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在《回忆》这个总题目下写成的。“九·一八”那年我就开始写我的“回忆”，后来编印过一本叫做《忆》的散文集，那是我的断片的生活记录，也可以算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的平凡的自传罢。

    《忆》出版后到现在也有几年了。我本来不想再写回忆过去的文章，我更不想多叙说自己的事。但是今年春天，我答应给一位“孤岛”报纸副刊的编辑帮忙时，又开始写下了我的“回忆”。我选择这样的题目，只是为着避免给别人招来麻烦。不过这次我写的也和从前所写的不同。我写别人，更多过写我自己。我不但写了我的那个充满着“耶稣”精神朋友，写了献金的乞丐和被炸垂死的平民，我还写了卢骚、马拉、罗伯斯庇尔，等等。这些人在我一生中多少有过一点影响。

    巴金 1939年8月

    卢骚与罗伯斯庇尔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在那些多雨的日子里，在那个阴暗的古城中，我常常在傍晚走过巴黎国葬院的门前，我走过那一段冷清清的路，往往在一座石像跟前停住脚步。我的手抚摩着冰冷的石座，我仰起头去看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的公民”，对着那个屹立的巨人我喃喃地说了许多话，我在诉说我的痛苦、我的绝望……

    但是在那些时候只有冷雨打湿了我的头发，没有一个声音来打扰我。从卢骚那里我得不到一个回答。我生得太迟了。我已经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了。

    是的，我生得太迟了。在那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常常羡慕那个年轻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我想象着他有过的那样幸福的时候。

    卢骚那时候住在卜拉特列尔街一所房屋的五层楼上，罗伯斯庇尔常常走到那所房屋的门前。他站在门外，看见男男女女从那所房屋进出。这个卢骚的年轻的崇拜者用他的近视的但又是坚定的眼光把这一切看了许久，然后他带一点妒嫉走回家去。他后来向朋友用忧郁的声音叙述他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脸上还浮着微笑。

    罗伯斯庇尔，这个年轻的热心者，后来被许多资产阶级的历史家视作喝血的暴君，他有他的另一面，他有他的灵魂的一隅。在法国作家亨利·伯洛的《我的朋友罗伯斯庇尔》[26]中，最使我感动的便是他和他所私淑的先生卢骚见面的故事。下面是他的朋友的叙述：

    在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们在公园里散步。微风象一声长叹地吹动着颤抖的树叶。难道是这些影子和这清风唤起了同样一个傍晚的回忆？或者是这种大自然的温柔使他对我吐露了他的胸怀？我不知道。他对我谈的还是关于卢骚的事。

    年轻的罗伯斯庇尔终于有机会和那个“日内瓦的公民”见面了。对于他这是不小的幸福。时候是在一七七八年五月的末尾，他读到卢骚的一封私人通信，那是由一个背叛的友人印出来的。信函里的痛苦的字句说明了一个受着迫害、陷于贫苦境地的老人的求助的心情，把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深深地感动了。他压不住他的热情。他立刻跑到卢骚的家里去。

    他到了卜拉特列尔街，卢骚已经在三天以前搬走了，卢骚现在住在爱尔麦龙微尔，他便赶到那个地方去。我再引用那个朋友的话：

    人们允许他到哲学家的隐居处去。从一扇矮窗里透出来的微光在黄昏中给他引路。门关着。马克西米连敲门。并没有回应。他敲得稍微响一点。于是他听见一个声音。有人在问谁在外面，这个年轻的“香客”觉得他的脸色变成苍白了。他很感动，不得不把两只手紧紧按住胸腔。他说他是一个年轻人，要求和卢骚先生见面……门开了。

    说到这里马克西米连突然闭了嘴。他的眼睛望着被晚风微微吹动的树枝。然后他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似的，继续说道：“他（卢骚）把我留在爱尔麦龙微尔花园的浓荫里，一直到午夜。他心里充满着忧郁。他是一个最敏感的人，然而那班造谣中伤者却把他形容做一个怪物。朋友，听我说！我刚说两句恭维的话，他便阻止了我，他对我说，恭维不过是一种粗劣的假话，在那里面就藏着憎恨与陷害，他不是指我说的。他指那班虚伪的人。不久他便现出他的好心与坦白……他教我怎样知道我自已。我还很年轻，他教我重视个性的尊严，他教我遵守社会秩序的伟大原理。”

    马克西米连又沉默了。我望着他。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一种惊人的、昂扬的表情。他平时是如此严肃、如此古板的，这时候完全改变了。他叫起来：“啊，你伟大的人。我在你的晚年看见了你。这个记忆对于我便是快乐的泉源。我仔细地看过你的可敬的面容，我看见人们的罪恶在你脸上刻划的那些忧愁的痕迹。”

