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沙家的女人——众家姆妈

    关于沙氏兄弟的革命经历，知道的人不算少，但是，在他们革命光环身后的女性们，除了陈修良之外，知晓的人则不算多。然而母亲，我们都身为女性，自然更能体会家与妇女人的关系。当我们提到家的时候，家中怎么是可以没有女人的呢？没有女人的家就不是一个家了。即便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也必然有女性同在。沙家的女人就这样走进了沙氏兄弟的生活，与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但凡略知道沙氏家族革命往事的人们都知道，沙家的男人们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沙家的女人亦有卓而不群的传奇生涯。在沙家的女人中，要说谁首屈一指，跳出来的必定是一个名字：众家姆妈——陈馥。

    我一直就有这样一种愿望，想要再重述一遍这位伟大的女性。十八年前我就知道有一个“众家姆妈”，我甚至把她的某些故事、包括她的某些身世气质写入我的小说，但我真正了解这位众家姆妈，还是今天，重走沙村之后。

    从家族关系之中看，陈馥是陈修良的母亲，沙文汉的岳母；从沙氏家族革命史上看，陈馥为始终如一的革命者；而如果我们要拍一部关于沙氏家族的影视作品，那么，陈馥是一个最好的角度，她应该是那个自始至终的叙述者和亲历者。

    “众家姆妈”有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不是陈馥。她原姓袁，名玉英，她的丈夫姓陈。旧中国的妇女，结婚后一般用丈夫的冠姓，袁玉英嫁人后就成了“陈袁氏”，一般人表示对她的尊敬，则呼其为“陈师母”。1925年五卅运动后，她投身于革命运动，成为所有革命者的母亲，因此被称为“众家姆妈”，她自己的名字倒反而再没有人称呼了。

    1939年7月，她在上海出资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户口册上需要名字，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无论真名袁玉英、还是随夫名陈袁氏，都不能够再用，众家姆妈临时取了个“陈馥’之名，“馥”与“福”同音，陈馥之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说起来，陈馥并未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也算是个有钱人，还是个举人，但他无意仕进，且追求财富，也算是个宁波帮里的人物吧。

    陈举人在宁波开设当铺、钱庄、药店，有许多房屋、土地和现金，照他的外孙女陈修良的叙述，她的外祖父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守财奴”。

    这个守财奴除了爱财如命之外，还重男轻女，道德败坏，甚至逼迫他的妻子、也就是陈馥的母亲自杀身死。陈馥是他的三女儿，自然就非常痛恨这个不人道的专制的父亲。好在幼年时还能够追随在她的祖父身边，攻读诗书。但亦好景不长，17岁时，凭着媒妁之言，嫁给陈修良的父亲为继室，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踏进自己的娘家。

    众家姆妈断了自己的娘家路，却成了许多革命者的干娘，她常说：为富不仁，宁可贫贱，也不能去仰仗豪富的鼻息。

    作为一个女人，陈馥实在称得上是红颜薄命，嫁了一个继弦的不第秀才，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之后不久，年纪轻轻的丈夫就去世了，从此更年轻的寡妇守寡一生，抚养遗孤，从一个封建家庭到另一个封建家庭，度过了她的青春。

    青年寡妇陈袁氏从不讲究修饰，穿玄色衣裳，吃粗茶淡饭。家有薄产，还有房屋、商店、土地等，但主持家政的是则是婆婆的婆婆。她也是孤孀，加上公公也早已去世，因此，婆婆也是个寡妇。这三代孤孀守着几个儿女度日，本来还是可以温饱的，不曾想这个婆婆的婆婆竟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残忍而又变态的女人，因为她的孙媳妇陈馥生下一个男孩，她怕孩子长大了，要继承遗产，便买通接生婆，把孩子淹死在血盆中。后来她又变卖了许多不动产，家境渐渐衰落，她的孙子、也就是陈馥的丈夫为此受刺激太深，竟抛下孤儿寡妇，忧郁而死。

    总算又熬了几年，曾祖母逝世，大家族分家，陈馥这一家全靠她的勤俭和祖上的薄产度日，家族中的土豪劣绅见孤寡可欺，便利用前母所生之子，私自串通，变卖家产，强占侵夺，以致涉讼。讼事不能迅速了结，弄得家无宁日，后来连家中的什物也被陆续抢走，最后连老屋也被他们私卖了。如此内忧外患之际，陈馥的父亲突然打上门来，要这个嫁出去就不曾见过面的女儿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他认为女人抛头露面，对簿公堂，是最不体面的，所以只好出此一策。陈馥二话不说，拿起笔来，立即在声明上签字，她说：“我们本来没有关系，一刀两断吧！”

    陈馥识文断字，喜欢读书，陈修良童年时，母亲经常谈白莲教、红灯照和义和团农民运动的故事给她听，从不教她学刺绣、缝纫、编织，只要她学诗文，读书明理，还不知道多少次朗诵秋瑾殉难时的诗句：“秋雨秋风愁煞人”，使人感动神往。陈家是世代读书人，有许多藏书，陈馥喜欢看《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小说，还读生理卫生书籍，这些科学书是从牧师、教师那里取来的。她很想学科学，可惜命途多舛，只好望洋兴叹。陈家早巳订有报纸，五四运动时，她受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很深，对时事很感兴趣，国内外大事在这个孤苦的家庭中，逐渐传播下革命思想。从五卅运动开始，她就投身了参加了运动。

