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不是首都的特称。凡是有王宫———包括游宫在内的地方，都可以称“郢”，或许，说得更准确些，都应该称郢。因此，可以有几个郢同时存在，冠以地名，以资识别。
从昭王十一年冬起作为首都的郢，称为“栽郢”。其地与熊渠所封句亶王治所相近，早就有楚人聚居。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已被称为“江陵”。栽郢的遗址，最迟在东汉晚期，已被称为“纪南城”。后人以为，城名纪南是因为它在纪山的南面。
栽郢成为首都以后，原来的郢都就以旧名“鄢”见称了。
江陵是长江中游的锁钥。从西周晚期到清代中期，得江陵则可得长江中游，失江陵则必失长江中游。江陵南傍长江，溯江而上可通巴蜀，沿江而下可通吴越，逾江而南经洞庭湖平原可达苍梧(山名，在今湖南宁远南)，北经鄢、邓、申出方城可达中原。长江中游东西向的水路和南北向的陆路，相交如“十”字，江陵就在这一横一竖的交点上。其地西、北两方是丘陵和山地，东、南两方是平原和水面。物产丰饶，可为霸王之资。
江陵绾毂长江中游，古人对此有确切的认识和精粹的表述。例如《晋书·王戎传附王衍传》云：“荆州有江汉之固。”杜甫《江陵望幸》诗有句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苏轼《荆州十首》有句云：“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地位，最初是因楚人建栽郢于此而奠定的。
楚国以栽郢为首都，长达220年左右，这是楚王国的鼎盛期，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
班固《幽通之赋》云：“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强大于南汜。”
“黎”或称“重黎”，是楚人的远祖，相传为高辛氏火正。“芈”，是楚王族的姓。“南汜”，即江陵周围众多或分或合的水道。栽郢的兴起，标志着楚王国和楚文化的鼎盛期的开端。
在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中，有一种造型卓异的木雕，今称虎座立凤。此凤两胁有鹿角，通体饰彩文，昂其首，展其翅，双足立于虎背，虎躯体微小而性情驯顺。这种木雕集壮、美、奇于一身，是已迁于乔木的凤，可视之为楚王国和楚文化的鼎盛期的象征。
（第一节和于内而慎于外
昭王同兄弟的关系，与其父辈同兄弟的关系迥然异趣，从康王到平王，兄弟五人，勾心斗角，以至你死我活。昭王同兄弟却是彼此倾诚相爱，竭力相助。当初平王去世，大臣见太子壬年幼不堪任事，议立子西为王，子西执意不从；又议立子期为王，子期也执意不从。吴师入郢后，子西和子期为保护昭王和规复社稷而奋斗，艰苦卓绝。昭王若有迷误，子西、子期便设法使之醒悟。《孔子家语·辨政》记昭王为求欢娱，拟作荆台之游，司马子期以为不可，昭王不悦。令尹子西自请陪同昭王前去，昭王大喜。焉知走了不过十里，子西就停下车，向昭王指明纵情逸乐的坏处，还说，子期是忠臣，我是谀臣，愿大王赏忠而诛谀。昭王问道，今王不去，后王也要去，你能劝阻今王，难道还能劝阻后王吗？子西答道，大王万岁之后，在荆台上筑个墓，子孙就谁也不敢去玩了。昭王终于明白过来，于是还车回宫。孔子赞曰：“至哉！子西之谏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后者也。”此事，《说苑·正谏》等所记略同。有子西、子期两位庶兄，这是昭王的大幸。
公元前504年———昭王十二年，郑见楚新败，乘机伐许。这时，许在容城(在今河南鲁山东)。楚人喘息方定，置之不问，可是，吴师又来伐了。吴太子终累在淮水中游击败楚国，俘获潘子臣、小惟子和另外七位大夫。吴师别部在繁扬(在今河南新蔡北)击败由子期指挥的陵师。子西建议临时迁都于鄀，以便接应，昭王从之。
这鄀是下鄀，在今湖北钟祥西北或宜城东南。吴师有上次的教训，适可而止，退兵回国。
公元前500年———昭王十六年，鲁与齐会盟，孔子为鲁君相礼。
后来，孔子与楚国有些瓜葛，这里先写一笔。
公元前496年———昭王二十年，北方诸国动乱频仍，但政治格局无大变。楚人休养生息了八年，又想在国间舞台上小试锋芒了。
顿是一个小国，故址在今河南项城西，这时叛楚附晋，楚灭顿，以儆效尤。
阖庐和吴师回国后，声威大震，上国对他都刮目相看了。功臣受重赏。伍员受封在申(地望不详)，因而称为申胥。孙武似已告退，缘由想来是与阖庐、伍员意见不合。是年，刚即王位的句践起兵伐吴，吴师在槜李(在今浙江嘉兴南)与越师相遇。吴师严阵以待，置越师挑战于不顾。句践派刑徒排成三行，走到两阵中间，以剑自刎。吴人从来没有见过此等怵目惊心的怪事，一时呆若木鸡。
句践乘机麾师进击，吴师因心神不宁而大败。阖庐被越大夫灵姑浮用戈击伤，北行不过十里就死了。
阖庐子夫差继为吴王，命人站在王庭中，每见夫差出入，就指名问他，夫差，你忘了越王杀害你的父亲吗？夫差则答，没有，没有，我不敢忘。
这时越国的本土还不很广，据《国语·越语》，其地南至句无(在今浙江诸暨)，北至御儿(在今浙江嘉兴)，东至鄞(今名依旧)，西至姑蔑(在今浙江衢州)。越国的西边是越人散部，越师可以假道入楚境。
胡国虽小，却在吴楚大战时趁火打劫，攻掠邻近的楚邑。公元前495年———昭王二十一年，楚灭胡，了结了吴楚大战的一个小的遗留问题。
还有一个大的遗留问题，便是导吴伐楚的蔡。公元前494年———昭王二十二年，楚与陈、随、许合兵伐蔡，围其都。子西命役徒在蔡都外筑垒以备攻城，九天竣工。蔡人大惧，男女分别列队出降。楚对蔡从宽发落，昭王让蔡人在长江和汝水之间这片广大的区域里另觅栖息之所，蔡人要求迁到离吴国近些的地方去，昭王表示允许如此。
是年，吴倾全力伐越。句践深信巫术，命巫师作法让吴师翻船，结果当然无效。吴师击溃越师，进占越都(在今浙江绍兴)。句践率残部甲士五千逃上了越都南面的会稽山，派大夫文种向吴太宰伯嚭行贿以求和。夫差听从了伯嚭，同意议和。伍员反对，可是夫差不听。其明年，蔡昭侯决意投靠吴国，公子驷反对。应蔡昭侯之请，吴大夫泄庸领兵到蔡国聘问。蔡昭侯杀死公子驷，在吴师护送下，迁都于州来，是为下蔡。
吴败越，楚人为之忧心忡忡，子西却认为夫差正在走自取败亡之路，不足为楚国之患了。《左传·哀公元年》记子西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
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这时，楚都早已迁回栽郢了。
公元前491年———昭王二十五年，蔡昭侯要访问吴国。一些大夫唯恐他又要找吴师来再次迁都，以公孙翩为首，发动政变，射杀了蔡昭侯。公孙翩为忠于蔡昭侯的大夫所杀，其同党或被杀或被逐。
戎人蛮氏介乎晋楚之间，首鼠两端，楚国决定对它采取彻底解决的手段。是年夏，大夫单浮余率楚师围蛮氏，蛮子赤逃到了晋国的阴地(在今河南卢氏东北)。楚国派丰、析两邑的兵进驻上雒(在今陕西商洛)，作掎角之势。派使者对守卫在阴地的晋大夫士蔑说，晋和楚有盟约，应当同好同恶。否则，敝国的将士将越过少习山来。
按，少习山在商洛东，其下有武关。说要越过少习山，意即西入武关，联秦伐晋。士蔑报告赵简子(赵孟)，赵简子说，晋国尚未安定，不可开罪楚国，你就赶快把戎人交给楚国吧！士蔑扬言要为蛮子赤卜地定居，召蛮子赤，把他和五位随行的大夫一并捕获，押到析邑的三户，交给了楚国。楚人故意为蛮子赤置赏邑，立宗庙，诱引其部众前来，然后一网打尽，把他们迁到南方去了。
