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力

    一首爱情诗源自怎样的心境，作者本人可能很难具体地回想——琐细的感怀和思绪难以追忆，因为太遥远了。不过我们阅读的时候却又对一切簇簇如新，还是获得了阵阵感动。这就是永远不会陌生化的“爱力”——生命中专门用来爱的那种力量，因爱而产生的那种力量。爱力是一种最常见的、最特殊的力量。

    一个人有了爱力，爱力强大，就可以做出许多伟大的事业。一些强力人物、专业界的杰出人物，无不是爱力强大的人。这种力量并非专门用于两性之间，而是一种仁善柔和的力量，是生命与生命之间贴近、沟通和理解的强烈欲望，它更多地属于青春的新奇和冲动，是巨大的活力之源。

    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即便说到它最容易产生的、直接产生的爱情，就可以成为推动生活的最有力的部分。爱欲深藏在人的躯体之中，它分解为强烈的情感发散出来，最仁善的那一部分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爱欲的各种结果及其评判，是摆在现代伦理学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比如爱情和原欲，泛爱与专一，这些关系虽然不能说成水火不容，但二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壁垒。

    那种纯粹的情感一直被歌颂，因为这是爱力对生命的最大笼罩。它可以缩小成一小部分，变为某个侧面、某种具体，比如爱一个人，或者带着残缺的那种拥有、留恋、厮守、矛盾和痛苦等等综合交织的情感。而一种无所不在的巨大的爱力，却会超越更多。人的爱力越强，拥抱的事物也就越广泛，也越是朴素和深沉。

    有一句话给人印象很深，就是“情满青山”。一个有强大爱力的人，看山则情满青山。山上有树有水还有鸟，只要是山上有的，都披挂了他的爱，溢满了他的情。这就好比世界上有具体的少女、少年和老年，有许多人，他爱这个世界，也就爱了所有的人。

    有人常去一个大学校园散步，总是会碰到一棵女贞树。女贞树冬天不落叶子，长得好，分杈的样子，浓绿饱满，那么丰盛。他每走到那儿都要看很久，抚摸几下。有一次他忍不住告诉别人：这是最漂亮的一棵树。但后来这儿要在旁边搞雕塑，结果就把这棵树修剪了一下——它从此发展得再也不好，就像一个很漂亮的少女被剪坏了一头长发一样，让人痛心。每次经过，他都很惋惜地看一眼，然后走开。

    朋友对那棵女贞树是爱的，而不仅止于喜欢。这种爱和感慨是深刻的，不是肤浅的。这与他广泛的人生经验结合在一起。

    可见人对树、对动物、对土地，都有一种“情满青山”之爱，这需要最大最广泛的爱力。用这种爱力来面对整个世界，才是最健康最强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和我们所说的那种肉欲情欲就有了区别。比如说人在小时候，更年轻的时候亲吻过小鸟，因为他觉得小鸟特别可爱，真是越看越动心，就和它接吻。猫、狗、鸽子、小鸟，无一例外地都吻过。那个时候他没有性别的意识，就是一种存在心上却又说不出的、滚烫烫的爱力，是受这种力的驱使才那样做。这种力量广泛而强大，看到猫狗小鸟之类，看到它们的鼻子和眼睛，就忍不住要亲吻。这就是爱力的发散。

    后来我们长大了，广泛的爱力就会收缩。有哪个成人看见一个动物会喜欢得不可遏止，甚至浑身发抖，忍不住拥住它亲吻起来？会有，但一般不太多了。除了鲜有这种冲动，还会担心别人笑话。人的爱力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消退。成年人很难像儿童那样喜爱动物，成年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一直葆有这种能力。

    爱力可以摧毁一切阻碍，向所爱的事物接近和靠拢。

    我们往往被告知：无论怎么喜爱那个动物，最好不要直接亲吻它，因为动物口腔里的细菌群落和人是不一样的，无论它有怎样洁白的牙齿和可爱的舌头，看上去多么洁净，亲吻会都容易让喉咙疼痛。但是即便听了专家一再这样讲，也还是忍不住要与它们接吻。这是因为心里的爱力太强大了，大到无法抗拒。

    有的人实在喜欢它们，可是又害怕不同的口腔细菌群落，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用手做成一个筒，套准它们的嘴巴亲吻一下，算是间接地完成了，以此来发散心里的爱力。

    爱力是所有人、更是诗人最可宝贵的拥有。谁的爱力强盛，谁就是一个强大的人，谁的创造力就巨大。爱力的缺乏，无论有多少知识，懂得多么高深的哲学，受过多么好的教育，也还是一个没有理解力和创造力的平庸者。那一切学问的附加对他无济于事——就像盲人带多少副眼镜都解决不了问题一样。缺乏爱力是一种绝症。

    有的人可能说，缺乏爱力不能从事艺术创作之类，那么从事艺术研究行不行？也不行。好的研究者一定是一个大读者，一个大感动者，如果缺少爱力，怎么会捕捉情愫和美？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对作品的荒唐解释，可悲的冷漠与麻木，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没有办法，无法对话，难以交流——对方是一个缺乏爱力的人。

    性情和衣衫

    看古代京剧的中外人士常常惊叹于剧中人物服饰的美：那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令人炫目的美、历久难忘的美。这种美不是浮泛的华丽造成的，更是色彩的斑斓、剪裁的高超艺术，以及与人的形体性情的全面和谐。它既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戏剧效果，又给人朴素真实的感受。每一场古代传统剧目，又同时是一场成功的服装表演、超级的服装展，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做作的模特儿走在特别的台子上、迈着矫情的猫步而已。那种猫步走了一遍，会提醒人们这只是一种表演，是并不切实的生活，等于中看不中吃的炫弄艺术。

    也有人会说，中国古代服饰与戏剧中的打扮仍然不是一回事。当然如此，比如说各个朝代的服装都有变化，而京剧或许没有充分表现出这种变化。还有一个问题鲠在人的心里，就是一般人会认为，戏剧艺术中的一切都是高于生活、比生活还要浪漫的，就是说它必定是给艺术家在舞台上再次完美了一番，实际生活中肯定不是如此的。京剧的写意性质、浪漫精神，会使出现在其中的一草一木都沾上这种意味。一句话，演戏是演戏，真实生活中的着装又是另一回事。

    但从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录来看，古代戏剧中展示的服装并没有过多的夸张。这可以从沈从文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服饰》得到鉴证。沈先生的严格学术态度是足以采信的。总之我们大可以确信那些带有美丽花边的彩色长衫，的确是穿在了古人身上的，那种绚丽缤纷的颜色，也是真实地出现在当时的生活中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某种深深的遗憾，它让我们惋惜：这么好看的服装为什么就一下子变换了消失了呢？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暗自比较一下，问一句：现在的服装就一定好于古代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穿戴方面发生了审美上的倒退呢？

    我们现在的着装习惯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演变，慢慢地形成的。所谓的习惯成自然，渐渐我们就不会觉得衣装改变成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挺合体，合乎性情口味，甚至还在心底庆幸：幸亏没有生在古代，不然就要穿那样肥大宽长、花花绿绿的衣服了。这种认识的同时，还会多少觉得古代人比今天的人笨拙许多，他们也不嫌麻烦，把衣服搞得那么花哨土气，还要多费上几尺布匹。从服装再联想到其他，又会觉得中国的落后也与服装有关，这种不利不索的打扮真够别扭了，当然不利于剧烈的竞争，久而久之也就落后于世界了。

