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八年前的革命行
母亲，还记得十八年前我的那次在浙江大地上的壮行吗？因为撰写电视纪录片浙江共产党史的解说词，1991至1993年之间，我曾以“革命”为主题，走过了浙江的五十多个县市地区。那时候，您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正在整理烈士资料。记得那次出发前，我还在您的联系下，参观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在浙江诸多牺牲的共产党重要领袖人物中，我瞻仰了一位名叫卓兰芳的地下党省委书记的照片，这位被共产党内称之为“暴动专家”的早期中共党员，竟然是我外婆的娘家人——奉化松岙人，而我的外婆，恰恰就姓卓。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土地革命时期的浙江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那时候我就接触过卓兰芳的有关史料，还因此接触到了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家族——沙氏家族。土地革命时期，卓兰芳和沙氏兄弟有着极其密切的革命行动。正是出于这样一份特殊的情感关系，我对这位担任过浙江省地下党省委书记的卓兰芳多了一份更深了解的欲望。母亲，正是在那次的壮行之中，我第一次去了您的外婆家，奉化松岙。也正是在那一次，我寻访了卓兰芳的战友沙氏兄弟故里，我去了奉化的邻县鄞州塘溪沙村。沙村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了沙氏兄弟的革命往事，并深切认识到了沙氏兄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意义。回杭后，我写就了我平生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革命行》。
而今天，我要发给您的第三封信，正是在重访寻访沙氏家族的过程中完成的。为此，我又翻箱倒柜，找出了多年前发表在《江南》杂志上的这篇文章。我被我十八年前的寻觅再次感动了：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一年秋，中国南方杭州少雨多晴天高云淡，人民安居乐业。是时，娃哈哈食品公司尚未兼并杭州罐头厂；日趋破败然又不失繁华的狭长的老青年街更没有被拍卖的迹象；离杭城四十里处的农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的祖辈称之为乡与村的热土将摇身一变为宏福山庄，中国人民尚未象一年后的今天超常规跳跃式启动时，颇有南宋遗风的杭州人依赖天时地利，在“桂子月中落”和“天香云外飘”的西子湖畔流连忘返，悠哉徜徉，其中有我。虽然苏维埃联邦一眨眼不见了曾使我大吃一惊，但遥远的西伯利亚寒风毕竟吹不凉西子湖畔的暖意。世界各地都有枪声和血，1991年的中国南方没有，杭州人民很幸福。
那个上午我刚刚写完“无味之味至味也”，一个不经意的电话取走了我手中温香的茶杯。大学同学F参与了浙江党史（1919-1949年）电视专题片的拍摄，想让我为其撰稿。“可以啊”，我想，哈！浙江省能有什么了不起的革命！纯粹一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温柔富贵乡罢了。
孰料革命扑面而来，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挟我而走。本世纪初一代中国普罗米修士，经世纪末人们轻轻一唤，便从岁月的厚幔中呼之而出。浙江！浙江！思想者的摇篮，盗火者的故乡，叛逆者的天堂，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革命先声的地方。中国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者为浙江义乌陈望道；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二分之一出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十九人，浙人占七；中国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发生在钱塘江南岸——萧山衙前；中国第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人，为浙江东阳邵飘萍；而第一个在1927年4﹒12政变中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浙江诸暨人汪寿华。
受文化与传统影响，浙江革命史呈现出特别复杂的格局和极为错综的关系。1927年初，一个名叫王任叔的奉化共产党人，还是他的同乡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蒋介石密谋背叛革命的电文正是他亲自译出后报告给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而此时，后来成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慈溪人陈布雷方踏入蒋家王朝的门槛。不久以后，曾经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的沈玄庐主持浙江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时，曾与他同在一幅画上吟诗作书的密友共产党人叶天底却在他所管辖的陆军监狱就义。当蒋介石的老师、老同盟会员、奉化人庄嵩甫暴跳如雷大骂国民党、于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时，曾经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国民党右派领袖、吴兴人戴季陶，却正在“举起你的左手打到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到共产党”呢。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别的区域的早期革命，很少有竟如浙江一般丰富多彩、瞬息万变，波澜起伏而又光怪陆离。有充分理由需要我们回过头去寻找一些东西，比如寻找二十世纪末已经被历史夜空包容的世纪初的理想主义星辰——那些以燃烧方式短暂炽热地划过时代长空的生命，由于他们中某些人的大默如雷，以至于人们以为他们已经消失在忘川之中。我还想说，世纪末对世纪初的追寻于我们个人命运的重要。我们这些由于风云变幻而不免陷入迷茫的灵魂，实际上太需要信仰的支撑。于是，我便背起行囊，随摄制组出发。历时经年，行程二万，踏遍浙江山水，遂成《革命行》。
