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溯家国与革命

    沙村的银杏树，又多出了十八圈的年轮。重访革命故地，又会生出怎么样的感触？重读《革命行》，我依然为我自己当年的激情感动，我也深切地意识到十八年岁月的意义。

    母亲，前往沙村之前，我特地去了一趟宁波的鼓楼，我怀着来自血缘的冲动，要从高处眺望浙东的锦绣家园。这大海的故乡，让我再一次领略到从宁波三江口吹来的那苍凉而又豪迈的海风。

    千年弹指间，后人再登临，唐长庆元年（821年），一位名叫韩察的明州刺史，将州治从今天鄞州的小溪镇迁出，并以现在的宁波中山广场到鼓楼这一带为中心，建起官置，立木栅为城，又以那巨大的城砖石筑成了城墙，建起了子城。子城的南城门设有报时的刻漏和更鼓，日常击鼓报时，战时侦察瞭望，还负有保城池，抵外侮的使命。南城门，正是我此刻登临的鼓楼。

    而明州这座散放着强烈的大海气息的蔚蓝色的港城，从此便有了州治和城市的标志。

    从鼓楼往西南而眺，便是那素有“浙东邹鲁”之美誉的月湖。宋王朝的整体南迁，带来了月湖的文化盛世。千年文明，叹为观止。当此时，文人士大夫多会聚于此，他们退隐里居，读书讲学，世家宅第林立，书楼讲舍遍布，庙堂寺院众多，园林泉石独幽。明、清以降，月湖人文传统相继，名人辈出，书香袭人。

    我站在鼓楼凭栏远眺，祥和热闹的中山花园旁，则是大默如雷的苍水街。张苍水(1620—1664)，这位明末浙东抗清名将、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毕生致力于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他四入长江、三下闽海、两遭飓风，不屈不挠地在海上孤军抗清达19年之久。因叛徒出卖，牺牲于杭州，行刑间遥望南山，一声赞叹，留下三个字——好山色！从此葬在杭州南屏山麓，与岳飞、于谦共享日月山河之辉。而他的故居，此刻就在我不远处的视线中、那因他光荣的名字而命名的街道上。

    再一次正视前方，江北岸最高的建筑物，正是那幢具有典型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钟楼高达30米，由1872年的法国籍苏主教建造。百多年前信仰的传播者们有着与上帝那谦卑的子民完全相反的趾高气扬，自新江桥到老外滩码头一带水岸线和水面，都算作了教堂的产业。法国人还在这个天主教堂的三江口上设卡收费，中国人的船只在中国自己的水面上行驶还需要给外国人交钱。那个担任宁波主教的法国人赵保禄势大盖天，时人说：宁波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

    近代以来，三江口的老外滩，则是浙江唯一现存的能反映中国近代港口文化的外滩。这百年家国的重要见证地，东临甬江，北接码头，座落在三江口北岸。清国初年，大英帝国曾屡屡觊觎宁波港口，用于鸦片交易的“飞箭船”出没其间海面。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1844年１月１日正式开埠，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宁波在中国版图上真正举世震惊举足轻重的历史，正是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中国近现代史开始的。

    1860年之后，驻甬英、美、法三国领事订立协议，甬江北岸发展成英、法、美三国侨民居留区域。有多少事物两千年来闻所未闻，如今突然冒现在钟楼与鼓楼之间：领事馆、巡捕房、银行，洋行、码头，轮船公司、夜总会、饭庄、戏院……我眼前的这座标志性建筑，则正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母亲，此刻我面对三江口，重新审视沙氏兄弟家族的革命史，反躬自问，此番我的家国之旅，对沙氏兄弟的认识，和十八年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又会如何下笔呢？

    今天再度面对沙氏兄弟，我以为，沙氏兄弟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们是在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背景下，经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醺陶和较为完整的西方现代人文与科学教育、同时又是在大时代思潮冲击下，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自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代表。我在感受着他们的革命往事时，不由得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十年革命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他们的革命生涯，充满着那种类似于古希腊悲剧审美意义的革命；而且，他们的革命，也是自始至终充满着文化感的革命。

    革命救国，是在中国有识之士“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求索之途上，选择的一条必经之路，而沙氏兄弟投入中国革命的文化背景究竟如何，正是今天的我比十八年前更热切希望梳理清楚的。

