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这些都不是可以传世的文章，它们只是去年下半年中间我在各地写给朋友们的长长短短的信（最后一篇应该不是信，但是我仍然把它当作信函寄给朋友们看过了的）。我写它们的时候，我只是象平日和朋友们谈闲话似地写下我的真实的见闻。也只有我的朋友们会从这些没有修饰的文句中看出一个珍爱友情的人的感激。

    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这些天来，早晨我见到阳光就疑惑晚上我会睡到什么地方。也许把眼睛一闭，我便会进入“永恒”。

    我知道个人的存亡没有请求被重视的理由。但是轮到我来交出一切，我对人世还不能没有留恋。牵系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为我有无数散处在各地的朋友。甚至在这些日子里，我还想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对朋友们的感激的心情让大家知道。

    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在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里，在此时将我引到彼岸的正是这友情。它救了我，犹如飞马星座救了北极探险途中的麦克米伦。[31]

    我不会说假话，这些信函便是明证。甚至敌机在我的头上盘旋、整个城市在焚烧的时候，我还感到友情的温暖。是这温暖给了我勇气，使我能够以平静的心境经历了信中描写的那些艰苦的日子。我有过勇气，我也还会有勇气，因为我有着无数的好心的朋友。

    同这本小书一块儿，我献上我的祝福和感激。

    巴金 1939年2月14日在桂林

    香港行

    今天早晨船到汕头，我把写好的信寄发了。今晚似乎有船去上海，我的信想必按时到达你们的手中。我第一次到汕头，所以去各处看了一下。这里情形还好，不过前些时候给敌机炸了一次，居民大都迁走了。许多商店至今关着门。饮食店也少见。电灯厂被炸毁，夜间无电灯。天热。市内有大小公园两处，大公园内有一半地方挂着“游客止步”的牌子。小公园倒好，这是工人歇脚之所。我们在小公园内坐了半天，因为这里离码头近，我们不怕会赶脱船。晚上六时开船，算是“准时”。新装活猪数百头，把统舱客人赶到别处去了，满甲板都是臭气。大猪小猪啼叫不已，吵得客人不能睡觉，使人觉得猪贵人贱，并非笑话。房里闷热，颇似蒸笼，电风扇开了，并无风。打开房门便有厨房的热气从外面送进。到甲板走走，不小心又会踏在猪身上。有汕头小贩偷带鸡蛋一万枚，分盛二十篓，被外国大副发见，督率部下将十余篓掷入海里，有三四篓被人藏过，但又让海员们趁火打劫了。船明天下午到香港，据说特等、头等舱的客人在船停后一小时即可登岸，其余的客人要在船上住二十四小时，等候检疫工作完毕才能离船。这又是想不到的事。钱毕竟有用处。差一点我就要在船上多住一天了，因为我起初打算买普通舱票。余话后谈。诸友均此不另写信了。寄这封信用的是你[32]给我的香港邮票。到香港下船便可投邮。否则不会有这样快。

    7月19日在太古海轮上

    在广州

    我已经到了广州。

    我在前一封信里说了些什么话，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似乎说到猪和人的事情。

    在船上我和猪为伍，而且有余裕写那样的信。在这里我常见的却是另一种东西。那是死。死仿佛就成了我们随处可以碰到的熟朋友。“他”随意地来随意地去，“他”来的次数太多了，因此并不使我感到惊奇，虽然“他”有时也在散布恐怖的种子。

    昨天下午，我又多了一个奇怪的经验。当时我摊开信纸打算给你写信，一个从东战场归来的年轻朋友忽然来找我谈话。我放下刚拿起的笔，坐到他的对面，回答他的问话。飞机的摩托声突然在我的耳边很清晰地响了起来。一个朋友在窗前惊讶地叫道：“飞机！”我们并不注意，因为先前没有听到警报（其实是发过紧急警报的）。我们仍旧在谈话。但是高射炮响了。街上有人在跑。门口一个年轻人指着天空低声叫着“飞机！”我和那位新朋友走到门口去看。三架飞机在对面屋顶上飞，飞得很高，看起来比我们屋子里挂的玩具的飞机还小。飞机向着我们这面飞来，三架之后又是三架。于是轧轧声大响，高射炮也连珠似地放起来。高射炮似乎没有效力，轧轧声越来越近了。我想大概要落弹了罢。并不要我们等待。一阵恐怖的“飒飒”声就压倒了摩托的响声。这声音自上而下，由远而近，象一簇簇树叶从天空落下来。我仿佛看见一颗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我知道它会在不远处爆炸，甚至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我在这里度过不少轰炸的日子。可是这种声音我只听见过一次。今年六月六日三颗炸弹在我们住的巷口附近爆炸时，我在事前听见了那奇怪的声音。

    飒飒声一起，一些陌生的人（还有邻舍那位太太带了小孩）疯狂地涌进我们的屋子里来。他们带着轻微的惊呼，一齐往地上蹲伏。炸弹爆炸了，声音不大，似乎落在很远的地方。我觉得奇怪。但是第二次“飒飒”声又起了。仍旧只听见小的爆炸声。大家略为安心。可是飞机还在上空盘旋。在第三次的“飒飒”声响起之后，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就震撼了这间屋子。我在这里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当，因为房间不过微微摇动一下，我还觉得一股风吹到我的腿上，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然而在那巨声刚起的时候，我和别的人都以为这颗炸弹一定在我们的头上爆炸。我们的办事处是在楼下，头上还有三层洋房，倘使是一颗小炸弹，我们在下面还有活命的希望。我坐在藤椅上没有动一下，头埋着，眼光固定在一堆校样上面。我微微张开口，我想要是这里被炸，我还能活的话，为了不使耳膜震破，我应当将口张开。

    我们定了神，静悄悄地看看四处，眼前还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轧轧声消失了。房里没有一点改变。桌上多了一层灰。蹲下的人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房去。紧张的空气松弛了。我看朋友们的脸，那些脸上好象蒙了一张白纸。可惜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色。

    飞机去了以后，我们还听见炸弹在远处爆炸。这一次却没有飒飒声。飞机的确去远了。于是先前中断了的事情又继续做起来。那位青年战士也就告辞走了。

    一个朋友从印刷局回来，他说在路上看见炸弹落下，以为我们这里被炸了。后来我们知道了被炸的是些什么地方。我想去看林老先生，因为在他住处后面落了三个弹。恰恰在这时林老先生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后面一个防空壕的空地上落了两颗炸弹。虽说是在他住处的后面，却也隔了三四条巷子。

    警报还未解除，我约林老先生出去喝茶。我们刚走出巷口，看见前面街上有许多人在奔跑，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件似的。林老先生问旁边一个书店伙计，那个年轻人说：“大概是飞机又来了，你们可到隔壁去躲一下。”我们没有听见飞机飞近的声音，便不去躲，却穿过街口，往前面那个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门前是防空壕，有沙包木板保护，所以骑楼下聚了不少的人。我们穿过人丛，进了咖啡店。楼下人太多，大半是避难的。楼梯上也坐了好些人。我们便走上二楼。那里很空。茶房们正闲着。有两三桌人在喝茶饮冰。我们在这里谈了大半个钟头。警报解除了。

    我们从咖啡店出来，约好去看“灾区”。我先回到办事地方转一下，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送校样来了。想不到刚刚经过了大轰炸，印刷工人还在工作，这倒是难得的事情。现在进步了！以前有一家印局在六月六日的大轰炸后就关了门，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四处探讯，才找到我的一部译稿，那还是五月十日左右交去的。

    后来林老先生陪我去看“灾区”。我们经过一条大树掩映下的古老的小巷，跨过短墙的缺口，到了一片空地。在那里我们看见炸弹的遗迹。一块土地被搅翻了，成了一个很浅的坑，面积不过一张圆桌面大小。另一处也是同样的情形。一点也不可怕。原来头两颗炸弹就落在这个地方，所以声音不大。这个空地旁边的一所公厕也炸毁了。地上凌乱地堆着砖块。一块木板还竖着，写上“小便处”的木牌也还钉在那里。

    我们再往前面走，走进××路，不觉惊愕地站住了。那条街好象经过了激烈的巷战似的，显出十分凌乱的样子。马路上盖着一层白灰。电线落在街心。房屋坍了好几间，一道写着“××里”金字的门墙还立在瓦砾堆中。再过去，一座四层楼的大洋房被炸去了一半，屋顶完全坍下来，四层压在三层上，三层压在二层上，只剩了一个七歪八倒的空架子。此外就是砖块。

    一个女人站在对面骑楼下向行人叙说被炸的经过。这对面房屋也受到了炸弹的恩泽。玻璃震破了，坚实的窗架震断了，楼板也落下几块。房里的陈设大都破碎了。好几所房屋都被炸弹的威力扫空了。有人在贴封条。街心有几个壮丁在维持秩序，但秩序本来就很好。

    我们听说法国礼拜堂前面也落了炸弹，死伤的人更多。这一天共有二十多卡车的受伤者送到中山医院去，有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他说有些小孩在卡车上痛苦地哭叫。但是另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故事却更悲惨：一个人从地上爬起来拾起自己的断臂接在伤口上托着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边脸，手里还抱着她的无头的婴儿。

    晚上有月亮，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夜袭。但是大家若无其事地到号称广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饭。我们愉快地谈笑，把白天的经历当作一场怪梦。长堤安静地躺在我们下面。夜市依旧象平时那样地热闹。人在广州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我们常常说到玛德里，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想这里的情形和那边的不会有大的差别。

    这封信应该在昨天写好，但是昨天没有写。今天早晨八点钟飞机又来炸过好几个地方。一共来两次，直到下午三点才解除警报。飞机来投弹时街上并没有行人，只有几个壮丁维持秩序。飞机一走，警报解除，街上的情形又跟平时完全一样了。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长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长堤上摆满了小贩的担子。在两次大轰炸以后还能够看见这样热闹的夜市，这是我万想不到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一星期前看见的。正南路一条街被炸光了。在仅仅留着的一间残破的楼上我看见一个人的住房。那位衣冠整齐的居住者穿过了瓦砾堆，安闲地经过破烂的楼梯，登上那间缺少一面墙壁的住房。一个人住在瓦砾堆里，还能够如此从容，这的确是别处很少见的事。它可以说明这里居民的倔强了。

    今夜没有“夜袭”。但愿明天早晨飞机不要来打扰我的睡眠，今天上午飞机投弹时我还在睡梦中，我是被警报惊醒以后而又沉沉地睡去了的。

    以上的话你们住在上海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把它当作故事看也好。

    8月9日夜一点钟写完

    广州在轰炸中

    朋友，你来信问起这个城市的情形和我的近况，你不知道这里的人在轰炸中怎样过日子，所以你劝我立刻躲避到所谓安全地带去。你以为这里已经成了死城，或者变做了地狱，你还误把我看作死守危城的壮士。其实都不是，我在这里和无数的普通的人一样，过着很平凡的生活。朋友，你应该知道在这里还有数十万和平的居民。

    这里也许和你们那里不同。在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倘使轮到自己闭上眼睛，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撼。

    一个人看见“死”太多，他对“死”便不感到惊奇；一个人有“死”的机会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负责。这便是我在广州得到的一个教训。

