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某些不知情的人，德·盖尔芒特夫人会解释说：“你知道的，我丈夫，他研究起巴尔扎克来，就跟立体镜一样；他能告诉你每一张照片是怎样拍下来的，拍的是什么地方；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但巴尔扎克和立体镜完全是两码事。我想不出他怎么能同时痴迷于这两件事情。”这时候，徳·塔珀侯爵夫人，一个讨人嫌的亲戚，就总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好像她不屑于听，不屑于关心，但又很不以为然；她觉得波利娜[134]简直是在闹笑话，说话不知轻重，既然德·盖尔芒特先生“痴迷”的事情如此之多，总有些事情是比读小说和研究立体镜更伤脑筋，更需要他的妻子理解的。说实话，我算是很幸运的人了，只要我在场，他们都是愿意把立体镜拿出来展示的。立体镜里面装有澳大利亚的照片，我不知道是谁送给德·盖尔芒特先生的，如果是他亲自拍摄的那些他首先发现、开垦并移居过的地方，那“展示立体镜”就成为一个极宝贵、难得的机会，能最迅速地了解到德·盖尔芒特先生的科学成果。的确，即使在雨果的家里，有客人在晚餐后提出想听听雨果朗读他未发表的剧作，他也不比一个胆大妄为的人在德·盖尔芒特先生家要求伯爵拿出立体镜来看更感觉到心惊肉跳。听到这样的不情之请，德·盖尔芒特夫人往往会举起双手，做出一副“你要求得太多了！”的样子。可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为了向一位客人表示敬意，或是显示一下人们不会忘记的仪式，伯爵夫人就会以十分敬畏、神秘又激动人心的语气小声说“我看，吃过饭后，德·盖尔芒特先生一定会拿出立体镜来的”，好像她既不愿让人抱有太大的希望，又要让人觉得她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如果德·盖尔芒特先生真的为我拿出立体镜来，她又可能说：“哎呀，你们也看到了，我真不知道我的丈夫什么都肯照顾那个年轻人。”于是在场的人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其中有一位韦勒巴黎齐家的穷表亲，她向来喜欢讨好盖尔芒特一家人，此时便装作很酸不溜秋的语气说道：“也不光是马塞尔先生啦！我可忘不了我的表兄给我看过立体镜的，还是前年的事情，你记不得了吗？噢，我可是忘不了的，我太荣幸了。”只不过，这位表亲连进入三楼书房的资格都没有。
书房很凉爽，木制的百叶窗一直紧闭着，天热的时候，连窗户也紧闭着。在雨天，窗户是打开的，书房里的人能听见雨水滴落在树上的声音，但即使雨停了，伯爵也不允许打开百叶窗，因为他担心别人从楼下看见他，将他的行踪暴露了。要是我靠近了窗户，他也会立刻把我拉回来。“当心别人看见你，又要猜出我在这里了。”他对我说。他并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当着众人的面说过：“你到三楼去见我的丈夫吧。”我感觉，在他的心里，雨水滴落的声音并没有将那种纤细、凝结的香氛给一点一滴地抽绎出来，它是如此稀有、脆弱的物质，肖邦在其著名的前奏曲《雨》当中将其延展至极致。肖邦是一位体弱多病、气质敏感，以自我为中心又追逐时尚的伟大艺术家。他的音乐往往以短促而优美的方式来揭示内心的多重矛盾，内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一段和缓的旋律过后，马上就有截然不同的东西来插入、打断，形成冲突；然而，永恒不变的是内心深处的苦闷，是疯狂中的自省，是丰沛的感受力和对心血来潮的摒弃，尽可能地实现最强烈的情感表达，而拒绝有气无力、轻描淡写，或像舒曼那样掺杂什么非个人的成分。这音乐的优美宛如一位夫人在凝望窗外不散的阴云，这淡淡的冲动，不过于在潮湿的房间里，她抬起一只手，轻拢肩上的豪华皮草披肩，却始终鼓不起勇气，打破这弥散的笼罩着她的静默，起身，走到隔壁的房间，说一句和解的话语，让空气流动起来，温暖起来，生动起来的话语——时间一分分地流走，她只能听任自己的意愿化作水，听任自己的身体僵硬下去，仿佛她吞咽下的每一滴泪，流走的每一分钟，滴落的每一滴雨，都是从她身体里流淌出来的血，都让她变得更加虚弱、僵硬，更无法摆脱这病恹恹的天气和情绪。
