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要点

    第一节 多党合作制度源于国情适合国情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该制度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民主实现形式上，该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在人民政协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实现了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势。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多党合作的理论、政策和措施，推进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作用。在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更加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和谐政党关系更加融洽。

    第二节 多党合作制度具有丰富的实践形式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特有的实践形式，主要有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合作共事等，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手段。政治协商是指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是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主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是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共事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和人民政协组织中团结合作，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司法机关以及人民政协组织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真诚合作。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具有的丰富实践形式，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第三节 多党合作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要求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一是为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从国家宪法到中共中央文件再到各种政策措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协商，还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其形式、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都有明确界定，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二是我国多党合作是有效表达社会各阶层、群体利益的制度平台。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作为决策和政策的第一信号，并在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实现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具备了作为一定阶级、阶层利益代表的属性，发挥着代表这些阶级、阶层利益的功能。三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基础上，表现出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即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利用各项政策、制度、组织及其他资源和手段，有效组织、协调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使社会系统中的不同因素、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运作模式共同发挥作用，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各民主党派通过其各级组织将其所代表和联系的阶层、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来，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同心而行；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形成牢固的政治共识。四是多党合作制度承担着支持和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功能，主要通过充分的政治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三个环节实现。

    第四节 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描绘了崭新蓝图。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寓领导于协商中，把党的领导寓于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之中，通过协商讨论、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引导；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不干涉、不插手其内部具体事务；建立党委、政府部门责任明晰的工作机制，把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支持和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主要是着力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参政党思想建设是核心，是民主党派发扬优良传统、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参政党组织建设是基础，关系到民主党派队伍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参政党职能的履行和作用的发挥；理论建设是参政党建设的先导和前提，有了完备的理论，参政党建设才能取得实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为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制度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备和有效实施；规范化的关键是符合制度设计的目标要求，规范到位，不能走形变样；程序化的关键是按照规定的顺序和步骤运作，防止随意性。

    思考题解答及拓展

    1.为什么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无法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脆弱，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则容易党派彼此争斗、相互攻讦，形成内耗。民国初年，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尝试议会制和多党制实践的彻底失败，充分证明了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决定了一党专制在中国同样行不通。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实行一党专制。抗战爆发后，迫于国内外压力表面上允许中共及其他党派存在，但始终不忘“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抗战胜利，国民党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溃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垮台表明，在救亡图存、民主进步的潮流面前，一党专制在中国行不通，任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专制势力和政权都不可能长久。

    第三，在中国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阶级状况、社会发展历史经验后，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要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取得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必须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形成强大合力。因此，在争取民主独立解放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这一制度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该制度不断得到坚持和完善，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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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8个民主党派的形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它们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带有阶级联盟性质的组织，在政治态度上存在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其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争取、联合的方针，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关系，各民主党派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除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投靠国民党以外，其他民主党派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1948年发布的“五一”口号，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抛弃了某些人的“中间路线”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逐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共有11个民主党派，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格局。1949年年底，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自行宣布解散，遂形成现在的8个民主党派的格局。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以上排列顺序是有历史渊源的，不能随意调换（如有工商联同时出现时，工商联列在民主党派之后）。

    摘编自庄聪生：《统一战线知识手册》，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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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的演变（节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是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个名称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并逐步演变而成的。

    一、“民主党派”名称的由来

    “民主党派”这一概念，最早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来的。他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报告提出了“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政府需“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

    1949年4月3日，中共和其他九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张闻天在1949年9月新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讲话中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身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党派”这一称谓，也得到了民主党派自身的认同。1945年9月中旬，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对时局的谈话中，就使用了“民主党派”这一称谓，他说：“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1945年冬，《中国救国会政治纲领》公开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1946年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张“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郑重要求恢复三大政策，“容共政策，亦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之政策”。同时，民主党派也曾自称“民主党派”。1945年10月11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称，为了适应客观环境，“于是产生了这个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民国三十三年经过一度改组，把民主党派的联盟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执政党，“民主党派”这一称谓逐步演变成为专指中国共产党以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性质的党派的统称。随着时代发展，民主党派也被界定为“参政党”，与“民主党派”同时使用，既体现了民主党派的历史传承，也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度的与时俱进。

    二、“民主党派”含义的演变

    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开放党禁，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国防政府等，是多党民主制度的构想。1940年2月，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中，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当时的民主党派人士也都是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士，他们应民主革命形势需要而成为民主党派人士。正如毛泽东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民主党派是“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先后三次推动形成了民主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次运动产生了以“七君子”为代表的民主人士。第二次是国统区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民主的运动。后两次是民主党派最活跃、最有成就的一段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党派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的民盟（三党即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三派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派和沈钧儒的救国会派），抗战胜利前后还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在国民党主导的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第三方面代表则占多数，有民盟9人、青年党5人和社会贤达9人。

