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者：很多人都有一种误解，认为和尚不必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会念经就行了。但您却一直主张提高出家人的文化素质，您是怎么想的？

    隆莲：其实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主张。佛教的皈依本来就是“三皈依”。就是说，你要信仰佛教做个僧人的话，不仅仅只是皈依佛祖和师父，还应当皈依“法”。这个“法”，就是指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和历代高僧的著作。要读懂它们，没有文化怎么行？

    作者：您的意思是说，不能把信仰佛教仅仅停留在拜佛烧香上？

    隆莲：对。只是烧香拜佛，不可能真正地弘扬佛教。要让佛法更多地被人了解和接受，首先就必须提高出家人的文化素质。

    作者：所以您就积极呼吁创办佛学院？

    隆莲：那不是我个人的呼吁，很多人都一起呼吁。赵朴老更是非常支持。在此之前中国已有了好几个佛学院，但还没有一所是专门培养比丘尼的。我想我有责任来做这件事。

    作者：办学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隆莲：困难？（笑）那就是一个字：钱。

    作者：？

    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教育世家的缘故吧，隆莲法师历来很重视教育。早在未出家之前，她就在三个学校当过老师，教过数学、英语、语文等。出家后，她一直致力于佛学教育，解放前就曾在莲宗院的女众部任教务长。

    在她看来，所谓佛教，就是关于佛学的教育，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就在于这一点，佛教的祖先与信徒是师生关系，佛教徒称释迦牟尼为“本师”，即根本的老师。而和尚通常被称为“师父”（和尚是印度语的音译，它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亲教师”，即亲自教导我们的老师。若不是亲自教导的老师，就称为法师）。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有其崇拜的对象佛和菩萨。但佛和菩萨不是主宰宇宙的神，他们不同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与人类是平等的。人们不是服从于佛的权威，而是服从于佛的说教、佛的戒律。

    因此隆莲法师认为佛教应当以教育为本。

    而另一方面，过去投靠山门的大多是穷人，故他们的文化水平恰恰都比较低，要让他们真正懂得佛理，接受佛陀的教育就比较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必须搞好教育。特别是现在，社会已发展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出家人如果不及时地提高文化水平和自身的修养，就无法在这个新的时代中，继续将佛教发扬光大。

    有了这种指导思想，隆莲法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重新复出之后，除了在爱道堂恢复讲经说法外，就是积极地为创办一所尼众佛学院而呼吁奔走。年逾古稀的她从一个比丘尼的角度出发，希望创立一所专门培养女僧人的高等学校。在愿望终于实现后，她便将她的整个晚年，都奉献给了尼众佛学院。

    第一节 门外的印象

    在我采访隆莲法师之初，就了解到眼下她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在四川尼众佛学院的教学上的。每周有六天时间呆在学校里，只有星期天才返回成都。因此我想，要了解隆莲法师，就必须了解这所由她亲手办起来的佛学院。

    我向奶奶打听到地址后，就决定前往四川尼众佛学院采访。

    那时学院里还没装电话，没法联系通知她们。而我自己也想来个意外采访，看看法师平日里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看看今天佛门中的学校，看看处在课堂上的身为佛学教育家的隆莲法师。

    于是这天一大早，我就坐车来到成都火车南站，然后搭上一辆机动三轮，跟司机说去石羊场。三轮就颠簸着向南郊驶去。从成都到尼众佛学院所在地的石羊场，有15公里路程。

    车过石羊场不久，我即在公路左侧的绿色的田野里，看见一圈红色的高墙，以及耸出墙外的寺顶。拐上小路，远远地，我看见大门正好打开了。四五个身穿黄袈裟的年轻尼姑从门里走出来，另一个则站在门口相送，我想她们一定是佛学院的学生了。常听人说“佛门高深”，我真怕自己进不去，看来今天运气不错，正好有人开门。

    可当我们的车驶近时，站在门口张望的那位尼姑忽然转身跑进去了，并且马上关紧了大门。

    我付了司机钱，就赶紧去叩门。

    无人应。

    我从宽宽的门缝往里看，正好有一位年轻尼姑走过来，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手持书，一手背在身后，边走边读，很像是某部古装电影里的镜头。我连忙再敲，她显然听见了，朝大门看了一眼，但并未挪过步子来。又埋下头，继续读着书沿小路缓缓向院内走去。