    我们坐在公园的石凳上。马克西米连忽然站起来。我跟着他。我们默默地沿着那条小河一直走到兵营码头。一轮满月升起来，象一个银的铙钹[27]，它慢慢地爬上天空。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整个城市和它的钟楼与拱门都罩上了灿烂的真珠色。我们两人并肩地走着。马克西米连沉溺在梦想里面。我催促他讲完他的故事，这也没有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对我说出来，卢骚在他晚年垂死的时候也并不曾使他的年轻的崇拜者失望，他已经给了这个信徒一样最可宝贵的礼物：一个品德的定义。

    他说这些话时我们已经到了丹狄利埃街。他抓起我的手握了一下，便匆忙地走开，他推开他的房门，走进去了。

    卢骚在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在他和罗伯斯庇尔会见后的四十天，倘使小说中所写的是真事，那么，罗伯斯庇尔到爱尔麦龙微尔去的日期应该是五月二十三日。在他一生给与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思想之父的卢骚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一个无上的鼓舞和安慰。我想，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罗伯斯庇尔被称为卢骚的弟子，他也得着“廉洁的人”的称呼。但是他却走了更远的路程。他竟然做了恐怖时期的独裁者，想用断头台来实现他的先生的理想，结果把自己的生命也在断头台上牺牲了。从此反动势力占了胜利，造就了野心家拿破仑的光荣的前程。这不但是爱尔麦龙微尔的老哲学家想不到，连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不会料到的。

    卢骚死于贫穷，临死他还是一个漂流的寄食者。他受到的社会的冷遇已经是够大的了。

    罗伯斯庇尔的一生也不是快乐的。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28]是反动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历史家把罗伯斯庇尔当作恶魔。美国电影编剧家特别憎恨罗伯斯庇尔，这自然是为了拥护阶级的利益。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的英雄“红花侠”（她写了几本关于“红花侠”的通俗小说），也正是英国绅士的理想中的救世主。所以那位“淑女”虽然创造了一个“皮面人”帮忙把比利时从西班牙的统治中救出来，却同时遣派了她的“红花侠”去援助反动派打倒罗伯斯庇尔。因为罗伯斯庇尔的理想正是绅士与淑女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把头颅献给共和国，”这样说着的罗伯斯庇尔，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他并没有辜负那个先生，他是以他的悲剧的死报答他的先生了。关于他的悲剧的死，我们还是看他的朋友的叙述：

    罗伯斯庇尔被推往前面去。人群中起了一个吼声，时间是六点多钟，落日的霞光染红了树叶。赛纳河象一幅蓝缎子缓缓地流过。嗜血的大刀等待着。突然间一个刽子手站到马克西米连的后面去，一下就把那根绑着他受伤的颚骨的绷带拉掉。他的嘴大大地张开，一些牙齿落了下来（他是在被捕以前受伤的）。一头受伤垂死的野兽似的叫号响彻了这个广场。他的脸露出来了，那上面有一对疯狂的眼睛。

    在大刀落下以前，整个广场屏了呼吸地等待着。于是响起了绝大的叫声。每一个人，公民，女公民，“无套裤汉”和兵士，议员与警察，所有那些来看革命的死亡而自己却不懂的人一致地发出了欢呼，这呼声接连不断地起伏着。我象一个被追缉的人那样逃出广场的时候，那样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响着。

    在那个寂寞的石像前面我看见了一百几十年前的悲剧。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过去的景象折磨我的心灵。我悲惜那个巨大的损失。但是我更轻视我自己。我的痛苦太渺小了。在个人的琐碎的悲欢里苦苦地挣扎着的我有什么权利来向那个“日内瓦的公民”伸诉我的痛苦呢？

    然而那个时候我毕竟找着我的“先生”了。这是巴尔托罗美·樊塞蒂，被美国小说家阿浦顿·辛克莱称为“现代最优美的精神”的人。他就在那年（一九二七）八月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内的电椅上。关于他我写过几篇文章[29]，而且以后我还要写的。

    1939年春在上海

    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

    还是十二年前的事。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两个朋友去参观巴黎蜡象陈列馆。我在一个小房间里看见了马拉的死。这情景和J·L·大卫的名画差不多。马拉躺在浴盆里，半个身子被木板盖着，一只手压在木板上，另一只手松弛地垂下来，头无力地放在被单上，血红的眼睛闭了，虾蟆嘴也闭了。胸膛上插着一把匕首。血流着。那个永远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的朋友”马拉就这样地走进了“永恒”。

    在门口站着夏洛蒂·哥代，那个贵族少女。她昂然望着浴盆中的死者。他瘦得多么可怜！但是她没有一点怜悯的感情。她正在得意地想着：她拯救了法国。她以为她杀死这一个人便可以拯救十万人。她让人捉住了。

    在这个小房间里我徘徊了许久，我看见落在地上的墨水瓶。马拉病得垂死了，还在为人民呼吁，还在保卫革命。我看看马拉，看看哥代。我的心隐隐地发痛。我的心为这个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痛着。这个损失直到一百几十年以后还在打击我这颗现代人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个戴诺曼底帽子的美丽的少女，反复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说：“阻止她，阻止她！”