    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然而甚至五百磅炸弹的乱投也不能使人胆寒。每天敌机飞进市空投弹的时候，许多工作依旧照常地进行。“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我并不是在这里阐明我的什么理论，我只叙述事实。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例子，譬如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屋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甘冒危险去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金的热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在灯火管制中也还有大队的群众立在每个献金台下狂呼口号，或者静听台上男女青年高唱救亡歌曲。一切都照着预定计划进行，敌机的威胁也不能使它们改变。倘使一颗炸弹在献金台前落下，自然会有成千的死伤。但是献金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因为吝惜牺牲就让它失败。所以“八·一三”那天早晨敌机已经进了市空，而通常被视作危险地带的永汉分局和第一公园两处献金台上的负责人员还是照常工作不肯撤退。所以到今天献金台能够良好地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在这里的人看来，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我在这里还是一个陌生者，但是我已经看见了不少的事情。以后我会向你详细叙述它们。至于这里的居民，我不说他们勇敢，我想称赞他们“结实”；对于这种“结实”的人，敌机的威胁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一种暴力能够使他们屈服。

    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我会获得不少有益的教训，请你不必为我耽心。

    8月15日在广州

    在轰炸中过的日子

    回到这个城市，我又记起许多事情。这里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记。我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平淡地过日子，不悲观，也不过于乐观，只靠着一个信念指导我。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在我都会感到喜悦。在这里我特别想多做事，只是因为我害怕第二天这种喜悦就完全消失。这种害怕并不是“杞忧”，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常来的熟朋友。惨死并不是意外的不幸，我们看见断头残肢的尸首太多了。前几天还和我谈过几句话的某人在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地完结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那里就躺着一个肚肠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

    我们过了一些这样的日子。在那些时候我们白天做事常常受到阻碍。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下降，投弹，上升，或者用机关枪扫射。房屋震动了，土地震动了。有人在门口叫。有人蹲在地上。我们书店的楼下办事处也成了临时避难室。要在那里继续做我们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一回我听见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目标，听见机关枪的密放，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我还埋头写我的那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我写下我相信拥护正义的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话[33]。我并非有意夸耀我的镇静，我承认我是用了绝大的努力、才镇压住感情的波动。所以写完文章我便感到十分疲倦。这样的事我只做过一次。平常飞机来投弹的时候，我在家里，便躺在床上睡觉（后来炸得太厉害了，我便到楼下去躲避）；在办事处，则坐在藤椅上和同事讲几句闲话。有两三次我和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吃早点，给关在里面不能出来，旁边一条街被炸了，我在咖啡店里看不见什么，玻璃窗给木板遮了大半，外面是防空壕，机关枪弹一排一排地在附近飞过，许多人连忙伏在地上。我不能够忍受这种紧张的空气，便翻开手里的书，为的是不要想任何的事情，却以一颗安静的心来接受死。这时我的确没有想什么。我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枪弹飞进来，炸弹在前面爆炸，我也只好死去。我没有愤怒；愤怒和憎恨倒是在敌机去了以后，我看见炸死同胞的惨状和炸伤的同胞的痛苦而起的。我若不能逃脱，则死也无憾，因为我的尸体也会同样地激起别人的愤怒和憎恨的。

    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34]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此外我们还答应汉口一个书店的要求，把大批的书寄到那边，希望在武汉大会战之前从那里再散布到内地去。这类事情都得在夜间空闲的时候做。大家挥着汗忙碌工作，一直到十一点钟，才从办事处出来。我们多做好一件事情觉得心情畅快，于是兴高采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个钟点，然后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炸弹来粉碎我们的肉体。

    在这样的夜里我有的是无梦的睡眠。人仿佛成了钟表一类的东西。发条开满就走，走完便停。我们好象变成了制造刊物和小书的机器。每天在办事处忙的是这种事情。机器还未损坏，当然要转动。机器一旦被毁，则我也无责任了。我有时就拿这种思想安慰自己。

    但是刊物终于由旬刊，变成了无定期刊。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这其间我去过两个地方。这是六月六日以后我第三次回到广州了。我再见不到六月六日、十三日和二十二日所见的那些景象。六月十三日我走过几条街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几乎连一个小饭店也找不到。我现在看见的依然是热闹的街市和扰攘的人群。有几处炸毁的房屋已经被朴素的新屋代替了。炸断的老树上生出了新芽。这个城市的确是炸不死的。它给了我不少的勇气。这个城市便是对我们保证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信物。我能够在这里做我的工作，我太满意了。

    8月16日在广州

    从广州到乐昌

    这是我的第五封信了。

    我记不清楚在前一信里我有没有和你们谈过我要去武汉的事，也许我忘记提说，但是这次的旅行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在那边的朋友曾经打电报要我去一趟，以后还来过航空信。可是等我把这里的事情料理好、准备动身的时候，粤汉路又意外地给炸断了（这条铁路一年来不曾断过五天以上）。在候车的期间，我接到了从武昌寄来的阻止我到那边去的航空信。

    在这时候似乎没有去武汉的必要了。但是困难和阻碍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我要到那个大城市和那里的同胞们在一起过些令人兴奋的日子，我要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面，纵然只能够在那里住一天，我也要去！于是在前天上午我和两个朋友一道离开了广州。

    同行的两个朋友中一个是上海人，另一个是广东人。广东朋友对于广东各地的情形相当熟习。他为了安排旅行和决定路线，曾经到各处去打听了一天。坐船去清远，再由那里坐汽车到银盏坳去搭火车，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

    到清远去的船很小，比省港小火轮小得多，设备自然不好。舱房窄小，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不少的帆布椅，但都已坐了人或者放了行李。我们找茶房交涉了一会儿，他答应在一个角落里为我们添上两张帆布椅。那个广东朋友便回到岸上去搬运行李。等他再来时船上汽笛已经在叫了。

    船一开，有些外省客人惊扰起来，据说有同伴上岸去吃饭，没有回来。我们旁边一个广东听差，替三个外省客人占了座位，这时还不见客人来，有些着急。不过现在还只十二点钟，离预定开船的时间尚早。有人知道船是开往太冲口的码头去，在那里停到下午两点钟才开。这样一说，船中的惊扰便平息下去。不久，船果然在一个码头停泊了，还有客人从这个码头上船来。但是广东听差等候的主人始终不见影子。那个相貌不大聪明的听差失掉了耐心，他忽然叫了一只船把行李匆匆忙忙地搬了下去。他占的三个座位空了出来，立刻被人抢去坐了。广东朋友也抢到一个，他欣慰地笑道：“今晚上可以舒服地睡一夜了。”其实那三个座位的主人是来过的，那是三个穿制服的女子。她们在岸上慢慢地吃过饭到船上来，才知道行李已经搬回到岸上去了，只得匆匆地走开，说是第二天再来搭船。

    船上地方小，客人多，开了船还使人觉得闷热，但又没有甲板可以让我们散步。舱门口也坐着不少的人，要去外面似乎也需要“杀出重围”的勇气，我只好躺在帆布椅上看书，后来居然沉沉地睡去了。

    晚上到了三水，上来的客人更多。差不多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舱里更闷热，有些人开始唉声叹气。也有人在埋怨受不了这种苦。于是什么人高声说话了：“是日本人使我们到这里来吃苦的。我们只有努力奋斗，用不着埋怨谁。”他这么一说，埋怨的声音倒立刻停止了。但是外面忽然传说添了一只驳船，要没有座位的人搬到那边去。这个传说后来证实了。许多人都离开了我们这个舱房。剩下来的人也因此略略感到舒畅。

    我经过一道小扶梯走到船边，扶着铁栏杆慢慢地走到厕所，灯光暗，天空漆黑，我看不见前面，一个不小心，碰着两个蹲在船边乘凉的人，我几乎失手跌到江里去。从厕所出来，我站在船边，紧紧捏住铁栏杆，举头四顾，凉风迎面吹来，远远地闪耀着一些灯火。江面很宽，在我的周围似乎只有黑的水和黑的天。船早已离开三水了。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们就到了清远。两个强健的女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搬下去，领我们走到旅馆。同船的人大半都到旅馆去休息。这个小城里旅馆不多，都在一条街上，而且都很小。我们走遍各处，找不到一个空房间。我们站在一家新亚旅馆的门前，广东朋友去打听汽车的消息。一个相貌老实的船夫走来向我“兜生意”。我和他随便谈了两三句话，广东朋友回来了，说是汽车下午五点半钟开往银盏坳。我们没有去处，便决定租下这只小船，讲好划到下午五点，并且划过对岸送我们到汽车站去。租钱是一元毫洋。船夫很高兴地把我们的行李拿起来，我们自己每人也提了一只箱子跟着他走上新亚旅馆的二楼，穿过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才看见一块楼板已经揭起来了，下面有一段很简陋的楼梯，楼梯脚下是江水，那里泊着几只小木船。行李搬到船上，一个中年女人一件一件地接过去放好。船板上铺了很干净的凉席，我们脱了皮鞋睡下去。广东朋友又拿出一元毫洋叫船夫买菜做饭。

    船夫刚买了菜回来，警报来了。我们看见岸上有人在跑。左边的警察局门口挂出了红旗。船夫问我们要不要把船开到江心去躲一下，不过他说这里并不要紧，飞机还没有在这个小城投过弹。被炸的地方是银盏坳，飞机差不多天天去，爆炸声连这里也听得清楚。我们觉得没有躲避的必要，便让船夫先做饭。吃过饭我们躺在船上睡觉，听见几声爆炸，也并不注意，便坐起来写信。过了半点多钟警报解除了。我们上岸去寄信，行李全放在船上，也不留一个人看守。

    我们到邮局去寄了信，又到各处走了一转。这个城市虽小，倒还十分整洁。我们走倦了，便到一家小茶楼吃一点东西。在那里遇见了好几个同船从广州来的上海人，大概都是要到武汉去的。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他们跟这里的茶房吵起来了，那个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气恼地向我们诉苦说：“做茶房的人本来该活五十岁的，也只能够活到四十！”

    我们从新亚旅馆走下江边，那只小船横在我们的脚下，船夫含笑向我们点头，招呼我们到船上去。我们坐了一会儿，看时间不早了，便要船夫开船。他们夫妇划起桨，船慢慢地往江心流去。船离对岸还有一半的路程，天忽然落起雨来。雨点很大，我们不好意思逼着船夫划桨，但又不能不着急，怕赶不上汽车，又得在这里多住一天。幸好过了三四十分钟雨点渐渐地小下去。我们知道有天晴的希望了。船夫又用力划桨，使我们居然在五点钟以前到了汽车站。

    广东朋友先跳上岸去买车票，我和上海朋友招呼船夫搬行李。行李还未搬完，广东朋友匆忙地跑回来说汽车票已经卖光了，还有些空车子也被人包了去，我们今天恐怕走不成了。大家正在商量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忽然听见旁边两个人在谈论包车的事情。广东朋友便走过去找他们谈话，居然意外地得到允许搭他们的包车，不过没有座位，代价是国币七角，比通常票价贵了两角。然而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少耽搁一天。船夫帮我们把行李搬到车上。别的包车都开走了。我们搭的这一辆因为等人，到五点半钟才开出了车站。