    接下来，无论我怎样再敲，都无人应了。这可让我亲身体会到了佛门高深那句话。不过，我倒一点儿不感到生气。倘若听见叩门声，她们都争着来开，那才会让我奇怪呢。小院静静的，好像在午休。我打定主意，在门外等到下午。我想下午上课时，总会有人开门的。

    天气很好，春日的阳光懒懒地照着红墙外的麦地。麦子正在灌浆，有些已经倒伏。我退后几步，看这紧闭的山门。门的正上方，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也是尼众佛学院的名誉院长赵朴初题写的“铁像寺”三个大字，从落款的时间看，是题于尼众佛学院成立的那年；两边是一付对联，上联：像法重辉圣尼寺，下联：律传远绍铁萨罗。为隆莲法师所作。

    这付对联很巧妙，将“铁像寺”三个字都嵌在了其中，又有最早在中国传授比丘尼戒律的比丘尼铁萨罗，还表明了是尼姑庵。以后我才了解到，这正是隆莲法师撰写楹联的特点，它们都无法异地挪用。

    左右还有四字：真观，正行。大约是校训。这些都很醒目。相比之下，最不起眼的是校名，“四川尼众佛学院”七个字，就刻在一个一尺见方的大理石上，嵌在山门的右柱上。后来我才知道，赵朴老亲题院名的木牌，挂在山门里面。

    据我所知，赵朴老这位名誉院长并不仅仅挂个名，他一直把尼众佛学院的工作挂在心上。学校自创办以来，他老人家数次到尼众佛学院视察工作，多次讲话。并为尼众佛学院请回了《大正藏》、《中华大藏经》、《房山石经》等经书。应当说尼众佛学院能有今天，离不开赵朴老的关心和支持。

    第二节 最初的呼吁

    1980年12月，隆莲在“十年风雨定惊魂”之后，到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她郑重地提出了创办尼众佛学院的建议。

    其实这已是隆莲多年来的一个愿望。还在“文化大革命”前她就有了这个想法，那时她曾经在爱道堂给年轻的比丘尼和居士们讲经说法。由于场地和经费的限制，使这样的讲课不能系统化专业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国内佛教界更是“丛林秋晚，老成凋谢”，隆莲深切感到培养尼众的迫切需要。

    她说，中国已有的几所佛学院，都是以培养比丘为主的。如今比丘尼的文化水平也亟待提高，应当办一所专门培养比丘尼的佛学院。我愿为此献出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

    她的这一倡议，当即得到了佛教界许多老法师和佛教协会的支持。特别是赵朴初会长，积极地为她们呼吁，给有关方面的领导写信，并具体筹划。

    当时还有一件事，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那就是斯里兰卡佛教界人士请求隆莲法师为他们国家的女信徒传戒。隆莲觉得要搞好这次传戒，就必须培养一批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比丘尼。

    1982年，赵朴初会长到四川视察佛教工作时，专门来到了铁像寺，视察之后，决定将尼众佛学院办在这里。因为隆莲法师在这里，她就是个最好的佛学教育家。

    但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建设，一时还无法顾及到宗教界。直到1983年，国家才批准了建立四川尼众佛学院的申请，并拨款维修铁像寺。

    但是从上级批准到学院正式行课，又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和坎坷。身为院长的隆莲法师，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第三节 艰难的起步

    谁都知道，办一所学校首先得有场地。虽然上级已将地点选定在铁像寺，但在当时，铁像寺几乎已不成“寺”。原先的30亩土地只剩下一间建于明代的大殿。除了有一所小学外，其余全部被当地的村民所占有。整个铁像寺仅剩下三个尼姑坚守在那儿了，其中就有早年与隆莲法师一起在石羊场修茅棚的广寿师。她们靠种地度日，非常艰苦。隆莲对她们能够坚持至今，保住了寺庙非常地感激和敬重。

    按政策，当地应当无条件地将这些地盘返还给铁像寺。可什么东西都是丧失容易收回难。土地就更是如此了。国家虽然下拨了重修铁像寺的款项，收回土地却得靠她们自己。

    已经74岁高龄的隆莲法师和80岁高龄的静师父开始为此四处奔走。她们以出家人的宽容大度，耐心地去给众人做说服工作，争取本应有的权利。两个很少与外界打交道的老比丘尼，为了佛教事业也只好学着去和人应酬，说好话。