    当时“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政治活动，已经是一种“多党合作”，是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周恩来曾经指出：“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有他们的地位。”民盟领导人梁漱溟也曾经说过：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来自“国共两党之矛盾对立”，“若是两大党融洽无间，亦许没有此第三者的出现。反之，他们的尖锐对立，恰便促成了现在的民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使这些追求政治民主的爱国民主党派进入了政治生活，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此也形成了它们的民主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员，其名称中的“民主”的含义也逐步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制度中，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即，既可以通过选举民主参加国家政权，担任政权机关的实职领导干部、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也可以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参与协商民主，履行多党合作制度成员和政协界别的职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在不断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民主党派在坚决反对照搬西方多党民主和“三权分立”体制的同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努力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挥作用。近年来，各民主党派逐步推进参政党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普遍建立了内部监督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摘编自蔡永飞：《“民主党派”名称的由来及其含义的演变》。

    2.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这种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我国的多党合作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在这个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的领导，这是基本前提和政治基础，也是各民主党派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团结奋斗中逐步认识并作出的自觉选择。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多党合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才能使各民主党派在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中不断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同心协力地把共同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我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目标和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以《共同纲领》为共同政治基础，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半个多世纪中，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即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积极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从而使我国保持了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创造了振奋活跃的民主气氛。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与各民主党派作为亲密友党和参政党地位，决定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质是团结合作，在民主实现形式上，表现为充分协商、广泛参与。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亲密团结、合作共事，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诤友关系，而不是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互为对手、彼此倾轧的势不两立关系。这种团结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平等协商形成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避免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和一党专制、缺少监督造成的种种弊端。

    延伸阅读1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入宪”

    1993年修宪时，在序言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是民主党派成员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推动的结果。

    首次列入基本政治制度

    说到此次参与修宪，要从更早之前1989年中共中央14号文件的制定和颁布说起。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历时一年，集中了中国统一战线各界人士集体智慧，形成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14号文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这一政治制度的性质、任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系统、明确规定，14号文件是第一次。文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确定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框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但这样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如果不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加以明确，成为国家意志，则容易引起国内外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片面理解和种种不必要的误解和猜度。因此，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部分内容作出修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得知了这一消息，力主抓住时机，动员民建上下一齐努力，希望能在修改宪法时把这一内容加进去。

    抢出来的修宪机会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民建中央开始着手准备材料时已是1993年初了。那年1月，孙起孟邀请了一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举行座谈，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

    待到民建中央准备好修宪建议时，时间已至2月中旬。2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其中提出了8条建议，并没有涉及多党合作问题。当时这份建议案已经向社会公布，民建内有人便表示，中共中央总揽全局，这次没提出多党合作问题，肯定有所考虑，是否暂时搁置，以后再提。孙起孟认为，只要建议理由充分，符合邓小平理论，符合党中央关于此次修改宪法是要使邓小平理论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总原则，就应当善于把握机遇，尽到民建的参政党职责。

    正是在孙起孟的坚持下，2月22日，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李崇淮受民建中央委托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3月1日，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把多党合作写进宪法的建议。在3月6日江泽民主持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

    民建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代表正式通过了这一修改宪法的建议。

    参与修宪意义重大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制度的信念，要求各政党、各团体和所有公民必须认真遵从。宪法的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这次参政实践称得上是我国执政党和参政党认真贯彻14号文件真诚合作的生动范例。一方面它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产生了直接的政治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还是民建贯彻建党目标的一次自觉的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参政议政的勇气与胆识。正是通过这样生动的参政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渐完善，在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不断成熟。

    摘编自：《我们推动了多党合作制度“入宪”！》，《中国统一战线》，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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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同习总书记视察福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

    2014年11月，习近平考察福建，万鄂湘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的身份，和王沪宁、栗战书一起并列陪同调研名单。陪同习总书记调研考察，通稿中列名的，一般是党内职务在政治局委员以上、政府方面国务委员以上，其他陪同人员，一般而言冠以“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不再详细展开。而能够比照前两种身份，也就是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其实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所以，此次考察福建，万鄂湘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的身份陪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调研，并不奇怪。只不过，有民主党派掌门人陪同参与调研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少见。

    万鄂湘为什么会陪同调研福建？

    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了解万副委员长所在的民革。

    作为中国赫赫有名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民革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第一任中央主席是李济深，还有一位名誉主席——宋庆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其中有两位来自民革。摆完历史，说说现在。现在民革参政议政的重点，有三个方向。

    第一，和台湾有关的工作。因为这方面，民革具有传统的人脉优势，可以反映岛内的人心民意，而且做了不少实事。著名的海西经济区，这个战略概念首先就是由民革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国家战略了。第二，有关“三农”的问题。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万鄂湘接受记者访问时就宣称，民革党员中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农业大学的校长就有五六位，相当具有人才优势。第三，关于社会和法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革的这个工作方向看起来就会更重要了。