    1924年，宁波发生了反基督教运动，中共派张秋人到宁波建党，领导群众反帝运动。1925年3月，中共党在宁波开办了启明女子中学，这是宁波地委的所在地，也是宁波反帝反封廷斗争的大本营。启明女中开始设在醋务桥，学生四、五十人。五月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启明女中首先响应，全校学生罢课，上街游行，进行反帝宣传，积极参加了宁波各界的五卅运动。陈家母亲和两个女儿，一家三口全都参加了运动。母亲成了同志。

    五卅运动后，陈修良被女师与地方当局开除学籍，到外地求学。陈馥和陈修良的姐姐仍然留在宁波，师生们经常找已经入团的姐姐，陈家就成了党团的活动场所。一开始大家都跟着大女儿叫陈馥为“姆妈”，后来又不约而同地叫她为“众家姆妈”，意思是众人的母亲。所以，从1925年开始，陈馥就被人们称为“众家姆妈”了。

    从1926年开始，陈馥在宁波的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地下工作站。是地下党开会、接头和印刷秘密文件的场所。她甚至把革命行动延展到了杭州，1927年，她在杭州荷花池头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浙江省委机关。这样杭州、宁波两地房屋，都由她出面租赁，未引起敌人注意。

    陈馥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浙江的核心层工作人员，但她竟然没有入党。1927年北伐胜利时，有不少人是劝她入党的，她则认为不入党比入党更能为党工作，且更能安全为党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预见是正确的，在国民党大规模“清党”和屠杀共产党员时，因为陈馥没有暴露身份，得以继续为党工作。

    1927年4月11日，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序幕拉开，杨眉山(市党部代表)王鲲(总工会代表)被国民党扣押，当夜，共产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次日在小教场召开市民大会。正在万分紧急关头，众家姆妈左臂缠着白布，来到会场(培英女校)报告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消息。原来陈馥通过关系，探知司令部即将派人去搜捕全城的共产党员，并实行夜间宵禁，没有白布缠臂的一律扣押，她立即向党的机关送信，但在地委机关内找不到负责同志，急得她终夜不眠，到处寻找，当她找到培英女校时，已是深夜，大家正在开会。她带来白布条一束，说这是当局的暗号，有此可以通行无阻。这次事变，众家姆妈首先获得情报，宁波党组织得能紧急应付，迁移机关，隐蔽干部，没有遭到大损害。

    为营救杨眉山、王鲲，陈馥奔走呼吁，佯称杨眉山是她的家庭教师，王鲲是表侄，她本着慈善心肠，要求探监，当局信以为真，只许送东西，不许保释。六月间，敌人决定杀害杨、王，而且用刀砍头，恢复了封建王朝最野蛮的屠杀人民的极刑。陈馥得讯，悲痛之极，在行刑之前，亲自送进一席丰盛的酒肴给两位同志告别。党组织写了八个大宇“坚如钢铁，重如泰山”的小纸条，陈馥用锡纸包好，放进一条鱼嘴内，悄悄地送进牢中。杨、王二烈士终于死于敌人屠刀之下，他们的遗体由陈馥出钱收殓，还以济难会的名义，给他们的家属送去了安抚费。

    1928年，众家姆妈自己也被捕了，被抓进了杭州陆军监狱。她的被捕不是因为她的不谨慎，而是因为她那个前夫之子的诬告，罪名是她为共党五省妇女部长。因为她根本没有加入共产党，所以关进去后，就把架子做得很大，好象一位有钱人家的太太，经常有律师来探监，一些政治犯以为她是敌人派去的暗探，大家不敢接近她。她在牢内毫无畏惧，十分镇静，没过几天，就被律师保释出来了。此后她更大胆地为了共产党的事业奔走于沪杭甬，且始终未被发觉。

    1932年，因为叛徒告密，她的女儿陈修良和女婿沙文汉差点落入敌手，俩人只得决定流亡海外，转移到东京。他们在国外的费用，由陈馥全部承担。

    谁也不会想到，此时她手中意外有了一笔现款，竟然还是她父亲死时分得的一部分遗产。

    她父亲本来早已登报宣布同他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可是在病危中，这个死要面子的前清举人却预先写好“生赠据”，分好了他的财产。原来这个封建富翁，一生积蓄钱财，目的是为了给儿子，他怕他女儿在他死后按法起诉，要求子女平等分配，所以在断气前，一定要亲自处理。留出十万元银元，四个女儿分享一份，每家得二万五千元。

    陈馥对女儿说：“我并不想做资本家，但钱是有用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诉讼，速战速决为上策。万一出事，得不偿失。”就这样，她回到了她永远不想回去的娘家，见了她痛恨的父亲，同意“生赠据”所写的内容，并且签了字，汇了二万五千元现金到上海。她拿了这笔钱，继续作为革命的活动费，首先是用来作为女儿女婿的“逃难费”。

