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这本小册子里有杂感，有短论，有悼文，有卷头语，有后记；说“杂”，说“短”，倒是名符其实。自然它们都是不象样的东西，不过因为全和抗战有关，我就把它们集起来付印了。

    书名《无题》，并无深意。我从来不会将就题目做文章。过去作文虽然也效法前辈，在篇前加一个标题，其实我只是信笔直书，随便发抒个人的浅见，且往往越出题目的限制，更没有依照文章的作法。因此我翻读旧作，常常感觉到对不起题目似的惭愧。这次用“无题”作书名，无非说实话。

    巴金 1941年3月在重庆

    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徬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1938年7月16日在上海

    “重进罗马”的精神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许多人怀着恐惧与不安离开了上海。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给我绝望地倾诉留在“孤岛”[15]的青年的苦闷。我想起了圣徒彼得的故事。

    据说罗马的尼罗王屠杀基督教徒的时候，斗兽场里充满了女人的哀号，烈火烧焦了绑在木桩上的传教者的身体，耶稣的门徒老彼得听从了信徒们的劝告，秘密地离开了罗马城。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影子。他跪下去讷讷地问道：“主啊，你往哪里去？”他听见了耶稣的回答：“你抛弃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罗马去，让他们把我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感动地站起来，他拄着拐杖往回头的路走去。他重进了罗马城。在那里他终于给人逮住，钉死在十字架上。[16]

    绰号“黄铜胡子”的尼罗王虽然用了火与剑，用了铁钉和猛兽，也不能摧毁这种“重进罗马”的精神。象这样的故事正是“孤岛”上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在这里感到苦闷呢？固然在这里到处都听得见“到内地去”的呼声，而且也有不少年轻人冒危险、忍辛苦离开了“孤岛”。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无法展翅远飞，不得不留在这里痛苦呻吟。他们把“孤岛”看作人间地狱，担心在这里受到损害。我了解他们的心情。

    不用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没有理由干涉他们。对那些有翅膀的，就让他们远走高飞，我也无法阻止。但是对于羽毛残缺或者羽毛尚未丰满的，我应该劝他们不要在悲叹中消磨光阴，因为他们并非真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比别的人更不幸；而且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肩上还有与别人的同样重大的任务。固然可以使人呼吸自由空气的内地是我们的地方，但是被视作黑暗地狱的“孤岛”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到今天“孤岛”还不曾被魔手捏在掌心里，未必就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放弃？自由并不应当被视作天赐的东西。自由是有代价的。真正酷爱自由的人并不奔赴已有自由的地方，他们要在没有自由或者失去自由的地方创造自由，夺回自由。托玛斯·潘恩[17]说得好：“不自由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国。”参加过北美合众国独立战争的潘恩是比谁都更了解自由的意义的。

    唯其失去自由，更需要人为它夺回自由。唯其黑暗，更需要人为它带来光明。只要“孤岛”不曾被中国人完全放弃，它终有得着自由、见到光明的一天。“孤岛”比中国的任何地方都需要工作的人，而且在这里做工作比在别处更多困难，这里的工作者应当具有更大的勇气、镇静、机智和毅力。工作的种类很多，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减于在前线作战。这样的工作的确是值得有为的青年献身从事的。

    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孤岛”上的工作？我们平日责备失地的将士，那么轮到我们来“守土”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看轻我们的职责？撇开“孤岛”的历史不说，难道这四五百万中国人居住的所在就是一块不毛的瘠土？谁能说匆匆奔赴内地寻求自由，就比在重重包围中沉默地冒险工作更有利于民族复兴的伟业？反之，“重进罗马”的精神倒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石。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在失地中已经见到了不少的这种精神的火花。这种精神不会消灭，中国不会灭亡，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因此住在“孤岛”上的人，尤其是青年，应当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兴奋、振作，不要再陷入苦闷的泥淖中去。

    1938年7月19日在汕头

    写给读者（一）

    本期《文丛》[18]付排的时候，编者[19]已经动身“入川”了。大部分的稿子还是他在寂寞的旅途中整理后寄来的。我不忍辜负编者的苦心，自动地担负起校对的工作，准备让刊物按时与读者见面。但是刊物还不曾付型，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去印局几次催送校样，回“家”连夜批改，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取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已经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就仓皇地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二十一期《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竣，可是它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二十一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事。现在我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

    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20]，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

