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我把五六年前发表过而未收入集子的两篇散文和最近三四个月中写的一些短东西集在一起，编成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现在我诚恳地将它献给关心我的行动的读者诸君。

    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心情虽略有不同，用意则是一样。这里面自然有呐喊，但主要的却是控诉。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

    巴金 1937年11月在上海

    只有抗战这一条路

    芦沟桥的炮声应该把那般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迷梦打破了。这次的事变显然又是“皇军”的预定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我们不会不知道。倘使一纸协定，几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野心，那么我们和这强邻早已相安无事了。哪里还有今天的“膺惩？”我们和日本的交涉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那一套旧把戏？从前我们打起维持东亚和平的空招牌处处低头让步，结果东亚的和平依旧受威胁，而我们自己连生存的机会也快被剥夺光了。我们每次的让步只助长了敌人的贪心，使自己更逼近灭亡。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抗战”！“屈服”（或者说得漂亮点，“和平”）不是一条路，那只是一个坑，它会把我们活埋了的。

    在日本，人把我们看作苟安怕事的民族。让我们的“抗战”的呼声高高地响起来！要全日本国民都听得见我们的呐喊！我们要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声音答复在那边人们对我们的侮蔑。

    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要是这武力不背叛民众，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对它攻击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目前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可走！

    1937年7月20日

    给死者

    我们再没有眼泪为你们流，

    只有热血才能洗尽我们的悔与羞；

    我们更没有权利侮辱死者的光荣，

    我们还得忍受更大的痛苦和艰辛。

    我们曾经夸耀为自由的人，

    我们曾经侈说勇敢与牺牲，

    我们整天在危崖上酣睡，

    一排枪、一阵火毁灭了我们的梦景。

    烈火烧毁年轻的生命，

    铁骑踏碎和平的田庄，

    血腥的风扫荡繁荣的城市，

    留下——死、静寂和荒凉。

    我们卑怯地在黑暗中垂泪，

    在屈辱里寻求片刻的安宁。

    六年前的尸骸在荒冢里腐烂了，

    一排枪、一阵火又带走无数新的生命。

    “正义”沦亡在枪刺下，

    “自由”被践踏如一张废纸。

    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安排庆功宴，

    无辜者的赤血在喊叫“复仇，雪耻”。

    是你们勇敢地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

    是你们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

    前进啊！我宁愿在战场作无头的厉鬼，

    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

    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

    我们要用血用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

    你们，勇敢的战死者，静静地安息罢，

    等我们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

    1937年8月6日

    站在十字街头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战的时候，中国代表颜惠庆博士在为上海事变召集的国联特会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是站在十字街头了。在我们面前横着两条路，就是战与和。”

    在五年以后的今日。我们又站在十字街头了，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继续奋斗。

    提起忍辱屈服的话，差不多会使每个中国人气愤得发狂。这一个月来北方的兵士和人民牺牲了生命，职业，财产，忍受着一切苦辛和侵略者抗战，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一百几十磅的炸弹，引火的燃烧弹，大规模的纵火焚烧，文化机关的炸毁。许多的房屋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牺牲了，许多的心血化为灰烬了，天津的市区，北平的郊外，芦沟桥，宛平一带的废墟上堆满了腐烂的尸体，涂满了黑红的腥血，充满新鬼的哭号。然而北方战区的民众，兵士依然高声在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从全中国的兄弟姊妹们的口中发出同样响亮的回声来。这声音虽然是多么勇敢，但里面却含着许多人的血泪！这又是何等惨痛的挣扎！这其间我们安慰自己说：“等着罢，我们会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在退让了。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沦亡的命运了。二十多天的苦斗毕竟不能阻止汉奸把北平送给敌人。接着又是天津的沦陷。在最近一星期的沉闷时期中，我们就只看见敌人铁骑的纵横。当敌军完全占领天津纵火焚烧房屋屠杀徒手贫民的时候，不知道有若干人流泪痛哭，不知道有若干人呼吁着复仇的时代来临。然而同时那些出卖民族的汉奸却在摆设他们的庆功宴！

    现在我们还能够屈辱地去接受敌人的条件，贪图那苟安的和平吗？不，我们不能！

    是的，经过了这样惨痛的牺牲以后，再想到忍辱屈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我们的血液快要干枯了，我们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我们也不能够跪倒在屠杀者的面前答应去做屈辱的奴隶。

    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继续奋斗。纵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我们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何况这时我们还有够多的勇气，还有够多的精力来和屠杀者奋斗。我们还有希望获取最后的胜利，我们为什么就必须放下武器，跪倒在我们的敌人面前呢？