    这个沙家女人是如何度过一生的呢？从1930年开始，陈馥就患了严重的青光眼疾，右眼在长期艰险生活中不知不觉早已完全失明，左眼轻一点，但也几乎失明。时常有可能被捕和牺牲，但她毫不畏惧，经常备有一个小包袱，内有日常用品和钱钞，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她就带着一生追随她的保姆阿黄姐和外孙女沙尚之一同出走。

    1949年5月，上海终于解放。陈馥的神经因为长期过份紧张，功能失调，血压也很高，猛一听解放军终于进入市区，如释重负，顿时全身神经麻木，足足有半年时间，患了神经性胃病，一吃就吐。她说：“一生的希望是中国人民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现在终于解放了，胜利了，我可以瞑目而死了。”

    作为一位中国的女性，革命难道仅仅是抛头颅洒热血吗？那是要比牺牲生命更为艰忍的奉献。这些中国最卓越的女性，在感情上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又有多少后人知晓呢？

    陈馥的命运和她女儿陈修良的命运交错相溶，不可分割。而陈修良的命运又和沙文汉的命运交错相融，不可分割。然而，我们很少提及与陈修良一母同胞、同辰共生的另一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陈馥的另一个女儿、陈修良的双胞胎姐姐陈维真。

    1907年，就在鉴湖女侠秋瑾就义不到一个月之际，陈馥生了一对双胞胎，陈维真是姐姐，陈修良是妹妹。双胞胎少女时代都参加了革命，1925年，陈维真在宁波上中学之际就加入了中共青年团。大革命失败之后，她随同母亲一起来到上海，帮助党组织和团中央机关搞地下交通与联络工作。

    而陈修良革命道路的跑道却是从文化开始的。15岁时陈修良成为她同学家庭教师的学生，这位老师正是大名鼎鼎的沙孟海。接着，她就成为老师的四弟沙文威的崇拜者，因为那时的沙文威，已经是宁波学界的学生运动领袖，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为中共党员徐玮。然后，又因沙家老四沙文威的关系认识了沙家老二沙文求，1926年她与沙文求结伴同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在那里，她的革命之情开出了第一朵浪漫之花。她认识了当时的广东团省级机关杂志《少年先锋》的总编辑李求实（1903-1931李伟森），并与他建立了恋爱关系。1927年，在武汉，她由向警予介绍入党，并成为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冬受党组织派遣，20岁的陈修良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李求实则被派往广州担任团中央南方局书记，这短暂而又甜蜜的爱情从此不再重现。两个月后，因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而受到党内错误处分的李求实又回到了上海，在众家姆妈陈馥的帮助下，开始了翻译苏联文学，并负责主编党报与《上海报》。

    就跟我们从书本与电影里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革命常常会把不相识的男女青年凑到一块假扮夫妻，然后就成了真夫妻。李求实好象也是这样，为工作方便，1928年，经组织批准，他与秦怡君结婚。三年之后李求实牺牲，名字与左联五烈士的名单排列在一起，年仅28岁。

    陈维真那时候也结婚了，她的丈夫杨善南（1904-1932）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帅气的中国优秀青年，1923年在北平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以后和陈维真结了婚，曾担任广东东江特委书记，1932年10月被围捕时牺牲。当时他的妻子陈维真也在东江，在老乡的掩护下，一年以后才回到上海。

    而妹妹陈修良的婚姻，可以说比小说更加曲折，更加惊心动魄。

    作为陈馥的女儿，陈修良不可能不继承母亲血脉里的那份叛逆。她一生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20岁的陈修良来到莫斯科之后，因为反对王明路线遭到打击，年轻的姑娘最需要有人在精神上给于安慰，一个名叫余飞的男人此时就出现在她的面前。工人出身的余飞有着非常革命的身份，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职工国际常委，这些都是陈修良看到的，陈修良不知道的却是余飞在安徽老家已有妻室的事实。恰好这时陈修良得知李求实已经结婚的消息，同年秋天，陈修良与余飞结了婚。转过年来，1929年6月，陈修良生下了一个女孩子，给她取了一个名字，集父母的名字在其中，当时的陈修良名叫陈逸，所以，女孩子就被叫做余飞逸逸。

    1930年，苏联开始清党，陈修良几乎遭到王明帮手康生开除她党籍的处分，因为陈修良曾起草了一份反对王明的宣言……同一年余飞和陈修良回国了，孩子太小，只得留在了苏联，这一留就是26年，直至26岁之后，她才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来到中国。

    转眼间到了1932年，当时的沙文汉和陈修良都因为遭到王明领导集团的排斥而停止了工作。这些职业革命家，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津贴，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沙文汉因此得了很重的病。夏天，沙文汉带着大哥沙孟海的介绍信，要去安徽安庆的安徽教育厅工作，临行前到了上海陈修良的居所“蜗居”，与这位同乡兼战友告别。那天晚上，夜雨敲窗，百感交集，因陈修良请，沙文汉作《初夏之夜“蜗居”饮别》一诗：寂寞应怜意境同，风尘何处盼重逢。