    然而现在太迟了。我带着忧郁走出这个房间。我仿佛听见一个铃子似的女音：“疯子！嗜血的猛兽！”我走出蜡象陈列馆，我还听见这同样的声音。但是汽车声、脚步声、人声压倒了它。现在我走在二十世纪的巴黎街道上了。

    春天的风吹动我的头发，珍贵的不常见的阳光涂抹在街上，树上一阵清香扑进我的鼻孔。道旁的菩提树已经开花了。

    我仰起头看看天，看看四周。我愉快地呼吸，我觉得把一口一口的新鲜空气吸进了肺里。我感到身子象要飞起来似地轻快。但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清脆的女声。我回头去看蜡象陈列馆，一个年轻女子从门里出来，短的衫子下面穿高跟鞋的脚飞跑似地动着。她并不是哥代。然而我又听见一声咳嗽。我站住。于是马拉的影子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那病弱的身体，他那带着兴奋表情的面容，他居然支持着病体出来散步了。是的，他比任何人都需要阳光和空气。他工作得太苦了。甚至患着病躺在浴盆里他还不停地写东西。他是应该休息的。看见马拉休息，这是最令人快活的事。

    我好象落到梦景里去了！我好象活到一百几十年前去了！我也是一个马拉的崇拜者。我仿佛跟着那一大群巴黎人民在为马拉欢呼。我注意地看他的面容。

    马拉的血红的眼睛在发亮。泪珠从眼角滴下来。他哭了！是的，我知道他常常为了别人的痛苦流泪。这是真实的马拉，他被他的政敌称为“嗜血的猛兽”，他被资产阶级的历史家称为“疯子”。然而在巴黎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仁爱的人。我想起了J·米席勒的书。米席勒被历史家A·奥拉推崇为所有法国大革命史家的“先生”，他是一个不喜欢马拉的人，但是在他的《大革命史》中他也曾举出一些马拉救人的事实。一个少女为了救她的父亲愿意把身子献给马拉。马拉接到她的来信以后，研究了案情，知道她父亲的无辜，他到约定的地点去看那个女子。她含着眼泪等候他。他没有挨她的身体，却救出了她的父亲。这不过是许多事实中的一件。

    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象认识一个熟朋友似地认识他。我跟着他经历了他那充满牺牲精神的生活。我看见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责罚绝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见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我看见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然后我看见那个孟德斯鸠与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革命家马拉出现了。《人民的朋友》的主笔，热情的煽动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时常躲在地窖里，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我又看见这时候的马拉的面影了：一个病弱的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他的热情，他的工作摧毁了他的身体。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可是一直到最后，他没有一刻想到休息。他的确象德国历史家W·布洛斯所说，是“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个伟大心灵的发展。但是我的眼前一道光亮，一股血，一阵黑。我吃惊了。我仿佛听见呼唤帮助的声音。我看见那个年轻女子拿手打下去。我想叫：“阻止她，阻止她！”然而我的喉咙好象被一只手扼住一般。马拉死在浴盆里面。那把匕首已经插在他胸膛上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仓皇地从外面跑进房来。她扑过去，她悲痛地尖声叫着：“凶手！”我知道她是西孟娜·爱弗拉尔，马拉的忠实的伴侣，深爱着他而又为他热爱的女人。马拉的妹妹亚伯丁娜称她为“神圣的女人”。她是他的好助手，她帮忙他把报纸维持下去，她为他牺牲了一切。但是如今太迟了。她不能把他从那个贵族少女的匕首下救出来了。

    被称为凶手的夏洛蒂·哥代还站在房里，她不能逃走了。她骄傲地看着她的“受害者”。她以为她的匕首拯救了法国。她却不知道这是贵族、皇党和资产阶级的匕首。她自以为是贞德那样的女杰，她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狂者，干了一件坏事。她说自己救了十万人，其实受了害的是整个法国。

    马拉的墓碑上题着这样的话：“这里安息着人民的朋友马拉，他是被人民的仇敌们谋杀了的。”实际上杀死马拉的正是人民的仇敌们。哥代不过做了一个工具。

    阳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经进了那条窄的古巷。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来了，我走进我的充满着洋葱气味的房间。我的桌上正摊开一本《马拉传》。那本书上和别的许多书上都写得很明白：马拉的遗产只有一张二十五个“苏”的纸币，活着的时候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他比当时的任何革命领袖都更爱人民，更忠于人民。他最受到人民的拥护。自然他也最为反革命势力所憎恨。如果我们把反革命势力比作一只嗜血的猛兽，那么，马拉倒是一个适当的牺牲者。他的死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为什么要轮到夏洛蒂·哥代来下手呢？

    哥代和马拉应该不是陌生的人。自然她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她在外省常常听见人们谈到马拉，从贵族和吉隆特党人的口中她听到的全是诬蔑中伤的谣言。这迷惑了她的心。她把马拉当作一个恶魔。她要去掉他给多数人带来和平。