    反正从哪个方向想似乎都有道理，不是好得很就是坏得很。不过尽管如此，京剧服饰的华美，倒是很少有人不愿承认的。这种美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让人觉得实用。美不完全是实用的，美的这种不实用性，也是美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人对古代服装的不耐烦，也是因为性情决定的。急急躁躁的日子，每天的忙碌和穿梭，频繁的通讯消息，最现代的交通手段，等等这一切都促使了人的性情的改变。孔子时代要坐牛车马车，那时的人也并不觉得慢。今天的人坐飞机轮船特快列车，也并不觉得多么快。埋怨速度不够会是永远的，惊叹和满足于交通工具的快捷总是暂时的。使用惯了电子邮件的人，再让他为一封信跑邮局，一定会让其觉得麻烦极了。可是许多现代人都发现，我们的忙碌和事情之繁多，并没有因为交通工具和其他方面的现代便利而得到缓解，相反是更加忙碌和更加马不停蹄了。时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过得更快也更加不够用了。

    原来我们大家一起坐到了现代的流水线上，我们的一切活动于是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机械的速度和节奏，这些可不是我们哪个人说了算的。我们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能够超然物外地打量我们自己被束缚在流水线旁的情形，一定会痛苦和同情自己。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局面。我们真是又可怜又无奈的现代人。

    这就是我们不懂得古代服饰的美，也没有机会尝试那种美的根本原因了。我们只要安静下来，让心放平，就会接近和欣赏那种美了。那样的舒适宽松，那样的色彩，又怎么会不让我们身心愉快呢？有人又会说，那样好看舒适是自然的了，但不利于过日子啊，每天忙成这样，怎么穿那样的衣服啊。看来我们失去了享受美丽衣饰的机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被生活所迫。

    可以想象，古人在劳动中也不会穿某一些质料和样式的服装，他们也会考虑怎样更便利，怎样珍惜自己的好衣服。对劳动服装的要求，古代和现代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我们在这里比较的，只是古今服装的基本样式，比较它在日常状态下的一些不同。

    中山装和西服比长衫好看吗？女子的现代套装比刺绣华袍好看吗？这些都可以比较。至于舒适，今天的服装显然不如过去的柔软随意，不如过去的宽松。今天的衣服越来越像盒子，像可以装卸的零部件，越来越挺括硬实。而古代的服装如果比成一幅画，它更多的是随形走笔，一切都迁就和尊重了人体的曲线。比如现代人自以为讲究的西装，肩部的方正挺实是由压袖机压出来的，袖子和前后衣襟都要趋向机械般的整合统一，这与温暖柔和的血肉之躯、与人的形体是相抵触的。它掩盖了人的形体曲线，以很不自然的方式把人装进了一个盒子里。

    有人可能说，牛仔裤之类的紧身衣服正好相反，它更大限度地贴近了绷紧了，使人的形体更加真实毕肖地凸显出来，这不是更加随形走笔吗？当然不是。这是对人体舒适放松要求的最大一种伤害，最大的一次背道而驰。人体与服装的宽松合作，那种相互爱惜的美好关系，完全被破坏了。正是通过服装，人体被现代人的特殊理念、概念化的生活态度给绑架了、捆束了。一切紧到不能再紧的现代服装，不得不使用超强的布料和特别的针线来缝制，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束缚身体，身体的张力就会使服装绽开。可见现代的衣服在许多时候是与生命的自然相搏斗的，是一种不合作的反抗关系。

    现代人在剧烈的竞争中，即便脖子上结了领带、穿了最昂贵的衣服，脚上是万元一双的皮鞋，所谓的西装革履，也不给人一种优雅感。因为这里是竞争的甲胄，而不是躯体的伙伴。这是生存的需要，是另一种战场上的迷彩服、制服、军服，它们式样统一，没有个性和情感，不是那样自由放达的产物。

    中国人的服装从学习胡服，再到几百年来的接受西方文化，才逐渐演化到今天这个样子，一点点习惯下来，完全没有了不安和对过去的留恋。今天如果有男人穿上长衫，有女人穿上比旗袍更华丽的绣袍，走上街头以后，一定会引起惊讶和讪笑。相反的是，如果女人穿上了露脐衫、甚至穿上了露出半截屁股的衣服，男人穿上了更加荒诞的西方嬉皮士的那套行头，却不会让人感到有什么怪异和大逆不道。

    那些美好自然的服饰，是来自一种美好自然的性情。野蛮的竞争改变了人的这种性情，也就丧失和丢弃了相应的打扮。可是有勇气的人又怎么会甘心这种状况呢，我们于是就要十二分地怀念那些棉质丝质、最朴素又是最华丽的传统服装。这是我们民族的形式，它还会让我们寻找相应的内容。

    千年宣

    宣纸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是值得好好炫耀的好东西。谈到中华文明，有一部分就是萃集在这种特殊的纸上的。它宜于保存，虽然又薄又皎，柔软如丝，却有千年不毁的顽固性，并非脆弱之物，所以又有“千年宣”之美称。一张上等的宣纸，不必着墨，只要放在面前就可以有一番好观赏，得到一种身心的愉悦。它素洁的质地，均匀的纹理，出乎想象的柔韧，水一般的随性润滑，都让人爱不释手。怪不得一张上好的古宣会有那么昂贵的价格，因为它实在是太可爱太难得了。它自身所凝聚的传统与智慧的美，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宣纸引诱人们去绘画或书写，同时又使人不忍玷污它的洁净和清白。一张宣纸摆在那里，似乎就足以代表了东方，尤其是代表了中国的艺术和中华传统思想。洁白无一字，却似乎写满了思想，充满了意味，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纸。文化人爱纸，最爱的还是宣纸，连不识字的人也会把一张丝绸般细润的宣纸爱护下来吧。

    所以人们对那些糟蹋宣纸的人最为厌恶。什么人最能糟蹋宣纸？当然是那些拙劣轻浮的“书法家”和“画家”，他们最不懂得怜惜，对洁白的质地没有敬畏，所以随意玷污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进入现代，有的书画人士越来越不耐烦了，恨不能挥笔就是千幅，纷纷丢弃了工细的笔触，美其名曰“大写意”和“文人画”。这样泼辣无畏的挥洒会耗掉多少宣纸，想想真是让人心痛。绘画本来即是一种缓慢的功夫，是镌刻心迹的一种方法，恰如大诗人杜甫所说：“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古人一张画会画上几个月，其过程就是一种享受，其成品也合乎价值。如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直画了三年。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前后竟画了十年。这使我们理解了什么才是大匠气概与生命的耐力。古人的狂快之画只是偶尔为之，那不过是偶有挥洒的一次即兴情逸罢了，是工细之余，是长久脚踏实地奔走后的一纵一欢，并非是常态；即便是以快画为长技者，也同样构不成画界的常态。中国艺术即是一种写意，绘画的工细和粗放都是写意，所以绝不可按笔触的大小来论写意的“大”或“小”。至于“文人画”，那也是文章之外的业余逸兴。这种逸兴当然也会换来另一种艺术的灵性，使之成为生命特质与个性情怀以及学问修养的全面综合。但画家本身毕竟首先要是知识文人才行，这是一个无法省却的前提。

