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收在这小册里的短文只是一些感想和杂感。它们算不得正式的文章，不过我在那里面说的全是真话。而且我以为我们在这时候应该说真话。

    我自己十分喜欢那一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这是怀着热烈的希望写成的。我写最后一段时敌机就在我的头顶上投弹，但是我终于把它写完了。我对于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坚决的信念，读者可以在这文章里看出来。

    巴金 1939年，5月。

    感想（一）——在“孤岛”

    我在这里看见了我所要看见的一切，现在我应该走了。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远迢迢的从天津写信来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短短的两句话中含着无限的沉痛。我固然感激她的关怀，但是我更惭愧我没有力量去安慰她那渴望着温暖的年青的心。我没有权利叫人为我的安全耽心。我现在是很安全的，但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安全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哪里还值得提说！

    我是自由的，没有一种命运能够压倒我，所以，我要到别的容许自由活动的地方去。在这里空气太沉闷了。有人把这里称作“孤岛”，但我说，它更象一个狭的囚笼，有时我觉得连气也缓不过来，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有一只魔手扼住我的咽喉。

    然而在这囚笼中生活着的并不只我一个，这里还有几百万的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对于这无数的中国的儿女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着他们呢？还有在马路上抱着书本往来的成千成万的男女学生，我常常看见那些天真的面貌，我常常想念那些纯洁的心灵。于是那个十七岁的天津孩子的信函里的话语，就飘进了我的心头。我倒为我一个人的安全的离开感到羞惭和苦恼了。我苦痛地想：难道我真的不能把这身子变做火柴燃烧起来，给那些年青的心灵添一点温暖么？我自己太没有力量了。

    牵系我的心的便是那无数的年青的心灵，所以读到天津的来信，我竟然淌了眼泪。但是我绝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也不是悲观派。真正相信着最后胜利的极少数人中间我应该算是一个。我至今还向朋友们发表我的乐观的论调。然而那些三四个月前高呼抗战，慷慨激昂，以青年领袖民众领袖自居的人们不是惶惶然逃入安全地带，便是垂头丧气，让汉奸论调征服了他们。连一些大报也渐渐改变了态度。在“孤岛”上的中国人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他们的信念已经动摇了，正需要别人来使它坚定。目前的暗云遮住了每个青年的眼睛，使他们对于黎明的将来失却了信仰。年青的心常常是脆弱的，经不起暴风雨的打击。他们在失望，苦闷的时候，需要人来给他们一点安慰，一点鼓舞，而且一点温暖，因为现在是寒冷的冬天了。最近还有一个青年朋友在给我的信上说：“许多人都离开我们了，我们现在是多么孤独彷徨。谁来领导我们呢？”这也是中国的青年的呼声，还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个回应吗？不说领导，就是些微的安慰和鼓舞，对于他们也很可宝贵的。

    然而生活在患难中的中国的青年是不应该徒然悲观的。即使那应得的安慰和鼓舞不会来，即使没有人来领导他们，他们也必须在苦难中支持下去，用患难把自己的脆弱锻炼为健强，培养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那黎明的将来。

    那个天津的孩子说得好：“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1937年12月

    感想（二）——在广州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加到这日子上面。我不曾分析过我当时的感情。那第一声炮响是我盼望了许久的。它终于意外地走来了。许多朋友在那天早晨感动得疯狂似地跳起来，称这为“神圣的炮声”。我用“意外地”三字，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相信我们的“军事当局”已经下了决心要洗尽从前不抵抗的耻辱。上海的炮声扫除了无数的人的疑惑。有人甚至想大翻身的时候到了。打碎镣铐争取自由，这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居然活到了这一天。以前的一切顾虑束缚都没有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用口，而且用行动来表现这个意思。于是象发生了奇迹似地在我们同胞中间的隔膜和成见马上消失了。一声炮响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使那许多颗心变成了一颗心，彼此不相识的人会在电车里亲密地谈起话来。从陌生的口里不断地送来祝贺的话语。大家兴奋着，希望着，而且开始为那一个共同的目标忙碌着。等不到别人来动员他们，民众自己动员了。宣传，募捐，参加救护工作，扶助难民……还有许多许多。年青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伸出手交出自己所有的东西，而且谦逊地向一些机关，一些团体要求“给我一件工作，我愿意为这神圣的抗战牺牲我的一切。”这些人的确是不自私的。他们中有的已经舍弃了在闸北虹口江湾一带的财产和事业；有的甚至经历了和家族“生离死别”的惨剧。便在大世界炸弹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有人发出一声怨言。大家只觉自己所牺牲的还不够多，他们还应该把剩余的一点力量贡献出来。我看见一个小孩自动地打碎了扑满把几年来的储蓄全交给父亲送到收捐款处去。我看见一个娘姨把她的有限的工钱含笑地亲手送给进来捐款的女学生。我不想多举这一类的例子。要说明“前方将士慷慨牺牲，后方民众热心服务”，这是多余的事。每个人都太熟习了。每个人都在那样的日子里生活过，而且有的人（大多数的人）还一直是那样地生活到现在。

    我这里说大多数人，因为有些人（极少数的人）在抗战的过程中失去了这种热诚（也许他们从前的热诚便是虚伪的），改变了态度。后来竟然发表古怪的论调或者甚至投降在伪组织下面为侵略者张目。他们的灵敏手腕也许可以在晴明天幕上涂抹几片云雾。但不能蒙蔽世人的眼目。连这云雾也常常被巨风吹散了。在四万五千万人民的巨步下面这些人只是几只蚂蚁。迟早会被踏死的。

    现在到了“八·一三”的周年纪念日。虽然我们的抗战已经进入第三期，但我在一年前所看见的即我在前面提过的那一切现象最近都还存在，而且民众的动员也已开始成为具体化了。（自然仍还有不少的缺点，但这是可以渐渐克服的。）