此外，假如雨水落在树上，树上的花冠和绿叶却毅然挺立着，好像在预示阳光和温暖即将回归一样，这样的雨便没什么可担忧的，相当于给花园浇浇水，只是时间稍长罢了。然而，下雨天听见窗外的雨声，或者烈日炎炎的下午，听见远处传来军乐队的演奏声或集市上的嘈杂声，好似闷热、干燥的空气又被镶上了一层金边，不论如何，徳·盖尔芒特都非常享受书房里的时光；他一走进书房，关上百叶窗，就把阳光从沙发和那张挂在沙发上方的安茹王国[135]的旧地图上赶跑了，像是对阳光说：“快躲开，小子，给我腾个地方。”然后他就一直待到需要什么东西
或者命人准备车马的时候了。
有时我的父亲正好要外出办事，伯爵因为认识父亲，又经常有些邻里之间的小忙要他帮，就赶忙跑来和父亲打招呼，替他整理外套的衣领，握了手还不够，还要攥着他的手从家门口一直把他领到门房。有些贵人就是这样，为了显示自己亲和、没有架子，便一个劲地讨好你，殷勤得像个仆人，甚至跟妓女一样厚颜无耻。但伯爵的缺点就是手心老出汗，父亲总要假装没见到他，或者没听见他说话，甚至连人家问他话，他也不搭理人家。伯爵也没有在意他的不理不睬，只是喃喃地说“他肯定在想心事”，然后转身去找自己的马车了。
他们[136]有几次在花店发脾气，用脚踢破了门窗的玻璃和花盆。伯爵本不愿意承担责任，但花店老板却威胁说要把他告上法庭；于是他认为花店老板未免可恶，“因为大家都知道伯爵夫人为这栋大楼和整个社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花店老板并不买账，不仅不相信什么“为这栋大楼和整个社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反而还奇怪伯爵夫人宴请宾客的时候为什么不到他这里来买花；因此，他对伯爵破坏他财物这件事耿耿于怀，伯爵也觉得他的行为可恶。另有一点，花店老板老是称呼伯爵为“先生”，从未叫过“伯爵先生”，他也是暗自不快的。有一次，刚迁居五楼不久的徳·普罗斯子爵一边和伯爵谈话，一边向花店老板买花。花店老板不知如何称呼他，竟开口以“普罗斯先生”相称。伯爵为了向这位子爵表示友好，笑道：“普罗斯先生，妙极了！现在世道变了，还没有人叫你‘普罗斯公民’，你也是万幸了。”
伯爵平时都在俱乐部吃午饭，只有星期天在家里和伯爵夫人一起用餐。气候宜人的季节里，伯爵夫人每天下午的两三点钟都要接待客人。伯爵会自己走到花园里抽雪茄，一边询问老园丁：“这是什么花？今年能有苹果吃吗？”老园丁对此十分感动，好像他才是第一次在花园里见到伯爵，连他说话的语气都是感激多于尊敬——既然伯爵问起了这些花花草草，他理应代表它们表示感谢。接着第一声门铃响了，伯爵夫人的第一位客人已经到了，伯爵飞也似地钻进书房，仆人们把准备好的维希-黑茶藨子酒和矿泉水送到花园。
傍晚，在狭窄的花园里，常常可以看见X公爵或Y侯爵，他们每个星期都要过来几次；尽管上了年纪，他们却不怕麻烦地穿上晚礼服，规规矩矩地在不大舒服的椅子上坐一个晚上，花园实在太小，除了黑茶藨子酒，也没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而在那些大金融家的豪宅中，他们是可以穿着便装，舒服地坐在沙发上，享用丰富的酒水和雪茄的。显然，他们在伯爵夫人的家里所寻求的是一种独特的乐趣，牛排、咖啡，不受俗人庸见的侵扰。他们是有教养的人；伯爵经常会心血来潮地领一个“谁也没听过”的年轻人来参加聚会，他们也懂得聊一些年轻人熟悉的话题来博取对方的欢心，（“先生，你是建筑师吧？”）以相当的学识、品位，甚至亲和力（只要说冷冰冰地说一声“再见”，这亲和力也就荡然无存了）来体现自己的魅力。新来的年轻人前脚刚走，他们还要等不及地、发自内心地赞扬他，似乎是庆幸有人把他领了过来，说他既聪明又举止得体，还反复念叨他的名字，像在练习一个新学到的、生僻又十分拗口的词汇。他们聊起筹备中的家族联姻，男方一般都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也很为伊莎贝尔高兴，但不知道她的女儿是否在家世背景上更胜一筹。这些出身名门、家境富裕的人总是喜欢强调那些显然不如他们的人是如何显赫，如何富有的，说得好像是在羡慕他们。比如，伯爵常说：“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呢！”或者“这也是很古老的姓氏了，同最上等的人士、最显赫的世家都有联系，确实如此。”尽管他自己就有高贵的出身和十分优越的姻亲关系。