    其实我们的敌人的营部还是建在沙地上面，并不是十分坚固的。经济的恐慌，工农阶级的不满，党派的纠纷，国际的嫉视等等都足以致它的死命。只要我们能够不惜任何牺牲，抗战到底。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拚命进攻，我们很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现在不是可以犹豫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再向前跨一步。不管在前面等候着我们的是“胜利”或是“败亡”，我们都应该记住从前P·亨利说过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贵，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吗？给我自由，不然便给我以死。”

    1937年8月7日

    一点感想

    在这个时候提起笔写文章，我实在感到惭愧。别人贡献的是血，我们却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也许有一天我会用我的血洗去这个耻辱罢。

    死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几个小时以后，许多地方就完全改变了面目：建筑物毁了，村庄毁了，城市毁了，人们成千上万地死亡。

    大世界前广场上落下炸弹的那个下午，我在电车里看见两边人行道上人们成群结队，身上带血，手牵着手默默地往西走去。全是严肃的面容，并没有恐怖或悲痛的表情，好象是去成仁、就义一样。

    大世界前的血迹后来给雨冲洗干净了。但是十几辆炸毁了的车子还留在马路上：有汽车，黄包车，老虎车。各个阶层的人同样地为着一个目标献出了生命。没有人在死的面前踌躇过，活着的人也没有一个发出一声怨言。

    我今天走过某一条街口。一两百具死尸躺在一块空地上，排列得非常整齐。头和脚全露在外面，只有身上盖得有东西。大卡车刚刚卸下棺材开走了。一些人在工作，把棺材一具一具地放好，然后将尸首一一地放到棺中去。这些死者也许是被炸死的人，不然就是战死的士兵，现在由慈善机关来做掩埋的工作。

    在这时候每天都有人死。许多人在一起死，死并不是一件难事。

    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面，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个人也决不会死亡。

    上海的炮声应当是一个信号。这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面。为大众牺牲生命的人会永远为大众所敬爱；对于和大众在一起赌生命的人来说，死并不可怕，也不可悲。

    关于这个，这几天来在前线，在后方，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例子了。我们用这个精神和这个信念跟敌人搏斗，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1937年8月16日在上海

    应该认清敌人

    五年前“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政府派遣陆军来上海作战，那时大阪等地的劳动者相继罢工并举行示威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到中国去！”“不打中国的兄弟！”

    现在日本政府又派陆军到上海来了。我不知道在日本还有这种示威运动没有。我想一定有的，而且这次的运动一定更扩大，更激烈。

    日本的兵士（大半是农民）并没有到上海来侵占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的必要；同样日本劳动者也没有赞助这种行为的理由。

    A·法朗士说过所谓欧洲大战只是替几个资本家抢钱。那么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也不过是替少数军阀政客浪人寻求升官发财的捷径。日本人民在这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也只有负担加重，生活困苦，甚至生命毁灭。日本的军阀政客浪人拿全国国民的命运做他们的投机事业的资本。

    但是抗战的呼声在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响起来了。中国士兵的浴血抗战，中国民众的热心服务，正对着日本的野心家的头颅下了一个重的打击，中国的抗战呼声应该得着日本民众的响应。

    日本野心家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这就是日本民众获得幸福的第一步。所以中国战胜，对于日本民众也有好处。日本的民众，应该认清敌人，的确不该打中国的兄弟，只应去打国内的仇敌。

    8月21日

    自由快乐地笑了

    一

    血染红街市，

    人在刺刀下呻吟，

    房屋被炸成灰烬，

    铁蹄踏遍古城，

    黑夜里听不见正义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火舌舐食繁华的市区，

    昨日的高楼——今日的废墟，

    孤儿在街头寻觅失去的父亲，

    新寡的妇女在避难所中叹息，

    千万和平的居民被屠杀了；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六年来的屈辱压在肩上，

    一个民族的命运握在手里，

    英勇地举起反抗的旗帜高呼“前进”！

    成千成万的勇士把热血洒在北方的原野；

    从角落里响起了和平的呼声；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自由在黑暗中哭泣》

    二

    平津沦陷，川越[2]动身来沪的时候，上海的天空布满了大片的乌云。好象被一只魔手扼住了咽喉似的，每个人都闷得透不过气来。勇气、信心、热情都被关于和平的谣言渐渐地磨洗干净了。接着来的是失望、疑惑与不安。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上面的一首诗。我的心情正和我前年旅居东京翻译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时的心情相似。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接连发表“新生事件”[3]的交涉及其解决的经过。国内的“恐日症”把我的勇气和希望摧毁了。我坐下来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又借用它来激励自己，安慰自己。我想到了我们的语言，我的勇气恢复了，信心加强了。我也想说：“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4]我也想说：“要是没有你，那么谁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我也想说：“然而这样的一种语言不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同样，当和平的叫嚣开始搅乱上海人心的时候，我听见了“自由”的哭泣。我写了诗发泄我的悲愤，我又用诗来激励自己。然而甚至在那个时候，我还期待着黑暗中的一线亮光，我还期待着黑云密布之后的一阵骤雨。我相信当时有这种心情的人，在上海，在全中国，一定不止我一个。

