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则尽力不露形迹或少露形迹，可是局内人终究会透露给局外人。
此等行径一旦为人所知，便会不胫而走，曾几何时，就路人皆知了。
但当时有一个传说，可以使平王心安理得。据《左传·昭公十三年》所记，共王有宠子五人，照例应立长，可是共王游移不定，想了解神的意向，便派人拿着一块璧遍祀群望，祷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共王同夫人巴姬秘密地把这块璧埋在宗庙的庭院里，让五位王子按长幼顺序一个一个入拜。老大的两只脚跨在璧的两旁；老二的一个肘碰到了璧的一边；老三、老四离璧都远；老五还小，让人抱进来，拜了两次，都正好压在璧的纽上。这样离奇的占卜方式是旷古未有的，或许只有楚人才会这么别出心裁。事有凑巧，“神意”居然都应验了。共王死，老大嗣立，是为康王；康王死，其子嗣立，是为郏敖；老二杀郏敖而自立，是为灵王；灵王末年，老三、老四、老五发动政变，灵王和老三、老四相继自尽，老五即位，是为平王。这个埋璧卜嗣的故事充满了神秘的气氛，与之相关的史实则贯串着戏剧性的情节，令后人将信将疑。
唐人元稹作《楚歌》十首，其一有句云：“当璧便为嗣，贤愚安可分？”
假如只为自己着想，那么，平王确实比灵王聪明得多。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掌握着稳定的多数。他密切地注视着臣僚，对危险的朕兆极为敏感，既不能容忍骄横跋扈的权臣，也不能容忍才高望重的贤臣。一旦出现了，就必欲除之而后快。由此，在平王统治下，杰出的人才都湮没绝灭或远走高飞了。
（第一节求安
平王即位之后，有三件亟待处理的大事：其一是封赏功臣，其二是抚绥民众，其三是敦睦诸侯。只要做好了这三件大事，而且无意外变故，他的王位就将同他的天年一样长久。
蔓成然厥功最伟，受命为令尹。其父斗韦龟知道共王埋璧卜嗣的内情，早就把蔓成然托付给公子弃疾了。蔓成然以为公子弃疾得王位是神意，甘效死力。观从也有殊勋，平王让他自选官职。此人倒还知趣，所求不奢，因先人是佐开卜的大巫，便自荐为卜尹。卜尹类如神职，非有巫学根底者不得预其选，很少有人去竞争。
右尹子革奉命在方城内的宗丘清查“上国”即内地的兵，救济贫民，赦免罪人，荐举贤才，惩治奸凶。宗丘地望无可考，疑在芈姓始兴之处，即丹水之阳或荆山之阴，莫敖屈罢奉命到方城外的召陵清查“东国”即边疆之兵，也做子革在“上国”所做的那些事。
平王宣布：让民众休养生息五年，才考虑用兵。
平王信守诺言，让蔡人和陈人复国。蔡隐太子有子名庐，回到了蔡国。陈悼太子子名吴，回到了陈国。
当初灵王灭蔡为县后，把许、胡、沈、道、房、申的公族迁到楚国的腹地去了，平王即位后，让他们各回故地。许、胡、沈三国还算是附庸，道、房、申三国则早就灭掉了。
不大不小的郑国，地位特殊。平王为了与郑国结好，派行人枝如子躬把犨、栎两邑退还给郑国 ∵近汝水，栎近颍水。两邑是楚国的北方重镇，枝如子躬以为退还给郑国对楚国不利。因此，到了郑国，他绝口不说割地。郑人倒是先已风闻，按捺不住，带着试探的口气对枝如子躬说，敝国道听途说，贵国要把犨邑和栎邑赐给寡君，就请大夫吩咐吧！枝如子躬断然答道，我不曾听说寡君有这个命令。郑人怏怏不乐，但是无可奈何。回楚国后，平王问起犨、栎两邑交割的情况，枝如子躬脱掉官袍，表示待罪，答道，臣有违命之过，没有丢弃国土。平王却高兴了，拉着枝如子躬的手说，你怎么能如此自辱呢？你就回去休息吧！以后寡人还会有要事让你去办的。一切顺顺当当，平王对局势的迅速稳定深为满意。可是，蔓成然居功自傲，贪得无厌，与当时的巨富养氏争利，各不相让。平王如果听之任之，可能愈演愈烈，乃至失控，这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公元前528年———平王元年，杀蔓成然，灭养氏，以不偏不倚之名，收一石两鸟之功，朝野为之震动。事后，平王命蔓成然子斗辛为郧公，以示不忘斗氏旧勋，这又是一举两得，既可安抚元老，又可收揽人心。
平王杀蔓成然而灭养氏，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全无惩治贪黩之意。平王在位期间，贪黩公行成为一种痼疾。贵族都明白，贪黩是无妨的，只要不冒犯平王就万事大吉。平王自己是贪黩的表率，比灵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新语·无为》说：“楚平王奢侈纵恣。”《左传·昭公十九年》记居官清正的沈尹戌说：“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雠。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这时，距平王即位不过六年。但平王对外务相安，不喜轻启边衅，这却与灵王截然相反。对楚国的民众来说，劳苦虽则依旧，和平毕竟还能使他们得到一点安宁。就国间关系来说，那是一段比较平静的岁月。晋国六卿强大而公室卑弱，六卿的兴趣贯注在内争上，谁也不愿出头冒巨大的风险与楚国角逐了。郑国由子产执政，对内宽猛相济，对外刚柔并用。
恰逢楚、晋两国都有难解难分的内争，郑国便也得到了一向罕见的恩惠———和平。
陆浑之戎位于晋、楚之间，是晋与楚的缓冲地带，平时晋、楚都不去过问。这时陆浑之戎的首领是戎蛮子嘉，他背弃了中立的传统，顺于晋而逆于楚。公元前526年———平王三年，楚诱杀戎蛮子嘉而立其子。其明年，晋灭陆浑之戎，陆浑之君奔楚。晋人适可而止，楚人置若罔闻，北线还算是安宁的。
可是东线不像北线那么让人放心，是年吴师来伐，边邑告急，令尹子瑕(阳匄)和司马子鱼(公子鲂)领兵出征。子瑕卜战不吉，因而心绪不宁。子鱼依据楚国卜战应由司马命龟的惯例，要求改卜。
改卜的结果，化凶为吉。楚师大败吴师，掳获吴先王夷昧的乘舟余皇，可是子鱼在激战中阵亡了。余皇是当时最好的一艘游艇兼战船，吴人视之如国宝。楚人把余皇抬上岸，在它的周围挖了深沟，派兵严加守护。吴公子光要把余皇夺回去，派三个“长鬣者”冒充楚人，潜伏在离余皇不远的地方，嘱咐他们：待天黑后，一听到吴人喊叫“余皇”，就跟着大喊大叫“余皇”不止。派“长鬣者”前去，是因为楚国男子有蓄须的习惯。假如派下巴光光的人去，那是很难冒充楚人的。入夜后，吴人埋伏就绪，吴公子光高呼“余皇”，三个“长鬣者”当即响应，接连大喊大叫了三次。守护余皇的楚人大惊，一拥而上去杀“三个长鬣”者。吴人伏兵突起，赶走了队伍紊乱的楚人，夺回了余皇。
江陵县泗场出土的铜戈一件，有鸟虫书铭文“楚王孙鱼之用”六字，应为子鱼生前所用，是这位忠勇的将领留给后人的光荣遗物。
许国夹在郑、楚两国之间，苦不堪言。郑国总想把许人赶跑，楚国老是让许人搬家。平王即位后，许国迁回叶县去了。可是，到公元前524年———平王五年，许国又不得不奉命迁走了。左尹王子胜认为叶县是楚国在方城外的屏障，让许国待在那里不妥。经平王允准，王子胜把许国搬到析邑的白羽(在今河南西峡)去了。其明年，工尹赤又奉命把陆浑之戎的别部阴地之戎搬到了丹水与汉水之间，名其地曰下阴(在今湖北老河口)。同年，在北疆重修郏邑城，在东疆增筑州来城，又把拘留在楚国的吴公子蹶由送回吴国去。楚国对北线和东线的方针仍是维持原状，宁固守，毋冒进。
（第二节招祸
一次宫廷阴谋搅动了平静得好像一潭死水的政局，其冲击波从国内传送到国外，又以高强度从国外反射到国内。这次宫廷阴谋最初纯属无事生非，因由似乎微不足道，如同起于青之末的一缕轻风。但在二十余年之后，竟化为拔木摧屋的飓风，导致郢都沦陷，成为楚国历史的一大变局。