如果伯爵夫人做了什么令他们不满意的，他们决不批评指责，也决不建议伯爵或伯爵夫人应当怎么做。这是良好教养的一部分。此外，他们的谈话都进行得很缓慢，声音也压得很低。只有在谈到亲族关系的时候，伯爵才会兴奋起来。比如，一说某人的名字，他马上就大呼：“她可是我的表亲啊！”那股激动的劲儿，好像遇到了什么料想不到的好事，让人很想泼上一瓢冷水：“我们又没说她不是！”不过，他的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外人说的，因为X公爵和Y侯爵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他来提醒。有时候，他们会抢在伯爵的前面说：“阿斯托尔弗，那是你的表亲，蒙莫朗西家的。”“当然，当然。”阿斯托尔弗大声答道，唯恐X公爵说的还不够绝对，不够确信无疑。
伯爵夫人偶尔会模仿“乡下人”说话的俏皮样子。她说：“这是阿斯托尔弗的表妹，笨得像着（只）鹅，徳·鲁昂公爵夫人（把罗昂说成鲁昂）着（在）赛马场上。”不过这些语言从她的口里出来，听起来很是迷人。伯爵的谈吐就不一样了，是要有多俗气就有多俗气；语言艺术中那些个糟粕、渣滓，他几乎都用上了，仿佛一片乌七八糟的海滩，让动物学家们看到上面尽是各种各样的软体动物。比如，“我的韦尔巴黎齐姨母，是个好样的。”或“是个会说话的”，或“是个带刺儿的”，或“真是个好瘟神”，“我保证他不得休息了，他还在跑。”如果说，去掉了冠词或混淆单复数的用法可以让这世界庸俗化，你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伯爵的做法正是如此。正常情况下，我们说一个车夫以前给罗特希尔德家的某一位成员当过班，他却说“他给某一位罗特希尔德当过班”，这样他就不指明是哪一位认识的罗特希尔德，说得好像只是街上的平民百姓——他尽管出身贵族，由耶稣会教士教养成人，说话的口气却像平民百姓，竟说什么“某一位罗特希尔德”。本来“小胡子”一词最好是作为复数使用的，他却非要使用单数，说“他有一个小胡子”。假如有人让他牵着某位女士的手离开，碰巧X公爵也在现场，他就说：“我可不想走在X公爵前面。”书面上的问题更加严重，他从来都是词不达意的，经常把词汇生拉活扯地随意拼凑。“您是否愿意到农业协会来见我，因为从去年起我就加入到这个场所了。”“未能认识布尔热先生，我深感遗憾，我很想与他卓越的思想握手。”“您的来信十分感人，特别是结尾部分。”“我很遗憾未能给这次精彩的盛会鼓掌。”（他确实还多此一举地加上了“这些美妙的音乐”这样的字眼，就像手不干净要戴上灰色手套一样）他感觉把音乐用作复数很优雅，跟说“你的真诚朋友”，而不说“你真诚的朋友”一样。
然而，除此之外，他说话的时候提到的人名是比普通的词汇要多得多的。他的交际实在广泛，只要随口一句“恰巧”、“实际上”，就能把社会上那些所谓的“趣闻逸事”都带进谈话中来，通常都类似于这样的：“那恰巧是一八六——，对了，一八六七年，我正好在徳·巴德大公夫人府上吃饭，实际上，她是亲王的妹妹，当时的魏玛亲王，后来的王位继承人，他娶了我的韦尔巴黎齐家的侄女；我记得清清楚楚，大公夫人，她非常客气，承她好意，把我安排在她的旁边，甚至还向我透露了一个保存裘皮衣物的秘方。请原谅，我这么说不免有点俗气，她确实掏心掏肺地跟我唠叨了好几次，说要放削下来的小红萝卜皮，而不要放樟脑丸。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没有把她的话当耳旁风。我们还把这个秘方告诉了凯蒂·徳·德勒-布勒泽和露露·徳·拉·夏佩勒-玛里尼埃尔-絮尔-阿弗尔，她们非常吃惊。不是吗，弗洛里阿娜？”伯爵夫人的反应倒是跟任何贤妻良妇一样：“是啊，妙极了！朱利埃特，你拿自己的皮衣试试吧，效果确实很好。要不要我派人给你送一点去？我们这里的下人都准备好了，他们还能教教你那边的下人。非常简单的方法，一学就会。”