    公路很好，车子走得相当平稳，我坐在自己的箱子上也不大觉得颠簸。走到半途，车不能前进了，前面有一辆车“抛了锚”，横在途中，堵塞了路。那一车的乘客大都是伤兵。他们因为车子坏了嚷着要将司机打死，后来经一个军官劝阻，却把司机吓跑了。他们没有办法，便把车子横放在路中，使后来的车不能前进。我们的司机下车去找他们交涉了一阵，还没有结果。幸好这时从前面开回来两部空车，伤兵们高兴地上了那两部车子。我们的司机和别的人便把坏车推开，让出一条路，于是车子又往前进了。

    到了银盏坳。天还没有黑。我们先把行李搬到月台上，叫上海朋友看守着。我和广东朋友便到售票处去买车票。办事人回答我们：晚上十二点钟有通车开，可以直达武昌，九点钟才卖票。我们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海朋友。月台上已经堆满了皮箱、网篮和铺盖卷，许多乘客就坐在皮箱和铺盖卷上面。我们在广州，常常在报纸上看见银盏坳被炸的记载。卖晚报的小孩不断地叫着：“敌机轰炸银盏坳！”现在我们到了这里，才知道炸得如何厉害。在这里长住的人自然会知道何处是新伤，何处是旧痕。每一颗炸弹都会留下一个不灭的伤疤。然而我们这些陌生的眼睛看见的却只是一片断瓦颓垣。红砖砌的车站房屋全炸毁了，到处是碎砖断瓦。石阶倾斜陷塌，往南往北都有几个大坑。路牌寂寞地立在瓦砾堆中，“银盏坳”的“银”字被机关枪弹削去了一个角。售票处是临时搭起的草棚，旁边还有一间茅棚是车站职员办公的地方。另一间大约是候车室，只有一个架子，屋顶还不曾盖上。售票处后边的一片空地变成了临时的市场，一大群卖饮食的小贩挤在那里。

    广东朋友先去吃了一点东西。后来我也在临时市场里走了一转，正想吃一碗红薯汤，广东朋友忽然跑进来找我，说飞机要来了，站长叫乘客们往各处躲避一下。我们也只得拿起轻便的皮包，往轨道旁边的一条小径走去，一些人跟着走来。前面是一个小树林，有几个人就把行李放在草地上，人也坐下。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在一个农家门前站了片刻，并没有听见机声，看见天色已晚，知道敌机不会来炸车站，便转身回去。到了月台，我们听见人说：刚才有两架敌机在中山县飞过，站长接到电话，虽未发出警报，却也叫乘客疏散，免得临时发生事故，后来飞机折回去了。月台上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从北面开来了一列火车，这是工程车，只有二节，车上站满了工人。车一停止，他们便跳下车来，有的手里还拿着工具，马上往各处散开。在临时市场后面，汽车不断地从清远开来。我们听见喇叭声，又看见人挑着行李来到月台上。行李愈积愈多。我们在轮船上、在汽车站上遇见的客人差不多全到这里来了。有各种口音和各式的服装。夜幕终于盖了下来。立刻在各处燃起了灯，有汽灯和煤油灯，照亮了月台和临时市场。轨道上还是阴暗的，那里有无数的影子在晃动。我们才注意到许多穿黑衣服的小工不断地从北面走来，其中有一部分是女人，肩上还挑着土。临时市场很热闹，那里有小饭铺，有米粉担，有粥摊。一角小洋吃一碗烧肉饭，五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豆粥，四个小铜板喝一碗红薯汤。生意真好，后来的人往往站了许久才拿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为了吃一碗牛肉粥往返了三次，才捧到手里，卖红豆粥的担子前也围了一群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几点钟以前连一个人也看不见，而且十几小时以后又会是一片荒墟。但是明天晚上它又会活起来，而且象今晚一样地热闹。

    铁路上的工作开始了。好几处都有人拿了汽灯照着工人掉换枕木。铁锤敲着钉子发出当当的声音。另一些小工挑着土走来走去。未完成的待车室里点着煤油灯，好几个工人用葵叶在盖屋顶。地上放下一大堆葵叶，有人爬上梯子把它们陆续递上去。“今晚上盖得好吗？”一个北方客人自语似地在问。“一定盖得好，”上海的客人这样回答。工人们并没有注意这些话。他们仍旧严肃地、毫无疑惑地努力工作，和修轨道的工人一样。我想：也许铁轨明天又会炸断，房屋明天又会成为灰烬，但是这样的工作精神是不会消灭的。水永远向前流，山永远青绿，这些人的工作，也永远存在。他们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他们只知道沉默地、不屈不挠地埋头工作。几十架飞机一年来接连不断的轰炸，甚至不能够阻挠这一个小站的工作。在这里我看出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证。

    通车还不见来。有人传出话：今晚有两班车，除了通车外还有一班开往乐昌的慢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说：通车没有了，只有慢车。到售票处去问也得不到确定的回答，我们只好等候着。旁边三个大学生忽然谈起坐汽车吃亏的事。他们三个人一共化了三元半大洋，包车由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人经管，包车费不过十八元小洋，一辆车却坐了二十多个客人。包车的人不但坐车免费，反而赚到一笔钱。一个上海的女客也过来讲她化了国币一元搭车的事。她遇见的包车者是穿军服的政治工作人员。她和别人搭车时还说了好些哀求的话，想不到却让那位“慈善家”赚了钱。她诉苦道：“在上海别人把我们当作难民赒济我们。现在他反倒在我们身上赚钱。”她鼓动那三个大学生去向包车者交涉退还余款。其中有两个果然去了。我看见他们和穿童子军制服的人讲了许多话，却听不见一个字。后来他们回来，我才知道交涉失败了。包车者说他把多余的钱送给汽车公司了，可是拿不出什么证据。至于那位女客是否向她的包车者要回钱来，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一个湖南伤兵和一个广东兵因语言误会在旁边吵了起来，广东兵的连长走过去劝解，误被湖南兵用竹竿打破了眼镜，于是广东兵大声喊“打”，几个人走过去把湖南兵吓跑了。湖南兵跑进了黑暗里，前面却发出几声枪响。月台上的人又惊愕，又愤慨，以为广东兵开枪打湖南兵了。后来我们才明白开枪的是守路的兵。他看见人跑，又看见后面有人追赶，以为逃的是小偷或者汉奸之类，要那个人站住，那个人却只顾往前面跑，所以他放了枪，幸好并没有伤人。以后湖南伤兵也回去了，由路警把两方找去谈判一番，结果湖南伤兵赔广东连长眼镜费二元了事。

    火车来不来，还没有消息。上海朋友在行李堆上睡着了。广东朋友站在旁边和别人谈论语言误会的事。我闷得很，便去临时市场喝了一碗红豆粥，一个人在后面散步了一会儿。天空落下了细雨。我连忙回到月台上去，正看见广东朋友和别的人都拿了葵叶来盖在行李上面，我也就放心了。

    雨立刻停止了。到了十一点钟还不见开始卖票，我也倚在广东朋友的大铺盖卷上打盹。我觉得很闷，好象有什么东西贴住我的咽喉似的，仿佛又在做噩梦。十二点钟到了。月台上很静，许多人都把葵叶垫在地上睡下去。但是过了半点多钟，一个可怕的消息来了：今晚没有车，南下的车到了连江口，就折回去了。明晚才有一班开乐昌的慢车。这个消息在月台上引起了大的骚动。广东朋友去问站长，证实了这个消息。一些客人气愤地理怨着，跑去向站长交涉。广东朋友也去了的。过了一刻钟，他们听见站长向各处打电话都没有结果。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五个小时以后敌机就会来这里轰炸。车站上有这么多的客人，谁不害怕这个悲惨的命运！连站长也因为责任的重大而惊惶起来。他临时打电话到清远去叫了七部大汽车来，把一部分客人送回清远。再让另一部分客人搭工程车去前面两三站躲避飞机。我们决定回清远，便把行李搬到我先前散步的地方去等候汽车。

    快要到两点钟的光景，第一部大汽车来了。我们连忙挤上去。车内没有电灯。门口已经被客人的身体堵塞了。广东朋友提着两件行李没法挤上车去。上海朋友也已消失在人堆中。我在后面看守其余的行李，等得不耐烦了，便拿起一个皮包从侧面攻击，居然被人推上了汽车，但是已经找不到座位了。广东朋友从窗口把行李运进来。我们三个人都在汽车里面了。上海朋友坐在箱子上，广东朋友站在车门边，我站在车内。里面是一片黑暗，外面有微暗的灯光。站在门边的广东朋友大声叫起来：“开车，热死人呀！”别的人也这么叫了两声。但是没有用。卖票的说要先卖票，可是票子又没有带来。在车里等一分钟也使人觉得有一点钟那样长久。闷热，黑暗，恐怖，未知的前途……谁都不能够忍耐了。大家逼着司机开车，司机还是要等着卖票的吩咐。有几个客人先前坚持着不买票，这时也愿意出几个钱以便早点找到一个地方休息。过了一些不安的时刻，卖票的带来了一种临时的车票。到清远的票价是国币五角，但是只有三分之二的客人买了票。车内太拥挤，卖票的也无法清查。于是汽车开动了。车子走的全是来时的路。不过车头那一线灯光使我们看不清楚周围的景物。我们只听见车轮转动声。车身颠簸得很厉害，我几乎站不住了，一个兵士占了两个座位，这时便缩回他的伸直的脚，让了一个角给我。我刚坐下，车一动，别人的皮箱又碰到了我的膝头。可是广东朋友连这样的一个座位也找不到！

    车终于到达小市汽车站。我们又回到清远来了。在拥挤中勉强把行李搬到地上，我们看表，才知道已是两点多钟了。广东朋友先出去，想在这附近找个旅馆，免得深夜过江。这里果然有一家旅馆，但是地方小，而且没有空房间。我们只得雇了一只小船把我们连人带行李一起载过江去。

    夜色渐渐地淡了，天空灰白，山、树、房屋静静地蹲伏在一边。船夫划起桨，船缓缓地离开了岸。我们坐在舱内，“活活”的水声催眠着我们的疲倦的脑筋。我没有精力再想以后的路程。我垂着头打盹。船走得很慢，过了许久才到了对岸。依旧是广东朋友上岸去找旅馆。我照料着把行李搬到岸边。广东朋友一去就不见回来。船夫等得发急了，催促我们走。我没法对付他们，只得吩咐他们把行李搬到清江旅社去。我盼望广东朋友能在那里找到一个房间。但是我们跟着船夫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还耽心我们是否会因为找不到旅馆而睡在街头。

    我们进了旅馆，一切的疑虑都消失了。广东朋友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有两张床，一天的房租是一元七角小洋。我们刚把行李搬进房去，就听见外面走廊上有人讲普通话：“我们还要二十五号。”二十五号便是我们住的这一间。那几个客人原先住在这里，也因为去银盏坳搭火车才退了房间走的。现在他们回到清远来，比我们迟一部汽车，因此来迟了。

    这时已是三点多钟，我非常疲倦，就倒在床上睡了。上海朋友也占了一张床，广东朋友愿意摊开被褥睡在地上。我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景，才被广东朋友叫醒，他告诉我：飞机来了，下面街上有许多人在跑。我侧耳倾听，果然有轻微的机声自远而近。我对朋友说，敌机不会炸这个地方，它们一定是飞往银盏坳去的。我们用不着躲避。以后我又闭上眼睛睡去了，一直睡到吃午饭的时候。