    了解了民革的这三个工作重点，就知道为什么万鄂湘副委员长会陪同去福建调研了。福建是什么地方？是祖国大陆对台工作的第一线，习总到访的平潭，是闽台合作的窗口。福建还是什么地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是习总书记当年写下《摆脱贫困》的地方，也是习总书记今天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的地方。换句话说，福建是个“三农问题”突出，亟待解决的地方，需要万鄂湘率领民革的农业专家们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意见建议，提供智力支持。

    其实，在依法治国的实践方面，万鄂湘和福建也早有缘分。早在去年6月，万鄂湘就率队到福建调研行政诉讼改革，并在和尤权、苏树林的晤谈中表示，期待在福建的先行先试中总结更多的先进经验，为全国行政诉讼改革方案提供参考。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潜力会得到更大释放

    万鄂湘在担任现在的职务之前，还曾经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年轻的大法官。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接受记者提问，非常从容地谈比较专业的法律问题。比如他谈到民革有关社会和法治的提案中关注的问题，包括“住房保障、医疗保险、司法体制改革、公益诉讼、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等，还顺口说了一个“水资源的司法保护”的例子。

    这个提案提出，能不能按照中国海事法院的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管水的，或者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庭。大家马上会问，为什么要按海事法院的体制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中国的法院一般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比如每个县有个法院，每个市有个中级法院，但是唯独海事法院不按行政区划设置，是按流域设置的。比如长江只有武汉海事法院一家，从重庆管到上海的上游，有什么好处呢？统一司法标准，还有排除各种干扰。如果环境保护法庭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话，大家想一想效果会怎么样。我们这个提案一提出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至少是司法方面的，比如贵阳率先设立环境保护法庭，把贵阳市的三大库区全部由一个法庭管起来了，突破了行政区划的概念。随后又有昆明的滇池专门成立了环境保护法庭，还有太湖无锡的法院也成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法庭。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后面助推了什么制度的产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我想这个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马上有很多法律的接续的讨论都引起了学术界、司法界各个方面的关注。”

    这是2012年时的访谈。许多概念，除了专业人士，对当时一般人来说估计很陌生。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出来后，包括的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公益诉讼等概念，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2014年10月22日，万鄂湘来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调研。他指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渐提高，对于国际法自身话语的需求也要提高，当前要重点研究《立法法》修改中有关国际条约的地位问题以及国际法的理论和创新问题。他还表示，希望武大国际法所今后应像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那样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民间智库。

    这些信息，实际上都在表明，中国的民主党派，绝非西方媒体调侃的“政治花瓶”。他们为国家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且，随着一些新平台、新机制的建立，他们参政议政的潜力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摘编自东郭栽树：《习总视察福建，你注意到他身边那个人了吗？》，《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3.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哪些重要作用？

    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表现出重要的作用。

    一是能够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自身广泛的社会基础、组织构成和代表性为特征，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有序政治参与，畅通了利益表达渠道，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有利于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是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政党间的团结和谐，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和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的政治认同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保证了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的稳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照顾了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其中所蕴含的合作、参与、协商和包容的精神，可以有效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使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能够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

    三是能够推进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建设，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承担着支持和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讨论，确保重大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和广泛联系的优势，围绕执政党和政府重大决策问题深入调研，通过提案建议、调研报告等形式提出意见建议，为完善决策提供民意信息和智力支持。此外，民主党派成员（以及无党派人士）进入人大、政府、政协和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同中共干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广大党外干部和中共干部亲密团结、真诚合作，依法管理国家事务，不仅调动了党外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而且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提升了党和政府形象。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还聘请党外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查员、审计员等各类“特约人员”，他们围绕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等情况，积极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进各级党政部门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帮助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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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建议

    2014年2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体现，是国务院的一条重要工作规则，有利于达成广泛共识、凝聚社会力量。李克强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在发言中，大家认为，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困难和挑战，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创新，中国经济社会在新常态下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主要指标处在合理区间，成绩有目共睹。同时，与会人员对做好今年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说，要运用法治思维，进一步提高简政放权实效。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提出，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就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谈了看法。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说，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必须破除跨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对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着力改善民生提了意见。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提出，要加强改革开放中的人才引进工作，完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措施。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说，要切实落实科技体制改革重大举措，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提出，要全方位推进理论、技术、管理等创新，迎接新技术革命。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说，要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无党派人士代表就促进企业和农业走出去提出了建议。

    会上，李克强仔细倾听，不时与大家深入交流。听完发言后，李克强感谢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一直以来对政府工作的支持。他说，大家的发言对做好政府工作很有启发、很有帮助，国务院将认真研究采纳。政府要依法有效施政，妥善应对好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必须加强政府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群众团体等的沟通协作，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同舟共济、形成合力，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和社会文明进步。