    夏洛蒂，这个羞怯的痴心的少女。她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生活在一个衰微的步步下降的家庭中，她应该见到不少人世间的悲剧。母亲的死夺去了她的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她很寂寞。寂寞培养了她的幻想。她或许还渴望爱情。她追求理想中的“王子”。修道院的生活却如一沟死水，泛不起一点涟漪。平静的面容掩不住内心的苦闷。她等着机会把她的热情向另一方面放散。她热心地读着蒲鲁塔克的《伟人传》和卢骚的著作，那些激动了全法国良心的卢骚的著作。卢骚培养了她的心灵，正如卢骚构成了马拉的思想。这个美丽、幽静的少女和那个面貌丑陋的革命家一样，都是卢骚的“弟子”。书本煽旺了她的幻想。她把她的爱寄托在“英雄主义”上，她渴望一个与暴君作战的英雄，一个为祖国而死的英雄。马尔苦斯·布鲁塔斯成了她梦寐中的上帝。这个姓名变作了一个象征。她不断地在心里激情地呼唤这个名字。于是她找到了她的“裘·该撒”。她要做一个十八世纪的“布鲁塔斯”了。有一天她含着眼泪对她的姑母说：“我哭，为法国哭，为我的父亲和家族哭，为你哭……只要马拉活着的时候，谁还能够安全地活下去呢？”所以她赶到巴黎，怀着匕首到马拉的家里。她杀害了一个伟大的生命。

    我仿佛看见她把刀刺进他的胸腔。我听见那声音，血立刻从黄瘦的带毛的胸上喷出来。我吃惊地把头一动，我怕血溅到我的脸上。但是我惊醒了。我依旧坐在我的小房间里，桌子上堆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的思想落进书中去了。

    卢骚的弟子杀死了卢骚的弟子。哥代除了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所崇拜的“女杰”外，并没有救活一个法国人。她反倒使十万人悲痛。她是吉隆特党的友人，她的匕首却促成了吉隆特党的败亡。所以在狱中的吉隆特党人威尔涅约听见哥代的行动，便叫起来：“她毁了我们；不过她教了我们怎样去死。”不错，夏洛蒂·哥代的确死得勇敢。

    我记起了一个历史家的叙述：

    这是下午七点钟……夏洛蒂一刻也不曾失去她的自制力，她走上了囚车。她站在车上，她昂着头，眼光很镇定。车子到了河边。天落起雨来，还打着雷，但是暴雨并不曾驱散群众。沿途聚集着人群，他们包围着囚车，跟随着囚车。车子因此走得非常慢，花了两个钟点才走到公果尔德广场。夏洛蒂始终立着，那些对她掷过来的侮辱和叫骂并没有扰乱她的镇定。她从容地望着街中的无数的人头……

    雨停止了，越过香·热利塞大街的浓密的绿树看去，暴雨后的紫色落霞涂满了天空。空气一定很新鲜，很凉爽；还没有新流出来的血的气味。

    断头台大概建立在和现在竖立方尖碑[30]的地点相差不远的地方。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一定挤满了人。夏洛蒂不要别人扶持，迅速地走上断头台的阶梯。她到了台上，一个刽子手把她的披肩拉开了。她睡倒在木板上。机器动作起来。再过一会儿，人把她的头拿起来给台下的人们看，她的一对蓝眼睛还是半开着。

    夏洛蒂·哥代便这样地结束了她的二十五岁的年轻的生命。她那一对半开着的蓝眼睛仿佛就印在我的书上。我看不清楚她的眼珠。但是藏在那半闭的眼睛里的一个寂寞的年轻生命的悲剧震动了我的心灵。我恨她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好象自己也立在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不瞬眼地望着那一把悬垂的大刀。我听见一个声音：“不要落下来罢。”

    怎么？难道我着魔了？我不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不是哥代的崇拜者。而且我甚至不能够宽恕她的行为。那一天站在人丛中不瞬眼地望着她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仿佛看见那个年轻的德国人疯狂地跟着囚车走了两个钟点。我仿佛看见他痴迷地立在人丛中，两只眼睛永远盯在她的脸上，好象要把他的心掬给她看一般。这是亚当·鲁克斯，从马因斯派来的三人代表中的一人。他来巴黎只是为了向国民大会表示忠于革命，表示马因斯议决归并法兰西共和国。但是他却在做了反革命行动的哥代身上发见了他的梦景中的“女杰”。他忘掉他自己的存在了。他称颂她“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以为“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最美丽的事”。这个二十八岁的热狂者以前并不知道哥代的名字。然而他也是卢骚的弟子，蒲鲁塔克的读者，他和哥代一样也走入了迷途。他有着一颗更罗曼谛克的心，因此走得更远。他现在将共和国与革命抛在一边，却祈求着和刺杀马拉的女子同死了。和他同来巴黎的一个代表福斯特尔说：“夏洛蒂·哥代使得这个善良的年轻人精神错乱了，他如今就以为除了为她，为吉隆特党而死以外，再没有别的幸福。”吉隆特党的议员巴巴霍说，鲁克斯爱上了哥代。还有一个近代历史家马丽·雪尔女士也说：“倘使她不曾有过罗曼谛克的恋爱的话，那么她至少在亚当·鲁克斯的灵魂中唤起了一种比死更强烈的激情了。”