……
燕赵多慷慨悲凉之士，越地有倾城倾国佳人。追溯佳人与国事的关系，春秋时自然是西施。本世纪初的革命，却当从一位石破天惊的女侠说起，“吾自庚子以来，已置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越中儿女，向有卧薪尝胆、复仇雪耻之士，大英雄比比皆是，剑与酒，是浙江革命史的文化背景。酒由鉴湖水酿，剑为欧冶子铸，均为女侠所钟爱。秋瑾好酒，一顿能饮五斤。某次在周恩来姑父王子余家欢饮，喝到兴起，竟一跃而坐桌上，滔滔不绝，四座男人俱惊。又作《宝刀歌》：“主人曾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在日本留学，宣传革命，上台演讲，未曾开口，先从靴筒里取出倭刀往讲台一插，说：“如有人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女侠就义前有绝命词，曰：“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贲，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愈，中原回首肠堪断。”读来惊心动魄，热血沸腾，当有剑酒相待。
酒是诗意的、浪漫的、叛逆的。若无剑来外化、来凝聚，来逼刺大黑暗，酒便成弥漫而消极的了。“五花鸟，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庚子以后的浙江知识分子，把酒持剑，再不甘于“借酒消愁愁更愁”了。
百年亡国恨，痛心自浙始。恩格斯曾说英国占领舟山的目的“在于侵入横贯中部的大江——扬子江，并沿着扬子江上驶直达离江口约有二百英里的南京”。如果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就把南京占了，今天的中国又会是怎样的格局？
1840年7月中国尚无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所以英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定海，知县姚怀祥乃戊寅科举人，虽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胸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亲登敌舰，口诛笔伐，斥责曰：“何故涉吾土？”但英国人不理你那个“之乎者也”的茬。“何故涉吾土？”你若不是地大物博，战略重镇我又何必涉尔土？7月6日英军杀进县城，知县姚怀祥与“吾土”共存亡，他呕血一升后，跳到了北郊普慈寺中梵宫池以身殉国。他手下又有一些典史、书记之类的书生也纷纷跳河的跳河，殉节的殉节。没有强大的国力，没有剑在手，在外族的凌辱侵略面前，中国的正直文人只有投河上吊以示节气的份。
三总兵——定海总兵葛云飞、处州总兵王锡朋、寿春总兵郑国鸿，正是在此后统兵三千渡海接收了舟山。从稍有近代史知识始，我便知晓了1841年9月鸦片战争中最壮怀激烈的反侵略定海保卫战：王锡朋左冲右杀、手刃数敌，终因寡不敌众，被炮弹打断一腿阵亡；郑国鸿随之亦中炮殉国。最壮烈的是葛云飞，浙江绍兴人氏，与敌肉搏，连毙数十人，左眼弹穿，右手骨碎，被敌劈面一刀，顿时鲜血淋漓，身受40多处创伤，坠崖身亡。
六天六夜的浴血苦战，竟等不来腐败的清政府增援一兵一弹。英勇的士兵们宁与敌人同归于尽亦不投降。高地上，旗手始终保持着中国将士宁死不屈的精神。他选一个最显著的位置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炮弹。他被击中倒下，另一个士兵赶紧取其位而代之，直到全部牺牲。
武士的利剑，就这样不得不同样握在东海之滨的文人手中了。一朝剑在手，思想先锋、革命先锋，舍我其谁。纵观浙江历史，自王充、自黄藜洲，自朱舜水，自龚自珍，直至当代，浙江从来就是思想的刀光剑影之地。剑是酒之魂，剑再也不满足在形而上学的思辨领域里战斗了。剑非以血祭酒，以示革命不可了。吴山越水之间，行者匆匆，弥天黑夜中奔走着复仇雪耻和排满革命理想溶于胸腔的独行侠。彼时，共产主义幽灵尚未在中华大地登陆，浙江大地便星散着众多以暗杀来实践革命的志士。“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皇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母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煌煌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英雄豪杰聚集湖山，歃血为盟，台州有伏虎会；严州有白布会；衢州有终南会；金华有龙华会；嵊县有乌带党；温州有私贩党。绍兴一个名叫陶成章的“浙江革命党魁”（周恩来评价）往来穿梭其间，组织革命。与此同时，他的同乡——天下第一革命大刺客徐锡麟，因枪击安徽巡抚恩铭而遭杀头剜心之刑。刑前端坐凳上，著其妻手缝官纱背心，双手合掌抵于胸前，做凤凰涅槃之状，怀悲欣交集之心，吐大义凛然之气。尝有人叙述其容颜说：“烈士身材短小精悍，广颡高颧，颌以下微削，貌不惊人而心雄万夫。”我想当是描绘平时的徐锡麟，而非就义时那使凡夫俗子一见而怵目惊心的容颜。史载烈士腿部受伤，审讯时盘膝坐地，滔滔不绝道：“我本革命党大首领……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斩了，全身砍碎了，均可。”
四座均被他一腔豪气震得张口结舌。
临刑前摄影，拍了一张，徐锡麟不满意，以为不带笑容，须再摄一张。他慨然笑谈：倡大义者，以色相示人，使后世当知有所从也。
四年之后，嵊县王金发、尹锐志姊妹及张佰歧以光复军敢死队旗号率先杀入杭州，以张佰歧为首功。
话说张佰歧，十七岁时抱打不平。打死两个恶少，逃案在外时加入光复会，立下了“大丈夫应以铁血光复国土”的决心。后被捕，以杀人罪判以极刑，解归故乡，“正法”途中遇救。1908年持一支手枪三粒子弹赴沪上暗杀上海道。其中两粒归敌，如不遂，一粒归自己，最后如愿毙敌，从此短枪匕首威震江河。再加上陈伯平、马宗汉等一千豪侠，如此细细算来，实在是可以为绍兴单写一部革命刺客列传了。
