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而言，美国软实力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建国之初至19世纪30年代是美国软实力的形成阶段；20世纪初至一战后是美国软实力的崛起阶段；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之初是美国软实力的巅峰阶段；冷战结束至今是美国软实力的下降阶段。
一、美国软实力的形成：建国之初至19世纪30年代
美国建国之初，国力弱小，为从欧洲列强中求得自身在美洲大陆的生存和发展，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即置身于欧洲大陆的政治纷争之外，不与欧洲大国结盟，专注于国内的统一和发展。在孤立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并不显著，因此它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自身特殊的文化和价值观。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就是美国的历史。世界各地的人们之所以愿意离开故国、漂洋过海，吸引他们的是这块新大陆特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个人的自由与解放、上帝选民的优越感以及成功机会的均等。
立国之初，很多来自旧大陆的新移民认为欧洲正在没落，无法实现其理想，于是漂洋过海到新大陆。对于思想精英而言，这正是按照他们从旧大陆继承下来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标准建立理想国的场地。杰斐逊认为：“正是因为欧洲大陆的恶劣政体，欧洲才终年战火不断。他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对劳动、财富和他们的人民生活的破坏上……而我们在这方面来说，从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有这样有利的机会进行相反的制度，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博爱，并把我们的各种手段和才能用于改进的目的，而不是用于破坏。”225像杰斐逊一样，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防止世界战争的发生。美国宪法彻底融入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例如生命的权利、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等。美国人在法律约束下，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他们相信平等使人产生自尊心和雄心，使人们愿意参与市场竞争，能激发个人主义精神和凡事争个是非曲直的精神。“美国人普遍相信在任何群体之中总有某些人才非常出众、颇有领导活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即会显露自己，这就是美国文化所强调的机会均等观念。”226因此，美国人特别重视建立一个平等的机制。在处理矛盾和争议时，人们以法律为准绳，通过协商等手段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乔治·舒尔茨认为：“不象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美国人既不是被共同的种族和文化起源，也不是被共同的文化信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被承诺分享的某些基本准则：容忍、民主、法律上的平等，以及超乎一切之上的自由。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克服了巨大的挑战，主要是我们确信这些基本原则。”227因此，坚持基本原则，不仅成了美国的立国基础，也成为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出发点。
象征美国的女神赋予人们“天定命运”，向西开拓疆土。
在注重建立完善和平等的国内机制的同时，美国人基于其特有的“上帝选民”的优越感热衷于将其推广至外部世界。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北美大陆的特殊吸引力以及它对世界将来可能形成的影响。“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北美似乎就像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现在即将由上帝的选民所占据。在神的指导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228正是在这种特有的优越感的影响下，美国人形成了所谓的“上帝选民”和“天定使命”的政治价值观。即使在建国之初，许多美国人就自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从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而生活在这块“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的人是“上帝的选民”，是新的以色列人。他们受上帝的委托在世界民族中居于特殊优越的地位，担负有“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承担着对人类发展和命运的特殊责任。正如早期定居者领袖约翰·温斯罗普在1630年的布道中讲：“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应该是‘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众人仰慕我们。”229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美国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在道义上都“更高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是众国家效仿的榜样。从立国开始，美国就一直自诩为“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世界文明的灯塔”、“自由的灯塔”，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230”这就是美国历史文化中的“天定命运论”。
正是上述独特的宗教历史文化熏陶了美国人，在强烈的自我觉悟下，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和杰斐逊的“民主理想”，美国人一直在追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并谋求把这个全世界的“新耶路撒冷”的“圣光”照射到仍处于“黑暗”之中的蛮夷之地，把这个全人类的“希望之乡”的“福祉”传布到世界各地。正是在这种“天赋使命”观支配下，自建国伊始，美国就在其建国纲领——《独立宣言》的旗号下开始了对外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历程。这一扩张性的文化强有力地吸引着全世界人民，成为美国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宗教历史学者菲利普·沙夫早在1856年就宣称：“如果一个国家被奠定在真正的世界主义基础之上，被赋予一种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它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移民们从四面八方构成一股不间断的洪流涌向我们的海岸……他们在自由和平等的共同基础上相遇于美国……又把世界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丰富的篇章填充到地球的四面八方。”231总之，美国人总认为他们国内治理的经验可以作为国际治理的最理想模式，因此总喜欢去建立一种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这也为日后美国软实力的向外拓展打下了伏笔。
当然，许多移民是出于其他原因背井离乡，寻找生存之地和致富之路是穷苦移民的主要目的。在当时，很少殷富人家愿意抛弃故国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新大陆进行冒险。包括新教徒在内的这些早期移民，带着旧大陆所不愿意接受的思想和观念来到北美大陆，寻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理想。他们踏上新大陆后虽然面对着艰难的环境，但一望无垠、广袤富饶的土地让他们心醉不已。这里没有了旧大陆的种种限制，为他们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机会。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O·罗伯逊所言：“一个世界诞生了，在这里，人类思想再也不受地理屏障的限制，如何人都可以享有人类知识、人类历史和世代积累的人类经验，都可以充分施展个人的发明创造才能。”232不管北美大陆当时是否已向移民们展现出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特殊优越条件，至少在许多早期移民的意识中，这块大陆将在他们的经营下，注定会成为追求自由者的“希望之乡”。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他们成功地适应了这里的自然环境，精神上摆脱了昔日的压抑与束缚，物质上可以享受大自然恩惠的优越条件。他们为了寻求自由和幸福来到美洲，拓荒时代的艰苦生活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自由的珍贵，独立进取成为披荆斩棘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岁月的流逝只是加强了他们的特性，加深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至于那种使他们同旧世界维系在一起的回忆和感情纽带，则已湮没无闻了。”233许多移民来到北美大陆后，摆脱了昔日在旧世界的贫穷窘境，他们通过个人的发奋努力，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发挥，或成为农场主，或成为企业家，或成为贸易商，或成为政治家。他们成功的传闻在旧大陆不胫而走，对那些在欧洲国家深感难以生存者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就连那些在政治上不得志、经济上不富裕的人也跃跃欲试。此时的北美大陆虽是神秘但已不可畏，冒险尽管在移民的心理中仍占一席之地，但已失去往日的主导地位，他们携妻带子，居家迁移，为的就是能在这里找到“平等、自由和机会”。其实，这种观念本来就在移民中存在，新移民的到来只是对之进一步印证和加强而已，新大陆的机遇如磁石般吸引着人们，新生美国的软实力在逐渐生成和积累。
二、美国软实力的崛起：19世纪40年代至二战结束