    奔来跑去，后来总算碰上一个对她们很好的区长。区长姓谢，办事干脆利落，人称“谢干脆”。在他的积极支持下，区政府拨出15万元，将建在庙里的小学迁到了一旁，解决了第一个难题。

    小学迁走后，还有8家农民。最初搬来时只有3家，经过这10多年的发展，已繁衍成了8家。要他们搬迁，他们就提出了有关树啊，竹子啊，秧苗啊等一系列问题，要求赔偿。

    怎么办？国家下拨的重修款项就那么多，上哪儿给他们找钱发补贴款呢？

    隆莲马上想到了自己那笔“意外之财”。

    第四节 无私奉献

    说来有趣。隆莲本来是不存钱的，她对钱财历来看得很淡。这也是出家人的品德。“文化大革命”前她的母亲一直和她住在一起，母亲知道她是个对钱满不在乎的人，常常用来接济穷人。90元一个月的工资从来也不存留。母亲就多了个心眼，悄悄帮她存了一些。不想“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她的家时，将这些存单全部搜出来拿走了。

    但不知是因为这些存单是定期的，还是因为“小将”们纯洁，总之所有的存款一分也没动。“文化大革命”后隆莲根据母亲当时记下的账号去取，竟然全都还在银行里完好无损，且增长了一笔利息。

    隆莲幽默地说：“这下我发财了，简直是一笔意外之财。”

    同时文史馆也将“文化大革命”中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给了她。

    这两笔钱合在一起，虽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数字，但对隆莲来说是她这辈子所拥有的最多的钱了。她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用来贴补那些搬迁的农民，剩余的也全都用在了恢复寺庙的建设中。

    静师父见此情景，也将自己的一对耳环卖了，和莲师一起用来贴补农民。这家200元，那家300元，一一地劝说动员。

    这样，那8家农民才先后搬走。

    场地有了之后，隆莲亲自规划了铁像寺的修建方案。她老人家竟然亲自绘出一幅整个寺院的平面图，并标有准确的尺寸。当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拿到这张图时，大为惊讶，简直不能相信它是出自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尼姑之手！

    当然，他们是太不了解她了。

    隆莲对他们的惊讶笑而不语。她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校的建设之中。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铁像寺终于初具规模。新建了玉佛殿和藏经楼，并修建了校舍。从远处看去，新建的山门、玉佛殿、藏经楼都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形成了一个庄严和谐的建筑群。

    第五节 与法师的学生同行

    现在我就站在这些建筑群的面前，但我无法进入。

    记下了山门上那些文字，禅关依然深掩。四周仍寂静无声，真可谓门可罗雀。我看看表，才一点半。回头望去，见那5个身着袈裟的学生还在公路边站着，看来她们是要搭过路的长途车进城。我忽然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间去和她们谈谈呢？我就转身向她们走去。

    在拱手向她们问好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她们微笑着向我还了礼，然后就告诉了我一个令我大失所望的消息。她们说：法师上午就被省佛教协会接进城开会去了。

    看来无人引领的确是进不了佛门的。

    但我有个感觉，自己这一趟不会白来。我已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佛学院，看到了这块隆莲法师辛勤耕耘的园地。或许对普通人来说，这还是一个更真实的角度。

    我试图和她们交谈，想从她们那里再了解一些法师授课讲学的情况，但她们只是彬彬有礼地回答“是”或者“不是”，多一句话也不肯说。我只弄清楚了一点，她们这是利用午休时间去城里买些东西，下午还要赶回来上课。周末同样有课。

    我只好打消谈话的念头，站在一边儿，看她们继续说着自己的悄悄话。她们围成一个金黄色的小圈儿，将我这个着时装的人隔在圈外。当然，我知道隔开我们的，不仅仅是衣服。

    我侧耳听了一下她们的谈话，发现她们所谈的，和普通的女学生很相像，也是些同学之间的小摩擦。只是在她们的谈话中，时常有这样的插话：要忍让，宽容些。

    我觉得我看到了真实的尼众院的女学生。她们既和普通女学生一样孩子气未脱，但又和普通女学生不一样，开始有了她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已开始了持戒修行。隆莲法师传授给她们的佛教精神正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渗透到她们的言行中和灵魂深处。虽然要到达一种境界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但她们毕竟起步了。