至于近代革命史中大名人比如鲁迅、蔡元培、邵力子、许寿裳、夏丐尊、竺可桢、陈建功、范文澜等浙江籍人士更是数不胜数。东蹈浙地，少不得登禹陵，下兰亭，进三味书屋，入大通学堂，访蔡元培故居，去邵力子家乡；谒轩亭口鉴湖女侠就义处；继以敬仰之心朝周恩来祖居，浙江革命志士、豪儿侠女，奔走于历史长卷中，呼号鼓吹，栩栩如生，真个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余姚，河姆渡，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之地，黄宗羲、朱舜水、王阳明和严子陵的故里。中国革命烈士中有个叫杨贤江的共产党人，余姚人，“一师”毕业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夏衍先生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说：“‘4﹒12’政变之后，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和热血青年激动焦躁不安，唯有杨贤江，每天一张作息时间表，几点钟吃饭，几点几分背英语，几点钟做体操。“后来的人分析说他的思想是朱舜水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奇妙结合，是以宋儒理想学家处理生活的态度和近代西洋的实践思想混合起来，作为担负中国启蒙运动的心身训练的基础。在这个革命教育理论家身上，有着一种近乎于炉火纯青的镇静、安详、严肃和坚韧。夏衍先生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远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既不焦躁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的品质，体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和庄严。
……
宁甬钩沉，又听到亲切的石骨铁硬的宁波话了。宁波，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签定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一百多年来你从未海定波宁。宁波是充满了革命气质和造反精神的地方，当年我参加高考时有一道名词解释的考题“黑水党”，说的就是晚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宁波民间水上狙击队。被压迫者的反抗使这块土地的呐喊此起彼伏。在宁海有王锡桐造反，在鄞州，咸丰年间，则发生了有关张潮清等人的三次冤狱和两次起义。宁波，送出了船王包玉刚，送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随之送出了遍布全世界的宁波帮商人和黄埔军校生。但是切勿忘记宁波百年革命中为中国奉献出的优秀儿女。母亲故乡早年的革命青年常常怀有热烈理想、他们是智商很高、聪明绝顶但又忠诚不渝的人。
在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时，似乎出于一种亲情的天然趋势，那个面容消瘦的暴动专家卓兰芳首先抓住了我的心。我凑近去看解说词。是的，绝没有错：奉化松岙村人，我外婆的同村人。外婆也姓卓。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我母亲家族的人说过，这个60年前牺牲的人，和我外婆是同姓同族同村人，就住在离我外婆家不远的地方，一眼就可以望到。这使我突然激动起来。和母亲做过的职业一样，卓兰芳曾经是一个贫穷潦倒借酒浇愁的小学教师，自号“懒放”。而革命，究竟以怎样一种摧枯拉朽起死回生的力量，使这个懒懒散散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一变而为一个行动主义者，一个在钱塘江两岸不断点燃革命火焰的暴动专家的呢？革命在改变历史进程的途中，又怎样彻底改变人们的命运呢？
我现在可以理解19岁的母亲——一向谨慎而节制的女学生，当年何以只身出走投奔革命。我看见那个穿着月白色旗袍在夜幕下乱坟中疾走的绰约身影时，我也看见了以卓兰芳为首的我母亲的故乡宁波的革命者。
历史，还会重现1927年前后这样的严峻关口吗？突然间拉上的大特写，把抉择毫无通融可能地摆在每一个革命者面前。师生、亲友、恋人、父子、兄弟……，所有的人都面对分野：革命！反革命！再没有第三条路好选择。至关重要的是，你在选择道路的同时，也在选择生存与死亡。革命，是对一个人各个角度的无情的测试。
1927年，宁波的4·12政变，是从一个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名叫庄禹梅的举动开始的。由他担任主编的《国民日报》刊登了《王俊十大罪状》，引起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的勃然大怒，立刻就把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抓了起来。共产党人杨眉山和宁波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前去交涉，正好上了圈套，抓起来和庄禹梅关在一起。杨眉山本是个颇有声望的教育家，尤其注重女子教育。23岁的王鲲则是一个英俊刚正的邮局职员。6月，他们被判处野蛮的砍头示众之刑，刑前杨眉山握住庄禹梅手说：“你如不死，替我们报仇！”侩子手举起大刀，喝令王鲲把头低下来，王鲲道：“要杀就杀，绝不低头。”入暮，王鲲的嫂嫂和年仅11岁的小妹妹赶到刑场，用线把他分离的头和身缝合，送回故乡奉化安葬。
宁波共产党人牺牲时的惨烈当时全国有名。女共产党人胡焦琴被枪毙的时候，与她相依为命的妹妹焦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姐姐死不放手。刑警把她拖回来，她又冲上去，这样来回数次，一旁群众哭声震天，敌人无法下手。最后把焦英踢昏在地，连开六枪，胡焦琴才壮烈牺牲。妹妹回家后，嚎哭数天，竟死。刑后两个月，正是胡焦琴预定的婚期。
