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队每天要行进十几个小时，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先吃早点，早餐剩下点东西当作路粮，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拿出来，到了晚上建立营地后加热航空餐再吃一顿。我们两个记者由于晚上都在干活，白天抽空休息一会，但是南极内陆里面冰丘非常多，雪地车跟走搓板路一样，颠簸非常厉害，我在行进休息时头上都带着一个帽子用于减震，防止头撞到舱壁上。我们车队是采用一拖二的方式，即一辆雪地车后面拖载着两个雪橇，每个长约8米的雪橇上要装载我们这13个人内陆生存所需的所有物资，包括油料和科考设备，我们离开中山站以后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补给了。我们一辆雪地车后面还拖挂着一个发电舱，我们所有用电就靠它了。如果发电机出现问题的话，不仅仅无法用电取暖，对我们来说最致命的危险是雪地车无法启动。因为雪地车每天宿营停下来后，如果不对车内机械进行加热的话，第二天因为温度太低肯定就发动不着，所以头一天晚上机械师都得把加热工作做好，保证第二天车辆能够正常发动起来。

    晚上宿营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总算能不再颠簸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休息了，我们记者还得干活。我们一到营地就开始拍东西，编片子，写稿子，传节目。因为海事卫星越过南纬78度，就不在卫星服务承诺范围之内，这里找卫星信号非常的难，有时候我们可能找一晚上还没有找到信号，所以我们基本上晚上都不能睡觉。传完之后我还得把解说词写好，然后用铱星电话和后方连线录下来。在开始的时候，海拔低，录解说词非常顺，能一口气读完，越往上走，由于缺氧和极度疲劳，我录音时的停顿越来越多。

    我这里介绍一下通讯问题。我们跟中山站的通讯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无线电台联络，在南极容易出现因为太阳黑子而造成的磁暴现象，这会严重干扰无线电跟后方联系。还有一种方式比较好，但是很昂贵，就是卫星通讯，科考队里面有一台铱星电话，我们中央台记者带了三部铱星电话。它的费用是一分钟2美元左右。我们记者还有两部海事卫星电话用于传输视频信号和语音联络，它的费用更贵，一分钟是8美元。

    挺进过程中，我们还经过了1999年我国科考队到达过的地方，当时他们在那里用油桶做了永久性标志物，上面插上了五星红旗，怕被风吹坏了，他们把国旗缠起来套好。6年后，曾经到过这个点的老队员这次见到已经褪色的国旗非常激动，当时两位机械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真情流露，抱头痛哭，他们自己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一辈子没有干过什么大事情，但是6年之后还可以来到这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每次看这个画面，我的眼睛都是湿润的。

    2005年1月9号，我们中国南极冰盖科考队进入了南极南纬80度，雪地车一列纵队缓缓越过了实际上不可见的南纬80度纬线。南纬80度以南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地面进入的南极区域，当时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记录下我们的脚步在松软雪面上留下的深深烙印，它的意义不逊于当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人类一大步”。

    经过20多天的艰苦努力，2005年1月18日北京时间凌晨三点十五分，队长李院生、测绘专家张胜凯、我和同事李亚玮四个人确定了南极最高点的准确位置。实际上这个点距离我们的营地就300米，但确定最高点的工作量非常大，因为我们需要采集大量的点来做高程比较。找到最高点让我们四个人非常激动。我们让队长李院生对着摄像机说两句话，他连说了十遍才说利落。测绘专家张胜凯属于平时情绪非常平静的那种人，我让他说说找到最高点的感受。他说半年来我天天梦里想的就是这个，今天终于找到它了，我非常激动。然后他就哽咽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所有队员在冰盖最高点举行了一个升旗仪式，每个人把手放在胸口，目视国旗升起的方向，清唱国歌。这时候每个人都非常激动，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和磨难，最后到达了这个位置，确实非常不容易。

    找到最高点之后，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科研工作，例如打了深度在108米的冰钻，建自动气象站和自动天文站。2005年1月21日，完成科考任务后我们开始往中山站回撤。我们在内陆里面所有的垃圾全部都拉回来了，要运回国内进行集中处理。回撤的过程，可以说是疯狂地跑。为什么呢？因为有登山经验的人都知道，往上走有心劲，然后回去就是归心似箭，所以下撤得非常快。而且那个季节南极内陆的天气状况变化非常快，马上就要进入南极的极夜了，温度变化非常大。我们计划争取在大年三十前赶到中山站过春节。所以同样的路程，我们去的时候用25天时间，回来的时候用了18天就到了，总算在大年二十九赶到了中山站。50多天里我们没有洗过一次澡，当时我特别巴望三件事情：第一吃蔬菜；第二能安稳睡觉，因为我跟亚玮两个人每天除了干活之外，没有能睡过两个小时的，非常的辛苦；第三能洗澡。这60多天没洗澡是什么滋味，我们当时很担心洗澡后脏东西会把下水道给堵了。到中山站以后，我们在南极过了个春节，搞了一个春节联欢晚会，内容非常丰富多彩。2005年2月份我们开始乘雪龙船回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