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这个时候回到了故乡——叶尔羌河畔的一个小镇。
暮色中的叶尔羌河，金波潋滟。高高的胡杨树，雄姿刺天。一缕一缕炊烟，从一座座绿树掩映的小院里升起来，勤快的商户店家，已经开始往门头上挂红灯笼。这当儿，一个佝偻的身影悄悄向我走近。我辨了半晌，才认出他是在“广阔天地”里结识的朋友克尤木，四年不见，他似乎换了个人，额头的皱纹由三条增到五条，而且过比先前深沉；眼窝陷了进去，益发显得眉骨突兀；脸色黄且青，淡珠无光，整个精神与那一身质地考究的西装极不协调。
我俩寒喧了好一阵，天黑了，我才回家，家人正等我吃饭。
“儿子，你咋像丢了魂似的！”母亲责备我。
我说：“刚才见到了克尤木。”
“那个孬种！”母亲忿忿地说，“年轻轻的，工作也辞了，那么好一个媳妇子也不要了，什么正事不干，成天守在家里，吃那个老鸨子的产业……对了，还有人说他学坏是因为你当初撺掇他写什么文章。”
这实在是个不易说清的问题。在那大批判开路的年代，我们中学毕业后在一个偏远的山川里插队。那里草青水秀，风景优美，窄巴巴的川道里流着一条弯弯的小河，两岸散住着三十几户牧人，除了小河上一盘水磨的响动和偶尔几声牲畜叫，就没有一点别的响动。我们很快就感到了寂寞、单调、烦闷与无聊，开始对人生进行一些稚嫩地思索。人在逆境中，似乎会多少变得聪明一些。
“咱们给他办个学校吧！”克尤木说，“学校办成了，我们就会出名，就能离开这收音机连台都收不到都地方，你看人家陈永贵、张铁生……”
那时我躺在河边的草滩上抽莫合姻，辛辣的烟叶变成一股热气顺到肺泡里，又合着一些带着口臭的二氧化碳呼出来，被我吐成一个又一个圆圈，久久不散。
我的灵魂好像就在烟圈里，蚂蚱爬到脸上都懒得去动。他心血来潮跑去请示带队的，半晌之后满脸冰霜而归。我也不问，他也不说。俄顷，他与一头公牛较上了劲，扳着牛角使邪力，被公牛犄到河里，弄得泥一身水一身，躺在水草交接的地方狼一样嚎叫。
蓝天。青草。自云，羊群。日出日落。上工收工。当一起来的同学陆续都回城之后，我才作为集体户的“元老”被推荐上了大学。克尤木幼年丧母，运动高潮期间两派“武斗”时丧父，自此成为孤儿，无人疼爱，苦相的脸上难得看见笑容。只有在憧憬成为出人头地的名人时，嘴边才浮起孩童般的天真。他有点不合群，只和我好。我也一直护着他。此时他已以具有六年“再教育”的老资格，到镇上当了一名酿酒工人。那年暑假期间，他兴冲冲地跑到家里来看我。
“啊，亲爱的朋友，你的《世外桃源》写得真棒！”
他能从一个地区级刊物上读到我的作品，这使我很受感动。
“我也在学写小说，”他说，“翻酒糟远非我的理想，我要写，因为我的身世就是一部小说。我也可当个名作家。”说着，就拿出一迭手稿让我看。
他写的是一个孤儿在十年社会动乱期间的流浪生活，虽然写的手法有明显的摹仿痕迹，但因为是自传体，又有了一些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意境不错。我帮他修改之后，寄给一个刊物，不久就发表了。
“我成了县里的名人。”他在给我的信上说。由于小说的发表，他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当干事，连县上领导都鼓励他写下去。他踌躇满志，可惜他把文学创作看得过于简单了。此后半年不到，他一连写了二十几个短篇，但都被编辑部退了回来。他寄了几篇求我修改。我当时正忙着准备毕业论文，没有时间，只回信谈了些笼统的看法，让他先读些基础书籍，把文字功夫练出来，再钻研些文学理论，美学常识。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按照惯例，报到前要休一个暑假。我一回家就去县城看他。那是个周末，他正在屋里朗读王朝文先生的《美学概论》。墙角的石油炉上架着一口钢精锅，锅盖咕嘟咕嘟地响着，热气弥漫在小小的房间。我揭开锅盖，见锅里煮着土豆稀饭。
“挺刻苦的嘛！”我替他关了炉子，打开房门，让热气和他的臭袜子味儿往外散一散。
“没办法，”他转过脸来轻轻一笑，我的底子差，你给我开的学习书目上，好多书看不大懂，想走捷径，得有双好靴子啊。
他把语言比作走路时穿的靴子，贴切又风趣。他每天八小时工作，睡眠六小时，剩下的时间全用于读书。言谈之中，我察觉他并不满足现状。他说，“没声息的混日子，不是我的态度。一个人应给后人留下点什么，他的一生才算没自活。”
他很有志气，也肯下功夫，眉宇间充满着朝气，看来受苏联作家奥斯特诺夫斯基的影响不小。屋子简陋的书架上堆满了书籍杂志，桌子上堆着厚厚的手稿，一盏台灯，两支秃笔。但看他的生活却一点也不讲究，床上盖的还是离开“广阔天地”时牧民送的那床军被，身上的工作服大约好久未换，皱巴巴的，皮鞋也补了好几块疤。