上述似乎微不足道的因由是平王为太子择妻，这本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太子名建，是平王娶蔡国女子所生。平王即位后，命伍举子连尹伍奢为太子太师，命宠臣费无忌(费无极)为太子少师。
太子建尊重伍奢而嫌恶费无忌，使费无忌暗自衔恨。公元前527年，太子建年十五。费无忌对平王说太子建可以成家了，平王为太子建聘秦女嬴氏为夫人，命费无忌到秦国去迎亲。费无忌发现嬴氏貌美，阴谋便由此而起。其明年初，嬴氏到郢都，费无忌劝平王自娶。平王好色，不管儿子作何感想，居然掉包，自娶嬴氏为夫人，对费无忌就格外宠信了。
嬴夫人为平王举一男，名壬。公元前523年———平王六年，采纳费无忌的建议，派太子建去镇守城父，名义是让太子建管方城以外，由平王自己管方城以内，当然，这是欺人之谈。
其明年，费无忌诬告太子建与伍奢密谋以齐、晋为外援发动叛乱。平王信以为真，召见伍奢，严加诘问。伍奢规劝平王不要亲小臣而疏骨肉，平王执迷不悟，把伍奢关押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奋扬情知太子建无辜，自己不慌不忙上路，暗中派人先行向太子建告密，嘱太子建逃走。太子建逃到宋国去了，奋扬才赶到城父。奋扬让城父大夫把自己押送到郢都去待罪，平王问奋扬，那个命令，出自寡人的嘴里，进到你的耳里，是谁泄漏给建的？奋扬坦然说，是臣。大王曾经嘱咐臣要像服侍大王一样服侍太子，臣虽不才，不敢三心二意。臣按大王先前的嘱咐执行了，不忍心按大王后来的命令执行。臣已把太子放跑，现在后悔莫及了。平王问道，那么，你怎么还敢来见寡人呢？奋扬答道，臣没有完成大王的使命，如果不来，那就是再次违命了，臣不敢。平王无奈，对奋扬说，回城父去吧！还像以前那样做你的官吧！
费无忌对平王说，伍奢的两个儿子都是人才，假如逃到吴国去，会给楚国带来忧患的，要杀掉他们才好。平王让伍奢叫两个儿子到郢都来，说是，他们来了，你还能活下去；他们不来，你就非死不可。伍奢说，长子尚会来的，次子员却不会来。平王问道，这是什么缘故？伍奢说，尚孝而好仁，员勇而多谋。以后给楚国带来忧患的，一定是员。平王派使者召伍尚、伍员，伍尚对伍员说，我到郢都去尽孝，你到吴国去设法报仇吧！于是，伍尚奉召而去。伍员则张弓搭箭出见使者，作将射之状，使者惊走，伍员乘机逃脱。
伍员果然逃到吴国去了，但他不是直奔吴国，而是追随太子建，先后经宋、郑、晋诸国，才逃往吴国的。公元前521年———平王八年，宋国内乱，太子建与伍员奔郑国，不久转往晋国。晋顷公要太子建再到郑国去做晋国的内应，说是灭掉了郑国就把郑地封给太子建。太子建一时糊涂，竟回郑国去了。焉知被知情者告发，郑人杀死了太子建。太子建有子名胜，尚幼小。伍员带着这个不抱就得背的胜，逃往吴国，沿途历尽艰险。《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胥(伍员字胥)……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
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
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战国策·秦策》记伍员“槖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蓤水，无以饵其口，坐行蒲服(匍匐)，乞食于吴市”。昭关，在今安徽含山西北。伍员和胜是躲在商人的货囊里过昭关的，还是徒步绕小路过昭关的，无由断定。“赐粟五万石”和“爵执珪”都是后人杜撰的，当时楚国还没有赐粟以万石计的赏格，而且还没有执珪这个爵位。
到了吴国，伍员求吴公子光引见吴王僚，吴王僚未予重用。伍员只是耐心等待，据说曾躬耕为生。
这时，楚国正被卷进宋国的内乱中去。先是，公元前521年———平王八年，宋元公与华氏由相恶而相攻，宋元公以齐、晋、卫三国为外援，华氏的外援只有一个吴国。华氏不敌，向楚国求援。
其明年春，平王命司马越领兵迎华氏，宋元公不得已，纵令华氏诸大夫及其同党逃到楚国去。
公元前519年———平王十年，吴伐楚，公子光为元帅，直逼州来。令尹子瑕抱病偕司马越出征，率楚师和胡、沈、顿、许、陈、蔡之师救州来，子瑕死于军中，楚师士气不振。两军战于鸡父(在今河甫固始东南)，胡、沈、陈三国之师因轻敌而大败，许、蔡、顿三国之师闻风遁走，楚师尚未列阵即行溃退。是年秋，吴公子光领兵入郹阳(在今河南新蔡)，迎太子建之母去吴国与其孙胜会合。
太子建之母乃郹阳封人之女，因其子被废而幽居郹阳，与吴人暗通消息。这次是乘吴师战胜之机，携其宝器逃亡到吴国去了。司马越闻讯，领兵急迫，没有赶上。《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越自责云：
“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越回到家乡澨，即自缢以谢罪。
这一仗，楚国损兵折将，失地丢人，窝囊之极，声威因而大减。
囊瓦(子常)继为令尹，征集役徒，加固郢都城垣。左司马沈尹戌不以为然，《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沈尹戌说：“子常必亡郢。
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沈尹戌认为只要没有“内忧”和“外惧”，国都就无须筑城。当初若敖、蚡冒以至武王、文王，国土方圆不过数百里，尚且不在郢都筑城，现在国土达方圆数千里，却在郢都筑起城来。要凭这城来固守，那是很难做到的。
沈尹戌坚持重外线、轻内线的作战方针，至少要御敌于方城之外，代表了春秋时代楚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屡战屡胜的强大国家确实不必有城垣。东方和西方都这样。古代的斯巴达，在希腊诸城邦中以尚武善战著称，它就是没有城垣的。楚国假如还像成庄时代那样每战都在外线，筑城也将是多此一举。然而今非昔比，灵平时代的楚国与吴国交锋败多胜少，应该变通为外线、内线并重才好了。
囊瓦的错误不在于为国家筑城，而在于为自己敛财。此人甚贪，《国语·楚语》记斗且说囊瓦喜欢“蓄货聚马”，“如饿豺狼焉”。当时，“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因而，囊瓦“积货滋多，蓄怨滋厚”。
公元前518年———平王十一年，吴楚发生边民纠纷。吴国边邑卑梁(在今安徽天长西北)与楚国边邑钟离(在今安徽凤台东北)毗连，都种桑育蚕，一吴女与一楚女因争桑树而扭打。事态越闹越大，楚女家杀死吴女家，卑梁大夫征发邑兵进攻钟离。恰巧，楚国扩建了舟师，平王自将东巡，闻变，当即攻破卑梁。吴公子光领兵迎战，因楚师强大而逡巡不前。这时越国的战略方针是西联强楚、北抗劲吴，先派大夫胥犴朝见平王，又派公子仓和大夫寿梦(此人与已故吴王同名)领兵从征，还送给平王一艘乘舟。越人的造船技术比楚人高明得多，这艘王室的乘舟大概同余皇相似。平王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转悠了个圈，以为达到了威服吴人的目标，就奏凯回国了。焉知楚师刚撤走，吴师就攻占了钟离和巢邑。成语“卑梁之衅”，意即小事化大。国间关系就有这么复杂，细故往往酿成巨祸。
