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是一条温柔之河、爱情之河，二十世纪它除了偶尔一次使性子泛滥之外，几十年中带给两岸人的尽是美丽的遐想。乘车行驶在准高速公路上，一眼望去层层叠叠的色彩，迷得人心神都起了幻雾。黝黑的耕地旁，参天的大树在秋季里染上各种各样的色彩，一直爬着铺着，将原野与山冈涂抹成一幅油画。同多瑙河一样温情脉脉的是那种既像白桦又像白杨的树木，躯干如雪，飘叶似金，有风无风那垂柳般的枝条，都在洋溢着万种风情。看惯了脏兮兮的枯枝杂草，可这儿满地的落叶铺成毯，却一点不想嫌弃，每每还有一种不忍践踏的痛惜的浪漫。
斯洛伐克的深秋，天也老下着雨，一天几遭。雨不大，不打伞也不会让人变成落汤鸡，一点点湿很快就被雨后的太阳晒干了。东方连绵的阴霾在这儿是没有的。雨一停，太阳就出来了。阳光一灿烂，便又有了那种秋高气爽之感，地上的水渍仿佛只是一场农业的浇灌，或者是古教堂前块石街面上刚刚驶过一辆洒水车。这样的雨总是及时的，这样的阳光也是及时的，生长在这样国度里的人和庄稼，该是怎样的福分。大自然赐给我们以黄河、长江，可我们哪一年不为这母亲河提心吊胆呢！那么多瑙河真是上帝给予他们的恩赐吗？
公平的是，斯洛伐克也有一个清明节，当然是与所有天主教国家共有的。十一月一日，我们驱车前往特尔纳瓦和达尼特拉两个城市时，阳光和雨水交替着陪伴。沿途的墓地里摆满了鲜花，当我们进入城市时，发现处处门户都是关闭着的，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大家都放了假，成群结队地去墓地祭扫。鲜花的色彩使墓地一下子生机勃勃起来，连教堂的钟声也不那么肃穆了。
在过去，钟声只是一种信号。当我站在特尔纳瓦市空旷的大街上时，耳边回荡的钟声里分明有一种召唤。在我暂时分离的祖国，所有的庙宇都是山门大开，进去都要买票。而眼下所有的教堂眼见着大门紧闭，我们却可以自由出入。特尔纳瓦大教堂里，稀疏地坐着些正在祷告的人，包括闪光灯在内的所有动静对他们来说仿佛不曾发生，那种深深的沉浸无疑是将自己的灵魂作了一种托付，留给生命的只是时间和体力。没有任何人提醒，我们都放轻了脚步，唯恐惊飞了虔诚之林中沉思的小鸟。甚至担心身后的剪剪风会扰动正在善美祥云中洗礼的灵魂。教堂很古老。当然，真正古老的是在达尼特拉市，那是九世纪时两个希腊传教士落脚的地方。红得发黑的各样木质，给人以强烈的摄夺感。说实话，无论是正面的，还是两侧的，包括滴血的受难耶稣像，都没能多给一点什么感官之外的东西，它们太戏剧化了。倒是那一排排暂时无人的长椅上，黑黝黝的油光，沉甸甸的置放，静空空的气氛，渗透出多少哲思玄理。多少生命滚滚其间，多少人生默默其间，多少情爱与仇恨的植入，多少欢乐与愁苦的涂抹，它们才有如此一副旷世老人的模样，久久不与人语，却将一切都告诉了我们！朴实的长椅才是与用心倾诉的祈祷者真正地融为一体，他们的相依才构成一种生命的奇观。
一位神职人员走过，拉着我的双手说了一阵什么，我以为他要传播上帝的声音，但陪同的斯洛伐克青年中文名字叫马文博的先生翻译说，他只是要我们随便看，什么地方都行。后来，我便在圣母玛利亚像旁看到那墙上镶嵌着一块块铜的或大理石的碑刻。马文博说，这是有人祈祷如愿之后，用来答谢的。其中一块上面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圣母玛利亚，我只好感谢你！那一刻里，我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在我看惯了的庙宇中，挂满了“佛光普照”“我佛慈悲”之类的匾布，那意思中有种感恩涕零，诚惶诚恐的味道。看惯了这些人的确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时才进香，有点效果后就以阿谀作为回报。我不知道，端坐于教堂长椅上的人是谢罪还是修心，然而，长年不懈的祈祷，有事无事都沉浸，换来的便是与上帝的平等。一句只好感谢，道明了信徒与神明之间互相仰赖的关系。
其实，人间何处不是互相回应。去看离布拉迪斯拉发三十五公里的过去的巴洛菲庄园，现在的作家之家。其气派豪华足见百年前巴洛菲家族在奥匈帝国中的地位，当年赫鲁晓夫曾下榻在此，斯洛伐克政体发生变化后，巴洛菲家族的后人曾从国外回来察看，但他们没有提出收回的要求，除了无法付出维护费用之外，国家将其作为作家之家，维护本国文化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占住它的是某个新贵，恐怕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吧。
许多事并不需要说明白。大自然美丽的赐予，肯定与斯洛伐克民族文明的修养有关，没有立交桥的十字街头，行人车辆如此井井有条，多瑙河上浮动的是白天鹅而不是白色塑料盒。一切都表明他们的举止配得上优美的环境。只有一个做出了很多的人，才有资格、有胆量并且有文化的对他人说一声：只好感谢。哪怕面对圣母玛利亚也底气十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汉口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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