    西方绘画艺术似乎也走了与东方相同的路线，即纷纷让画笔潦草起来，从印象派一路下去，粗放得不得了，同时也有些艺评家，让深奥的理论跟上来，说的都是这些现代艺术的特异与卓越。其实现代的狂放仍旧包含了对伟大传统的绝望，对完美的绝望。比如毕加索，没有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写实杰作，谁又会承认他中后期的“胡闹”？大师的顽皮和胡闹自然是有理有力有节，可以做一个非凡生命的统一观，而不仅仅是截取这最后一段的放纵。这种放纵有少年青年的功底和能力在垫底，并时时有些回光返照，所以才有了固有的价值和评论方面的复杂性。但如果说这些放纵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杰作，那只是类似于“皇帝新衣”的说辞。一个声名卓著并不断得到众人诠释的艺术家，在某个领域某个时期也就有了“皇帝”的威权，他的赤裸无物也就没有人敢于指出了，要实话实说，也只能等待纯洁无欺的小子来做了。

    古登州人从殷实富裕之家到平民百姓，最愿收藏字画，所以该地区一直是现代收藏家最愿光顾之地。黄县城一户有大来历的人家，40年代中期被毁家，仅名贵字画就焚烧了整整一天，那真是艺术珍宝堆成了山，可惜当时的人正拼死投身到战争当中，顾不得也认不得这样的珍宝。古登州人历来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秋天里烧制出上好的木炭，以备大雪封门时生起火盆。这火盆差不多要被家家端上炕桌，旁边即是笔墨宣纸，然后开始了暖意融融的写字作画。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也能画出相当不错的梅兰竹，那些忙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男子要站在炕前，看一家妻小写字描花。这里每个大村落或城镇都有自己的书画名家，其作品与大地方的名流一起得到了保存。今天，胶东一带书画市场上常常出现一些没有名头和来历的古书画，打眼一看即是杰作，大半也就是一些功底深厚的地方名家所为。他们的画名还没有记载到书上，可是他们手下的功夫却并不含糊，格调气度也别具特色。

    人世间最难识别和鉴定的，也许就是艺术作品了。宣纸上的痕迹格外晦涩，无论是字还是画，墨分五色，俗眼迷离，非得有修养有品格的人才能指认优劣高下。所以自过去到现在，那些无才无品的书画家往往要躲避方家学人，却会极力接近商官人士，因为那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借助于金钱和声势的力量。可是久而久之，这不仅于事无补，还会成为人们鉴别真伪艺术家的一个寻踪方法。文学也是如此，文字艺术的内向性一点也不亚于书法绘画，它寻找的也是相应的心情和灵性，没有这些，也就不会识别和呼应。所以自古以来对于艺术的胡言乱语和颠倒黑白是最常见的，因为诋毁杰作和吹捧劣作既不犯法，又不会让人觉得格外刺耳和大逆不道。但由于书籍可以印刷，宣纸可以保存千年，所以留在上面的痕迹也就可以交给久远的时间了，可以让人在漫漫时间的长河里去识别，这时的人才能心眼俱明起来。

    一些寻觅古宣的人在胶东地区来来往往。还有古墨，一方芬芳四溢的名墨同样价抵千金。一个地区艺术的发展总是和传统密切相关，而一种传统的形成又有极其复杂的原因。富庶的古登州一带是齐国的腹地，也是莱国的经济中心，比如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工业就从这里兴起。炼铁、渔业、丝织和陶器制作的兴旺，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神仙术和方士的行径与正统儒学相抵触，但是却与某种浪漫飘逸的艺术声气相通。莱国不仅从经济上壮大了齐国，而且还从文化和艺术上强化了齐国。后来齐国闻名天下的学术和思想，还有音乐，都可以从中嗅到东部海角的浓烈气息。

    夜间写作的人

    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出版物中出现了那么多垃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夜间写作的人太多。老人多有意思，将那么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只用一句话就敲定了。

    虽然事情不会像托尔斯泰说得那么简单——文字垃圾肯定不光是因为夜间写作造成的——但有一点似可考虑，即人在夜间的思绪更少羁绊，可以放开了驰骋，很冲动，冲动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难免会有不靠谱的地方。

    夜晚人的情绪容易波动，不知道是月亮、太阳还是地球自转等等原因造成的，反正与白天十分不同。夜晚是混沌的，混沌了就没有现实的坐标。什么是坐标？桌子、地板、人，都是坐标。一切看得见的都是坐标。坐标就是限定和参照，是用来比较和固定的东西。白天一切都看得见，思维很容易让日常事物框束，很容易现实化。桌子的线条、边棱，都在无形中限制着影响着人的思考。到了夜间，昏暗的灯光下一片模糊——一切只能依靠遥感。这时候的思绪更加没有限制没有边界，尽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光亮，人陷在黑夜里，那就与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了。

    有人过去在夜里写作，是因为白天没有时间。当时写得畅快，写得恣意，到了第二天再看，很可能觉得不着边际，然后就动手删改。因为天亮了，远远近近的事物都出现了，它们把人一下拉回了现实中，帮助人框正夜间的思路——意识的敏感疯长状态多么可贵，给人出神入化的表达，但天亮以后，现实又要教训它一番。

    托尔斯泰是一个理性的探索者，他的理性很强。所以他对夜间写作造成的损失有深刻的感受。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是脚踏大地的作家，所以无论理性怎么强，都难以从根本上伤害感性。读《复活》，会感觉其理性架构清晰坚实，写一个上层男子怎么伤害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因而走了歪路，所以今天受审流放，男子要追随而去，以求得良心的救赎。可是阅读中感受的是一种过人的诚恳和真挚，是这些在打动我们。

    而写作中另一种易犯的毛病是，或者作品结构不起来，没有清晰的思路，一把散沙，读者不知道作者在写什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概念化、理念化，唯恐讲理不透彻，结果伤害了阅读的兴味，没有了咀嚼和想象的余地。这两个倾向都是很糟糕的。

    山路（上篇）

    他十几岁就离开那个大都市，来到了半岛上的一个小山沟里。后来他一直想再回到繁华的出生地，但总也没有如愿。

    小山沟的名字叫“泊子”，这是父亲的出生地。他回到了老家，成为一名“知识青年”了。

    其实他并没有多少知识，只是比当地人多出一副眼镜。为了这副眼镜，他吃了不少苦头。村里人很幽默，把眼镜叫成“驴捂眼”。农村人用驴子推磨，就一定要用驴捂眼（黑布之类）把驴眼挡住，驴子立即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也许是要追赶光明吧，它用急促的步子走、走，一直走下去！

    他慢慢明白，他是回不到那个都市去了。他大概一生都要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学着推小车，屁股用力撅起，两腿过分地叉开来，头使劲地探向车轮上方，像要去吻前边那道横木。可是他额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豆大的汗珠在滴落，两腿颤抖，车子还没有挪动一尺远，就重重地摔倒了。他的目光透过两只近视镜片看去：前后左右，多少老乡在走这样的山路，他们之中，有青年、中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当时他长得瘦小孱弱，只有一对臂膀强壮一些。一个小小的、眼睛近视的男孩儿站在父亲的出生地，望着孕育了父辈的一架架大山，有些惊讶、迷惘。当时他已经读过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马丁·伊登》之类的书，这会儿就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着主人公，举起两只略为强壮一些的臂膀，握起拳头，用力地往下一沉，那是表明某种决心的样子。他要反抗了，搏斗了。

    在叔父和乡亲的帮助下，他盖了一座小屋。小屋盖得很结实，满是石头，以至于后来离开时，还卖了一个好价钱。他住在小屋里，像村里人一样，支起了一口生铁大锅。他想，要在这里住一辈子，首先必须过这第一道关口：吃地瓜干，一大碗一大碗地吃，长年累月地吃！他果真煮了满满一大锅，一碗一碗地吃起来。吃到最后，地瓜干已经变黑了。