    三更雨打芭蕉绿，莫管明朝尽此盅。

    正是在那次告别时，沙文汉从陈修良处知道了她的丈夫余飞也在安庆，就住在城内的三官塘家里，所以沙文汉一到安庆就去找了余飞。余飞见是妻子家乡的熟人，又是同一组织里的人，自然高兴，两人交往也很密切。谁知没过多久，余飞就在安庆被捕，并且很快就背叛了组织，不但供出了沙文汉的住处，还供出自己的妻子陈修良在上海的住处。

    敌人来抓沙文汉的时候，沙文汉还什么都不知道，幸亏遇到了有良知的同事，他们及时通风报信，沙文汉得以脱身。直到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是余飞出卖了他。无处藏身的他，径直跑到余飞妹妹家中暂避，幸亏余飞的前妻共产党员梅彬也藏在那里，这才告诉沙文汉，余飞被捕，并供出了沙文汉和陈修良。沙文汉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发电报给上海陈修良，陈修良这才得以逃脱。

    此时的余飞已经被国民党押到南京，并登报脱党，接着就带着国民党跑到上海抓捕陈修良。沙文汉这时候也从安庆逃脱回到上海，在陈馥的帮助下，沙文汉与陈修良在上海四处搬家，逃避警察，处境真是万分危急。至于那心灵的煎熬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欲致陈修良死地的，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是她孩子的父亲啊（1949年以后，余飞被捕，1956年被镇压）。

    陈修良痛恨余飞对自己感情的欺骗，更痛恨余飞对党对同志的背叛告密。那个时候的革命者就是那么透明，她立刻就向中央写信，声明与余飞彻底脱离关系。而沙文汉也于这时通过好友找到了党组织的关系。

    俩人之间的爱情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也许就在那躲避背叛者追捕的日日夜夜中萌生的吧。这才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诞生的爱情。他们俩人决定一起到日本找党组织去。也就是那年年底，在陈馥的主持下，这对患难儿女正式结婚，从此生死与共。

    我们已经知晓，他们出国的费用，是陈馥从她那个无情的父亲遗产中得来的。陈修良的出国身份，则用了她的姐姐陈维真。她用了姐姐的名字，还用了姐姐同德产科学校的毕业文凭。此时他们的姐夫杨善南刚刚牺牲，姐姐还在被追捕和逃亡之中。而仅在一年前，陈修良的初恋情人李求实刚刚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如此密集的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涯，如此密集的心灵的情感煎熬，陈修良终于找到了沙氏兄弟中的那一个——沙文汉。是的，老大是先生，老二、老四是同志——唯有沙文汉，他是最亲密的同志加爱人。

    以后的革命生涯依旧出生入死，但在情感上陈修良是幸福美满的。他们就如忠诚于革命一般地忠诚于爱情，忠诚于家庭。抗战时期陈修良出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主编、华中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而他们唯一的孩子女儿沙尚之，也在1939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诞生。解放战争时期，陈修良出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地下）。她与她的夫婿沙文汉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策反了国民党空军八大队B-24飞机、蒋介石御林军97师、重庆号巡洋舰、伞兵三团等起义，对配合京、沪、杭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以后，沙文汉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陈修良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那么，她亲爱的一母同胞、姐姐陈维真呢？

    1935年，沙文汉夫妇从东京回上海后，通过一位名叫徐承志的鄞县老乡加革命同志，终于衔接上了与中央特科情报系统的组织关系。这位职业为机电工程师的徐承志可是个大名鼎鼎的资深共产党人，1924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共，1936年在延安接受了斯诺的采访，他正是《西行漫记》中那位被斯诺记录下来的姓朱的精通英文与德文的电气工程师，斯诺称他为“卓越的、严肃的共产党员”，“以殉道者和宗教家的精神，走上了一条传奇式的道路。”他从延安回到上海，为的是购买延安所需要的机器。1938年，他做了陈馥的女婿，与陈维真结婚。婚后他们两人一同前往湘潭、桂林等地从事机器制造工作，自己出资办工厂支持抗日。1944年，陈维真这位毕业于产科学校的卓越的中国女性，以37岁的年华，在战乱中难产，不幸死于桂林。

    都说革命流血不流泪，其实怎么可能不流泪呢？不过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血浓于水，我们便更重视记得革命流了多少血，却未必记得革命流了多少泪罢了。也许相比于鲜血，眼泪毕竟份量太轻了吧。其实革命者的血中有泪，革命者的泪中有血，革命者的血泪，原本便是不可分割的啊。