    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对革命黄钟大吕般的歌唱，是从邹容的《革命军》开始的。邹容在《革命军》中一开头就给出了革命的定义：“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这里的“革命”，是天道进步和彻底变革，在政治上则意味中华共和国的建立。它体现在个人身上是一种全新的道德，对于全人类则呈现出民族平等与独立。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个百年，是人类历史上风云激荡的百年，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论述《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对身处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在书中写到：“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沙氏兄弟正是具有非凡能力与勇气的革命之子，是那个革命的大时代中最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革命的，亦是文化的，母亲，我正是怀着对沙氏弟兄这样的认识，在冬日的寒风里，重访沙村。

    沙村，在鄞州东南部的塘溪镇梅溪水库的东侧，三面环山，一边临水，依山势而建。

    一路行来，早已没有十八年前的路途颠簸，东钱湖的山光水色，疏朗明丽，村而不野，沿着山路往前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沿山而筑的村庄，这便是著名的沙村。在梅溪水库建成之前，沙村村前有一条小溪叫梅溪，村民们世代以梅溪水作为饮用水，就是这条普通的溪水养育出了闻名中外的大科学家童第周，大昆虫学家周尧，以及革命的“沙氏五杰”。

    据《沙氏家谱》记载，沙氏家族在南宋时由蜀迁移到宁波，已有800多年历史，沙村因村民多姓沙，故以沙村名之。

    老山村看似普通，人也很少。从村口沿蜿蜒崎岖的小路拾阶而上，最高处呈北高南低的院落，便是沙氏故居。未到村居中心，先路过一幢楼房，二层楼一字排开，一看就是学校的制置。白墙上一溜的标语：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陪同我的村里人告诉说，这就是著名的沙村文求小学，是以烈士沙文求的名字命名的小学。沙村历来重教兴学成风，近代以来该村还出了二十几位教授。据粗略统计，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该村有六十余人考入大专院校。

    再往前走几步路，便到了沙氏宗祠，这是我上回来时没有见到的。就是在这个宗祠里，成立了鄞州的第一个共产党的农村基层支部，沙文求担任了支部书记。1926年初，沙氏子弟沙文求奉党之命，回到故乡开展农运和建党活动，1926年4月，沙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沙文求在领导农会会员与恶霸和奸商开展斗争中，发展了五六名农会骨干入党。5月，中共宁波地委鄞县沙村支部建立，这是鄞州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由沙文求担任党支部书记。

    我注意到挂在沙氏宗祠大门上的匾牌，“沙氏宗祠”这四个字，一看就是沙孟海的字体，果然旁边有落款为“孟海”。人们告诉我，沙孟海为沙氏宗族子弟，为宗祠题额时是不能写姓氏的。而他的兄弟们则在这所大门里引来了共产主义的幽灵，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就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了同样的血脉里。

    十八年前去沙氏故居时，就被沙氏兄弟出生之地的气势震撼。这里地处梅岭山脉北麓，背倚青山，面临大溪，峰峦挺秀，溪流清洌。按理说这是一个小山村，沙家二楼是在被群山环抱之中的一处凹地上矗立的，是很容易产生逼仄感觉的地方。然而奇特的是，站在沙氏故居的天井里，只觉得天风浩荡，雄山振奋，天人交感，如此，山竟然产生海的感觉，唤人奋发有为，真不愧是英雄所居之地。

    眼前看到的沙氏故居，和上一次我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沙氏故居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故居院墙以山石为基，青砖为墙。西墙的一侧有正门朝南而开，今天正门的门额上还保留着沙孟海书写的“沙文求烈士故居”匾额，门口嵌一块石牌，上写沙氏故居，定眼瞧，是鄞州人民政府所立。进门便是一幢二进四开砖木结构的旧式楼房，座北朝南，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平面布局由南而北第次升高。前面的一进原来有平屋，因白蚁侵蚀已经拆除改为天井，沙孟海亲书碑文嵌在围墙上，记述着平房改建的原委。

    后进楼房是沙氏兄弟出生、居住、生活过的地方。故居共有二楼，楼下共有三间，堂屋正中间悬挂着一幅沙文求烈士的放大遗像。遗像下面的茶几上，放置着一尊沙文求塑像，出自沙氏宗弟沙耆之手。

    中堂右侧的厢房为接待室，里面悬挂着沙耆亲手画的沙文求烈士油画像；廊柱上挂着沙孟海敬录的毛主席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士，敢于日月换青天”的楹联。还有市、区有关领导为故居所作的题字十余幅。中堂左侧的两厢房内设为陈列室，介绍了沙文求烈士的一生。橱窗内有沙文求烈士少年求学、工作时候的作业簿、笔记本；有他给兄弟以鼓励并自勉的亲笔信、书籍及农运起义时用过的工具、刀具等。