    他慢慢长高了，两条腿也变粗了，走在山路上，可以不歇气爬两个陡坡。这完全要归功于铁锅里的地瓜干了，归功于这种淀粉含量十分丰富的山乡主食。他这样真有点像山区汉子，没事的时候倚在自家小屋的门框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心不在焉地唱着一首歌……母亲从城里捎来的衣服又被山棘子划破了，他懒得去缝，想买件新的，又没有钱。

    他决心养长毛兔。一只兔子一次剪毛可以卖五六元钱，一年大约可剪十次，那就能卖五六十元；而二百只兔子就可以卖一万多元。逻辑思维从来缜密的他被自己推算出的巨大数字惊呆了！他想，年纪轻轻养二百只兔子有什么难，干脆找来三五好友帮忙垒兔窝。他的伙伴一边垒，他一边讲自己的计划，后来满村里都传遍了一条不乏嘲笑意味的“新歇后语”：“眼镜养兔子，一年一万块！”他依然故我，购买公兔母兔，准备捆兔草的绳子。他默念着那句熟稔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可恨的是兔子不服从逻辑推理，它们并没有按照“一年取毛十次，换钱近百”的公式生产下去，一次暴雨，冲毁了泥垒的兔窝，几十只兔子一齐冲向了大雨滂沱的原野。他奔跑在雨中，在瓜地、在花生棵里、在蓖麻林里，捕捉兔子。他扑下去，兔子四蹄一蹬疾驰而去。最后他带着一身稀泥和数不清的兔毛，提着仅仅捕到的几只兔子，回他的小石屋了。

    外面，下着暴雨。闪电那么亮，有些吓人。他一声不吭地盘腿坐在炕上，任泥水流下来，染黑了席子和铺盖。几只兔子瞪着红色的眼睛，徘徊在他的身边。兔子雪白的毛已被泥水拧成一撮一撮，黑黑的，又脏又丑。他却并不嫌弃它们。他一只一只掂过了，又放下。他用手指当梳子，梳理着它们的毛。他哭了。

    闪电不停地划亮，雷声震动着窗纸。他看着窗外雨水击打的一片原野，又慢慢地将两臂举起来，举起来，然后往下用力一沉。

    他开始写小说和散文了，并且一开始就十分自信。他养兔子失败了，这期间也莳过葱苗卖，还做过一段“赤脚医生”，结果都失败了。他的眼镜是永远摘不掉了，走在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必然要跌沉重的跤子。他咬着牙关，握起了笔。我不敢说他写作是为了表现自己和山里人的生活，我只能说他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在若干年之后，当他在另一条山路上攀登不止的时候，他显然感到了一支笔的分量，感到了责任和使命；他攀登，上了一个陡坡又一个陡坡，终于可以俯视他生活过的整个山峦了，清晰地看那山、那炊烟、那重重叠叠的小石屋了。这是后话。

    他当时用糊窗纸写东西，写了几大本，字迹密密麻麻，如果在今天可以铅印出来，起码能做个万元户。可惜那是个不讲钱的年代，他只将稿子送到了公社党委。满纸荒唐言，一掬辛酸泪，这些破本本写了些什么东西！公社干部一怒，把他的作品推开老远。

    他没有恼怒，抱着稿子走出，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将空闲着的一只臂举起，往下一沉。

    他又将稿子送到了县委报道组、宣传部……最后送到了文化馆。

    “文化馆真是个好地方！”他多少年后还这样感叹。文化馆的一个干部独具慧眼，耐心看过几卷破纸之后，皱着眉头笑了。不久，他就被借调到了县文化馆。他开始用铝制饭盒到食堂里打饭了，一路上用小铁勺敲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文化馆的日子，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眼镜在泊子是不受欢迎的，然而在文化馆的大院里、在县城，却给他增添了另一种风采。他手扶眼镜，侃侃而谈，可以不歇气背诵百首诗词。他不断将稿子送给朋友、老师看，寄到报刊编辑部。虽然几乎没有发表，但一卷卷稿纸带有一种青春勃发的锐气，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终于在一家报纸发表了散文，一篇小故事也在地区编的一本集子上印出来了。不久，地区话剧团调他当了编辑。在剧团的日子里，他大概并未写出什么剧本来，只是在寂寞时请求导演安排演过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后来，他就被转调到地区文化馆了。

    我比他小两岁，当时正在一个海边小屋里写东西。我描写着丛林和果园，也有些着迷，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人。可是他从一个朋友手里看了我写的一部长篇草稿，竟激动得不能自已，急匆匆坐车找我来了。他说：“他是怎样一个人呢？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们第一次长谈是在县委招待所的一扇大铁门后面，当时我们都不足二十岁。我们相视而笑，紧紧地握着手……这天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过去的生活，未来的向往，坎坷的经历。我渐渐明白我们有着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然而我们挚爱文学的程度却是一样的。

    他走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他中等个子，黑框眼镜，常要举起又沉下的手臂。我记得当时的印象：一双细小的眼睛在镜片后边瞄着你，闪出狡黠的光；可是仔细些看又会发现，这不仅“狡黠”，还有一种“幽默”。而幽默是用不着提防的，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我们常常通信。有时也相聚，彻夜长谈。他谈起在话剧团的那次演出，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导演让他和几个男青年演一小队匪兵，只需从场子上走一下。“太可惜了，好不容易演一次戏，只能在舞台上走走过场……我实在舍不得，等小队伍快要退出舞台时，我忍不住回头做了个鬼脸。观众‘哗’的大笑了，他们一定会记住这个‘匪兵’。”他这样说。

    导演已经做了这样的安排，他在舞台上也就注定了是个不被人注意的小角色。然而他认为自己恋恋不舍地回头做了个鬼脸，情况也就为之改观。

    1978年，我考入烟师中文系。到那时为止，我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他也做得十分吃力，已经像我一样，失败了上百万字。在文学之路上，他又像攀在泊子的山路上一样了，额上暴起青筋，豆大的汗珠往下滴落。有一天，我去地区文化馆找他，见他一手插在蓬乱的头发里，口中念念有词，在背地理书。他说：“我也要考烟师！”结果他真的考上了。我们在一个系，彼此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还在不停地写小说。他和我比赛背外语单词，速度差不多；可是我忘得也快，这很使他痛快了一阵子。他想当作家，又想考研究生。他在灯下读《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用手拍打着书的封面对我说：“似乎懂了，还是不懂，真难懂啊！”

    学校放假他要回那个大都市。他说要将写下的稿子给那儿的刊物看看。我虽然没有和他一起去，但我可以想象得出他手里拎着装满稿子的提包，拎着希望，蹒跚在马路上的样子。那时，他脑海中会偶尔闪过泊子重重叠叠的山峦吗？会想起那口乌黑的生铁大锅吗？他会想起枯死的葱苗、红眼睛的兔子，想那条崎岖的、有着一个个陡坡的老家的山路吗？

    我毕业了，分配到千里之外的泉城工作，而他还要读完最后一个学年。不久，他在那个大都市的一家刊物上接连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

    朋友们被震动了。因为他写出了一个老人：迈着又短又壮的双腿，轻轻抖动着手指变形的巴掌，逼视着儿子走来了！通篇写得那么深邃沉重，好似一方青黑石，重重地抛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深坑。

    继这三个短篇之后，他又发表了十几篇小说和散文。更多的读者结识了他。

    他是从那条山路上滴着汗水走过来的，作为他的朋友，我太知道他付出过怎样的代价了。他在艰苦的生活中滚过，有着深重的苦难感。他抓紧一切时间，读过大量文学理论书籍，入学后，又系统地攻读了两年中文课程，他的文学准备比较充分了。

