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军官，三名士兵，他们陪我上高地去看边境线的那一头。那名年轻的军官对我说，你应该先去看一看，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他是突然对我说这句话的。他说这话时胸膛起伏，语气是急迫的，充满了渴望，好像他要我看的，不是一段冷冰冰没有生命的裸露出大片砾石的土地，而是他们自己生命中没有遮掩的一截骨血。
那个时候我刚经过几百公里的颠簸到达边防驻地，饭刚做好，是用高压锅煮的面条，每人一大碗，为了款待我，团队主官下令开了两个600克的罐头，一个是丝毫没有植物样子的缩水菜，一个是极像塑料制品的午餐肉，一并放在桌子中间。我被那名年轻军官急迫的口气和渴望的样子感染了。我尤其对他那么急切地要我去看边境线的“那一头”感到好奇。我说那就走。我们就走了。我和那名年轻的军官。三个更年轻的士兵跟了上来，走在我们身后。开始我不明白，以为有首长吩咐，三个兵是来关照我的，后来才知道不是，没有人吩咐他们，是他们自己要去的，那是他们的砾石地带。
我们攀上高地去看边境线的那一头。那一头是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西巴霞曲地区，由印方控制着。准确地说，这里说的边境线，不是严格意义由中印两国政府划定的边境线，不是上个世纪中叶中印两国政府和边境居民长期恪守的习惯分界线，只是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之后，才在双方的约定中成为两国边境的当下分隔线，按照政治述评家的说法，叫实际控制线。“那一头”也不是印度，仅仅在数十年以前，它们还由西藏的藏、门巴和珞巴族山民世世代代居住着，在开满艳红色狼毒花的水灵灵的草原上，奔跑和晃悠着藏民们豢养的头大如斗的藏獒和毛长如披的牦牛，是传统的由中印两国认定的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至今还在中国的版图中。
历史上，中印两国边民长期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两国政府也没有过边境线的权威划定。1914年，英属印度斯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为扩张英联邦在全球的殖民势力，想当然地抛出了一个“西姆拉条约”，这一条约以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依索拉希山口到不丹全长860公里为切口，从中国的版图上划去门隅、珞渝、下察隅等一大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的做法遭到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印度政府因为心虚，吞吞吐吐，模棱两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没有敢把这条莫须有的“边境线”正式划入印度的官方地图中。上世纪中叶，因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变化，中印双方关系生恶，导致边境领土之争。1959年8月25日，印军武装人员第一次在中印边境东段的朗之制造了流血事件，自此以后，双方在实际控制线一带不断发生军事摩擦。1962年8月20日和21日，印军突然袭击了中方驻守择绕桥西的边防哨所，打死打伤中方军官士兵各一人。8月24日，印军再次进攻择绕桥，打死中方士兵三人，中方军队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双方处于对峙阶段。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东段的克节朗战役打响，两国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边境战争，中国军队全面出击，在克节朗全歼印军步兵第七旅，基本歼灭印军炮兵第四旅，一口气将甚嚣尘上的印方军队撵到达旺地区，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将其撵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一方。