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陲兵事-雪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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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好的红雪莲呀!颜色那么鲜艳,花瓣那么大,味道又那么香,闻一闻就感到神清气爽。据说泡酒喝了,还真有返老还童、益寿延年的功效呢!

    阿司莫县长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对着窗户把花朵举起来,轻轻抚摸着。他越看越高兴,越摸越惬意,简直爱不释手。

    阿县长这般高兴,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九四九年参军那阵,他是个多么壮实的小伙子呀,在他的家乡——偌大一个村子上,谁见了不夸奖几句。可自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反击战他受伤之后,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一旦遇上个天阴下雨刮大风,就腰也酸,腿也疼。后来组织上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几经历练又当了副县长。实践使他认识到要有一个好身体时,却被当“走资派”打倒,送进了“牛棚”。十个灾难的年头,总算熬过来了,得以平反昭雪,重新工作。然而他的身体更不如以前了,在“牛棚”时又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心跳过速等症,以至于时常想:党给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这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万一那天报销了,就什么理想愿望都落空了。

    阿司莫一想到死就伤起心来,好不容易盼来国家发展的大好时光,五十刚挂个零,干嘛丢掉革命,丢下妻子儿女呢?为养生他这几年看了不少医生,吃了不少药,但见效甚微。正当他为此苦恼的时候,上级调他担任A县的县长。对于A县他并不陌生,而且是怀有一种特殊感情。如今重任在肩,前程远大,可身体不佳,更增加了他的烦恼。

    那天,阿司莫到任后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中间休息时,和几个公社领导随便交谈中址起了健康问题。阿其干公社社长托乎提一听,笑着说:“我们公社后山上有一种长瓣红雪莲,是很好的滋补药,据说对风湿病很有疗效,泡酒喝,越喝越精神呢!”

    “是吗?”阿县长惊喜地问。

    “可不是,你瞧我,都快走不动了,哈哈……”

    “那就麻烦……”

    “不麻烦,这事好办,好办!”托乎提当即答应过几天就送些来。

    果然,五天,只有五天,托乎提社长就亲自送来了。

    啊,这么好的雪莲,阿县长还是头一次看到。他在窗户前左看右看看不够,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哇! 嘻嘻……他都笑出声来了,仿佛一种长生不老的液体正注进肌体,他逐渐在强壮。他本能地对着穿衣镜一照,仿佛已经年轻了十岁,忙吩咐妻子:“快把那两瓶伊力特拿来泡上吧,你瞧,多么好的雪莲哟!”

    虽然,阿县长沉浸在喜悦之中,但他没忘记自己的夙愿,要去阿其干公社卡瓦克大队看看自己的救命恩人库尔班。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初夏的太阳刚刚冒出山尖。阿县长好不容易才接待完县级机关各部、局、厂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终于有机会去走一趟。

    小汽车在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上奔驰、颠簸着。坐在里边的阿县长心中是激动的,面部表情是严峻的。他想:库尔班同志也许老了吧?可不,他还大我三岁呢。那么见到他以后说些什么?十几年不见这位老哥了,他说话还是那么幽默吗?他还是那么热情地弹着热瓦甫琴唱着家乡的歌吗?

    阿县长对库尔班大哥的深情,使他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战斗告急。身为先锋连连长的阿司莫,率一个排为部队开辟通路,不幸误入敌雷区。敌人又反扑过来了,雨点般的子弹向他们射来,不断有人倒下去。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情况十分不利,只好且战且退。他们撤到一个山头时,只剩下四个人了。阿司莫自己也受了伤,弹药又打光了。成群的敌人狼嚎驴叫般涌了上来。一场肉搏,身边的三个战士倒下了,他的肩部挨了一刀,鲜血直流,看来敌人想生俘他。一个满脸胡须的大个子兵端着枪向他逼来,他假装死了倒在地上,眼睛只留了一条缝,待敌人走近身边,俯身要摘取他身上的文件包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把刺刀捅进了敌人的腹部。这时另一个敌人的刺刀向他扎来,他迅速打滚,滚向一旁,就势爬起,抱住敌人,厮打中一起从悬崖上掉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醒来了。睁眼一看,靠近山巅的太阳,像一团迟迟燃不起来的火苗,几乎被那些混混沌沌的雾气遮沒了。他觉得太阳的轮廓模糊,有点不可捉摸。不远的地方,似乎有潺潺的流水声。他感到口渴,想过去喝个饱。胳膊刚一动,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他又失去了知觉。

    再次醒来,已是日照头顶。阿斯莫把周围的环境重新环视了一遍,树木不多,到处是一尺多高的芦苇。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只感到胃肠在翻腾。再次听到了流水声时,他艰难地翻着身,觉得脚触到了什么软东西。一看,顿时明白了一切,那个印度兵就躺在他脚下,几乎与他成直角摆着。他也不知哪来的力气,鼓足了劲,翻身起来,双手卡住印度兵的喉管,累得直喘气,也不见对方有任何动静。松手一看,这家伙的尸体早都僵硬了,显然,刚才的举动纯属多余。他一边庆幸死神也支持正义,一面仰面朝天躺下,实在是筋疲力尽了。

