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古文人多入蜀
“自古文人多入蜀”一语沿自“自古词人多入蜀”。古往今来，在四川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彬彬辈出”。四川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占据。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四川人司马相如便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在读其《子虚赋》后竟惊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他与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传诵。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扬雄与相如齐名，以辞赋文章冠绝天下，他虽没有相如的政治才华，但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在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音乐和天文各方面均有理论建树。古代的文化名流名垂青史的方式一般有两种，学者被列入儒林，文人则被列入文苑，比较而言，多以入儒林为荣。而扬雄就是儒林人物，其名声有时比相如还大些。我们都读过刘禹锡的《陋室铭》，其结尾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可见扬雄故居早在唐时已成为读书人尊崇的形陋实雅的胜迹了。
扬雄是郫邑（今郫县）人，从小就爱看书，“博览而无所不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打下了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40多岁了，他才来到长安，因“文似相如”，被举荐给汉成帝。他写了不少辞赋讽劝皇帝，却毫无效果，于是痛感作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学术，发愤著述，有政论性著作《法言》，哲学著作《太玄》，文字学著作《训纂》，语言学著作《方言》，这些著作都流传至今，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其中《方言》是我国第一部可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学专著，是扬雄经过长达27年的访问整理而成的，记录了西汉时期全国各地的方言材料和古今不同的词汇材料，也记载了各地相同的民族共同语“通语”，对语言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文学方面，代表汉代文学成就最高峰的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四川人。如果加上四川资阳的王褒，他们三人就占了西汉五个最著名的辞赋家（西汉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正式辞赋）中的三个（另两位是贾谊和枚乘），也难怪班固称四川“文章冠天下”了。此外晋时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陈寿，著有《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唐代大诗人李白诗名千古传扬；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时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也是四川当地人。还有南宋时大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明代的大才子、多产作家杨慎（号升庵）有各种著述400余种，比西方著名的多产作家巴尔扎克还多三倍。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那些年代，有这么多文人齐聚远离京城和中原的地方而寓居四川，实在令人称奇。还有，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当代文坛怪杰魏明伦、流沙河也都是四川人或川西蜀地人。
此外，外埠入蜀者中之名人也有许多。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守、大教育家文翁，其在四川城南修建了一所郡学，称为“文学精舍讲座”，以石为室，号称“石室”，这就是四川著名的石室中学的前身。史家评论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到了唐代，入蜀的文人更是不胜枚举。“初唐四杰”就有两位在四川有过较为惬意的生活。卢照邻是北京人，只活了50岁，却在蜀中生活了十几年，他遍游成都附近的山水名胜，留下了不少诗篇。王勃是山西人，本来在沛王府做修撰，却因写了篇文章触动了武则天，被赶出了王府，心情十分沮丧，在好友杨炯（也是初唐四杰之一）等的劝慰之下，决定外出游历，以便“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就这样他来到了四川，所到之处，都受到热忱款待，他的心情格外愉快，不仅写诗作赋，还应邀为各地寺庙撰写碑文。后来他又来到了成都，立即成为益州都督府的上宾，被邀为新扩建的孔庙撰写碑文，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荣幸。两年多后，他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完全的修复后，心满意足的而又恋恋不舍在蜀中朋友的饯行下离去。