    他不是带着先天的才华走上文坛的，而是倚仗后天的准备开始创作的。他似乎没有多少才情，作品写得太实；有的还嫌外露，时常有概念化的东西损害形象。但这一切，都被他另一种长处弥补了：这就是敏捷的思维、对生活巨大的热情、撞击现实生活的极其可贵的勇气！这些，是远比才情可贵得多的。

    他太聪明、太敏捷！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总觉得他还缺一点在迷茫中苦苦探求的、又赤诚又痴迷的精神。明快有余，蕴藉不足。他的血管里应该流动着两种血液：山里人的笨重有力、执拗坚韧和市民的智慧聪颖、勇于创新。在性格上，他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养兔子，要养百只；做赤脚医生，发誓两年要攻克癌症！那么写作呢？……他头脑中时常涌出一些让人惊讶的念头，不止一次悄声对我说着，像传达一个隐秘：“我是个天才呢！我不久的将来会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这些念头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但愿它始终会像星月一样悬在空中，辉映着他攀登的道路！

    山路，漫长的、险峻的山路！愿我的朋友成功！

    山路（下篇）

    时光一晃，距离我写“上篇”的时间已有了十年。在199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省作家协会正在一个军队招待所的大厅里举行五年一次的换届大会。他兴高采烈地坐在大厅第一排。这一次要选举新的主席、副主席。

    因为他的突然出现，他的归来，我有说不出的惊喜。我赶紧告诉他房间号码，邀请他。

    然而他在会上太忙了，终于没有来；我找了他两次，都不在。会议刚结束他就不辞而别。非常可惜，我们许久没有见面了！

    我对他在异常繁忙之中能抽出时间、从遥远的南方坐飞机来赶这样一个会，有些费解。后来，大约是几个月之后，他所在的那个地区也召开文联换届大会，他同样从南方匆匆赶回，也坐在前排……

    其实他已经许多年不再写东西了。自从市场经济复苏，越来越多的人弃文经商之后，他就告别了文坛。

    他以超人的敏感率先投入，先后在那个小城里开过小卖部、发行部、肉铺，又着手搞馄饨摊、牛仔裤、服装厂……由小到大，后来闯到南方。

    于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我无论如何不能忘掉过去的岁月，忘不掉我们在文学之路上共同走过的坎坷。回忆中我不止一次展读了他留下来的作品。它们现在看有些粗糙，但也有力、有内容……整个的时代风气变了，文学及作家的世俗地位一落千丈，于是他就放弃了“文学大师”的念想，改为“亿万富翁”的企盼。

    我在惋惜中还是真诚地祝愿他在商业上的成功。我仅仅为他的天资而祝愿。一个过分聪颖的人、生命力极强的人，往往是非常焦躁的。这种焦躁也许在某种较大的欲望满足之后才会消失。我期待着他成功之后的归来。

    这种期待未免太长了。我忍不住去找他。他说自己再不能忍受以前的生活……

    我没有反驳他。

    时代啊，时代对人的催逼和教化啊。

    不久后传来了关于他的各种消息：股票，赔与赚，官司，房产……

    他偶尔对人说：想念我。

    有一次，他来到了我在半岛的旅居地。在我有些简陋的住处，我们畅谈了两天一夜。那是令人激动的回忆。谈得多极了，话题芜杂，但主题始终围绕文学。

    “你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县城招待所大门后边吸烟、紧紧握手的情景吗？”

    他点头。那时我十七岁，他十九岁。两个青少年，浑身炽热。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当时我正读高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人士敢与我来往；而他读了我的作品后，竟激动不已地从遥远的小城赶来！

    我是没法忘记那一幕。人是不能忘记昨天的。

    我想，在挽留他、牵扯他回归文学的过程中，我已倾尽全力。我并不过分鄙视商人和商界。我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亿万富翁是数不胜数的；而写出人类的心灵、写出一个人的心灵长卷的，却永远不会太多。是的，精神不会死灭，而高贵的思想就尤其不会死灭……

    我身体当时已非常不好。我躺在床上坚持自己的观点。大约是午夜三点，他听了一部长篇的片断，沉默了。他吸着烟，吸了很久。他注视着窗外的黑色说：

    “原来，文学在默默前进……”

    就是这个夜晚，他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从明天开始，结束。他知道重新开始是困难的，因为心荒了。“再困难也要开始！”他说着举起两手，往上、往下，然后又是一沉。

    我无比愉快，甚至是幸福。

    第二天，无论我怎么劝留他都待不下，急急地登车走了。

    几天之后我打电话。我急于知道他的状态。

    没有人接。只得给朋友打电话，他们离他不远。朋友听了我的询问，叹气、苦笑：他已回到南方搞房地产去了，想重振旗鼓。我不信，我说他肯定是回去收摊子的。朋友反复强调并终于让我相信：他的确是搞生意去了。

    ……后来偶尔还能听到关于他的一些消息，模糊而矛盾。但他终于没有再写作品。

    他现在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作家算个……”

    ……

    没有那么多对话的机缘了，人人都忙。人生的山路啊。

    “作家”不算什么，“作家”只是一个劳动者、艰辛的精神掘进工——当然，我这儿仅指真正的作家。

    写到这儿记不下去了。我只想着让他归来……

    人和芳草

    读过《楚辞》的人，都不会忘记诗中写到的那些芳草，那个花团锦簇的世界。诗人全身都披挂起香草和鲜花，将此视为美的极致。这也是对人格操守的一种象征和比喻。《诗经》里也有大量类似的文字。诗人不仅披戴鲜花，而且还啜饮露滴吞食花瓣，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怎样清洁和高贵的生命。

    现代人室内也有插花，当表示爱意和敬意的时候，也会献上一大束玫瑰之类。饮食中也少不了用香味植物做调料，有的地方还保留了食醋菊、饮用花蕾茶的习惯。这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风气，它表现出人与芳草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但是现代的花房比起古代“遍野斑斓皆为我拥”的情势，还是有极大的区别。现在不过是意思一下，是程式化的点缀，是商品化工业化时代生活流水线上的一部分。

    古人当中痴迷和沉醉于自然芬芳的人更多也更深，他们专注到了今天的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屈原和孔子都极为推崇兰花，陶渊明则植了很多菊花。古人写下的花谱花纪不计其数，关于它们的栽培方法甚至是各不相同的性情和姿容，都有详细记录。有人从极安逸的居处搬到了一座荒凉的山坡下，竟然就为了能够推窗赏兰。北宋的林逋，即那位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著名诗人，一生爱梅惜鹤成癖，结庐孤山，没有家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想一想搬家定居从来都是一件慎重的事，这不仅麻烦，而且常常要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便。所以被一种花所吸引以至于迁居，就可以想象是怎样罕见的人了。问题是古代类似的人举不胜举，因为此种理由而举家迁到山中野地者大有人在，他们都是花痴，并且这种痴劲要大到足以说服家人一起行动才行。离开市镇村落，去开辟一块田地耕种糊口，只为了一片鲜花一窗野色，这在今天真是不可理喻的事。

    他们相信花的气质和香味可以与人发生更深刻的联系，于是就千方百计与之建立起特别的接触方式。不仅是嗅和食，而且还悟出一种特殊的观花法：微眯双眼并轻轻使用目力，就像害怕目光灼伤了鲜嫩的花瓣一样，只浅浅地将目光落在花朵之上；而与此同时，内心里泛出的却是一种吸纳力，这力量会将鲜花的热情和洁美，顺着视线摄入自己体内。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但这样的想象实施久了，也就成了一种修身的方法。