    我为隆莲法师感到宽慰。

    长途车终于来了。我和她们一起登上车，她们的特殊装扮立即吸引了全车人好奇的目光。她们似乎已习以为常，继续站在一起，说着她们的话。据说，她们出门在外的要求是，眼观鼻，鼻观心，大概以此来保持她们平和的心境。但我想，她们要在人们异样的目光中平静地度过一生，仍是非常的不易。

    汽车驶进城，立即被滚滚红尘所淹没。她们下了车，走上了五彩缤纷的大街。她们无法溶入人流，在人头攒动中依然那样醒目。

    看着她们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忽然觉得像是看见了50年前的隆莲法师，她身着旗袍，戴着眼镜，手里还拿着书。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人流，走进幽深的爱道堂……然后，又身着袈裟，依然戴着眼镜，从爱道堂的深巷中走出，目光是那样的清澈而又宁静。

    第六节 贫穷的高等学校

    1984年，四川尼众佛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由赵朴老任名誉院长，隆莲任院长，文殊院的方丈、四川省佛教协会的会长宽霖和尚任副院长，宝光寺的方丈、四川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遍能和尚任教务长，四川著名的佛学家贾题韬居士任教务主任，省宗教局的干部徐平女士任副院长兼办公室主任。

    隆莲终于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愿望。

    但前面的道路依然很艰难。

    第一期学生40人。课程有汉语、英语、藏语三大语系，有佛教要典及各种仪轨。3/10的时间学文化，主要是外语和古汉语，7/10的时间学佛学专业，戒、定、慧三学。

    所谓“戒、定、慧”，是佛学教育的根本。戒是首要的，作为一个佛门弟子，首先要规范自己的生活行为、道德行为，一切按佛门的戒律行事：然后由戒生定，就是通过修行达到专注寂定的心境：慧是指佛法的智慧，而不是一般的智慧，它是指在深通了佛学教理之后，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明辨事理，断除疑惑。

    学校要求学生不但学理论，还须亲身实践。在校期间，就先为学生授了沙弥尼戒和正学女戒。要求学生严格持戒。所谓持戒，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遵守纪律。

    但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怎样教育学生，而是来自经费。可以说尼众佛学院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穷的高等学校了。

    学校每期招收学生40名，经费全部由学院承担。当时是1984年，佛教界在经历了浩劫之后尚未复原，即使是免费培养，招收学生也不是易事，就更不要说让各地寺庙自己出钱了。

    每个学生每年的固定经费是650元，也就是说每个月只有55元左右。包括吃、穿、住、医疗、学习资料等等。这个数目在10年前就不够，现在的差距就更大了。光是伙食费，一个学生一个月50元也是远远不够的。

    隆莲法师说，“学生们虽然吃素，可正是年轻长身体的时候，饭总要让她们吃饱啊。”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该花的钱还得花。如丁福保编纂的《佛教词典》，给每个学生都买了。1993年，学校还从紧张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钱来，买了一台电脑和打印机。英语课没有合适的教材，就自己用电脑打印英文本的《清静道论》，打一章，复印出来让学生学一章。

    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对那些来上课的年纪大的老师就感到非常歉疚，因为这么远的路途，也只能让他们挤公共汽车，转长途车，非常辛苦。难怪当我问法师，您办学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脱口说道：钱。

    的确，佛学院的经费实在是太少了。他们毕竟是一所高等学校，不仅要购买打印常用的教材，还须添置图书，建立资料室。

    于是有人提出打开铁像寺的山门，好进些香火钱。或者干脆出去化缘，增加收入。

    第七节 不开山门

    尽管学校经费如此紧张，但隆莲法师坚持不开山门。就像她坚决不收弟子一样。除了在暑假期间，逢上一些宗教节日允许附近的群众来烧香之外，其余时间山门都紧闭着。无论学校多么困难，她对此都没有动摇过。她认准的事，是很难改变的。

    当我与隆莲法师谈到这个话题时，她幽默地说，我知道有人总说我占着地方不进钱，恨得牙痒痒。我也知道打开山门的话，的确可以得一些香火钱。可学校是办在庙里的，庙就是那么大一块地方，山门一打开，每天人来人往，嘈嘈杂杂的，学生还怎么上课？居士来烧香，还会提出要做法事，你做不做？做的话，又会耽误学生很多时间。至于化缘，我是个不会化缘的人。我也不想让我的学生出去化缘。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不能分散她们的心思。我历来认为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不是挣钱的地方。它赚的是人才，不是钱财。