战争结束以后，中方以外交韬略计，主动撤军，一退再退，不但退出了战争停止时的实际控制线，而且退出了战争开始时的实际控制线。那是一场在战争一边倒的胜利之后的胜利者的撤退，撤退的结果，是失败的一方在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重新甚至更多地蚕食并占有了中方的土地。这样的分隔线，中国一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任何一次由国与国之间领土诉求导致的战争，其发端肯定源自于执政者的政治姿态，而结果却未必能够印证这种姿态的正确性。据我所知，战争从来没有给任何一方的军人们带来过恒久的荣耀和欣慰，比如上世纪中叶的那场中印战争。在那之后，中方历代卫戍中印边境的官兵们，他们对数十年前的那一次撤退都不以为然。他们对在战胜之后仍然失去着的“那一头”耿耿于怀，老有一种怎么也想不通的痛苦的耻辱感。他们甚至回避谈论那场打赢了的战争。那场战争改变了交战双方许多军人的命运，在战争中，他们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成了俘虏，有的成了冷冰冰的尸首。不管是战争中的英雄还是尸首，几十年过去后，没有人再记住他们。边境线沉默了半个世纪，当年被战火烧成了灰烬的山谷如今早已复苏如初，生长出大片美丽的高山杜鹃，没有经历战火的森林依旧是原始的，耸立着合抱粗的红松，披挂着大片鹅黄色的松萝，有自由自在的绯胸鹦鹉和白腹歌鸫在其间快乐地嬉戏和歌唱着，而那并不是和平时代的象征。双方的军人年复一年地匿伏在苔藓覆盖的战壕里，等待着随时可能打响的下一场战争，等待一场雪耻之战的打响。人类有理由用高尚的祈祷之木撞响和平之钟，但不得不说，那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那真是一大片美丽的土地。我是说实际控制线的那一头。它和我脚下这片除了砾石什么也不生长的土地不同。它是森林的、河流的、灌木林的、草原的，跟一幅画似的。因为天气不好，能见度不高，远处的花朵看不见，但能闻到；鸟儿看不见，但能听到；而且有雾，在森林和沼泽地中突然升起，乳白色的，迅速朝砾石地带涌过来，并且弥漫开来，把人裹入其中，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段时间我和四名年轻的军人被那样的雾淹没了，我们如迷路的鹤一般伸长了脖子，站在那样的雾里遥想远方，没有人说话。我突然有些伤感，很幼稚地想，不知道那些雾，那些扑面而来的雾，它们是不是孤独的，是不是被抛弃了，抛弃得太久，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回到家乡来。
雾淡下去的时候，我有一种失重的感觉，而且觉得有点冷。我说走吧。一名军官三名士兵没有动。我扭了头先走，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跟了上来，大家仍然不说话，朝高地下走，各自想着各自的心思。走了一段，其中一个兵突然赌气般地说了一句：我们这边的地势比他们的高。我没听懂他的话，站下来发着愣看他。他不解释，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我们的月亮比他们的大。
一退再退，退到了最高处。高处不生长植物，只生长砾石。在光秃秃的山冈上站着，没有遮拦，没有牵挂，天袒露得近，月亮很大。
我脚下这片土地没有雾，只有雨水和每年一百天以上的大雪。因为没有植被，存不住雾，雨径直地下来，把泥土冲走了，留下再也冲不走的砾石，鸟儿在这种地方寻找不到其他的生命，总是显得张皇失措的，待不住，即使是匆匆地来，也会匆匆地走，去森林和灌木丛地带。兵却不能走。兵是活着的国境线，或者实际控制线，那样一条弯弯曲曲用士兵的身体组成的虚拟的线会因为国家的强弱和政治的需求不断变化，有时候越上一座山冈，有时候穿进一条峡谷，而兵却不愿自己因为那条无形的线的变化而变化。山那么高，月亮那么大，已经退过了，退到了最高处，不能再退了。兵在他的职守期内，或者战死之前，是要把自己当成砾石地带的森林、河流、灌木林、草原，当成那之中的杜鹃、白腹歌鸫和突然升起的雾，降落和铺延在砾石之上、浸濡在砾石之中。
长年驻守在没有森林、河流、灌木丛和草原的砾石中，兵是唯一的灵长类生命。偶尔有赶着大群花背牦牛的藏民和寻找草药的门巴人从砾石地带经过，但他们只是经过。他们是西巴霞曲的游子，喜欢草稞剥呲剥呲生长的声音和突然从高大的花梨木枝头跳下的松鼠，不会长久地待在砾石地带，任自己生出青苔来。