    摘编自欧阳开宇：《李克强与党外人士座谈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和建议》，中国新闻网，201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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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议政建言述评

    中共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讲真话、献良策、出实招，为深化改革凝聚了广泛共识、汇聚起强大力量。

    参与高层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通过召开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等方式，就国家大政方针、经济工作等听取民主党派的声音。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透露，每年民主党派中央主要领导约有5次进中南海，就中共中央和国家大政方针、重大决策进行协商，这种政党协商已经形成制度。2014年5月9日和6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分别召开两次党外人士专题调研座谈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交流专题调研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如果把这两次专题调研座谈会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其在政党协商机制方面的重大创新的意义就更加明显。

    在越来越多地参与高层政治协商的过程中，民主党派对自身参政议政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做撒胡椒面式的调研”“注重参政议政的质量和实效”“参政议政要准确把握形势、坚持问题导向”。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民主党派中央苦练内功，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职责的成效愈发凸显：

    ——2013年，民革中央经过32次调研，13份调研报告得到中共中央领导26次批示；

    ——针对民盟中央《关于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的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召集由14个相关部门参加的专门会议研究办理；

    ——国务院下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将PM2.5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区域联防联控等政策大多来源于农工党中央的持续建言。

    近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关系民生福祉的建言，获得国家决策层重视和采纳，一项项相关改革措施已陆续出台。

    “把理解改革、投身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人搞得多多的”，“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殷切希望。在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的当下，各民主党派中央懂大局，识大势，引导广大成员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发挥各自优势围绕“五位一体”的多个领域调查研究、议政建言，坚定不移地做科学发展的推动者；在新常态下围绕“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拓展领域、创新机制，坚定不移地做改革的促进派。

    这是民主党派肩负的重要政治职责，也是时代赋予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使命。

    摘编自韩金伟：《新常态下新作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议政建言述评》，《团结报》，2015年5月18日。

    4.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如何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描绘了崭新蓝图。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一是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这包括，把党的领导寓于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之中，通过协商讨论、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引导，使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共识，成为民主党派的自觉行动；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要支持和协助民主党派自觉自主自为地开展工作，不干涉、不插手其内部具体事务；建立党委、政府部门责任明晰的工作机制，各级党委要把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把统战理论等纳入中心组的重要学习，定期研究有关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民主党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二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这包括，支持和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着力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理论建设。思想建设是核心，认真研究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的行为特点和认识困惑，探索建立思想建设的长效机制，把广大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组织建设是基础，坚持协商确定的“三个为主”，注重质量、保持特色，确保民主党派稳步健康有序发展。理论建设是向导和前提，探索参政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为参政党建设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三是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认真总结多年来多党合作的做法和经验，认真研究总结，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滞后形式发展的制度规定加以完善，使之更加完备和有效。不断加强规范化建设，要将多党合作中的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对尚未健全的制度规范进一步研究明确，真正落在实处。着力推进程序化建设，注重完善多党合作各项制度的操作程序，确保其有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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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在提高政党协商水平中担负着重要责任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习近平指出，2014年，统一战线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参与重大改革举措贯彻落实，为维护和发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大家深入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巩固了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已经确定了前进的目标，要想登上高峰，看到无限风光，必须坚定信心、下定决心，不断往上攀登。在前进道路上，全国上下要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这就需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调动起来，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开拓前进。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指导和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搞好政党协商，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民主党派在提高政党协商水平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首要责任，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更加自觉地做到虚怀若谷、集思广益。我们将一如既往营造宽松民主的协商环境，鼓励不同意见交流和讨论，真正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氛围。我们将继续为党外人士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帮助大家了解有关情况，支持大家搞好调查研究。希望大家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为政党协商深入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推动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追求的团结，是广泛的团结，也是坚强的团结，是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团结。希望大家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下去，不断增强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摘编自孙铁翔：《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新华网，201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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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统战会议上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2015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求是》杂志发表《着力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一文，就“着力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阐述观点。

    文章回顾、总结了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发展历史，强调协商民主是合作民主、共识民主，也是程序民主，就是说协商必须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否则协商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政党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同样必须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文章指出目前有的地方对政党协商存在随意性、表面化和形式化的问题，有的敷衍了事，“想到了”“有空了”才协商；有的流于形式，以通报情况、部署工作代替协商。这都是不恰当的。

    文章核心要点如下：

    ● 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政党协商关联我国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深深嵌入了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渠道和机制。

    ●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 协商民主是合作民主、共识民主，也是程序民主，就是说协商必须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否则协商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政党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同样必须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 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协商能力建设，帮助民主党派扩大知情渠道，协助民主党派组织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加强调查研究，力求对策建议更有分量。

    摘编自孙春兰：《求是》，2015年第11期，中国统战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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