，自己已失去爱的资格。一天，她突然又恶心，又呕吐，去医院一查，怀孕了。罪孽！她曾几次萌动过打掉孩子的念头，犹犹豫豫三个月过去，医生说已经不能打了。不能打就生下来吧，孩子是无辜的，她也不准备再嫁人了，要与孩子相依为命。

    这时，边界的反击战结束了，参战部队凯旋归营。地方上组织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她借故没有去，却在几天后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穆成被判了八年徒刑，党籍军籍全开除了。

    霹雳，简直是晴天霹雳！

    女教师茫然了。她找部队机关，找军事法院，除了得到一纸判决书，没人同情她。当时的社会环境，对男女之间的事情讳莫如深，谁一旦沾上，就臭如狗屎，百口莫辩。判决书说穆成身在前线，本应一心报国杀敌，却因资产阶级思想恶性膨胀，竟然利用书信勾引有夫之妇吴某，破坏军婚，造成他人家庭破裂……咋能如此颠倒黑白呢？明明是穆成在前方为国效命，白炳文在后方算计他的女人，现在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陷无辜于囹圄，这还讲不讲理？她请求人家听她辩冤，不为自己，只为穆成。得到的却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篱牢犬不入”，“恐怕你自己也不检点”。

    一连多次的碰壁之后，她终于明白了：白炳文离婚时，一定要带走穆成的那封信，原来是处心积虑，别有用心。这个畜生！她要申诉，向上级申诉，一直申诉到北京，不信天下没有讲理的衙门。然而她所有的血泪控诉都仿佛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与此同时，白炳文的职务已经升到副科长，而其父更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成了地区行署的专员。

    多年后她才知道，她的申诉状连一封都没有离开发件地。权力呀，权力！权力到了正直的人手里，他可以为民做主，为民请命，伸张公义，鞭挞丑陋，弘扬正道，惩治罪恶；而权力到了阴谋家的手里，他便能为虎作伥，为所欲为，假公济私，制造冤狱，它能让是非互相换位，能给豺狼披上美丽的外衣。

    申冤无门，但人还得活着，眼见得孕态越来越显，人们的眼光里充满了异样的表情。她抱屈含辛，忍辱负重，不为自己，为了腹中的小生命，写信给一个偏远小县的同学，请求对调。

    到了新的环境，她一切都从头开始，逢人递笑脸，遇事让三分。与同事和邻居都处得很融洽。学校食堂的王奶奶丧偶多年，又没有子女，怜悯她一个女人挺个大肚子，常常偷偷送他一碗肉，或者两个鸡蛋，叮嘱她不要亏了身子。但每当下了班，批改完作业，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感到非常孤单，非常无助，无声的泪水，经常滴落到穆成留给他的那件旧军装上。

    儿子出生了，大眼白皮肤，跟她很像，一天天长起来，给了她极大的慰藉。特别是孩子会笑后，她一听到小家伙“格格格”的笑声，所有的伤痛和辛苦，就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默默无闻的小教师，怎么都逃不出权势的魔掌。她没想到白炳文和他老娘开着小汽车来看儿子，而且选在孩子周岁生日这天。为了断绝他们的非分之想，她平静地说，“孩子是穆成的，不信你看，与你们白家人一点都不像。”白炳文母子掐着指头，数着日历，算来算去，也没算清孩子到底是白家的，还是穆家的，只好扫兴而归。

    “那后来呢？”我对老陶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

    老陶认为，对穆连长的审判，既没有公开，也没有给人自辨的机会，一判就是八年，特别重，完全是有人公报私仇。连长被带走的那天，许多战士顶着被处分的压力，围在汽车周围，向其行注目礼。到了监狱后，穆连长一直不服判，坚信自己无罪，多次绝食抗争，控告白炳文夺妻陷害，甚至与管理人员打过架，结果不但没有冤狱昭雪，反而被一次又一次加刑。

    老陶在穆连长入狱不久，被提拔当了管理员，派往监狱农场。他很高兴，以为能为老连长做点什么。结果几年下来，除了偷偷摸摸送点烟酒饼干之类，什么也帮不上，心里非常痛苦，赶上干休所调人，他就申请过去了，不见不憋屈。

    好在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白炳文在那场运动中被派去地方“支左”，手里有间接人命，还和一位打字员发生了婚外情，被立案审查，其当年利用父亲影响，欺骗女教师，诬陷穆成的案情也大白于天下。老连长冤案昭雪，恢复党籍军籍，被任命为老陶所在干休所所长了，老陶目前是副所长。

    我的心砰砰跳着，暗想老陶所讲的故事，似乎与我有某种联系，便试探着问他：“你知道那位女教师的名字吗？”