公元前489年———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楚救陈，昭王进驻城父。自春至秋，楚师与吴师相持不下。楚人卜战，不吉；改卜退，也不吉：由此，迟疑不决。此时，昭王已病重，见太阳边上接连三天有红云，觉得奇怪，派使者去问周太史。周太史说这是昭王将受祸之兆，如果举行禳灾之祭，可使病移到令尹、司马身上去。昭王说，令尹、司马是寡人的股肱，怎么能把心腹之患移作股肱之患呢？
寡人如因有罪而须受祸，又怎么能转嫁给别人呢？于是，昭王拒绝举行禳灾之祭。经占卜，据说昭王患病是河神作祟。大夫要祭河神，昭王又反对。《左传·哀公六年》记昭王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汉、雎、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孔子听说昭王所言如此，赞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昭王久闻孔子之名，是年曾以礼聘孔子。孔子欣然首途，不幸受阻于陈蔡之间。门生子贡向昭王告急，昭王派兵为孔子解围。《史记·孔子世家》记：“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按，当时农村的基层组织，若干家为里，若干里为社。所谓“书社”，即书其社之人于籍。《说苑·杂言》说，子西反对授孔子以政，昭王乃不用孔子，这是后人的传说，殊悖情理，不可置信。孔子终于没有到楚国去做官，一则因为兵荒马乱，二则是因为昭王病重，顾不上了。孔子和楚人确实有一些瓜葛。相传孔子曾向楚国的老子即老莱子求教，深受启发，大为叹服。孔子从陈蔡之间得脱后，途遇楚国一位佯狂的隐士，其名为接舆。接舆边走边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歌中有告诫之意。孔子下车，要向这位贤者请益，接舆避走不顾，以致孔子未能如愿，事详《论语·微子》。
昭正临终之际，要子西继为王，子西坚辞不受；要子期继为王，子期的态度一如子西。昭王又要子闾(公子启)继为王，子闾也坚辞不受。昭王连说了五次，子闾连辞了五次。子闾见事态如此，为了安慰昭王，假意受命。昭王死，在位二十七年。
子闾与子西、子期议决，封锁消息，阻绝路口，秘密派精干的使者回郢都，迎昭王之子章到城父，立之为王。熊章即惠王，其母为越国女子。惠王既立，楚师乃回国。
这时的楚国已经从濒于危亡的大难中复苏，国力渐充，威名益著，但不像霸主那样气焰灼人，在国内使民众得到了安宁，在国外树立了一个并不招惹反感的形象。
王孙圉曾奉昭王之命到晋国聘问，据《国语·楚语》所记，赵简子问王孙圉，听说贵国有美玉白珩，奉之为宝，是吗？王孙圉答道：“未尝为宝。”王孙圉随即一一介绍楚宝，第一是贤臣观射父，第二是贤臣左史倚相，第三是物产丰饶的“云连徒洲”即云梦一带。
“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王孙圉说，国有六宝，首先是“明王、圣人”，其次是可以祭神祇求丰收的“玉”，可以卜问吉凶的“龟”，可以防备火灾的“珠”(当时观念如此)，可以制造兵器以抵御敌人的“金”即铜，然后是“山林薮泽”。末了，王孙圉说：
“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昭惠时代楚人由起死回生而稳步前进，所依靠的首先就是和衷共济的诸多人才。
（第二节白公与叶公
惠王初即位时，也还年幼。执政大夫奉昭王后期的遗规，莅事勤谨。社稷转危为安的教训，公族融洽团结的气氛，以及臣僚志虑忠纯的辅弼，铸就了惠王随和、稳健的性格。
惠王在位的最初十年，除了难得与上国往来的秦国不算，楚国是一个民众最能安居乐业的国家。当时的吴王夫差，不满足于先王打败楚国和自己打败越国，他的自我感觉好得出奇，傲然有霸主之志。由此，当时的国间冲突以吴国为元凶。不幸的是，牵涉在其中的多数国家还有时起时伏的内患。于是，局势显得闹腾腾、乱纷纷，愚蠢和顽劣多于智慧和明达，直是瓦釜雷鸣。
公元前488年———惠王元年，吴王夫差北上与鲁哀公相会，有重兵随行。过宋国时，索求百牢———即牲礼一百。按当时的礼制，至多不过十二牢，因为十二是“天之大数”。夫差强求，宋人只得如数奉献。到了鲁国，鲁人也不得不向夫差奉献百牢。其明年，吴师北上，先伐鲁，后伐邾。又明年，吴国开凿了邗沟，以便吴师北伐。
邗沟，后世又称韩江，是中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是年，楚伐陈，这是一次聊胜于无的行动，目的只是提醒对方不要亲吴而叛楚。
公元前485年———惠王四年，吴与鲁、邾、郯合兵伐齐。齐大夫鲍氏弑齐悼公，把他的尸体献给夫差，但齐师力战不降。吴大夫徐承率舟师航海伐齐，为齐师所败。吴师不得志，水陆俱退。伍员反对伐齐，《吕氏春秋·知化》记伍员说，齐只是“疥癣之病”，越才是“心腹之疾”，“吴、越之势不两立”。夫差为句践伪装的恭顺所迷惑，觉得伍员的话是无稽之谈。其明年，齐伐鲁，吴伐齐以救鲁。夫差将行时，伍员又苦谏，夫差不悦。多次受句践重赂的伯嚭进谗，说伍员居心叵测，嘱夫差不可不防，夫差竟赐伍员死。是年，吴师大败齐师于艾陵(在今山东莱芜)，夫差志益骄，气益盛，目空一切。公元前482年———惠王七年，夏秋之际，夫差率主力北上，与晋定公、鲁哀公会于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南)。句践见有隙可乘，起兵伐吴。越师先小挫，后大捷，占领了吴都，俘获吴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时，尚未与晋定公、鲁哀公相见，乃令知情者七人在帐篷里自杀，在歃血为盟后才星驰回国。越师待吴师主力将到，即撤离吴都。是年冬，吴越议和。约一年半以后，子西、子期以楚师主力伐吴，一直打到桐汭(在今安徽郎溪、江苏高淳一带)。吴为越所困，势难专力与楚周旋，只能消极防御。
公元前479年———惠王十年，夏，孔子死于鲁国。孔子虽然没有到过方城以内，他的学说对楚国还是有些影响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传《易》于瞿，瞿传之于楚人臂子弘(按，即子弓)。《史记·礼书》记孔子既死，其弟子“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另张守节《正义》引《论语·微子》说“亚饭干适楚”。亚饭干是鲁国的一位宫廷乐师，到楚国后是否仍为宫廷乐师则不可知。
据《汉书·儒林传》所记，孔子弟子澹台子羽也住在楚国。
是年夏末秋初，郢都发生了白公之乱。白公，即太子建之子胜。
胜原在吴国，惠王二年子西派人把他迎回楚国，命为白公。白是县名，在今河南息县东。白公胜为报父仇，请求伐郑，子西不许。