高适和岑参是唐时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们也都把他们的晚年交付给了四川。高适从边境来到了四川，先做了点小官，后来逐渐升到了剑南西川节度使，是唐代入蜀的著名诗人中官位最高的一个，也是在唐代惟一一个“以诗人为戎帅”的人物。在蜀期间，戎马倥偬，少有诗作，但他却为另一位入蜀的诗人提供了生活的资助，并在诗歌上相互唱和，使他在四川获得了诗歌创作的第二春。他，就是前文提到的杜甫！岑参51岁时来到了四川，流连山水，留下了很多描绘蜀中风物的诗篇，最后就死在了四川。
白居易、刘禹锡、元稹都先后来到了川东地区，其中白居易名气最大，在唐代仅次于李白和杜甫。白和刘都十分喜爱当地的民歌竹枝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营养。三位大诗人互相都是朋友，不过在四川的时间并不一致，元稹离开的四川的那一年（819年），白居易才来，白居易走的第二年（821年），刘禹锡也就来了，真可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都在四川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佳作。三位都与成都的著名女诗人薛涛有过诗文唱和，特别是元稹还和薛涛有过一段倾心相爱的风流佳话。现在成都著名的望江公园就是薛涛的纪念地。还有那个“推敲”的苦吟诗人贾岛，晚年就在四川做官，官做得小，但诗却写得特别好，“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是他的写作态度，“位卑终蜀士，诗绝占唐朝”，这是他的人生注脚。这位潦倒一生的异乡人死在了四川，同样受到了四川人的敬重，他的墓园至今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小李白”之称的李商隐也在四川呆了五年，“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就是他在四川睹物思人，怀念妻子所作。
晚唐和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休，蜀中却波澜不兴，相对安定，众多文人雅士避乱入蜀，如韦庄、李珣、孙光宪等都在四川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著名的“花间派”。
宋代著名的诗人中也有不少在四川度过了比较愉快的生活，名气最大的是黄庭坚、陆游、范成大。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是“苏门四学士”之首，长于文章，与苏轼并称“苏黄”，又善书法，后世所称“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诗歌成就最大，是宋诗中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对后世影响极大。因为站在苏轼一边，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四川，前后呆了6年。朝中被斥，在蜀地却是受尽礼遇，宴游不断，江安县令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不少青年又来谦虚问学，使其精神得到了极大安慰。我们都知道陆游是我国古代诗作最多的诗人，有9000多首传世，其诗集名为《剑南诗稿》，剑南即是四川地区，由此可知陆游一生与四川关系多深，四川在其心目中地位多高了。陆游在川8年，足迹遍至蜀中大半地区，不仅写了大量诗歌，而且写了一部旅游日记《入蜀记》，是古代四川旅游文学中的上乘之作。“心未尝一日忘蜀”，这是陆游的心里话。范成大与陆游都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其诗“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他在四川成都呆了三年，与陆游过从甚密，以诗唱和。巧合的是，陆游写了《入蜀记》，范成大则在出川时写了《吴船录》，对四川一些地方的文物古迹形胜做了穷形尽相的描述。四川在文化上有如一个“国中之国”。
魏明伦曾经与余秋雨笑谈：你们上海文坛圣者巴老，是我们四川老乡。还有，黄浦外滩的上海市长巨大塑像，也是我们四川人陈毅啊！共和国十大元老，四位说川话。四川人文武全才，文到魁首，武到元戎。
四川不仅本地有才，还以其宽容的胸怀，吸引着来自各方的文人。
2.文翁兴学，开蜀学风气之先
一个地方的人文气息是否浓厚，关键是看教育。教育为推动人类文化事业的进步，其力量不可小觑。
若要问我国著名的百年高校是哪所，大家都会很自然地就想到北大，但若要问我国上最早的公立学校是哪所，可能就没有人说得上，而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这所我们最早的公立学校，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它就是——文翁石室，也就是现在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从公元前141年“文学精舍讲堂”发展到现在，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已达214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汉书》上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在文翁之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公立学校”，文翁开创了地方政府兴办“公立学校”之先河。当时“京都”所在地没有办招收平民的“公立学校”。可见，就全国范围看，文翁实属首创“公立学校”。文翁兴办“公立学校”得了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嘉奖，并下令全国各郡县都要像文翁那样建立“公立学校”，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由此可见，文翁兴学具有“原创”“领先”的历史地位，不可动摇。