    不仅如此，各种花束的性味功能以及它们的品格作用，在日久厮磨中都会摸得一清二楚，就像朋友间相互早已熟知了脾气一样。他们将不同的花草置于不同的地方，或厅堂或廊前，或卧室或户外；有的在视界之内，有的在嗅觉之间。有一种树木的果壳到了秋天会在风中发出动听的声音，那么这种树木就栽到了房前屋后。

    古人还将花草做成各种香囊戴在身上，置于案上，既是一种上好的手工，又是怡养性情和改变周边气息的方法。令美好的气味无处不在，并且这气味又因人因地因时不同而各个不同，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们的气息把全部空间都占据了充满了，人活动在这些空间里就是来往于它们的世界中，呼吸着它们的呼吸。现代工艺制作的香水，其中最高级的即是从花草中直接提炼，而非化学合成，可以说是提取和集中了花卉的精魂。但是这又缺少了制作香囊的享受，没有了亲手摘取花草和将其相互搭配的快乐。

    当时人们用花草制作的各种薰香已经数不胜数，方法精良到了不可言喻，既有香膏、香条、香饼，还有香匣。檀香丁香木香乳香麝香都是最常用的，像馥兰藿香甘松柏香白芷芸香大黄也不少见。制香饼时还要使用蜂蜜和榄油。有的香饼会做成狻猊和小兔的形貌，有的还要装入可爱的小动物模型中，让淡淡的香气从其口中徐徐吐出。嗜香的人认为不可一日无香，他们的居所也就终日为花香所笼罩了。

    花草的食用是更为要紧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种花卉被食用，做成茶饮和糕饼。玫瑰花瓣粥，松子糕，松粉丸，桐籽羹；甚至将松脂熬制成强身的丹丸。花草的根茎和叶片都是盘中餐，是比地粮还要珍贵的摄生养护之物，人们很早就相信它的功用，并且认定这已经超出了生理的范畴，而会从更高的精神方面补充自己。

    如此信赖和迷恋花草的并不全是闲适富贵之人，更不全是衣食无忧的一班浪子。恰恰相反，辛勤劳作的人更有亲近山野物产的机会，也有更加深入的体味。有人甚至一生处于贫寒状态，像陶渊明，常有饥饿忍耐的时候，却能爱菊。贫富从来不是中国古人衡量人格高下的标准，并认为富而不仁还不如贫而好礼，看来对物质贪欲的腐蚀性早有警觉。所以爱花不但不可以看作人的闲情逸致，相反却折射和表达了他们的心愫和品性。

    朴素而精致的生活并不是金钱所能买来的，金钱在许多时候倒是排斥自然人性的，使之不能健康。大自然的芬芳似乎集中体现在一些花草的身上，但究其实，更是普遍蕴含于万物之中，关键是人的眼睛能否看到，人的嗅觉能否闻到，人的手足能否挨近。人与自然世界以及全部物质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像初恋一样，需要一种有所克制的深爱，一种依赖和念想。强大的生命必然有强大的欲望，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在欲望的表达和遣使方面竟是如此不同，所以最后的结果也不同。人对花草的芬芳具有神秘的向往，可人又不是蜜蜂。花朵对蜜蜂有更实际的功用，对人，更多的却是精神方面的助养。所以人对自然界里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的迷恋，是很值得琢磨的一种现象。

    童年三忆

    没有围墙的学校

    我不愿回忆中学生活。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留给我的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了。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同学们中间。我在心里与他们交谈着：当年是这样的吧？我们的学校，还有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吧？

    我们的中学坐落在胶东西北部的小平原上，那是胶东自然环境最优美的地方之一。我们的学校不像当时一般的校园那样，围了高墙，又做了大铁门。她藏在一片果树林里。与果林相连的，是那无边的、茂盛的乔木林。一幢幢整齐的校舍在园林深处，夏秋天里看去，只见一片葱绿，要是没有人指点，只怕还不知道这里面有所学校哩。林中的鸟儿很多，树下满是野生的白菊花。当时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很少有一群群的人拥到林子里干什么。林子安静、美丽、幽雅，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些选择校址的人。

    校址可以选择，上中学的时代可不能选择。我开始做中学生的时候，正好是60年代末期。那时候社会上很乱，人们的日子都不很好过，林子边上村庄里的居民又闹起了派性，再老实的人也得不到安宁。有时人们从静谧的林边走过，竟然不由自主地想象起里面的生活来。他们往往想象得很美好。

    其实，这所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忙成了一团糟。大家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有时兴致来了，可以一连几天通宵不眠。林子边上静静的，林子深处却闹翻了天。

    所有人都会写大字报，简直是无师自通。字越写越大，墨汁蘸得很浓，一句话的结尾，常常要使用三四个感叹号。开始是矛头向上，批判资产阶级，后来就在同学中找小牛鬼蛇神了。同学们出了教室，或者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不同班级的见了面，都皱着眉头问对方：“你们班找到了吗？”

    夜晚，南风送来一阵阵苹果的香味儿，白菊花更是香极了。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放得久了，摆在桌上很臭，大家还是一下一下地蘸着。我们做学生的写，老师也写。有的老师一张一张地翻看着学生写的大字报，看到满意的词句，比如，“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反误了卿卿性命”等句子，一定要用红笔在下面划一道曲线。到后来我们也完全猜得出哪些句子将会被划上可爱的红线，就到处去寻找那些有趣的、但是怎么也搞不明白的古怪句子和词了。有一次，有人竟然使用了“怪哉”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够“怪哉”了！果然，没有一会儿工夫，它的下面就有了红线了。所有的同学都看着眼热。当然他也有羡慕别人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大字报上写出了这么一句：“岂非咄咄怪事！”另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征服了。大字报上每出现一个新词新句，被批判的小牛鬼蛇神就哆嗦一下。这大约就是战斗性了。我们觉得“革命”和“造反”真有意思……我们大概是建国以来写毛笔字最多的一些中学生了，也是毛笔字写得最糟糕的一些中学生！

    我们的学校是一所联办中学，其中还包括小学。记得一个小学生在田野里玩，摘了几个果子、扒了几块红薯，学校就决定开他的批斗大会。他很小，还没有一张桌子高，脸色蜡黄。批斗会是必须呼口号的，呼口号的时候，他自己也跟着举起小小的拳头。校园里的大字报，这阵子几乎都对着他，黑板报上的插图文章，也是批判他的。他连哭也不敢哭了，只瞪圆了一双惊骇的眼睛，痴呆地望着那些他永远也不会理解、一多半儿字还不认识的大字报……这个小同学今天哪去了？他即便长成了一个魁梧的汉子，会忘得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忘得了那个声嘶力竭的批斗会吗？我相信他心灵上还会带着当年创伤的疤痕。

    除了搞批判，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我们学校离一座煤矿的矸石山不远，因此主要是“学工”。我们“学工”就是爬到山顶上，从废矸石里面掘小煤渣。雨天，雨水可以把亮晶晶的小煤渣冲出来，我们就得冒雨登山了。矸石里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常年燃烧，发出一股难闻的硫磺臭。在风雨天里，有时燃烧得更厉害，矸石山上整天浓烟滚滚。我们自觉这就是在闯一座火焰山！心里有着莫名其妙的激动和自豪——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大家不知在黑泥水里跌了多少次，各自提着个小篮子，里面都盛着一捧煤渣。大家把煤渣倒在山下的一块平场上，等着外地人来买。当时很多煤矿不出煤，这样的煤渣也成了好东西。