惠王八年，晋伐郑，郑向楚求援，子西领兵救郑。晋师退走，楚师也撤回了。白公胜以为子西亲郑，怒不可遏，于是图谋杀害平王的遗族。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记，白公胜“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如此伎俩，无疑是要收揽人心。子期之子访问白公胜，正巧见到他在磨剑，便问，王孙怎么自己动手磨起剑来了？白公胜答道，要杀你的父亲！子期之子大惊，走告伯父子西。子西全然不信，说，白公胜像个蛋，是在我的翅膀下成长的。以后我死了，他不是令尹就是司马。言下之意，是说白公胜犯不着杀他。这话传到白公胜那里去了，白公胜说，令尹怕是发疯了吧？他如果能善终，我就不是白公胜了。
白公胜确实要作乱了，他对有勇力的死士石乞说，对付大王和两卿(子西和子期)，我看只要五百人就够了。石乞问，哪来这五百人呢？白公胜说，市南的熊宜僚很有本事，把他找来，足可当五百人。石乞随白公胜去拜访熊宜僚，熊宜僚正在“弄丸”———即把几颗弹丸上上下下抛着玩，不使落地。石乞代白公胜说明来意，熊宜僚表示不愿为白公胜效力，但可为白公胜保密。石乞拔出剑来搁在他头颈后面，他神色不变，弄丸不辍。白公胜说，他不为利诱所动，不为威逼所屈，不为求媚而出卖别人的秘密，我们就算了吧！此事，又见《淮南子·主术训》。熊宜僚号称“市南宜僚”，大概是一位隐于闾里的异能之士，体格强壮，身手矫健，精通武术和杂技，而且徒众多以数十百计，但无求于功名利禄。因此，《庄子》一书把他说成是“少私”、“寡欲”的道家，多次称引。
平时，白公胜是住在白县的。是年夏秋之际，白公胜击败侵扰楚国边境的吴师，请求入朝献其所获，得到准许。白公胜乘机率其党作乱，在朝廷上击杀了子西和子期，劫持了惠王。石乞要杀死惠王，白公胜以为弑君不祥，不许。白公胜要立子闾为王，子闾宁死不从，为白公胜所杀。惠王被关在称为高府的仓库中，由石乞守门。
大夫圉公阳凿破墙垣，救出惠王，背在自己身后，秘密送进了其母昭夫人宫中。白公胜对昭夫人尚不敢冒犯，惠王暂时还是安全的。
白公胜迟疑了多日，终于自立为王。
叶公沈诸梁闻讯，从方城外赶到郢都。进郢都北门后，遇到箴尹固带着私卒正要去投白公胜。沈诸梁说服了箴尹固同他一起去攻击白公胜。沈诸梁打开大府，用其中的物资周济国人；打开高库，用其中的兵器装备国人。作乱和平乱的双方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巷战，据《淮南子·道应训》所记，打了十天之久。乱党终于覆没，白公胜逃到城外的山中自缢，石乞被处以烹刑，白公胜弟王孙燕则逃回吴国去了。这场叛乱，自始至终，一说为十九天，另说为一月余。
《说苑·立节》记大夫申鸣引兵攻白公胜，白公胜听说他是大孝子，便把他的父亲捉来，胁迫他投诚，申鸣说：“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说罢，战斗不止，他的父亲由此遇害。白公胜既死，申鸣也因未能尽孝而自尽。此事未必真有，但楚人的传统确实把忠看得比孝更重。
白公胜杀令尹、司马而囚惠王，起初还不是为了夺权、篡位，而只是为了复乃父之仇，泄一己之愤。他在歇斯底里状态中，神志已不大正常了。《韩非子·喻老》记白公胜将作乱时，凝神久思，竟倒持手杖，手杖的尖端刺破了他的下巴，血流及地，仍不自知。西汉贾谊认为：“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也，发愤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胸)，固与俱靡而已。”近人有以为白公胜是一位革新家甚至革命家的，基本的理由是白公胜“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其实，白公胜此等行径只是用之于一时的手腕。把手腕看成理想，无异于把脂粉看成本色，结果便是把假象看成真相。
事平之后，叶公受命以一身而兼令尹、司马两职，这在楚国是空前而绝后的。惠王赏叶公食田六百畛，以褒其功。
叶公镇守北疆，劳绩卓著。平白公之乱后，威名远播。《战国策·楚策》说：“当此之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乡(向)。”叶公的才略，在当时列国的群臣中，确实难得。至于他的状貌，却似乎全无英雄气概。《荀子·非相》说，叶公“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然”。孔子在世时，叶公曾向孔子问政，《论语·子路》记孔子答曰：
“近者说(悦)，远者来。”《韩非子·难》记孔子对此所作的解释为：
“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白公之乱既平，叶公贵极人臣。《战国策·楚策》记莫敖子华对楚威王问，以叶公的“崇其爵，丰其禄”与令尹子文的“廉其爵，贫其身”作对比，可见昭惠时代楚国的大臣不再以俭朴自奉为荣了。
这位叶公源出番裔，仍有崇龙之俗。《论衡·乱龙》记“叶公好龙”，墙壁上、器皿上都画着龙，据说真龙大为感动，光临叶公的府第，叶公见之，大惊而逃。真龙现身虽是后人编造的寓言，叶公好龙却实有其事。后人对假的比对真的更感兴趣，叶公就成为嘲讽的对象了。如唐人李百药过叶县，作《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诗，有句云：“馆宇肃而静，神心康且逸。伊我非真龙，勿惊疲朽质。”
白公胜作乱时，陈师侵楚境。白公胜败死后，楚人觉得陈国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太多了，决意把它灭掉。为此择帅，子西子、武城尹公孙朝得吉兆。公元前478年———惠王十一年，公孙朝率楚师一举攻灭陈国，即以其地为县，这个颠三倒四的陈国永劫不复了。陈国与郑国相像，也在四通八达之地，商业的兴盛仅亚于郑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楚国灭掉了陈国，经济上、军事上都有利。
是年，叶公沈诸梁见局势已安定，求辞令尹、司马。惠王与叶公枚卜令尹，惠王弟子良得吉兆，沈尹朱说其兆比吉尚有过之。叶公以为不祥：王弟为令尹，尚有过之就是要做王了。过不多久，惠王和叶公改卜，以子西子公孙宁(子国)为令尹，以子期子公孙宽为司马。沈诸梁拜别惠王，回叶县去，仍为叶公。
（第三节吴亡、越兴与楚人
危难可以兴邦，白公之乱平息以后的楚国就是这样。
公元前477年———惠王十二年，发生了一次不大的外敌入侵事件，巴师包围了鄾邑。令尹公孙宁和寝尹王孙由于、箴尹固率楚师击退了巴师。为此，惠王封公孙宁于析邑。
这时，楚人所关注的不是西边和北边、南边，而是东边的吴和越。越人步步进逼，吴人节节退缩，楚人则坐山观虎斗。越这只虎尽管凶猛，但对楚人似尚无敌意。吴这只虎曾使楚人受害不浅，这时楚人希望越国灭掉吴国。当然，两虎俱毙更好，但这在当时是绝无可能的。
奇妙的是，在吴、越的政治舞台上，主角虽是夫差和句践，导演和几位要角却都是楚人。吴国方面的导演先前是伍员，后来是伯嚭。越国方面，句践不再深信给他带来失败和耻辱的巫术，改弦更张，倚重楚人范蠡和文种了，范蠡是导演，文种是要角。范蠡不仅运筹决策，使吴人接连失误，还找来了一位善射的楚人陈音，教越人远射。
公元前476年———惠王十三年，春，越师侵扰楚国东境。这是一次佯攻，意在使吴人产生越国已把楚国当做主要对手的错觉。楚人却是认真对待的，做出了严厉的反应。是年夏，公孙宽和公子庆率楚师追击越师，东渡长江，打到了位于今安徽广德和浙江长兴之间的冥邑才撤回。同年秋，叶公沈诸梁率楚师南渡长江，打到了位于今江西吉安附近的敖邑，与外界称之为“三夷”的当地越人会盟，然后归国。