另一位诗人董子兴，中共宁波奉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于1928年死于陆军监狱，王任叔亲为其收尸，整理狱中日记发表。他们都曾经是唯美的、在山泽湖泊旁吟哦的忧伤的少年，他们又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冲撞前进。诗人董子兴最终也未脱尽诗人的天真烂漫。1927年的“4·12”政变之后，他竟然还常把马列书籍借给他的少年同学——国民党奉化县党部组织部长看，结果反被告密。他被捕后，丈人一程赶一程，在绍兴追女婿。酒宴惨别，诗人尽兴而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推开杯子就走，走好远回头一看，押他的少年宪兵和他的丈人正哭作一团。
在这位第一任奉化县委书记29岁牺牲的同时，他的同乡卓恺泽，牺牲在湖北，当时正任团湖北省委书记。别看他年纪轻轻，正是这个华北大学的大学生启发引导了裘古怀、卓兰芳投身革命。此类青年，宁波大有人在，几十年来却少有人提及。有谁知大革命时期他们都曾叱咤风云，作多少石破天惊之举。且看那浙东崛起、广州从戎、日本游学、左联实务、宁波雌伏、孤岛苦斗、南洋流亡、星岛受命、四次婚变、五陷囵圄，一生完整地折射着本世纪70年代急遽变幻风云的大众情人王任叔，中国现代当代文人中哪一个有如他那样的经历？
1986年浙江省作协主席黄源与100多人来到奉化大堰巴人墓。“任叔同志，我们来看你了。”顿时秋风萧瑟老泪滂沱。1971年10月，林彪爆炸，被押送回原籍改造的巴人刚过了他的70大寿。孰知在侄儿家看了打倒刘少奇的文件，第二天就发疯了。他高喊：“打鬼！打鬼！你往哪里跑！”他用绳子把自己缚起来，对人说：“来，把我牵去。”他日夜坐卧不宁，跑进跑出。飘雪的严冬，穿一件裤头，赤脚半夜卧在山野雪地上。有时他跑到附近庙龙潭，隔着山梁翘望数里之外高岙村与后坂村，那里是王鲲与董子兴墓，他与友人在冥冥中对话。他死了，革命家、地下工作者、社会活动家、编辑出版家、国际主义者、印尼史学家、外交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杂文家、中国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巴人，是七窍流血惨死的。年轻时他曾呼啸：我奔腾我狂啸，迎着漫漫的尘沙迎着浩浩的朔风，我以是知我终于将接近彼岸。死了，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啸声。
宁波象山，出了三位大英雄：浙江省委书记王家谟（王小曼）、左联诗人殷夫、浙江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人、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
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有没有像王家谟这样的21岁的省委书记。20岁本来是一个多梦年华，我曾在纪念馆见过王家谟手绘的“建设革命的新象山之图”，还读过大革命时期他写的一系列思想精辟、文字洗练而十分老辣的理论性文章。1927年2月，王家谟与周总理、赵世炎、徐炜等7人被选为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那时他便已经进入了革命的核心。历史为什么会这样钟情于那个年代，这些年轻的英杰交替升空组成绚丽悲壮的本世纪上半叶的星空。
在象山，还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没想到贺威圣的发妻姚瑞莲还活着，就住在故乡海上村。91岁。矮小个子，一头白发，左手风痛，右手拄杖，裹过的小脚，面目清秀神智清晰，她就是贺威圣的遗孀了。她陪着我们去山坡烈士墓，此墓巨大，一溜三块墓碑，贺威圣在左边，上写：舍己利人英灵不死，捐躯报国豪魄如生。殉难义士沪江大学毕业生贺威圣君暨配姚氏孺子之墓。
姚氏就是姚老太太，算一算，60年前，她就被刻在墓碑上了。
三个墓中全都先葬着男人，爷爷早死奶奶守寡。贺威圣在娘肚子里五个月时，父亲死，娘守寡。贺威圣18岁结婚，26岁牺牲，没有孩子，姚氏守寡。三代寡妇，清明上坟，每人一块墓碑，贺威圣的娘活活哭瞎了眼。
把婆婆和婆婆的婆婆都葬了，姚氏去上海当女佣，领了个养女，不甚亲。当一辈子保姆，老了，回乡，一个人做饭一个人过。
问抚恤金。有的。10块，12块，16块，现在92块了。
问丈夫的性格，姚老太太脸红了，双眼放光，说从前胆子太小，因为家中五代单传，格外宝贝，所以一个人不敢走路，必要妻陪的。后来入了党，当了杭州地委书记，胆子大了，发动夏超起义。失败后，被孙传芳部队逮捕，关在一起，还有个叫汪性天的杭州籍党员。敌人一叫名，两人争着说自己是被枪毙者，最后两人一起就义。临刑前贺威圣对侩子手说：“你给我打的好一些！”
贺有遗诗，写得气壮山河：汽笛一声动客愁，暮云江树路悠悠。
而今怕听骊歌起，未到晚钟且暂留。
扶桑鬼蜮君知否，大好河山黯锁愁。
壮士岂为儿女泣，要将投抉兴神州。
姚老太太太老了，从故居中搬出来，住到邻家去。她要自己料理生活，要烧饭、洗衣。她抓住我的手告诉我，她的手不行了，痛。我们拍了姚老太太在田间阡陌向墓地走去的背影，拍她颤着小脚驻着拐杖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丈夫身边的背影。我看到她的几乎要被绿色淹没的遥远的衰老的身形，看到她被风吹乱的白发。
我第一次感觉到，悲壮的革命也是令人心碎的革命，我第一次看到令人心碎的革命之残酷。看着老太太孤独地向丈夫走去的背影，感觉她那漫长的九十一年的长夜，我热泪盈眶了。
现在，我来到了杭州云居山，那白云的栖身之处，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所在地。云居山位于杭州市东南，与吴山比邻。晚明清初游山玩水的行家张岱曾说：“向言六桥有千树桃柳，其红绿为春事浅深，云居千树枫桕，其红黄为秋事浅深。”1664年8月，明末清初抗清领袖鄞州人氏张苍水被清廷押至杭州砍头。轿抬到西湖边，他命暂停，凝望凤凰山片刻，慨叹一声：“好山色！”复令轿抬赴刑场官巷口从容引颈。后人便把他埋在了与云居山毗邻的凤凰山下。
此刻站在云居山顶，放眼远眺，钱塘江，西子湖尽收眼底，不禁使人顿生一腔豪气。此地又使我不胜感慨，曾经有过那些美丽的夜晚，我和朋友们来此，一夜烛光诗与歌。呵，友谊、初恋、爱情与欢乐！直至东方既白，鸽子飞起来了，我们踏歌而归。那时我还不知道1919年至1949年间，浙江有18，000余名载入革命史册的牺牲者。我也没想到咫尺之外，有348名烈士在这宁静的夜晚倾听我们唱歌，凝视我们被烛光映红的姿容。
……