    周围很静,除了单调的流水声外,听不到一声枪响。他思付:大概战线已向前推进了。他为自己部队的胜利所鼓舞,似乎身上有很多劲儿。他走到溪边喝足了水,心想这条小溪是流向祖国的,一定要走回去,就是走不回去,死也死得离家乡近一点,离亲人近一点。

    他顺水流方向,一步一步艰难地挪步,挪不动了,折条灌木条当拐棍,连拄拐棍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地上爬。终归是流血过多,伤势严重,加上饥饿,他每爬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天色渐渐黑下来,也不知爬了多远的路,他再也爬不动了,就躺在地上休息,肚子已经瘪得前后心相贴,脑海里旋转的是一块块冒着热气的油馕,任他如何伸手都够不着……苏醒时,天已经明了。阿司莫隐隐约约听得有人在喊“同志”,睁开眼,见是一名老乡偎在身边,扶自己坐起。他只说了一个“馕”字,就又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阿司莫已躺在库尔班家的床上。主人用勺子喂他喝了半碗奶茶,阿司莫渐渐清醒了。他睁眼看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巴郎围住他,三双热情的眼睛直直地瞅着他。他明白自己在哪里后,眼里噙着泪花,紧紧握住了库尔班粗壮大硕的手。

    主人给他烤馕吃,他狼吞虎咽,吃得很快,噎住了。库尔班的妻子又给他喝奶茶,劝他慢点吃。他觉得库尔班家的烤馕,是他一生吃过的最好美味,一声接一声夸奖称赞。库尔班告诉他,自己是支前的民兵排长,战斗中失散了,顺着河边压倒的草和血迹找到了他。

    当他听说这位支前民兵背着他走了二十多公里时,激动地流下热泪。由于他伤势较重,库尔班家中不能久留,主人便套上小毛驴车,全家人把他护送到部队医院。边界反击战结束后,库尔班带着妻子、孩子,背着水果和油馕,从几十里以外赶来看望他。即将出院的阿司莫感激涕零,紧紧拉住库尔班的手,含着热泪承诺,以后要像走亲戚一样经常去看他们……这一别就是十七八年,岁月匆匆,阿司莫一直不曾兑现自己的承诺。开始是工作忙,后来是身不由己。今天,他终于来了……“嘀嘀——”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小车进村了。

    这是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村西是巍峨的昆仑山余脉,山上下来一股小溪,顺村边的大路向东流去,清清的溪水泛着粼粼的波光。村民们顺河建舍,一座座小院掩映在绿树之中。门前胡杨参天,周遭果木茂盛,青涩的杏子和桃子挂满枝头,沙枣花淡淡的香味早已融进袅袅的炊烟里。

    看着眼前的一片生机,阿司莫感到变化非常大,与他记忆中的恰瓦克村简直判若两个世界。要不是向导——县委办公室秘书阿不都指点,他还以为走错了地方。

    汽车在村口停下。一群在溪边戏水的小巴郎好奇地围了过来,有的怯生生的望着陌生的客人,有的把脏兮兮的小手放进嘴里,围着车子转,有的这儿摸摸,那儿瞧瞧,脸上现出惊奇的、顽皮的笑。阿不都拉过一个浑身一丝不挂的小家伙问:“你认识库尔班大叔吗?”

    “不知道。”小巴郎摇了摇头。

    阿不都一连问了好几个小孩,回答都一样。他回身对阿县长耸耸肩,摊开双手,似乎在说:这些小家伙,就知道吃饱了玩,一问三不知。

    阿司莫知情地笑笑:“他们才几岁呀,能懂多少?”这时迎面走来一位约莫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阿不都忙上前打听。

    “同志,库尔班大叔家在哪住?”

    见小伙子没有马上回答,阿司莫上前解释说,“六二年打仗时,他救过一名解放军伤员。”

    “噢?”小伙子打量着来人,“你们是……”

    “这是刚调到咱们县的阿县长。”阿不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介绍着,“阿县长是专门来看库尔班大叔的。”

    “啊?!”小伙子眼睛突然瞪得老大。县长特意看望一个普通农民,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重新打量起眼前的客人,似乎想要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蓦地,他眼睛一亮,喊出声来:“阿叔叔……”

    “你是……”

    “我是亚森呀!”青年的两道剑眉闪了闪,眸子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亚森!”阿司莫县长一把抓住亚森的胳膊,喜出望外。“十多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记得那时,你才刚毛驴车那么高。哈哈……你爸爸还好吗?”