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杰出校友郭沫若撰写楹联：“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艺术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石室中学题辞：“古今一校，扬辉千秋”。这两位学界泰斗的楹联和题辞，充分肯定了文翁兴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谈到这所学校，我们就要谈谈这所学校的创建人，也就是第一任校长——文翁。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舒（今安徽庐江县西）人，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李冰约在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任蜀郡太守。文翁是在李冰治水之后约110年上任的。文翁最大的创新是在蜀“兴办学校”同时，他还领导了扩大都江堰的灌溉面积的工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
“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韧者。”“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如张叔，汉武帝时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景帝嘉奖文翁兴学，‘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至武帝，又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
文翁任蜀郡太守期间，一方面“修兴水利”，将都江堰灌溉系统大大扩大，“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华阳国志》）；同时，又“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培养。兴修水利以发展经济，兴办学校以培养人才，两者实为相关互补。经济发展了，才有基础培养人才；同时，人才培养了，才会有力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互为因果。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不仅有促进“物质文明”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促进“精神文明”的功能。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好文雅”就正是“精神文明”的表现。
正是在这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情况下，在巴蜀大地，才可能有“人才辈出”，其中必然涌现出各类“杰出人才”。这些人才，不愁吃穿，不烦生计，一心钻研学问，才会有卓越的学术成就，从而才有“蜀学”。此后，在巴蜀学者的努力之下，把蜀学继续发扬光大，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蜀学”。
西蜀学者刘咸炘（1896－1932）在《蜀学论》中写道：“统观蜀学，大在文史”。又写道：“蜀学崇实，虽玄而不虚也”。（见《蜀学》第一辑，巴蜀书社出版，2006年）
“文翁兴学”的两大经验：“师资高，学风严”，造就巴蜀学者的治学严谨，不尚空谈。“崇实用”的学术思想也深入到民间。人们常说：“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邓小平用此老百姓的话，说明要以“实践检验为标准”，“要能解决问题”。人们概括为“猫论”。又将邓小平说过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概括为“摸论”。“猫论”和“摸论”，就是要讲实用，要有效，要可靠，要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正是“蜀学”特点的形象表述。
由此可见，“文翁兴学”为不仅繁荣了巴蜀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也为“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士，一方人士创一方学问。
3.李白——大才子的性情
有“诗仙”之称的李白可说是四川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他有着异族的血统，却是在四川江油长大，在蜀中山水的浸润下，心灵得到了神奇的滋养，“十五读奇书，作赋凌相如”。待到25岁，李白羽翼渐丰，就想到更广阔的天空去驰骋。26岁时结婚，以安陆为家，但常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至苍梧，东临溟海，到过洞庭和剡中一带，游历各地，饮酒结客，养成其豪迈飘逸的性格与浪漫的心态。