1930年8月26日，作为对中央红军攻打长沙的报复，国民党在杭州陆军监狱一次屠杀了共产党人19名。云居山上有他们的大型群雕像。你看那正和难友告别的，是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瓒；你看那光着脚的，是工人出身的省委书记徐英，临行前他正拿着一双布鞋蹲在牢房门口，看守开了锁，叫“徐英开庭”，徐英不慌不忙地穿好鞋子，说：“叫枪毙好了，为什么要说开庭呢”；你看那绑在十字架上的，是永嘉县委书记，温州城内名医王屏周，因在狱中任医役而开辟了党的地下秘密通道，他是一个点名拉出去的，这条好汉一把推开前来架他的狱卒，高呼口号大步流星走向刑场；你看那两个全身脱得只剩短裤的年轻人，他们是南洋巨商之子、任杭州中心县委书记的李临光和四川巨商之子、有着一位在国外留学的美丽的女画家爱人的杨晟，为什么这两个有产阶级的叛逆，以最无产阶级的方式走向殉道场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难倒不是对他们曾经所属的阵营的最后叛逆吗？
宁波象山烈士诗人殷夫曾有诗言：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
交了战火
……
现在终于是交了战火的最后时刻了。你看那文质彬彬心有所怀的年轻知识分子，他是贾南坡，他的妻子此刻正关在同狱的女监中。这个大地主的儿子，这个上海大学毕业的共产党人，在三年的狱中生活生涯中，竟写成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你看那伏地疾书的宁波奉化籍人裘古怀，他写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亲爱的同志们，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国民党匪徒正在秘密疯狂地屠杀着我们的同志，被判重刑的或无期徒刑的同志，差不多全被迫害了！几分钟以后，我也会遭到同样的被迫害的命运。
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在监狱里，看到每个同志在就义时都没有任何一点恐惧，他们差不多是象去完成工作一样跨出牢笼的，他们没有玷辱过我们伟大、光荣的党。现在我还未死，我要说出我心中最后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
……
裘古怀与沙家兄弟曾有往来，而宁波鄞州塘溪沙村的沙氏家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的家族。沙氏五兄弟中，老大沙孟海，家喻户晓的一代书法家；老二沙文求，著名烈士，曾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宣传部长；老三沙文汉，浙江省省长，1957年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右派；老四沙文威（史永），现中国政协副秘书长；老五沙季同，共产党员，油画家，在延安时遭康生迫害逼疯致死。沙氏五兄弟的命运史是一部壮怀激烈，引人入胜的史诗式传纪。我们最能在这样类型的大家族中直接看到中国革命的脉落，它的气势，它的转折。他们每个人的不同命运，都是革命的一段主流或一段分岔，一段低潮或一段胜利。中国式的革命往往也是家族共同参与的革命，比如毛泽东、蔡和森、夏明翰家族，比如沙文汉家族。
那么，哺育了他们的土地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了鄞县大嵩区沙村沙文求烈士故居。这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堂堂正正的院落，举目望去，满目青山，一片长空，天地正气似乎特钟秀于此。故居中有文天祥《正气歌》手书一幅：“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屋后又有极高银杏一株，为沙氏兄弟所栽。也不知怎的，站在院中，恍兮惚兮，竟遥思到了杨家将岳家兵。沙氏兄弟父亲为医，早逝，母亲陈岭所生五子，除老大早早工作培养4个弟弟读书、自己也成一代大书法家之外，其余四子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敌人曾抓其幼子季同，逼老太太招供，还扬言要把季同装到麻袋中沉河，老太太说：“你们杀我一个儿子，还有四个儿子要来复仇！”老母亲豪言壮语怎不叫我想起佘太君。
沙文汉与暴动专家卓兰芳在奉化搞过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暴动后，自己被通缉，五弟被绑架，家被抄劫，兄弟五人弄得四分五散。正在广州革命的老二沙文求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老大沙孟海写信道：“我们这次破家，实在是一个死沉沉的旧家庭之更新底纪元，使我们的兄弟脱离沉闷的家庭，而奔入社会的或历史的‘中流’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的意义上有重大价值，而且在诸兄弟生活的发展上也有长足的补助。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真是天助我也。”好一派大英雄气概。
他的三弟沙文汉，在我们浙江省，一度是个神秘的人们不敢公开议论的人物。一个省长，一个25年入党的老革命，却被打成了中国党内最大的右派。沙文汉有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岳母，陈修良的母亲。这个宁波富商的遗孀不安安耽耽的过她的太太生涯，偏偏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在危急关头抢救革命者，被众人誉为“众家姆妈”。“众家姆妈”因为倾向性太强，光天化日之下为共产党通风报信、收尸入殓，国民党便把她也抓到陆军监狱里去了。幸亏她还有几个钱，总算被保了出来，60年代初她还活在上海，经历了女婿沙文汉被打成党内最大右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劫难。
沙文汉命运坎坷，开除出党后忧郁成疾，他曾写过一首《病重有感》诗：莫说沉疴久未愈，但看形影日枯衰，孤灯夜永油将尽，老马路遥力不支。
梦里少年忧意气，望中功业岂狂痴，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