    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又到了对岸的汽车站。在那里遇见不少的人，都是昨天在银盏坳火车站月台上看见过的。今天还没有开出一部车子。办事人说要等到银盏坳火车站有电话来才决定卖不卖票。有几个多忧虑的客人便扬言今天又不会有北上的火车。一些外省客人听见这样的话又烦恼地发出了怨言。广东朋友爱说话，喜欢出主意，说普通话也还流利，因此被那些人推举做代表，去向汽车公司办事人交涉。他到售票处去了一会儿，似乎并没有结果。过了半点多钟，大家正聚在站内空地上失望地谈论的时候，忽然有人来说开始卖票了。起初我们还不相信。但也有几个人跑去买票。我们看见他们拿了票子回来，才知道今晚真的有车。

    我们买好车票，便提了行李到车棚里去上车。别人叫我们到第二号车上去。我们走到第二号车门口，却被一个说四川话的军官（其实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拦住了。他不让我们上车，说里面没有地方。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车里还有几个空座位。我们不顾他的拦阻硬把行李搬了上去。他喃喃地说着抱怨的话，一个人下车去了。我们在车上找到了位子坐下。广东朋友上来较迟，只得站在门边。四川“军官”已经搬了两次行李上车。最后他押送一只大箱子上来。这时车上除了我后面一位女客多占一个位子、她对面那位穿制服梳两根辫子的女人给四川“军官”留着一个座位外，就再没有空地了。广东朋友站在门边，他的存在使得大箱子不能再往前移动一步。可是四川“军官”又无法使我的朋友消灭。他只得叽哩咕噜地抱怨着。我后面那位女客是和“军官”一起的，她慷慨地发言，要广东朋友坐到她身边去。广东朋友听说有人让坐，便高兴地“爬”进来。他原先站的地方就被大箱子占据了。广东朋友道了谢坐下。四川“军官”又下车去，他那个穿制服的女友要他快点回来。他的一只脚已经离了踏板，他还掉过头来得意地说：“我不来，他敢开车吗？”这时又上来一个穿长衫的客人，他和“军官”问答了两三句。我后面那位女客看见他上车，便伸长颈项高声唤他。他费力地“爬”了过来。可是并没有座位。女客坦然叫广东朋友站起来，她说这个位子是她留下的。广东朋友的头差不多和那位客人的碰在一起了。他不知道应该把身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才好，便说：“你们要我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位女客也生气地说：“这个位子明明是我占了的。”男客自然随声附和。广东朋友愤愤不平地向男客分辩道：“不是我自己坐下的。是你的朋友叫我坐的。”男客听见这句话勃然作色道：“什么朋友！她是我的太太。”这声明并不能使车中乘客对那位有太太的人表示敬意，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反感。我听见了冷笑声，有人出来说话了。对于太太和朋友的问题谁都不感到兴趣。后面一个客人把行李移开一点，让出一块空地位给广东朋友。广东朋友虽然心里不大高兴，但也就挤过去勉强坐下，不再跟那位有太太的人争论了。

    司机上来准备开车，众人的心稍微安静一点，以为车子开动后车中的闷热就会被凉风吹散。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汽车的马达发生了问题，司机下车去修理，也不见效。乘客们不得不下来改搭另一部车。这次我们跑得快。居然在另一部已经有了半车乘客的车子里找到三个立脚的地方。司机看见车中装满乘客，并不等那位“军官”把他的大箱子搬来就大胆地把车开走了。

    车走到中途，忽然现出疲乏的样子，好象立刻就要停下来了。乘客中有人开始耽心车子会在半路抛锚，更害怕会因此搭不上今晚的火车，一路上抱怨着汽车公司。但是司机仍然镇静地勉强开着车子前进。汽车并不了解乘客们的焦虑，它似乎故意在跟他们为难，它不但愈走愈慢，而且走了一段路就索性站住不走了。司机捺着性子下车去修理了一会儿，使它喘着气慢慢地继续走这一段路程。

    这时谁都不敢相信车子会把我们载到银盏坳，可是大家除了在车上安静地等待外又没有别的办法。阳光慢慢地消失，周围的景物在我们的眼前逐渐隐匿。夜来了，我们还不曾走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每次车子剧烈地颠动，我就以为它会停下来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不愿意想象这以后的情形，却保持着坦然的心境，把一切交给这辆破旧的汽车去决定。

    我们对这辆车子已经不存一点希望了，它却意外地鼓起最后的勇气赶到了银盏坳。仅仅隔了一天，银盏坳车站又改换了面目。我几乎不认识它了。昨天我散步的地方落了一颗弹，在地上炸出一个大坑，拦住了汽车的路。车子仓卒地停下来。我们搬下行李，给一个挑夫挑着。广东朋友用电筒照亮路，我们慢慢地踏着隆起的土堆绕到前面去。也有人害怕跌倒就俯下身子爬行。我们到了月台，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广东朋友去买了三张票回来，才知道这还是开往乐昌的慢车。靠月台有三辆客车，连门也被人和行李封住了，我们无法挤上去。再过去就只看见货车，车内没有一盏灯。前面似乎还有不少的车皮，但是我们不能断定有没有客车。挑夫不愿意再走，他劝我们暂时把行李搬上货车去。我们不相信前面就没有一辆客车，所以坚持着要看清楚最后一辆车皮。挑夫也只好跟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终于找到了三四辆客车，里面似乎很空，不过没有电灯，又不干净。但是我们也管不了这许多，就让挑夫把行李全搬了上去广东朋友用电筒把车内各处照了一下，才发见车厢很小，而且破旧不堪。地上到处都是尘垢，连坐的长凳也被人拆去了两排。我们在残留的凳上找到空位坐下以后，一股霉气就扑进我的鼻端来。广东朋友对这个车厢并不满意，后来又听见旁边一位福州口音的退伍军人不停地跟一个河南乡下人开玩笑，他不能忍耐了，拿起电筒到前面车厢去了一趟，回来就劝我们搬到前面一辆车里去，说是那里空得很。我们靠着电筒的一圈亮光照路，分三次把行李搬了过去。那是一辆“守车”，里面只有靠右一排长凳。没有窗户。一个从胶济路撤退下来的铁路职员把他的箱子包袱堆在长凳上，自己却在地上摊开被褥睡下了。他劝我们在右边的一角约占全车厢四分之一的地位，安置了床铺，用我们带的四口箱子做界石。一个人睡在长凳上面，两个人睡在地上。我们躺下以后，便和那个铁路职员在黑暗中闲谈起来。他是北平人，原先在胶济路机车上烧火，现在被调在粤汉路服务。这次他到衡阳去。他对于每个火车头都很熟习，就象是一个一个的老朋友。一听见叫声，他便知道那是从第几号车头发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铁路上的事情，大半是关于火车头的。譬如某号车头撤退到什么地方，某路车头因为来不及南下，而开到黄河里去了。正太、同蒲两路因为路轨窄小，工人没法把车头开出山西境外，只得用炸药将它们炸毁。他知道的事情真多，但是他并不晓得这列车今晚什么时候从银盏坳开出。

    我们觉得肚饥，广东朋友想下车去买点饮食，但是这里离“临时市场”远，道路崎岖不平，又没有路灯，开车时间也不知道，他害怕回来赶不上火车，所以迟疑半晌，终于忍住饿不下车了。

    前面还有一辆车，是给车长住的。车长还没有来。一个小工提了灯上车，就挂在车内。过了一会儿查票员上车了。他很客气地和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手边有一本汉口印的《日寇暴行实录》画册，是广州友人给我的。这本书虽是宣传册子，但是见到的人并不多。我因为查票员谈起他在广州轰炸下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愤慨，便把这本书借给他看。他拿去在“车长车”里把一幅一幅的图画仔细看过了，回来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多谢你，看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仇恨我不会忘记的。”我感动地接过了画册。

    一小时以后才开车。车快开时又上来几个客人。有两个广东少妇，在我们的“界石”外面铺一床凉席坐下了。我渐渐地瞌睡了，终于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不知在什么时候我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只听见人在叫：“起来，起来！你晓得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吗？”我连忙坐起来，用手揩眼睛。眼前一片亮光刺得眼睛发痛。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收了被褥站起来，那番话是对他说的。他笑着回答道：“我晓得，这是邮政车，我让你们就是了。”别人不理他，却忙着把一件一件的邮袋搬上车来。广东少妇在抽烟，受到了邮局人员的干涉，他们还要她们也让出地方，这时一个男人出来说她们是站长的亲戚，因此别人也就不说话了。

    车里尽是灰尘，一粒尘土进了我的左眼，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我仰卧着用力揉眼睛，最后好容易才把尘土弄了出来。邮局人员没有注意到我们，让我们安静地睡去。邮袋堆得高高的，占了全车的一半的地位。我仿佛听见人说这些邮袋是从广州运来的。我还看见“上海邮局”的字样。

    第二天一早，车到连江口，我才睁开眼睛，慢慢地坐起来，看见自己一身衣服差不多变成了黑色，又看车内装满了邮袋，邮袋中间夹杂着好几个人，觉得好笑，但也没有笑出声来。正好下面有老太婆提着面盆卖脸水，我们买了水洗过脸。我睁起眼睛躺在地上，不想下车去看看。车开了。后来到了英德，这是一个大站，我们都跳下去，在站上吃了一角钱一碗的烧肉饭，喝了一个铜元一碗的冷茶。月台上十分热闹，不象在战争时期，我们也未见到轰炸的痕迹。

    车在这里停了许久。没有警报。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离开英德以后火车头似乎出了毛病，愈走愈慢起来。有一回车忽然在中途停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说：“要躲警报了，”却又不见动静。后来才知道还是火车头出了事，走不动。但是不久车又动了。快到沙口时，车终于停了下来。沙口车站就在前面，看得见却走不到。有人焦急地抱怨道，要是这时来了敌机，全车的人一定死尽。车长没有办法。只得差一个人到沙口车站去，要那边派一个火车头过来。那个人去了许久不见回来。众人的焦灼跟着时间增加。我不住地淌汗，一件衬衫全湿了。车上热得叫人难受。幸好没有警报。火车头意外地在前面叫了。那个烧火的北平人马上报告开来的是第几号车头。他的报告是不会错的。以前火车头在后面推着车动。这次火车头却走在前面拖着列车进行了。

    这以后列车的前进再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只是在每一个车站停靠的时间太久。在韶关站上我们还遇见从武昌开来的通车，说是开往连江口为止。车上有不少的乘客。到了晚上九点钟，我们才看见受过多次空袭只剩下断瓦颓垣的乐昌车站。乘客们忙着下车，在黑暗中摸索着搬运行李。广东朋友主张我们留在车上看行李，让他先下去打听通车的消息。照他的意思，要是今晚没有车，我们不妨就在这个车厢里睡一夜，这是邮政车，不会开到别处去的。我和上海朋友都没有不同的意见。广东朋友便跳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别的人都走了，广东朋友还不来。邮袋开始被人搬下车去，我们在车上过夜的好梦打破了。邮袋搬空以后，我不能够再忍耐了。列车随时会开走的，我们应该马上把行李弄下车，否则我们会被它载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想我着急起来，连忙和上海朋友合作在黑暗里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车厢口，恰好广东朋友打着电筒来了。行李下车以后，广东朋友告诉我们“广武通车”明天上午开到这里（从连江口开回来），停二三十分钟开车，我们今晚可以在乐昌城里找个旅馆过一夜。我们商量了一会儿，仍由广东朋友去找了一个挑夫来，将我们的行李捆好挑进城去。