    就抗战本身来说。这一年来我们的努力也并没有失败。若有人提起失地，我就举出上海做例子，上海在今天还是我们的，和一年前并没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在今天我们的旗帜会淹没了上海的租界。比一年前我们在那里能看见的多得多。在上海的四郊时时响着我们的军队的炮声。这事实连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些就告诉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失去的是些什么，不曾失去的又是一些什么。

    一年前近卫要使我们屈膝，现在我们还站得很稳，而日本的脚却陷进污泥里愈陷愈深了。我等着那个东方的法西斯国家的屈膝，我等着那个穷兵黩武的帝国的崩溃。

    1938年8月

    第一次听见那炮声

    妃格念尔在她的自传里，描写了俄国革命党人得到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时的感动。她和朋友们抱吻着互相祝福，同时哭笑。这时候在他们的眼前现了自由的曙光。他们觉得那个多年来笼罩着俄国的梦魇是突然地消灭了。

    在“八·一三”那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怀着这种感动的心情来祝贺那“神圣的”炮声。这声音是许多人期望了许久的。有些多疑的人因为久等不到就断定它永不会响起。那时北方的天空中正布满了黑焰，许多同胞的生命和事业都毁在华北的大火里，没有人可以伸出一只手去救出一些来。仿佛一个不能挽救的大灾祸就要临到这个民族的头上。年老的束手叹息着我们的劫运。中年人绝望地问自己应该怎样做？青年奔走呼号想唤醒人们的迷梦。这似乎没有用。希望逐渐黯淡，空气非常沉闷，许多人都透不过气来。不能忍耐的人开始觉得生存是一个痛苦的重荷了。但在这时意外地来了那炮声。它打破了疑惑，驱散了悲观。它甚至象洪钟一般地告诉人说：这些年来扼住我们的咽喉的那只魔手已经被我们摔开了。到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自由地呼吸一口气，准备去抓住那重新逼近的希望。老年人不再叹息了；中年人不再徘徊了；青年则发见了献身的机会。难道还有比这炮声更可喜的？更令人兴奋的？更能够鼓舞人的？在这炮声里许多人中间的隔阂都立时消失了。若说这炮声把全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这也不是夸张的话。所以当时有人称这炮声为“神圣的。”

    虽然时间过了一年，我还不能忘记那一天的情景。朋友们如何兴奋地跑到我的房里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那个我已经知道了的消息。我们谈了一些关于将来的话，又一道出去把这消息告诉别的朋友。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我们谈着，笑着，大声叫着，又流着眼泪，我们有时对望着，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或者口吃似地重复地说着几个字。我们想，多年来笼罩着中国的可怖的梦魇现在开始消失了。

    那时人太激动，我们不多思想，却让情感奔放。但这一年中的事实证明出来我们当时并不是过于乐观。在抗战中未来新中国的基石的确被奠定了。中国渐渐在改变。中国在前进中，正如西班牙在前进中一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次的抗战称为革命。

    朋友们商议创刊《救亡日报》还是“八·一三”以前的事。那时平津沦陷了，京沪两地弥漫着和平的空气。我为日报写了一篇愤激的文章，题作《站在十字街头》。日报延期出版，我的文章移在《国闻周报》发表了。我在那文的结尾引用了P·亨利的话：“难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贵，和平竟是如此甜蜜，须得用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么？给我自由，不然便给我死！”

    自由或死！正是抗战的中国的呼声。这一年来为着这自由牺牲了生命与事业的人已经是不可计数。然而自由的呐喊只是一天一天地更加响亮。痛苦并不曾动摇了人的决心。甚至连日残酷的轰炸也不能减少广州市民的抗敌情绪。今天，昨天敌机都在热闹市区中投过弹，昨天有人看见二十多辆卡车装载着受伤者到医院。我昨天下午见到那些残毁的房屋，晚上却看见壮丁宣传队拿着旗帜游行街市，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昨天落弹的地方离献金台并不远！但我知道“八·一三”那天会有成千成万的人到那里去！

    死的威胁并不能闷杀自由的呼声。这样的精神一定可以给我们保证抗战的胜利。

    1938年8月

    失败主义者

    再过一星期，又是“八·一三”了。我们居然和侵略者认真地打了一年的仗。这对于那些失败主义者，的确是一个奇迹。他们绝不相信中国的抗战会支持到今天，而且更想不到在今天我们还是同样英勇地和敌人在搏斗。一年前我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听过不少悲观的论调。我曾用热情想煽起他们的火，拿历史的教训来提醒他们。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有用。他们叫我等着看。北方战事的失利正是他们表显口才的机会。大世界的炸弹使他们躲在租界里连房门也不敢出。我们的军队退出上海了，他们叹一口气就预言快要讲和。这预言没有实现。他们便又等着南京的陷落。敌人进了南京，却始终无法使中国屈膝。战争仍旧继续下去。现在那班人又应该盼望着武汉的退出了。他们不相信保卫武汉的计划会实现；他们不相信中国会得着最后的胜利，所以他们希望早日造成利于议和的环境。他们不敢想到解除日本的武装，只得盼望中国武装解除了。

    战争使人民受苦，这自然是事实。失败主义者便以这事实做理论的根据。他们不知道在某种情形下不战更使人民受苦。也许他们是知道的，不过他们更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要自己照常舒服地过日子，别的就可以不必管了。有着这种苟安心理的人是很多的。两个月前有人向我断定战事在“八·一三”以前结束。他的理由是中国不能支持下去。我自然不相信他的话。不过看他谈得很有把握，我也就不去打岔他。后来谈到他个人的计划，他说他想回到某某地方过某样的生活。那地方现在还是在敌人统治下面，要等和议成功后他才可以回去。这时我才明白是他自己支持不下去，希望讲和了。并非中国不能够继续打仗。我这朋友不是商人，倒是知识分子。我在知识分子中间遇见过不少的这类的人。有几个从前还慷慨地发表过一回抗战言论，后来却埋怨自己把中国军事方面的实力估计得过高了。他们虽然还不至于听见胜利消息就说是报纸造谣，可是一旦知道重要城市陷落，便偃息旗鼓地坐等和平了。