    果然我的诗还没有发表，闸北的炮声终于响了。这炮声打破了我们的疑惑、不安与失望。这炮声带回来我们的勇气、信心与热情。这炮声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团结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前线士兵的浴血抗战，空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后方民众的热心服务……一个星期的抗战就已经把“自由”的旗帜坚定地插在上海的土地上面了。侵略者用他们自己的腥血偿付了他们一部分的欠债。他们那些自己制造的枪炮会造就他们的坟墓，会促成他们的灭亡。是的，侵略者一定会失败，会灭亡的，只要我们的炮声继续响下去，不仅在闸北，在虹口，在杨树浦，在浦东，而且还要响遍华北，响遍满洲。

    这是战争。但这是争取自由与生存的战争。这一次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齐声怒吼起来了。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挡这四万万五千万人争取“自由”的怒吼呢？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无可怀疑的了。

    我们要自由！这真是“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语言”[5]啊！现在不再是“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的时候，我应该说：“自由快乐地笑了。”

    1937年8月22日

    给山川均先生

    夜很静。似乎一切都落进了黑暗里面。重炮声突然隆隆地响起来了，接着是一阵机关枪的密放。我的房间起了轻微的震动，这时候我正读着你的《华北事变的感想》。我读你的文章，我并不是把你看作一位中国的友人，不过我知道你过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期望你的笔下多少带给我们一点正义。但是你却毫无掩饰地把你的另一种面目露出来了。我才知道真正到了你所谓的“剥皮”的时期，一个“文化人”也可以一下子变为浪人棍徒。对于这个，我感到憎厌。

    你愤愤地提出了“支那军之鬼畜性”这个问题，你骂中国人是“鬼畜以上的东西”。在你是极尽毒骂的能事了。连贵国那般惯于谩骂、造谣的新闻记者也仅仅用了“鬼畜”两个字。

    先生，我不想向你辩明我们是不是“鬼畜”，或者它以上、以下的东西。我们同是人类一分子，身体的构造也没有两样。我们同有理性，同受教育，同样需要自由，需要生存。无论用“人”或“畜”的名称称呼，我们在本质上确实没有差别。所以我现在把你看作一个和我同样的“人”，而诉于你的理性。

    所谓“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愤怒，使你发出诅咒似的恶骂，我并不想把它掩饰或者抹煞，象贵国的论客掩饰你们“皇军”的暴行那样。我们愿意了解那里的情形。然而一切消息都被你们的“皇军”封锁了，我们只能从贵国报刊的记载上知道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时候、有两三百通州日侨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个不幸的事变，但它却决非“偶然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这个连在通州遭难的铃木医师也早预料到了。他生前给他父亲的信里就说到当地保安队的态度只是表面的亲日。“真正的中日亲善还是很远、很远的事情。”贵国的“皇军”种了因，贵国的官民食其果，这是无足怪的。对于熟悉历史的人，这类事变的发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已经见到不少的先例了。

    我不是一个偏狭的爱国主义者，我并不想煽起民族间的仇恨，我也不想盲目地替我们军人的任何行动辩解。在你们那里有不少的论客整天梦想着大和民族的黄金时代，夸大地做着“皇军”堂皇地征服世界的迷梦。而我们这里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却只有同样一个谦逊的目标：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自由，维持我们的生存。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为了这个我们可以毫不顾惜地牺牲我们的一切。

    通州事件的发生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个解释。在“皇军”的威压与贵国官民的欺凌下过了将近两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队揭起了反抗的旗帜。忍耐到了最高限度，悲愤的火终于燃烧，少数武器并不精良的军人不顾环境的恶劣，站起来用血和肉争取自己的自由与生存。在混战中，每个人的生命的毁灭都是一瞬间的事。仔细的考虑没有了，复仇的念头会占据他们的心。血会蒙蔽他们的眼睛。当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征服者的时候，少数无辜者连带地遇害，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况这回的死者还是平日惯于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卖白面，打吗啡，作特务工作的。根据一个外国通讯社的电报，我们还知道在通州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四百名保安队兵士因有不稳的嫌疑被贵国的“皇军”枪杀，那么报复的行为也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了。