    卖煤渣得了一些钱，学校用来买了高音喇叭。高音喇叭安在学校的一棵大树上，一天到晚放着几支相同的歌。有一段京戏的几句词儿妙极了：“提篮小卖，唉嗐唉嗐唉嗐嗐！拾煤渣……”这真是唱绝了。这不是唱我们“学工”吗？活生生地唱出了我们提着篮子拾煤渣的情景——它知道它是我们拾煤渣的钱买来的，所以就这样唱了，它可真是个够朋友的好东西。我们大笑着，明明知道自己的推论是错误的，却偏偏要那样想，并大声地应和着唱起来。除了用它听歌、学戏，还用它讲话。批判大会上发言，被它扩出来的声音，威武而雄壮，势不可挡。把大字报对着麦克风一念，大字报的词句仿佛更完美无缺了，连我们自己都怀疑起来：这么好听的词儿，会是我们亲手写出来的吗？卖煤的钱除了买来一个大喇叭，还买来了一副篮球架。篮球架很漂亮，不组织一个过硬的球队是对不住它的。学校领导亲自挑选队员，条件是个子高、觉悟高、出身贫农。

    那些日子里，我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读了些有趣的书。我开始学着写些别的东西了，不求别的，只求有趣。我写了我们的果园、鸟儿、白菊花，也写了同学们的劳动。我有时也把文章送给信得过的老师看。老师看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说好是好，不过怎么能用“漂亮”这个词呢？我听了挠挠头，真的，我写到一个拾煤渣的同学时，这样写道：她很漂亮……我的脸红了，立刻用笔把那两个字划去了。我从此认定这两个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直到后来，直到我走出校园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真正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正好相反，它属于劳动着、创造着的健康的人们！

    两年的中学生活一晃就过去了。在离别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校时，几乎所有同学都哭了。我也哭了。我们突然觉得我们的学校很美。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大家在这么美好的校园里做了并不美好的事情。这很可惜。值得留恋的还有别的事情——接近毕业时上级分配来学校一个女教师，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她唱啊，跳啊，不停地笑。她教同学们唱婉转的歌，还手持马鞭教大家跳“奔驰在草原上”的舞蹈……但，我们终于毕业了。我们的中学生活并不有趣，可是有一个漂亮的结尾：奔驰在草原上！

    回忆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我在想我们当时真是傻得可以。是因为年少幼稚吗？那么老师呢？结论只能是他们同样幼稚。可是他们毕竟年龄很大了，有的都到了中年或已过了中年——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人生的悲剧。我们的学校没有围墙，却并没有因此与美丽的大自然更亲近起来。一道道看不见的围墙正把我们围住、隔离开来，使我们远离了世界上那些最美好的东西……

    告别了，我的中学时代！我在那个年头里，曾经浪费了人的一生中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仅仅属于那个美妙年纪的热情。这是我今天最为惋惜的。我记住了。

    热爱大自然

    我怀念美丽富饶的胶东半岛。

    渤海湾畔，是一片辽阔的海滩平原，平原上有一望无际的稼禾，有郁郁葱葱的林木，有汩汩流淌的小河……离海五六华里的一片树林深处，有一所学校。我的小学和中学就是在这儿读完的。

    我们上学，要穿行在树林里；放学回家，家在果园里；到外边玩，出门就是树林子；割草、采蘑菇、捉鸟，都要到树林子里；去河边钓鱼，到海上游泳，也要踏过大片浓绿的树林……我们学校那时候上劳动课，老师常领我们到林子深处采草药；有的课，比如音乐课，有时也到林子里上，大家把歌声洒落在枝枝叶叶中间了。我们写作文也常与林子有关——记得我有一次看到教室门口一棵苹果树上的果子不断丢失，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一棵苹果树看我们的责任心》。校长看了十分赞赏，鼓励之后，又推荐给老师和同学们看，很使我兴奋了一阵子。同学们还在林子里学过舞蹈，有一个年轻女教师，能歌善舞。她教大家，说一声：“预备——起！”大家就跳了起来。她的舞姿真美，我至今记得那林中跃动的身影……

    那是一段永远让人怀念的时光。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片一片的林子、一片一片的绿色。我庆幸自己出生在美丽的海滨，也感激当年的老师尽一切机会让我们去和大自然亲近。我们没有把自己整天关在教室里的习惯，今天想，那样也许会变傻的。伏在桌上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是愉快的，而到田野里接受大自然的沐浴和陶冶就更加幸福。一个人在中学时期经历的东西很难忘掉，像我，至今记得当时跨越的潺潺小溪，看到的树尖上那个硕大的果子，闪着亮光的三棱草的叶子和又酸又甜的桑葚的滋味……那时候给我心田留下了一片绿荫，使之不致荒芜，使之后来踏上文学之路时，能够那么脉脉含情地描绘我故乡的原野。

    我想一个人在他的中学时期，正经历由比较幼稚到比较成熟的特殊阶段，这期间他大半要学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学会去眷恋大自然，热爱大自然！这也会影响他的一生。像俄国的著名诗人叶赛宁，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作品中都有大量讴歌自然、抒写风景的优美篇章，他们描绘了那么多美好而多情的自然世界。读他们的作品，你会感觉到那颗伟大而纤细的心是怎样搏动的，怎样去挚爱、去追随着祖国的瑰丽山川……我想，一个不热爱大自然的人，难以培养起很强的美的感受能力，也难以写出有华彩的文章，更成不了真正的作家。与作文的关系如此，与做人的关系好像也如此——我总觉得一个对大自然怀有满腔柔情的人，很难是一个品行低下的坏人。

    让我们热爱大自然吧！

    捉鱼的一些古怪方法

    在没有网具的情况下，要捉住几条鱼是很难的。田野上的河汊沟渠、池塘小溪里，总会有些鱼，大大小小，引诱着人去下手。有的鱼很大，大得让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这片水里生出来的。你兴冲冲地跳下水去，扑腾得浑身泥浆，最后还得空着手爬上岸来。你捉不着它。

    实际上捉鱼有很多古怪方法。

    “浑水摸鱼”被用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其实这个方法简便易行，只需跳下水中胡搅一气，那些鱼也就昏头昏脑地探出身子等人来捉了。一片混浊的泥水之上，昂着一个又一个鱼儿的头颅，那是很好看的。

    这个方法突出的是一个“搅”字。功夫全在搅上了。其他方法如果也都用一字概括，那么整套方法可称之为“推、搅、掏、堵、诱”。

    推鱼最容易。如果你来到一条浅浅的小渠边，被水中清晰可见的鱼影搞得心烦意乱、跃跃欲试的时候，你最好先蹲到渠岸上拔一会儿青草。然后，你抱着一堆青草跳下渠水，趴下身子，两手推着草叶往前走，直走到渠的尽头——水尽鱼存，无一漏网，真是个好方法。不过这个方法“太绝”了些，常常使人欣喜之余又有些不安：对鱼们太狠了？

    堵鱼就是将宽水流堵成一个小豁口，使水流由此而变得急起来，并将一草篮放在豁口上。鱼儿随急水而下，不得翻身，常常在篮底积下一层。这种方法的唯一缺憾就是逮不住大鱼。大鱼力气大，翻身有何难。

    诱鱼是比较难做的。诱饵香甜诱人，却不一定合鱼的口味。如果它们循着气味游过去，直游到那个人为的生命的陷阱里，你在岸上就会高兴起来。没有办法，鱼们平常就爱躲在深水里、草根处，只有用诱饵将其引逗出来，引到一个便于围歼的地方。这个方法可能受了某部兵书的启示：对付人的计谋有时用到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身上，竟是同样奏效。