    1955年初，陈馥来杭，与已经身为浙江省省长的女婿一家团圆，她说：“这不是衣锦还乡，只是暂时来玩玩的。”上海故居中的日常用品，全部原封不动。革命老妈妈的这一举动实在英明。两年之后反右，女儿女婿全都成了右派，在杭州的家就被拆散了。幸而尚留存上海的故居可以安身，11月间，陈馥终于走了，那天下着雨，她与保姆阿黄姐两人同坐在三轮车上，忽然一面伸出一只手来握别，一面说：“我要阿福”。阿福正是女儿陈修良的小名，这声调是凄凉的，包含着生离死别之感。雨还在下个不停，好象苍天也在为人们的生离死别流着同情之泪！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女婿沙文汉一面。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女儿陈修良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不许与家人通信，不许吃糖果，只许吃食堂的剩羹冷饭，因此胃病大发，后来成了严重的浮肿病，四肢麻木，病情严重，只得请求“群众专政司令部”允许，向母亲写了一封信，请她买针药治病。母亲很快给她买来了许多药，陈修良终于没有病死，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又一次救了自己的儿女。

    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1963年在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吉林化工厂当技术员。“文化大革命”中，她成了“臭老九”而被批斗。那里的武斗是出名的，真刀真枪，大演全武行，陈馥心挂两地，深恐她的外孙女死于非命，弄得非常不安，血压更高。1974年，沙尚之调到上海，回到亲爱的外婆身边。但次年七月间，陈馥忽然因脑血栓昏迷过去，8月4日病逝于华山医院，结束了她坎坷的一生，四年之后的1979年，陈修良彻底平反，1982年11月沙文汉的平反道路最终突破阻挠，亦得到彻底平反。

    女儿深深遗憾的是，母亲陈馥为什么不能活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为什么不能看到三中全会后女儿女婿都得到平反的那一天！

    1998年11月6日，陈修良亦逝世，她的骨灰于1999年11月从上海迁到了宁波东钱湖畔沙孟海书院万柳园，与沙文汉合葬，与她的兄弟沙孟海、沙文求、沙文威、沙文度又重新团聚在一起。

    2005年年中，我到上海参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黄仁柯所著的《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作品研讨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当代沙氏家族的女性代表沙尚之。

    1949年5月26日，沙文汉与女儿阿贝(沙尚之)在上海街头迎接解放军进城时，阿贝指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问爸爸：这不怕杀头吗？沙文汉自豪地告诉女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奋斗了整整二十二年。什么样的苦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难没有遭过？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当着千千万万老百姓大声地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解放了，今后不怕被杀头了！

    就是这个沙尚之，这位高个子的削瘦的女性，她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说：父辈们生于忧患，长于战乱。我们要记住：在那个时代曾涌现过一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热血青年、革命知识分子。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在过去的百年中为后人饱受了种种苦难与折磨，他们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为了使后代走出黑暗而自己扛起地狱闸门的人，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

    在我看来，她正是沙氏家族血脉的继承者，在她身上，很纯粹地保留了她的父辈，她的祖辈的理想，在她的言谈中，我读到了她的上辈的精神，甚或他们的气质与风采。在今天，这样的人，这样纯粹的灵魂，已经甚为罕见了。

    六：沙村黎斋的沙耆

    现在，我把我在沙村的目光略微再放大一些，我的目光将投射到另一个与沙氏兄弟有着密切关系的同姓族弟大艺术家沙耆（1914-2005）身上。如果说十八年前的沙村之行有什么庆幸的话，那就是因为在不经意间，我进入了沙氏兄弟的另一个天地，我步入了藜斋，亲眼目睹了当年沙耆画在板壁与墙上的许多油画作品。这些作品在一年之后，就被台湾文化商人买走，全部运到了宝岛台湾，成为价值连城的珍贵艺术品。后来的许多人，只能在书刊杂志图片上看到。

    同样，如果说十八年前有什么遗憾的话，也就是我没有在《革命行》中留下沙耆的身影，这是我在今天务必要添补上的。在埋没了半个世纪，人们惊讶地发现了沙耆，他的作品如横空出世，赢得如潮的好评。

    今天的人们往往把沙耆称做中国的凡高，这位中国的凡高，恰是在革命的炼狱边诞生的。“昔闻塘溪人，今上沙耆楼。”这是沙耆常写的诗句。我还能清晰得记得当年步入黎斋观看沙耆油画作品的情景。

    黎斋离沙氏故居其实只有几步之遥，这是一幢三开间二楼的民居，前有天井，后有花园，依山势而建。从这座院落的建筑，可以想见其父辈是个殷实人家。依楼梯而上，是由杉木板构筑而成的墙壁上。行前就有人压低声音告诉我们，楼上有裸体美人画，是沙氏家族兄弟中一位族弟所画的，他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可惜疯了。

    走上楼梯，一眼就被墙上板壁上的大油画击中。印象中凡是能画的地方都被油画占满了。那一幅幅油画大作，一屏一幅，高约2米，全是裸体的美女画。其中有一幅裸体仕女骑马图，是陪同者特意指引我们看的。那年轻女子的美丽脸庞微微侧同一旁，朦胧而忧伤的眼神勾画出她那孤独、飘渺的心态。但美女那幽雅的姿态、柔顺的体形不失为温婉而抒情。