    映着落日的霞辉，那个“健康、美丽、纯洁、温雅、勇敢的面貌”占据了鲁克斯的罗曼谛克的心。他失掉自持的力量了。那时雷声还在巴黎的天空响着，灰黄色的天幕不时被闪电划上了纹路，落日的紫光在断头台的染红了的刀上发亮，鲁克斯象被鬼魂追赶着似地急急回到他寄宿的旅馆，他匆忙地埋下头，狂热地动着笔写他的题作《夏洛蒂·哥代》的文章。他忘了休息、忘了饮食地写着这本等于他的死刑判决书的小册子。他认为那个诺曼底的处女比布鲁塔斯更伟大。他说：“她是天上的人物，不宜于住在地上，她象电光一闪地过去了，却留下她的纪念在人间。”他还宣言他如今更爱她所身殉的法国。他如今唯一的工作便是跟着她登断头台。

    在三个多月以后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他甚至快乐地叫道：“我现在到底要为夏洛蒂·哥代而死了。”

    我现在引用一个同情他的英国历史家的叙述：

    克尔勒和福斯特尔在人丛中跟着他，就象他从前跟着那辆把夏洛蒂·哥代载到同一目的地的囚车那样。在五点钟，白昼的最后的微光也消失了；断头台被火炬的光照亮着，火炬还投掷了摇曳的微光在群众的脸上，他们是来看那个为夏洛蒂·哥代而死的外国人的面貌的。一道暗褐色的雾从河上升起来，空气寒冷彻骨，但是亚当·鲁克斯走上断头台的窄梯，看见断头机的轮廓映在阴暗的天幕上时，他并不曾颤栗一下。

    克尔勒说：“他走上去，好象他是在登上讲坛去演说一般。”

    福斯特尔说：“他奔赴死，他向着死跑去。”

    他的冷静使得那些站在他旁边的人不相信；他很想拥抱刽子手，但是他的双手被缚着了；他对他的朋友们微笑，他抬起头看上面，好象在看隐在巴黎的雾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便是鲁克斯的最后了。人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穿过巴黎的雾，越过被德国军队封锁了的道路，在看马因斯的乡村里他的和平的小家庭罢，那里有他的年轻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女儿。她们会忠于他，珍贵地保留着他的纪念品。在告别的信上他对他的妻子说：“我为自由而死，倘使有一天自由得到胜利，法国便不会忘记亚当·鲁克斯的妻子和女儿。”

    但是事实上他并非为自由而死，法国也的确忘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全世界都忘记了她们。第三个女儿在父亲死去以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鲁克斯的善良的妻子却多活了二十年。剩下的两姊妹中，姊姊马利亚·安娜又走上了她的父亲的路。这是一个热诚的、孤寂的、爱梦想的二十五岁的少女，她和她父亲崇拜的“女杰”同岁（也许还大一岁），她有一天读到了J·P·利席特尔的赞美哥代和鲁克斯的诗，她的纯洁的少女的心受到极深的感动。她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给作者，信里充满着带神秘性的语句。没有回信到来，她便想自杀。她的妹妹劝阻了她。后来利席特尔来了两封信，给了她一点安慰。

    妹妹出嫁了，马利亚·安娜更孤寂地留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利席特尔又来了信，要求和她见面。但是这个纯洁的“罗曼斯”是她的脆弱的心灵所受不了的，而且她已经决定了不做这个世界里的人。她和她的父亲一样要在死里寻求幸福。在一个五月的夜晚，她投莱茵河自杀。别人救活了她，她却坚决地说她看见永恒之光，听见天堂的音乐，她不愿意回到地上来。

    人们把她放在床上。她似乎睡熟了。人们离开了她。后来有人再进房里来时，她已经死了。

    父亲害了女儿，他给了她这么一颗脆弱的罗曼谛克的心，把她引到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

    现在已经不是罗曼谛克的时代了。我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四围怎么这样静？我的脑子里还充满着那些书中的人物。穿过深夜的凉爽的空气，圣母院的钟声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来。我痴呆似地数着。十一下。我惊讶了。我怎么在书本上花了这许多功夫？我今天还没有吃过晚饭呢！但是我也不想吃什么了。

    我望着贴在墙上的一张肖像，这是从一本书上扯下来的卢骚的照片。那时他是在四十岁的壮年，正是构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的时期，他的眼光坚定，面容充满着勇毅的表情。我望着这个“近代思想之父”，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我觉得在这一天的功夫我活了一百几十年。或者我做了一场大梦。我刚刚见过了他的三个弟子，跟着他们过了三种充满浪潮似的生活：一个留学法国的瑞士医学生，一个在古罗马共和国中寻找她的“王子”的诺曼底贵族少女，一个以《热诚》这篇论文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十九岁的马因斯青年。一个瑞士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卢骚把他们拉在一起，使他们走了许多路程。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惧怕，没有惋惜。病弱的马拉死在健康的哥代的匕首下，他睡倒在浴盆里。哥代在断头台上唤起了爱情，她又把鲁克斯引进了永恒。鲁克斯又给他的年轻的女儿立了一个榜样。