从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短短4年时间之内将德克萨斯、俄勒冈、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共计320万平方公里纳入自己的版图，一跃成为两洋国家，从而奠定了地区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基础。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开始起飞，走上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历程，并在19世纪将美国带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列。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进入快速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真正达到令人眩晕的速度”。234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增长9倍；从1873到1913年，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其间，1873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中出现了美国经济崛起与英国经济衰退的对照。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产值接近英、法、德三大强国之和。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多，占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30％，1907年更是达到35％。235
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带来的是军事力量的发展。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标志着欧洲霸权从此退出美洲大陆，标志着美国开始走向了与欧洲列强争霸太平洋之路。1917年4月，美国以德国无限制潜艇战侮辱了美国的中立权为名参战，美国的军事实力自此大力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海军共有2000多艘舰只，53.3万名在役官兵。美国舰艇还在西半球的遥远地区巡逻，并在远东同日本、英国军队合作，同时还有843艘舰艇、20万官兵在欧洲水域服役。236可以说，此时的美国海军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
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大幅度提升，同时也带来了软实力的崛起。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繁荣开放的文化交流。正如上文所述，19世纪中期之后，特别是20世纪初的美国已不再国力弱小，而是羽翼丰满的国家，其目光开始从美洲转向大洋之外。许多政治家发出了摆脱孤立主义的强烈呼声，主张进行海外扩张，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发挥更为重大的影响，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海外市场。威廉·麦金莱总统在离开白宫的最后演讲中告诫国人，“孤立主义不再可能合乎需要，……排外时期已经成为历史”。237此后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入主白宫后，积极鼓吹海外扩张，试图以此唤醒滞留在美国人思想深处的强国和领袖之梦。而在美国历史上，真正向孤立主义提出挑战的首推伍德罗·威尔逊，他推行的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勾勒了蓝图，第一次将美国的外交理念传达给世人，对一战后乃至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标志着美国软实力崛起的开始。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是美国软实力的第一次向外拓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逊对世界和平之道进行了深入思考。早在1917年1月22日，他就指出：“世界必须是权力的共同体，而非权力的均衡；它必须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敌对。”238他进而认为，美国卷入大战的要价是一个重新设计的欧洲和一个能够保持和平的世界安全体系。239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实现战后和平的基础，包括公开缔结和平条约、维护公海航行自由、降低贸易壁垒、实现贸易条件平等、裁减军备至最低程度、撤出外国军队、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边界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议一个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普遍性的各国的联合组织，向大小国家提供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十四点计划”是美国登上国际舞台后第一次为世界规划的和平蓝图，威尔逊从一套与现实主义强权政治观念相对照的国际关系理念出发，要求在全世界实行一套新的规范和机制，以此实现普遍永久的和平。从外交战略的角度看，威尔逊的目标是通过结盟和建立国际制度的方式实现国际合作。同时，“十四点计划”并非没有自私的目的，它设想的是一个由美国为盟主，囊括所有主权国家的联盟，是美国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宣言。“十四点计划”是美国介入国际事务的首次表态，也是其软实力外交首次向外拓展。
然而，威尔逊的理想世界在现实里只得到部分实现。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尽管有2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所有重要的议题仍然是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这样的大国操纵。巴黎和会被宣传为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国际会议，实际上会议关于实际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关起了大门，只是每次会议后宣读几行简短的公报而已，可以说是外交保密，结果公开。最糟糕的是美国发现了当时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源，却又不得不妥协。法国要求严厉制裁德国的愿望得到了英国和比利时等一些国家的支持，最终变成了现实。德国丢掉了全部的殖民地、大部分的舰只、一部分领土，还被要求在国土上驻扎军队和对协约国做出巨额赔偿。威尔逊为了欧洲的和解，提出由美国和英国一起对法国的安全进行保证，这再一次打破了美国不结盟的传统，但也阻止不了战败国和战胜国之间结下深仇大恨。美国提出的自由航海和自由贸易，面对英国的反对以及战后各国的经济萧条和经济调整，只能任由旧世界的规则继续存在。
只有威尔逊用心力最多的国联真正建立起来了。国联设有一个代表全体会员国的大会，一个行政院和一个秘书处，职能与美国的议会、法院和内阁颇为相似。行政院由五个大国和四个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在大会的论坛上，小国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大国，大国也不拒绝在世界各国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说明和进行辩解。国联在做出决定时，须全体一致通过，但是国联的行动对会员国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这样，国联在制度上属于一种使会员国更容易取得一致和和谐行动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联合组织。国联在意识上集中体现了威尔逊的集体安全观念，例如国联盟约第10条规定，它的主旨是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会员国保证“尊重并维护所有国联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及现有的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的侵犯”。盟约还规定任何国家违反这条条款又不接受公断或行政院的裁决时，其他会员国保证同该国断绝商业关系，并在必要时实施商业制裁。但是这个表面上似乎相互做出保证的体系，并不能约束任何会员国为援助任何其他会员国而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因为一旦出现侵略，行政院就要“为履行这一义务所要采取的手段提出意见”。因此这是一个美国式的国联，它反映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和道德倾向，为美国的自由行动留下了很大的选择余地。
1919年7月10日，威尔逊带着和约来到了美国参议院，等待批准。最初，威尔逊受到了国内外的热烈欢迎，美国的宗教界、学术界、新闻界的多数人和多数州长，都表示赞同和约。但是美国的孤立派势力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反对活动。威尔逊对民族自决的妥协和对美国孤立传统的挑战，和约对战败国的严厉惩罚都成了被攻击的借口。反对派提出口号：“盟约要求遵照国联命令送我们的孩子到世界各地去打仗！”，“盟约要求我们卷入欧洲和亚洲的阴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声称：“门罗主义是我国围绕西半球划定的一条无形的防线，我们设置这条防线是为了排除外部对美洲事物的干涉，我认为靠拆除它来维护他所捍卫的西半球是永远办不到的。”240孤立派的首领波拉更是断言：“你的条约不会带来和平，它离和平很远，如果根据过去判断未来，它将带来战争。”241这样，威尔逊的计划因为冲破外交传统而触怒了孤立派，又因为实施时的妥协和不够激进违背了国内许多民族团体的愿望。这与威尔逊在国际上得到的反映如出一辙。威尔逊为了和约得到通过，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他拖着孱弱疲惫之躯，在美国行程8000英里，进行巡回演说。但是这次“诉诸人民”的努力并没有获得以前的声势，参议院最终也没有通过《凡尔赛和约》。
后来的美国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对威尔逊时期的外交进行了多次反思，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对威尔逊的外交思想和行为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他们却无法否定，威尔逊的思想对后来的美国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基辛格所评价的，威尔逊重写了游戏规则，其中包含三个基本主题：“首先，和谐是国际事务的自然秩序，历史上扰乱了这一秩序的事务既不值得赞扬，也不重要”；“第二，用武力实现变革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一切变革都必须以法律或类似法律的或法律程序基础的过程，国家应建立在天赋权利、民族自决、民族的基础上”；“最后，任何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国家，都是永远不会选择战争的，而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国家迟早把世界拖入战争中。”242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虽然遭遇了现实的挫折，但是他为实力崛起的美国开拓了施展国际影响力的新舞台。威尔逊的后续者正是在这个舞台上一步步确立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位置，也正是在这个舞台上，美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软实力不断提升。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在拒绝威尔逊的和约后，哈定与柯立芝两位共和党总统基于经济利益的关注，不得不设法去解决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问题，特别是欧洲和东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威尔逊的外交路线，客观上增强着美国在外交领域的软实力。