    在这里实在没有提出“残虐性”的必要。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也跟在贵国新闻记者的后面，“用咒骂，陷害，中伤的言词去打动人们的偏狭的爱国心！”你是有意地落在贵国军阀的圈套中了。我们并不能拿残虐性来区分种族。自视极高的西方人素来喜欢宣传东方民族的残虐性。他们表示最高度的残酷时，使用的形容词常常是“东方式”。然而事实上罗马屠杀基督教徒之凶残，中世纪异教审讯所之暴虐，在东方也难找到同样的实例。革命者的被残杀、平民群众的被蹂躏和街市的流血，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都保存着惨痛的记载，而且绝不少于我们在东方所能找到的。人性是相同的。我们没有根据断定东方人更残酷，也就没有理由承认中国人比你们更暴虐。你难道忘记了曾经做过你的友人的大杉荣君？在震灾的混乱中偷偷把他们夫妇拘捕绞杀的不就是贵国“皇军”的大尉？连他的一个六岁的外甥也不能保全生命。作为凶手的甘粕正彦却被人视作英雄志士而获得特赦了。在大震灾中被虐杀的贵国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工人以及朝鲜人不知有多少！这事件中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为何不曾激动你的良心？我不知道是你健忘，还是你故意为“皇军”掩饰！

    残虐性并非某一民族所单独具有。助长它的是愚昧无知。只有文明教化才可以使它减少以至于消灭。和平帮助了文明教化的发展和普及。战争则摧残了它。用虚伪的言辞，欺骗的手段挑拨民族间的仇恨，使不曾相识、不曾接触的人变为仇敌，甚至把他们骗上战场互相残杀——这种行为充分地发挥了残虐性。一艘一艘的军舰载了贵国年轻的兵士来到中国，一艘一艘的商船又载了残毁的身体和骨灰回去。贵国军阀政客主持于上，财阀从中援助，而新闻记者、文人论客复宣扬、歌颂于下。战争是被制造成功了。你们的另一论客室伏高信先生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东亚两大民族的宿命，”他甚至要这两大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躲在障碍物里或从轰炸机上跳下来，相互杀戮。”先生，这难道不是残虐性的表现么？

    先生，你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梁木了。贵国空军在上海一带所建的伟绩，你不会不知道。南站、北新泾、松江等地的轰炸，遭害者达千余人，都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其中大半是妇人和小孩，他们平日并未担任抗日的工作，这时也不曾直接或者间接参加战争。他们正准备离开上海，而且有的已经在路途上了。他们对于“皇军”的行动是没有一点妨碍的。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却偏偏选择了这种机会以显示“皇军”的威力，遣派大队飞机去屠杀非武装的人民。轰炸不足，又继之以机关枪的扫射，一定要看见无辜者的鲜血把土地与河面染红，尸体狼藉地阻塞着道路，才从容地飞去。

    九月八日，贵国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在贵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罢。以八架飞机对付十辆运送难民的列车，经过五十分钟的围攻，投下十七枚重磅炸弹。据一个目击者说，当飞机在列车上空盘旋的时候，拥挤在车中的难民还想不到会有惨剧发生。然而两枚炸弹落下了，炸毁了后面四辆车。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未受伤的人从完好的车厢里奔出来。接着头等车上又着了一颗炸弹。活着的人再没有一个留在车上了。站台四周全是仓皇奔跑的人。飞机不舍地追赶着，全飞得很低，用机关枪去扫射他们。人的脚敌不过飞机的双翼。一排一排的人倒下了。最后一群人狼狈地向田里奔逃。机关枪也就跟着朝那边密放。还有一部分人躲进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泥坑，正在庆幸自己侥幸地保全了性命。然而贵国的空军将士又对准那个地方接连地掷下三个炸弹，全落在坑里爆炸，一下子就把那许多人全埋在土中。

    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紧紧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中国的无数母亲甘冒万死带她们的年幼的儿女离开战区，这完全是和平的企图，这是值得每一个母亲和每一个有母亲的人同情的。难道日本的母亲就只有铁石的心肠？难道日本的母亲就不许别人的母亲维护她们的儿女？通州事件的残虐性怎及这十分之一？自己躲在上空挟最新式的武器攻击下面没有防卫能力的人民，杀死逃避战祸的母亲，流年轻儿女的血。这不仅是冷静的屠杀，便称之为卑劣的胆小的谋害，和变态性的虐他狂的表现也不为过。一个民族以此种行为骄傲于全世界人士之前，这是很可悲的事。两年前我的一个友人在贵国牛达区警察署里控诉贵国当局的措施不似文明人行为，而备受贵国“刑事”[6]的殴打。现在贵国空军却将“野蛮”二字作为光荣的标记广向世界宣传了。

    夜已深。周围仍然清静。炮声断续地响着。机关枪声却听不见了。我知道这时候就在上海的附近，两个民族中的精英正在前线肉搏，许多锋利的枪刺戳进年轻士兵的身体，无数有为的生命跟着炮弹毁灭。是什么一种力量使得这两个民族必须互相杀戮呢？难道一个民族的独立真会妨碍另一民族的生存？你们的论客室伏高信说这是宿命。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你能够相信这样的一种宿命么？