反之，若要大事化小，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时，北方的变故不是外争而是内乱。前年，周景王死，刘子、单子立王子猛为王。周景王宠子王子朝叛，从之者甚众。此时，乱事未平。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大家族鼎足而立，既有敌意，也有友情，对鲁君通常是一致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宋大夫乐祁云：“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三世”，即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此时季平子为卿。“四公”，即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和此时在位的鲁昭公。还有次大的家族，即郈氏和臧氏。郈氏与季氏斗鸡，季氏的鸡斗败，季平子恼羞成怒，侵夺郈氏的田室。
在“卑梁之衅”的翌年，鲁昭公串通郈氏、臧氏，突袭季氏，破门而入，季平子率近臣登台固守。孟氏、叔氏闻讯，出兵救季氏。鲁昭公弄巧成拙，被迫奔齐避祸。
公元前516年，平王死，在位计十三年。不满十岁的太子壬继立，改名熊轸(珍)，是为昭王。是年，因晋师介入，王子朝败，偕尹氏、召氏、毛氏等，奉周室典籍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王子朝遣使遍告诸侯，谴责刘公狄和单公旗，自称“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厎”云云。王子朝奔楚。对楚是一个绝好的机缘，可是主幼臣弱，未能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
平王善终，但他把祸胎留给昭王了。
公元前515年———昭王元年，伍员时来运转。是年春，吴伐楚，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率吴师主力与楚师相持于潜邑(在今安徽霍山东北)，后路为楚师切断，进退两难。吴公子光图谋取吴王僚而代之，以为时机已到，而苦于不得良策。吴王僚对吴公子光疑心很重，防备很严，吴公子光不知如何下手。伍员早就获悉吴公子光有弑君自立之志，已为他找到一个玩命的壮士设诸(专诸)，这时便把此人引荐给他。吴公子光设家宴款待吴王僚，吴王僚碍于亲情，不得不去，但加强了警卫，所到之处都有吴王僚的亲兵。上菜的仆役到了餐厅外面，要在亲兵监视下脱个精光，另换衣裳，然后在两名甲士所执的两支利铍贴近身体夹持之下，膝行而进。设诸上的菜是一条煎好的大鱼，他也是这样进入餐厅的，亲兵想不到他会把短剑藏在鱼腹之中。一靠近吴王僚，设诸就突然从鱼腹中掏出短剑向吴王僚刺去。在吴王僚被刺中要害的同时，两支利铍一左一右也插进了设诸的胸膛，两人顿时俱毙。公子光即位，是为吴王阖庐。
消息传到前方，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在今江苏宿州)。
在吴国发生政变后不久，楚国也发生了一场近乎动乱的危机，这场危机是由惯于造谣和进谗的费无忌引发的。左尹郤宛为人正直，待人和蔼，很受国人爱戴，而费无忌和鄢将师两位大夫视之如仇。
费无忌设借刀杀人之计：对郤宛说令尹囊瓦想到郤宛府上去拜访，还说囊瓦喜欢兵器，假如郤宛在门外放些兵器，囊瓦见了一定格外高兴。郤宛欣然从命，便设家宴，请囊瓦赏光。费无忌随即对囊瓦说，郤宛设家宴是要谋害令尹，不信，可以派人去看看郤宛门外有没有兵器。囊瓦派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郤宛门外果然有兵器。囊瓦大怒，鄢将师乘机自告奋勇，率众杀死了郤宛及其族、党，株连及于大夫阳令终、晋陈两家。伯州犂的后人也与郤宛相善，在郤宛被害后逃到吴国去了，伯州犂之孙伯嚭不久即仕于吴为大夫。晋陈的族人在郢都的街头巷尾哭诉，大声疾呼：鄢将师、费无忌以大王自居！———专做危害楚国的事！———蒙蔽大王、令尹！———令尹相信他们！这话，传到囊瓦耳里，使他大为恼火。沈尹戌向囊瓦进言，《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沈尹戌说，郤宛、阳令终、晋陈都是无辜的，您杀了他们，以致国人说您坏话。国人谁不知道费无忌是“谗人”，您怎么能信他呢？“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囊瓦为了平息国人的谤言，处死了费无忌和鄢将师，尽灭其族。
其明年，晋国也发生内乱，祁氏和羊舌氏一时俱灭。
公元前512年———昭王四年，阖庐要求徐国引渡公子掩余，要求钟吾引渡公子烛庸。两公子无奈，向楚国请求避难。楚监马尹大心奉命迎候两公子，把他们安置在养邑(在今河南沈丘)。莠尹然和左司马沈尹戌奉命监工，为两公子筑城，并从城父和胡邑割田以扩大两公子的封邑。
阖庐因徐和钟吾纵令两公子奔楚，一举攻灭了这两国。破钟吾不难，破徐可就煞费苦心了。正是冬天，吴人在山口筑大坝，蓄河水，灌徐都，才告捷。这是先秦最早实行水攻的一个战例，在这之前，宋国的华元曾决睢澨以阻敌，那是最早实行水守的一个战例。
徐君章禹自断其发，表示遵从吴俗，偕夫人拜见阖庐。阖庐向章禹表示哀悼和慰问，允许章禹及其夫人携近臣奔楚作寓公。沈尹戌受命把章禹一行安置在夷邑，也为他筑了城。
阖庐命伍员为行人，问以伐楚之术。伍员建议三分吴师，轮流骚扰楚国。这与荀三分晋师的办法相似，但荀以守为主，伍员却以攻为主。《左传·昭公三十年》记伍员说：“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这个战略方针是伍员对兵法的宝贵贡献，它对暂时还处于劣势的军队有不朽的指导意义。
不久，伍员就受命执政，位同上卿。《新书·耳痹》说阖庐授伍员以吴国之政，“民保命而不失，岁时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调而无尤，天下服而无御，四境静而无虞”。这大概是摭拾遗闻而张大其词，不可尽信。至少，所谓“无御”和“无虞”都失实了。
不过，伍员治理吴国颇见成效是无可置疑的。在伍员有生之年，吴国确实变得更富庶，更强盛了。
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早期的竹简，有一篇题名《盖庐》，记阖庐与伍员问答之辞。从中可以看出，阖庐礼贤下士，励精图治，而伍员对治国、治民、治军都有独到的见解。伍员讲究阴阳、五行、四方、八时，不无神秘意味，但一涉及实际问题就显示出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的睿智。伍员主张抚民、安民，反对苛征重敛。他说：
“使民之方：安之则昌，危之则亡；利之则福，害之有殃。”伍员认为政治上的优劣对军事上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可“击堂堂之阵”，不可“攻蓬蓬之气”，对无德、不仁者则可断然举兵攻之。在战略和战术上，伍员反对硬拼蛮干，主张避实击虚，避盈击亏，要千方百计诱敌、误敌，与孙武的主张如出一辙。凑巧的是，这时孙武也在吴国。
孙武出生在齐国，壮年受知于阖庐。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史记》有传，所著《孙子兵法》至今仍是中外兵家的宝典。阖庐在位时，多次伐楚，政治上的决策大抵出自伍员，军事上的决策主要出自孙武。