第一，美国政府促进了德法的和解。在欧洲，战胜国对德国要偿付的赔款总额一直没有决定下来，并成为一个难以打开的死结。美国帮助欧洲人松开了这个结，为二十年代欧洲乃至世界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美国政府开始插手德国的赔款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从经济上看，德国在战前和战时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此时的德国民族情绪亢奋，经济凋敝。德国政府为了反抗协约国的赔款要求，还在1922年制造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次，一直处于不安和恐惧中的法国，因为美国拒绝保证其安全，以赔款为名，对待德国越发的苛刻。这些因素使德国和欧洲都处在动荡不安中，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十分不利。再次，美国人对德国的同情逐渐增加，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撰写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在英美新闻界、学术界广泛传播，社会舆论和政府都倾向于改变对德政策。最后，1923年初法国兵占领了德国工业和能源重镇鲁尔，在德国政府和民众的反抗下，两败俱伤，在世界上产生剧烈反响，也为美国插手德国问题提供了良机。
1923年10月，美国主动提出召开国际专家会议研究德国赔偿问题，获得了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同意，决定以赔偿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1924年8月，根据美国银行家道威斯的建议，制定了以道威斯命名的计划。计划规定了德国等战败国应赔偿的总额、每年应赔偿的数额，美国答应给德国以巨额贷款，又以经济补偿为代价，使法国同意从鲁尔撤军。从此，美国人掌握了负责德国赔款事务的委员会，德国赔款问题也逐渐与法国对德国占领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后，两国开始进行一些善意的沟通，经济也逐渐恢复，并为洛迦诺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25年，由于法国从鲁尔撤军，以及德国经济恢复，以及英国、法国和美国对和平稳定的欧洲环境的共同需要，欧洲四国最后达成了《洛迦诺公约》。在此基础上，德国承诺不更改德国西部边界，但是条约并不保障德国东部边界。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法国军队至1930年撤出了德国。欧洲终于与德国实现了暂时的和解。
美国通过主导德法之间矛盾的解决，向德国及其他国家输出了大量剩余资本，不但自己获得了巨额资本收益，而且有利于欧洲经济恢复和发展美国的贸易。美国对欧洲尤其德国的资本输出，持续到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美国对20世纪20年代欧洲乃至世界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美国拒绝将协约国的债务和德国的赔款问题挂钩，又使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建立在不稳定的美国政府及民间资本的基础上，为欧洲和世界稳定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二，美国成功地主持召开了世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推动了世界裁军进程。国联规定，加入的会员国有不从事战争和进行军备限制的义务，裁军的限度以适应保卫国家安全为准。1920年5月，国联组织了陆、海、空军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调查各国军备现状，由于遭到英、法、意、日四大国抵制，12月便处于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大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军备竞赛。这种大国之间无限扩充海军力量的竞赛，实际上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世界上的反战和平运动，尤其是美国的扩军备战遭到国内的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情绪阻碍。哈定政府认为应该使用外交手段调整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于是在1921年12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由11个国家参加的会议。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减少和限制海军舰只吨位的议案，要求各大国缩减现有船只，并在十年内停止建造新舰，各国主力舰吨数保持在一个固定比例上。休斯的建议基本上被大会接受，最后达成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五国的主力舰吨位限制，比例为5：5：3：1.75：1.75。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期望的自由航行并没有实现，但是现在却借助裁军争取到了与英国海军军备保持相同实力地位，并且这一结果还为世界主要大国所承认。这是美国通过主导国际机制软实力，实现本国战略利益的重要一例。
第三，美国参与缔结了普遍性的“非战公约”。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限制军备来确立国家间的和平，己逐渐成为国家之间的共识。1925年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废除战争的思想也在国联会员国中普及。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向美国政府建议，在两国间签订非战公约。他的建议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雷称其有“划时代的意义”，美国无党派人士国际协会、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执委会也都表示赞同。因此美国政府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政府可签订《非战公约》，以其确立广泛的和平政策方针。
但是，美国把法国的双边协议改成了多边协议，1928年美国、法国、英国等十几个国家共同签订了《非战公约》，条约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缔约国同意用和平方法处理和解决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和冲突，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先后有60个国家参加这个公约。《非战公约》虽然不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它宣布侵略战争为非法，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中历程中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尽管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还是积极参与国联的活动。在20年代，国联作为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组织了国际性的经济、社会合作活动，如1920年的布鲁塞尔财政会议、1923年援助匈牙利计划、安置希腊难民等活动，美国政府因为不是国联成员，参与有限，但即使如此，美国还是对国联的活动给予了资金、人才方面的支持。在1923年国联理事会援助匈牙利的计划中，美国人史密斯被任命为协助匈牙利执行此项计划的特派员，援匈计划很快成功，这里面自然也有美国人的贡献。国联的交通和运输委员会在1924年聘请美国前运输局长伊纳斯，前去考察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航运民政部的工作。美国联邦政府卫生局长担任国联卫生机构的委员，协助该机构展开工作。在社会救济方面，美国代表建议禁止贩卖妇女委员会进行有关贩卖妇女的社会调查，主张严格限制鸦片和大麻的种植和生产，以坚决不超过医药和科研为限，1926年，美国还提供一定的资金，资助国联派人去伊朗和印度调查种植鸦片的情况。美国的基金会也多次协助联合国展开防止疫病工作。
从威尔逊总统开始，美国虽然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是随着国家总体实力的提升，它开始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广泛介入世界事务，积极推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国际机制的创建和发展，显著地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
除外交领域的软实力之外，这一时期美国在文化交流领域的软实力开始向外拓展，其中尤其以教会和基金会为甚。在1810年，美国教会成立了海外宣讲团，到19世纪时美国教会宣教活动已走在世界前列。美国的宣教重点是亚非拉“异教徒”地区，而中国又是其中的重点。早在1830年，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就认为，对于接受儒家教育不相信宗教奇迹的中国人来说，科学比宗教更有魅力，而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的地方在于它的科学。他发现，要在宗教上征服中国，教育所产生的效果比“迄今为止任何海陆军力量、或最兴旺的商业之刺激、或所有其他手段联合起来在特定时间里所产生的效果”243还大得多。19世纪晚期美国教会改变战略，重视在当地社会精英中培养基督教徒。因为中国人口多，文化抵抗力大，美国在中国的教育投入最大和收效亦最好。美国教会单独在华建立的大学有1901年的东吴大学，1905年的上海浸会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但是大多数是和其他国家教会一起建立的，如南京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244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会来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美国基督教及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文化输出，实际上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让封闭状态下的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文化、科技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带来了中国国内社会的变革。
传教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西方的文化入侵