李白42岁时，曾因吴钧等推荐，玄宗下召征至长安，命供翰林，专掌密令。然而，正当他准备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遇到的却偏偏是当下存在的、失去理想光彩的、日趋衰败的社会现实。开元24年，张九龄被罢相，朝政相继落入李林甫、杨国忠手中，腐败与黑暗充斥朝廷，表面的繁荣掩盖着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李白的雄心壮志同腐败的政局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怀抱理想四处干谒、游说，但得到的只是嘲笑、冷漠和叹息。甚至在玄宗身边也分明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供人取乐的俳优而已。终因醉酒啸歌无忌，触怒了朝中权贵高力士等而遭到谗毁，玄宗便逐渐疏远他，李白遂生还乡之念。公元744年春，李白奏请还乡，唐玄宗虽然爱惜李白的才华，但又恐其醉酒多言，惹出是非，便下诏赐金，准其回乡。李白离开长安，便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漫游时期。在此期间他广交名士，与贺知章、张旭、焦遂等豪饮于长安酒肆茶楼，时人称为“酒中八仙”，他与孟浩然、杜甫、高适等人诗酒唱和，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他的一生似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杜甫曾有《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与李白是朋友这事没准是真的。
天宝中叶，国事益非。内则屡兴大狱，诛逐忠良；外则穷兵黩武，滥事征伐。李白流落江湖，寄食四方，以孤臣孽子之身心，亲历盛衰之转折，故忧愤深广，每有抨击时政之作。
然在安史之乱的第二年，李白即从隐居的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李璘的抗敌幕府。想再一展抱负，但永王李磷在与肃宗争位时失败，他即以反叛的罪名被捕入狱。后又被流放夜郎。干元二年，李白在中途遇赦放回。61岁时，闻得李光弼出征东南，他竟又扬起了理想的风帆，跃跃欲试，无奈半道病还，赴当涂县依靠县令李阳冰，次年即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病在当涂谢世，时年62岁。
李白生性浪漫，恃才自傲，仙风道骨，豪气干云。最早描述、也是最为形象地描述李白的当属李白的诗友、一代诗圣杜甫，在其《赠李白》一诗中这样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在二人的交往中，李白天生狂放不羁的个性，横溢飞动的才华，生活中仙风道骨的人格风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杜甫面前。杜甫这首诗，写出了李白作为一代诗仙的豪情、浪漫和傲然不群的心态。
李白的一生，正如诗圣所讲，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生活浪漫，高朋满座，诗友如云。以他的才气和财力，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比起来，生活得非常潇洒自如。不像杜甫一样，经常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辛酸的生活。也正是具有丰厚的财力做后盾，加之其天生的浪漫的心态，使李白才得以“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大半部分的生命时光都在狂歌漫游中度过了。
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的绮丽山水培育了他的浪漫情怀，激发了他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李白大半生时间都付诸以巴蜀、安陆、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生活。他一生鸿爪雪泥，足迹遍于名山大川。他把大自然看作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用他满腔的热情、神奇的想象、生花的妙笔去讴歌它们，描绘它们。他笔下的巍巍山岳，吐纳风云，汇泻川流，荡涤万物，正是李白浪漫心态的表征。
总之，纵酒迷醉也好，隐游寻仙也罢，李白无非是为了让自己处于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生命境界中。但是他的人世精神却从来就没有泯灭过。事实上，诗人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国事民生，从他一生的行事可以看出，一旦机会来临，李白便会挺身而出，走向社会，参与政治。
李白是盛唐文人的典型代表。时代不仅激发了诗人“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也激发了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发进取的自信心和勇气。李白的政治理想十分远大：辅佐帝王，济世苍生，安顿社稷，然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去做神仙之游。如这样的诗句：“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赠王司马嵩》)“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商山四皓》)诗人首先考虑的是“功成”，然后才是“身退”，也就是说，积极用事、辅佐君王、兼济天下是李白一生的主要追求。