这时，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推门而人，含羞地把两块热馕放在桌子上。我猜这准是他的未婚妻了。
姑娘叫古孜，长瓜子脸，长睫毛，长辫子，嘴角下边还长有一颗美人痣。我给她起个外号叫“三长一点”。她很拘谨，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坐了不大会儿就借故离开了。
“你真有福气。”夜里，我和克由木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谈了一阵文学，自然又扯到恋爱上。
“古孜在财政局卫作，老爹是中学校长。催着结婚，我想等第二篇小说发表后再办。”
我说：“你过去写的东西也还可以拿出来，重新提炼提炼。”
没想到他将过去的自己全盘否定了：“唉，过去都写了些啥嘛，自己看了都脸红。”
分手后，我们一直珍惜少年的友情，经常通信联系。可惜他的创作一直没有突破，这令他十分苦闷。我感到他的文字功夫是提高了，但选材面太窄，几乎全是描写男女青年恋爱的，又都写得干干巴巴，没有一点生活气息。我建议他应该多观察生活，用作家的眼光去看，而不是用普通人的眼光看。从生活中发现人物，而不应该先把框子定下来，然后拿一些事件去堆砌人物。
“退稿信上也是这么说。”他对我有几分崇拜。为了有个较好的创作条件，他放弃了“发第二篇小说再结婚”的打算，很快同古孜结了婚。打那以后，他一有空就到巴扎上去转，观察各种各样的人物，摊贩的叫声，女人的笑态，小八郎的调皮，老艺人的入静，售货员怎样抢白顾客，当官的怎样打官腔，杏树如何开花，毛驴子如何撒欢……谁知又是一年过去，他的作品还是没有一篇印成铅字。他把酒杯摔得粉碎，“他妈的，这年头，发文章全靠关系，没后门的稿子再好也休想发表！”你瞧，“他拿出一本杂志给我看，像这样的臭文章居然能发，我比这强几倍的却不能用！”他说着，列举了许多事实，某作者经常给某某编辑进贡，某某女作者是某某编辑的第三夫人，某编辑想利用某某作者的父亲办子女调动，等等。“我宁可只字不发，也不这样低三下四！”
他这最后这句话是很有气节的，甚至有点伟大。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矮了一大截。是的，应该承认当前个别刊物的编风不正，但不是所有的作品都靠人际关系发表。要是那样，我的作品连一篇也别想发表。我坦率地对他说：“恐怕还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吧！”
“自身的原因？哼！”他不以为然地说，“当初，你说我文学功底差，我按照你的话去学习，你说我理论基础薄弱，我悬梁刺股去读书，你说我生活不扎实，我扎下身子去体验，什么苦都吃了，可是如今我出了什么成果呢？”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嚷着。
“你冷静点！”我劝道，“走文学的道路是十分艰苦的，写作的那么多，期刊又比较少，不是每个付出了艰辛的人都能写出好作品，也不是每个好作品都能发表，就是发表了也未必就能成功。”
“我如果像你一样出了名，也会这样说的。”他对我的话不屑一听。
我哑然了。他那么固执，那么自信，我怎么劝都听不进。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让我感到十分酸心。但教师的责任和少年的友谊促使我一连给他写了三封信。三个多月后，他回信了。告诉我他已同古孜离了婚，正准备同一个值得他爱的老寡妇结合。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他，声言要跟他断交，他希望得到我的理解和支持。
他没有谈离婚的原因，也没有解释老寡妇值得他爱之所在，叫我怎么理解，怎么支持？难道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会跟一个老态龙钟的寡妇产生感情的碰撞吗？他们能有共同语言吗？
这天下班后，我突然接到克尤木都电话：“有时间吗，到宾馆来一下，我叫车去接你！”
十五分钟后，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停在宿舍楼下，克尤木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笑盈盈的，一改往日的不修边幅，钻出车就拉我上去。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
“你这是……”我有点纳闷。他，一个小小的二十三级干部，出门住宾馆，坐小轿车，摆得了这阔吗？我见他一扫去年的颓丧气，显得又精神又热情，禁不住问：“你这是干什么去？”
“旅行结婚。”他笑着说，“眼下兴这个。”
“跟那个老寡妇？”