除了教会之外，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也是那个时期传播文化，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渠道。美国基金会在资金、原则上、制度上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因此都是独立制订自己具体的工作目标和长远目标，基本上不受政府外交政策或目标的限制。只是一些有名的大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都来自美国上流社会，许多人还出入于政府部门，亦官亦民，不论倾向如何，都代表美国的主流思想，他们的思路不可能与政府的目标脱离太远。反过来，它们对政府的政策也能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基金会大多都有一个宏伟的目标。洛克菲勒父子1913年设立非赢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其宗旨只有简单的一句：“在全世界造福人类。”创立于1911年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相互理解和知识的发展与传播”；最为概括的是1918年哈克尼斯的共同基金会，旨在“服务人类福利”。这些基金会表面上格外关注的是教育和医疗，但是更深层次的目的就是宣传和拓展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以此控制世界。洛克菲勒的秘书盖茨(E T. Gates)就曾直白地表示：“对全世界的和平征服，不是政治控制，而是在商业、制造业，在文学、科学、艺术、情操、道德和宗教各方面的控制。”245
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为例，洛氏基金会一方面直接资助在美国教会、大学等社会组织在华工作；另一方面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洛氏基金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建立合乎美国一流标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通过上层精英来影响中国民众，从卫生健康、传播科学、教育人才几个方面影响中国。基金会资助美国的大学与中国的燕京、南京、东吴等大学建立联系，接受中国学生、学者进行教学和研究活动，美国著名的加州理工、哥伦比亚、康奈尔等大学都参加了洛氏基金会资助的学术交流活动。基金会还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到中国与中国学人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及教学中心，奠定了中国植物学的基础，涌现出陈焕铺、胡先脯、钟心煊等著名植物学家。
美国基金会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从实质上说，是基于西方中心论出发，以传播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从而教化其他国家民众为目标。但是，客观而言，它们也为落后国家打开了一扇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之门，也增进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加强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软实力获得充分提高。
在这一阶段，美国软实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受到当时许多国家的欢迎，它还积极主导或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的形成和制订。上述行动非常有利于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当时世界的和平与美国经济的繁荣，其世界霸权地位的远景也隐约可见。在文化交流领域，美国社会积极推动美国文化价值的推广，并资助消灭全世界的传染性疾病医治、科学研究以及学术文化交流，这类活动影响了以后几代人对美国的认识和情感。美国做出的这些努力还在客观上加速了殖民地人民的近代化进程，也使美国模式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现代化模式。那些殖民地不仅将美国视为民主自由富裕平等的典范，还从语言、学术、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上接受美国人的价值观，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追随者。总之，无论在外交政策还是文化交流方面，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软实力资源，为今后步入鼎盛阶段提供了可观的经验和基础。
三、美国软实力的巅峰：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没有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其国力大增，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从经济方面看，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6％，但其工业产值却占资本主义世界的2/3，外贸出口占1/3，黄金储备占3/4，生产资本主义世界1/3的小麦、1/2的棉花、70％的玉米，开采62％的煤和石油，冶炼61％的钢。从军事实力的角度，美国武装部队在1945年高达1212万人，美国空军是世界上最具威力、最为庞大的，它拥有的B-29远程战略轰炸机是唯一跨越大洋的航空力量，美国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世界上每一海域几乎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还在当时垄断了原子弹武器的生产技术，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铀矿的主要产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第二次契机。此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已达到巅峰，美国政府对影响世界事务的主导能力充满信心，孤立主义已经历史性地走上了下坡路，美国国内对建立世界霸权的阻力降至微不足道。美国人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霸权时代来临了。早在1940年，美国商会主席维吉尔·乔丹（Virgil Jordan）就指出：“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美国在世界事务以及其他方面迈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在新的盎格鲁－萨克逊对外扩张中，英国至多是一个次要的伙伴，而美国的战争资源和海陆军才是力量的中心。”246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美国终于可以按照其意愿创设战后秩序，缔造美国霸权的时代真正来临了。
在软实力霸权的塑造方面，二战后美国主要从国际制度、外交政策、文化传播、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着手实施，最终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为标志达到巅峰。
在对国际制度的创立和掌控方面，美国按照自身的利益的需求，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行了规范。在政治秩序方面，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为基础。所谓“四大自由”，即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6日致第77届美国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美国对世界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负有义务。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再次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序曲。而《大西洋宪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联合国建立的基础，也是美国谋求世界新秩序和世界霸权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可以看到罗斯福的主张与威尔逊极其相似，也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制度建设上。不同的是，罗斯福主政时期，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建设的地位已经几乎得到所有同盟国家的确认，美国的意志得到了有效的贯彻，美国创立国际制度的黄金时代降临了。
联合国的创立，不仅来源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集体安全体系的积极寻求，也直接源与美国决策者的全球霸权构想，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及其失败的实践更为联合国的创立提供了前车之鉴，为美国在二战结束之际确立全球霸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早在1939年之初，美国就计划筹划一个覆盖全球的世界政治和安全国际组织，确立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这一设想通过1941年美英首脑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得到了充分体现，或者为联合国的创立提供了舆论基础。在相当的程度上，联合国是美国的创造：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得美国的参与具有关键意义；美国国务院事无巨细的奠基工作使得美国在谈判中始终都富有创意；国际社会对美国地位的广泛认同对联合国的权力和组织结构的认同具有实质作用；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将战时军事同盟变为战后国际合作、以集体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奠定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基础。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大国合作维持战后秩序和美国首要地位为主要思路，一手导演了联合国创立的主要进程，并在几乎所有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决策作用。尤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将理想主义追求与现实主义作为结合起来，逐步将联合国的构想具体化，并有效融合了苏、英、中等国的设想，在联合国的创立了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联合国体现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理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目标，是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谋求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注定成为美国赖以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和途径。247