问题在于，理想毕竟是理想，它与现实之间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迈向理想的人生旅途中，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处在当时那样一个“君临一切”的封建专制社会，更要求诗人李白付出巨大的代价和艰苦的努力。
李白的一生不安于一隅，不甘寂寞，喜欢不断地改变生活环境(有时是被迫的，有时是自愿的)，变化着自己追求的目标。他接受多种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以外的西域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的熏染。而上述多种文化又都是统一在盛唐文化之下的，是灿烂盛唐文化的诸种因子与组成部分，李白是盛唐文化的骄子和杰出代表。代表了我国浪漫主义豪放文学的最高成就，难怪杜甫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由衷赞叹，韩愈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追思与仰慕。
4.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
四川产美女，四川也产才女，其中，就有一位可以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的女诗人——薛涛。薛涛的才气可不是一般哄哄平民老百姓，附庸风雅的诗作，其才华曾令无数才子大家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但她最终没有被人们充分地研究和供奉，不是因为她的才华有什么逊色之处，是因为她是一名女子，又是一名歌妓、诗妓，这在封建社会是大忌。
薛涛也是移民，她是“安史之乱”后流亡蜀中的长安小吏薛郧与妻子裴氏的女儿。她从小深得其父的悉心栽培，8岁便能吟诗，当时她父亲曾以《咏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工整异常。然而，薛涛的对句似乎预示了她一生的命运。在薛涛14岁的时候，薛郧逝世，薛涛与母亲裴氏相依为命，迫于生计，薛涛凭自己过人的美貌及精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开始在欢乐场上侍酒赋诗、弹唱娱客，被称为“诗妓”。
唐德宗时，朝廷拜中书令韦皋为剑南节度使，统略西南。韦皋是一位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他听说薛涛诗才出众，而且还是官宦之后，就破格把妓女身份的她召到帅府侍宴。薛涛刚一到，韦皋为试其才，要她以“谒巫山庙”为题作诗一首，薛涛提笔即来：
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
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尤是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这首诗深得韦皋的器重。一个风尘女子写的不是风花月夜和清丽凄婉；而是怀古怅今的精深之作，使之大为惊叹，以至于后来要推荐她担任校书郎的官职。薛涛因为身份低贱没有真正成为校书郎，但在韦皋的心目中，薛涛似乎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校书了，他赠给她的一首诗就这样写道：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一经节度使韦皋的题诗称道，薛涛的名声不仅传遍了蜀中，而且几乎全国皆知。如今到四川来的外地人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洗眼睛、看美女。因此，当时的许多名士入蜀其目的也大抵相同，由各地前往成都办事的官员，也竞相以一睹薛涛芳容为荣，并争相与之唱和。薛涛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稹、白居易、令狐楚、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籍等交往甚密，互有唱和之作。
这个女校书喜欢在自己住处，采用木芙蓉皮作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的精美小彩笺，常用于写小诗酬和，人称“薛涛笺”或“浣花笺”。由于浣花溪水清滑，所造纸笺光洁可爱，为它处所不及。关于“浣花笺”有很多题咏，韦庄有诗曰：“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不使红霓段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李商隐也有诗赞曰：“浣花溪纸桃花色，好好题诗挂玉钩”。薛涛死后，很少再有人能用溪水造笺纸了。
薛涛一生共经历过11位节度使，每一位都对她的才学美貌敬重有加，这是非常少见的，以至于她死后，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她亲自题写了墓志铭，而薛涛的真实身份只是一名乐妓，这是空前绝后的荣誉。如今望江楼有一副楹联：
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
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