这时的吴国，人才荟萃，气象峥嵘，令诸侯为之侧目。阖庐为明主，伍员为贤臣，孙武为良将，三美得兼，世所罕遇。垄断有色金属的贪欲，争当列国霸主的奢望，促使吴人在淮水中游与楚人角逐。伍员怀着复仇的苦志，有时不免偏激和狂热；孙武于楚人无恩怨可言，始终冷静而稳健。两人的共同特点，则是老谋深算，就在灭徐和钟吾的同年，阖庐与伍员、孙武、伯嚭伐楚，奇兵突袭，一举拔舒，俘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而杀之。阖庐问诸将可否直捣郢都，孙武以为民众疲罢，不宜远征，尚须假以时日，方能深入楚境，阖庐从其议。
其明年为公元前511年———昭王五年，吴师两度袭扰楚境，都是待楚师一到就撤退了。显然，这是实行伍员所谓“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策略，以求“亟肄以罢之”。
又明年，吴伐越，但只是试探性或惩罚性的，当时越王为允常。
鲁昭公流亡日久，鲁人不怀念他，诸侯不援助他，形影相吊，是年去世。《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晋国的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时楚国的君臣没有史墨那样透彻的认识，他们尚未想到，一场空前的危机正在向他们逼近。
公元前508年———昭王八年，桐叛楚。桐是一个小国，沦为楚的附庸，其故址在今安徽桐城北。出乎楚人意料的是，吴竟发兵伐桐。其实，这是佯攻，意在使楚人做出吴人无意伐楚，甚至有意援楚的误断。同时，吴使舒鸠以虚假的情报怂恿楚伐吴。囊瓦不知是计，当即大举伐吴。吴人在豫章陈列了一些战船，囊瓦以为吴师的主力就在那里，全军急进，以求决战，不料扑了个空。吴师的主力潜伏在巢湖附近，待楚师因不知敌人去向而放松了戒备，吴师便突袭豫章，击溃楚师。然后攻取巢县，俘获楚公子繁。豫章是南方屡见不鲜的地名，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大樟树”。这个豫章在淮南的舒与巢之间，现属何县或何市则不可确指。吴师在这个战役中按照伍员的战略和战术，诱敌，误敌，疲敌，避盈击亏，终于克敌，挥洒自如，值得兵家做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战役中，指挥吴师作战的主帅正是伍员。
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战事的加剧，吴国赶造兵器，苦练士卒。
《吴越春秋》卷2记，阖庐曾命铸剑名师干将造宝剑两柄，其名为“干将”和“莫邪”，相传莫邪是干将的妻子兼助手，越人献欧冶子所造剑三柄，阖庐爱而宝之。越人所铸的剑和矛，确实比吴人所铸的更好。《越绝书·外传》记越王有“屈卢之矛”、“步光之剑”，还有欧冶子所造宝剑五柄，其名为“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阖庐所得三柄乃“湛卢”、“胜邪”、“鱼肠”。《吴越春秋》卷2则说这三柄剑是吴公子光未即王位时所得，“鱼肠”被用来刺杀吴王僚，“胜邪”别称“磐郢”，被用做阖庐之女的嫁妆了。《越绝书·外传》还说楚王请干将、欧冶子造宝剑三柄，其名为“龙渊”、“泰阿”、“工布”。当时上等的剑都是复合剑，分两次浇铸，先铸剑脊，加铸剑刃。剑脊所用铜料含锡量较小，求其坚韧；剑刃所用铜料含锡量较大，求其刚硬。楚人也学会了铸复合剑，但仍比越人和吴人稍逊。越人和吴人的一些剑和矛饰有暗花，以菱形居多。
施纹部位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越、吴、楚三国的许多剑在出土时通体无锈斑，令人疑为曾作防锈处理，但尚待进一步验证。
为吴国训练士卒的，除了伍员和孙武，还有奔吴避难的宋人华登。按实战要求，训练很严格，效果很显著。阖庐让孙武操练妃子和宫女的故事，见于《史记》，据说阖庐的两位爱妃经三令五申仍嬉笑自若，被孙武当着阖庐的面处死了，其严乃如此！
公元前506年———昭王十年，一场几乎使楚人亡国的危机爆发了。
（第三节吴师入郢与楚国迁都
惯于外线作战的楚人，惯于灭人之国、夺人之地的楚人，很难想到敌人居然会打进楚国的腹地甚至郢都来。子囊和子庚生前有预感，他们觉得有在郢都筑城的必要，是出于忧虑的未雨绸缪。后来囊瓦也有模模糊糊的预感，下令加筑郢都的城垣，是出于恐慌。沈尹戌曾预言囊瓦将使郢都失守，则是因囊瓦无能而发的愤激之言。
待到敌人果真打进楚国腹地来，所有楚人都不知其所以然，似乎违背了他们习以为常的一切逻辑。
上节已说到，危机正在一步又一步地向楚国逼近。伍员和孙武正在等待，他们急切地盼望着从位于吴楚之间的小国中找到自己的盟友。从吴都到楚都，路途遥远，吴师最大的困难在于补给。他们虽有良将劲卒，但兵员比楚师少得多，为了打进楚国，必须出其不意，击其无备，这就非高速进兵不可。如果中途没有盟国支援，军粮全靠后方输送，高速进兵就将成为空想。终于，吴人找到了这样的盟友，而且居然是囊瓦奉送给他们的。
蔡国和唐国都是楚国的附庸，这时，它们与楚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了，而责任在于贪婪的囊瓦。蔡昭侯朝见楚昭王，行装中有两件华贵的裘袍和两副精巧的玉佩，一裘一佩献给楚昭王，剩下一裘一佩供自己穿戴。囊瓦向蔡昭侯表示对他的皮裘和玉佩极感兴趣，意在索取。
蔡昭侯不给，囊瓦就不让蔡昭侯回国。到公元前507年———昭王九年，蔡昭侯已在郢都滞留三年，急不可耐。大致与蔡昭侯同时，唐成公也朝见楚昭王，带着两匹名为肃爽的骏马用以驾车。囊瓦也向唐成公示意，让唐成公知道他对两匹肃爽颇为欣赏。唐成公也不给，因此也不得回国。在郢都待了三年，唐成公迫不得已，把两匹心爱的骏马送给了囊瓦，囊瓦才让他回国去。蔡昭侯见唐成公如此，就也交出一裘一佩，这也才得以脱身而去。过汉水时，蔡昭侯把一块玉璧投进水中，发誓不再南渡汉水，还说，天下诸侯，无论其为谁，如能伐楚，寡人甘充前列。离楚国后，蔡昭侯直奔晋国，请求晋人讨伐楚国。为了表示诚意，蔡昭侯留一子在晋国做人质。
公元前506年———昭王十年，春，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共十八国在召陵会盟，商议伐楚。晋大夫荀寅像囊瓦一样贪婪，也向蔡昭侯索贿。蔡昭侯不从，荀寅就对主盟的晋上卿范献子说伐楚不便。范献子听信了荀寅，以致这次盛会毫无结果。是年秋，伍员奉使北方诸国，试图组织一个反楚大同盟，也没有成功。是年冬，因沈国未参加召陵之会，晋国唆使蔡国攻灭了沈国。蔡昭侯派另一位公子到吴国做人质，央求吴人讨伐楚国。经蔡昭侯牵线，吴、蔡、唐三国组织了一个以吴国为主角的反楚小同盟。这样，吴师的补给问题就由蔡国和唐国分担了。
兵贵神速，在没有任何外交争执和边境冲突作为先兆的平静形势下，吴师不宣而战，以当时所能动用的最大兵力和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在楚人浑浑噩噩之际，便进入了楚国的腹地。
《春秋·定公四年》记此役云：“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
《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师溯淮水西上，到淮汭舍舟登岸，越过了大别山与桐柏山之间的大隧、直辕、冥轭三个隘口———即楚人所谓“城口”三隘而后世所谓义阳三关，南行过豫章。这时，消息才传到郢都，囊瓦才领兵迎战。吴师到汉水北岸时，楚师到了汉水南岸，两军隔水相望。