联合国的职能首先体现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安全领域。作为谋求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唯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与国际安全休戚相关。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和根本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以集体安全为目标，以安理会为决策核心，其制度安排是：和平解决国际之争端，使国家无可战之事；集体安全，抗击侵略，使国家无可战之敌；裁减军备，解除武装，使国家无可战之器；区域办法，协助维和，使冲突无蔓延之势。248
在联合国初创时会员国为51个，其中34个西欧和拉美国家都是支持美国的，11个亚非国家绝大多数也是亲西方的，苏东集团只有6个创始会员国。在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控制着4票。可以说，二战结束之际，联合国是美国国家利益和软实力霸权的直接体现。美国无论在安理会还是大会都可以轻易获得所需要的多数票，实际上“把联合国看作自己的国务院”。苏联虽然频繁使用了大量的否决权，但也表现出它在安理会的政治斗争和表决过程中的孤立无援。在联合国存在的前15年内，美国通过将自己的权力和资源注入联合国体系内，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运行机制的控制和改造，主宰着联合国。联合国成为美国驯服工具，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偏离了应有的航向。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美国逐步失去了对联合国的控制地位，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否决权保护盟国及其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此时的联合国对于美国核心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无关紧要，而且常常成为阻挠。许多美国人把联合国视为“贯彻外交政策的一个冷淡和充满敌意的场所”。249因此，从1970年起，美国开始并接二连三地使用否决权，同时减少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退出联合国的有关国际组织，力图要挟联合国适应美国的战略意图。可以说，这一时期联合国是对美国软实力的制约因素，而非借重提升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有所恢复，在新一轮的缓和潮流中重居主导地位，美国重新开始谋划利用联合国作为其实现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软实力工具。它与苏联一起将联合国推向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中心舞台，使联合国在解决两伊战争、柬埔寨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够转而借重联合国，根本的原因是苏联的衰落，“美国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强行通过反对伊拉克的决议无需吹灰之力，这对白宫而言简直是挡不住的诱惑。”250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筹建联合国的同时，还致力于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从金融、投资、贸易等三个主要领域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由于经济实力是美国霸权最重要的物质支撑，而美国维持、增强经济实力并以此建立和确保霸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在经济领域建立反映其经济利益的国际制度，引导其他国家按照它制订的“游戏规则”开展国际金融、贸易活动，这便是强大软实力的体现。
就当时的美国实力和国际社会百废待兴的局势而言，创立一个开放、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美国的主导，而美国也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建立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以此推进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251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确立美国的世界经济盟主地位、为美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的目标直接相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组成。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产生于19世纪，英国等工业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导致对海外的资本输出，给国际关系增添了新因素，而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在一定程度上仰仗其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可以说，一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往往体现该时代霸主利益的霸权体系，霸权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其货币则一般是全球金融关系的基础。
1943年，美国决策者为了取代英国的世界金融霸权，授权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抛出了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怀特计划”。该计划强调黄金的作用，主张设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机构，由美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1944年7月1－22日，美、苏、英、中等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新布什尔罕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基本上按照“怀特计划”通过了《联合国家和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三个文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使美国受益至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确立了所谓的双挂钩原则：（1）美元与黄金挂钩，即美国政府维持每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并承担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照黄金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2）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会员国实行对美国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一般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范围内波动，各国政府有义务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不得轻易调动汇率；汇价变动超过10％，必须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以上的投票权同意。美元由此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具备了霸权地位；美国也从此拥有了干预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合法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一般会附加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往往意味着按照美国要求的规则进行经济活动，从而在制度上确保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经济干涉行为的合法性，这也正符合了约瑟夫·奈对于软实力的定义：“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252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规定，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担保或者参加私人银行对会员国长期贷款或者直接提供贷款，银行贷款必须由借款者政府担保，使用贷款必须由世界银行代表监督。世界银行的决策程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同，美国在世界银行100亿美元原始股金中认缴了32亿美元，因此也同时拥有了对世界银行的否决权。按照常规，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总统提名担任，从而赋予了美国在世界银行日常运作中的主导地位。开办之初，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在美国筹措，用苏珊·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国控制着世界银行贷款的提供和获得，这是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发挥主导性影响的原因之所在”253。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商品，世界银行也因此成为美国输出资本、商品和扩大对外贸易的工具。