1959年他给夫人陈修良写信，陈修良也是大革命时期党员，曾任南京市委书记，当时在嘉兴下放劳动。信中说：我已经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了，只好去研究死人的政治——历史，或许可以借到史料。
1963年，他完成《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作为对党和人民的献礼。这个献礼太艰苦卓绝，耗尽心血，终于病危，临终前两天，“右派帽子“摘掉，他道一声“谢谢，”再也说不出话。于1964年1月2日逝世，时年55岁。
文革开始，他的墓地却被砸了。经济学家孙治芳在首都医院抱病给党中央写信，为沙文汉申诉。1983年，也就是整整20年之后，沙文汉的生命献礼才总算被献了出来。写这一段历史我又感动又难受，心情十分复杂。我太年轻，还不能进入那种党不要你了而你却非要党不可的高尚境界。但另一方面我也为沙省长感侥幸，他没活到66年，要不象盖叫天那样被装在垃圾车里游街，他怎么活下去！沙文汉天性刚烈，少时为了改掉火气太大的毛病，常常跑到厕所里面壁制怒。但是他这样一个革命的能书善画的知识分子干部，又戴高帽又坐“飞机”，恐怕面对什么也难以平息耻辱吧。
还有老四史永，早年参加地下组织，进入我党特别行动课活动，解放后反复审查一直不予信任，直至三中全会以后才解除怀疑。呜呼！前些年台湾一家杂志，竟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且看沙氏兄弟今日之下场》。写文章的人不可能了解革命，革命是要含冤受屈的，含冤受屈了还革命，那才叫真革命！
1992年中秋前夕，我从杭州火车站出来，匆匆放下背囊，便直奔南山公墓，谒我父亲之灵。中国人并无中秋节谒墓拜访亡灵的传统，这个传统，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
1949年5月3日，一个在省电台当播音员、名叫王廉芳的年轻的地下党员见南下部队进了城，欣喜若狂地跑到浙江广播电台播音台欢呼：“杭州解放了！”
我父亲就在这一声“杭州解放”中从北方来到南方杭州，而我的母亲也随之从宁波乡下老家穿过乱坟岗来到省城。然后，他们在“杭州解放”中相识结婚，然后，在“杭州解放”中有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命运就这样无可选择地和革命联在一起。
迷人的西湖在晨曦下静静发光，任何一个来此眺望的人都不会忘记这美貌动人的姿色。在父亲的灵前泡在了一杯芳香袭人的龙井茶。啊，久违的龙井茶，从您的角度而言，革命，不就是要让这种王公贵族才能品尝的香茶成为普天下劳动人民都有实力品尝的佳茗吗？
烈士墓地一片寂静，一派祥和。
瓦雷里那首《海滨墓园》中的诗行不禁涌上心间：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二：革命与命运
十八年过去了，我们早已告别的了阶段斗争的时代，进入了和平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存“革命”的意义，因为百年家国的历史主旋律，正是革命史。而对我们这个小家庭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也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脉之始。因为如果没有革命，父亲就不会从一个北方穷山村专门制做土盆因此村名也叫“土盆”的村子投身革命军队，从打鬼子开始，八路军，新四军，野战军，解放军，一路打到江南，而您也不可能以一个刚刚毕业的中学女学生身份、抛下大家庭，只身投入革命；然后您也不可能作为学员在华东军政大学与父亲相识；然后父亲也不可能做为大队政委和作为学员的您谈恋爱；然后你们也不可能结婚，自然也不可能有哥哥，我，妹妹和弟弟。如此推论下去，感慨不已：原来对我们这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而言，如果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对我们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小家庭而言，如果没有革命，就没有我们这些构成小家庭的生命个体。
母亲，作为一个革命的亲历者，以您为代表的家族中一部分进步青年投奔革命参军入党的时候，也正是您的大家族中另一部分“反动分子”遭灭亡的时候。因此，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革命和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关系：原来，中国革命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族而言，就是一部分亲戚追打另一部分亲戚。
曾经有过多少活生生的关于革命与命运的故事啊，为此，我曾经写下过一些这样的文字：即便从前，江南的河湖港汊旁亦并非只有浣纱的女子。耕读历来是江浙一带乡风，某些沿海的乡镇，或者靠近城市的乡村，女子也是要读一点书，并且也不尽然是在女红之余的。这样的乡村女郎，与城里市民阶层中弄堂里走出的女学生和大都会出身优越的洋学生，于书卷气外，便多出一份乡下的水气。六十年前人世剧变的时代，她们的命运和中国一切人的命运一样，是个个不同的。因为知道一些书上的事情，她们懂得了思考与想像，其中演绎的那些勇敢的浪漫故事和其后的悲欢离合，是一点也不亚于城市里的知识女性的。现在我便来讲上那么几位。
从一个名叫谷雨的女子说起，因为她是她们几个当中最大的，那年也就十七岁。谷雨之下是十六岁的慰轻、十五岁的仲秋和十四岁的夕烟。她们中有同一父母的，也有堂表姐妹的，但都属同一大家族中的女子，且都在一个乡村新学堂中念书。
慰轻的父亲是这一带有名的乡绅，办了一些新学甚至报纸，这几个女子就读的学校便是他出资做的校董。乡绅并不常在乡间出现，因为在别处有着他的另一个家，虽则他是十分痛爱他的这个大女儿的，但女儿之慰终究不够，于是才有了沪上的另一份情。好在乡下的黄脸婆是名正言顺的搁在厅堂里的，在那个年代，对这一阶层的人来说，如此行事乃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但乡绅毕竟留过洋，于心里多出一份人道的不忍，便移情到女儿。或许正是对大女儿的这份关爱促使他办了这份乡学，这几个女子便每天相约去二里路外的学校就读。