    故居的楼上，东边一间陈列着沙文求烈士的遗孀王弥的遗像以及生平事迹介绍，还有一些旧式床、写字台、柜、橱等。西边的一间陈列着沙氏兄弟使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及家具十余件。二楼中间两间厢房陈列着大哥沙孟海、三弟沙文汉、四弟沙文威、五弟沙季同以及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的事迹，挂有沙文汉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照，橱窗里还陈列着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探望沙文汉夫人陈修良的照片和沙文汉、陈修良选集以及他们读过的书籍等。

    楼房后面有天井，天井紧挨后山，坡上竹影婆裟，繁花争艳，一株粗壮的银杏树高入云端，这是沙文求8岁那年亲手栽植的，如今已经干壮叶茂，苍翠葱茏。站在银杏树下，再一次想起了当年正在广州革命的老二沙文求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老大沙孟海写的信，信中道：“我们这次破家，实在是一个死沉沉的旧家庭之更新底纪元，使我们的兄弟脱离沉闷的家庭，而奔入社会的或历史的‘中流’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的意义上有重大价值，而且在诸兄弟生活的发展上也有长足的补助。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真是天助我也。”

    多少年来，沙氏故居的许多印象已经模糊，但“出我幽谷，上我乔木”这八个字却深深印入我的心胸，成为我生活中的座右铭。

    我登上山坡，来到银杏树下，好大的树干啊！1983年秋，沙孟海自十年浩劫中首次回到故居，沙老和随行的四弟史永特意以故居的银杏树为背景拍了照片。乡人告我，银杏年年发，白果年年生。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拿了一小包从银杏树下收获的白果要送给我，我欣然双手捧过。这是烈士种下的树产的果实。捧着它，就好象捧着烈士的生命。

    故居为沙孟海（沙文若）、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沙氏五兄第出生、居住、工作过的地方。

    沙氏五兄弟中的老大沙孟海是当代最为杰出的书苑宗师之一，曾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副主席、西冷印社社长等职，他积七十余年之功力，精心翰墨，造诣宏深，成就卓著，以雄浑刚健的书风，独步当今书坛；

    老二沙文求烈士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在故居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反霸、反奸商斗争，从此点燃了鄞县、奉化两个地方的革命火种，给予反动派以沉重打击，1928年参加广州起义后牺牲，时年24岁；

    老三沙文汉同志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长期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重庆号起义、第二舰队起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1949年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1964年含冤而死。

    老四沙文威是沙氏兄弟中最早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利用沙孟海先生的掩护为党做了许多有贡献的情报工作，是李克农、潘汉年手下的谍海干才；

    老五沙季同从小受其哥哥革命思想之熏陶，自幼就在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赴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被康生陷害，英年早逝。

    特定环境下的特殊经历使沙氏五兄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的忠实缩影，沙氏故居中不仅仅沙氏兄弟出生的痕迹，更留下了他们为了革命奋斗时留下的足迹。

    四：兄弟共生的家国情怀

    我们一般以为，沙氏兄弟一家，除了大哥沙孟海是大文化人，大书法家之外，其余一律均为革命家。我们一般以为，革命与艺术，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革命是暴动，艺术是美；革命是铁血之火，艺术是缠绵之水。我们知道沙氏五兄弟手足情深，但我们一般多以为那是因为他们乃一母同胞的血缘。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从文化背景的共同性上去认识他们呢。

    今天看来，文化与审美上的高度共识，正是沙氏兄弟共生同在的精神背景。

    正是在这次采访之中，我第一次读到了沙文求生前所画的一幅虎图。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竟然是烈士亲笔所画。如果烈士不是在24岁时就牺牲，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画家。沙文求的诗也写得极为出色。诗书画，为中国传统文人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这些能力，在沙氏兄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个家族亦有她的家族文化史，这在沙氏家族是非常典型的。沙氏兄弟的祖父沙忠禧，从贫苦中脱颖而出，晚年已发家升为富农。儿子沙孝能（字可庄，号晓航），是四乡八里闻名的乡村中医，除精通一般医术外，性喜文学、书画艺术，在诗、书、画和篆刻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而沙氏兄弟的母亲陈岭，则是一个贡生家庭出身的闺秀，在旧中国的乡村，这两夫妻就算是文化人了。