    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于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有妨碍。不过它们在目前还不能成为一种力量。而且不等它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就会将它们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违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我说过抗日是一道门，我们要生存要自由，非跨进这道门不可，至于进了门往哪条路走，那是以后的事了。目前抗战是第一义。我们应该牺牲一切，使抗战胜利。

    一年自然不是长时间。然而到现在我们的抗战力量丝毫没有动摇。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我们倒是“越战越勇”了。事实坚定了我们的最后胜利的信念，事实也会粉碎失败主义者的言行。

    1938年8月

    国家主义者

    我们都知道西班牙的战争不是普通的内战，而是一个革命。我以为中国这次的抗战也含有革命的意义。这一层已经有许多人明瞭了。但也有一些人还不曾注意到，我想在另一节杂感里谈谈它。

    我听见一些人的谈话，我看见一些人发表的文章。什么“杀尽日本人”，“杀到东京去”，“把朝鲜拿回来”之类的话都有。还有人希望中国在这次抗战胜利之后，就要征服日本，征服世界。

    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者的见解和失败主义者的论调是同样要不得的，同样对抗战前途有妨碍的。中国的抗战是为着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主义的侵略而起的。事实上就以反帝国主义，反法西主义号召。中国的抗战是为着求自己的生存，谋自己的独立。这目标里并不含有一点侵略的野心和征服的欲望。所以说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这并不是自夸的话。

    我们不是好战的民族，甚至在今天，我还觉得“好战”并非可奖励的事。然而当我们的自由被剥夺，生存受到威胁时，忍辱苟安便成了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它害了自己还不够，并且会连累别人，甚或贻祸子孙。我们这许多年来所忍受的耻辱，所经历的灾祸，以及近一年来在抗战期间所贡献的那么巨大的牺牲，这一笔欠帐还是满清的统治者和甘愿在那横暴统治下做奴隶的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现在必须用我们的血来把债偿清，我们才可以获得自由。我们将来留给我们子孙的应该是一笔光荣的遗产，而不是一笔欠债。忍辱偷安的生活是债，以武力建立的霸业也是债。征服别的国家，征服世界，那是侵略者的迷梦。日本的统治者整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好梦里。我们现在竖起抗战的大旗来偿还从前的忍辱偷安的债。日本的统治者，遣派大军远涉重洋来实现侵略的企图，也是在偿付从前的穷兵黩武的债。我们还了债可以得到自由，他们还了债则趋向灭亡。忍辱苟安违反了所谓人类繁荣的法则；穷兵黩武也违背了它。所以中国不抗战则必灭亡；日本继续侵略也必归于毁灭。武力并不能征服人类繁荣的法则，它倒会被那法则征服。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一时的阴云虽然可以遮蔽天空，但一阵大雨又洗出一个清明的世界。

    杀到重庆摧毁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使中国沦为殖民地，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好梦。可惜梦景不会成为现实，将来日本的军阀政客只好抱着作战计划和什么立国论之类含恨饮泣地进到坟墓里去。这正是他们的宿命。

    “一·二八”抗战停止后，我曾在江湾立达学园的墙上，看见日本兵士的手迹，是“打倒支那，不残一人”八个大字。这是日本人的汉文。“残”不是“残害”的“残”，而是“残留”的“残”。意义很明显：打倒中国不留下一个人。这正是侵略者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而作为反侵略者的我们则向着海那边的劳动者喊出了口号：“弟兄，去打你们自己的敌人，不要来打中国的兄弟。”我们和侵略者的不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说，来中国作战的日本兵士是我们的敌人，发动这次战争的日本的统治者是我们的敌人，积极支持这战争的日本社会各种领导人物是我们的敌人，这都不错，我们必须将他们打倒！对于在那边也受着压迫的无数和平的劳动者，则我们有将他们唤醒使他们起来和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算帐的义务。若有人问用什么东西唤醒日本的劳动者，我的回答是“我们的抗战！”这不是一句空话，欧洲大战中德俄两国的结局便是日本的命运。

    在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将另一民族打倒而“不残一人”的。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坡格隆”，和最近德奥两国的排犹运动，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日本的野心家想“打倒支那，不残一人”，而最后将他们送入坟墓中去的必是这些“支那人”。我们不必梦想杀到东京去。我们只要能够将侵略者逐出国境，则在那边必有他们的敌人等待着他们。尼古拉二世是死在他所统治的俄国人手里的。坦能堡一战，种了爱加特林堡悲剧的因。安知我们的保卫武汉的大战不会产生一个东京的悲剧？倘使我的揣测不错，这悲剧是不要经我们的手而演出的。

    在这悲剧演出之前或后，朝鲜是应该见到黎明，得到自由了。朝鲜的独立必是我们抗战的结果之一。这是自然的事。目前朝鲜的兄弟正参加着我们的抗战，将来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夺回自由。关于这方面我下次还有话说。至于想把朝鲜拿回来放在中国保护之下，那是极端国家主义者的梦想。

    极端国家主义者和侵略者中间的差别很小。我们不想做侵略者，所以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的观念。

    1938年8月

    最后胜利主义者

    在中国有短视的人，有性急的人，有些人根本看不起自己，有些人又把自己看得太高。还有人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十分简单，十分容易。也有人把一切人力做得到的事情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患恐日病的“日本通”，也有把近代日本仍视作倭寇的自大主义者。我们有失败主义者，也有胜利主义者。