    我的心反抗起来。对这一百几十年前的可痛心的悲剧我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我不能挽救什么。我不能够拔出哥代的匕首，把马拉从浴盆里扶起来。我不能够劝阻哥代，说她的举动只会危害共和国。我不能够说服鲁克斯，使他明白他自己并没有了解革命。我让他们走入死亡的道路，现在只有对着书本叹息。我太无用了。

    但是我的正义感还是强烈的，我的判断力依旧不曾消失。对着那些不忠实的历史家的叙述我不能没有愤慨。A·拉马丁称哥代为“暗杀的天使”，L·马德楞称她为“女侠”。他们和哥代一样，是不懂得革命的，我不愿提起那些更坏的、更充满偏见的书的作者，譬如N·H·威伯斯脱夫人，她比哥代更恨马拉，这位淑女的恶毒的文章使人疑心她倒是一个嗜血的疯人，她的笔不会触到马拉的仁爱的心。只表现了自己阶级的无能。她和通俗小说家阿尔柴男爵夫人一样，想“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来拥护阶级的利益；阿尔柴男爵夫人将罗伯斯庇尔再判处一次死刑，威伯斯脱夫人也再一次暗杀了马拉。可是这样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阶级的没落。我跟着一些历史家称哥代与鲁克斯为卢骚的弟子，他们都热狂地读着卢骚的著述。然而实际上他们都不曾了解卢骚，撇开了被压迫、被虐待的阶级，杀害了人民的朋友，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卢骚的弟子的。了解卢骚的只有马拉，他生于贫穷，死于贫穷，他有一颗敏感的仁爱的心，坦白刚毅的性格。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过光荣，却拒绝了物质的享受。全巴黎的人民为他的死悲哭。他的遗骸被移葬在国葬院中。但是在一七九五年人们又把他的遗体搬出来，葬在附近的墓场里。反动者还扎了他的自像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天井中焚烧，然后把灰烬抛在蒙马特尔的阴沟里面。

    “这太过火了！”我愤怒地叫起来，我不能忍受这侮辱。我站起来。一切幻景都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房间里还只有我一个人。桌子上堆着书。墙上贴着卢骚的像。他永远带着坚定的眼光看我。

    这个“日内瓦的公民”至今还屹立在巴黎国葬院门前，他的遗体也安息在国葬院里面。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有若干次冒着微雨立在他的面前对他倾诉我的痛苦的胸怀。现在又轮着他来安慰我了。他将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1939年春在上海

    在广州

    一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上午，第二次日机的轰炸开始，我和几个朋友躲在一座四层洋楼的底层。我站在门口听见敌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听见机关枪声阁阁地在附近的空中响着。于是一个炸弹带着“沙沙”声下来了。那巨雷似的爆炸声把脑子都给我震昏了，我本能地退到后面去。石灰和尘土立刻细雨一般地落下。我们满头满身都是尘土。我以为是楼上被炸了。但是过了片刻，我仍然安全地立在那里。飞机又在我们的头上发出了可怕的惨叫。这是投弹的警告。我们屏住呼吸地等待着。这并不需要我们等候。沙、沙、沙的声音便突然响了。我仿佛看见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绞着空气响。这次的爆炸声比前次的更大，震落了更多的尘土，使得站着的我不由自主地蹲下来。我想这一次炸弹应该落在我们的屋顶上罢。但是仍然没有。还有第三次的爆炸。然而除了震下更多的灰尘外并没有带给我们什么伤害。

    机声渐渐地去远了，我们便站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走到门外。

    “前面的防空壕落了弹，”有人跑着这样说，还有人跟着跑到巷口去。我也去到了那里。

    防空壕就在巷口的空地上，那里并没有落弹。被炸的是旁边一条街，两旁的店铺倒塌了，树木折断在地上。砖块，电线，尘土堵塞了路。救护队员忙着在那里工作。

    在那块长满青草的空地上，我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他那穿香云纱短衫的身上满是血迹，肚子炸破了，肠子露在外面。他的身子微微地颤动。脸自得象一张纸，眼睛睁开，痛苦地望着我们的脸，那双眼睛似乎看不清楚什么，眼珠转动得极慢。忽然脸上起了一阵拘挛，眼皮动了一下，眼珠也略略转动，嘴微微张开。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失神的眼光似乎在痛苦地哀求：请帮点忙，终止我的痛苦罢。