    1914年，被狂犬咬伤的沙孝能不幸病逝，年仅39岁。当时沙孟海兄弟五人，最大的弟弟不足10岁，最小的只有1岁。知书达礼的母亲绝不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入秋，大儿子沙孟海考入不收学费，伙食费减半的宁波省立第四师范，沙孟海的文学和书法根底，就在这时期真正打造成。师范未毕业，沙孟海的书法在宁波已小有名气了，成了鄞奉一带民众的书法明星，每到婚嫁喜事，造房上梁以及迎春过节，求他写婚联、柱联及匾额者络绎不绝。

    1922年11月，沙孟海随带恩师冯君木的诗卷和信件乘轮船赴上海，出任家庭教师，从此迎接他的是又一个艺术新天地。那个历史时期，他所交往和学习的，都是如康有为，吴昌硕这样的大文化人，好朋友中还有宁波同乡陈布雷，这与他后来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可以说，沙孟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靠文化谋生的文人典型。从他19岁始，他的几个兄弟就靠他卖文鬻字养育供读，直至成家立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兄如父”的最经典解读。

    大弟沙文求(1904～1928)比沙孟海小四岁，两兄弟气质却完全各异。老大温文尔雅，静如处子；老二壮怀激烈，动处脱兔，自幼个性刚强，尚义好勇。老大从小在父亲身边调教长大，老二少时就读的是本村的沙村小学。在村里，他是一个有名的孩子王，经常组织儿童玩械斗性的游戏，而且，每斗必要取胜才肯罢休。有时难免有些闪失，其他孩子的父母亲便带着孩子上门告状，母亲总是责备自己的孩子闯祸。村里只要谁家的孩子做了出格的事，沙文求总逃脱不了干系。我们可以想象少年时代的沙文求满山遍野到处奔跑、精力过剩的矫健身影。

    他的妻子王弥回忆起他的夫君，他走起路来总是昂首挺胸，脚步铿锵有力，是个文武双全的书生。当年四弟沙文威体质孱弱，走路体式微弓背，沙文求嫌其精神状态不好，常趁其不备，从背后将膝盖顶住他的脊椎，双手扳住他的双肩，向后使劲一拉，令其挺起胸来。四弟经常哭着向母亲告状，母亲拿起扫帚就追打文求，他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习武的文人总能高人一筹。沙文求平日精练少林拳术，从不间断，又常阅兵家之书，精通少林国术，还曾想报考军事学校，想以学到军事上的知识和技能来报效国家。

    沙文求读书亦有选择，专爱看历史及历史小说，尤其喜爱看孙武、戚继光等诸子兵家著作，特别景仰民族英雄，乡间私塾儿童游戏，用纸板做孔圣殿，他也做，但中间供的不是孔老二，而是荆轲、聂政等刺客的图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沙文求在平时的交友中，特别注意接近那些讲道理、有志气、有作为的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但凡发现那些人，都记在自制的小册子上，并且还计划要组织一个团体，把志同道合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在社会上发挥一些作用。

    王弥从邻村奉化的王家山嫁到沙村，从小裹足，沙文求对这种残害妇女的封建礼教非常痛恨，不止一次地在妻子面前指责这种非人道的制度。村里的年轻妇女经常上他家串门与王弥聊天，陈述裹脚疼痛难当，沙文求鼓励她们松开裹脚带。日后，凡受不了缠足之苦的姑娘，都偷偷的躲到他家里去，松开绑带，暂时减轻痛苦。

    沙文求让我想起了这样一类人，是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所说过的，当他看到世界上那些人欺压人的情状时，他会气得浑身发抖。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沙文求和智利人格瓦拉一模一样。

    1920年秋，“五四”运动爆发后一年，沙文求由兄长资助，考入宁波名校效实中学。在校时勤奋好学，尤爱体育运动，精少林拳术，运动会上的长跑、跳高、跳远的冠军或亚军，往往为他所获。他又是校武术队骨干，善使花刀、梅花枪、单刀拐。少年时代，他文武双全的个性与气质已非常鲜明，他能诗作画的家族人文传统已经彰显。1924年文求从中学毕业，次年春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学校被查封后，他即刻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家乡沙村成立沙村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夫人王弥至死都记得他回到家乡时对她说的那句誓言：“眼前就是一扇铁门，我也要将它砸破！”