    这些胜利主义者又可以被称为最后胜利主义者，因为挂在那些人的口边的永远是“最后胜利”四个字。

    我前些时候，和一个人谈过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去年上海还未沦陷时他对我的朋友说，上海可以守一年，但不久国军就撤退了。后来他又发表南京必守的宏论。他不是说应该守，他是宣传可以守，而且守到某一个时期日本帝国就会崩溃了。他对于抗战的前途是如此乐观。他好象比谁都更有把握。这一次在久别后和他遇见，他和我谈起保卫武汉的事，仍然是那两句口头禅：“抗战第一”，“最后胜利”。他劝我不要管任何事情，只是闭着眼宣传“最后胜利”就够了，因为在这时期，除了“最后胜利”外，其余的一切我们都不需要。

    这位先生的确是一个最后胜利主义者。在这时候许多慷慨激昂的宣传家，政论家都撤退到重庆和昆明了，有些未撤退的热心之士也发出了悲观的论调，他还能够保持着他的信念，倒是值得佩服的。他有着如此坚定的信念，那么他对于“最后胜利”也一定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了。但是我和他谈话以后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对于“最后胜利”只有信仰，并无了解。他相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却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也不明白我们怎样会得到最后胜利。

    “抗战第一”和“最后胜利”这两个口号并不错误，但它们的意义却不象最后胜利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狭隘。使全国民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每个国民要贡献出他的最好力量，所有的人忙碌地工作以争取最后胜利。抗战需要着各种力量，也需要各方面的工作。最后胜利并非象奇迹那样地从天上落下来，却应该由全民族不顾一切地努力去争取它到手。士兵在前线浴血是在参加抗战，工人在后方工厂里劳动也是在参加抗战。生产，建设，交通，教育……等等在抗战期内的任务比较在平时更加重大。在轰炸的威胁下热诚服务的各城市的各种小职员也许不会被人重视，但是他们对于抗战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难民需要教养，交通需要维持，生产需要增加，边疆需要开发，各项建设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工作也需要展开……还有许多许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最后胜利决不会到来。要支持长期抗战，仅仅注意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上。日本军阀不能使中国屈膝，正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后方。这广大的后方也是中国的抗战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这个力量，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至目前为止的前线的失利之所以不能影响战局，也因为我们有着这广大的后方。这可见为着抗战而建设后方的工作是如何迫切地需要了。至于盲目地宣传最后胜利，那倒是毫不重要的。

    最后胜利主义者谈“抗战第一”时，眼睛只望着前线；谈“最后胜利”时，他只等待着日本军队的崩溃（或者等候威尔斯的预言的实现）；现在谈“保卫大武汉”他却看不起民众动员这样重要的工作。

    据说希特勒是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英雄的。这且不管。我们那位胜利主义者倒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相信了最后胜利的。

    别的话下次再说：这里只算说了一半。

    1938年9月

    公式主义者

    “抗战的八股文，读得太多了，渐渐地叫人讨厌起来，”这是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的话。其实向我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的人不只他一个。

    我前些时候买到一批新刊物，约有七八种，我把它们从头到尾地翻阅，结果我觉得仿佛只读了一篇文章。起初我很惊奇，我禁不住要责备自己的鲁钝；后来我才恍然明白：那许多文章有着差不多的内容。（要说它们只有空架子，没有内容也未尝不可）。到这时我才相信那朋友的话是有道理的。

    公式文章是这样写的：——头一段述日本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野心，与夫积弱的中国如何受强邻侵略而忍辱偷生；第二段述中国由发奋图强而至发动抗战，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第三段述抗战的各阶段；第四段述日本帝国的即来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崩溃；最后结论是“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写这种公式文章的人自然和我上次说的“最后胜利主义者”是一类。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我那位朋友的朋友真是准备着死守武汉，而写那些公式文章的人却早已连人带刊物地一起搬到重庆或昆明去了。他们似乎是用搬家来对付敌人，以后也许会再搬到巴安或拉萨去坐等最后的胜利。

    倘使单靠“坐等”的话，那么谁也不会看到最后胜利了。幸而我们这民族里面还有着不少知道怎样去争取最后胜利而且用热血去和侵略者相拚的人，所以最后胜利的希望还悬挂在我们的前面。但这和我们那些公式主义者是无关的。我把专门写上面那种公式文章的人称为公式主义者，以别于“最后胜利主义者”。

    “公式主义者”不象“最后胜利主义者”那样糊里糊涂地相信着一两个简单的口号。他们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亮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化装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顾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别人都愿意听那样的话，别人都说惯了那样的话，自己照样地说一遍，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正话是好听的。说过写过之后似乎责任已尽，他们回到家里仔细一想，又觉得胜利渺茫，一听到不好的消息，便以走为上策。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又开始这公式主义者的生涯，再叫出保卫这地方的口号，鼓动民众做保卫的工作，但等到这地方真该保卫时，他们又会首先搬到更远的地方去。

    从这种事实看来，我觉得要是单靠公式主义者的笔和口来争取最后胜利，这胜利的确是很渺茫的。但这也并不是说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单靠军事的力量。我上次便说过近代战争的决胜点并不单在战场。政治机构的改革，和有计划的动员民众，是抗战的老鹰的翅膀。没有翅膀，老鹰便飞不起来，这是谁也知道的事实。然而现在一般人却要老鹰不用翅膀飞。最后胜利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便是这类人的代表。