    起初我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后来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开山门”的情况，一下子就理解了隆莲法师的心情。

    那天是农历的六月十八日，第二天便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这对佛教徒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日。因此当地的百姓早就提出要在这一天来庙里烧香。隆莲法师考虑到学生们已经放假了，再不开山门的话说不过去，于是决定将寺庙开放3天。我去那天是第二天，据说还不是人最多的一天。但已经相当嘈杂了，比我以往任何一次去都要吵闹得多。人们烧完香之后就四处走动。寺庙本来就不大，一些孩子还打打闹闹的。我和法师坐在房间里说话时，不断地有人从窗下走过，不得安静。可以想象，如果学生此时在上课的话，更不知有多少人会去围观。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隆莲法师不开山门的苦衷。

    对于短缺的经费，学院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让学生所在的寺庙给一些帮助。现在已不同10年前了，各地的寺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上也有了改观，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些生活经费了。至于铁像寺的3个学生，则是由隆莲和静师父承担的，她们每人负责供养一个，寺里供养一个。

    “学校就要有学校的样子。”在隆莲法师的坚持下，尼众佛学院的学牛从不应酬经忏佛事。学习期间，依然坚持丛林生活，着衣持钵，上殿过堂，按时坐香，半月诵戒，安居自恣。一切都依照佛教的仪轨严格执行。

    隆莲法师说，学校能坚持做到这一点，全靠众人对我的支持啊！

    第八节 众人的支持

    的确，隆莲法师做每一件事，都得到了她身边人的大力支持。

    先说副院长徐平吧。她是佛学院五位院委之一，从学院创办初期来学院担任职务，直到今天。

    有一次我去采访隆莲法师，她正好也来了。看上去50来岁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她已66岁了），说话动作都显得很干练，一望而知是个做领导工作的。当时是假期，她仍在为学院里的事操心。我见她和隆莲法师商量工作，就走开了，心里还不免有些疑虑：她这样一个老党员老干部，能与隆莲法师合作融洽吗？

    后来我从佛学院师生那里了解到，我的疑虑是多余的。她不仅非常尊重隆莲法师，支持隆莲法师的工作，而且对佛学院的师生们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徐院长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后来随解放军南下到了四川，曾就读于西南人民大学艺术系。毕业后随部队进藏，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工作了很长时间。转业后分到四川省宗教局。1984年四川尼众佛学院成立时，她作为宗教局干部，出任副院长兼办公室主任。1988年在宗教局离休后，她更是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了佛学院的工作中。

    听上去副院长是个官，但实际上她这个副院长却相当于一个“跑断腿、说破嘴”的办事员。因为佛学院没什么行政人员，所有的具体事务无论大小都得她亲自去干。大到招生时到各地去为学生联系入学事宜；小到学院食堂买不到切面或买不到豆芽时，她亲自从城里买了送去。除此外还兼任政治课老师，真正是一位实干家。这么多年来，她尽量不让那些繁琐事务去影响隆莲法师，以保证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学上。

    徐院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隆莲法师是一个佛教徒，信仰佛教，表面上看她们是很不同的，但实际上她们之间却能够相通融洽。我想这是因为她们都是真善美的追求者，都愿意为大众贡献自己的一生。

    与隆莲法师在一起时间最长久的，当属铁像寺的住持定静师了，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静师父。静师父与隆莲法师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一起学佛听经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几乎从没分开过。

    静师父亦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会作诗，会画画，对一些熟悉的经书能倒背如流。她还有一门特别的手艺，会塑佛像。她的手非常之巧。在过去的岁月里，她一直是隆莲法师最知心的道友，无论隆莲法师做什么事，她总是尽力支持。十几年前，当隆莲法师产生了办一所尼众佛学院的想法时，静师父马上就表示积极支持。不仅是口头上支持，还亲自去跑路，和隆莲法师一起为收回铁像寺的土地而奔波。办学中经费不足，静师父也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帮助那些困难的学生。

    为了保证办学的质量，隆莲法师说不开山门，她坚决支持。铁像寺没有收入，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贫，却毫无怨言。考上了尼众佛学院的尼姑拿不出生活费来，静师父就用自己的钱帮补。