    据说当初完成这些裸女壁画的时候，整个山村轰动了，消息流传到外面，一拨一拨的人慕名而来观看。这些大作品竟然能够躲过十年浩劫，这实在是奇迹。听说“文革”中有人闯进藜斋，要捣毁“黄色”壁画，顿时触动了沙耆的神经，他怒目圆睁，拿着屋檐上的瓦片，一片片地砸了下去，吓退了造反派，壁画竟然就此得以保存下来。

    十八年前我去沙村时，沙耆还活着，但已经被邻村一位青年接走了。我们未能见着。许多年后，沙耆再次成为轰动性人物，我也才知道，当年我亲眼目睹的那些作品，已经被台湾一位酷爱沙耆画作的商人花高价“卸下”购走了。

    这次重访沙村，再进黎斋，虽然没有机会再睹大师大作，但亦发现了许多上一次未曾关注的画家留下的艺术细节。天井前面的墙上还留有沙耆生前的信手之笔，有中文也有比利时文。墙壁上最为醒目的是一匹朱红色的“飞马”画作，看着这幅欲破墙而去的“飞马图”，我们体味到隐居沙村的沙耆不甘沉沦重振风化的心态。这些“壁作”应该说至少也有20多个年头，日晒雨淋而仍不褪色。我在黎斋房子的墙头、窗外空白处，见到许多用毛笔写就的文字，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沙耆的文字。我们在村人的引领之下，赏读了“流落”在民居墙头的3幅老虎图，虽然墙体有些斑驳，但挺立石岩上的老虎仍是鲜活威猛。

    不过今天的我读沙耆，更关注的则是他在那样一个大时代中的命运，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洪流中，革命与艺术之间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

    沙耆是沙孟海的族弟，沙耆的父亲沙仔甫从小在沙氏兄弟家长大，直到结婚前一天，沙仔甫还睡在沙孟海家。沙仔甫比沙孟海大15岁，从小把他抱大。背他到童家岙看戏，到外面吃饭，这样的密切关系，一直延续下来。

    沙仔甫和沙孟海一样，也在上海打拼，也成了卓有成就的画家，主攻广告，挣了钱，发了财，就回家来盖了新房子。新房子取名‘藜斋’，这还是沙孟海帮助取定的。借了古代孔子的学生子路的故事，子路年轻时家庭很苦，他母亲到百里以外去背米，自己吃的是藜藿之食，到子路发达做官了，但母亲亦去世了。沙仔甫的情况也是那样，他发了财，他的母亲却已经死了。为纪念这段身世，取名藜斋，沙孟海为此还写过一篇《藜斋记》。

    有了钱，沙仔甫与人合股办了民丰和华丰纸厂，华丰纸厂的董事长是杜月笙，沙仔甫当了总务主任。而在杭州华丰纸厂时间更长，大约有10年，一直到抗战后才回到乡下。

    1914年出生的沙耆，原名沙贤菖，字引年，沙耆是沙孟海为他取的“艺名”。他比沙氏兄弟中的老五沙季同年龄只小2岁。1933年，他们一起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期间，因参加抗日救亡等进步活动被捕，沙耆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刑一年，经保释后由沙孟海推荐从徐悲鸿学画，被接纳为中央大学艺术科旁听生。

    被捕入狱一事，对沙耆影响十分巨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阴影终于堆积成了心魔，控制了他的后半生。

    然而当时年轻的沙耆却乐观向上，才华横溢。徐悲鸿发现沙耆的绘画才能，有意推荐他赴比利时国立皇家美术学院自费留学。沙耆是1936年12月从上海离境去比利时的，两年之后，同样是上海美专学生、同样师从徐悲鸿的族弟沙季同则去了延安鲁艺，从此开始了他们各不相同的人生命运。

    出国之前，沙耆已经结婚，他年轻的妻子也已经怀孕。这位年轻的新嫁娘做姑娘时便是一位有主见、又能干、很独立的知识女性。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因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学潮与军警搏斗受伤而被其父亲勒令退学，休学期间，经朋友介绍与沙耆认识。1936年4月，他们在杭州西湖饭店举行婚礼。等到11月初，沙耆决定出国，新婚妻子已有了身孕。

    从1936年4月结婚，到1937年1月丈夫出国，妻子与丈夫一共只有8个月时间的婚期，期间共同生活在一起不足4个月。两人就这样分手了，当时妻子只有19岁，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一生。

    1937年春，沙耆入比利时京国立皇家美术学院。从该院院长大画家勃斯梯（A.Bastien）为师，勃斯梯最荣誉的学位是比皇亚尔培宫廷画家，沙耆于1939年毕业时，成绩优异，在比国美术宫举行受奖礼，他的油画、雕塑及素描皆获第一名，并且获得从来艺术界不易多得的“至高美术金质奖章”。由比京市长马格斯（Max）亲授。引起比国美术界的惊异与重视。

    沙耆毕业后，在比利时已享有盛名。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通阻梗，不能回国，为求深造，沙耆继续留比学习。1942年1月11日，沙耆画展在比利时国五十周年纪念美术馆展览，1942年2月再次展览于毕底格力地会场，皇后伊丽莎白亲自选购沙耆杰作《吹笛女》珍藏。