其明年冬，越师突然进攻吴国，势如破竹，迅即包围了吴都。吴人固守，越人不退。双方相持了整两年，越师才破城而入。夫差自缢，吴国灭亡，时为公元前473年冬，上距吴师入越只有21年，上距吴师入郢也不过33年。
吴国倏然而兴，倏然而亡，何以如此？战国时代的魏武侯曾向李克提出过这个问题，据《吕氏春秋·适威》所记，李克的答复是“骤战而骤胜”。李克认为：“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李克的见解不能说全无道理，可是没有说到根本上去。“骤战而骤胜”未必亡国，也有兴国的。楚庄王就是“骤战而骤胜”的，他却把楚国引到兴的路上去了。
《淮南子·主术训》对吴国的灭亡另有一种见解，认为“民气”是决定因素，夫差胜是由于民气“实”，夫差败是由于民气“虚”。
那么，民气何以由实变虚了呢？据说是因为夫差有“纵欲”、“距(拒)谏”、“遂过”三大弱点。这比李克的见解要高明一些，但也还没有说到根本上去。“纵欲”、“距谏”、“遂过”的君主容易亡身，可是未必亡国。仍以本书已介绍过的君主为例，楚灵王就是只亡身、不亡国的。
后人一般的见解认为，吴国之所以亡，是因为夫差亲佞臣伯嚭而疏忠臣伍员，乃至任伯嚭以政而赐伍员以死。这个见解与《淮南子·主术训》的见解其实无二致，它讲的是果，而《淮南子·主术训》讲的是因，但果复为因，而因复有果。假如只看君臣与兴亡的关系，那么，说阖庐任伍员以政而使吴国兴，夫差听伯嚭之谗而使吴国亡，这是不算过分的。总之，使它兴的，使它亡的，都是楚人。
伍员与夫差的关系，远不如他与阖庐的关系那么融洽。夫差即位伊始，与伍员的关系就是在异样的亲近中羼杂着异样的疏远，不久，就因伍员的政见总是与自己相左而变成了双向的猜忌和愤懑。
阖庐将死时，群公子争立，因伍员进言，阖庐才遗命夫差继位。夫差喜极，说要把吴国分一半给伍员。夫差不过说说罢了，并不当真，伍员则是绝不会接受的，但这就在他们之间结下了一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芥蒂。后来伍员对吴国的前途绝望了，在一次到齐国聘问时拜托齐大夫鲍氏关照自己的儿子。这事被伯嚭告发，添油加醋，夫差才派使者把属镂之剑送到伍员那里去，要伍员自杀，悲剧就是这么酿成的。
就爱国来说，伍员这个楚人比吴人更像吴人。因此，吴国的百姓怀念伍员。在伍员死后两千多年，吴地民间仍把伍员奉为神灵。
伍员所爱的只是吴国，不是楚国。但有一个事实也许会令人大惑不解，即楚人屈原也称赞伍员。周代的爱国者所爱的国有三类：
其一是乡国，即出生之国；其二是君国，即奉仕之国；其三是祖国，即《尚书·禹贡》所谓九州之地。伍员虽不爱乡国，不爱祖国，然而深爱君国，所以是杰出的爱国者。屈原《九章·涉江》云：“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这是把伍员与商代杰出的爱国者比干相提并论。《九章·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这是为夫差不听伍员忠谏而发的感叹。《九章·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这是屈原要把伍员作为榜样，不惜以身殉国。后世的浅识者，对吴国灭亡的缘由还有一种见解，认为主要是夫差为西施所蛊惑。西施是越国献给夫差的一位美人，原是乡村的浣纱少女，被选中后受过专门训练，仪态万方，娇媚无比。据说夫差得西施之后，全不以国事为怀，终至于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这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谈资和诗兴。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记郑寂夫有诗云：“十重越甲夜成围，宴罢君王醉不知。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唐人皮日休作《馆娃宫怀古五绝》数首，其一云：“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也有见识不凡的，如唐人卢汪有诗云：“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此等风流往事，一经后人渲染，便会失真。渲染愈甚，失真愈多。其实，夫差得西施之后，仍几次自将北伐，可见他不是五代李后主那样的政治废物，西施只是使他更奢靡些、更淫逸些罢了。无论如何，吴国和伍员的悲剧确实值得后人深思。唐人李中作《姑苏怀古》诗有句云：“阖闾兴霸日，繁盛复风流。歌舞一场梦，烟波千古愁。……花疑西子脸，涛想伍胥神。吟尽情难尽，斜阳照路尘。”
吴国由兴到亡如此迅速的根本缘由，在于它没有丰厚的文化基础。它本来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奴隶制方国，在淮夷瓦解之后，被时势推上了列国竞逐的政治舞台。对此，它没有充分的准备。大门打开了，华夏文化的芬芳气息扑面而来，吴人载欣载奔，在匆遽之中不免步伍失次。吴王为争霸而忙碌，因逞欲而陶醉。从屈巫到伍员，这些楚人所教给他们的，只是如何去攻打楚国。吴人尽管建造了不少城垣和楼台，制作了不少兵器，训练了不少士卒，还开凿了一条运河，可是在文化建设上没有做切切实实的努力。吴国没有系统的官制、法制、礼制，甚至没有自己的货币。吴墓的随葬器物虽则不乏精品，然而不讲究组合，不凸现主体，甚至把不少楚器和徐器也拿来作为主要的随葬器物，这是吴国没有丰厚的文化基础的实证。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夫差曾大言不惭：“我文身，不足责礼。”可见，他对先进性、制度化的文化建设何等轻视！由此，喜剧很快就转化为悲剧，一个“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的强国，在“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之后不久，竟灰飞烟灭了。句践是一位能吃大苦、能忍大辱而百折不挠的国君，他毕生所追求的是打败吴国以至灭亡吴国。在一度蹉跌之后，句践卧薪尝胆，折节下士，躬耕恤民，终于得以雪耻。文种所教给句践的，是治国治民之道。范蠡所教给句践的，也有治国治民之道，但更多的是误敌、用兵之道。卑辞、厚赂、美人，这些是范蠡用以误敌的主要手段，相传西施就是他选中的。越师将攻破吴都时，夫差派使者膝行向句践请求宽宥，句践一时觉得于心不忍，正是范蠡劝阻了句践，斥退了吴使，并且亲自击鼓进兵，越师才破城而入了。
范蠡是一位奇才，灭吴国后，便弃官而去，一说把西施也带走了。范蠡到了齐国，派人带信给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③不久，文种果然被句践赐死。相传范蠡经商致富，号为“陶朱公”。
越国对文化建设也不重视，以致被楚国轻易攻灭，但这是后话了。
（第四节战国的大势和楚国的前景
《春秋》记事止于公元前479年，《左传》则止于公元前468年。
《史记·六国年表》记战国事始于公元前475年，《资治通鉴》记战国事则始于公元前403年。由此，对于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史学界至今无定论。就楚国来说，上列四个年份都没有划时代的意义，因而都不能成为分期的界标。