    掏鱼大概算最古怪、最费解的方法了。这个方法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在当时实际是一群孩子。天真无邪，面对游鱼，也就想出了这个方法。大人们反而想不出，大人们太复杂了。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一奇怪的现象：有人就因为失去了纯真，结果就失去了巨大的创造力。捉鱼也是一样……如果渠长水深，没法“推搅堵诱”，那怎么办呢？那就跳下水去，在渠的水线上挖一个个碗口粗、尺余深的洞洞。挖过之后，你就在渠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像散步那样。走上一会儿，你感到疲累了，就可以伸手到那些洞洞里掏鱼！鱼已经装了很多，全在洞底，顺着掏下去就是——这究竟是为什么，谁也说不清。这简直像是一个梦境，一个非常美丽的、只属于童年和少年的梦。但它又实实在在是一个可靠的、古怪的捉鱼方法。

    不难看出，以上方法只能用来捉淡水鱼。

    有人说淡水鱼比海鱼更有滋味。我相信这个说法。但我不明白它们是怎么生出来的。如果有一潭水，只要不去管它，迟早里面会生出鱼来。而庄稼还需要播种呢，这鱼真是天赐之物。如果掌握了一些古怪方法，随随便便就可以从田野里携回鱼来，一食为快。

    吃的方法很多，比捉的方法又多出几倍。用油炸、用水煮，有时还故意让活鱼下锅。但这毕竟是大人们的事情。孩子们如果捉到了鱼，常常用友好的、温存的目光看着它们，似乎从中感受到了其中那可以沟通的什么东西。他们总是把鱼儿养起来，心中充满了希望……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我是一条鱼，又逃不脱那“推搅掏堵诱”的话，那我希望败在纯真的儿童们手里。

    一些不严肃的人

    古代很出了一些滑稽人物，就因为他们太有趣，所以那些事迹书上记了很多。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淳于髡和东方朔了，他们都是齐国人：淳于髡大概是东莱人，东方朔则是齐国西北部沿海人。总之他们是海风吹拂下的宽袍大袖的人物，行为有些吊儿郎当，不太中规中矩。他们好像不太正经说话，谈问题好做比喻，听起来没有那么严密的逻辑，动不动就是“我听说”如何如何。这样所谈的未必真实有据，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又不必负有具体实证的责任，给自己说话办事留下了许多方便。他们的谈吐当然也有强大的内在逻辑，只不过听起来看起来随随便便、甚至是嬉皮笑脸罢了。

    这些人面对有权势的国君之类，要施展自己的抱负、施加自己的影响，非要具备致命的说服力才行。这方面他们与鲁国的孔子及弟子就差别很大了。孔子也是很幽默的人，因为高智商的人往往内心世界极为丰富，他们肯定是多趣而不枯燥的人。但孔子毕竟是极其讲究礼法的，在许多情况下庙堂规范还是要遵守。关于他曾有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即“子不言怪力乱神”。孔子虽然并非不苟言笑的人，但从记载上看，他在国君面前礼节周备，算是言行有度的人，没留下什么过分惊悚骇世之言，也没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

    而齐国的淳于髡和东方朔之类，大有夷人的野性气，大概保留了不少海边“海客谈瀛洲，烟波微渺信难求”的味道。淳于髡动不动就打比喻，不开玩笑不说话，被后世喻为滑稽大师。其实他在以最生动的语言方式来说服别人，阐明事理，在语言上技高一筹，有时比干巴巴的讲理还要有效有力得多。他对主持齐国政务的宰相邹忌说过极有趣的一段话，如：“将猪油抹在棘木的车轴上，是为了使它灵活转动，但是，如果车轴的穿孔是方的，抹多少猪油也无法转动。”再比如：“狐狸皮的袍子尽管破了，但是不能用黄狗的皮来补吧？”这里既用植物又用动物做比，讲的即是进谏和用人的深刻道理，使邹忌大为钦佩。齐国要打魏国，淳于髡对齐王说：齐和魏，一个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狗，一个是海内最狡猾的兔子。可是狗和兔子绕着山跑了三圈，翻过山又来回五次，最后都疲惫到了极点，累死了，一个农夫过来就装到了自己的囊中。他说现在，等在一旁的秦国和楚国就是这样的农夫，他们正等着捡死狗死兔子呢。这样一比，齐王也就害怕了，立刻停止了伐魏。

    东方朔在大臣和君王面前常常也是巧话连篇，令人捧腹，像一个喜剧演员。他就不像淳于髡那么幸运了，只成为权势的花边与点缀，朝中有人甚至将其看成一个弄臣。这给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悲哀。不严肃的人有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显，一个是沦。后世的传说中，郁郁不得志的东方朔滑稽依旧，最后干脆变成了神仙，归入了虚无缥缈之中。在民间，他竟然成为相声表演艺术的鼻祖，还成为四处讨要的丐帮的神圣。

    齐国方士们谈天说地的语言风格的确影响了很久，波及和渗透到了文化政治及日常生活中，以至于形成了某种地域性格。徐福如果没有超人的想象力和游说力，怎么会带走一支庞大的船队，从秦王眼皮底下溜走呢？至今在半岛地区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莱州人的鬼，黄县人的嘴，蓬莱人的腿”，说的就是莱国最有代表性的地域特征：“鬼”是指心智，“嘴”是指能言善辩，“腿”是指勤于奔走。可见有了这三项，再大的事业也能成功。从心智、说服力到行动的果决和勇气看，莱夷地区即齐国东部的人确是高人一等，这种特征竟然从古至今一直保持下来。

    胶东人这样形容能说会道的人：死人都能说得活。的确，在一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又不断喻之以利、亦庄亦谐的海边说客面前，能够抵挡得住、一直不为所动的人真的很少。据记载，民国时期曾出过一个笑话，其主角就是一个老黄县人。这个人姓梁，不知为什么忽发奇想，想在当政高层走上一遭，显示一下自己的本事。据说这不过是一个稍稍识文断字的老农，其貌不扬，矮小且有点罗锅，却能搅起不少的波澜。他通过地方官吏上达一个宏愿，说要献出自己的万贯家财用来抵抗外侮，言之凿凿，终于层层感动，最后真的被国民政府请到京里，从部长到最高执政皆出面接见叙谈，正经款待了一番。结果当然不过是老农的一个玩笑而已。他虽然来自一个富足的地方，自己却实在是一个穷人。

    这个真实的故事不仅是一出闹剧，其中也蕴藏了发人深省的意趣。有人以此嘲笑当局的愚蠢，却忘记和忽略了两个最大的要素：一是古莱国地方自古诡谲，常出产一些不严肃的人，这些人有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和言说力，并非一般人士所能抵御；二是古登州地区豪富辈出，他们当中富可敌国的望族绝不罕见。正是因为如上两条，那些经多见广的衙门和政要才会从头至尾配合这场荒唐的演出。

    齐国人淳于髡和东方朔，还有晏婴，都是风趣多智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待经国大业和有为的国君，虽然使用的是颇为滑稽的劝喻方式，但骨子里却是士人的忠信，是言必信行必果的风度品格。而对待暴君的绝望，他们的表现往往一如徐福等方士们，会以过人的心智谋划一个骗局，先以卓越的言辞打动对手，再以大胆的行动付诸实施。几千年下来，齐国东部这种海天连接、海市蜃楼频频发生的奇特环境里，的确产生和孕育了一大批有奇才异能的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哪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哪里就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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