这副对联写尽了一位女诗人繁华而悲苦的一生。锦江作证，繁华只是一梦，青春似这东流水一般一去永不复回，但女诗人的精神财富却是成都这座历经2500年而不衰的城市的文化见证。
薛涛是一个悲剧人物，她的才情美貌为人倾倒，但在那种时代这种才情和美貌给她带来的只能是悲苦。薛涛一生追求幸福和爱情，但爱情迟迟不肯垂青于她，直到41岁时，薛涛在梓州结识了任东川监察御史的元稹，并很快就爱上了这位比自己小10岁、却又名满天下的风流才子。这时的元稹新科未久，政治上尚能刚正不阿，他久慕薛涛之名，这次，他主动申请监察东川，正是为会薛涛而来。一见面，薛涛走笔作《四友赞》，赞砚、笔、墨、纸云：“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黯黯，入文亩以休休。”使这位“贞元巨杰”大为惊服。第二年2月，元稹因得罪宦官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薛涛写下《赠远二首》，情意真挚。然而，元和六年，元稹于妻子韦丛死后在江陵贬所纳安仙嫔为妾，元和十年又续娶裴淑为妻。长庆元年（821年），薛涛因元稹入翰林寄去自创的“深红小笺”，元稹在笺上作《寄赠薛涛》一诗，结尾有“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之句；薛涛也写了《寄旧诗与元微之》，其中有“长教碧玉深藏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的表白。但元薛姻缘始终未能缔结。
“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尤其是像薛涛这样的名“交际花”，昔日交际场上的风光逐渐随着芳颜风韵的流逝而流逝。已近暮年的薛涛，索性在远郊筑起吟诗楼，自己穿戴起女道士的装束，隐居在楼中，远远离开了繁华如梦的交际场所。悲剧中的薛涛把人生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了那段历史，蜀中的这些美女们印证着这条千古不变的道理：美的东西终将成为残片。如花瓶、瓷器被深埋在泥土中，但有一天被挖出，将这些残片拼接起来，你将为它的美所折服。
薛涛在她的《登筹边楼诗》中的头两句这与道：
平论重写八窗秋，
壮压西川四十州。
这是何等的豪情壮语。另一首叫《雨后玩竹》，表达的是不愿同流合污的孤高气节。
南天春雨时，
那堪霜雪枝；
众类亦云茂，
虚心自自持。
夕留亚贤醉，
早伴舜妃悲；
晚年君能赏，
苍苍劲节奇。
薛涛是四川历史上千古一人的女诗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女子也不多。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和望江楼并称成都的三大名片，武侯祠属于政治家诸葛孔明，而草堂和望江楼都属于诗人，尤为可贵的是望江楼还是一位女诗人的纪念碑，她的灵魂永远站在临江楼上唱着她不朽的诗歌。千百年来，她的《十离诗》《登筹边楼诗》《赠远》和《锦江春望词》等诗词一直为人们传唱，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薛涛的远大抱负。她不只是一位会写儿女情长的女诗人，她的吟唱豪情满怀，掷地有声，从她的诗作中你看不出她是一个风尘女子，她的气度可与沙场大将媲美。
5.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说的正是四川眉山的苏家。“三父子”即父亲苏洵，长子苏轼，次子苏辙。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这样的盛名可说绝无仅有。
其中，苏轼最为人所熟知。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已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8岁都没有受过父亲的言传身教。
苏轼在20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公元1056年，他与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带领下来到京城同场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这下京城轰动了，三苏一下子就名满天下了。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拔擢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关于苏东坡的传说很多。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这个名字也因苏东坡的这首打趣的诗而千古流传了。
苏轼才高八斗，才气干云，他用生命铸就的气质高贵的文字流传千年。他的诗、词、赋、文、书法、绘画等各个方面都代表了宋时的最高水平，堪称雄视千古的一代宗师。苏轼继承了父亲苏洵和宋时文豪欧阳修的古文革新运动，清除了骈文的形式主义，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顺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并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苏轼的诗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有一天晚上，黄庭坚与苏东坡饭后闲步，但见暮霭沉金，水天一色，渔歌唱和，悠扬悦耳。于是出对道；
晓霞映水，渔人争唱满江红。
苏东坡稍加思索，便对道：
朔雪飞空，农夫齐歌普天乐。