    1938年11月25日在桂林

    写给读者（二）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曾忘记你们。

    请不要惊讶我们在这里用了“倘使”两个字。编印这一本薄薄的刊物，我们也经历了不少的艰辛。不用说，这是一个不值得提说的小小工作，但我们也愿意尽我们的微力酬答诸君对刊物的爱护和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和“物资缺乏”的限制外，我们的工作还不断地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用一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做去了。

    然而甚至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断定我们的努力将有什么样的成绩。说不定两个钟点以后，便有几十架敌机闯进这个城市的天空来毁坏我们的一切。这不是我的过虑。七年前在上海闸北的土地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原稿[21]被侵略者的燃烧弹烧成灰烬，最近在广州市区的大火中又埋葬了我们几个人大半年来的心血[22]。前几天这个市区还遭到敌机第四次的残酷轰炸。谁能说在过去四次的大屠杀以外，敌人不会再来作第五次的暴行！谁又能断定这些纸张和铅字可以扑灭燃烧弹的火焰，不致成为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中一件小小的牺牲品！

    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看见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辜者的尸体。有一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堆，陪一位朋友去探望他那被包围在火海中的故居，我们无法在火堆中找出任何的遗物来。我们又走过已经燃烧了六个钟头的街市。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塌下来。在山洪暴发似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人在废墟上发出“救命”的尖声呼号。

    这些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每个身经目击的人也是不能忘记的。这个燃烧的城市的苦难，激起了诸君的愤慨和关心。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倘使这本小小的刊物能够送到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弟兄们的这样的嘱咐。

    1939年1月5日在桂林

    后记二则

    《逃荒》[23]

    作者在桂林曾和我谈到关于他的稿子的事。现在我手边恰好有他的几篇发表过和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就替他编成这本小书付印了。

    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

    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1939年4月在上海

    《三月天》[24]

    这个集子是我代屈曲夫编的。前年作者去北方时，我们一起在一个朋友家里吃过一顿晚饭，以后我便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前年年底那个和他同去北方的朋友回到上海，我问起屈曲夫的消息，他说屈曲夫一个人到河北去了。去年我又在武汉遇见那个朋友，又谈到屈曲夫。这一次朋友却担心着屈曲夫的安全。他说他前年和屈曲夫分手以后，一年来向各处打听屈曲夫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回音。

    我没有朋友的那种想法。我看，得不到一个友人的音信，在这个时期原是很平常的。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没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一切都在动，我们常常追赶不上。我们想念朋友，得不到音信，朋友们也难知道我们的行止，彼此打听消息，有时简直是在互相追逐。谁也追不上谁。但是有一天无意间两个朋友在一个新地方遇到了。“你还活着？”“你也活着？”彼此高兴地望着发问，才知道以前的焦虑全是多余。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地同屈曲夫见面的。

    夜已深，我翻看旧存的《文季月刊》，看到屈曲夫的名字，眼前浮现了他那军人似的面貌，对他和散处在各地的友人，不觉起了深的怀念。我这时百感交集，不能成眠，便化了一些功夫，编成这本屈曲夫的短篇集。

    这个工作我做得草率，文章的搜集也不完全，有一天集子传到作者的手中，他感到不满意的时候，还请他原谅我。

    1939年8月在上海

    无题

    一

    在河口铁桥炸断以后，一个朋友从安南来，他告诉我下面一件事情：

    他们从海防到了老街，晚上在老街的“廉访所”对护照。一个中国学生因为他的护照照片是戴着帽子摄的，在对护照时他没有揭下帽子，签护照的法国官员发了脾气，命令他脱帽。他没有听清楚法国人的话，动作稍微慢一点，在旁边的安南兵就动手打人。中国学生做出抵抗的样子。结果他得着违法的罪名被拘捕了。同路的人不能够给他帮忙，他们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不过据旅馆的人说，将来审讯以后那个中国学生会被判处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有期徒刑。

    我听到这番话以后，不过一个星期的光景，昆明的日报上就刊载了日军在海防登陆的消息。他们并不曾遇到抵抗。我很担心那个学生的安全。

    法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我从前还以为自己对那些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面生活的人多少有一点了解。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被书本欺骗了。我还记得三个多月前贝当政府向希特勒投降的时候，我曾经同几位上海友人争辩，我说，卢骚和伏尔泰的法国，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法国是不会投降，也不会安安静静地让屈服者统治的。然而现在法国人在贝当的指挥下又在世界的另一角做了卖友的行为，再一次对侵略者低头了。我期待着一次巴黎公社的壮剧。等待了三个多月，我却只看见法国的第二次投降。贝当下令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说过这是光荣的和平，但是给我们看见的却只有苟且偷生，这里并没有一点光荣。