1945年12月27日，《布雷顿森林协定》生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复兴银行）宣告正式成立，《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事实上成为世界的中央银行，加权表决制保证了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中的主导地位，为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稳定为首要考虑的多边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以稳定美元为中心的、以国际货币体系为目标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世界银行提供了以稳定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为目标的战后重建和发展援助机制，美国推动世界银行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加强与战后需要重建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将它们的发展纳入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稳定利益，促进多边贸易关系，重建经济并帮助穷国恢复发展。它体现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在理论上可以在全球调配资源，同时可以确保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全球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克服了二战之前的国际货币秩序混乱，为成员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促进国际金融与贸易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战后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促动因素之一，在客观上体现并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软实力霸权。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软实力的提升以在二战后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为典型，不仅有效地帮助西欧国家渡过了艰难时期，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而且赢得了当地国家民众的感谢与支持，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战后初期，历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中心的西欧面临着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所能解决的灾难。这一地区的国家饱经了战火的洗劫，战争带给它们的恶果在战争结束两年后也到处可见。整个西欧满目疮痍，生产凋敝，黄金外汇储备枯竭，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奇缺。1946年冬天西欧又遭受了百年不遇的严寒袭击，连续两个月气温一直在零度以下，暴风雪后又是洪水泛滥。天灾接连降临对于饥肠辘辘和衣不蔽体的西欧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温斯顿·丘吉尔在1947年形容西欧仅仅是“一堆瓦砾，一个藏骸所，一片瘟疫和仇恨的滋生地”。254同时，对于当政者而言，更为可怕的是严重的社会动荡将为共产党“乘虚而入”打开方便之门。这一时期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影响明显增大。面对这一情势，美国当然不会坐视，因为欧洲历来对于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战之后更是如此。失去西欧，美国的霸权地位将彻底动摇，只有支持西欧经济的复兴，才能保住这块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前沿阵地，而且还可借此从经济和政治上控制西欧。虽然美国在战争结束以来就不断向西欧提供援助，但并未能使西欧状况有所改善，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对西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1947年6月5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在一种非正式的场合表达了美国政府援助欧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希望欧洲人应该首先提出倡议和方案，然后美国再视需要给予帮助。马歇尔的讲话立即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几个月后英法等16个西欧国家正式联合提出一份总报告，要求美国在4年内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1948年援助法》，援外金额共60.98亿美元，其中53亿美元用于“欧洲复兴计划”。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美国国会为马歇尔计划共拨款132亿美元，资金主要流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马歇尔计划无疑是成功的，西欧和美国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西欧复兴的本身已经超过了经济上的意义，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大为削弱，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对于美国来说也不仅仅限于得到经济实利，通过经济上的依赖，美国对于西欧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大增，软实力获得极大提升，这一时期西欧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紧随美国，亦步亦趋，成为支持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重要力量。
马歇尔计划带去的不仅有美国货，还有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与援助项目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有效地提升了它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在亚非国家中的软实力。曾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库姆斯把教育文化交流及援助称为“对外政策的第四维”。美国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也指出：“当今世界，对外政策不能孤立地依赖军事姿态和外交活动。我们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向别的国家传播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情况，其对一代人之后的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远远要超出军事和外交上的优势。”255在这些交流中，较为成功的便是美国政府推出的“富布赖特”项目。
富布赖特项目是美国政府直接出资管理的一个庞大的全球性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早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时任阿肯色州参议员富布赖特就提出了一项议案，该议案在第二年由杜鲁门总统签署成法律。富布赖特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利用向国外推销战争剩余物资所获得的、由政府直接支配的国外资金，资助美国学生去国外学习、研究、讲课或从事其他教育活动，并支付外国学生来美国大学学习的交通费用。由此产生了对外交换学者、教师的国际上著名的奖学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自1948年发展至今，富布赖特项目每年所能利用的资金近2亿美元，其合作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40个，参与人数已多达近30万人。这项美国官方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就其规模、范围、稳定和持久性而言，不仅在美国文化交流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难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称该项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慷慨、最富有想像力的事务之一”。由于该项目在国外的主要参加对象是“知识分子”——大学生、教师、作家、学者、文化精英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因此被视为“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它造就了一批致力于加强国家间相互了解的领导人和舆论创造者”。256大批留美学生回国后进入本国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把美国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文化理念带回他们的世界，为美国营造出外围的亲美气氛，为美国的政策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针对此类交流，后来成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留美学生奥雷格·卡路金曾指出，从1997年回首以往，“交流对苏联而言就是特洛伊木马。他们对苏联制度的侵蚀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这种交流多年来持续影响了更多的人”。257
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试图改善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与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这过程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著名的“和平队”行动。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它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萨金特·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了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直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们民主生活的生命力：庞大的私人志愿组织网络，从父母－教师协会到红十字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的服务俱乐部，我们的商业企业、我们的镇、市、县和州政府的全部力量，以及我们的联邦项目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258。和平队试图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这些软实力：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队志愿者……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代表着我们的社会……美国志愿者……在教室里和学校里教育着未来一代国家领导人”。也正因为如此，国务卿腊斯克非常贴切地形容和平队说：“和平队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因为那样对待它将泯灭它对对外政策的贡献。”259