淮汭不止一处，这个淮汭应在息县一带，离城口不远。旧注以为这个淮汭在今河南淮滨东，殊不可取，其地距城口尚远，吴师没有必要过早地舍舟登岸。豫章的地望，众见不一，从《左传》“自豫章与楚夹汉”一句推测，应离汉水不远。地名称豫章的比称淮汭的更多，这个豫章应在今湖北安陆东，位于城口和汉水之间。
吴师过淮汭后，本来有两条进军路线可供选择：其一是入方城，先西上，后南下；其二是入城口，先南下，后西上。所谓方城隘道，其实比较平坦、宽阔，容易通行。楚国的兵车出出进进，走的都是这条路。假如吴师主力是车兵，那就可以考虑走方城隘道。可是，方城内外有楚国的重兵驻守。吴师要通过，非强攻不可；要强攻，非有占优势的车兵不可。这时，就兵员而言，吴寡而楚众。据《吕氏春秋·用民》，此役吴师不过三万。况且，吴师的主力是徒兵。以少数徒兵在平野上与多数车兵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精明如伍员、孙武，当然不会出此下策。对吴师来说，走大隧或者直辕或者冥阨，实行奇袭，才是上策。翻山越岭虽辛苦些，但有下列两大好处：
其一，可以扬徒兵之长而避徒兵之短。徒兵遇山则登，车兵遇山辄止。《吕氏春秋·简选》云：“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墨子·非攻》云：“古者吴阖庐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径……”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5云：“此云‘奉甲执兵，奔三百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这些多力者和利趾者，都是精锐的徒兵。
其二，可以出敌不意，避实击虚。《孙子·计》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同书《虚实》云：“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楚国在三个隘口或许没有戍兵，即或有戍兵也很少，楚人根本没有想到吴师竟然会舍坦途而取险径的。吴师的进军路线，以近乎完美的形态体现了孙武的兵法。
吴师的进军路线，以喻宗汉所考最为近实，详所著《吴师入郢之战有关问题探讨》。
楚师与吴师夹汉水而阵，在楚师是力求阻敌于汉水之阳，在吴师是力求歼敌于郢都之外。左司马沈尹戌是当时楚国最优秀的将领，他自请率偏师经申县出方城，调集方城内外的楚师，烧掉吴师留在淮汭的战船，回过头来，占领城口，封锁三隘，南下拊吴师之背。
沈尹戌建议囊瓦暂且固守汉水南岸，吴师上移则随之上移，吴师下移则随之下移，以防堵为务，待沈尹戌南过城口之后，囊瓦再挥师渡汉。这样，吴师腹背受敌，楚师就稳操胜券了。沈尹戌的建议是当时楚师唯一的上策，如能实现，则楚师将变被动为主动。楚国东北方向的天然屏障是一道山和一道水，如今一道山既已失守，就只能固守一道水了。在楚师主力未受致命打击之前，只要他们昼夜严密监视对岸的吴师，吴师就很难渡汉南下，郢都就可能保住，囊瓦所需要的，只是耐心和细心。
可是，战局的演变受着多重因素的影响，有敌方的因素，有己方的因素，与天时有关，与地利有关，当然也与人和有关。因此，总会有事前无法预见的事态。为将者须善于随机应变，临机决策，相机用兵，寻机歼敌。沈尹戌北去后，楚国个别将领的不同意见竟把囊瓦说动了。据《左传·定公四年》所记，将军武城黑说：“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旧注以为木和革所指的都是战车，实则大谬不然。战车如有革，无论天气好坏，都不会比无革的差。木和革所指的都是盾和甲，吴师所用的多为木制，楚师所用的多为革制。通常是革优而木劣，但若受潮，则革易刺穿，而木更坚实，优劣就易位了。当时大概天气不好，武城黑才有这样的忧虑。其实，两军隔水相持，还不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武城黑忧虑得太早了，而糊涂的囊瓦却也着急起来了。将军史皇对囊瓦说，楚人喜欢司马(沈尹戌)，讨厌令尹。如果司马的计划实现，就等于他独建奇功，令尹一定要速战速决，以求立功，否则，将难免受到谴责和处分。史皇本人求战心切，乃出此挑拨离间的下策。囊瓦不暇细思，仗着兵力的优势，竟挥师渡汉了，这正中伍员、孙武下怀。
楚师列阵于小别、大别之间。小别、大别都是山名，前者在今汉川，后者在今武汉，春秋时代它们都在汉水北岸，后因汉水改道，如今都在汉水南岸了。两军三度合战，楚师且战且向西引退，吴师且战且向西挺进。囊瓦打算逃跑，史皇大为不满，对他说，遇危难就逃跑，您还敢回郢都吗？您如果战死了，楚人倒会原谅您过去的罪愆。囊瓦无奈，只好继续作战。
十一月庚午，两军决战于柏举。旧说以为柏举在今麻城，不确。
按两军转移的方向推测，柏举应在今安陆一带。清早，阖庐之弟夫概王请求做先锋，阖庐不从，可能是因为阖庐有猜疑之心，怕夫概王立功太多易生后患。焉知夫概王敢于违阖庐之命，以其私卒五千冲击囊瓦的私卒。囊瓦的私卒溃散了，吴师乃全军出击。楚师大败，史皇奋战而死，射力竭而俘，囊瓦则快马加鞭逃往郑国去了。吴师追击楚师，夫概王所部一路领先。近清发水即今涢水时，夫概王令其卒稍停，待楚师半渡，才奋力进击，楚师又损失了大量将士。
楚师残部继续西撤，饭刚做好，吴师又追到了。楚师弃食而逃，吴师则坐享其成，吃饱了再去追击。以战胜且吃饱的部队，追击战败且挨饿的部队，如以虎逐羊。楚师退到雍澨(在今湖北京山)，又被吴师追上，从此溃散，吴师则进逼郢都。
据《韩非子·说林》，吴师在小别与大别之间三战皆胜之后，阖庐曾有退兵之意，问于伍员。伍员以人溺于水为喻，说只喝一口水还死不了，要连喝多口水才呛死，为今之计，应该叫那溺水的人沉下水底去。经伍员提醒，阖庐才下了进取郢都的决心。
十一月己卯，即柏举决战后九天，昭王一家连同其妹季芈携随从弃都避难。南渡雎水时，吴师逼近，昭王命箴尹固上岸，去用象群阻击吴师。当时楚宫的园囿里养着象，昭王出都时，群象大概负重随行，及雎水而止。箴尹固在群象的尾巴上一一系上火把，一一点燃，驱赶它们向吴师冲去，这样，至少可以起暂时阻滞吴师的作用。昭王走得十分仓促，大夫蒙穀听说昭王走了，跑到宫中去查看，发现记录着法规的《鸡次之典》还在那里，当即扛起来，躲进云梦中去。
次日为十一月庚辰，即柏举决战后十天，吴师攻破郢都。自吴王而下，按尊卑顺序，分别住进楚王的宫室和令尹、司马等官员的府第。阖庐有子名子山，住进囊瓦的府第，其豪华仅亚于王宫。夫概王不服，要去攻打子山。子山闻讯，急忙迁出，让给夫概王。
沈尹戌经申县出方城，至息县烧吴船。获悉郢都陷落，迅即领兵回救。所部在雍澨与吴师遭遇，沈尹戌力战负伤。他是番人，早岁入吴国，为公子光家臣。后来效忠于楚国，但其元配夫人仍在吴国。这时，他若为吴师所获，势将受辱，因此，他宁死不降。沈尹戌问左右，谁能把我的头带走，不让它落到吴人手里？侍从中有一位名叫句卑的，也是吴人，追随沈尹戌多年，自荐说，我出身微贱，不知能否当此重任？沈尹戌对他说，这些年来，我没有发现你的贤能，深为抱歉，你当然能完成我的嘱托。于是，沈尹戌奋力再战，又两次受伤，终于阵亡。句卑割下他的头，把他的尸身藏起来，把他的头裹在包袱里带着逃走了。
昭王渡过汉水，进入“云中”。“云中”即郧中，属郧县。一天晚上，正露宿时，遇到强盗。强盗用戈击昭王，王孙由于扑在昭王身上，昭王无恙，王孙由于则因肩部重创而昏迷不醒。在黑暗和慌乱中，昭王一行逃往郧县。人既困乏，路又崎岖，季芈走不动了，由钟建背着她走。昏厥的王孙由于，谁都以为他死了，但他有幸苏醒过来，而且居然追上了昭王。