上下句均妙在以曲牌名《满江红》《普天乐》入对，甚为自然。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苏轼的博学也表现在学术上，在经学和文艺理论都卓有建树。用现在的话说，简直就是个奇才、全才！
这位大诗人甚至对烹饪也非常有研究，非常善于做菜，而且做菜的水平绝非一般，他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回赠肉”便是苏轼在徐州期间创制的红烧肉。宋神宗熙宁10年4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7月7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埽一带决口，至8月21日洪水围困徐州，水位竟高达二丈八尺。苏轼以身示卒，亲荷畚插，率领禁军武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全城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为感谢这位领导有方，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之为“回赠肉”。此后，“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徐州传统名菜。
就是这么一位大诗人、大词人，其仕途却并不顺坦。由于他对王安石的变法的某些政策不满，他成了朝中最不受欢迎的人，莫须有的“乌台诗案”，使他来到了黄州充军，过上了“谈笑皆白丁，往来无鸿儒”的孤苦生活。后来皇帝换了，他被召回京师，可是他率性直言的秉性一点都没改，又对司马光的改革指手画脚，说他的措施与王安石变法一样，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样得罪了两家最有势力的政治红人，一下子就被赶到了杭州，自此他开始了流放远地的悲苦行旅。先是被贬到了靠近契丹的北部边塞定州当知州，再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谪到了数千里外的广东英德，此时的苏轼年已六旬，但“老夫聊发少年狂”，就想在英德度过余生算了，没想到还没走到英德，又接到了新的谕旨，发配到了更远的惠阳，在惠阳呆了三年，又被赶到了当时荒无人烟的海南岛。或许这么重的刑罚只配苏轼这样的旷世奇人享用，“他把朝中的文人政客们映衬得如同跳梁小丑”。当命运有了一线转机，他已如西垂的落日，终于在1107年7月28日走完了他历尽苦难的一生，终点是在常州。
6.蜀中才子李调元
四川果然是人杰地灵，除了前面提到的“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苏轼外，在清代，四川又出了“一门四进士，弟兄三翰林”的李调元。李氏“一门四进士”，是指李调元父亲李化楠、李调元、李调元堂弟(调元三叔化樟子嗣)李鼎元、李骥元。李化楠不仅是绵州李氏科举入仕第一人，也是四川省罗江县自清初以来第一位进士。
李调元，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童山蠢翁，乾隆进士，四川罗江县人。历任广东学政，直隶通水道。著有《雨村曲话》《雨村剧话》《童山全集》等多种著作。是继司马相如、扬雄、苏轼、杨慎之后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巴蜀文化巨人。他既是诗人，又是文学家；既是戏剧理论家，又是蜀学大师。
孩童时代的李调元，就能吟诗作对。有一年夏天，李调元家中，来了许多客人，其中，不少是蜀中名流。有一位名流，曾听李调元的父亲说过，李调元从小就能诗善对，但持怀疑，不大相信。恰好当时，李调元站在他父亲旁边，他要当场试一试。是时，天气炎热，客人们一边摇扇，一边吸烟。这位名流，便以当时情景，出了上联，要李调元对出下联。联文是：
吸烟摇扇，目前风云聚会。
上联一出，客人们交头接耳，议论此联难对，李调元的父亲，也要求这位客人，改出其他好对的联。不料，李调元在稍加思考后，朗声地对道：
屙尿打屁，胯下雷雨交加。
联才对毕，顿时哄堂大笑。此联虽不雅，但舍此难对。满座客人都为李调元应对之快，啧啧称奇。
不久，李调元上学了。当时，他生了一身疥疮，上课时，不停地搔痒，先生看见了，笑着戏出一联：
抓抓痒痒，痒痒抓抓。不抓不痒，不痒不抓。越抓越痒，越痒越抓；
李调元听后，既难为情，又很气愤，顿时忘了尊卑，对着先生随口便道：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有生有死，有死有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
事后，李调元深感自己一时冲动而出言不逊，对不起先生，立即向先生赔礼道歉。但李调元的才气已初露端倪。
李调元从十六七岁就随父而游学江南，礼拜被乾隆皇帝尊为“九老”其二的一代宿儒钱陈群、沈德潜为师，青年时与同科探花赵翼、文坛泰斗袁枚、大学士纪晓岚、桐城大儒姚鼐、戏剧家蒋仕铨以及陈琮、毕秋帆、祝德麟、王梦楼等过从唱和，中年时与朝鲜驻华使节徐浩修等成了好友，老年返乡又与道长刘虚静、川剧名伶魏长生等是知交，而且一生直至临终前都保持同袁枚、赵翼的通信联系。晚年“虽在林泉不在家，一年强半客烟霞”。袁枚评价李调元“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赵翼的《瓯北集》里将李调元晚年诸多著述、起居细节和万卷楼被焚都记述得十分清楚，赞誉同情有加，还在《李雨村挽诗》中对李调元的故逝深表哀悼。李调元有《答姚姬传同年书》《答祝芷塘同年书》《与董蔗林同年书》等收入《童山文集》，与姚鼐、祝德麟、董诰等友人放谈政治观点，十分坦诚，情份无间。
其所著《涵海》是集巴蜀文化之大成的学术总构和百科全书，涉猎文学、史学、民俗、谣谚、戏剧、艺术、音韵、训诂、金石、书法、绘画、编辑、农学、美食、庖厨等诸多方面。