    1926年暑期，沙文求在上海居住了两个多月。当时正是北伐战争开始，党组织号召青年赴广东支援革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开始北伐。22岁的沙文求，响应共产党关于支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从沙村来到遥远的广州，考进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所有生活费都由沙孟海供给。他一面读书，一面做学运工作，次年任共青团支部书记。从此再没有回到他山青水秀的江南故乡。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1927年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开始捕杀共产党人。事前沙文求已预感到征兆，前一日就在写给他大哥沙盂海的信中说：“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之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是反动的预兆”，“完全是要消灭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要消灭改组以来的国民党之革命精神，是要勾敌以戕我友，是要摧残革命底主人翁农工，是要拉着中国社会到资本主义底路上去，到封建政治——军事独裁底路上去。”

    在工作之余，沙文求提笔作画，在一张自画像中，题诗以抒发革命意志。他写道：“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江，为君之情。飞步东行，愿君莫驻；瞿塘三峡，愿君莫躇”。

    正是在如此隐密和危险的地下工作中，沙文求改名为史永，并和其长兄依旧保持着热线联系，他会时常跟大哥通信，并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写在纸上。1927年12月18日，他在给大哥的书信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近数日来广州无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沦为刍狗。然则谁为之天？谁为之地？是固有人在也！我想为天之天为地之地者，不特对于此次惨劫无所动于心，且将更进而为天之天地之地以照临斯民耳！”用如此传统文化的笔墨来传递如此革命的信息，兄弟之间尤为知音。

    不久沙文求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1928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害于红花岗，时年不过24岁。

    沙文求牺牲时育有一女，妻子王弥终身未再嫁。20年后，王弥为他在家乡筑建了衣冠冢。大哥沙孟海做墓联曰：苍天不可问，去者日已疏。而他的战友和弟弟沙文汉则续大哥的墓联赋成一诗：苍天不可问，去者日已疏。白骨今焉在，英魂岂此居，宿仇恨未雪，国贼誓当除。吾志仍如昔，魂其得慰诸。

    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思索沙文求短暂而绚烂的一生，放眼周遭的群山，都曾留下他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而登临的脚印。想起他常常一个人到家乡附近的山上去露宿，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大哥：在福泉山上露宿，清晨起来，远处雾气缭绕，太阳从东方升起，他背着阳光，身躯变得又长又大，伸出手去，他的手影可以撩到几个小山头，真是奇观！

    这就是沙文求的情怀！这样一个人物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夜空中升起的灿烂明星，他与生俱来的宏大气势，决定了他那卓尔不群的短暂一生。

    相比于沙文求，沙文汉（1908-1964）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要具体得多了。母亲，您应该记得，他去世以后被葬在杭州南山，墓地曾经就在父亲的碑墓旁边。以往每年我们去南山为父亲扫墓，都会经过他的墓前。您和沙文汉是共历过那个时代的风云的。“反右”那一年您已经从部队转业了，分配在浙江地方工作，而沙文汉那时候正是你们的省长。不久，因为跟在别人后面随大流给领导提了点意见，您的档案里被塞了一条对您极不利的内容，好在您没被打成右派。而沙文汉打成中国最大的右派，您是知道的。那是一条震惊中外的消息。1957年春天，他跟随周恩来总理在杭州梅家坞的茶山中接待了苏联领导人弗洛希罗夫，几个月之后的夏天，他就被打入另册，直到几年后的离开人世，年仅55岁。

    十八年前的沙文汉是以完全的革命者进入我视野的，今天的沙文汉则以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进入我的心灵。十八年前我就读过他18岁时写给二哥沙文求的诗《大江》：一波未息一波生，要路多从险处争。百折千回流到海，几时曾见大江平。如果说那时的阅读角度是革命的话，今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的恰是人生。在和平的年代里，这样的诗章依然具有深刻的终极意义。

    三弟沙文汉比二哥沙文求又要小4岁，他禀承了二位兄长早慧的天赋，5岁就进入了本乡的梅溪小学读书，并且和他的长兄有着同样的爱好。他爱好诗文，书法，小小年纪就喜欢画梅花。只是8岁那年父亲一病而亡，所以9岁时他就辍学在家务农了。这一种就是5年的田，但务农之余，他从不忘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学习汲取，尤其想往成为一名有义好德的英雄豪杰，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言志》，乡村老师读后，一言就为他的未来定了乾坤，曰：“此儿非凡。”

    沙文汉成年后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可他幼年时却又黑又瘦，被人讥为“小黑炭”。他本是大哥沙孟海一手资助培养出来的，但在精神上他继承的却是二哥文求。1925年，沙文汉才15岁，就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他的二哥是同一年入的党。1926年7月，18岁的沙文汉从中学毕业了，大哥沙孟海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到青岛明华银行做职员。沙文汉回绝了长兄的安排，却聆听了二哥的召唤，回沙村接替文求工作，担任了沙村的党支部书记。