假如只着眼于史料的状况，那么，不妨把春秋、战国的分界定在公元前468年和467年之间。越灭吴在公元前473年，下距《左传》绝笔仅五年。春秋时代的史料又细又顺，战国时代的史料又粗又乱。为了准确地介绍越灭吴以后的楚事，必须审慎、缜密地清理有关的史料，以求其真。做好了这个工作，其结果也只能是虽顺而粗。
《史记·六国年表》太史公云：“……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
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按，晋国六卿擅权的局面，早在春秋晚期就形成了。六卿因争权而相攻，公元前458年知氏、赵氏、韩氏、魏氏灭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公元前453年赵氏、韩氏、魏氏灭知氏而分其地。于是止得三卿，三卿成为三国。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赵、韩、魏皆为诸侯。齐国田常杀简公，事在公元前481年。
田和取齐而代之，事在公元前386年。所谓六国，即赵、韩、魏、齐、燕、楚，加上秦国，便是所谓七雄。越国在战国中期灭亡了，没有算进去。墨子是战国早期人，当时越国尚在，晋国未分，因而《墨子·节葬》云：“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国，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同书《非攻》云：“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秦国锋芒尚未大露，所以墨子不把它算进好战之国中去。
墨子以为春秋以前天下由圣王治理，不像战国那么纷扰不安，这是他昧于前代旧事而发生的错觉。后人更有以为春秋是理想世界而战国是荒唐时代的，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严安上书汉武帝云：“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凌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
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纵)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诉)。”严安上书，意在借古讽今，以求偃武修文，所以扬春秋而贬战国。其实，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大进步。春秋诸侯多庸碌，战国诸侯多精明。战国时代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但它也是一个成果丰硕的时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思想活跃，中华民族爆发出无限的活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而且，当时南北文化逐渐接近，如曾侯乙墓与中山王墓，一南一北，相距甚远，而所出铜器铭文字体相去无几。
战国早期和中期，北方的强国由少变多，南方的强国则由多变少。黄河中下游原来只有晋、齐两强，晋国化整为零，燕国由弱转强，以致五强并立；长江中下游原来有楚、越两强，楚灭越后，就独有一强了。在三卿分晋、田氏代齐以前，北方诸国大抵私家强而公室弱，南方的楚和越却从来是公室强而私家弱。西方的秦国与楚、越相像，也是公室强而私家弱。在三卿分晋、田氏代齐以后，北方诸国大变，公室转强，私家转弱。可是，北方的力量已经分散，而且诸侯相伐不已。它们会组织一些短命的同盟，然而今日为友，明日为敌，无法实现持久的联合。它们的力量总和不但压倒秦国，而且超过楚国，无奈这个总和是虚幻的。因此，它们的命运必然是：
若不灭于楚，则必灭于秦。至于楚人能否好自为之，在竞逐中压倒秦人，则尚难遽断。
（第五节渐臻全盛
强干弱枝是楚国的政治传统，它的根基深埋在楚国的社会体制中。人们习以为常了，偶或稍有偏离，也会迅即纠正。如惠王要把梁邑(在今河南汝州西南)封子期之子文子，梁邑是北境的险地，文子说，我怕子孙有二心，不敢受此险邑。惠王嗟叹，改封文子于鲁阳(在今河南鲁山)。文子大概是楚国的第一个封君，封地可世袭，号为“鲁阳君”，但也有称之为“鲁阳公”的。文子以忠勇著称，有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挥戈回日”，但那是惠王后期的事了。《淮南子·览冥训》云：“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通‘挥’)之，日为之反三舍。”
白公之乱又使楚国因祸得福，楚国的君臣同心戮力，在确保后方安定的前提下徐图开拓。他们像一只吃饱了的虎，蓄积着自己的力量，注视着北面和东面几只半饥不饱的虎。
越国并吞了吴国，但它还是半饥不饱的。它也像吴国那样，要预上国之政了。
句践比夫差聪明，尚能量力而行。楚国自从有了吴师入郢的教训，对东部边境的防务不敢稍有懈怠。当初越师一次佯攻，就招来了楚师两次渡江，对此，句践记忆犹新。句践当然明白，假如越师西上与楚师争锋，再也不会有阖庐那么辉煌的战绩了。句践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因为北方的诸侯对吴国尚且畏惧，对灭掉了吴国的越国就更加惶恐了。果然，如《国语·吴语》所记：“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陈”乃误记，因为那时它早就被楚国灭掉了。句践引兵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州东南)，并向周天子纳贡。周元王赐句践胙，封之为伯。《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这时句践“号称霸王”。
既已号称霸王，句践也就满足了。他的领土野心并不大，但总爱过问其他国家的内乱和外患，在这一点上，他颇有春秋时代霸主的特色。夫差侵占的宋地，被句践还给了宋国；夫差侵占的鲁地，也被句践还给了鲁国。卫国发生内乱，句践派人去干预。鲁国与邾国发生边界纠纷，句践派人去仲裁。对淮夷，句践深感棘手，怎么也摆弄不好，于是，越国只管淮水下游，听凭楚国宰制淮水中游。
楚国静观其变，坐收其利。
公元前464年———惠王二十五年，句践死，子鹿郢(鼫与)立。
从此，越国就黯淡无光了。
公元前458年———惠王三十一年，知氏、赵氏、韩氏、魏氏攻灭范氏、中行氏之后，晋出公企图以齐、鲁两国为外援，伐知、赵、韩、魏四卿，未果。三年后知伯废晋出公，立晋昭公曾孙骄为晋懿公。不久，知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引兵围赵襄子。赵襄子策动韩康子、魏桓子倒戈，杀知伯，尽分其地，时为公元前453年———惠王三十六年。其明年，晋出公不自安，奔楚求庇，晋三卿立晋敬公。