侯爵时常来探望他的哥哥，他们见面的时候总喜欢“亲近”巴尔扎克，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读过不少巴尔扎克，就在他们父亲的书房里，读的又都是相同的作品；现在这书房连同巴尔扎克都被伯爵所继承了。他们对于巴尔扎克的品位仍旧反映出早期的读者对于巴尔扎克的喜好，淳朴而自然；那时候，巴尔扎克尚未成为经典，还没有饱受文学界的争议。假如有人提到巴尔扎克，而这个人又是个Persona grata（受欢迎的人），伯爵就引出几部书名，在我们今天看来都不算最受欢迎的巴尔扎克作品。“啊！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他说道，“他很值得一读！比如《索城舞会》！您读过《索城舞会》吗？顶好的小说！”他实际对《幽谷百合》也是这么感叹的：“莫尔索夫夫人！我猜你们都还没读过吧！夏尔（叫他的弟弟），莫尔索夫夫人，《幽谷百合》，多么好啊！”说起《婚约》，他用的是小说最早的那个题目《豌豆花》，还有《猫打球商店》，也都是那几句话。有些日子里，他确实对巴尔扎克很痴迷，甚至把罗歇·徳·博瓦尔或赛勒斯特·徳·夏多布里昂的小说也当作巴尔扎克写的了。但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他的小书房里——当他躲在小书房里读书的时候，果子露和饼干就给他送到楼上小书房里来，如果天下雨，没有人能从楼下看见他，他就在小书房窗前接受杨树的致敬，大风吹得杨树摇摇摆摆，几乎每分钟都要施礼三次——不仅有巴尔扎克的作品，还有其他人的作品，如阿尔方斯·卡尔、赛勒斯特·徳·夏多布里昂、罗歇·徳·博瓦尔和亚历山大·杜瓦尔，书的装帧又很相似。你打开这些书，同样的薄纸页上，同样的大字体将女主人公的名字呈现在你的眼前，仿佛是她本人伪装成书的轻便模样来到你的面前，微微地散发着胶水、灰尘和古旧的气息，简直如同她醉人的呼吸一般；对于这些书，要想人为地给它们分类，不管是按照小说主题也好，卷轶的外观也罢，都十分勉强。它们以清晰得带有欺骗性的印刷文字来向你讲述布朗诗·徳·莫尔索夫等等人物（你只需要翻动书页就能倾听它们的讲述，这些书页已经在岁月的流淌中变得透明、发黄，但又不失细布料的柔韧），你不得不相信讲述者就是那同样的一个人，而你手中的《欧也妮·葛朗台》跟一个法郎的平装本巴尔扎克小说也未必就不如欧也妮·葛朗台和徳·梅尔公爵夫人的关系来得亲密。
我必须承认，我是能够理解徳·盖尔芒特先生的，因为我小时候的读书经历跟他一样，《高龙巴》这本书，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允许我读其中的《伊尔的美神》。”（这里的“他们”就是你了，妈妈！）我们过去第一次读到一本书的时候，书的装帧就好比我们初次见到一位女士时她所穿着的衣裙，我们能从中判断出这本书即将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又该如何去阅读它。寻觅这些初次读到的书籍版本，也成为我研究文献的唯一方式。这些版本的书籍给我留下了最初始的印象，对我来说，也就是唯一的“初版”、“原始版本”，十分珍贵。此外，我只想把它们当作回忆的对象。它们的书页已经陈旧，布满了细微的小孔，随时都能把今天的新鲜印记给吸收进去，因此我很担心一旦今天的新鲜印记融入其中，我就再也找寻不到我过去的记忆了。每当我想起这些书的时候，我都希望把它们翻到那保留了记忆的一页——我曾坐在台灯下，或花园的藤椅上读到那一页，然后把书合上，还常常听到父亲在耳边提醒我“：要坐直了。”