郧公为斗辛，其弟有斗怀和斗巢。斗怀要杀死昭王，为其父蔓成然报仇，被斗辛断然阻止。《左传·定公四年》记斗辛说：“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必犯是，余将杀女(汝)。”斗辛的君臣观念，代表了楚人传统的主流。由斗辛和斗巢护送，昭王一行逃到了随国。昭王流亡的路线，由南而东，由东而北，大致是马蹄形的。
吴师也到了随国，吴人怀疑昭王正在那里。吴和随的公族都是姬姓，都算是周室的子孙。凭着这点缘分，吴人劝随侯及其臣僚顾全周室，不要隐藏把汉阳诸姬吞并殆尽的楚王。吴人许诺，只要把昭王引渡给吴人，汉东就归随国所有。
楚对随这个附庸一向很开明，相应地，随对楚这个宗主一向很忠顺。这时，随人矢口否认昭王逃进了随都，还对吴人说，敝国是个小国，是楚把敝国保护下来的，敝国和楚世世代代有盟誓，至今如此。如果遇到危难就背盟叛楚，以后又怎么能侍奉贵国的大王呢？
贵军只是没有捉到楚王罢了，以后只要贵军平定了楚国，敝国敢不唯命是从吗？吴人以为昭王确实没有逃进随都，又见随人态度坚定，就置之不问了。
昭王有庶兄名子期(公子结)随行，其状貌与昭王有些相像。
在吴人追逼随人时，子期让昭王和少量随从秘密逃出随都暂避，自己假扮昭王，请随人把他当做昭王引渡给吴人。随人犹豫，为此卜问，其兆不吉，于是作罢。吴师撤离后，昭王重入随都，割破子期心口的皮肉，取血与随侯盟誓。
《淮南子·泰族训》记吴师入郢后，“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烧粟和破钟，表明吴人没有久占郢都和灭亡楚国的信心，只是竭其全力摧残楚国。九龙之钟，《新书·耳痹》作“十龙之钟”，是楚国王权的象征。至于鞭平王之墓，则是伍员所为。
《吕氏春秋·首时》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
《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则为：“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鞭尸之说独见于此传，未可置信。入郢前打着主动仗的吴人，入郢后却打起被动仗来了。伍员被复仇的欲火烧昏了头脑，阖庐则过分宠信伍员，以致吴人迟迟不愿撤兵。吴人悬师远出，以寡击众，贵在速战速决，速进速退，不可旷日持久。如孙武有指挥的全权，吴人早就退兵了。《孙子·作战》云：“兵贵胜，不贵久。”“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显然，吴人迟迟不撤兵与孙武的战略思想是不相合的。
吴师在楚国的腹地滞留得愈长久，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愈严重。
楚人有怀旧、念祖、爱国、忠君的传统，昭王又以宽厚仁慈著称，吴师的行为愈残暴，楚人的反抗就愈强烈。《汉书·刑法志》记郢都父老为昭王送行，“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新书·输诚》记吴师入郢前两年，冬季严寒，昭王“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赈饥者”。吴师入郢后，那些曾受昭王之赐的平民不惜与吴师拼命，对阖庐尤为痛恨，以致有一夜阖庐换了五个住处。《淮南子·泰族训》记昭王奔随后，楚人群起与吴师斗争，没有将领，就由当过兵的负责操练和指挥，“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昭王长庶兄子西(公子宜申、公子申)逃到脾洩(地望失考)，建树王旗，安定人心，招集散兵，组织抗战。有个以屠羊为业的小商人，名说，号为“屠羊说”。昭王流亡时，屠羊说紧随不舍，大概是为了杀羊给昭王吃吧？事见《庄子·让王》。
大夫申包胥曾是伍员的密友，伍员出奔时途遇申包胥，他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对他说，您就尽力而为吧！
您如果能颠覆楚国，我就一定能复兴楚国！这时，申包胥托人代他去见伍员，对伍员鞭平王之墓的行为严加谴责。《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员托来人带口信给申包胥说：“吾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见伍员如此一意孤行，便跑到秦国去求援，对秦哀公说，吴国像大野猪(“封豕”)、大长虫(“长蛇”)，要把上国一个一个吞灭。敝国灭亡了，贵国也将不得安宁。贵国何不出兵？出了兵，至少可以分到一些土地和民众。以后敝国如果永劫不复，也将是贵国的土地和民众；贵国如果有意保存敝国，敝国将世世代代服侍贵国。秦哀公听了尚不为所动，答称要商量商量。申包胥不肯告退，相传也不肯进食，靠在墙边，哭了七天七夜之久。这些情节是否一概如实，毋庸深究，总之，恳切、哀痛之至。秦哀公终于答应出兵了，为之赋《诗·秦风·无衣》，其中有句云：“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申包胥感激不尽，顿首九次，方才坐下。
公元前505年———昭王十一年，春夏两季，这场战争把另外几个国家也或深或浅地牵扯进去了。周天子见楚国为吴师所破，自顾不暇，派刺客到楚国去，杀死了王子朝。蔡国因负责吴师的补给而缺粮，向鲁国求助，鲁国送了些粟给蔡国。越王允常见吴师主力久出不归，乘隙袭扰吴国。秦师五百乘，以子蒲、子虎为帅，出武关，过申县，败夫概王于沂邑(在今河南正阳境)。大约同时，散而复聚的楚师败吴师于军祥(在今湖北随州西南)。这样，秦师纵横于方城内外，楚师出没于汉水南北，楚人则支援秦师和楚师而阻挠吴师，吴师穷于应付。
是年秋，楚秦合兵击灭为虎作伥的唐国。夫概王不告而别，率所部回吴国，自立为王。阖庐见前方大势已去，后方大患日亟，当即命全军撤回吴国。
阖庐所部击溃了夫概王所部。夫概王逃奔楚国，楚国把他安置在棠溪(在今河南遂平北)。
历时十月的一场大战终于结束了，它所显示的战略和战术值得后世兵家悉心揣摩。吴人大规模使用陵师兼舟师，兵员达三万；远距离奔袭，里程近两千：这些，都创了历史纪录。当时的陵师兼舟师，类似于当今的海军陆战队。吴人不仅是以寡击众，而且是以劳击逸、以徒击车，他们的胜利来之不易。交战双方所较量的，不仅是国力、兵力孰强孰弱，民气、士气孰高孰低，智术、心态孰优孰劣，而且是道孰有孰无。在战争的前段，吴有道而楚无道；到战争的后段，就转化为吴无道而楚有道了。胜利与失败的易位，牵连到许多变动不定的因素，有道抑或无道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前提。精明老练如伍员、孙武，在以有道伐无道时，得心应手；但在以无道抗有道时，就心劳日绌了。
孙武留下一部兵法，冠冕古今。人们研究得很多，而且似乎方兴未艾。孙武还留下了麾师入郢的一个战例，可惜人们研究得还很少。在这场大战中，受祸最惨的是郢都的国人。宜城的土著对2500余年前的这段往事未能忘怀，至今仍有许多关于平王和昭王的传说，对平王褒少贬多，对昭王则有褒无贬。原有昭王庙和昭王井，韩愈过宜城时作《题楚昭王庙》诗云：“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