    我们走出车站。连石级也被炸成东一段西一块的，它们绊住我们的脚。我们不认识路，而且看不清楚街道，但也只得移动着疲倦的身子糊里糊涂地跟着挑夫走。有几次我不大注意，几乎把脚踩进水荡里面去。大约走了半点钟光景，我们到了粤汉酒店的门前。但是这个旅馆已经客满了。我们又去另一个较大的旅舍，也吃了闭门羹。我想今晚上要是没有一家旅馆容纳我们，我们就回到车站去，在月台上睡觉也是好的。不过广东朋友还有勇气到别处去问，这勇气终于不曾使他失望。他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房间，而且是这个旅馆中最好的一间，在二楼，有一排临街的窗户。房价只合大洋七角多一点。这个城里还没有电灯，我们房中方桌上放着一盏破旧的煤油灯，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陈货”了。

    我们到了乐昌，旅程算是告了一个小小的段落。明天上了通车，我们就可以安稳地睡在车上，让“铁马”把我们一直载到武昌去。离开广州后走了四天，现在脚迹还是在广东境内，这不能不说是“太慢”。但是这“太慢”并不能使我们灰心。我们一步一步地逼近目的地，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明天，新的旅程要开始了。我知道，以后走的一定是坦途，这以前的可以说是崎岖的山道。朋友，请你们为我庆幸，我是一步一步地逼近那个吸引着全世界目光的武汉三镇了。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广武道上

    听见了好几次鸡叫，我们才起身。茶房提着水桶送洗脸水上楼来。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旅馆的人都说湖南话，我听起来十分明白。我们付了帐，便要茶房去给我们雇人力车。因为我从临街的窗户望下面，街上还很清静，店铺关着门，行人极少，只有几辆空着的人力车慢慢地拖了过去。

    过了片刻，茶房回来说人力车夫要价不对，还是雇挑夫好。我们觉得他的话不错，便请他代雇了两个挑夫。挑夫挑着我们的行李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随，还是走昨天来的那条原路。渐渐地看见行人多起来了。在路上遇见几个熟人，都是在银盏坳和清远小市两个车站上认识的。大家相对笑了笑，又往前走了。挑夫走得很快，我们也只得加快脚步追上他。这条路白天走起来比在夜间容易得多，并不要多少功夫，我们就看见轰炸后车站的废墟从稀疏的树木中露了出来。在废墟上新的葵叶作屋顶的竹篱茅舍傲然耸立着，似乎在向敌机挑战。月台上堆满了箱笼，不少的人坐在行李上。火车还没有开到。

    我们知道来得并不迟，便不着急了，安详地向车站走去。对面是炸后倾陷的石阶，但是从那石阶上下的人还是很多。阶下两边路上摆着不少卖饮食的担子和摊子。生意都是非常好，每一处有几个人围在那里，一面吃喝，一面谈话，大半是外省的口音。我们先把行李放到月台上，自然也是经过那石级走上去的。上海朋友看守行李，我和广东朋友去买车票。

    售票处已经跟着全部车站的建筑物化为灰烬了。现在的临时售票处只是一个简单的茅棚，但是人们在那里面仍旧照常尽职地办事。工作很忙，两个职员手不停挥地劳动。我们应该等候我们的轮值。广东朋友要我先去吃点东西，以便过一会儿跟他替换地看守行李。我把票价交给他，就走出月台，下了石级到外面卖饮食的地方去了。

    我在一个卖绿豆粥的担子上吃了两碗粥，作为早饭，只化去铜板十六枚。看行李的上海朋友也来了（看行李的职务现在交给了广东朋友，他买好车票回来了），吃了一碗馄饨面。我连忙跑进月台去跟广东朋友换班，使他也有吃饭的功夫。

    我坐在铺盖卷上，看着前前后后无数的客人和行李，很奇怪这许多人和这许多东西昨晚上藏在什么地方？乐昌城里几家小小的旅馆容纳不下这许多人和箱笼，况且我们进城时好几家旅馆早已客满了。旅馆街一带停着好些军用车，这里已经成了交通要道，公路的运输一定很繁忙。那么旅客的众多也是很自然的了。但粤汉路的炸断，乐昌站的换车却是近日发生的意外事，好些天来凭空添了这许多过路的客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歇脚呢？我这个疑问不久便得到了回答，有人告诉我他们就在车站上过夜。我相信这是真话。我想昨晚上我们如果找不到旅馆，恐怕也会回到车站来过夜罢。

    吃馄饨的上海友人回来了。我刚刚站起把铺盖卷让给他坐，火车意外地开到了。月台上立刻骚动起来。列车喘着气向我们逼近，它还挣扎着不肯停下，但是终于吐出最后一口气站住不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上车。窄小的车门被人和行李堵塞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痛快地走上去，大半是挣扎了多时才被后面的人连推带挤地送上车去了的。

    我们买了二等车票，打算坐卧车，但是车厢离这里远。广东朋友也没有回来。我恐怕迟了找不到卧铺，不能够再等他，便跑进里面去叫他出来。他正坐在一个饭摊前面，手里端了一碗白饭，桌上放着一碟油鸡。他只吃了两口饭，听见我唤他，连忙放下碗付了钱跟我走了。

    我们把行李提到前面去。我先走。我第一个上了二等卧车，看见里面有空房间连忙占住，又和茶房讲好了。两个朋友把别的行李也搬上来。我们三个人坐在这个舒适的房间里，想起昨天在邮政车中的生活，仿佛做了一场梦。

    这列车是从连江口开来的，昨天傍晚我们的慢车到韶关时，我们在那个车站上遇见了它。它只开到连江口，便掉头往武昌开去，现在才到了乐昌车站。它在这里停不多久，又得往前面走了。

    乐昌前面的大站是砰石，过了砰石便是湖南省的土地。从乐昌到砰石，这一段铁路的修筑一定费了很大的工程。一条曲折的河蜿蜒地在两边的高山中间爬行。铁轨就沿着这河流弯弯曲曲地伸出去。群山连接着，似乎就没有尽头。这里有的是崇山峻岭，上面全盖着密层层的绿树。从车窗望出去，可以说是一碧无际。修路时，劈了山，凿了洞（这一带有不少的山洞），而且路轨跟着山与河不断地转弯，这工程确实是伟大的。我们坐在中部的车厢里伸出头去，可以看见车头和车尾，还看得见车子怎样转弯，车头怎样钻进山洞，和车尾怎样从山洞里出来。我们又看见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一些木船（在车上看来它们真是小得和玩具一样）顺着水势毫不费力地淌了过去，另一些船逆流而上，却被流水无情地拦住，靠着那些拉纤人（他们在沙滩上走，真象是《格列佛游记》[35]中小人国里的百姓！）的力气，它们才勉强前进了几步。我们也看见两只沉没的船复在河边水浅的地方。我们还看见对面山脚下的稀落的房屋和庙宇。

    火车还没有到砰石，出了某一个山洞不过十分钟的光景，忽然在中途停了下来，但是马上又开动了，这次却是向后走的。我们正在惊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想也许是有了警报，可是又不能断定。过一会儿，列车进了后面那个山洞，马上停了。车厢里亮起电灯。走廊上有人谈话，那是茶房的声音，好象在讲停车的事情。我们便把茶房叫来询问。这是一个很和气的北方青年。他告诉我们火车停在山洞里躲警报，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开车。

    山洞里很闷热，空气带了煤臭，昏暗的电灯光使我看不清楚用五号字排印的书。这样长的等待折磨着我们的心。我们只好躺在铺位上昏昏沉沉地睡去。可怖的梦魇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在梦中挣扎……挣扎……

    车开了。清凉、新鲜的风从半开的窗户送进来，救了我。我醒来了。依旧是雄伟的山岭与曲折的河流，孕育着无穷的生命的绿色覆盖了我的梦景。风吹散了记忆。高爽的蓝空里没有云翳，我的心里也没有。我欣慰地微微笑了……

    列车到了砰石，车站上红花盛开，带有西洋风味的建筑物是完好的。这里没有一点战争的痕迹。车停下来。铁路上的工人忙着上水。我下车在月台上走了几步，又昂头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觉得十分畅快。我拿在银盏坳候车时那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以及在山洞里闷热空气中渴望解除警报时的心情来跟这时的心情相比，真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

    晚上到了衡阳，我想下车去看看这个抗战的未来的重镇，但是茶房害怕军人上车占据位置，等着这里的客人上下车后，便把车门锁上。我听见兵在外面动气似地打过门，后来也就寂然无声了。我终于没有下车。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半钟的光景，火车在开往长沙的途中忽然停下来，接着又往后退。我耽心这是因为警报。果然火车完全停了。茶房来通知：现在有警报，要客人都下车去躲避。行李不会遗失，他要把房门锁上。我们没有别话可说，便穿好衣服出了房间，经过走廊，走到门口，然后跳下车去。

    我们沿着田畔一条小路走去，不少的人走在我们前面，后面也有人，连成了一条线。但是经过一个水塘，人们便分散了，有的人一直往前走，有的人朝右面转了弯，有的就在塘畔蹲下来。还有一部分乘客（应该说是大部分）则朝跟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二等卧车中服务的两个茶房也都来了。他们每人拿了一床毛毯，颜色和泥土一样。他们就在塘畔斜坡上坐下，把毯子放在身边。我随口问他们把毯子带来做什么用。他们说等着飞机来时他们把毯子盖在身上，飞行员就不会看出他们。这里坡上有一条小径，道旁有一排树木，的确是一个躲避飞机的好地方。然而据我的一个有经验的朋友说，敌机每次袭击我们的火车，总不忘在水塘树林附近投弹和用机关枪扫射。我的一个弟弟今年六月里在广州西村车站附近遇到一次这样的事情。他看见水塘里落了弹，炸伤五个在旁边避难的客人，他们刚从汉口来，因警报下车躲避，却遇到了这样的灾祸。从这事实看来，水塘和树林都是不大可靠的。但是我也不想再往前面走了。反正我们没有听见飞机的声音。它们会不会到这里来，还不知道。

    我们三个人又走了几步，拣了一个干燥的地方坐下，一面看山，一面看水，并不紧张，不象在避难的样子。但是广东朋友坐不惯，忽然站起来，独自往树林（其实只有稀落的一些树木）中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叫我们也到里面去，说那里有人家可以让我们歇脚，又有茶给我们喝。他还说那家的主人对他非常客气，还和他谈过一些话。我们听见他讲得起劲，也感到了兴趣，同时我又觉得口渴，想喝茶，便站起来，跟着广东朋友走上坡去。我们走了两三步，便看见那家主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对我们点头微笑，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说了两三句谦虚话，也就跟着他向房屋走去。一条黄狗走过来惊奇地看了我们两眼，但又和平地摇着尾巴走了。