有时候我很疑惑，是否我今天的阅读方式还是更接近于徳·盖尔芒特先生，而非当代的批评家？一部作品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从第一行开始我就与它相识了，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倾听，只要同它相处，我就完全地、毫不争辩地顺从于它。法盖先生[137]在他的《批评文集》中说《弗拉卡斯上尉》[138]第一卷很精彩，第二卷很平庸，说《高老头》中写高老头的手法属于一流，写拉斯蒂涅的属于末流，对此我真是难以理解，就像听到有人说什么贡布雷周边的乡村在梅齐格利斯一侧是丑的，而靠近盖尔芒特家一侧是美的。法盖先生接着说，戈蒂耶的爱好者读到《弗拉卡斯上尉》的第一卷就读不下去了，而我却非常喜欢读第二卷，只好为那些爱好者们感到可惜了；但他又补充道，第一卷是为爱好者写的，第二卷是为小学生写的，于是我对于爱好者的同情立马转变为对自己的鄙视，原来我的品位还停留在小学生的水平呐！最后，他断言戈蒂耶写第二章时处于一种极度无聊的状态，我不得不感到奇怪，这么无聊的状态写出来的东西日后读起来竟然会如此兴味盎然。
巴尔扎克也是如此，经过圣伯夫和法盖的挑选、分析和整理，他竟成了开头很值得一读、结尾毫无意义的作家了[139]。对于这样的观点，我自童年以来取得的一点点进步，也可以说是我与徳·盖尔芒特先生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将这无可改变的世界，这难以分解的整体，这业已存在的事实稍微拓宽了一点点，我因而不再以单独的书本来看待它，而是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我看不出这许多作品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有些批评家像法盖那样把巴尔扎克的《小青年的家庭生活》视为杰作，又把《幽谷百合》视为垃圾中的垃圾，我对此非常疑惑不解，感觉就像徳·盖尔芒特夫人今天认为X公爵很智慧，明天又认为他很愚蠢一样。我自己对他人的智力的看法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我知道变化的只是我的看法，而不是他人的智力。并且，我不相信智力是可变的，可随着上帝的意旨时强时弱的。我相信，智力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是恒久不变的，也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它注入到与过去相连通的容器之中，即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之中，不论《小青年的家庭生活》或《幽谷百合》。
徳·盖尔芒特先生认为勒内·隆格维尔或费利克斯·徳·旺徳奈斯的“生活多有变故，生出众多事端”，故事很“吸引人”，但他实际是说这些故事写得有趣、可作消遣，并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相较之下，他对巴尔扎克的观察力才是真正推崇的：“诉讼代理人的生活，确实是这么回事；我跟这些人打过交道；《赛查·皮罗托》和《雇员》，写得很到位！”
有一个人和徳·盖尔芒特先生的看法不同，由于她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巴尔扎克读者，我想向你介绍一下，她就是徳·韦勒巴黎齐侯爵夫人。她根本不相信巴尔扎克的描写是真实反映生活的。“这位先生说：我让你见识下诉讼代理人是如何谈话的。诉讼代理人根本不是这样谈话的。”尤其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巴尔扎克试图对上流社会进行描写，她说：“首先，他从来没有踏入过上流社会，没有受到过邀请，他如何去了解呢？说到最后，他无非是认识了徳·卡斯特里夫人，可在她的家里，他又能见识到什么呢，她本来就不算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曾在那里见过他一次，当时我刚结婚不久，我见到的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讲了一些无聊的事，我都不愿意让人把他介绍给我认识。