    但是这周围，我们几十个人都袖手旁观着，不能够帮一点忙。他的嘴唇里淌出血来。我半痛苦、半恐怖地转过了身子。

    这个身体不久就被人搬走了。可是他那染着血的白纸一样的脸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

    二 八月十三日

    在惠新东街我们书店的那间小屋子里，我每天下午坐在对着窗户的桌子前面写信，看校样。在这些时候我常常听见警报声或者飞机声。巷子里很静，有时我半天听不见一声脚音。阳光停滞地照在这寂寞的路上。我沿着这路走出巷口，再转进大街。在汉民分局门前人们正忙着搭献金台，这是为了“八·一三”献金搭的。同样的献金台有好几座，在这个城里的几个重要街口。在热闹的街上我常常看见手执白旗的宣传队，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

    八日下午这个城市遭了一次日机的大轰炸，我们书店附近也落了几颗弹。九日早晨西关一带又遭了残酷的屠杀。这天午后在惠新东街的巷子里更少听见人声。我还是坐在我的桌子前面。我放下笔，抬起头。穿过窗户我看见对面人家门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这个人并不是从今天起才坐在这阶上的，不过我这时候才注意到他。他安静地坐在那里，望望天空，望望周围。他埋下头拔起阶下的青草。他拿起草慢慢地放进嘴里嚼着。我觉得我的喉管堵住了。我用力挣扎，半晌才咳出一声嗽，好象我自己吞食了青草一般。

    这个汉子依旧安静地坐在那里，他又拔起第二把青草，照样地放进嘴里，默默地吃着。他没有发出一声呛咳，仿佛他吃惯了这种东西。我望着他，我甚至忘了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说广东话，我无法向他发问。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乞丐，但是我并未看见他向着谁讨过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这同样的房间里，窗外仍旧坐着这同样的黑衣人。我听见两次警报，又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我看见黑衣人默默地站起来走了。

    “八·一三”的傍晚我和一个朋友从书店里出来，走过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上悬着汽灯，转着走马灯，一个年轻人拿着扬声筒，嘶声哑气地在台上演讲。台下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挤进人丛中去。我听见一阵拍掌声。我站定了，举起头再向台上望去。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立在台口。这平凡的面貌是我熟习的。他在这里！黄瘦的脸困窘地微笑着。细小的眼睛睁大起来，惶惑地望着台下。年轻人在旁边鼓励他。他的脸色忽然发红了，他张开口，吼叫似地开始说话，他一面挥动着拳头。他说话不多。我不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一个乞丐。这是他讨来的钱。他把这仅有的财产贡献出来，因为他相信只有在大家一颗心、共同对付敌人、把敌人赶走以后，大家才可以保全性命，过安宁日子。他还说到残酷的轰炸，说到那许多惨死的同胞。他希望那些有钱的人也照他这样做。他激昂地说着，口里溅出白沫。但是话一说完，他却又现出了窘相，匆忙地一鞠躬便走下去了。服务的年轻人大声说着恭维这个乞丐的话。众人在台下感动地拍掌。

    我的眼光跟随着这个平凡的黑衣人，当他消失在人丛中时，我还在各处找寻他。他的面貌对我显得更亲切了。

    三 八月十六日夜

    在哥伦布咖啡店的二楼，我和两个年长的朋友坐在临窗的一张桌子旁边。窗下对面是献金台，台前聚集了一大群人。没有电灯，广州市这时还在警报中。咖啡店里点着洋烛，献金台上燃着汽灯。年轻的服务人拿着扩声筒对群众演说。女学生在台上唱救亡歌，台前挂的走马灯带着人影不断地转过去。我看见一个光头的人走上台，服务人把他介绍给群众，人们在台下欢呼起来。那个人说不出话，只吐出几个字，就带着羞涩的样子走下去了。这是一个可敬的献金者。接着又上来一个小孩子，人抱起他，指给群众看，群众拍掌。小孩子说了几句话。群众又拍掌。

    我们伸长颈项出神地望着窗外，忽然汽灯灭了，走马灯也灭了。警察在下面大声说话，咖啡店侍者连忙过来吹灭洋烛，那个和善的侍者带笑地对我们说：“飞机来了。”

    楼上楼下全是一片黑，没有一点声音。天色很阴暗，连星子也没有几颗。我想：“它们这时候来做什么呢？在这样的夜里看得清楚目标吗？”但是我仿佛听见了摩托的声音。我看下面，还有那么一大群人。我只看见黑影子在动。大家都不作声。只有在献金台上有人偶尔小声讲一两句话。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无线电喇叭在报告日机这时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动作。许多黑影子聚在那里听消息。

    机声消失了。大概是无线电喇叭报告飞机离开了市区，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在献金台上又开始了演讲。不过声音还是相当低。演讲完毕，女学生又唱起了救亡歌曲。

    我听到这清脆的歌声，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情。我想大概就是这班女学生罢。一个本地朋友今天对我说过，在“八·一三”那天上午，日机已经飞到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的上空了，那时台上还有一批工作的女学生。本来已经预备好汽车，要载她们到别处去躲避，可是她们不肯离开献金台，而且表示宁愿在台上工作而被炸死，不愿放弃职责。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感动的故事！现在她们又在日机的威胁下勇敢地唱起歌来了。