吴师退走之后，昭王回到郢都，时为十月。郢都经吴师蹂躏，残破不堪。于是，昭王迁都，而仍称之为郢，以示不忘其旧。这个新都在今湖北江陵，详见下章。
昭王赏功臣。子西先已为令尹，子期先已为司马，护王，却敌，功勋卓著；王孙由于、王孙圉、王孙贾、斗辛、斗巢、斗怀、钟建、申包胥、蒙穀、宋木、沈诸梁等等，俱受赏。
子西建议不要赏斗怀，因为斗怀曾打算杀死昭王。昭王说，斗怀一度要害死寡人，那是小怨；后来他同兄弟一起保护寡人，这是大德。既有大德，就不该计较小怨了。于是，照赏不误。
钟建的功劳除侍奉昭王外，还有背王妹季芈。这时，昭王要为季芈择婿，季芈说，钟建背过我了。言下之意，非嫁给钟建不可。
昭王玉成其事，还让钟建自选官职。钟建此人颇有自知之明，不求高官，只说出身乐尹世家。昭王乃命钟建为乐尹，为季芈改名“畀我”。“畀我”者，“给我”也。若添上几个字说得明白些，就是“把钟建许给我”。昭王珍重亲情，对兄弟姊妹，无论嫡庶，都很好，而且不乏风趣。
申包胥辞赏，他说，我做事，只是为大王，不是为自己。一说，申包胥隐居山中，以度余年。按，《国语·吴语》记申包胥曾奉使于越，谒见句践，句践问何以为战，申包胥答曰：“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可见，申包胥虽辞赏而未隐居。
蒙穀受赏是因为他抢救、保护了《鸡次之典》，使百官有章可循，使诸事有法可依。蒙穀倒真是辞赏不受的，他已无意仕进，到乡间去隐居不出。
沈诸梁(子高)乃沈尹戌长子，因功受命为叶公。叶县是邻接中原的要冲，非重臣不足以为叶公。沈诸梁弟后臧原在吴国服侍其母，这时跑到楚国找沈诸梁来了。沈诸梁以为后臧不义，从此终生不正眼看后臧。
一场国破家亡的危机终于度过了，山河依旧，宗庙无恙，民间虽疮痍未复，楚国却仍是一个令诸侯望而生畏的大国。班固说：“楚昭王……所谓善败不亡者也。”（第四节等级和阶层武文时代，楚国进入了阶级社会。此后历经成庄时代、共康时代、灵平时代而及于昭王，楚国走着一条曲折的上升道路，等级结构和阶层结构渐趋成熟。吴师入郢使举国为之骚然，而等级结构和阶层结构依然如故。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按当时的习惯，人有“君子”和“小人”之别。君子和小人不是政治概念或道德概念，而是粗略的等级概念，上等者为君子，下等者为小人。可是，君子内部很复杂，小人内部更复杂。
君子是贵族，上有王，中有大夫，下有士。王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从名义上说，举国之内莫非王土；至于事实，则并不如此简单。大夫有上、中、下之分，士也如此。上、中、下之间，可沉可浮。令尹、司马、莫敖等高官以及亲贵公子、亲贵王孙是上大夫，中大夫和下大夫则依次递降。大夫是上等贵族，士则是下等贵族。君子通常住在城里，属于“国人”。用大白话来说，国人就是“城里人”，然而并不包括住在城里的小人。
贵族按血缘的系统，以公族(王族)为核心，组成亲疏、大小不等的一些族和家。族原即氏，氏衍分而为族。家原即族，族衍分而为家。族与家联结起来，则是所谓宗。家是经济团体，族主要是政治兼军事团体，宗则是血缘团体。
家有室。文献所记的“室”有多少不等的内涵和大小不等的外延：小而言之，仅指妻孥；大而言之，则可将属于一家之长的人和物———即妻孥、仆妾、田土、房屋、动产涵盖无余。当时基本的财产是田土，所以室也可称为“田室”。大夫除了自有的田室之外，往往还有赏邑。在当时的楚国，赏邑与封邑、食邑、采邑、禄邑无别。
赏邑和自有的田室加在一起，可称为“所”。
封给亲贵公子的赏邑通常可以世袭，从而转化为自有的田室。
封给重臣、功臣、宠臣的赏邑，除了个别的例外，不能世袭，或者只能传一代、两代，这与北方各国是不同的。北方，如《史记·管晏列传》所记齐国的鲍叔，“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如此优遇，楚国的贵族是享受不到的。所谓个别的例外，即孙叔敖了所受的赏邑，因在边远、硗瘠之地，人所不喜，据说传子九代以上。《淮南子·人间训》说：“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收，唯孙叔敖独存。”
楚国的赏邑是不大的，官高功大如孙叔敖，据《史记·滑稽列传》，死后其子所受赏邑也只有400户。北方各国就不同了，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通例是“卿备百邑”。楚国的赏邑以户计，北方各国的赏邑以邑计，小大的差别可想而知。邑数上百，户数就要成千上万了。
楚国无卿，就连上大夫也很少有长盛不衰的。其上大夫与北方各国的卿相比，就赏邑而言，一如小巫见大巫。
鲁国有三大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形成三个兄弟“王国”，鲁君对他们一筹莫展。鲁襄公时“作三军”，三大家族各为一军，《左传·襄公十一年》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鲁君多悲剧人物，根源就在于三分公室。晋国的上等贵族食邑也很大，如韩氏七家和羊舌氏三家，据《左传·昭公五年》所记，“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即共有兵车900乘。楚国最大的家族若敖氏，极盛时期也只有“六卒”，即兵车180乘，等于晋国韩氏和羊舌氏兵车总数的1/5，而且不久就被庄王击灭，此后再也没有可与若敖氏媲美的家族了。须知，在晋国的上等贵族中，韩氏和羊舌氏还不是数一数二的。族有兵。族兵即文献所谓“私卒”，战时常须随同本族的将领出征。他们利害与共，生死与共，战斗力很强。以私卒从征是贵族承担的兵赋，这与北方各国相同。《左传·昭公十六年》记郑卿子产说：“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
家族如有世职，就成为官族了。地位最高而且资格最老的官族是屈氏，世选莫敖。斗氏地位也很高，资格也很老，但并非官族。
地位较低、资格较浅的官族，如钟氏世为乐尹，而观氏世为卜尹。
楚国的要职———即令尹、司马和大县的县公，都不是世职。这些要职，在政治清明之时，任亲则必选贤，任贤则必论亲。
族权与王权又对立又同一，构成了楚国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基本矛盾。与王权协调时，族权是王权的股肱，族长奉职于庙堂，族兵效死于疆场，此等事例累世不鲜。反之，与王权摩擦乃至冲突时，族权就成为王权的祸患了，族长可能成为政变的主谋，族兵可能成为叛军的主力。楚国每逢族权与王权发生对抗，胜利或迟或早属于王权，绝无例外。
楚国的县或大或小，大县等于一个小国。与北方各国相比，楚国多大县。这是因为楚人灭掉了许多中小诸侯，即以其地置县，便于利用原有的管理系统。作为诸侯是中或小的，作为县就大了。如申和息原是两个中小诸侯，被灭后成为两个大县，可以合编为一军。
灵王一度灭陈、蔡为县，加上边境大城不羹，三县各有千乘之赋，都比申和息更大。
县邑多而且大，赏邑少而且小，这是楚国王权的根基。楚国公室特别强大，王权特别牢固，发生了改变也不会大权旁落，这是因为楚人偏爱王权吗？不，这是因为楚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确保了王权的绝对优势。