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娶了一位波兰女子，这女子和我们的表亲察尔托里斯基家族还有点亲戚关系。整个家族都为这桩婚姻感到震惊，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提起这件事他们就觉得脸上无光。此外，这桩婚姻的结果也非常糟糕。结婚没多久他就死了。”她一脸不高兴地低头看她的羊毛衫：“我可是听说了不少下流事呢。你说他本该进法兰西学院，当真吗？（说话的语气就像对赛马的骑师一样）。首先他没有那个‘本钱’。其次，学院的人都是‘精英’。啊，对了，圣伯夫这个人么，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又智慧又绅士，从来不唐突，别人不想见他的时候，也不会主动找上门去。跟巴尔扎克完全不一样。此外，他曾经到过尚普拉特勒，上流社会的事至少他还能讲一讲。但他很谨慎，不轻易地讲，因为他也算是体面的人。其实，这个巴尔扎克，是个坏人。他写的东西看不到什么美好的情感，看不到善良的天性。读他的书，让人感觉难受，因为他总是看到事物的阴暗面。他的眼里只有这些。就算写一位可怜的神父，也一定要叫他遭到不幸，叫所有的人反对他。”——“您可不能这么说啊，”伯爵提出了异议，这时他的身后已经围拢了不少听众，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这场辩论，还你推推我，我碰碰你，好让大家都能注意到那位“发脾气”的侯爵夫人。“姨母，您说的应该是《图尔的本堂神父》，您不能说它写得不好。外省生活就是那样嘛！”侯爵夫人只回答了一句“确实如此”，然后就展开了她最喜爱的推理之一，也是她用于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他写的这些东西我知道得并不比他少，他凭什么叫我感兴趣？有人说：外省生活就是这样。说得没错，但我知道这种生活，我在那里生活过，还有什么可稀奇的呢？”这一番道理，让她很感自豪，几乎成了她的杀手锏。因此她把在场的人都看了看，眼中闪烁着骄傲的光芒，但为了缓和气氛，她又自谦地说道：“也许你们觉得我傻气，可我必须承认，我读一本书，就是想学习点新的东西，充实下自己的头脑。”之后的两个月里，甚至连徳·盖尔芒特夫人的远房亲戚都在议论说，这天在盖尔芒特府上的聚会真是能想象出来的最最有趣的事了。
作家读书的时候，作品对社会的观察是近是远，立场是悲观或乐观，这些都是既定的条件，作家并不予以争辩，甚至都无所觉察。但是对“有理解力的”读者来说，作品中可能“虚假”或“阴暗”的成分就成为了作家本人的缺陷，读者在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中反复遇到这样的情况，甚至发现这缺陷有夸大的趋势，好像作者是没有能力改正它了，感觉是既惊奇又可笑。最终，由于有了这样的缺陷，作家在读者的眼中成了缺乏判断力或思想阴暗的人，让人敬而远之，以至于书商向读者推荐巴尔扎克或艾略特[140]时，读者都拒不接受了：“谢谢，我不要！不是写得太假，就是太阴暗，这本新书肯定比以前的还要糟糕，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至于伯爵夫人，当她听到伯爵说：“啊！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他很值得一读，你读过《徳·梅尔公爵夫人》吗？”她不过是说：“我不喜欢巴尔扎克，我觉得他太张扬。”一般说来，“张扬”的人她是不喜欢的，因为这些人的张扬等于是在批评像她这样不事张扬的人；比如，有些人小费给多了，太“张扬”了，反而把她显得过分小气了，还比如，有些人对亲人的故去表现出超出平常的悲伤，有些人为身处困境的朋友帮了过多的忙，有些人甚至专程跑到展览会上去看一幅画，这画既不是某位名人的肖像，也不是什么“必看的”对象。至于徳·盖尔芒特夫人，她是毫不张扬的，有人问她展览上是否看到某一幅画时，她只淡然地说“如果展出来了，我就看到了”。