她们都非常美丽，我敢起誓我这话是真实的，那一带的女子有两种鲜明的不一的特征，或者细眉长眼，白晳苗条，或者浓发浓眉，睫毛密集，明眸皓齿。这四个女子中，谷雨和夕烟属前者，慰轻和仲秋属后者。她们结伴而行在乡间的阡陌之间时，是此间农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那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了，谷雨碰到了一件头痛的事情，父母要把她嫁给校长的傻儿子，而她却已经秘密地与学校的体育老师好上了。谷雨是这几个女子中最苗条的一位，会唱越剧——回头一笑百媚生……
她的心事是很多的，只有她和她的体育老师知道校长为什么要娶她做儿媳妇。校长是常常要在书法课时走到谷雨身边的，他安排了谷雨一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这样他就可以温和地坐在谷雨身边，把着她的手练字，把男人的烟草热气和喘气喷到谷雨的耳边——那个学校的书法课因此便史无前例地多。
校长和校董从前就是老同学，他们都属于宁波帮中工商地主阶层，所以他们都是有钱人。在1948年的兵荒马乱之中，有钱人在乡间的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冒险性，这样的生活让校长遭遇了。土匪终于来绑校长的票，但绑的却是校长的傻儿子。三天之后，土匪们送回了傻儿子的一只耳朵，校长吓得当场挑去一担银元，一只耳朵的傻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地回来了。
全村的人都去庆贺校长家人质的归来，校长在人群中看到了谷雨的父母。他突然激动地表示要为儿子冲喜，并当场向谷雨家提亲。
谷雨的父母自然是诚惶诚恐大喜过望的。也许他们回家的途中就已经商定好成亲的日子，因此见了谷雨的面，二话不说就让她做好嫁人的全部准备。
谷雨怎么办呢？当然是要啼哭的，南方的女儿泪水尤其多。然而，再多的泪水也休想打动谷雨的父母的心肠。谷雨的父亲也在上海做过生意，不幸地是数年前破了产，他们天天愁着怎么打发那两个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黄花闺女呢，嫁人是要嫁妆的啊，他们穷得拿不出嫁妆了。而嫁到校长家去，不但不用嫁妆，还可以有多少彩礼啊！那彩礼是足足可以嫁了小女儿还有盈余的呢，这样下面四个儿子的生计也就有了着落了。
谷雨虽是长姐，却是不管这些的，她已经读过一些进步的书籍了，包括妇女解放的一些书籍。她所热恋的体育老师是一个狂热的进步青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她说，要去弄把枪来打死封建冬烘的老校长，然后双双一起出逃，离开这令人窒息的黑屋，到解放区去，寻找晴朗的天空。这主意一面让谷雨吓得要死一面又令她神往。她没想到这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她恨死了老校长，她也后悔自己为什么三番五次地阻挠体育老师，不让他实施他的复仇计划。
她想出逃，然而来不及了，父母明智地想到了读书女儿的种种可能性，因此把她锁在了楼上。楼是很高的，且又抽去了楼梯，谷雨在楼上一如等待被宰的羔羊。
早晨，谷雨的妹妹仲秋要去上学了，她眼泪汪汪地盯着楼板，以往她都是与阿姐同行的啊。阿姐出现在窗口，向她使了个眼色，那就是读过书的女子才会有的心领神会。一张纸条飘然而下，妹妹机智地拣起，她知道那一定是让她转交给体育老师的。
以后的故事急转直下，由于有了仲秋这位小红娘的秘密传递，谷雨与情人遥相串联，策划了全套的出逃方案。也许再过三天谷雨就要过门，也许时间还要更短一些，总之，校长与他的傻儿子正在翘首以盼他们美丽而又识字断文的媳妇过门的时候，谷雨已经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胜利大逃亡，坐着体育老师摇橹而来的一叶小舟，出了海口，再坐大轮船行驶海上，投奔光明去也。
热恋的不仅仅是谷雨，慰轻也在热恋着呢。她热爱的青年男子是一位长长睫毛的国文老师，一位多情的诗人。他与同事体育老师在许多地方都是决不相像的，但在向往进步与向往革命上，他俩情投意合。
国文老师之所以不效仿他的好朋友并非没有勇气，实在是慰轻与谷雨的个性太不一样了。慰轻是我们江南才会出现的天生的情种，她与诗人的爱情是很痛苦的，因为真正的爱情总离不开痛苦。况且慰轻在没什么痛苦的时候也会生出许多痛苦，伤春悲秋是她的性格特点，林黛玉是她的偶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诗人才爱得她死去活来。
但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乡绅已经把她许给了国民政府一位大官僚的儿子，那青年是在沪上做着工程师的。听到这个消息，慰轻在诗人面前哭得天昏地暗。但慰轻的父亲没有给慰轻抽楼梯，也不逼她，他甚至对待诗人也客客气气。乡绅是有经验的乡绅啊，在那动荡的年代，他知道年轻人的厉害，他为什么要打草惊蛇呢？
谷雨出逃数月之后，夏天到了。暑期中，乡绅要带慰轻到上海去住一阵子，诗人与他的姑娘都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相别。然而，两个月后带回的消息让诗人目瞪口呆——慰轻结婚了，嫁给了那个大官僚的儿子。她幸福吗？当然应该是幸福的，有人带来了慰轻穿着婚纱与新郎合拍的结婚照。照片里的那个男子英俊潇洒，还有着一双诚实的眼睛。
诗人怎么办呢？当然是离开那所痛断肝肠的学校了，然而也没有能够投奔成革命——诗人病倒了，和我们江南的民间传说《梁祝》一样，生了相思病。虽然没有像梁山伯那样一病不起，但也算是一直躺到了1949年的春天。
在下一个春天，又有一个女子嫁出去了，十五岁的夕烟糊里糊涂做了新娘。夕烟的父亲也是有一点钱识得一些字的，在城里的银行里做事情，然而孩子却是生得委实多了一些。等到夕烟出生时，当父亲的长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生了也就生了，聊胜于无吧。
夕烟的读书，也和她的出生一样聊胜于无。本来不读也是可以的，因为读不读反正就是识得那么几个字，书读得再多，也没有什么长进了，真是空长了一副花容月貌。有人促狭，给她取个外号“木美人”。
“木美人”还没到该嫁的年龄就嫁出去了，家里把她配给了一名黄埔军校的青年军官。军官倒是生得蛮像样，但却是属于那种“战死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人物。婚后三天，他就回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去和共产党作对了。