    我们现在都喜欢谈西班牙玛德里的保卫战，被人常常当作奇迹似地讲起。但是大家却忽略了：在那边战争和革命同时进行着。西班牙叛军不能成功，只是因为在政府军方面民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革命”逐渐在生长。西班牙政府是用了志愿兵来和叛军作战的；保卫着玛德里的也是从前并未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班牙的民众。但玛德里的保卫战已经支持了将近两年了。

    我们的壮丁被留在沦陷区给人活埋，我们的民众被逼迫给人服役（筑路，筑工事，运输东西），这正是我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力量的过失。不能因此就抹煞了那巨大的民众的力量。要将这力量组织起来，在必需的场合使用它，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的改革实现了。

    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不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从前的革命家说过，“要民众饿起肚皮革命是不行的”。同样我也以为要人保卫一件东西，必须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值得保卫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人得利，象目前这样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在抗战中获利的人是不少的，）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一点甚至在前线浴血苦战的军人也感到了的。而且他们已经吃了这个的亏。所以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动员民众的必要。而在后方作文的人倒糊涂起来了，因为他们离战争太远，他们看战争和看西班牙战争影片没有两样。

    “惩治贪污”的口号也不是从公式主义者发出来的，但它却非常适应目前的需要，而且已经开始被实行了。“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其实不仅在内地，便是在上海，南市的两万石米怎样会落到敌人的手里，许多小工厂怎样不能从苏州河北岸搬出来，而必须化成灰烬，这些惨痛的事实，差不多每个上海的同胞都会含恨切齿地告诉你们。

    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

    最后胜利是大众的。倘使这目标不能得着大众一致的拥护，则最后胜利便不会到来。我们要全体人民一致地拥护这个目标，必须向他们保证最后胜利会带来普遍的，大众的幸福。第一，腐败与贪污的事实便须永远根绝。

    “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岁，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不是匪，要砍头！而且每回每回一有军队过路，就排家排户的派粮食。你们这回也一样。他是得了一大笔钱了的。我们哩，一个烂眼钱也见不着！”

    这是小县里一个“老掌柜”对联合大学学生们说的话。“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借用向长清先生的话，原文载《烽火》旬刊）。这忧郁是内地无数安分小百姓的普遍的忧郁。这是抗战前途的绊脚石，它们倒是十分可怕的东西。我们要获取最后胜利，必须将这些绊脚石搬开。否则一味地空谈最后胜利，简直是在睁起眼睛做梦。

    这只是一端。各方面都应该改革，我们不能一一举例。至于伍特丽女士在最近一篇演说里所指出的前方救护的不完备，这方面的改革更是十分迫切的了。

    这里还未说到民众动员的事。

    然而这一切都是公式主义者所没有谈到，或者不想谈到的。

    1938年10月

    附录：巴金启事

    香港《南华日报》转载我的文章“公式主义者”，（去年十月在广州为《见闻》半月刊作，这是杂感之四，后载《宇宙风》），并未得我同意。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任人宰割。

    原载1939年4月17日《文汇报》：《世纪风》。

    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

    在广州失陷武汉撤退的今天，失败主义者，妥协论者之类应该又有抬头的机会了。每一次抗战局势发生变化，动摇分子就不断地在外面散布流言。这流言在很短的时期里也许会骗得少数头脑单纯的人的相信，但不久便为铁的事实所粉碎。事实明摆在我们眼前，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显明：我们除了继续抗战而外并无别的生路。

    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有人反复地详说过了。对于抗战我们是不应该有一点疑惑的。我们目前要注意的问题乃是如何使抗战“必胜”。这问题是多方面的，我只想谈谈我所知道（或者说我所感到）的一点。我想先谈一点关于动员民众的事。

    最近我差不多每天都听见人谈起动员民众的话。民众两个字是常常挂在某一些人的嘴上的。但是我觉得在抗战的一年中最被人忽略了的仍还是民众。

    这不是愤激的话。我们如果以一个平民的资格往各处去看一下，我们便知道在这时期受苦最大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民众在口头上在书本上受人尊重，在生活里却受人践踏，而且他们所身受的痛苦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抗战以来我们的民众的力量并不曾好好地被使用过。譬如我们在各处都看见一个标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而事实却和这不同。有钱的人既未尽力出钱，有力的人出力也不多。我以为若说“一部分人抗战，一部分人逃难”，倒是近于事实。逃难的自然是民众。但也有很多的例外，便是在某一些区域内民众并不逃难，却帮助正规军或游击队抗敌。

    “民众逃难”，这句话自然有点不漂亮，但是对于这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掩饰的必要，而且也没有理由去责难民众。从敌人方面的记述，或第三国新闻记者的报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平民落在敌人手里大半会得着惨酷的命运。敌人自己曾将他们活埋我们的壮丁，斩杀我们的青年，奸淫我们的妇女的残酷行为视作皇军的伟绩而摄影流传。许多人都见过那些“不朽”的照片；至于文字记载中表现的虐杀狂的事迹更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读后发指。我们立誓为牺牲者报仇是一件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便是使未死的人不要也落进那样的火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他的同胞白白地牺牲在敌人的魔手下面。我们正祈祷着每个同胞能够尽可能的“逃”掉这个“难”的。自然这意思是和胡乱奔跑不同。

    “疏散人口”，“疏散妇孺”的话语常常见诸各地方当局的布告。告示中再三叮嘱，叫人民不要“自误”。但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缺乏，一纸布告又非缩地奇方，有秩序的疏散无法实现，民众便在混乱的局面下开始逃难。逃得快的，虽然历尽辛苦，还可以保全身家性命；逃得慢的那结果便不堪设想了。

    要人民疏散却不给他们一条路，不说交通工具大部分被垄断，连为徒步撤退者竖立的指路牌也不见一块，在这次广州的事变中民众被忽视的程度可说是达到最高点了。报纸上不断地刊载着广州市内发生的惨剧，敌人的枪刺不知又多染了若干我们同胞的赤血。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牺牲。那许多无辜者的生命是糊里糊涂地被断送了的。