这个家族里受巴尔扎克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侯爵……[141]
在巴尔扎克众多的读者当中，年轻的徳·卡尔达耶克夫人是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位[142]。她出身福舍维尔家族，她的丈夫在阿朗松有一处福舍维尔的老宅，宅子的正大门十分宏伟，就坐落在小镇的主广场上，像《古物陈列馆》中描写的那样；此外，宅子的花园沿斜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葛拉西厄河，这又很像是《老小姐》中描写的场景。徳·福舍维尔伯爵本人不愿“让自己埋在”阿朗松，所以将宅子交由园丁打理。这位年轻的侯爵夫人后来把宅子打扫干净，每年都要回来住几个星期，她觉得这个地方富有“巴尔扎克式的魅力”。她从福舍维尔城堡带来了几件旧家具，是以前福舍维尔城堡伯爵的祖母用过的，款式过时，早被束之高阁了；另外她还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古董，有些是有历史价值的，有些是与家族情感和贵族传统有密切关联的。实际上，她已经成为了巴黎贵族少妇中以审美情趣来固守其尊贵地位的一员；这些妇人倚赖过去的贵族传统，就像圣米歇尔山精明的旅店老板或“征服者威廉”倚赖于诺曼底或布列塔尼的平民百姓一样——她们从文人那里学到了怀旧的魅力，虽然这些文人最初只是被她们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但她们意识到，她们这个阶层的魅力恰巧就在于古老、悠久的传统，因而她们的美学当中就引入了兼具文学和当代（尽管带有世系的色彩）审美的眼光。
在阿朗松的宅子里，有几位当今最美贵妇的照片摆放在老橡木的曲腿桌上，那桌子的样式就跟科尔蒙小姐家的差不多。可惜的是，照片上的贵妇摆出一副副很过时、很教科书式的姿态，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些经典的画作和文学作品，联想到过去的优雅，无非是为当下增添一点艺术的色彩罢了；我们从第一眼看见门口的仆人开始，一直到听见客厅里主人们的谈话，都毫无疑问地生活在当下。因此，巴尔扎克式的宅子对那些品位多于想象力的人才最有吸引力。这些人懂得如何欣赏，但必须有实物可供欣赏，欣赏到之后，又心满意足地离开。对我而言，这是十分令人沮丧的。当我听说徳·卡尔达耶克夫人在阿朗松住的房子跟科尔蒙小姐或徳·巴日东夫人的府邸极为相似时，我就知道我经常在脑子里想象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了，这种强烈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也很难被现实中的差距所改变了。
最后，在向巴尔扎克道别之前，我必须承认：徳·卡尔达耶克夫人尽到的地主之谊是最具巴尔扎克精神的。她对我说：“您要是愿意，明天就和我到福舍维尔走一趟，您会看到镇上的人有多么的大惊小怪，就跟科尔蒙小姐驾着牝马到普雷博代一样。我们再好好地吃上一餐。您如果有余力待到周一的话，周一的晚上是我‘待客’的时间，您就能亲眼见识下杜·布斯基耶先生和徳·巴日东夫人，有这些贵宾在场，玻璃大吊灯也会为他们亮起，你应该记得，吕西安·徳·吕邦泼雷见到这些吊灯可是震惊得很呐。”
徳·卡尔达耶克夫人如此忠实地再现外省过去的贵族生活，了解内情的人会将其归因于福舍维尔家族的影响，但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斯旺家族的影响。虽然她不知道自己有斯旺家族的血统，但仍旧继承了其智力和品位，甚至从智力上脱离了上流社会（不论她在行为的动机上如何地依从于上流社会），把它当作一种陌生的、无用的、已死亡的事物，并从中寻求一种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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