    这是一所旧式的瓦房。我们上了石阶跟着主人跨过门槛进去，进的是“堂屋”，还算高大，看得见画着太极图的横梁。靠壁还立着神龛。墙壁上贴了四张辛亥革命时的宣传品，是用木板刷出来的。一张方桌，几根板凳，两把竹椅。一个肥胖的老太婆坐在竹椅上摇着葵扇。主人指着方桌上放的几个盛了茶的杯子，要我们自己随意吃茶。我们喝了茶，他又让我们在板凳上坐下。然后一个小姑娘来依次地给我们三个人打了洗脸水。主人说这里离长沙还有三十多里路。他是商务印书馆工厂里的印刷工人，最近请了两个月假，回来在家里做点事情。他又说这里不大要紧，飞机常常经过，还不曾投过弹。长沙却炸得厉害。他姓罗，但是我们从横梁和神龛知道这家主人姓陈，广东朋友也是姓这个姓，所以他热心地追问陈姓的去处。我们听说这里原是陈姓的祠堂，后来才租给罗家住的。

    这时一个年老而精神健旺的农人从外面进来，蓝布衫的两袖挽到肘边，手里捏着一支旱烟袋，赤脚上穿了草鞋。主人给我们介绍，我们才知道他有几个儿子，一个已经从法国毕业回来做事了，还有两个在清华大学读书，而他自己却始终过着农人的生活。我们正在谈话间，飞机来了，发动机的声音非常响亮。在外面叫嚷的三个小孩，立刻静下来。一个穿白衣的剪发少妇跑到阶上，刚刚站住喘一口气，却被主人喊进堂屋里来了。“穿白衣服的出去不得！”主人严肃地说。我是穿着白色西装的。

    大家静静地倾听机声，机声愈来愈近，就象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一样。站在外面的人都走进来。没有人说话。只有主人挥着手低声重复地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它看不见什么，不会丢炸弹的。”其实没有人注意他的话。

    飞机的声音渐渐地小了。有几个穿深色衣服的人便跑出去看飞机。主人说：“一定是去炸长沙。”他的经验果然不错。不久高射炮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听得见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又在投弹了！”广东朋友愤怒地说，他就跳出门槛去。这时意外地在我们的头上又响起了马达声。“又来了，”主人用低沉的声音自语道。没有人答话。外面的人似乎也并不害怕。等到机声完全消灭，只有林中的鸟语经过寂静的空气送到我们的耳里时，广东朋友才高兴地跑进来报告：一架中国飞机飞过去追赶了。

    以后也没有再听见飞机的声音。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不等警报解除，便告辞走了。临走时广东朋友拿出两角钱递在小孩的手里。主人起初还不肯让小孩接受，后来也就不推辞了。

    我们走下斜坡，经过水塘，看见前面不少的客人从各方面回到火车去。我们还以为警报解除了。但是走到车窗下，看见茶房从走廊上伸出头来，我便问他；警报解除没有？又，什么时候开车？他回答说：警报没有解除；至于什么时候开车，连他也不知道。这时已经有一部分乘客上了车。广东朋友也跳上车去。我和上海朋友嫌车里闷热，就站在下面；但是下面阳光太强烈，晒得人头脑发昏。要散步，又没有地方可走：近处没有荫凉地；走远了又怕火车开时赶不上。后来我们也只得回到车上房间里去。

    敌机终于没有再来，先前的那一批往另一条路走了。它们不会走原路，因为它们害怕在中途被中国飞机袭击。

    我们在车上吃好饭，火车才开动。下午三点多钟列车到了长沙车站。我们从车窗里看见只剩下空架子的六国饭店。听说这是最近炸毁的。从前交通旅馆被炸的时候，有两对夫妇在那里举行结婚典礼。但是炸弹毁了青春的美梦：一对中的新郎死了，另一对则失去了新娘。此外还死去不少的贺客。现在长沙的车站还是很拥挤的。搭车的客人似乎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他们被三道栅门拦阻了，等到栅门打开，众人便奔命似地向列车扑来。在一阵骚动之后他们全给塞进车厢里了。然而月台上还是很拥挤的。工人们忙着做“上水”的工作。“交通服务队”认真地维持秩序。停了半个钟头以后列车又往前开走了。

    此后我们就再没有遇到困难，更不曾碰到意外的事情。晚上我放心地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光景，我们便到了武昌。

    第一个车站是武昌总站，这里炸得很厉害。以后就是徐家棚车站（东站）。没有警报。我们从容地押着行李走出车站，跟着大群的客人去搭往汉口的轮渡。在码头上我看见了红绿颜色纸张的标语，里面有一个是：“动员民众保卫大武汉”。

    9月下旬在广州追记

    汉口短简

    我在汉口已经住上半个月了，还没有向你们报告武汉的情形。我觉得至少需要一篇一万多字的长信。可是我目前没有这样的余裕，同时也不能使我的激动的心宁静下来。在这里谈话容易，做事容易。然而要我端端正正地坐着拿起笔写字，那就太难了。你们要知道敌人的军队已经向武汉三镇逼近了，他们只要坐四个钟点的汽车就可以赶到这里来。

    在这里法租界的四周已经竖起了铁丝网，特三区也装上了铁门，江边依着堤筑好了工事。在武昌蛇山上我还看见了战壕。马路上常常走过唱着保卫大武汉歌曲的青年男女的小队伍。武汉似乎很危急了。但是武汉还是很安全的。我住在这里就仿佛住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晚上总有好些朋友到我住的旅馆里来，谈论保卫大武汉的事情，和他们的种种计划。我这个房间仿佛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还有些多年不见的朋友也在这里出现了。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没有一刻不是和三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一张不够长的长沙发使我的颈项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时的睡眠并不曾使我们中间任何人感到疲乏。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奋的日子。

    在这里我参加过宴会，我游过东湖，我看过电影，我坐过咖啡店。这里也有热闹的市面，也有歌舞升平的景象。我住的旅馆并不在租界里，但是附近的店铺到晚上还是灯烛辉煌。人走在这些街上，不能相信四小时汽车路程以外的激烈战争。在法比瑞同学会的餐室里我们喝着咖啡，看见侧面窗外巷子里躺着两个新运到的受伤的俘虏，我走到窗前伸着颈项去望，一个俘虏坐起来做手势，但是没有人懂他的话。

    这里也有空袭，时间在早晨或者下午。警报发出以后，街上军警立即出动，禁止行人。人们都往江边或者特三区跑，躲在大建筑物的门前。等到机声听得见时，街中已经阒无一人了。的确，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我下一次再详细地告诉你们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和在这里的其它许多事情。现在我很忙，因为我就要动身回广州了。

    9月在汉口扬子江饭店

    广州在包围中

    诸友：本来想写一点关于武汉空袭的事，因为在上一封信里我告诉你们我平安地到了武昌，我应该让你们知道一些武汉的情形。仅仅一封《汉口短简》是不够的。然而目前的环境不容许我写。而且我应该先写别的事。

    广州是在敌人的包围中了。

    昨天我和几个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二楼看了全市壮丁的火炬游行（这个城市是指广州市，因为我已经回到广州来了）。这个晚上八万名壮丁在河南宣誓以后，便列队向汉民路进行，他们经过海珠桥的时候，火炬带着熊熊的烈火在黑暗中晃动。有人对我说，这真象一条火龙。广州在怒吼了。到处都在唱保卫大广东的歌曲。

    这些天每夜在九点钟以前（有时还要迟），市内都没有电灯，这只是为了省煤。我一个人从惠福东路步行到惠福西路。没有一点亮光。连天空的星星也被交柯的树木遮盖了。车轮的声音在我的旁边响起来，我才知道侧身让路。手电筒的白光迎面射过来，连模糊的陌生的面孔也变成亲切的了。

    “莫怪，”人们彼此抱歉地说。

    还不到四牌楼，我又看见经过另一个街口的游行队伍了。火炬在燃烧，好象心也在燃烧。在黑暗中感到的恐怖都给这烈火赶走了。

    我摸索地走过了四牌楼，慢慢地进了那个不熟习的巷子。不平坦的石板差一点把我摔下去。我终于走到那个类似上海弄堂的惠园。铁门已经上了锁，但裂开一个缝隙，让我侧着身子勉强挤进。我摸索着一直向里走去。我的眼睛连什么也看不见了。恰好这时救星似地闪过来一道白光。一个穿白色学生服的人客气地问我是不是到九号去，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答应了他。他又问楼下姓卢的还在不在。我不知道。他失望地去了。我却借着他的手电筒的亮光走到了九号门口。我站在下面唤朋友的名字。朋友慢慢地拿着洋烛走下楼来。刚才穿学生服的人看见烛光，便走回来，把问过我的话向朋友再问一次。朋友说姓卢的已经搬走了。他又问到住在四楼的人。朋友告诉他四楼的人也搬到别处去了。他才失望地说句“莫怪”，然后没精打采地走了。这几天走的人真不少。有许多人走得很狼狈。但是也有许多人走得很从容。譬如我们书店对面楼上那位军官太太，在十三日早晨，忽然打扮得很漂亮，站在洋台上不住地往街上看，好象在等什么人似的。后来她的丈夫驾着一部机器脚踏车来了。他下车走上楼去。两个人在房里停留了片刻，于是锁上门一同坐上车子扬长地去了。

    还有一些人毫不惊恐地照常工作。他们好象不知道前线军事吃紧似的。他们相信着敌人打不到广州来。他们不搬家，或者不作任何的准备。昨晚听见一个朋友说，许多人走都不带东西，有的只打算把家眷送走就回来。有的还打算等敌人进来时参加巷战。

    我后来又去哥伦布，和另外的两个朋友见面。哥伦布的客人和平时的完全不同了。再看不到艳装的女客。客人中大半都穿军服；穿便衣的人屁股后面也插了一支手枪。那位中山大学的音乐教授也是全副武装地坐在这里。我们并不认识（我听他唱过《黄花岗纪念歌》），但是他找我谈起话来。他说他不是军人，然而，现在不高兴教书了，他愿意来做保卫广州的工作。

    十点钟我回到家里，街上比平日静得多了。广州市仿佛进入了睡乡。电灯已经亮了半个钟点。但是许多街道仍然很黑暗。十二点钟我校完稿子走到晒台上去。上面是满天的星星，周围却是一片黑暗。只有大新公司里面还有电灯光。公司的货物差不多全搬走了。夜真是静得很。谁也想不到在这附近就有战争。谁也想不到这时候全中国的人都在耽心广州市的命运。我心里真不好过。我的出版计划在一个星期里面就被人打破了。两个刊物排好放在印局，也无法同读者见面，因为印刷工人走掉，而各书店也都陆续撤退了。但这是很小很小的事。值得系念的倒是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几十万人的命运。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保卫自己。

    今天替一个朋友到银行去汇钱；上海银行门口悬出告白牌，说是已迁往香港了。去交通银行，门开着，两个警察在那里守卫，门前也有告白：“警报期间，停止营业。”但是近一星期来广州市整天都是在警报中——从上午五点一直继续到下午五点。我再一追问，又说是暂停汇兑了。

    现在我在家里，飞机还在我们的头上飞。大新公司楼上的高射炮响了，声音真大。有了这高射炮，炸弹便不会在这里落下来，我也用不着去管它。

    因为怕你们耽心我的安全，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你们应该记住这里还有几十万人，他们准备着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命运倒是值得关心的。至于我，我这个陌生的外省人，我在这里不过做一点摇旗呐喊的工作，而且在必要时候我也会撤退的。目前不会有什么危险临到我的头上。