    这次我在广州看见了一些事情，我是十月二十晚上离开广州的。据说第二天下午敌人的先锋队便进城了。海珠桥的炸毁则是二十一日上午的事。我离开广州的时候，那个都市里至少还有一二十万的居民，其中的大部分是想走而走不了（搭不到车和船）的。在二十日的晚上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上午在那里就会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变。当天的报纸上明明载着战事顺利的消息，人看不见一点暗示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朕兆。但是黑夜一过，一切都改变了。下面是一个身经目击者的报告：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呵，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当时我们是太惊慌了，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的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大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卸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这里面没有一句假话，写这信的是一个诚实而勇敢的人。甚至在敌机大轰炸广州市的时候，他也不曾停止过他的工作。他的朴质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语句。这应该是可信赖的文件，不象我们这次在西江沿途听来的传言。读完这信函，我觉得广州的失陷是一个奇迹，或者更可以说是一个解不透的谜。但有一件事情则是大家知道了的：人民的损失重大。单拿各书店的损失来说，那数目也就可观了。然而我更关心的却是十月十×日参加火炬游行的八万壮丁，还有那许多来不及退出的年青妇女。我希望有人告诉我：他们现在落在什么样的命运里面。

    在广州有秩序的撤退并不是不可能的（倘使这城市必须放弃的话）；现在却只看见混乱的逃难。这是人的过失。对于这事情谁应该负责，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因了这过失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便徒然牺牲，不曾索回一点代价；在我们的损失单上又添加了这一笔巨大的不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本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必要的牺牲，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了。在我们的眼前尚留着好些惨痛的先例。想不到如今还有人偏偏要蹈那覆辙。倘使能够挽救这些巨大的损失，把它们用在抗战上面，则我们的抗战的力量会大大增强。这一点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但是我们终于让许多力量白白地耗费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在减轻，削弱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甚至只在表面上用功夫。譬如说“动员民众”，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很少有人真正想或者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某一些地方，负责的人抱着关门主义，这就是说自己不能够动员民众，却又不让别的有办法的人去做动员的工作。

    有一些近视的人会责备民众逃难，其实他不曾明白要是“民众动员”真的成为事实，则民众不会狼狈地逃难的。到十月二十一日还留在广州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便是想在那里做救亡工作，甚至准备在那里参加巷战保卫家乡的，但结果除了仓皇奔跑外别无其他的路。走得稍迟一点，说不定会做了敌人满足虐杀狂的对象。他们的初衷，决不是如此。所以民众的逃难是无可非难的。应该受责备的倒是那般负责动员民众而不能尽责的人。

    逃难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单看广州市经过许多次的轰炸后还有那数十万的居民这事实，便知道我们的民众是不喜欢逃难的了。但是惨苦的命运逼迫着他们逃难。慷慨激昂地和敌人搏战而死，这并不是可悲惜的事，然而徒手就缚地被敌人残杀，那便是不幸的灾祸了。勇敢的人愿意做雄狮，却不肯作羔羊。一个人逃避这样的结局，他的行为是正当的。我们若不能帮忙组织民众，使他们武装起来，而徒然责备他们不该逃难，这是不公道的。

    我并不鼓励人逃难。事实上逃难者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民，而且他们已经受到严重的处罚了。后方的社会对于逃难者可以说是一个陷阱。他们在那里得不到所期待的同情。相反的，好象一旦落入陷阱就成为受人剥削的掌中物。有人把逃难者视作猪羊，抓住就想择肥而噬。“八·一三”以来我在各处都看见同样一件事：一部分人逃难，另一部分人发财。所谓发国难财，大半是从逃难者身上剥削来的。我碰见好些逃难者，他们从江浙富庶之区逃到西南，不知走了若干的路程，到现在喘息未定，却已到了身无长物的地步了。他们的劫余的财物全部入了舟车公司、房东、旅馆老板等等的囊中。在敌人的抢掠之外还加上同胞的层层剥削，对于逃难者这样的处罚已经是够严厉的了。这处罚也许有它的存在的理由，但由房东、旅馆主、舟车公司等等做执法官却不能使人心服。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一个城市失陷以后另一些城市里的物价便突然增高，尤其是旅馆不近情地提高房价降低待遇，对于过往的旅客除了要钱而外再不知道别的事情。我看见好些诚实的小商人受着坏的待遇，而掏出他们的最后一点钱。没有见谁对这事情加以取缔，仿佛这是天经地义。安居后方的人冷眼望着沦陷区域中逃出来的同胞，真若秦人视越人的肥瘠，一点也不关心。但能够得到这种待遇的人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了。露宿在街头被雨淋日晒，终日不得一饱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的。还有一些便牺牲在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纵说我们现在没有余裕谈到同情，但是我们能够说抗战不是全民的工作？或者放弃一个城市同时便须连这城市的民众也放弃？倘使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去的错误便应该加以纠正了。

    眼前的事情也许会叫人看不清楚，但历史的教训我们是不该忘记的。民众始终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力量。离了民众便不能完成任何伟业。抗战也不能是例外。现今民众拥护抗战，抗战也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正应该切实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好好地运用这个力量。千万不可以和民众隔离，让他们自己去找寻生路。

    许多人羡慕玛德里的防卫，却少有人明白玛德里之所以守得住，那是靠着民众的力量。在那地方民众是真正地动员起来了的。在西班牙是行动第一，事实第一，标语口号次之，所以他们成就了保卫玛德里的伟业，使敌人的精锐部队和最新式利器成为无用。