    直到现在，静师父仍每年拿出600元钱来，资助考上了佛学院的铁像寺的年轻尼姑。

    如今静师父已是94岁高龄了。早几年就因白内障双目失明，现在已基本不能行走，说话也很困难。我从没和她交谈过，很遗憾。

    我去铁像寺采访，因路途遥远，在那里吃过两次午饭。为隆莲法师和静师父做饭的，是一位比丘尼和一位居士婆婆。她们对隆莲法师之好，常令我感动。

    吃饭时，她们总是把好一点儿的菜，比如芦笋、豆腐什么的，放在离隆莲法师最近的地方。怕她够不着，还总是用专筷往她碗里夹。天凉时，饭菜稍微有点儿冷，就拿去热。有一次我在和隆莲法师说话，法师吃得比较慢，她们就左一遍右一遍地热了好几次。夏天时还常常坐在边上，用手为她赶苍蝇——在她们的世界里没有打苍蝇一说。饭一吃过，就立即为她打水洗脸。夏天时，还要为她擦背。真称得上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其实她们自己，也已经是老人了。虽然她们没有文化，不懂学院的具体工作，但她们知道她们的祖师爷在干大事，照顾好祖师爷，就等于为弘法利生献力了。

    在铁像寺，常常在隆莲法师身边的年轻比丘尼有两个，一个是果芳，一个是果平。我每次去都能遇见她们。两人都是尼众佛学院的学生，两人都非常可爱。

    果芳很能干，常常跑外勤。除了日常的买菜购物外，还常常帮隆莲法师去联系社会上的事情。我有几次遇见她，她都是刚从外面回来，脸庞红扑扑的。向老法师简短地汇报了情况后，很快又走了。

    果平很文静，主要是尽些文书责任。她是高中毕业后出家的，因此文化底子不薄。铁像寺买了一台电脑后，她很快就能用了，经常用电脑帮隆莲法师整理文章、资料，也为学院打印资料。

    应当说，她们都是隆莲法师的支持者。

    第九节 可敬的老师们

    当然，对隆莲法师支持最大的，还是那些可敬的老教师们。

    佛学院是个穷地方，报酬很低，离城又远，因此在聘请教师方面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隆莲法师为了保证教学，只好将自己的妹妹和大弟，都动员到佛学院来教书。妹妹教了几年，就上了80岁，身体也不好，只能停止了。大弟身体还不错，精力也旺盛，故坚持到现在，但恐怕也难持久了。

    当我再次去佛学院采访时，正巧遇上隆莲法师的大弟游先生前来上课。他是教授古汉语的。从佛学院创办至今，已教了三届9年。当初上任时就已经70岁了，在这辛苦的10年教学中迈向了80高龄。那天他到校后，和姐姐打了个简单的招呼就去上课了。我本想等他下课之后和他摆谈摆谈，却一直没等到他：他一讲就讲了一个上午。这真使我非常意外。毕竟是80岁的老人呀。

    后来我才知道，他每次都是这样，因为路途不方便，他一周来一次，一次就上六节课，然后抱着一大摞笔记本回家。

    我悄悄站在教室外面听了一下他的课，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的声音居然还是非常洪亮，一丝不苟。尽管这么大的年龄了，他在教学上却非常有创新意识，并不是个只知道灌输的古板的老先生。他采用的是启发式教育，在课堂上让学生认真作笔记，并练习讲课。课后让学生多读参考书，多提问题。学生们因此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佛学院有一条规定，所聘请的男老师，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上，并且不得在校留宿。这便使本来就很难请的老师范围更小了。除游先生外，还有几位男老师也都是“高龄”，如教藏语的黄显铭先生、教英语的高嗣尧先生、教佛教文学的龙显明先生和教政治课的沙侠先生。他们都是早年的大学毕业生，从事了几十年的教师行业，退休后又来到这里发挥余热。其中黄显铭先生一直从事佛教研究，是前文所提到的张怡荪教授的弟子。

    从城里到铁像寺，最方便也得转一次车，最快也得一个小时。因为学校经费困难，既不可能派车去接他们，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坐出租车的钱。因此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他们都只能是挤公共汽车。不要说他们那样的高龄，就是我，仅去了几次也深感劳顿不堪，很不方便。据说有一次游先生上完课天已很晚，并且下起了倾盆大雨。但为了遵守校规，他还是冒雨离开了。