    10月18日在广州

    广州的最后一晚——十月十九夜

    眼前是一片黑，远近都没有声音。我站在四层楼的露台上，一股风吹来，我感到寒意了。我不相信这个城市里就完全没有亮光，我掉眼往四处找寻，在对面大新公司九楼的两扇窗户内我见到灯光了。我仿佛得到一点温暖。我走到栏杆前，埋头看下面，石板道象一根白带横在那里，没有脚步踏破静寂。一切和往常一样。我又举头看天空，看对面的景物。阴暗中耸立着浓黑的东西，我认得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是新亚酒店，在它的旁边是新华酒店的礼堂，再过去在新华的后面是爱群酒店的十三层大厦。在白天我还可以看见那两个大的金字“爱群”。现在连它们也都静静地睡了。我痴痴地望着它们，好象在找寻什么遗失的东西。但是映入我的眼睛里的只是模糊的输廓。我忽然记起了大新，我再转头往右边看，那两扇窗里的灯光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这应该是平日的大新公司罢，今早晨我还站在这里，看见它屋顶上的高射炮对着敌机射击，那怒吼声把附近的地面都震动了。不久以前每天每晚从“游乐场”送过来锣鼓声，我在露台上可以望见游客接连不断地经过八九楼的楼梯上下。但是如今也只剩了静寂。听不见锣鼓声也已经四五天了。昨夜我在楼下售货部里看见职员们忙碌地把货物装箱。二楼上全是大的木箱，没有一件精致的物品陈列了。

    广州市静静地睡了。但这不会是安适的睡眠罢。可怖的梦魔压迫着它。它一定会在睡梦中痛苦地挣扎。这时大概是两点多钟。五点钟以前敌机便会飞来的。这几天来凄厉的警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时，我用手擦一下朦胧的睡眼便转过头去看窗户，总看不见白日的亮光。接着是紧急警报。我并不去理它。这声音我已经习惯了。然而它会把别的许多人唤起来的。并且明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傍晚警察挨门挨户来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劝人民离开市区。那么在两个多钟头以后广州市又会骚动起来了。我可以想到那一切恐怖和骚乱的景象。

    是的，明天一定是一个混乱的日子。今天下午警察到处敲门，高叫“疏散人口”，连街旁摆摊的小贩也全被他们赶走了，并不说明理由，好象敌人立刻就要进城一般。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虽然本地报纸每天照例刊载战事顺利的消息，可是我们知道敌人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连增城今天是否还在我们的手里也成了疑问。倘使当局准备放弃广州，敌人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可以进城。这个城市的命运如何，我们固然料不到，但是已经引起不少友人的焦虑了。我也开始为它耽心，虽然我看见这里还有少数安居乐业若无其事的人，其实这些人的命运倒是更值得关心的。

    明天，在这个城市里会有一个可怖的大变动罢。我不知道在这里还有多少居民。离开的人自然不在少数，象汉民路那样的繁盛街道上，店铺差不多全关了门。然而走不了的人还是很多的，西濠口一带到今天仍旧十分拥挤，到处都可以看见衣服整齐的妇孺。这一晚不会有够多的交通工具运走他们。我关心他们怎样可以安全地度过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

    明天！听说过了明天，全城的日报都要停版了。以后连陈旧的消息也见不到了。只有一个星期的功夫，这么短的时间！事情变化得多么快！我有点象在做梦。但这不是梦。而且明天我也应该设法走了。我准备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倘使我能够找到交通工具的话。

    夜还是很静。全个城市似乎没有一点声音，和平时一样地静，不，比任何时候都更静。谁立在这里绝对想不到在若干里以外会有激烈的战争和即来的可怖的骚乱。一切都是梦魇罢，明天早晨醒起来的还是那繁荣的、生气勃勃的大都市罢。我这样想着。我爱这个城市。的确这个城市是可爱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它还是十分可爱。在我的脑子里浮现了炸不断的海珠桥和血染不红的珠江。我知道在这附近就横着那座桥，流着那江水。但是明天那一道桥还能连接两岸，那一江水还能不染一点血迹么？

    三点，四点，五点，无音的钟在我的心上敲着。我凝视东方，东方没有亮光。但是明天，明天的太阳会升起来的。明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我问我自己：害怕吗？不，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愤慨。我在这里看不见别人向我预许过的（我自己也期待了许久的）壮剧，我的愤慨是很大的，敌人的铁骑果然会踏进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么？我耽心这会成为事实。那么就让我们和敌人一起永远埋葬在黑夜里罢，把明天留给我们的后一代人。

    10月19日深夜在广州

    从广州出来

    一

    我们正耽心着今天又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了，忽然听见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朋友来通知我们上船的时间。

    匆忙地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同搬来的友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等到挑夫来把它们挑出门时，我又留恋地跑上楼去，没有目的地看看空的屋子、空的床和橱。在这个地方我还只住了三个星期呢！我不想离开这里，可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我推走了。

    我们的行李搬到了邮政局门口（我们的住处离邮局很近），这是那个朋友和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才不过四点多钟，邮局的大门就已经关上了。七八个人拿着信件到这里来，看见紧闭的门，脸上立刻露出失望的颜色，惊讶地抱怨一两句，终于悄然地走了。

    广州市从这天早晨五点钟起便在警报中，和前几天的情形一样；不过今天高射炮在我们的附近大声吼起来了。敌机已经到了我们的头上，我才听见发第一次警报。象这样的事，以前还不曾有过。这并不是好的兆头。暴风雨不久便要来了罢，我焦虑地想着。然而我不愿意把这个忧虑传染给别人，我还安慰同行的几个朋友说：“用不着把东西全带走，我们不久便会回来的。”其实，今天的情形比昨天的更坏，连卖菜的人也逃走了。这时在我们面前经过的都是些面色张皇的步行者。要找到一辆人力车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警报没有解除。天气还有点炎热，街上尘土飞扬。我觉得仿佛有一只手扼住我的喉管。我站了许久，手里抱着的那个大皮包总是往下面坠。我站得有点吃力了。朋友中有三个人坐在邮局门前的石阶上。我后来也坐了下去。码头就在我们的眼前。岸边有好些人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或者吵吵闹闹地搬运行李。水上有几只船离了岸，众人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它们，好象它们都是开往幸福的国土去的。

    我们等待的友人来了，四辆人力车把他们送到我们的面前，却不曾带来一件行李。他们的行李是用小车运来的，由杂志社的一个同事押着。二十分钟以后，那个人堂堂皇皇地坐在许多箱笼上面被车夫推到码头上来了。

    他们的行李都堆在码头上，等着小艇来搬运。那个替我们雇船的年轻的广东朋友还没有来。警报也没有解除。敌机今天逗留的时间更长！现在应该是五点半钟了。替我们雇船的年轻朋友，忽然从后面伸手来拍我的左肩。我掉过头去，他的清瘦的脸上露出苦笑。“今天走了，”他痛苦地说。我问他：“你呢？”

    “还没有这么快罢，”他摇摇头答道；“我要等到城里筑起工事的时候才走。”他的家在广东的石龙。我知道他已经和他的哥哥约好将来去参加那个地方的游击队。他是准备徒步走到那里去的。

    “我看是不会久的了，”另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插进来说。“你还是早点走罢。”可是连这个朋友也决不会想到日本兵明天就会踏进这个大都市来的！

    那个石龙的年轻朋友也不再谈下去。他还带了一个伙计来，这时到码头雇小船去了。他和另一个广东朋友也到岸边去。我们要搭的货船泊在太古仓河面上，从这里应该雇一只小艇把我们载到那里去。

    他们去了许久，一直没有消息。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跑过去看，他们正在和一个船夫论价，双方的意见差得很远。我看这次交涉很难有成功的希望，那个船夫讨价太高了。雇一只小艇过江要化二十块毫洋，这是谁也不肯答应的。可是没有小艇我们却不能够转到货船上，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就在邮局门前过一个夜晚，白白地让那只货船沿着西江开走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在夜色完全掩盖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小艇。

    几个朋友都为小艇的事情感到不安，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催促两个广东朋友多方设法，并且劝他们对船夫提出的条件略为让步。后来经过几次交涉，他们将二十元毫洋的船价改为十二元，居然得到了一个船夫的承诺。

    然而我们还不能够立刻上船，因为我们雇的小艇并不靠在这附近。等船夫把小艇划到这里来，又得化费不少的时间。这其间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经过了这几天的紧张的生活以后，人已经没有心思去管敌机轰炸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许多人也都有这同样的感觉：广州市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那个陷坑，它的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至于完整或者破碎，早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了。这种感觉是奇怪的，然而它却是十分真实的。我们爱这个地方，但是离开它时就好象永远不能够和它再见。我故意留下一些破旧的书，让我自己临别时想到我不久便可以回来，而且准备着随时回来，这种心情也许是别人不易了解的罢。

    二

    我们先把行李搬上小船，然后自己跳下去。石龙的朋友要送我们上货船。另一个广东朋友要回去照料书店。他的家乡是新会的一个小乡村，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回到那边去做些更重要的工作。他在岸上对我们挥手，我把头伸到窗外，不住地向岸上招手，我用力大声说：“你要小心啊，到该走的时候就走！”船渐渐地跟码头离远了，我不知道他这时是否还听得见我的话。

    船沿着沙面缓缓地流去，它走得慢，好象不忍跟岸边一带高大的建筑物分离。景物开始变为模糊了。我用留恋的眼光最后一次看那些熟习的街道和熟习的房屋，我觉得我好象在梦里，眼前的一切皆是假象。明天早晨我睁开眼睛，紧急警报的汽笛声仍然会送到我的耳边，我仍然能够在这个可爱的城市里继续做我的工作。

    但是广州市终于在我的眼前退去了。连沙面的茂盛的树木、树旁堆的沙袋、沙袋旁站岗的西洋兵士也都跟着消失了。夜已经降临。暮色复盖了一切。水面上亮起灯火。水声和桨声寂寞地起落，起落。远远地响起唤人的声音，有女人在高声讲话。在一个地方许多小艇一排几十艘地泊在那里，没有灯光，没有人声。河面更宽，水上微微发光。一切于我都是陌生。我更疑心真是踏入了梦境。

    货船泊在河面哪一段，石龙的朋友也不大清楚。小艇上的人把一只电船误认作我们要搭的货船，多划了一段水程，到了那边仔细一问，才知道货船还在后面，便回转来划到一个黑影前面，和那边的人问答了几句，把小艇往黑影那边靠去。

    小艇停了，我走出舱外，看见一只大木船横卧在面前。石龙的朋友和他带来的伙计最先跳上木船，一面指挥船上人和小艇上的人合作来搬运行李。别的朋友都到木船上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小艇上等着行李搬完才到木船去。