小人的主体是“庶人”，占楚国人口的大半。其中，“国人”较少，“野人”较多。庶人中的国人是楚族平民以及地位与他们相当的楚籍异族平民，他们通常住在城里。庶人中的野人多为异族人，入楚籍后逐渐楚化，是农奴和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住在乡里。所谓“野人”，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乡下人”，然而并不包括为数甚少遁迹乡里的国人。
庶人的中间地位，又鲜明，又微妙。《国语·楚语》记屈建说：
“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之。”说的是祭典，等级分明，庶人可用鱼炙之荐，陈笾豆、脯醢之类，虽则寒酸，但祖宗的鬼还不至于挨饿，非奴隶可比。但他们终究是小人，受着等级的严格约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大夫士会论楚国的国情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总之，庶人是下等国人、上等小人、诸色野人。
身为国人的庶人，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其职业有“商、农、工、贾”之别，还有为数不多的官和为数较多的吏。把“商”与“贾”分开，可想而知，前者是大商人，后者是小商贩。把“商”摆在前头，把“贾”摆在后头，想来是因为官方看重大商人而看轻小商贩，这和晋国是有明显差别的。晋国庶人以下的序列，据《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记，是“庶人、工、商、皂、隶、牧、圉”。
皂、隶、牧、圉暂且不论，庶人多为农民，商人的位次在农民和工匠的后面。由此可知，若与晋国相比，楚国可以说是重商的。但与郑国相此，楚国就不算是重商的了。
身为野人的庶人，被较强的依附关系束缚在里社中，务农为业，承担兵赋和贡税，家境虽或优或劣，地位则都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庶人大致也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的庶人，或居官而受禄，或无官而饶财。就连其中的农夫，生活也与下士相仿，这和北方的情况是差不多的。《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层的庶人，在正常状况下尚不愁温饱。还有下层的庶人，通常执贱役，难免有饥寒之虞。
特别走运的庶人也有乘坚策肥的，但如不自行贬省，就可能触怒贵族乃至王室。令尹子南的宠臣观起，出身庶人，职居微官，居然有马数十乘，一旦祸起，惨遭车裂。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最忌下逼上。观起自奉如显贵，子南视之如羽翼，这就犯了下逼上的大忌。这样为一个庶人而株连及于执政大夫的事，在北方诸国是不会发生的。楚国公室最强而庶人最多，介乎两者之间的贵族如果豢养庶人以为羽翼，便是公室的隐患。
底层的庶人是“役夫”，或称“役徒”，家底薄弱，家境凄凉。
应征入伍后，没有资格做车兵，甚至没有本钱做徒兵，只能做杂役。
北方诸国的役徒也如此，《管子·轻重己》说：“处里为下陈，处师为下通，谓之役夫。”处里，有户籍；处师，服兵役。役夫虽不是奴隶，但地位之卑贱与奴隶相近，所以，江芈用来骂商臣的名目就是“役夫”。
庶人既是劳作的主力，又是战斗力的主力，他们的向背标志着政情的优劣，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凡称得上是明君、贤臣的，都懂得又要利用庶人，又要安抚庶人。令尹孙叔敖的功业，主要不是克敌制胜，而是抚民安邦。
地位低于庶人的小人，无论被称为“仆”、“台”、“臣”、“妾”或其他，都是奴隶。他们若不隶属于贵族，则必隶属于公室。贵族的室田既然不算很多，那么，他们所占有的奴隶也不会很多。
公室的奴隶当然是多的。但与北方诸侯占有的奴隶相比还算是少的。国君把奴隶赏给贵族，在北方诸国较为多见，在楚国则未有所闻。
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往往根据芋尹无宇对灵王的一番话，推断春秋时代的楚国盛行奴隶制，甚至就是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其实，这是误断。《左传·昭公七年》记无宇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其中，自皂至台计六等，有说他们都是奴隶的。按，皂在十等中位居第五，其下尚有五等可臣，绝非奴隶。称“皂”，是因为穿黑衣为侍从或卫士。舆之义为众，平时着地力农，服役则可充众徒之长，应为庶人。隶和皂相似，有卑职微禄，当然也不是奴隶。僚和舆相近，也会被征为役徒，是下等的庶人，算来，确凿的奴隶只有仆和台，以及圉和牧。圉是牧马人，牧是放牛人，贵族也有以“圉”和“妾”为名的，那是算命的结果说可能变成臣妾，就故意起个贱名以邀好运，晋惠公有一子名圉，有一女名妾，就是算命后起的名，事见《史记·晋世家》。
无宇所要说明的不是楚国的等级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完整序列，而是上臣下的隶属关系。而且，无宇是就周朝的通例而言的，至于楚国何等人多，何等人少，无须计较。假如在以农奴制为主的社会里也排一排上臣下的序列，垫底的必定也是奴隶，而且奴隶也不止一等。从无宇的话里，推不出楚国以奴隶制为主的结论来。无宇讲到楚文王制定的《仆区之法》，那是专门治盗贼的。无宇只是把它用做比喻，说收容逃亡的奴隶就像窝藏偷盗的赃物罢了。
诸夏经常在作战时俘掠人口以为奴隶。《小盂鼎》铭文记周康王时伐鬼方，把“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与俘马、车、牛、羊连举，而且人数比马、车、牛、羊的总数还多。《左传·宣公十五年》记“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可证当时晋国大量俘掠狄人以为奴隶。晋人所获战俘通常沦为奴隶，就连贵族也不能幸免。楚国的郧公钟仪被俘后，关押在晋国的仓库里，无疑也沦为执贱役的奴隶了。诸夏还不时相互赠送奴隶，是战俘的叫“献”，非战俘的叫“赂”或“纳”。例如：《国语·晋语》记晋悼公伐郑，郑人“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左传·成公二年》记楚共王侵鲁，鲁人“赂之以执斲、执针、织纴皆百人”。楚国则不然，楚人尽管狂热地攻城夺邑，灭国废君，但他们对于俘掠人口以为奴隶却没有表示出明显的兴趣。他们送给诸侯的，除了常规礼品之外，只有铜、鼋之类，没有匠人和艺人。
农奴制成分和奴隶制成分并存在楚国社会中，它们的关系不像两个板块的碰撞和挤压，不是一进一退，或者僵持，谁也吞不下谁，谁也消化不了谁。而且，它们不像狼和羊或者猫和鼠，不是前者吞噬和消化后者。它们处在共生状态，你需要我，我需要你，难舍难分，只是分量一重一轻，速度一快一慢，地位一主一从，如此而已。
正像马克思所讲过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要问在武王以后的楚国社会中那种普照的光是什么，看来只能做这样的回答：它是农奴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