    我们正应该学这个榜样。

    话说得太多了，有点不中听。那么就在这里带住罢。以后若有机会，我还要饶舌的。

    1938年11月

    和平主义者

    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不管汪精卫的艳电和以后的谈话也好，或是林柏生陶希圣之流的文章也好，都是没有内容的，说来说去，无非替敌人担负一半责任，轻轻一笔就把戎首的罪名挑到自己民族的肩上。这对于主子当然算是尽了力，可以报销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话就等于没有说。他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始终不明白。而且，在他们的东西里面根本就没有“和平”。有的只是投降。

    有人说汪精卫系的文章是写给日本人看的，这话也很有道理。我想他们的文章日本人看了，一定比看日本人自己写的东西还痛快。日本人想说的话，他们都说了，日本人想说而觉得有点碍口的话，他们也毫不为难地说了出来。陶希圣以“说老实话”自负，可惜他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说，“老实话从今已矣。”其实他自己就未说过老实话。而且以后连中国话也不会说了。

    在中国失败主义者是不少的，失败主义者看轻自己民族的力量，经不起任何失败的打击，他们胆颤心惊地整天做着和平的梦。等着和议成功，他们便可以象从前那样地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他们究竟还是中国人，他们只是希望讲和，他们却不敢做和议的运动，而且更不会替敌人分担戎首的罪名。

    这种失败主义者的言行对我们的抗战前途自然是有妨碍的，不过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在《失败主义者》中所说：“不等他们成为一种力量，事实便会将他们打碎。屈辱的和平是每个爱自由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谁提起它，谁就会被全民族唾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失败主义者敢公开地将他的议论发表。以后恐怕也不会有的，因为这和全民族的要求相反。谁又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公然地主张出卖民族的利益呢？”

    倘使有这样的人的话，他们一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然而现在，汪精卫林柏生之流出现了，他们便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陶希圣以“卖国求荣”为老实话，李圣五拿勇于作汉奸的勇敢自豪，林柏生倡抗战亡国论为敌人张目；秦桧成为民族英雄，项羽被视作自取败亡的殷鉴。文化人陶希圣李圣五等等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并非时代无情，倒是自甘堕落。还有那些躲在角落里吱吱喳喳的魑魅魍魉有一天也会被照妖镜照出原形的。那时他们将无所逃遁了。

    抗战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和平”或中途妥协才是自取败亡。慕尼黑协定并不能保障捷克的独立，反而促成它的解体。这便是不战而亡的最好的例子。空谈和平的人，结果永远得不到和平，倘不先使自己变成了奴隶。

    我们发动抗战，原是有目标，有主义的。我们已经在最困苦的环境中支持了二十一个月，今天正是我们越战越勇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的和政治的主力都未被敌人击破，我们还有着那么广大的后方，那么忠诚的人民，而且我们的长期抗战已经开始把侵略者拖进了泥淖，他们在疲于奔命的当中多少现露了败亡的征象。这时候希望的确在我们的前面远远地发光了。我们更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向着抗战的目标前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汪精卫之流却在这样的时期出来谈和平，甚至运动和平，而且躲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作鬼鬼祟祟的活动，这行为就表示出来他们是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受着全国人民的唾弃的。他们眼前也许只有敌人给他们预备的利禄，却忘记了他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9]。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铲除卖国求荣的汉奸便是第一件重大的改革。这改革已经是部分地实现了。汪精卫之流的被全国唾弃，对于抗战的前途倒是很有利的。

    汪精卫林柏生陶希圣之流大概不久便会被人忘记罢。这倒是他们的幸运。否则象秦桧那样被铸成铁像，跪在西湖岳王庙里承受万人的吐沫，那真是遗臭万年了。

    1939年4月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10]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11]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衫已经象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12]，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几万工人的面前作过热烈的讲演。可是如今连那个以团结的力量震惊了全日本的代表数十万工人的工会也被打击到只能够秘密存在了。在去千岁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有一句愤慨的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我现在只能够跳舞了，”她说。因为我在报上见过一段记事，说她发明了一种跳舞，我惊奇地问她，她苦笑地这样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说起她向群众演说的事。然而这时她却只能够把理想和愤慨寄托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打击。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对统治者表示了软弱，放过了机会，用忍耐来对付压制，用沉默来忍受不义，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时候使用它，结果他们自然地遭遇了毁灭的惨祸，甚至不能够给敌人一个坚强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这样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玛蒂阿地[13]被刺杀的时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个绝大的危机，莫索里尼也在舆论的斥责下战抖起来，意大利人民本来可以在几天内就去掉这个黑衫的暴君和他的党徒。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让法西斯蒂的领袖渐渐地从隐匿的地方跑出来，继续从事他们的阴谋的工作，让余火慢慢地在灰烬里重燃，终于造成了“燎原之势”，使肥沃的土壤变成焦土，不给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闷的空气里憔悴呻吟，他们中间的菁英在屠杀和酷刑下摧残殆尽，残留的也只能够亡命到别的国家。

    历史的悲剧不断地重演。意大利的例子又被别的国家先后摹仿。德国之后又临到日本了。这个打击落到日本人民的头上。压制之上又加了压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剥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统治的两个武器。它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以后，又来帮助他们攫取殖民地开辟国外市场了。东京和大坂的牢狱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劳动运动的优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节东京市街大游行的盛况，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长了势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坐失了良机？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后一个。“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我读过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见正和我们的相差不远。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让狭义的爱国主义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你始终站在反强权反侵略的一边，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国的兄弟”的呼声，这呼声得到了大坂等地劳动者的响应。但是呼声太微弱了。响应的人也只是一部分，并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阻止侵略的战争。这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第一次放弃责任，和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让敌人把武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等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成为徒手，纵然大敌当前也只好束手待毙了。日本的劳动阶级就是这样地蹈了意德两国弟兄的复辙。