和平队为了实现传播美国软实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目标，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和平队队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他们只是从美国政府那里领取基本的生活费用，其数额较所在东道国的生活水平略高。但是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从第三世界国家领取任何工资和津贴，第三世界国家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即可。这种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工作人员，不仅易为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更容易为美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二是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是工作在东道国的基层社会，特别是边远及落后地区，有些地区甚至是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情愿去的。这样，和平队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的基本上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众，从志愿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这些公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平队成立以前美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因素，将关注焦点部分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公众，由美国公民直接向第三世界国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避免重蹈以前“赢得了政府，但失去了人民”的覆辙。
客观而言，和平队开展的种种行动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扩大了当地的教育范围，为数以十万计的穷孩子提供了上学机会。特别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那些刚刚获得民族独立且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和平队教师就成为填补这些新兴国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如1962年，300名和平队志愿者充实到埃塞俄比亚中等教育领域后，使得埃塞俄比亚从事中等教育的教师人数翻了一番，在其他6个非洲国家，和平队志愿者也占拥有学位的中等学校教师人数的一半。塞拉利昂教育部长甚至认为，如果不是和平队，我们学校很大一部分要关门的。260正是由于和平队志愿者在上述新兴国家的教育领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平队在这些国家的地位也最为稳定。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民众对于美国频频派遣军队干涉他国内政、中央情报局利用暗杀、政变等手段颠覆他国合法政权有很深刻的印象，并对此深恶痛绝。和平队的到来或多或少减弱了美国热衷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印象，这也是以往美国任何援外机构或官员都难以做到的，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和平队提升了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内的软实力，为其整体外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便利，也在冷战期间成为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强有力工具。
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软实力虽然因为诸如越南战争及国内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原因曾经大幅度下降，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重振及苏联国力的衰败，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其包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在内的软实力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展示，增强了美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20世纪末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不费一枪一弹赢得了旷日持久的冷战，而宣扬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和平演变”政策在这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这一意义上说，软实力的威力胜过了美元和导弹，也标志着美国的软实力步入了巅峰时代。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以传播美国文化、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落后为己任的和平队，还是标榜道义、推行美国价值观的“人权外交”，无不是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当与这一大方向发生冲突时，提升美国软实力的“软目标”都将让位于称霸世界的“硬目标”。以卡特政府以来推行的“人权外交”为例，它从一开始就与双重标准联系在一起。美国政府对于具有战略利益的盟国滥用权力或保持缄默，或避重就轻，或为之辩护，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政策就体现出这一点。有些国会议员不无讥讽地说：“美国赞成实际上的自由，但我们首先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所以卡特总统赞成人权，……但给了马科斯5亿美元。”261当卡特政府决定不中断对伊朗、南朝鲜和扎伊尔等国的援助时，舆论甚为不解。万斯对此解释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权衡对人权的政治考虑与经济和安全目标的关系。”262而前文所论及的和平队，其终极目标也是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隐性力量，不是通过秘密行动如暗杀、策反、发动政变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通过公开的、表面看来是“利他性”的活动中，加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
四、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冷战结束以来
冷战的结束之初，美国在各个实力资源领域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有学者认为，“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像美国这样支配世界的实力。”用《经济学家》杂志的话说：“美国像一个巨人雄踞于世界之上。它控制着世界的经济、商业和通讯，它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它的军事力量无敌于天下”。263在经济实力上，美国凭借其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率先完成了产业升级和改造。从1991年至2000年，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出现高增长、高利润率、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的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在军事力量上，美国不断寻求拉开它与任何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差距，力图保持时代差。2000年，美国的军费相当于世界上其他8个最大的防务开支国的总和；2003年则超过了其后的25个国家的总和。264在软实力领域，美国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状态。正如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在1999年时所表示的，美国达到了20世纪超级大国地位的巅峰。“今天美国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货币、军事领域，还表现在生活方式、语言和充斥世界的文化产品等各个方面。它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甚至让美国的敌人感到钦佩。”265
然而，正是在美国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进一步巩固全球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它的软实力却在悄然下降。“9·11”事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说是为美国软实力的下降敲响了警钟，而此后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和对军事力量的一味迷信，导致美国在软、硬实力运用上的严重失衡。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更是进一步消耗了美国长久以来积累的软实力，使它的国际形象受到重创，美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陷入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的低谷。下面，我们从价值观念、国际制度、文化交流等三个层次对冷战后美国软实力的下降进行分析。
第一，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遭受质疑。美国在“天定使命观”的驱使下，一直自诩为民主、人权和自由的“灯塔”。无论是卡特总统时期的“人权外交”，还是老布什任内的“超越遏制”，美国各届政府一直将推广美式的价值观念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不可否认，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制度模式也成为不少国家推崇和效仿的样板。
但是，美国标榜的“民主自由”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宣扬的一大重要目标就是解放伊拉克人民，并协助其建立“民主制度”。但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民主化”改造不过是新保守主义势力“新帝国”构想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改造世界上所有与美式民主价值观念相悖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国可以超越其他国家的主权，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新保守主义的上述思想和行动不仅令伊斯兰世界的人们感到厌恶，而且让一些原本对美国深怀好感国家的民众也颇为不安。据2003年一项对20个国家1.6万人的调查，美国的声誉已经急剧下降：在8个穆斯林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将遭到美国的攻击；美国在法国、德国、巴西、俄罗斯的支持率也下降了15%以上。266
“9·11”事件敲响了美国霸权的警钟