除了兵之外，我在砾石地带还发现了两种生命。一种是蜻蜓——孱弱的、生着两只巨大眼睛和一对尚未展开的濡湿的翅膀的、没有长大的或许永远也不会长大的蜻蜓。因为孱弱并且翅膀永远是湿漉漉的，它们飞不起来，匍匐在砾石之中，漫山遍野，从人的脚边迅速地爬过，那种短暂而顽强的生命力表现，让人感到窒息。
还有一种生命叫什么，我无法确定。那种生命我没见到，但遭遇了。
那天夜里我在砾石地带的一个连队借宿。一名连队主官回云南探亲去了，我被安排到他的宿舍住，刚睡下，我就被一阵剧烈的响动声惊醒了。响动声是从门口传来的，有什么东西在挠门，挠得很厉害，在静静的夜里，动静传得很远。我听出那不是人，人不会有那么莽撞，而且我问过，我说谁？没人回答我。我下床摸到门口，挠门声停止了。等我回到床上，人还没躺下，挠门声又响了起来，而且比先前更厉害，而且伴随着剧烈的撞门声。我想那是谁呢？谁在半夜三更先挠我的门，再来撞我的门？它想干什么？我不知道除了狼，还有哪一种动物会这么霸道并且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我不知道它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是不是冷了，或者饿了，想弄开门进屋里来解决它饥寒交迫的问题。我就找了一根木棍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将木棍高举过头，突然一下把门打开冲了出去。门外什么也没有，月亮大而沉，像吃重不住，随时要堕落入院子里，院子里一片雪白，连蠓子也没有一个，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关上了门，上床去，挠门声又响起来了，挠一阵，撞一阵，再挠一阵，再撞一阵。我撩开被子下了床，再一次朝门口冲去，拉开门。门外仍是那枚巨大的月亮，除了它什么也没有，这让我十分恼火。风无遮拦，差点儿把我吹倒。我回去取了被子披在身上，怀里抱着木棍，缩了脖子守在门口，心里充满了肉搏前的悲壮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脚冻僵了，拿不住木棍，只好回到屋里，关了门上床。还没暖过来，门又被撞响了，这回是不撞破门誓不罢休的样子。
就那么一直闹到天亮。第二天我咬了牙问兵谁那么捣蛋，谁那么欠揍，闹得我一夜没睡。兵都笑了，说不是我们。我说我知道不是你们，我问的是狼。兵说哪儿来的狼，是老鼠。兵说昨晚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习惯了，不碍睡，再说人家拿你当客人，要和你亲近，我们也不好管。我愣了一下，很沮丧，突然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把木棍高举在头顶，我拉开门冲了出去，我披着被子缩了脖子守在那里，闹了半天是老鼠，太没意思了。兵看出了我的沮丧，认真地安慰我，说老邓你不要妄自尊大，老鼠不是一般的老鼠，不是你见过的老鼠，这儿的老鼠两尺长，牙长得跟七七式手枪子弹一样，个个穷凶极恶，真跟小狼似的。我笑，说吹吧，你们的月亮比人家的大，老鼠未必也大？连长点头，印证他的兵的话，说他们没说谎，真有那么大，前两天我们一个哨兵夜里站岗，被一只饿极了的老鼠袭击了，咬得血哗啦的，差点儿没咬死。
和永远长不出翅膀的蜻蜓以及两尺长的老鼠为伴，这样的兵无处沟通，是孤独的，孤独到极致，会变得很奇怪，比如他们说话的方式。
我去麦克马洪，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些兵们，要么他们特别爱说话，见到人喋喋不休，一刻不肯停止下来，好像那里的空气中含有一种生长话语的活性剂，他们呼吸那种空气的时间久了，话语生长机能十分发达，不说就会醉倒或爆炸似的。要么他们特别不爱说话，见到人羞涩地冲人笑一笑，然后走开去干别的什么事，要是没有别的事干，或者你不允许他走开，他就站在那儿，板着脸冲着你发怔，一直发怔到让你心里发憷，不得不赶快让他走开。
特别爱说话我能理解，那种地方远离人烟，与世隔绝，一年半载见不着一个鬼影子，来一个人跟来一个神仙似的，见到谁都想老远地扑上去抱住了亲两口，要能说上话，那自己也成神仙了。照片里的那几个兵就属于这一类，他们不断地说话，和我说、和同伴说、和石头说、仰了头望着什么也没有的天空说、低了头自言自语说。他们说的话我听着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比如有一个兵很骄傲地告诉我，他的一个同学养长毛兔，养成了万元户，是乡间最富有的人，差不多就跟地主一样了。我说地主不稀罕，经济发达地区，池塘里捞虾子，最次也能捞上一网地主来。我告诉他《财富》周刊富人榜的事。我说现在的富人不说有多少钱，他们对钱已经没有感觉了，他们只说有多少资金能够供他们运作。他们愣愣地看我，然后集体哈哈地大笑，说老邓你真会讲故事，你的故事讲得太好了，能拍电影。