    三年前和你在千岁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就感到这一个不幸的预兆，那时我因为要赶到横滨搭船回国，没有和你多谈这种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个可爱的田园里待一些时候，你还坚持地要出去为我退船票。这个好意我是应该接受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是那样无理地固执，一定不肯听从你的话，还把你从干岁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辆宽敞的汽车里我们谈论了好些事情，却始终没有谈到这上面。后来在百合子姑娘家里受了款待以后，我跨出“玄关”，雇了汽车。当车子转弯的时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女士还立在门口带笑地对我行礼。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车子走入了另一条街，我忽然感到一种隐微的心痛。我离开了我所敬爱的友人，我的离愁是很大的。在这时候，在汽车快到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先前的坚持是何等错误的了。我是应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过一些日子，告诉你我所感到那个不好的预兆，要你们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也不曾说出来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长条的小房间里，当回忆来折磨我，热情来揉我的心，悔恨盘据了我的思想，那个囚笼似的房间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飞去。但是环境阻碍了我。我不能够说我所想说的话。每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狭小的地板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我又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我这样地惩罚我自己，磨炼着我自己。于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给你和称你为父的百合子姑娘写了信。终于把我的忧虑和愤慨叙述出来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来了。在那封委婉而流畅的法文信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国度中争自由的人的苦闷。她告诉我你在生病，她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便衣侦探随时监视着你们，连一点点微小的努力也会遭受统治者的阻挠。呼声被窒息了，花园似的岛国变成了狭的囚笼。在那里连一棵刚出土的自由的嫩芽也会被暴风雨摧残。许多活跃的友人不是在黑暗的牢狱里忍受酷刑，便是在狭小的监房里浪费生命。

    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

    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字。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14]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伯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象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小说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你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先生，写过一千余页的西洋社会运动史的你，仔细地研究过法俄两大革命的你，应该知道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日本帝国会在有组织的民众运动下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你们那里有一个军阀豢养的论客室伏高信常常说到“历史的宿命”，那么这就是“历史的宿命”罢。连室伏高信有一天也会倒在他自己挖的坟墓里，让后代的子孙用鄙夷和憎恶的口吻提起他的名字。他所梦想的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永不会再来的了。

    这一点你当然很知道。将《古事记》的神话推翻，将天皇即神的传说打破，这也是一个掘根的工作。你在三四年前就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企图。也许是环境阻止你，使你不能把它完成。但是作为先知者的你们应当起来加紧地从事唤起人民的工作了。你们点燃了烽火，无数的群众就会发出洪钟似的呐喊跟着你们前进。此时正是最好的时机，倘使你们再把它错过，使横暴的统治又得苟延残喘地延长若干年，直到人民愤怒的大爆发，象一把火烧遍了岛国，烧毁了法西斯蒂的宫殿，但是你们却忽略你们的责任了。

    “皇军”的飞机在我的头上盘旋。发动机的声音象蚊子叫声似地响着。但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我落笔的时候，机关枪就在上面扫射，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了。在我的周围是死。我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不能够静下剧烈的心跳安静地给你写信。然而我一定要把这封信写完，因为说不定过两分钟我住的房间便会成为粉碎，那时，连我这执笔的手也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人接近死的边沿，不会说一句假话。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一个星期来，我们的救护队含着眼泪埋葬了成千的死者。无辜者的血染红了广州的街市。但是在这里依旧充满着愤怒的呼喊和坚定的信念，却听不见一声乞怜的哀号。犹如在东西南北线各战场上默默地贡献了最后一滴血的千百万兵士，他们的脸上也不带一点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个目标会拯救中国，也会拯救日本。

    中国一定会得到解放的。这解放同时带来日本的新生。侵略者的统治阶级自掘其坟墓，这才是“历史的宿命”。我们如果把樱花岛国比作一间黑暗的囚室，则我们的抗战的炮声就是叩门的信号。在这受苦的土地上流过的血将成为一股洪流，而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冲破日本的牢固的铁门。所以我们同时唤着：“弟兄，醒起来罢。”

    “弟兄，努力吧，”你们的劳动阶级同胞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以我们的热血来作为友情的酬答。东亚两大民族的解放，应该是我们和你们的共同的目标。这自由的花树已经受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赤血的灌溉，我们的血还在不断地流，现在应该由你们来贡献你们应当交出的一部分了。先生，我等着听你们的雄伟的呼声；我等着看你们的壮烈的行动。当你们无产阶级弟兄向着法西斯统治者举起结实有力的拳头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到了。日本帝国的崩溃不过是指顾间的事。残杀者将以自己的血来报尝他所犯的罪恶，留一个污秽的名字在历史上，而让位给为创造新时代而努力的人民。这个“历史的宿命”，并不是一百万军队，或十万吨炸弹，和一万尊大炮所能改变的。凭借武力为子孙树立万世不朽的基业，这只是少数痴愚者的迷梦。连暗呜叱咤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只得作圣海仑岛上的囚人，而悒郁地度其残生。路易十六却为了祖先的罪孽身死在断头台上。至于尼古拉二世的受刑，威廉二世的流亡，都是可以昭示来者的前车之鉴。但是野心家如军阀政客之流，却非白刃加颈不能明白真理。他们害怕的只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这是可以致他们的死命的。现在当我们立在门前用抗战的炮声来叩门的时候，你们应该起来发动这样的运动了。

    先生，这时候我并没有畏惧。我的信念使我的心镇定。我居然写完了这样的一封长信。我愿意它能够飞越过海的彼岸，把我的这心情传达给你。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自由地住在和平的千岁村，或者你已经在狭小的地牢里牺牲了性命。但是我相信在你们那边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这封信，或者百合子姑娘，或者别的友人，那么让我等候着你们的回答，你们会用行动来回答我，我这样地相信着。

    1938年6月5日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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