    “不知后来改没改，”老陶打住话头，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穆连长当年在阵地上对我们说，‘你们的嫂子叫吴霞，口天的吴，霞光的霞’。”

    吴霞？我的母亲！真有这么巧吗？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脸上烧得发烫，猛然从床上爬起来，晃得床腿吱吱作响。老陶翻个身，问我怎么了，我灵机一动，道是床下好像有老鼠。老陶笑说这种路边旅馆，房间有老鼠很正常，一会儿他的齁噜声一起，老鼠就吓跑了。

    谢天谢地，幸好房间里黑乎乎的，老陶根本看不清我的表情。他的齁噜也很快起来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高考季，我才十七岁，在全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的情况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首都北京，成了一名新闻系的学生，这成就浸透了母亲的汗水。

    在我赴京前那天晚上，母亲又拿出那件旧军装啜泣。她就是这样，心中的伤痛总不愿告诉别人，特别是对我这个做儿子的，似乎还有一点母亲的威严。可是，我再也忍不住了，大不了是个私生子嘛！我要知道这其中的密秘，必须！

    “妈妈，请告诉我，”我紧挨着妈妈坐下，满怀期待地望着她。“告诉我吧，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件旧军装，可是爸爸的？”

    “什么！”妈妈似乎被马蜂蜇了一下，“你说什么？”

    我第一次没被她镇住。没有父爱的童年，是缺少欢乐的童年，是缺乏力量支撑的童年。那种无助，那种懦弱，那种压抑，酸辣苦咸我都尝到了。既然参天树木根为本，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灵长类生命，怎能没有爸爸呢？我哭了，伏在妈妈怀里哭了：“妈妈，告诉我吧，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忘了您，我的好妈妈，伟大的妈妈……”

    母亲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默默地，好长时间，什么也没说。听到鸡叫，她催我去休息一会儿。我哪有心思睡，陪着她一直坐到天明。临走，她才对我说：“儿子，相信妈妈！你还小，还不完全懂，记住，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学习，其它事情以后会清楚的。”

    但是，香山的枫叶红了一次又一次，昆明湖的薄冰化了一回又一回，除了每月收到妈妈一封勉励我发愤学习的信和一张汇款单外，“其它事情”我还是一无所知。只有发奋学习，让自己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才能不去想这件事。谁知，就在我已经淡化这件事的时候，却收收了她要结婚的电报。我兴奋而又不安，仿佛心里装着一只猫，眼前罩了一层雾。

    与老陶的意外同路，像阳光照进了树林，灯塔闪烁在海边。我心中的迷雾开了，脑海的情结解了。我不知这场迟到的婚礼，是如何筹备的，也不知那一对忠贞的伴侣，是如何很快相聚的。我不仅替母亲的感情叹息，也为她的爱情骄傲！历尽艰辛情切切，山伯永恋祝英台。可是，我怎么好意思告诉老陶，我就是为母亲的婚礼回来的呢？

    汽车跑得很慢，似乎几年不见，那茫茫戈壁滩变大了，迟迟走不到尽头。老陶第五天下车了，我整整第七天晚上才到达县城。

    自从上了大学，我一直还未回过家。这里边有经济上的原因，主要还是妈妈想让我利用假期，到北京附近走走，增长些见识，为将来的工作打些基础。亲爱的母亲，你总是那么细心地为儿子着想，你的身体还好吗？你脸上的笑容还灿烂吗？这次与心爱的人黄昏重逢，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熟悉的校门，熟悉的礼堂。虽然都是土土的，但披红挂彩，透着洋洋的喜气。母亲的婚礼，正在灯火通明的礼堂里举行。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舞台上就坐的，有几位是县领导，还有几位是军队干部。母亲也真是，都四十多了，何必如此高调呢！

    我远远地望着站在舞台中间的母亲，只见她笑容满面，略施淡妆，身体略显富态，着一袭洁白的婚纱，头戴一朵大红花，脖子上还系了粉红色的纱巾。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母亲原来如此美丽，而且她的漂亮透着成熟和矜持，不似小女孩那种单纯与造作。站在她旁边的那位男士——肯定就是穆成。那个英雄，那个倒霉鬼，那个也许我将称之为爸爸的人，浓眉大眼，酱紫色的方脸膛，穿一身崭新的军装，红领章，红帽徽，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要说不足就是背略微有些驼，不过看起来也还精神。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竟然放着我家那件旧军装……又一次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拍肩。

    我回头一看，是老陶！不由得腼腆地低下了头。这时礼堂里却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让我和老陶都为之一振。

    （原载《喀什葛尔》文艺季刊198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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