    留学十年，沙耆对祖国的热情与钟爱通过他具有深刻东方艺术特征的绘画得以体现。1944年9月7日，比利时艺术家展览会庆祝消灭法西斯重获自由的伟大胜利，各报遍印各胜利国国旗。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尚未到达，比利时人士又受德国反宣传的影响，竟悬上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沙耆见此情景十分气愤，立刻亲绘国旗送往报社，报纸也立刻更正，并具函谢其热忱。1945年10月10日，沙耆在比利时首都毕底格力地美术馆开个人美术展览会，所画《雄师》一幅，由中国驻比大使馆及旅比侨民名义献赠祖国。当地报纸评论道：“此画足增中国的光荣，在此展出，尤足体现中比两国的友谊。”

    1946年10月31日，沙耆乘法国邮船桑对号（Sontay）回国。徐悲鸿先生时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闻讯沙耆回国，十分关心，即约聘他为该校教授，而他那时的精神病已经复发，1947年回归故里，由母亲照料，从此埋没乡间。

    时代、革命、艺术与自己个人的命运，在沙耆身上，有着更为激烈的显现。

    沙耆唯一的儿子沙天行是1937年5月出生的，此时沙耆已经在比利时画室中追随他的缪斯去了。7月抗战全面爆发，8月上海沦陷，沙天行的母亲带着他逃难回到沙村。战争造成大批无家可归的难童，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问题。沪甬一带有竺梅仙先生募捐成立“国际灾童教养院”。由沙仔甫负责筹建工作，选址在奉化楼隘“泰庆诗”内，沙天行的母亲在校内当兼课老师。

    1939年底教养院有一位老师离开教养院参加了革命，影响了沙耆夫人。她把房子留给了祖父母，只身去了上海，找到沙文汉，要求介绍她去延安或皖南参加革命，沙文汉要她先学点技术再说，否则去了没人要，为此她报考了上海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习收发报技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沙耆夫人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报社电台部接收新华社新闻电报，后来给家里人硬找了回去。1943年沙仔甫离世。临终前他把家业托给了年轻的媳妇，说不管沙耆今后是死是活回来还是不回来，一定要把孩子带大。但媳妇想参加革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1945年，她回到沙村藜斋，安顿好婆婆和孩子，又回到上海。这次他找的是四哥史永，她要他介绍她去根据地。这样，1945年6月，经史永介绍，沙耆夫人带着自己的妹妹一起投奔皖南新四军革命根据地。

    动乱的年代，革命的洪流，呼啸前行的浪潮中，多少人的命运被冲击得离开了自己原有的轨道。1945年3月，沙耆夫人在在上海友人家中发现沙耆准备回国办画展的信，这才知道丈夫要回来了，为此给沙耆发去一封信，信中说：“……记得在欧洲战争初期时曾有很多信经红十字会给你，同时由红十字会收到你的来信。只有仅仅的二十五个字，以后就没有了消息，到现在又快四年了吧！大家在相隔万里的路程中，各尽各的本位，做各人的工作，但是世界是在不断的进步，这次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在这样的时代中，我希望您也还在跟追着时代进步，用你的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希望你是一个进步的富有革命性的艺术家，不是平常的艺术家。

    “我现在工作与文元和道希一起，你一定可以猜想我是如何工作了。天行我已把他带到我工作的地区，那边有理想的小学和美好的教育，在过去十年前您也曾憧憬过、曾同情过的环境。我们现在是很快活地在过着。

    文元、道希和文溶都巴不得您早回国，他们会代您布置您发挥艺术的地方，保证您可以满意。大哥和大嫂又重新回到了南京，大哥还有信寄给您，要您回来，但是我却盼望您走向文元的地方……如果走向大哥的地方，我们间一定是越来越距离远的，到那时除了离婚不足以解决一切……“

    这里的文元和道希，即沙文汉和陈修良；文溶即史永；大哥即沙孟海。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谈判，沙孟海回南京意即走向国民党，沙耆夫人自然站在共产党一边。在南京和延安之间，她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延安。

    1946年10月，多年没有音讯的沙耆突然回国了，当天就接到史永家住。此时的沙耆已入天主教，拿着圣经做祷告。晚上吵闹得很厉害，把东西敲得很响。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当时史永的住处是地下党的一处重要联络点，同志们感到这样下去会引起敌人的注意。通知乡下派人把沙耆接回故乡沙村。又把儿子沙天行送回他的身边。

    1949年12月14日，孩子的母亲终于提出协议离婚。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解放日报》登了离婚启事。沙耆虽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盖了章，但他不承认自己婚姻失败，并一辈子拒绝再婚。

    关于父母的婚姻，他们的儿子沙天行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父母的婚姻结局，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因素。他们那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当命运需要他们选择的时候，我父亲选择了走向艺术，我母亲选择了走向革命。他们让我感动，值得我尊敬和爱戴。他们活得不容易，但都活得精彩。