    战争是残酷的，破坏的。人类并没有被迫着参加战争的宿命。然而战争却不断地发生。文明的民族有一天会象野兽那样地互相吞食。但这决不是宿命，造成这“勋业”的乃是不合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而一些嗜杀的野心的军阀、政客却利用这制度以满足他们的私欲。在战争中得利的，大有其人。一代的人种了因，一代的人食其果。人们制造战争，又会为战争所毁。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可以煊赫一时，但不久即与露水同消。室伏氏说“国民是遵守法则的”。然而国民的法则决不能与人类繁荣的法则违背，违背这法则的国民纵然目前生活得异常富裕，也必归于灭亡。战争是违背了人类繁荣的法则的。所以鼓动战争、想用武力获得一切的国民决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国民繁荣过，但又消灭了。连强盛的罗马帝国也有崩溃的一天。这才是宿命！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贵国的命运担心了。

    先生，这并不是我的过虑。你们把贵国的命运交付给军阀、政客去作孤注一掷，换取他们个人的禄位。军阀、政客之流知识窳陋，目光浅短，他们怎能知道民族盛衰的因果，人类繁荣的法则，社会进化的途径！然而你们是应该知道的。如今你们却让他们把大和民族驱向灭亡的路上走了。你们跟着他们躺在悬崖上做征服世界的迷梦。有一天你们也会跟着他们堕入黑暗的深渊，把后世子孙置于万劫不复之境。那时你们纵然醒悟也来不及了。

    然而人类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世界上并无以武力维持万年霸业的民族，也无任人宰割苟安永世的国民。人类繁荣的法则是不能违反的。人类是第一义，其次才是民族。任何民族不能背弃人类而梦想单独的“发展飞跃”。这是做不到的事。室伏氏曾夸耀地预言大和民族进入了黄金时代，毫不量力地把铸造新世界的责任担在他们自己的肩上；据说凡阻碍他们的道路的，皆将灭亡。可惜他忘记了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一分子；他们也不能阻碍人类发展的道路。在欧洲大战初期大露头角煊赫不可一世的荷痕若南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未尝不想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正如今日的大和民族一样。然而曾几何时，我们就只能在历史上找寻这两个名词了。战争促成了德、俄两大帝国的崩溃；从前为了维持这两大帝国的光荣不知道流过多少万壮士的赤血。纵然若干变节的社会主义者用花言巧语把青年们骗上战场去牺牲，也挽救不了叶卡特林堡[7]的悲剧。好战者的狭小的两肩上是担不起铸造新世界的责任的。

    现在轮到你们这些人用花言巧语来欺骗青年了。你们把一群一群的青年兵士送到中国南北两地的战场，用了欺瞒、陷害的言词打动他们的偏狭的爱国心，鼓舞他们去杀人，去送死。你们跟在军阀、政客的后面，一手造成了远东的大屠杀。这责任你们不能轻易卸掉。倘使我控诉你们为刽子手，将你们置于被告席中受全世界良心的裁判，你们是无所逃罪的。

    我常常翻阅贵国的报纸，我接触过一二贵国的人士，我也受过贵国“刑事”的“取调”[8]和拘留所中的款待。两年前在横滨友人的书斋里我和一个贵国商人有过短时间的谈话。他问我四川人是不是坏人，因为他知道“在北方的中国人都是坏蛋”。他又问中国人为什么要抗日，要欺负日本侨民；为什么不因为“皇军”赶出满洲的马贼而表示感谢。我佩服那个商人的坦白，我更怜悯他的无知，但同时我不由得要诅咒贵国新闻记者的恶毒的用心了。这就是他们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

    象贵国报纸那样的东西，在全世界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真实的消息，正确的报道，似乎和贵国报纸没有一点关系。造谣，中伤，象是贵国新闻记者的惯技。夸耀自己民族的伟大，暴露其他民族的缺点，用捏造的事实和带煽动性的言辞挑拨民族间的恶感，然后利用其完善的设备和雄厚的资本以鼓动侵略的战争，为野心的军阀、政客张目——这仿佛就是贵国报纸的唯一任务。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怜的是一般受人欺骗徒供牺牲的日本国民。