你说“木美人”的父亲糊涂嘛，他也算是把女儿嫁给了一户城里的有钱人家；你要说他不糊涂嘛，这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何苦再莫名其妙贴进了一个女儿。这一切“木美人”都是很少去想的，几个读书的姐妹中，她是最不爱动脑筋的、最接近村里那些没读书的姑娘的禀性了。如此没有是非的本分人，生来应该是那种老老实实不起波澜度过一生的江南女子啊！
现在，仲秋也已经十六岁了。她话很少，内秀，也很实在，还有着一点点的忧郁，一双明亮的眼睛和银玲般的嗓子很少起作用，看不出这文静少女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出众之处。人们只看到她静如处子那一面，直到有一天她动如脱兔、最后消失在那所乡村学校时，乡亲们才恍然大悟。
仲秋是四个姐妹中惟一主动出走的一个，她从来也没有对人宣传过革命，但她出走的目的恰恰是革命。就在夕烟的丈夫新婚别妻上战场的那些日子里，仲秋穿着月白色的旗袍，一夜闪过百里原野，勇敢地投入了共产党解放军的阵营。
仲秋不是不知道，她的许多亲戚正在敌对的阵营里瞄准这边开枪。她话不多，但是个固执的女子，她想一件事情，常常会想得没完没了，一旦想定了，就再也不想。
她很快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随着旧王朝的灭亡而进军省城。而在她的故乡，她的那些亲戚们，有的和她一样投奔光明，有的出逃去了台湾，有的枪毙去见了上帝，有的自杀自绝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有的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仲秋则登上了革命的火车一日千里，故乡被完全地抛在脑后了。
她是军中的漂亮的女兵，有文化，能歌善舞，对革命无限崇拜。她写信给了流落在外的谷雨和她的丈夫，又写信给了大病刚愈的诗人。结果，除了谷雨因为即将做母亲无法赶来之外，其余二人都立刻投奔革命，来到部队，穿上军装，并做了文化教员。
行前谷雨撕了白被单作衬衣，真是一片送郎当红军似的激情，而诗人呢，虽然大病一场，但相思未了，又是仲秋与慰轻取得了联系。此时慰轻快做母亲，得此消息，又哭得死去活来，让她的反动家庭出身的丈夫手足无措。
事情到此，似乎已经到水落石出的地步，除了仲秋再嫁一个丈夫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可以演绎。然而，我以上所讲的一切却只是一曲序幕。正如我们江南的曲折委婉的河流一样，这些河边读过书的女子的故事也是曲折委婉的。她们的命运情深意浓，历经磨难，绵绵长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在此再叙一二。
先是仲秋与姐夫与诗人一起过了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在国内的谷雨回到故乡，当了妇女主任，金戒指和金耳环是自然就第一个当场捐掉的，为了革命她什么都愿意奉献。慰轻也不甘示弱，她抱着孩子上了法庭，宣布要和那个剥削阶级的家庭一刀两断。她果然就两断了，且把孩子也断给了对方。然后，她勇敢地投石问路，向在朝鲜战场上的文化教员举起了玫瑰花。她身穿布拉吉冲到了三八线旁，终于和她的诗人举行了战场上的婚礼。
这难道不应该是一个如愿以偿的婚礼吗？在异国的坑道内，在新婚的洞房里，在夜半三更无语时，文化教员突然嚎啕大哭了起来。他哭得有点不像是那种单纯幸福的流泪了。
仲秋的婚姻和那个时代许多投奔革命的女学生的婚姻一样，她嫁给了一位来自北方的年轻的老革命，青春年少就参加抗日战争，并且在战场上还是爱写诗作文的。他长得也很清秀，他们共同生活的大半生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如果仲秋的家族中不是有那么多说不清的事情，仲秋的婚后生活将会是平静的吧。
然而，寡居的夕烟首先来了，抱着嗷嗷待哺之儿，反动军官死在了两军对垒之中。仲秋怎么能不收留她呢。住在她家里，直到物色好一个老革命，再把夕烟送走。还没松口气呢，谷雨与她的丈夫开始闹离婚了。当然不能怪谷雨，江南的女子是烈而贞的，但体育老师虽然参军入党闹革命，却依然是浪漫的。离婚之后是“反右”，体育老师逃脱不了恢恢法网，于是殃及谷雨。谷雨烈性，在仲秋的家中自杀未果，仲秋亲自把谷雨送到医院去灌肠；然后是慰轻与前夫生的女儿来了，引起了慰轻与诗人的冷战，然后……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喝了点微酒，突然对我说：你说你外婆好不好笑，她叫我什么，她叫我“王政委”啊。岳母对女婿的这样一种称谓，在尊敬中夹着生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因此又去追问我的外婆。外婆告诉我，当初她们在宁波乡下，听说女儿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吓都吓死了，因为她所知道的共产党，是红头发绿眉毛的。在外婆告诉我之前，我一直以为红头发绿眉毛的共产党是一种文学描述，没想到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真切意识存在。我说既然如此，你们怎么办呢？外婆告诉我，虽然如此，女儿出嫁，还是要有所表示的，因此寄了一条八斤重的被子去。但是共产党嘛，就是要共产的，所以这条八斤重的嫁妆棉被就被拆成了好几条被子，被部队共产了。
就此我再问我的父亲，军人出生的父亲，一辈子过的公家生活，显然对嫁妆棉被之类的婆婆妈妈的事情是忽略不计的，但他还是牢牢记住了一个细节，父母结婚时，就是两个军用铺盖放在一起，战友们一起晚上来吃点糖果。糖果少而战友多，他们用一个大红的茶盘端出了一盆象棋子，作为喜糖，博得大家一笑，就此结婚了。
我对革命的这种追述，或许也是体现了当下的某种叙述语境吧，正是这样一种大的语境，诞生了类似《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他们艺术化了革命，戏剧化了革命，传奇化了革命，在某个角度说，也是浪漫化了革命。因此，我一方面也如此地加入叙述着，一方面对此却严重不满足。我不敢说革命的本质就是受难，但革命的本质，肯定不仅仅是狂欢。
革命是重大的，庄严的，革命在胜利时呈现出狂欢的气象，那正是我的父母相遇的日子。但革命又是具有悲剧特质的，这种特质，恰恰是我从沙氏兄弟的革命经历中感受到的。
母亲，这也正是我的第三封信会以沙氏兄弟为主人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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