晋国的扬氏为三卿所逼，也奔楚避祸，居巫山之中。其后有汉人扬雄，以文名世。
秦国北伐大荔、义渠之戎，南取汉中之巴，几经进退，扩展了版图。楚国竭力巩固自己在淮水中游的统治，公元前447年———惠王四十二年，攻灭了反复无常的蔡国。《荀子·强国》说到此役楚师主帅是子发，灭蔡后，推功于国君、将领和士卒，辞赏不受。子发所辞的赏，应为“执圭”。“执圭”是楚国最高的爵位，可能是惠王始设的。
灭蔡后，楚国往东北方向扩展。公元前445年———惠王四十四年，灭杞。杞是由夏人遗民组成的一个小国，原在今河南杞县，一再迁都，这时在今山东安丘东北。灭杞后，楚师继续东进，达到泗水流域，这就逼近鲁国了。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楚与秦通好。
楚人没有放松对越人的戒备。楚、越两国的舟师多次在长江中交战。楚国的舟师战船较大，装备较好，但总在上游，越国的舟师则适得其反。顺流而下的退走时慢，逆流而上的退走时快，因而楚人屡屡失利。鲁国的巧匠公输般(鲁班)应聘到楚国，设计了一种“钩强之备”。“钩”，就是把掉头逃走的敌船钩住；“强”，就是把迎面冲来的敌船顶住。至于“钩强之备”的构造，则莫知其详。只要能把敌船钩住或顶住，楚人的优势装备———尤其是这时已用于实战的弩就可以使他们稳操胜券。否则，如果短兵相接，楚人怕就斗不过一向善于步战的越人了。据说，自从楚人有了“钩强之备”，在水战中屡屡失利的就是越人了。此事，见《墨子·鲁问》。
公输般还为楚国设计了“云梯”，用以攻城。“云梯”下部有轮，《墨子·经》称之为“车梯”。河南卫辉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其图像中就有带轮的云梯，不过那是战国晚期的。公输般设计“云梯”，可能是受了楚国原有的“楼车”的启发。楚国制造了一些“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墨子是宋人，听到这个消息，急忙跑到楚国去，据说只走了“十天十夜”就到了郢都。墨子求见惠王，恳求不要进攻宋国，并说宋人有他设计的守城器械，可以破公输般设计的“云梯”和其他攻城器械。公输般也在场，他和墨子在惠王面前进行攻防的演练，当然是假设的，一个讲可以用什么攻，一个讲可以用什么防。据说，公输般进攻九次，都被墨子击退了。于是，惠王吩咐不要去进攻宋国了。此事，见于《墨子·公输》和《吕氏春秋·爱类》等典籍，都是墨家后学的手笔，不尽可信。
墨子平时生活俭朴，相传这次见惠王却衣锦而吹笙，以投其所好，事见《吕氏春秋·贵因》。衣锦，可能是临时披上的礼服。吹笙，则肯定是因为惠王喜好音乐，墨子有意取悦于惠王。
墨子不善辞令，留给惠王一个“其言多而不辩”的印象。后来惠王问墨家田鸠何以如此，田鸠讲了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说以辩取言一如买椟还珠，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公元前432年，惠王去世，在位计57年。在所有楚君中，在位时间超过55年的只有惠王一人。太子为熊中，继位，是为简王。
公元前431年———简王元年，楚灭莒。这时楚人继续向东北推进，绕过鲁国，达到了沂水流域的东部。莒国故址在今山东莒县，其公族为嬴姓。莒人以为有越人支持，尚能苟安，不料乃如覆巢之卵。《战国策·齐策》说：“莒恃越而灭。”越人北上的道路被楚人切断，力图重新打通，在公元前413年灭郯。郯国故址在今山东郯城，尚在莒国故址以南，再往北去，越人就力不从心了。郯国公族也是嬴姓，自称乃少皞氏苗裔。
灭莒之后，因中原多事，楚人不得不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中原，对齐鲁一带就暂且放松了。
昭惠时代长达84年。其间遭遇两次惊涛骇浪，几乎成为灭顶之灾。楚人奋力抗击，拨乱反正，四境之内很快就又风平浪静了。经历了两次严酷考验的楚国，以稳健的步履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文化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与并世共存的其他国家相比，可谓“一览众山小”。
惠王去世前一年，即公元前433年，为刚去世的曾侯(随侯)做镈钟一枚。这位曾侯名乙，酷爱音乐，精通声律，有一套多达64枚的编钟。可庆幸的是，1978年发掘了位于今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这套编钟连同这枚镈钟都重现于人世了。
曾侯乙编钟体制宏大，性能卓绝。经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检测，钟体含锡量在13%至16%之间，与《周礼·冬官考工记》所云“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相合。实验证明：含锡量若低于13%。则音色尖锐而单调；若高于16%，则钟体易击碎；若在13%至16%之间，则音色既浑厚丰满，钟体亦不易击碎。还有含铅量，过少则钟声衰减过慢，过多则音色易恶化。实测含铅量在1%至3%之间，钟声既衰减较快，而音色不致恶化。甬钟有45件，总音域跨五个八度音程，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平均各只少一个八度音程。在中心音域部分约占三个八度音程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从而证明这套编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具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试奏证明，其旋宫能力达六宫以上，可演奏采用和声、复调、转调手法的乐曲。
与这套编钟同出的有编磬一套，计32件，被盗洞塌落的土石击中，多已破碎，令人抱憾。
钟与磬是相配的：钟发声洪亮，磬收韵清越，两者相得益彰。
所谓“金声玉振”，就是这个意思。古代的“八音”，金居第一，石为第二，金即钟，石即磬。
曾侯乙的编钟和编磬都有铭文，钟铭2800余字，磬铭残存700余字，加上钟架笋梁、编悬配件和磬匣上的文字，共得4463字。其内容是乐理，全面地显示了当时楚国和曾国乐学的发展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器总重达10吨，创单墓出土铜器总重的最高纪录。制作某些铜器所使用的熔模铸造工艺尽善尽美，成为铜器铸造技术的“珠穆朗玛峰”。其中有尊和盘各一件，最为精妙。尊唇和盘口都是宽沿外折，布满细密的镂空蟠螭纹和蟠虺纹。诸多纹饰互不接续，概由内部的多层铜梗支承，不见锻打、铸接、焊接的痕迹。
如此玲珑剔透，华丽之中有空灵之感，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如冰酒器等，也是熔模铸造工艺的杰作。