    我们素来憎恶战争。但我们绝非甘心任人宰割的民族。当我们的自由与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怎样起来防卫的。这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权利，倘使连这也放弃，则人就近于鬼畜了。我们是被迫而拿起武器的。我们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防卫自己的利益的。我们是顺着人类繁荣的法则，而给阻碍人类发展的力量以打击的。而你们遣派重兵远涉重洋来毁坏文明的都市，和平的乡村，你们是为了什么而作战的呢？难道真如室伏氏所说，你们是命定了必须杀害我们的么？或者如贵国新闻记者所说，是因为我们无理地发动抗日运动，你们来“断然膺惩”么？这样的论断，别的受过文明教化的国民一定不会承认。但是如今连你也说：“通州事件可以说是中国政府一心一意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识、煽动抗日感情的结果。”在这里，你和贵国的军阀、政客以至新闻记者、浪人、棍徒一样，将因果倒置而混淆黑白了。产生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乃是贵国军阀的暴行，而抗日运动也是贵国政府历年来对中国土地的侵略行为所促成。是你们的“皇军”亲手普及了抗日教育，培植了抗日意识，煽动了抗日感情。是你们用飞机，用大炮，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个步骤，并非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要达到“共存共荣”之境，唯有凭借“真正亲善”的桥梁。侵略和“膺惩”只能激起憎恶，而必然遭到坚强的抵抗。你深居岛上也许不知道“皇军”和浪人历年来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暴行。但是从各种事变的记载里，你应当明白近二十年来中日两大民族间那笔愈积愈多的血债。中国人民是流了够多的血以后才来发动抗日运动的。这是自发的民众运动，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也没有力量可以抗拒它。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

    窗外月明如昼，飞机声隐约地送进了我的耳里，连珠似的高射炮弹在天空电光般地闪烁。那震耳的声音！这时战斗正酣罢。我想起贵国飞行员某氏阵亡后身畔遗留的敏子姑娘的深情的信函了。在海的那边，在凄凉的家里，有着这样的一个少女时时刻刻祈祷着她的出征的情人的安全。为什么而战呢？敏子姑娘是不明白的。而且恐怕大部分贵国的国民也不会明白罢。然而她毕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许多别的人也贡献了最大的牺牲了。

    大量的血又在几公里以外畅快地流着。这两大民族间的残杀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很难说。你们期待着我们的“屈膝”和“反省”。但是被迫着发动决死的抗战的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余裕了，该“反省”的应该是你们。你们好象在玩火，如今已烧到眉尖，再一迟疑，就会酿成抱憾终身的巨祸。贵国的政客、军阀之流梦想着中国“屈膝”。中国人民是不会屈膝的。没有一种宿命能使中国灭亡。而日本帝国的崩溃倒是指顾间的事。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的最后的光荣，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你等着举起反叛之旗的人民来揭发你背叛的阴谋吗？山川先生，我期待着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

    1937年9月19日在上海写完

    给日本友人

    一

    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钟以后了。弄堂里非常静。但是我的眼前还现着一片红光。大火在烧，大半个天空映得通红，象是夕阳一抹，象是血光一片，从昨天一直燃烧到今天，在我的眼前燃烧，在我的心里燃烧。

    昨天我在南京路一带看了闸北的大火，沿途听见市民们的绝望的呼吁，怀着隔岸观火的痛苦心情，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我一晚上尽做噩梦。我万想不到会梦见了你，而且是在战场上，作为两个彼此不能宽恕的仇敌而相见的。

    武田君，这个梦景太离奇了。我相信它不会成为事实。但是早晨醒在床上，我就听见炸弹爆炸的声音。你们的空军将士又向着没有防御能力的难民和不设防的城市轰炸了。是什么一种疯狂的力量驱使他们这样做呢？这种屠杀和平人民的权力是谁给与他们的？全世界的良心一致谴责这种罪恶，而你们却支持了它。你们让这罪恶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连我们这些非武装的人也会被逼着拿起枪勇敢地跑上战场，去维护人道和正义的原则，保卫一个民族的生存。那时候难保我们两人不在战场上作为仇敌而相见！这是可悲的事。我并不希望有这样的一天。我和你两人中间只有友情。我也怀念着你那温顺的妻子和秀丽的芳姑儿，天真烂漫的喜姑儿。在某一个时期你们曾把我看作家族的一员给了我温暖，用体贴和关心安慰我旅中的寂寞。友情通过了国籍的不同和信仰的差异，把两颗心拉在一起。我曾经为这友谊欣喜。但是在三年以后的今天，另一种力量却突然插进来企图把这两颗心分开了。

    对这力量我看你是不会反对的，你不但不反对，而且你会跟在它后面走，你会盲目地支持它。我知道你的性情，我也知道你们一般人的性情。在这里我并不想提说贵国的军阀、财阀、政客、浪人之流。我指的是你们那般安分守己、勤苦耐劳的人民。我从未把你们看作敌人，在你们中间我还有不少敬爱的师友，但是我也不能放过你们一般人的缺点。你们安分守已，所以你们常常闭着眼睛任统治者以你们的名义胡作妄为；你们忠厚老实，所以你们容易受人欺骗。你们崇拜在上面统治你们的当权者；你们相信你们的上司的话。在学校你们视教师的讲演为天经地义；进了社会你们又把报纸看作生活的指针。你们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观念和虚伪的消息，这使你们不认识世界，也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其结果你们完全成了傀儡而甘心供野心家利用。