《涵海》可以说是补《四库全书》遗珠之憾、倡蜀学为显学之大作。巴蜀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自“昆仑文化”东移南徙始，四川盆地巴山蜀水便成为中华移民文化不断流入而积存的“文化洼地”。不断的移民文化积淀，使巴蜀文化异彩纷呈，甚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某种缩影，以其神秘性著称于世。李调元正是在巴蜀文化由开放而封闭、由繁盛而凋蔽的痛苦中，历经千辛万难而铸成《涵海》巨制。李调元也正是在博大精深的巴蜀文化大背景下成长的文化巨人和蜀学大师。
李调元穷其毕生的创作与研究成果有待深入发掘，其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应当重新估价和评断。他一生中的大半时间生活在江南和京畿之地，其创作路向和学术思想广受各地地域文化濡染。李调元的成就至少可以和同时代名声如雷贯耳的姚鼐、袁枚、赵翼等相提并论。
李调元著述奠立了近古蜀学的里程碑。李调元的创作和研究，亦并非仅仅是巴蜀地方性的，而对全国文史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意义。
7.“麻辣鬼才”魏明伦
当代著名川剧剧作家、杂文家魏明伦，人称“巴蜀鬼才”、“巴蜀怪才”。他倡导川剧改革，推出了荒诞川剧《潘金莲》，后又与张艺谋共同创作大型川剧《图兰朵》，均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据说，魏明伦只上过小学三年级，是当代中国作家里学历最低的“小不点儿”。在中国作家里，高玉宝、陈登科的学历虽然比魏明伦还低，但他们在建国后都曾到学院进修补课。而魏明伦9岁就失学唱戏，快50年了，只在小剧团里生活，连一般的省市级编辑进修班都没上过，学历只算半文盲。
人们不禁会感到奇怪，魏明伦的学识从哪里来的？尤其是对古汉语的驾驭能力。魏明伦大半辈子呆在小地方，9岁进入自贡市川剧团，48年未换过单位，直到1999年春节过完，才从自贡市川剧团调到四川省川剧团工作。尽管如此，读者却总能从魏明伦的戏剧和杂文里看出：魏明伦的思想观念与当代新潮汇合，甚至比大都市一般文化人的观念更为超前。这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从魏明伦的经历看，他舞台经验多、戏剧感觉好，这在情理中，可魏明伦文学功底深厚、观念又很超前，这就显得奇异。魏明伦无师自通，难道有鬼神相助？鬼才之称，便由此传开。其实，魏明伦的学识与能力并非只靠“鬼聪明”，而是靠艰苦的自修自练得来的。他从童年就开始自学文学，舞台生活与读书生活同步进行。他从小就经历各种政治运动，自幼养成独立思考习惯，从小观念就超前。他越独立思考，遭遇越坎坷；越坎坷他越加独立思考。如此循环，形成他的特殊思维方式。魏明伦一辈子创造成瘾，凡事都想再创造。他说：“烟可戒，毒也有可能戒掉；但鄙人的创造瘾大，实在戒不掉。我这逆向思维、辐射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积累起来，自然化合为与众不同的‘体制外思维’！人在体制内，思在体制外。”
“鬼才”一开口就让人感到十足的麻辣味，《巴山鬼话》自序：“一半委，一半鬼，姓氏注定委身于鬼，……鬼话离不开人间烟火，鬼眼盯住多灾多难的中国，鬼胎里怀着一片责任心，几分使命感，鬼头鬼脑思考人的价值、神的奥秘、官的沉浮、民的忧乐。”他与台湾著名怪才李敖，颇有几分相似之处。1995年，魏明伦到了台湾，专程登门拜访李敖。当时，台北《民生报》《联合报》分别以“两岸怪才相见欢”和“四川鬼才碰上台湾怪才”的醒目标题予以报道，引起较大反响。魏明伦辛辣直爽的性格和语言风格，在他的杂文集《巴山鬼话》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他的语言幽默老辣，海阔天空，嬉笑怒骂，雅俗共赏。
四川人骨子里的辛辣幽默味，在魏明伦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而且他秉性难改，时不时就会发作。比如对于自动退学、颇具争议的小才子韩寒，虽然魏明伦也是“失学儿童”，但他却说：“韩寒他们与我不同，他们是抛弃，而我是没办法。我是个特例，不能以我反证学校教育不行，我能有今天是各种综合条件造成的。而韩寒是逆向思维，思维体质不同。没有经过学校的正规训练对我来说既是优点也是弱点，我只是知识不是在学校获得的，是自学的，但我的国学底子很厚。我敢说，韩寒国学底子是不行的，不能光凭天才，虽然他也喜欢钱钟书，但他未必有钱钟书的博学。我是经历过了人世的沧桑荣辱，而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独立发现和独特表述的精神的。我欣赏他的叛逆精神，但是对传统反叛最深的一定是对传统认识最深的人，希望他多些对社会的关注。”在谈到当今十分火热的“超女”现象时，“鬼才”魏明伦更语惊四座：我们的青少年正在由“审美”转向“逐臭”，审美观由“蝴蝶化”转为“苍蝇化”。他分析了青少年当中偶像崇拜的产生根源，对于去年火遍全国的“超女”，魏明伦说，自己的态度已由当初的支持转向质疑！“我不是站在超女的对立面，我只是想在别人都趴在地上膜拜她们的时候，站在高一点的地方俯视。”
魏明伦是一个爱写四川人的四川人，是一个鬼话连篇的地道“川鬼”。魏明伦的8个大戏多数选材四川，大写特写四川老乡。他的恋川情结很浓，就连只载译文作品、从来不发表中国作家作品的《世界文学》都很是认同他的这种恋川情结。有人希望魏明伦就四川姑娘写一个川剧，魏明伦随口应和，说那就叫它《四川好女人》吧！之后，魏明伦笑起来，“听听这名字，我和四川娘们多有情份”。魏明伦常说自己生是蜀人，死是川鬼。的确，魏明伦的杂文集子不就叫作《巴山鬼话》吗？他的一戏一招，一书一招，招招没离四川，常常流露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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