    楼上楼下仍是一片黑暗。我倾听着歌声。渐渐地我似乎被那勇敢的歌声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境界。我看见光明，看见喜悦，看见微笑的面孔。忽然四周响起了一阵发狂似的欢呼，人们在拍掌，不停地拍掌。女学生唱的歌曲立刻被群众接着合唱下去。走马灯燃起来了，汽灯也亮了。侍者点燃洋烛，送了一支到我们的桌上来。

    我知道日机已经出海了。人们从无线电喇叭里得到这个消息，他们拍掌欢呼，只是因为那个可怕的梦魇已被光明驱散，至少这个晚上他们可以安静地工作一夜，再没有什么东西来妨害他们。从八月十三日以来我已经有过三次这样的经验了。这是第四夜，而且以后还会有第五，第六……夜。我是和那些拍掌欢呼的人有同感的。

    于是解除警报的汽笛响起来，献金台旁边的汉民分局门前有警察在敲钟：一下，二下，三下，四下……钟声带来了更大的喜悦。

    街中响起了汽车的声音，接着听见人们在喊口号。灯光闪电似地在黑暗的街上亮了几下。我看见三四辆卡车满载着手执白纸小旗的男女青年从财政厅那面驶过来。卡车停在十字路口，车上的人不住地挥动着小旗。

    献金台上的女学生又唱起救亡歌。卡车上的青年也合唱起来。但是卡车终于载着歌声往前面走了。象船后的水痕一样，卡车的后面也拖了一条长长的“音路”。我听得见它，而且也仿佛看得见它。

    从财政厅那面又走来十几个人一队的歌唱团，其中有男有女，有的唱歌，有的吹口琴。他们经过这里，并不在献金台前停留，却转弯走了。

    四 十月一日

    高射炮的声音静下以后，四周渐渐有脚步声了。楼下对面那家药铺的大门依旧寂寞地锁着。一个乞丐似的男子安闲地从大新公司那方面踱了过来。他不时仰起头望天空。他走到我们的门前就在石阶上坐下休息。一个穿白布短褂的药铺伙计在巷子的另一头出现了。他站在那里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讲话。

    没有解除警报。我不能等待了，我要到印刷局去。已经到了我和那边的人约定的时间，我要去拿这期刊物的校样。

    我穿好皮鞋。对面药铺的大门被推开了，我听见了声音，一定是先前在大新公司门口防空壕里“躲警报”的人回来了。我便匆忙地走下楼，推开门出去。

    我走出巷子，着见商店门依旧开着。我进入大街，却看见警察岗亭上挂着红旗，这是表示紧急警报的信号。街上仍然和平时一样热闹，行人不带一点慌张的样子。

    我雇了黄包车，让那个年轻车夫沿着我走惯了的路线把我拖到印刷局去。

    转过一个街口，我看见许多人围聚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无线电喇叭报告日机的行踪。

    快要到印刷局了，我忽然看见行人匆忙地往骑楼下走去，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大概是飞机回来了。果然车夫仰起头自语似地说：“机声！”

    我侧耳一听，不用说是那熟习的声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也仰头去望天空。阳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使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我始终没有看见什么。

    市声渐渐地静下去了。摩托声更清晰地进了我的耳里。天空没有什么可怖的景象。我的四周也只有静寂。这里仿佛是一个和平的境界。人行道上南国的绿叶跟着风的节奏微微飘动。但是比蜜蜂声音较大一点的机声却压住了每个人的心。这是死的声音。毁灭的声音。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灾祸。它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切即刻化为烟雾。它可以使我们这五尺的身躯变成粉碎。这似乎是我们的物质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所以那个车夫忽然惊恐地叫起来了：

    “飞机向我们这面来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却是这样。我朝着车夫指的方向看去。三架飞机，一架在前，两架在后，向着我们这面飞来。它们飞得相当高，但声音不小。有几个人跑着，也有人伫立在街头仰天观看。车夫慌张起来。他拖着车子，打算往什么安全的地方跑去。

    崩！崩！崩！崩！……高射炮嘹亮地响着，声音十分清脆，好象什么东西冲破了天幕，进入大气里去了。

    晴朗的蓝天里现出一连串小团的白烟。一个靠一个地排列着，使人不相信竟然会有这么美丽的白云。

    我的心立刻静下来了。这是我们的高射炮的声音。我便安慰这个老实的车夫道：

    “不要怕，我们的高射炮会把飞机打走的。”

    果然高射炮的声音停止以后，摩托声也渐渐地小了。那些杀人的利器不久也就离开了市区。我在印刷局取了校样，又从那里走到书店。我还不曾走到书店的巷口，就听见了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同时在汉民分局门前警察慢吞吞地打起钟来，岗亭上的警察也含笑地取下红旗卷起，另外拿出绿旗来挂上。

    1939年春在上海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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