    亚森脸上的表情像昆仑六月的天气一样,一下子又变了。他低头沉默了足足几分钟,才抬起头道:“走,到家里说吧,爸爸在家。”

    阿县长预感到事情不妙,就没再问下去。

    司机把车子开到门口后,阿县长同阿不都跟着亚森进了家门。穿过前院的果树浓荫,进入主人低矮的房子。

    阿县长本来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可是眼前出现的情景,却使他大吃一惊:那位救命恩人库尔班,竟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头上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只闭着的眼睛,和那憨厚的嘴唇,还有下巴上灰白的胡子,看样子呼吸微弱,气息奄奄。阿县长越看越惊奇,越看越痛心。没想到啊,没想到当年那样一个虎里虎气、体格健壮的民兵排长,竟老得这么快,病得这么重。他把蛋糕、点心、糖果、罐头等礼物放在床边,在亚森搬过来的凳子上坐下。

    “爸爸,醒醒吧!”亚森轻轻呼唤着父亲,“你看看谁来了?”

    库尔班被喊醒了,身体缓缓地蠕动了一下,呻吟着,慢慢睁开了那只眼睛。

    “爸爸,阿叔叔在这。”

    “阿县长看您来了,”阿不都也凑到床前,轻声叫着“大叔!”

    库尔班还以为听错了,眼睛迷惑不解地眨动着。当他明白了眼前的情景时,竟像神经受到巨大的刺激似的,昏黄但依然冷峻的视线,久久停在阿司莫那有块伤疤的鬓角上。良久,他终于喊出了不很洪亮但还清楚的声音:“真是你啊,阿司莫连长……”当他终于认出阿司莫时,就伸出双手在空中乱摸。

    阿司莫知道老朋友是想抚摸他,下意识地俯下身子,贴近库尔班,由着他那双粗大的裹着胶布的手抚摸自己的脸、胸脯和凸兀的肚子。库尔班似乎想坐起来,被阿司莫轻轻按住了。他说:“老哥哥,您躺着吧,别起来!”

    剧烈的疼痛使库尔班那只露着的眼睛,周围沁出了汗珠,过度的兴奋使他深陷的眸子里滚出了热泪。亚森用毛巾为父亲擦了擦。见他要喝水,阿县长忙从提包中拿出一瓶桔子罐头,机灵的阿不都马上接过去,打开,喂库尔班喝。

    “阿司莫,你是怎么来的?”喝了些桔子糖水后,库尔班问,声音很小。

    “阿司莫叔叔调咱们县当县长了!”亚森那两道剑眉下射出两道幸福的光,“他是特地来看咱们的。”

    要不是纱布遮盖,肯定可以看到库尔班脸上露出的欣慰笑容。只听他喃喃地道:“这下好了。十几年总盼你来,却越调越远了,老也见不上。你这些年还好吧!”

    听着这些深情的语言,阿县长心中又感动、又难过。他望着库尔班这副模样,心里不解地问道:“老哥呀,你怎么成了这样子?”

    “唉”库尔班微弱地叹口气,抬了抬手指,指指亚森,然后大口大口喘着气,说不上话来。

    阿县长转过脸问亚森:“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还不都是为了我。”亚森痛心地说:“妈妈死后,(阿县长颤栗了一下),爸爸找了好多门路,才把我弄到公社农机站。最近农机站要精简人,按说我的技术好,不会被刷下来,可人家又不说技术好坏,全凭关系和后台。我妻子在粮站工作,她说我要是保不住农机站的工作,她也可能被裁减……唉!爸爸到处托人说情,两只羊子都送了,还是无济于事。没办法,我和爸爸一起去找公社托乎提社长,好话说了几口袋,他总算答应了。可也提了个小条件,要我们半个月内送十颗长瓣红雪莲,我们一口答应。但这种雪莲很少,都长在悬崖峭壁,非常难采。上星期我们整整爬了一天山,才采了三朵。前天想多采些,起得早,谁知偏偏胡大跟我们过不去,爸爸一脚没蹬稳,就从十几米高的山崖上摔下去了。我把他送到医院包了包,打了一针,稍好些,他就要回来。谁知回来又不行了,疼得让我找村里的兽医,给他捏吧捏吧。我妻子也快生小孩了,我还得两头跑……”

    亚森越说越难过,阿县长越听越听不下去,忙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了。他觉得心中好似灌了铅似的,热血直往上冒,头在变大,耳朵在鸣,一朵朵鲜艳的雪莲在眼前旋转,旋转,红得像鲜血,艳得像罂粟,一会儿幻化成一块块热气腾腾的馕饼,在他的头顶飞旋,任他怎么使劲都抓不上,摸不着。他似乎又躺在边境那条长满芦苇的小溪旁……“快,阿县长,不好啦!”阿不都惊慌地喊了一声。

    阿县长定睛看时,岸尔班似乎已处于弥留状态了。

    “爸爸!”

    “库尔班大哥……”

    此时的阿司莫县长,已顾不得自责了,他赶紧让阿不都和亚森将库尔班抬到小汽车里,亲自送往医院。一路上,他用两个指头掐着恩人的太阳穴,内心仿佛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呼叫着:“库尔班大哥,我一定要救下你!你不知道,那雪莲是为我采的……”

    (原载《喀什葛尔》文艺季刊1981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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