须知，曾是楚的附庸。位于楚的腹地。附庸的水平尚且如此，宗主的水平如何就不难想见其大概了。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已经创造了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这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不仅使楚国在东亚领先打开了铁器时代的大门，而且使中国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领先于西方约1700年。当时西方冶炼的是锻铁，用途不如可锻铸铁广泛。楚国制作了大量铁器，但主要是农器和匠器。至于兵器，通常仍用青铜制作，但钢剑也已出现。
这时的青铜兵器有以下三个发展趋向：其一是戈、矛、戟越来越精了。戟原由一戈一矛合成，这时楚国已有双戈戟和三戈戟，可能是向吴人学来的。其二是剑越来越多了。楚墓如墓主为男性，多随葬兵器。江陵发掘的一些小型楚墓。各随葬铜剑一件，而其他兵器无所见。其三是出现了弩机。当时在平原上作战，仍为车兵与徒兵混合编队。随着剑和弩的逐渐推广，徒兵的作用逐渐增大了。
中国的铜镜出现得很早，可是直到春秋晚期还很少。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楚国的铸镜业逐渐兴旺起来。铜镜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以及款式的更新，都相当迅速。迄今已有的先秦铜镜的发现地，绝大多数是楚镜。贵族之家固然必有铜镜，一些平民之家也有了铜镜。铜镜是梳妆用具，它的普及也反映了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和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楚人的文字是先后向殷人和周人学来的，但有楚式的风格气派。
这时，笔画扭曲的“虫书”和附饰鸟形的“鸟书”已近乎绝迹，但铭文仍有字体较修长和笔画多波折的传统特色。墨书因毛笔的推广而增加，多见于竹简，字体较方正，笔画较简省，包含着隶书的萌芽。据文献记载，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但从战国楚墓中，已有多支毛笔出土，可见旧说不确。迄今已有的先秦毛笔，无一非楚笔。从考古资料来看，毛笔应是楚人发明的。
这时，楚言已经成为夏言(雅言)的一种方言。但与楚字相比，楚言的特色尤为鲜明。楚言夏化是楚人夏化的重要因素，它使楚人的族属变换了。吴人跑到郢都去大闹了一场，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夏和楚认同了。从此，楚人不再是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的“蝙蝠”，而已厕身于“诸夏”和“上国”之列了。
（第六节老子与道家
昭惠时代是楚国思想界的早春二月。大约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同时，老子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子名丘，字仲尼，是鲁籍宋裔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号老聃，是楚籍陈裔人。儒家代表了北方的学术主流，道家代表了南方的学术主流。当时所谓南方，是含淮北在内的。
说老子就是号为老聃的李耳，这还不是全无疑点的定论。春秋战国之际，被称为“老子”的学者不止一位，可能有两位甚至三位：
其一为周守藏室之史李耳，其二为老莱子，其三为周太史儋。司马迁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苦于不易分辨，三者并存之。后人通常以为，著有《老子》其书的老子其人即李耳。
李耳与老莱子，至少有五点相同或相似之处：第一点，他们都生活在春秋晚期，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而老莱子“与孔子同时”。第二点，他们都是楚人。老子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第三点，他们都号为“老子”。第四点，孔子对他们都尊之为师。“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第五点，他们都著有道家之书。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李耳与儋，相同或相似之处不下四点：第一点，生存年代都在战国早期。苦县原属陈国，公元前478年才并入楚国，事在孔子去世后一年。李耳若为楚人，则必生存于战国早期，不得见孔子。儋曾谒见秦献公，事在公元前374年———即孔子去世后105年，生前更不得见孔子。第二点，显然同名。李耳字聃，“聃”与“儋”音义俱同。第三点，可能同官。李耳为周守藏室之史，儋为周太史，两职似为一职。第四点，都曾西行入秦，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周本纪》和《秦本纪》以及《庄子·寓言》等。
虽说老子有三位，其实大概只有两位：第一位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全称应即老莱子，是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第二位是战国早期的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聃”或作“儋”，曾仕于周为太史，其专职为守藏室，发展了老莱子的学说，把老莱子的遗著改写为分作“道”、“德”两篇的《老子》。
老莱子乡贯不明，相传晚年隐居蒙山，其地在今湖北荆门。归隐之前，曾在楚国的北境居住，从而孔子有幸向他请益。战国中期的道家对此尚有近真的传闻，以为老子是南方人。《庄子·庚桑楚》
记庚桑子对南荣趎说：“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从其言，带着干粮上路，“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这个老子既然在南方，那就一定是老莱子了。《庄子·外物》记孔子见老莱子，说是事出偶然：老莱子的一位弟子出门打柴，遇见孔子，回去向老莱子报告，老莱子派这位弟子去把孔子叫来的。《战国策·楚策》记：“或谓黄齐曰：
‘……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太平御览》卷915引《庄子》佚文，记老子赞孔子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以凤喻圣贤，是南方的楚俗。孔子也曾赞老子，喻之为真龙，事见《礼记·天运》。以龙喻圣贤，是北方的夏俗。闻一多说：“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智哉斯言！