    事实上，沙文汉的职业革命家生涯，自此已经开始了。革命因为错误路线的引导，进入了盲动阶段，他的二哥从广州写信来给他，说：“雄大的胆量是可贵的，但不要以这一点而自满，应更求技术之精良，增进原有的胆量，更求知识之充实，使在行为上完全和一只猛兽有所区别，猛兽是很容易落陷的，最怯弱的人还是要笑它。”对他的教育颇大。而二哥牺牲之后，沙文汉亦担当起对大哥的安慰。兄弟之间的这种手足情怀，绝非因为革命而绝情，反而更加深厚。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艰险的地下革命斗争，使沙文汉常在南京大哥家养病掩护。沙文汉一生从来没有被捕过，一方面由于他本人机智勇敢，另一方面正是他大哥沙孟海的保护和支持。

    相比于十八年前，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为什么沙文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选择了对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我想起了30年代就被沙文汉赏识、80年代被陈修良推崇为思想家的顾准的一段话：“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沙文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这样的人文命题，内里蕴含着对现实深刻的文化批判，是从他多年来革命生涯中用血泪生命体验出来的精神遗产。

    他探索了中国文化专制主义产生的根源，在深层次上认识与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传统上一直实行专制与集权统治？为什么中华民族常常表现出对上的盲目服从的奴性，非常缺乏独立与自由的精神？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的等级差别制度如此森严，难于破除？……。”

    在那段时间，沙文汉“一盏孤灯、一间陋室、一身病躯、一把蒲扇，春夏秋冬，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大量古籍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了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做了大量笔记，进行艰苦的精神劳动。正如他给陈修良的信中所说：“简直像发疯一样进行持续的‘苦斗’”。1959年上半年至1963年6月30日，历经四载，终于撰成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共八万字。半年后沙文汉便逝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被整整搁置了20年之后，终于在《浙江学刊》1983年刊出。

    相比而言，四弟沙文威投入革命生涯的年纪更小。资格最老。沙文威（1910—1999）比三哥沙文汉只小了两岁，也是大哥一手调养出来的。11岁时，他在大哥沙孟海帮助下到宁波第四师范附小求学，13岁考入省立四中，受到学校中一批革命志士的影响，旋即参加了共青团。1925年任共青团宁波地委组织部负责人，1925年冬天，二哥沙文求回到宁波时，沙文威正在共青团宁波地委分管组织工作，兄弟俩促膝长谈，沙文威向哥哥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和看法，告诉他要改造社会非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可。沙文求表示他早就想参加共产党了。于是，由沙文威向党组织介绍，根据沙文求的表现，经中共宁波地委的批准，沙文求才于这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哥牺牲的那年，他正好18岁，已经是一个年轻而又资深的职业革命家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1949年后，为纪念二哥沙文求，他将沙文求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做为了自己的名字，遂改名史永。

    少年时代的沙文威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声援工人罢工活动，后被当局通缉，退避上海，16岁便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1931年沙文威在宁波代课时被捕，转押至杭州省公安局看守所。大哥沙孟海闻讯，焦急万状，不寒而栗，因为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格杀勿论”。三年前他失去了最亲爱的二弟，再也不能够再失去四弟了。无奈只得请求于朱家骅。后由朱家骅、陈布雷名义致电浙江省主席“查明保释”，侥幸脱险。但沙文威并没有因此放弃革命。1934年10月，沙文威奉调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他出生入死的情报生涯，经受了一次次生死考验，常常是大哥沙孟海使他化险为夷。

    1937年，他竟然在大哥的帮助下，进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当时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蒋介石特令在军事委员会属下成立一个参事室，聘请各路诸侯中的军事将领出任参事，为最高统帅部出谋划策，蒋介石特命朱家骅出任参事室主任，负责组建参事室的工作班子。经过沙孟海的推荐，沙文威被朱家骅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1938年1月，沙文威走马上任，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直接收发管理文件。参事室偌大一个机关中，夜晚住在机关的只有沙文威与传达室工友两个人。夜阑人静，沙文威从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誊抄，源源不绝地送出。时任《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曾多次告诉沙文威：周恩来非常喜欢看你写来的情报……