    说到沙耆发病的原因，固然有着家属史上的原因，小时候他发过癫痫，艺术家的个性亦非常鲜明，但19岁时的被捕入狱，对他的精神打击非常之大，在他以后的日记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为他日后得病埋下种子。他不止一次地画过这样一幅画：一只用绳子捆住双脚被倒挂在墙上的鸡、一只滴着血的碗。——倒悬的鸡代表谁？滴在碗里的又是谁的血？梵高最后的遗言是对心爱的弟弟特奥说的：“悲伤将永恒。”而沙耆对儿子沙天行一再重复的一句话是：“我很痛苦……”

    沙耆又是幸运的，他得到了沙氏兄弟一家最好的照顾，尤其是沙孟海的手足之情和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沙耆为此还专门画过一幅油画《双马图》，画旁的题字是：沙耆一九九二年双十节。这天正是沙孟海先生的忌日。这是他得知沙孟海过世的消息后画的。画中一匹色彩斑烂的亮马，恋恋不舍地回过头去，看着另一匹朦胧之中的灰马慢慢远去。这幅画寄托了他对这位敬如父辈的兄长多么深厚的情意，隐寓着那样丰富的内涵！这是任何美好的口头语言和文字都替代不了的……

    尾声：年关将近了，这是中华民族雷打不动的习俗，举国同庆万家团圆的日子。而在这一年的岁末之际，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在年关前完成，我要到沙氏兄弟长眠的地方——鄞州东钱湖畔沙孟海书学院去探访。

    1991年，当时的鄞县县政府在风景秀丽的东钱湖畔青山岙建立沙孟海书学院，又称万柳园。上为展厅、藏室，下为学术厅。前院则为6年前所建之楼宇，有沙老工作室、小展室、图籍室之设，诚为寰中书学交流之基地，书家向往之圣城。

    江浙一带，无论名山胜景，还是村陌街巷都能寻访到沙孟海书迹，特别是家乡鄞州一地，尤其如此。沙孟海85岁时，曾为家乡大蒿区题词：“我爱祖国各地各乡，更多爱所生长的故乡”。学院落成后，沙老不仅将90件书法篆刻精品及有关文献、照片等送给了书学院，还将县政府颁发给他的六十万奖金捐赠给了家乡，用于发展文化事业。

    沙孟海是去参加沙孟海书学院的开幕典礼时，失足受伤，继而去逝的，他回到家乡来告别人间，离开人世的时间，为1992年10月10日10时10分。

    沙孟海的骨灰安葬于万柳园西边小山上，陵园名为“砚镜台”。砚镜台台阶九十三，当喻沙公之年寿。陵台前先是一巨型石雕，作书籍展开状，居中有水池，池中耸以方砚，大及乒乓台，此喻陵主为学者、为书家，而用淡色彩石砌就的陵墙上，以红石镌刻放大的，则为沙公生前常用自篆印三颗。

    陵侧山坡有四墓葬，此为沙氏其余四位兄弟之墓。登高而望远，沙氏兄弟长眠在此，英雄无悔，他们的理想，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实现。

    这轮廓如蝴蝶一般轻盈的故乡版图，这被称为“五山四地一分水”的锦乡河山，这汉代至南朝为大县，唐时为上县，宋时为望县，元时为上县的令人自豪的故里，这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漫长时代仍保持着始置时原名的家园，如今有了自己日新月异的面貌——位于宁波市区南端的鄞州新城区，城在水中、水在城中、绿在城中、城在绿中的城市雏形已经形成，鄞州政治中心已经确立。一个百年梦想：实力鄞州、生态鄞州、文化鄞州、富裕鄞州和平安鄞州，正在后来者的指日可待之中。

    英雄们，站在故乡山坡，来眺望你们的理想果实吧。你们一生浴血奋战的，正是人民的幸福安康，而这一切，不正在你们的故乡大地上遂一实现吗？

    ……

    母亲，此刻，我就站在砚镜台前，告慰沙氏兄弟们的英灵。

    如果说百年家国，我们的民族选择了革命道路，终于走向了胜利，那么中国革命就是寻求真理之路。

    如果说，十八年前，我是把中国革命视为唯一的近现代历史长河的波涛浪涌的话，那么，今天，我把中国革命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河中的主流，它和众多历史的大江、小河，乃至于涓涓细流，共同汇成了我们民族呼啸前行的长江黄河，滔滔东去，直奔大海。

    如果说，当年我笔下只有把鲜血洒在大地上的以革命救国的沙氏兄弟，那么今天，沙氏兄弟不再孤军奋战，在他们的身边，还有用毛笔把箴言写在宣纸上的教育救国的“一门五马”，还有把理想写在蔚蓝色天空的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翁氏家族”。

    百年家国，中华儿女，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在以拳拳之心，报家国之情。他们各自以他们各自的姿态，矗立在上个世纪初的历史平台上，以他们的精神品相，凝固成一群雕像。

    母亲，您和父亲，亦以你们当年投身革命的青春热血，构成了那些群像中的一份。作为儿女，无论如何，此刻我是骄傲的。

    冬日的砚镜台，一片寂静，一派祥和。瓦雷里《海滨墓园》中的诗行不禁再一次涌上心间：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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