    以上的话并非毫无根据的妄语。我在你身上就找到了例证。你可以算是贵国人的一个最好的典型，只除了迷信佛教的一点，但是贵国人中间有这种程度的迷信的人也并不少。一九三五年元旦后一天在你的家里，你的一个年轻友人从东京拿了孙俍工著的《续一个青年的梦》来，那个青年怒气冲天地说了许多话，你在旁边附和着。你们的论调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你的话比较温和。那时我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你们的谈话，但我也明白你们的愤怒是因为孙君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对贵国军阀侵占东北四省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而起的。孙君把书寄给武者小路氏，因为他还尊敬《一个青年的梦》的著者，他还信任白桦派的领袖作家为中国的友人，如武者小路氏一度所自称过的；他诚恳地诉于人道主义者的武者小路氏的良心，希望他出来对这危害人类繁荣的野蛮势力加以抨击。然而武者小路氏却在罪恶之前沉默了。这个非战论者辜负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任。这还是两年前的事，最近听说武者小路氏更继山川均、林房雄之后而为军阀、政客张目。连武者小路氏也变到这样的地步，无怪乎自由主义者的室伏高信会成为军阀的爪牙，而高倡“非迅速战胜中国不可”了。

    你们盲目地接受了新闻纸的虚伪的报道，你们盲从地听信了军阀、政客的恶毒的宣传，你们从不运用理智加以判断。是你们的“皇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做了种种的暴行。你们的军人烧了中国百姓的房屋，毁了中国人民的财产，害了中国人的生命。却从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带着凶器踏上你们的国土。在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想过到你们那里去妨害你们的和平生活，或者将种种暴行加到你们的身上。我们的人民从前甚至不曾想过伤害你们的一根头发。甚至对于来到这里的贵国侨民我们也诚心地加以款待和援助。中国人常常是没有种族观念的。事实上人类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种族的不同而有所歧视；民族间本无所谓仇恨，一切纠纷皆由少数野心家挑拨煽惑而起。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而且我想你们也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在你们那里也曾得到一部分居民的友好的帮助，甚至使得一个友人写下了美丽的诗篇。我们从没有起过把你们看作仇敌的念头。有时候我们反而视你们为亲密的兄弟。这个也有事实为证。但是你们终于听信统治阶级的宣传，落入军阀的圈套，受到政客的利用，甘心背叛了这兄弟一般的情谊。大震灾时期中对于手无寸铁而同样遭难的中国侨民的屠杀事件，构成了贵国历史的最卑污的一页。

    将无可挽救的天灾归咎于和平的异国侨民，这就是你们不用理智判断事物的表现。我们若把这个视作开端，便应该知道这类事情以后愈演愈烈终至于不可收拾，所谓“一步走错，步步都错”，不过如是。所以到今天你们居然相信贵国占领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傀儡溥仪乃是真命天子；你们的“皇军”赶走了满洲的“马贼”，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你们的军人在中国真正保护侨民；中国人是一群毫无原因地发动抗日的狂人。这些都是渺茫的神话，你们却当作真实而接受了。我看见你给文姑儿代拟寄守卫满洲的兵士的慰劳信稿。你借那个十一岁姑娘的口吻感谢他们保卫你们的“功绩”，我当时并不曾和你争论。但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知道：纵使没有贵国的“皇军”在满洲占领土地，残杀居民，你们也可以安居乐业。你们所害怕的满洲的“马贼”（？）是不会杀到你们的岛上来的。

    贵国的“皇军”占据满洲的结果，固然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你们也并不曾得到好处。在你们的肩上增加了一笔负担，在你们中间死亡了二十万子弟，到现在满洲还只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浪人棍徒的发财捷径，并没有一个善良的侨民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然而少数的军人却由于这个机会升了官，得了勋章。

    这是一个明显的教训，它应该把你们从迷梦中唤醒起来。然而你们至今还是无动于衷，甚至发出来对于“王道的新天地”的歌颂。你们竟然愚昧到掩着身上的创伤跟在给你们以损害的军阀、政客的后面歌功颂德了。

    不但这样，就是在昨天，在今天，当贵国的“皇军”在闸北纵火、焚烧中国平民的房屋、屠杀未及逃出的老百姓的时候，你们东京市民却在举行庆祝大会，成群地跑到皇宫和海陆军省的门前高呼“万岁！”我的一个朋友从无线电收音机中听到那疯狂的“万岁”的叫声，竟然悲愤地落下了眼泪。

    武田君，你看，你们和平的人民竟然把贵国的军阀纵容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中国人民横遭残杀，刽子手虽为“皇军”将士，而你们也不能辞其咎。