    解放战争期间，沙文威又策动了国民党B24飞行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等。从1949年2月起，史永任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南京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副局长。1958年3月，他调政协全国委员会担任秘书处处长。1961年2月起，史永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史永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3年6月起，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沙文威一生经历坎坷，但信念坚定，他曾说：“我觉得我们五兄弟是幸运的。我们生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没有站在时代的旁边。我们深信封建社会必然没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被推翻。”

    在沙氏五兄弟中，五弟沙季同（1912-1942）的资料似乎最少，我知道1926年沙文求回乡搞农运时，沙季同刚刚14岁，在兄长的介绍下就参加了共青团，还担任了沙村农会干事。有一次他被恶霸土匪套在麻袋里，威胁要被沉江，他的母亲当着他的面对暴徒说：你们杀了我一个儿子，会有四个儿子来报仇。此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这次了解得更深一些，方知被装进麻袋的沙季同，还是被邻村童村的大科学家童第周先生的大哥童葵孙救下的。

    长兄沙孟海惊闻此讯，连忙把他从乡下带出到上海，进入上海美专学画，后又把他介绍给著名画家徐悲鸿，从师门下。因画艺长进快，很受徐悲鸿赏识，创作了《义勇军》巨幅宣传画等一批作品。1938年末，经沙文威联系，沙季同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随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敌后，1939年在战斗前线入党。正当他以为“抗战的第二阶段一天天接进了”、“我们非常乐观”的时候，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了，他立即变成“国民党派进来的大特务”；因为他大哥沙孟海是国民党要员朱家骅的秘书、他四哥沙文威是“中统特务”，而且又是四哥介绍来的，真是百口莫辩。沙文度成了不“可以抢救的失足者”，有人主张抢毙他，最后把他从部队押回延安，交社会部关押。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获悉后，下令释放。经受残酷打击的沙季同突然听到解除审查后，不但没有大松一口气，反而突然昏厥倒地，醒来后住进医院，但从此精神恍惚，常常在延河边上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一天竟倒在延河的沙滩边，终以30岁英年之际早逝。

    我还想在这里告诉人们一段与沙季同有关的感人肺腑的情感往事。沙季同在上海美专读书时，与同校钢琴系一位美丽的弹钢琴的姑娘王棣华恋爱，一人画画，一人弹琴，少年潇洒，少女可爱，这是多么浪漫班配的一对。不曾想王棣华的母亲嫌沙季同出生清寒，不同意他们的关系。沙季同去了延安之后，王棣华一直以未婚妻的身份苦苦等他，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曾是春闺梦里人”，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在北京街头偶遇沙文威，才确切知道了沙季同的噩讯。姑娘非常难过，1955年专程来到杭州探望陈修良，从此独自在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钢琴，终生不嫁。

    很久以来，一直使我感觉到特别不可思议的，恰是沙氏五兄弟的奇特关系。明明是长兄如父，带出了四个兄弟，四个兄弟却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和长兄不同的道路——和他分属不同的阵营之中。正是蒋介石的4·12政变让沙孟海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大弟，但这并没有妨碍因生计所需、他进入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他的其余几位兄弟也不曾因为他的这个身份而与他一刀两断。相反，他们相处的非常好，借此也方便做了许多地下的革命工作。

    四兄弟与他们的长兄，在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上，未必就是程度完全一致的，他们的不同亦在他们的交流沟通中坦率地表现出来。沙文求在广州冒着生命危险革命之时，哥哥沙孟海多次写信给他，劝他回上海暂时隐蔽，他回信说：“你叫我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我想你不必这样说。对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你是很有损失的，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断。”“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人险，鼓其前进，姑无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总之，你是督促者，我是临阵者，事实应该如此。你切不要染溺爱之气，而表示中馁之状态了”。

    从这封君子坦荡荡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们手足情深、另一方面，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亦没有影响革命。在家族亲情问题上，沙氏兄弟身上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学说烙印，没有那种二元的极端性，革命的四兄弟没有那种极左的缺乏人情味的做派，沙孟海始终就是他们最敬爱的大哥。我以为，把沙氏兄弟如此这般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力量。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是蕴藏着巨大的人情味和进步性力量的。

    余生也晚，沙氏五兄弟中，未曾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但沙孟海的书法，还是与我建立了某种字缘。我曾经工作过的“中国茶叶博物馆”，这七个大字就是由他所提，现在还挂在茶博馆大门前。出版社因为喜欢他的字，把“茶”字专门选出，做了我的小说《茶人三部曲》的装祯设计元素。1991年，浙江电视台拍摄由我撰稿的专题片《龙井问茶》，这四个大字也是由沙孟海先生题款的。