    因为这样的特殊情况，故佛学院的老师们大多是女性。平均年龄也在70岁以上。其中最年长的，要数我们曾在第四章里提到过的廖清华老师。

    廖老师生于1898年，四川资中人，系书香门第之后，其兄弟姊妹全都是大学毕业生。解放前后一直在四川教育界工作，是著名的佛学家刘洙源先生的高弟。20世纪40年代刘洙源先生出家时，廖老师亦从师披剃，取法名为隆信。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改装。但她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继续潜心研究佛法，并一直从事教学直至退休。

    隆莲法师在创办佛学院之初，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位老道友：“隆信师乃吾川女子教育界名训育，且已入僧数，特请共事。”

    对隆莲法师的热忱邀请，廖老师欣然应诺。那时她已是85岁高龄了，却毅然从城里搬进了铁像寺，全心全意地为佛学院工作。廖老师是讲定学的，为了让学生们学得扎实，她总是亲自带领学生们坐禅修定，培养学生们一丝不苟的精神。同时她还兼任训育工作，学生们劳动也好晚自习也好，她都亲自到场。晚上还常常查房。

    初到佛学院来任教时，廖老师还未着僧人装。几年后，90多岁的她又重新剃度，还原为出家人。她一直在佛学院讲课直到去世，可以说她是用自己的一生，阐释了对佛教的信仰。1994年秋天廖老师在佛学院去世，享年96岁。

    丁秀君先生亦有90高龄了，是与隆莲法师在文史馆同为馆友的老友，亦可说是老同事。她曾是女子中学的校长，一生从事教育，桃李满天下。在佛学院开办的最初，她亦应隆莲法师之请前来上课。现在虽然不再讲课了，但依然心系佛学院。常常迈动着一双小脚到爱道堂去看望隆莲法师，并时常将学生们寄给她的钱捐献给佛寺。

    相比之下，教英语的常老师就算“年轻”了，任教时70岁。常老师早年是金陵女子大学的老师，有个很美满的家庭，两儿两女，故隆莲法师戏称她为“福蛋蛋”。常老师的丈夫是山西人，姓杨，乃杨家将之后。故一直在从事杨家将的研究工作。

    有一次常老师请隆莲法师为她们家写个条幅，隆莲法师就挥笔写了一首《忆江南》：

    杨家将，儿女总英雄。

    玉树葱茏才气茂，金花灿烂战旗红。

    四裔仰宗风。

    把常老师写得满心欢喜。

    还有黄稚荃和卢君雄，这两位隆莲法师的挚友，也都先后来佛学院讲过课。尽管时间不长，但都是在耄耋之年为佛教事业尽心尽力，非常不易。隆莲法师对她们都非常地赞赏和尊重，称她们为“女界异人”。

    据说国家也曾经给佛学院分来过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女老师，但这位老师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坚决地离开了。坚持下来的，都是些一般学校少见的高龄教师。当然，也有相对年轻的，如为中级班教授现代汉语的赵嗣崇女士和教授古汉语的徐湘灵女士，就是40岁左右。她们都是佛教居士。在我看来，佛学院的这些老师们，如果没有一颗对佛教事业的忠心，没有一种无我奉献的宗教精神，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我曾问过隆莲法师，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法师笑说：“我还能有什么最大的愿望？我只是希望，今后的佛学院能有较强的师资力量。”

    的确，这成了隆莲法师目前最忧虑的问题。

    隆莲法师感叹说，文化课的老师尚可想法解决，最难的是佛学专业课的老师不好找。目前在佛学院上过佛学课的老师，都因各种原因无法再来了。

    学院的副院长宽霖和尚，教务长遍能和尚都亲自到校来讲过佛学课，但毕竟年事已高，自身的工作也很繁忙无法再来；竺霞和尚和惟贤和尚，曾专门从重庆赶来为学生们上课，但很短暂。路途太远，往来讲课实在不便。

    原学院教务主任、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著名的佛学居士贾题韬先生，上任时就已经是76岁高龄了，仍兼了两门佛学专业的课，遗憾的是老先生已在两年前去世了。

    现在能够上佛学专业课的，除了学院培养出来的少数研究生，就只有隆莲法师本人了。

    隆莲法师一个人要上中级班和专修班的佛学课，每周讲课在12节以上，工作量之火令人难以置信。她已是88岁的老人了，我真为她感到忧虑。我问她为何不多留几个学生当老师？她说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各地都缺人材，学生一毕业，都急着把她们要回去派用场，学院很难从中留下师资。