    木船上灯光昏暗，每个人在我的眼前都只剩下一个黑影。我突然觉得冷，觉得疲乏。石龙的朋友为我们忙了一天，现在把我们送到开梧州的船上，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责任，这时应该回去了。小艇在旁边等候他。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来送别他的胞妹和她的男友。他家里有一位患着不治之疾的母亲，他无法将她移往别处，也不能抛撇她独自寻找生路。他好象落进一个深渊，无力挣扎，等待命运来将他推到渊底。他送走他的妹妹，仿佛送一个希望到活的世界去。我在旁边听见他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地去生活罢。你们这样出去，我也就放心了。”我刚刚跟石龙的朋友握手告了别。我看见石龙的朋友已经上了小艇，害怕小艇立即开走，便催促那位做哥哥的人回去。我们搭的舱在上层，由一个短梯上去。我站在下面舱板上说话。接着那个做哥哥的人便躬着身子爬下来了。我的另一个朋友，即是他妹妹的男友，也跟着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叮嘱做哥哥的道：“你回去对她母亲说得好一点，不要说是这样的船。”做哥哥的点头说：“我晓得，你只管放心，”又转头对妹妹叮咛了两句，声音有些呜咽了。我也跟这个善良的人告了别，他还对我说：“以后我会随时写信报告你们广州的情形。”

    小艇在阴暗中开走了，我们就留在另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我也由那道小梯到上面去。上面地方相当宽敞。篷柱上挂着一盏小的风雨灯，这灯光微弱地照亮了我们这一段舱面。我们先在箱子和铺盖卷上坐下来，船上的人听说我们不曾吃饭，便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做饭烧菜。不到一会儿功夫饭做好端了过来，两个小孩为我们安放好桌面和碗筷。我们十个人便围着桌面吃起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听见叫唤声、水声和小火轮驶近声。我们的船开始摇动。等到我们吃完饭洗好脸，木船已经被小火轮拖着走了不少的路了。

    我们忙了一天，大家都感到疲倦，对着一盏阴暗的小风雨灯，实在打不起精神谈笑。我们便打开铺盖卷，认定了各人的铺位，把被褥铺好，倒了下去。我们就这样平安地离开了广州。

    三

    船走了一晚。天还未大亮，警报来了，船立刻停下来。小火轮一共拖了四只木船，这时便跟它们分开，独自开到他处去了。船上的人忙乱了片刻，敲着钟，又将灯吹灭。我被这忙乱惊醒了，朦胧的睡眼看不见什么，仿佛听见飞机声，我也不去管它，便又沉沉地睡去。

    早晨到容奇，船又停了，小火轮仍旧开往他处躲避飞机，直到傍晚才开船。这天飞机果然又来了。我听见机声，知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并未盘旋，就沿着西江往前飞走了。它们去炸梧州也未可知。我等到飞机走后才上岸去，在蔗林里散步了一会儿。有两个朋友跟着船上的人到镇上去买东西。后来他们买了点心回来，还有一份二十日的《星岛日报》，但上面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我们在船上过着清闲的日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书、谈话外不能做别的事情。伙食是船上供给的。菜还不错，不过总是那几样菜。但是大家的饭量都增加了，每天吃两顿还嫌不够。第三天到了马口，我们上岸去“饮茶”。船泊在一带蔗林下面，我们上了岸，沿着蔗林走到土坡的尽头，便看见马口的街道。这里很小，店铺大半关了门，我们找不到“饮茶”的地方，只得买了几个沙田柚回船上去。上了船听见机声，我和三个朋友又上岸去看。我们站在蔗林旁边，机声自远而近，三架轰炸机从西方飞来，到了蔗林上空撒下一些传单。它们飞得很低，翼上红点映着日光，十分眩目。传单飞到远处去了，在这附近找不到一张，我们也不想读它。

    这天听见船上人说，敌人已经到了广州郊外的石牌，据说昨晚路上遇见军人来封船，这个消息是军人传出来的。但是我们都不相信这句话，以为敌人不会跑得这么快。

    船上的人也不大注意这个消息，他们更怕的是敌机。白天不开船便是害怕敌机轰炸。第四天早晨到禄步，我们又遇着敌人的飞机。禄步比马口大得多。我们上岸三次，看见店铺全开着门，饮食店不少，大都在门前竖一红纸牌，上书：“楼上新到上等女职工。”生意似乎不错。卖狗肉的小摊也有几处，每处都有血淋淋的狗头对着行人。我们一直走到小学的门前，才转回来，又在各处看看，打算在一个饮食摊前面吃碗粥。但是警报来了。我们看见街上人乱跑才知道。一个人手执红旗吹着哨子走遍各街，这是发警报。我们走回江边，不下船，就在树下站立一会儿。下面是一片大江，对面是山，山是碧绿的，盖满了繁茂的树丛。水边泊了不少的船只，稀落地卧在山脚，似断似续，一直到我的眼睛望不到的地方。听见机声去远了，我们才回船上休息。不久我们又看见先前执红旗的人改拿绿旗，另一只手摇着铃，这算是解除警报。

    这天又听见船上人说，有人二十一日从广州来，临行看见爱群酒店一带冒烟，海珠桥也被炸断了。我们仍然不相信，不过因此更想知道广州这几天里的情形。

    四

    第五天到了都城，我们搭的木船不能再往前走了。它是走东江的船，这次因东江战事失利才改走西江，但是还没有领到去广西的执照，他们也不预备去梧州。这真相是我们上了船以后才知道的。石龙的朋友事前不曾弄清楚，他对我们说船是开往梧州的。这时我们也无法和船上的人争论。我们先上岸去，到各处看了一下，打听了开梧州的船期，回来在船上吃饭。船上的人还是客气地招待我们，并且同意我们住在船上，等着开梧州的“拖渡”到来，他们会帮忙我们雇两只小艇把人和行李送到“拖渡”上面。我们在这只船上多住了一天。傍晚小艇来了，划船的人说，今晚十一点钟左右有“拖渡”来，要我们早作准备。但是到了十点光景他们又来通知今晚不会有“拖渡”来，我们可以摊开被褥睡觉。我们睡到深夜十二点半钟忽然被人叫醒，说是“拖渡”到了。我们不顾疲乏和瞌睡，连忙起来打铺盖卷。但铺盖卷才打好两个，小艇的人又嚷着说，“拖渡”已经开走了。我还很瞌睡，不管其他的事，马上摊开铺盖又睡。睡到四点多钟，我们又被人唤醒，说这时又有“拖渡”，我们只得再把铺盖卷捆好，和行李一起由木船上的人搬下舱板，逐一交给小艇上的人。

    天未亮，江面还被黑暗与寒冷盖着。两只小艇只顾往灯光最多的地方走。逼近了一只电船时，我们才知道小艇走错了路，这不是开往梧州的船。于是船夫又把小艇划往另一个方向去，那边有灯光，却不大亮，我们靠近那里，才知道是一艘大木船。我们的小艇先到，问明了这是开梧州的“拖渡”，我便第一个跳上去。后来另一只小艇也到了，又上来一位朋友。我们看大舱，已经没有地方了。再去餐楼，那里也是人挤得满满的，行李凌乱地到处放着，连过道也给堵塞了。两个茶房正在整理客人的行李，把它们依次搬到外面一个地方去。

    我们找不到铺位，却又不能不搭这只船，只得出去通知留在小艇上的友人，要船夫先把行李搬上船再说。行李到了船上，一部分放在餐楼里面，另一部分堆在上层甲板上。我们把行李安排好，这时天色开始发白了。有人向我们“兜生意”，愿意出卖铺位。他们共有铺三个，讨价法币两圆，我们交涉了一阵以一元半的代价成交了。那个人拿了钱面带喜色地穿好衣服，准备上岸去。我们买了铺位，以为至少可以让大家轮流地睡一会儿了。谁知道上半天不开船，客人都得上岸去躲警报。连茶房也早早地带着紧要东西往岸上去了。但也有少数客人留在船上。我们也不走，大家又坐了一会儿才上岸去吃早点。

    我们到了热闹市区，在市场上一家粥店里喝了很好的牛肉粥，这是用小锅子临时烧起来的，时间相当久。我们刚刚付了钱，警报来了，外面许多人在跑，我们认为敌机目前还不至于炸这个小城，便从容地回到江边去，不过不到船上，却到江边山坡上一座庙门前。那里有树木可以掩蔽我们，我们立在树下，或者坐在庙前石阶上，还可以望见江中景物和我们的“拖渡”。

    后来警报解除，我一个人先回“拖渡”去睡觉，也不管飞机会不会再来。船上也有一些人，但只占全数四分之一。有许多人要在岸上吃了晚饭才回来。我们后来又上岸去，在一家大的茶楼里吃了东西。都城又比禄步大得多，有新修的公路，西江中来往的船只又多，这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房屋整齐，马路清洁，高大的新建筑物也不少。店铺门口进出的大半是外省人。这里显然是最近才繁荣起来的，幸好敌机还没有来投过弹。

    下午五点半钟开船。不久便开始卖票，票价每人法币六角。在船上我们遇到一个湖北商人，他是二十一日上午逃出广州的。他听见枪声和炮声，又听见爆炸声，也看见浓烟，行李没法带出来，路上家眷又失散了。他步行了一天，又坐了船，后来在肇庆才搭上这只“拖渡”。但是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却给我们看一张二十三日的《星岛日报肇庆号外》。上面刊载二十二日的广州电话，报告李汉魂、叶肇在前线督师，还有其它的战事好转的消息。读了这张《号外》我们都很放心，以为广州市暂时不会有问题。后来又遇见一位中山日报社的职员，那个人也是二十一日从广州步行出来的。他说敌人先头部队到过广州的白云山，后来被张发奎率领的援军打退了。广州市现在仍在我们的手里，他们报馆已经派人回广州调查去了。

    这个人的谈话和《星岛日报》的号外，给这个餐楼添了不少的温暖和欢欣。我们知道广州保全了，大家都很高兴。

    晚上十一点多钟船到了梧州，但是因为等候检查的人（？），它不能立刻靠岸，我们直到深夜一点钟光景，才踏上了广西的土地。

    早晨八点钟到街上闲走，我们看见梧州公安局二十三日的布告，才知道广州在我们离开那里的第二天（二十一日）就失陷了。

    以上的“通讯”在桂林写好寄出后，我接到了那个留在广州照料书店的新会朋友的来函。他已经回到新会了。这个诚实而勇敢的人在大轰炸中也不曾停止他的工作。他的朴素的笔写不出夸张的辞句。这个身经目击者对广州撤退的报告应该是可靠的文件，我现在把它节录在这里：

    二十一日早晨我们还到公园散步。回来忽闻炮声隆隆，初尚以为是国军试炮，但再细听，则密集的步枪声大作，自远而近，好似万马奔腾。我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往街上一看。啊，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杂在里面。同时浓烟笼罩了整个广州市。

    当时我们太惊慌了，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拿，单身便跑。长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难者，扶老携幼，母亲唤儿子，哥哥唤弟弟一齐向海珠桥进发。我们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滚过来扑进鼻里，干燥难耐。

    何去何从，只有天晓得，逃难者中间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当局连市民最后逃难的路线也不好好地插上指路牌，逃难者都很愤慨。我们过桥后不到半点钟，许多人都说海珠桥炸断了。同时我们也听到大的声音，又看见浓烟一股一股地升起来、敌机不停地在河北投弹。几辆救火车驶过，满载着行李和消防队员到这马路的尽头，把东西取下便弃车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没有人管，许多逃狱的囚犯脚上带着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时大家腿靠腿的拥挤不堪，我们等了一点多钟，还不能够爬上船，可是跌入河里去的人，我在这短时间里看见的就不下十四个。有一个妇人背负着她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个落汤鸡，只顾在那里啼哭。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船驶到河中，纸厂又被炸了，这回是亲眼看见，隆隆的巨响把江水也震动了……”

    11月下旬在桂林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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