不管是不是恍如隔世，和能开口说话的兵在一起，我还能找到一种感觉，心里知道他们是远离人烟太久，已经不太食人间烟火了。我只是不能习惯那些不开口的兵。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日喀则军分区冈巴营一个士兵的。冈巴营驻守在砾石地带，防区内大部分地方连棵草都不长。士兵们长年见不到绿色，心里想得慌，就在春天的季节里，从伙房偷两瓣蒜，养在刷牙杯里，每天夜里睡觉时，焐在被窝里，等它生出两片翠绿的蒜苗叶来，每年能看上十天半个月的绿。我在冈巴营就亲眼看见过士兵们种出的这种蒜苗叶儿。那个冈巴营的士兵在当兵的第二年接受了一项任务，他被分配到一个单独的点上执行任务。点离营部上百公里，附近没有人烟，营里每半年派人送一次给养到点上来，平时点上就只有兵一个人。砾石地带更像死亡地带，除了那个兵，活着的只有凛冽的风和圆了又亏的月亮。那个兵顽强地与孤独斗争着，在一遍又一遍对着梦中的姑娘说着虚拟的情话和对着山谷大声唱歌之后，他学会了数砾石，那是他最容易找到的东西，它们甚至成了他捱过长久孤独的伙伴。他用数砾石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毅力、抵御孤独带来的精神失常危机，并且渐渐地不再唱歌和说话。后来一个将军到冈巴营检查，听说有一个兵一个人驻在一个点上，将军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兵。这很困难，但将军的话就是命令，冈巴营的主官们组织了一支干练的小分队护送将军上了那个点。将军看见那个兵的时候，那个兵正在垒砾石，他把砾石垒起来，再拆掉，再垒起来，就像城市的孩子堆积木似的。他已经十分熟悉那些大大小小的砾石了，甚至知道每一块石头砌在什么地方会让城墙砌得好看并且结实。他怀里抱着砾石，做梦似的看着喘着粗气由年轻的士兵们架上山来的将军，呆呆地站在那儿发着愣。将军推开搀扶着他的士兵们，向他伸出手去。将军说你好。将军说你辛苦了。将军说你是哪儿的兵？将军说你怎么不说话？将军后来红着眼对冈巴营的主官说，每两个月上来一名干部，带上两本书，什么也不干，专门和他唠家常，唠他三天三夜，再让他把那两本书全部背熟。将军说让他开口说话。
我去麦克马洪线的形穷普章，那里有一个3197高地，高地的顶峰只有百十平方米，驻守着中方边防军观察哨的四个兵，他们分别是班长彭勇、士兵王俊风、士兵冯忠诚、士兵高丰华。四个兵都很年轻，和观察点的脚下驻守的印军的大胡子兵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后来发现那四个兵互相不说话，他们在百十平方米的山头上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各自干着各自的事；要是需要配合，互相很默契，并不通过语言，一个眼神就有别的伙伴过来搭把手把事情干了；没事可干时，就干坐在那儿冲着天上的云彩发呆。我向他们提问，问一句他们答一句，答得很吃力，有时候索性沉默。我先以为是羞涩，后来发现不是羞涩，是语言组织上的困难。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说话，他们羞涩地笑笑，不回答我。我坚持问。陪我上高地的连长就接过话来告诉我，四个兵刚上高地时，乐呵呵的，什么都说，后来什么都知道了，连每个人十个手指头十个脚趾头有几个斗几个箩都一清二楚，连幻想都不再有新鲜的，再往下说，就说得过敏了，一开口就想呕吐，于是只好闭嘴不说。
那些兵常年待在那种远离人烟的地方，没有人说话，时间长了，他们渐渐失去了说话的功能，甚至对说话有了恐惧；有些兵说话就像孩子，没头没脑，还有一些兵一说话就激动，还没开口，眼泪就下来了。
边境线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那儿生存着的生命也因此而变得不那么现实，有些奇怪。
边境在和平共处时期听不见枪声。那么多训练有素的军人枕戈待旦地对视着，枪的扳机被手指磨得锃亮，却听不见枪声，这也是奇怪的。