儒学和道学，大致说来，前者盛于北方，后者盛于南方。说得更加准确一些则是，前者盛于黄河中下游，后者盛于淮水流域和长江中游。战国中期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及其弟子，认为道家集中在南方的楚国。《庄子》一书所记有道家思想的人物，除了子虚、乌有之辈而外，几乎全是楚人。据说，楚国的一些农夫也有道家思想，如《庄子·天地》所记子贡在汉阴遇到一位种菜园子的老农，“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建议这位老农改用桔槔以提高工效，不料被这位老农劈头盖脸地指责和嘲笑了一通。这位老农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位老农所讲的，全是道家的理论。当然，这是战国中期的道家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它用夸张的艺术形式显示了道家学说流行于楚国的史实。
楚国本来盛行巫学而兼用杂学，巫学是楚人的传统学术，杂学是指楚人所能搜集和研习的外来学术———即“《书》、《志》、《记》”
等以及南方的周人如随人季梁的学说。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地理和医药等等，有原始的哲学如道学的萌芽，有原始的艺术如诗歌、乐舞和美术，有神话、传说和信史，当然也有巫术、巫技和巫法。除了楚国，还有陈国和宋国也盛行巫学。就宇宙观来说，道学其实导源于巫学。巫学朝着理性化、抽象化的方向发展，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便是道学。促使道学成长的，是楚国变弱为强的历史经验和以寡驭众的社会状况。
《庄子·天下》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这个太一就是从楚人崇奉的星神太一脱胎换骨而来的，被道家抽象化、理念化，成为宇宙的本体了。
从社会背景来看，《老子》一书痛切地反映了楚国县民的认识和愿望。县民本来不是楚人，他们是在故国沦亡之后才隶于楚籍的，老子也是这样的县民。县民之中，贵族和平民都有。他们深怀黍离之悲，对祸福的倚伏有真切的体验，对鬼神的笃信则容易幻灭。他们希望楚国的君臣少去触动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少去打乱他们原有的生存方式，最好是因其故俗听其自然。《老子》主张管一个大国，要像煎一条小鱼那么细心。人们常说道家出世，这对道家本身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他们若不遁于野，则必隐于朝，对功名、利禄、珠玉、声色之类无所萦心，对贵贱、进退、得失、荣辱之类无所介怀，只求保全自己的赤子之心。可是，道家的出世并非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对时务和世态并非无所臧否。道家冷眼看世界，但怀着一颗深埋潜藏的热心。他们对弊政的针砭远过于儒家，有时如长歌当哭。《老子》(本书引其原文概用王弼本)第42章说：“强梁者不得其死。”第75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为民和小国请命，但也为君和大国着想。怎么统一起来呢？理想境界是第80章所描述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境界，就要像第19章所讲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老子》的作者当然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们由理想到现实，要求为人君者在上与下、动与静、雄与雌、刚与柔的关系上，甘于处下、尚静、守雌、贵柔。一言以蔽之，就是“无为”。道家的无为，不是无所可为，而是达到无不可为的最佳方案，如第37章所讲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前提是第49章所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的作者认为，只要实行他们的主张，就会有第19章所讲的“孝慈”，第38章所讲的“忠信”，以及第19章所讲的“民利百倍”。
如果以为道家所讲的全是迂阔、虚幻之谈，那是没有真正认识道家。如果以为道家要历史开倒车，那是铸就了大错。其实，道家所讲的也是人君南面之术。尽管历朝历代的君臣没有一个完全照道家的学说去做，但还是有一些明君贤臣为政务清静，以无为求有为，而且成效卓著，这就是有限度地实践了道家的学说。
从哲学上说，《老子》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例如第11章说：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58章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第63章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第36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40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1章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第45章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78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诸如此类，无不蕴涵着妙理玄机，在《老子》一书中可谓俯拾皆是。
《老子》的理论出自所谓“玄览”，即静观、细察、默想、顿悟。
除了类比推理之外，不加论证。这是中国南方的典型思维方式，大而言之，也是东方世界的典型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道家独有的，其实儒家也有，只是道家更为玄妙罢了。这样的思维方式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然而富有启发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战国中期以后的状况，大致就是这样。不过，孔子其人和老子其人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而且在理论上有相互渗透之处。老子也讲过要“孝慈”和“忠信”，孔子也讲过要“无为而治”，都是为了救世，道虽不同而可相为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就重儒轻道了，这是古代中国的不幸。
道学站在楚文化鼎盛期的起点上，它是正在迅速发展的楚国社会的批判因素，也是这个社会的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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