    一百五十年前（一七九二），巴黎成了四国君主进攻的目标，在最危急的情势中，丹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号召。是这样的吼声压倒了那些失败主义者的呻吟，扫去了一切的吱吱喳喳。丹东还从乡下把他的年老的母亲接到巴黎来，表示他一家人愿与这个名城共生死。法国人的这种无畏精神保全了革命，保全了法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遍欧洲。这样的精神在当时是极普遍的，所以法兰西民族曾经被人称为爱自由的战士。在过去靠了“自由”，法国才得在欧洲发射灿烂的光辉。我翻读法国历史，可以看见若干先烈为了自由上断头台流尽热血。要恢复法国的光荣，就不能背弃自由。背弃自由只是一条灭亡的路。

    现在贝当却牺牲了法国的自由，建立一己的政权，在投降的政策下面谋个人的利禄。在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使人难信的事实。海防的登陆，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贝当走的路也就是德古在越南走的路。贝当向德国的侵略者低头之后，他又命令德古向日本的侵略者屈服，贝当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巩固他的政权，却不知道自己不过做了德国法西斯蒂掌握下的傀儡。他不把越南还给越南人民，却宁愿让它也在很短的时期中变做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掌中物，这也许是贝当一类的人的得意行为。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走到深渊的边沿，而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起后悔的念头，不过那时又太迟了。

    然而现在似乎还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贝当在国内努力铲除异己。德古的部下也在越南各地欺侮中国侨民和越南人民。两个多月前我从上海来昆明，在海防登岸换车时，曾在海防的海关里耽搁了七八小时，只为了两件小行李。那一天我看够了法国关员的横暴行为，也看够了我们同胞的狼狈情形，还听够了同胞们的唉声叹气（他们在那里不象旅客，却象一群囚徒）。一个广东同胞为了几件汗衫、短裤和衬衣，就被关进了木屋，课以高额的罚金。一个江苏同胞的一双马靴被强迫着从脚上脱去。为了抢先拿行李送检查，许多同胞还挨过法国官员的拳头。我站在那个广阔的厅子里，看见了这一切情形，我的心发痛，我的血在沸腾，我想不透一个问题，我痛苦地想着：难道这也是卢骚、伏尔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子孙？难道这也是我在法国看见的那些爱自由的法国人的父子兄弟？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后来又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在侵略者的威胁下，在自己受到的屈辱的当中，而且在自己的毁灭的边沿上还做出这种狂暴的作威作福的行为？难道他们还不明白究竟是哪一种人应该先得到可耻的恶运？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似乎比他们看得更清楚。我原谅这些“世纪末”的病态行为。但是我不能原谅他们加在我们同胞身上的侮辱。

    十几年前我说过：“我爱法国，我将永远爱它。”现在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了。贝当统治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殖民地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我不知道那些人会把法兰西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我只希望法国人民起来挽救他们的“祖国”。在过去某一个时期法兰西做过自由的象征。至于将来它会不会做屈服的象征，这要看那般爱自由的法国人的努力了。

    至于越南人呢，他们决不会让帝国主义者长久支配他们的命运。不论是对付法国的统治者或日本的统治者，越南人一定会争取到自由。

    二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钟，还没有听见警报。日本人广播说今天要再炸昆明。一个星期前昆明才遭过二十七架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今天不知道他们又要来一个什么样的屠杀！不过警报未放前，我还可以在市区里安静地写文章。而且我已经写了三个半钟头了。今天为了等警报，我在七点钟以前就起来了。这时罩在我头上的还是晴空，却也有好些片鱼鳞似的白云。半点钟前还有两架我们的飞机在云间盘旋，如今空中却寂然了，我只听见窗前树上小鸟的鸣啭。

    又过了一刻钟，还是没有动静。没有警报，我自然在天空找不到敌机的影子。我想起了这样的事情：前年六月里日本武士也曾扬言要在广州抛下一千个炸弹；去年一月他们又散布传单说要在三天以内炸平桂林。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言威胁，不曾得到武士们预期的效果。