战争在政治家的谈判桌上生生死死的时候，是在军人的梦里游弋着，而在现实中克制着。边境的和平时期其实是冲动和恐惧俱存的，因为那样俱存着的冲动和恐惧，有时候会有一些军人的幽默事件发生。边境双方有固定的边境会晤，以解决双边的边境芥蒂。我去错那边防团时，错那边防团副团长张晓风刚参加过一次定期边境会晤回来。他说，操，太没劲儿了，人家上次说喜欢中国的水晶器皿，我带了一大箱水晶器皿去，他们也送了我一大箱，宝贝似的，用钉子钉得严严实，我也不好当面撬开，让兵搬回来，费了好大的劲撬开，你猜是什么？是咱们老百姓掉在那边的锈马镫子和破马鞍子，人家收罗起来全还回来了！
有时候幽默会变化，变成纷争。比如对方的兵来了。对方的兵在得到了森林、河流、灌木丛、草原之后，还想要砾石。对方的兵把界碑踹倒，气喘吁吁地深入内陆，在已经痛苦了耻辱了的砾石地带上竖起一块新的界碑，宣称这片什么也不长的砾石之地的新主人。这边的兵当然就不干了。这边的兵和他们的前辈已经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失去了森林、河流、灌木丛和草原，哪里还肯再失去裸露出忠贞的砾石？这样两方就会有争执。
我就听说过一次这样的争执。当事人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是西藏军区的一名作训主官，参加过上世纪下半叶的一场边境战争。有一次他去边境检查作战准备情况，部队汇报说对方摸过来了，在深入我方腹地几公里的地方竖了一块新界碑。这位作战主官一听就恼火了，说了一声带路，他和他的兵就上去了。海拔几千公尺的高地，兵爬得直想呕吐，血压一个劲儿地往上蹿，眼睛突现出来，眼珠子恨不得要掉下来，他蹬蹬蹬，迈着大步就上去了，见到对方竖起的界碑，二话没说，抬腿一脚，将界碑踢得轰隆倒下。
我后来问过他这件事。那是在武汉，他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军留学干部工作会议返回西藏，顺路去河南看他当年的老班长，捎带一脚来看我。我们俩盘脚坐在宾馆的客房里，抽着烟。我说带他去看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黄鹤楼。他说不看了，“除却西藏不是云”。他说他从西藏下来从不抬头看天，如果讲礼貌一定得看，他就闭眼仰头。他说他想念西藏那些天空中晃晃悠悠悬在那儿的云彩。我就想起那个故事来，想起给我讲那个故事的人说起的那个场面：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区主官，像一头被惹怒了的公麂子，大步朝高地上蹿去，一只鹰从他的腰间掠过……我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他一脚踢倒对方新竖的界碑的事儿？他说有。他说他们扯淡。然后他就住口了，低着头狠狠地抽闷烟，不肯再谈这件事。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扯淡是指的谁、怎么扯淡了；他说的他们，是说传播这个故事的人、抑或是说制造这个故事的人；他说的扯淡，是说事情被传播者改变了原形、抑或是事情的制造者没有道理。但我知道他大步朝高地上走去，一脚蹬倒了对方竖在我方腹地上的界碑，是确有其事。而且我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其实是一位绅士，在俄罗斯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因为迷恋音乐，音乐会大厅规定了必须成双成对地进入，他便向一位俄罗斯同行“借”了他漂亮的妻子，穿着正规礼服挽着她修长的玉臂走进音乐大厅。他也习惯在公共汽车或别的什么公共场所给老人、妇女和孩子们让座，替他们拎着行李。
他那天骂人了。他说扯淡。
我在麦克马洪线的砾石地带见到了许多卫戍边境的边防军官兵，因为某种原因，我和他们中间的某一些人有过一段生命上的交往，少数的人，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更多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我只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兵，就像我知道那些高地上，到处都有砾石一样。
我还知道，人一到了那种地方，名字就不重要了，形式也不重要了，总之他们代表着一种什么，比如国境线，比如一座山、一条河、一丛开得茂盛之极的杜鹃、一只叫得悦耳的绯胸鹦鹉，或者一片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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