    炮声冲破了沉寂的空气。贵国的“皇军”又在表显他们的威力了。武田君，你想想看，倘使有一天你对面的山上架起了中国的大炮，向着你那所精致的小屋轰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你能够把这个认为正当的行为，作为对于你们轻侮中国的一种“膺惩”么？我想你是不会的。那么对于贵国军阀的行为，你们怎么能认为正当而加以拥护呢？

    1937年10月28日

    二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这一次是那个古老的城市在焚烧了。许多人的生命，许多人的财产会跟着这场大火化为灰烬。爱，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烟云。散了，散了，一切美丽的东西全完了。在南市有十万以上的难民鹄立在街头等候租界铁门的开放，为的是逃避贵国“皇军”的枪刺。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充饥，他们已经在民国路一带站了三四天了，天上落着下不尽的细雨，初冬的夜是十分寒冷的，一边是吞噬一切的火光，一边是冷硬的铁门，你们“皇军”的枪刺又在不远处发亮。恐怖，痛苦，疲倦，寒冷，饥饿使这些人在三四天里就失了形。看见那无数的挥动着的手，看见那惨白的瘦削的面颜，谁想得到他们在几天前还是和平甜蜜的家庭中的父母，夫妇，子女呢？是什么人使他们堕入在这惨苦的深渊？是什么人夺去了他们的和平与幸福？武田君，这个是你们不会知道的。你们知道的只是贵国的“皇军”在那些废墟上向世界夸耀军事的胜利。你们看见的只是贵国军官的得意的笑颜。你们的目光常常是这么浅短的。

    武田君，我相信你们大部分人的忠厚与诚实，这使我能够和少数贵国人士结了亲密的友谊。但是你们中间一小部分人的狡诈与狠毒却是不可宽恕的。要证明那一小部分人的卑劣的行为，在华北和南方便有不少的实例。我想你一定知道，因为你也曾游历过华北，住过上海，这个我且不说。但是无论别人怎样花言巧语，你能够相信在南市忍饥挨饿、家毁人亡的十多万难民都是凶恶的“抗日分子”而必须身受“皇军”的“膺惩”么？武田君，我想你会相信的。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市民，从前并不知道抗日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们从来不是抗日分子，但是从最近起他们都变成那样的人了。这切肤之痛会在和平人民的心上留下不灭的痕迹。中国的政府从前忽略了他们。而贵国的军人现在却用刀，用枪，用火，用大炮，用炸弹把他们教育了。是“膺惩”产生了抗日行为的。这因果关系你们应该知道。

    武田君，我知道在你们那里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在做征服中国的好梦。记得几年前九州帝国大学教授某氏游历了华北返国后，就得意地发表了他的“中国必亡论”的演讲。他的论据是十分奇特的：他在天津看见一对夫妇在街上吵架，女的披头散发地哭骂不休，做丈夫的反而低声下气地安慰她。某氏说这是反常的行为。从这反常的行为他就断定了中国的必亡。连大学教授的某氏也发出了这种议论，可见你们的朝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图谋着中国的“必亡”了。但是你们的论客还口口声声嚷着“中国无理抗日”的话。

    武田君，你应该劝告你的同胞不要做征服中国的痴梦了。单用武力永久征服一个民族，并不是可能的事。单独的民族的繁荣是不会久远的，纵有一时的美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留下来的只是灭亡。能够长存不朽的乃是人类的繁荣。这样的繁荣只能由各个民族的联合的努力来实现。而联合的努力又必须立在友爱与互助的基础上。你们的论客到今天还在梦想着大和民族的单独的“发展飞跃”。可惜他们不曾凭吊希腊、罗马的废墟，没有思索秦皇、汉武的霸业，与夫拿破仑，成吉思汗的雄图。这一切只给了后人一点点渺茫的憧憬，而成为历史家舞文弄墨的资料了。那么你们的一批一批的青年兵士到上海，到华北来作战又是为了什么呢？

    武田君，听说熊本师团的一部分已经到上海作战了。你是后备役，大概目前还轮不到你。那么你还在你那精致的小屋中过你的书生生活罢。啊，我想起文姑儿给我的信函了：“已经是连虫声也静下去了的深秋了。×先生在这样静寂的夜里读书的姿态还在我的眼前浮现。”这封信给了我一些美丽的回忆。我想起我从前在你那和睦的家庭里度过的一些恬静的日子，我想起你那美丽的友情，我想起那精致的小庭园和在那里看见的山下的奇丽的街景和海景。但是这些都被炮声冲散了，大炮横在我们两人的中间。大炮毁坏了我们在这边所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切，而且以后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损害。但是你那精致的小屋与和睦的家庭恐怕也难永久保全罢。

    所以你应该出来有所动作了。我并不是来求助于你，我并不代表那无数受了损害的中国人民来求你们给一点点同情。决不是这样。我要求的，只是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共同努力，毁灭那个破坏人类繁荣的暴力。

    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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