“哎，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她的年龄，也不是看她有无闭月羞花之貌，而要看她对于你的适应性与需要性。”
“她很值得你爱？”
“我需要她。”
“何以见得？”
“比如，我的奋斗目标是当作家，作家必须出版一定数量的作品，他不但有力量让杂志给我出专辑，而且完全可以替我办一个出版社，只要政府批准。那时……”，克尤木大概在憧憬美好的未来了，眉也飞，色也舞，手也比划，肩膀也耸动。美丽的幻觉，往往能把人送到幸福的山顶。
“这个人是谁呢？她有那么大的神通？”
“吐沙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女人小说也有六十五岁了，解放前曾是一个名妓，刚嫁到死了老婆的玉素甫江家，新疆就解放了。玉甫甫江是南疆有名的大商人，镇上所有的店铺都是他的，县城也有他的商号，据说曾与日本特务过从甚密，解放后被镇压了。那时吐沙汗虽被管制，但依然风流如故，镇上的头面人物一个一个都成了她的保护伞，历次政治运动都没伤着她，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巨浪吹打中，她也只陪了两次斗。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中间的奥妙。只是近十几年，人老珠黄，门庭冷落，才像《金瓶梅》里的王婆一样开起了茶馆。难道这样一个腰比水桶粗、满脸核桃皮的女人居然有俘虏克尤木的魅力？
“她有钱。”克尤木毫不掩饰地说，“她丈夫的错案纠正了，据说曾经在盛世才时期，帮助一名革命者逃离追捕的军阀，这就成了开明绅士，光退赔的财产就一百多万元。一百多万哪！我现在要干事业，最需要的是钱，而不是妻子。假如有一天，我成了名，那时我才真正需要妻子，需要爱情。”
“停车！”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浑身直冒火。要不是教师的身份，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看来他前些年的努力与奋斗完全是为一种功利思想所驱使，这样的人是不配当作家的。他写的书即使印上千万册，人们也是嗤之以鼻的。我不等车停稳就跳下去，忿忿地说，“我永远也不希望再见到你！”
我在梧桐阔大的树冠下，踩着斑驳的光影，仔细品味他关于事业与爱情的观点，不禁为他的走火入魔担忧……一阵尖厉的救护车的啸叫，压住了清真寺的鼓点，增加了几分暗夜的嘈杂。
“大概什么地方出事了吧？”我想。母亲说；“镇子大了，事情天天有，但愿胡达保佑人人太平。你快睡吧，坐了几天车，就是个铁人也该累了。”
还真是，我的眼皮直打架。一觉醒来，满窗阳光。隐约间，听得院里有人在跟母亲说话。
“怪道，偏偏死在这古尔邦节，是胡达饶不了他吧！”
“你说，他现在住的小楼，家里雇的保姆，大把大把地花钱，等吐沙汗一死，遗产一得，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可他为什么要喝那么多？”
我有点不明就里，隔着窗户问：“什么事呀？”
“克尤木那孬种死了！”
“什么时候？”
“昨夜，就是你听到救护车叫的时候。那孬种，不知原来有什么病，昨晚酒喝得太多，突然就起不来了，救护车拉到医院也没能救活。”
我急忙起来，急匆匆拐进街上一进大院子。落成不久的小洋楼前已聚满了人，有的叹息，有的默然，更多的则在议论。吐沙汗木然地坐在一只小木凳上，脸上毫无表情。她一见我，就抖抖索索地把一个笔记本递了过来。我打开一看，里面写着：
“……我满心希望那一百万元人民币能为我登上文学的殿堂搭一驾金梯，但我不好跟吐沙汗说。我天天盼着她死，她偏偏不死，却执意要盖一座小楼，买一辆汽车，还要满世界带着我显摆。她不把钱花完不肯蹬腿，至此，我的出版社便彻底化为泡影了，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慰我一生成名之梦呢……”
我读不下去了，默默地注视着他的笔记本，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假如我当年不鼓励他写作，他今天会死吗？这时迎面走来一位少妇，只见她略显富态的身子依然颀长，一袭黑色的布拉吉拖到地上，长长的头发散披着，两眼肿得如同一对水蜜桃。
呀，是古孜！
古孜径直走到我的跟前，悄悄对我说：“克尤木是爱我的，他说吐沙汗活不了几年，他得了遗产就跟我复婚。可是他这么快就走了，让我以后怎么活呢……”
是啊，古孜阿恰，你还是请教胡达吧！
（原载《丝路》文学双月刊198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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