    我曾经在杭州西湖边建德路一家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它的隔壁便是龙游路。龙游路上有沙孟海先生在杭州的故居，名之为兰沙馆，美丽的西湖近在咫尺，清晨，饭后，黄昏，沙老就到湖边散步，看朝霞落日，看空濛湖山。

    兰沙馆又叫若榴花屋。其实，最早的若榴花屋是沙孟海于1926年在上海戈登路（江宁路）715号租住的一所小房子，二弟沙文求、四弟沙文威与他同住。两位弟弟都已经是共产党人，他们经常在家里接待革命者，若榴花屋无形中成了宁波和江浙部分革命者居住、联络或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由于经常有年轻人进进出出，引起了马路对面英租界巡捕的注意。当时沙孟海在修能学社工作，为了掩护他们的行踪，特地把旧字画、线装书统统摆挂出来，使得看起来不像个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因为庭院中有榴树正开着花，沙孟海给居所起名为“若榴花屋”。

    1952年6月，沙孟海已住在了西湖附近的龙游路寓所，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如烟往事，遂榜书“若榴花屋”额挂于新寓所，又篆刻“若榴花屋”印章一枚以志纪念，并作长款云：丙寅夏，与二弟文求、四弟文威、徐伟、陈逸僧（道希）赁居上海戈登路七百十五号凡四旬。中庭榴树数本，正作花，余颜之曰“若榴花屋”。弟辈五人，时已委身革命事业，此屋曾为英帝国主义者搜索，幸未罹祻。后二三年，文求、伟先后遭本国统治者杀害，逸僧旋亦病卒。今新国肇建，追唯曩迹，已隔二十五年矣！小屋围篱，榴花照眼，宛然如昨日事。用旧名榜西湖新寓，亦不忘在莒意也。一九五二年壬辰六月孟海记。

    沙孟海将“若榴花屋”名称的由来，表示得很清楚：1952年的农历六月，迁居西湖边的新寓。看见围篱内榴花照眼，不禁回想起25年前（1926年丙寅夏），赁居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庭院中的榴树也正是作花时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同住的二弟沙文求、好友徐玮都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睹景生情，于是将戈登路居所的旧名用作西湖新寓的屋名。

    读沙孟海的这段文字，突然让我想起了建德路的另一边陆军监狱，今天它已经是望湖宾馆的所在地了。1928年5月3日，陆军监狱一个叫“陆判官”的看守，拿着一串钥匙来叫4个共产党人提审。那4人中有一个青年高声问：“今天枪毙几个？”陆判官大吃一惊，钥匙掉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只把手上的纸递给他。此人潇潇洒洒从从容容从地上捡起钥匙，按照名单一一开锁，把另外三个难友接出牢房，走向刑场。这位年轻人，正是沙孟海提到的那位徐伟——1927年的浙江团省委书记。在陆军监狱里，他被称为徐玮。

    徐玮，曾以那首著名的《灰色马》而在红色历史上留下自己鲜红的名字：前人去后后人到，生死寻常何足道，但愿此生有意义，哪管死得迟和早。

    灰色马儿门前叫，我的使命已尽了，出门横跨马归去，蹄声响处人已遥。

    徐玮深受俄罗斯文学和俄国革命影响，他的诗作《灰色马》正是读了布库林的同名小说后所写。他曾说：“中国革命将是很长期的，很艰巨的，将要有好几代人才能完成，所以需要一批批一辈子专门做各种地下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军，象俄国革命一样。必要时便独身一辈子。”

    徐玮的遗书特别鲜明地反映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英雄气长，儿女情短，抱负远大，不及琐屑之事的气概。比如他给朋友这样写信，劈头论道：“操刀必割，来日无多，……相知一生，未免黯然。……太阳不久出来，黑暗终归消灭。……我的停止了工作的身体，本不值一提，……腐败的肉体，象痰吐一样，决不要为他化什么气力，用什么鸟钱……”

    徐玮是陈修良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8月31日，正是在徐玮的指派下，沙文求和陈修良等人一行去了广东参加革命；而徐玮牺牲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28年8月，沙文求也牺牲在广州。

    这些杰出青年的牺牲，给沙孟海的心灵带来的影响，是可以从他的这篇题款感受出来的。正是他的四位共产党人的弟弟们以生命投入的革命生涯，为他的“若榴花屋”，创建出了最宁静最美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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