    下一步怎么办呢？我问。

    我现在还能讲，就先坚持着吧。隆莲法师回答说。

    第十节 可喜的学生们

    好在尼众佛学院的学生们，没有辜负隆莲法师所花费的巨大心血和劳动，没有辜负老教师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在学院这块清净安宁的园地中努力学习，认真持戒修行，茁壮成长。

    学院从佛教事业的实际出发，把学生的培养目标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管理，二是教学，三是研究。也就是说，学生毕业后，最起码也要成为寺庙中的管理人才。所以学生们不仅要学佛学知识，学文化知识，学外语，还要学许多具体管理方法，比如如何举行法事，如何登记账目等等。负责教授汉语的游老先生，还专门为此编写了一本《佛寺应用文常体浅例》。

    从第一届学生毕业到现在，学院已送走毕业生四届，有160人左右。除继续读研究生的之外，其余的学生回到各地的寺庙后，都深受当地领导和佛教界老前辈的器重与赞扬，认为“尼众佛学院的学生，学风好，道风也好”。许多人担任了庙内的执事、当家、副当家、知客等，还有的当了专职的佛学老师。有的被选为省青联委员，有的当选为市人大代表，有的当选为市政协委员，还有的担任了市佛协的理事，总之起到了骨干的作用。

    办比丘尼学校就如同开荒，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没有前车可鉴。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取得这样的成就，隆莲法师总算没有白费心血，她的脸上绽出欣慰的笑容。

    她常常对她的学生们说：“我们这一代人已是强弩之末，要不了卜几年就会消逝，而弘扬如来家业的重担就落在了你们的身上，要勇于承担啊！”

    寥寥数语，既表达了隆莲法师深深的忧虑，又表达了她对学生的殷切希望。学生们牢记在心，努力向上，积极精进。

    1992年5月，上海的《新民晚报》连续10天刊登了“佛家弟子如是说”的专栏文章，其中有3篇的作者，系尼众佛学院毕业生，她们是分回到上海沉香阁的3名比丘尼。学生的素质，由此可见一斑。

    其中一位叫圣缘的，专门写了她在四川尼众佛学院所度过的4年学习生活，紧张而又愉快——

    “早晨4时，一阵钟声划破夜空，将同学们从熟睡中唤醒，一天的生活就开始了，近两个小时的早课毕，就是早餐。7时左右，校园中到处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8时开始上课。中午同学们鱼贯而行进入五观堂（斋堂），过堂用斋。午饭后，休息半小时。有些勤奋的同学利用这段时间练字学画。下午2时上课，直到月印中天之时，一阵铃声，晚自习结束，一天的生活也就结束了。”

    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和修行，毕业生中涌现出了许多出色的比丘尼，她们是佛教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最早毕业的如意，一直留在校内，现在担任教务主任并讲课。年轻的她，还是省佛协的副秘书长。职务不低呢。研究生本提、顺灵、弘永，也都在校内讲佛学课。

    第二届专修班的心空和印俊，回到洛阳白马寺后，在齐云塔院主持尼众事务，协助编校《洛阳佛教》（双月刊）。该刊办得很有特色，至今已出了20期。

    回到西安的吉祥，会画佛像，另外对佛学书籍的流通很出力。隆莲法师的《入菩萨行论广解》，在她的努力下排印了5000册，其中赠送给母校1000册。

    第三届专修班毕业的自然，在学生中属于年纪较小的，但回到长沙后，同样担当了重任，并且继续钻研佛学，曾用“苦心”的笔名在中国佛协主办的《法音》杂志上发表了数篇文章。

    还有通愿法帅的徒弟如瑞，现在在五台山。曾专程回到佛学院来讲课。云南的常应，贵州的藏青，浙江的继耐、圆航和显宝，重庆的常慧，回去后都工作得很不错。可以坚信，她们将成长为新一代充满朝气的有文化有道行的比丘尼，佛教事业后继有人。

    如今的尼众佛学院已越办越好，正朝着正规高等院校的方向发展。藏经楼里已请回《中华大藏经》、《大正藏》、《续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等数种藏经。另外还建立了图书馆，收藏了《文苑英华》、《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二十五史》、《古今图书集成》、《古代文史名著丛书》等珍贵书籍数万册，另有《道藏》等其他各教的部分书籍。学生们在隆莲法师的言传身教之下，在宁静的寺庙校园里，潜心读书，严格持戒，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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