    轰炸只是卑怯的屠杀，懦夫的行为。勇敢的人愿意在公平的条件下与敌人搏斗。躲在上空抛下武器，杀害徒手的人群，这种行为里并没有一点点英勇的气概。多轰炸一次，不过多在这两个民族中间添一笔血债。若说用轰炸就可以摧毁对方的抗战精神，收得投降的效果，这是在做梦。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先例。何况中国有那么广大的国土，那么众多的人民，这是日本的有限的炸弹所炸不尽、毁不完的。

    让那些武士躲在云端做他们的好梦罢。我们是不会投降的。而且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永不会停止抗战。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们从云端跌下来，埋葬在污泥里！

    1940年10月7日11时半在昆明

    文章刚写好，警报响了。我到了郊外，便看见二十五架敌机飞过我的头上，接着炸弹在市区东南角爆炸了。我只看见往上冒的浓黑的烟，却不知道灾区在什么地方。

    下午1时在田上记

    先死者

    今天我又走到了金碧路的灾区。

    这是第二次了，三天前夜里我也到过这个地方。那时我在黑暗中摸索，靠着一只手电筒的微光给我指路。我只知道自己迎着尘土与人声走。我再也认不出近来时常经过的那条热闹街道。砖块绊住我的脚，背影挡住我的眼光。我终于停住了。我看见就象要倒下似的断壁。那个华丽的建筑物只剩了半个空架子！我小心地下着脚步，怕让坏电线缠住我的脚。我依旧用手电筒照路。在这条黑暗的街中，就只有闪电似的手电筒的光。好几道光照在瓦砾堆上。一些人站在堆上工作，另一些人立在街心望着瓦砾堆叹气，我也把眼光往那边射去，我只看见砖瓦、木片、灰尘。

    还是这同样的废墟，不，我应该说是同样的伤痕，这三年来，我在广州、武昌、梧州、桂林、金华都见过了。中国的土地在受难，在受磨炼，在受熬煎。每个人都跟着它受苦，但是都看见它在苦难中生长。多看见这样的伤痕，自然给人增加痛苦，但同时也加强了我对未来的信念。

    今天我又走过这条伤痕满身的街。

    白日的亮光把犯罪者的“成绩”完全暴露出来了。每一块碎砖，每一片断木，每一堵断壁，每一个破洞，都在诉说伤痛，都在叫喊复仇。

    在一个瓦砾堆上，还有好些人躬着身子在工作。十几具白木薄棺材搁在他们旁边。我没有心肠去数棺材的数目，不过我注意到其中有三具放在另一边。我在瓦砾堆前立了三五分钟，正要举脚往前走时，忽然听见身旁一个人说：“有十七个人埋在里头，现在才挖出来三个。”

    我又站住了。我把眼光射在那三具白木棺上。薄薄的木板盖着三个无名者的尸体。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生前事迹，也不知道他们遗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也许没有见过他们的面貌。但是我默默地揭下帽子，我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

    我想，他们躺在棺材里该不会有怨言罢。他们跟着中国的土地受难，他们默默地交出生命，为了这土地的生长而倒下了。他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他们所爱的土地，对这土地他们尽了最后的力量了。以后应当由我们来继续他们的工作，由我们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哀悼他们。我们倒应该尊敬他们。他们并非不幸的、徒然的牺牲者。他们用血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这样的血是会发出光辉的。

    “我流的是感激的眼泪。对这些先死者，我没有资格哀悼他们，”我这样说着，一面伸出手去擦眼睛。

    1940年10月3日在昆明

    感激的泪

    空中响起了机关枪声，三只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我坐在黄包车上，膝前堆着印书用的白报纸；铜版纸和模造纸重重地压在我的脖子后面。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我忽然疑惑起来：为什么这些纸是用来印《纪念集》[25]，而不是印他的著作的？于是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他死了！”的确，他已经在一年前逝世了。

    一年前我写过：“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的确我们的损失至今还不曾得到弥补。

    但是我在前两天又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说过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这并不是一个空泛的诺言。各个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中国士兵的赤血便是一个凭证。全中国儿女的心结成了一块磐石；全中国儿女的力汇集成一股铁流。这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中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会把横暴的侵略者打击到屈膝的。”

    我们相信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说过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诞生，便是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这些都不错。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抗战一定胜利，新中国一定到来。但是鲁迅先生的仁爱和他的教诲，我们却无法再领受了。想起这一点，我无法制止我的感激的眼泪。

    1937年10月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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