第二，美国频繁挑战公认的国际制度。正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美国创建了众多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还主导了许多重要国际条约、规范的签署和形成，如《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毫无疑问，上述国际制度的建立，使美国得以按照其国内认可的、符合其利益的规则为其他国家制订行为规范，提供公共产品，并力求它们予以遵循。267由此形成的“制度霸权”正是一种软实力，它的运行机制、规则、赏罚等等都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提供了一定的“特权”。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如果某一国家能够塑造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国际规则时，它的行为在别人看来会表现得更加合法。如果它运用国际制度并遵循规则，鼓励其他国家按照它的喜好来规范和限制行为，那么这个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了。”268
然而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便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退出或废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而此后美国更是抛开联合国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和挑战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和作用。美国对国际制度的种种背离和破坏，极大地消耗了其长久以来积累的外交资源，是对软实力的破坏性开采。2001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选中落选，使其第一次失去了利用国际组织推行美式人权标准的便利。同时，美国近年经济失调、美元贬值，在对外贸易中多次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动辄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对他国施压或征收重税，这说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在国际制度中的“控制权”和“优先权”，对全球政治或经济的驾驭能力降低，成为全球化浪潮中的“淹没者”而非“游泳健将”。
第三，美国开展的文化交流受到削弱。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庞大和完整的信息制造与传播体系，它利用这一巨大优势把美国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传播到全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人们的思维、行动甚至民族特性。加拿大人委员会主席莫德·巴洛（Maude Barlow）曾悲哀地宣布：由于美国软实力的强大影响，“捍卫加拿大特性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269同时，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每年接纳来自全球的上万名留学生，这些精英人士学成后无论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都会将美国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发散出去，无形地扩大了美国的吸引力并可能推动本国发生某些微妙的改变。约瑟夫·奈不无得意地指出：“一些早期来美国的苏联留学生最终成为执掌大权的官员，他们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70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为美国赢得冷战发挥巨大作用的公共外交在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若往昔。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了取消新闻署（USIA）的议案。政府用于公共外交的经费也不断锐减，至2001年，美国对公共外交项目的拨款只有1.1亿美元，不及国际事务总预算的4%。271这一变化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美国对外宣传的覆盖范围不断缩小。“9·11”前夕，曾经覆盖50%苏联公众和80%东欧民众的美国之音，在中东地区的覆盖率只有2%，使美国丧失了与恐怖分子争夺支持者的重要渠道。272文化交流方面，每年前往美国留学的人员数量在逐年下降，从1995年时4.5万人减少到2001年的2.9万人。“9·11”事件后，美国为确保国土安全，实施了严格的入境签证制度，更迫使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转而选择其他国家。据统计，2004年美国大学招收的留学生比上一年减少了2.4%，2005年的降幅为1%，这是自1971年以来赴美留学生人数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73 留学生人数的减少不仅使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流失，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了美国软实力的一大重要来源。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的软实力在冷战后受到了削弱。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软实力优势不复存在。事实上，它的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依然首屈一指：每年的奥斯卡颁奖仪式吸引着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眼球；占全球500强半数的美国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器；美国主导或积极参与的各种国际、区域组织在解决重大问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已经对其国际形象的塑造、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国家安全的维护产生了消极且深远的影响：
首先，国际形象受损，公信度下降。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对相关情报的编造、夸大及之后发生的美军虐囚丑闻、欧洲秘密监狱事件，使其国际形象和公信度下降到自越南战争以来的最低点。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国务卿鲍威尔在2004年智利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极力说服与会各国相信伊朗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时，人们会不禁联想起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出示各种“确凿”情报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的情景。国际形象和公信度的下降，导致了包括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动机和公正产生疑虑，损害了美国的联盟体系和全球主导地位。
其次，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难度加大。强大的软实力一直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无论是“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还是“遏制战略”的有效执行，无不得益于其他国家对美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接纳和欢迎。但现在，软实力的下降迫使美国不得不耗费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利诱甚至威逼相关国家服从它的政策安排。即便如此，预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未必能够顺利实现。以伊朗核问题为例，由于美伊关系的僵局和该地区反美情绪的高涨，美国外交斡旋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欧盟凭借良好的软实力却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承认。无怪乎有媒体评论认为：“欧洲人的软实力证明比美国的硬实力更能有效改变国际局势。”274
最后，国家安全的维护更为艰巨。“9·11”事件击碎了美国本土安全牢不可破的神话，迫使布什政府将保卫国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但上述目标的实现仅凭军事或经济的硬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发挥软实力的作用。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软实力的大幅下降不仅导致原有的反恐联盟出现裂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恐怖主义势力的“吸引力”，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疑惑的：“我们每天俘获、射杀或震慑的恐怖分子的数量比极端宗教分子针对我们招募、训练、部署的数量多吗？”275因此，美国民众所期待的绝对安全的目标不仅无法实现，相反软实力下降所引发的反美浪潮让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安全威胁。
软实力的下降及其造成的影响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在2005年1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布什承认伊拉克军事行动破坏了美国与传统盟国间的关系，导致美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形象受损。276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修补受损的软实力：出访欧洲、中东各国，弥合与传统盟友的分歧和矛盾；积极援助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家，扭转其在该地区的不良形象；主动邀请联合国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过渡和重建工作；加快签证审批速度，吸引更多国外学生留学美国。
在这些调整措施中，又以美国公共外交的重新兴起最为显著。“9·11”事件的发生触动了美国民众特别是学者的神经。当前美国公共外交的骤然兴起，主要在于美国各界对冷战后特别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学者们认为，美国招致世界天怒人怨的原因在于：
一是美国对自身实力的近视。世界各国希望，冷战的结束本应是一段历史的结束。相反，它却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真正开始。历史上，霸权都受到过其他国家的联盟抗衡和遏制。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似乎摆脱了这一命运，这种局面更使美国目空一切，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掌握着美国的决策，他们试图扩张而不是收敛美国权力。277冷战期间，对苏联政权的关注掩盖了世界对美国的批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动用经济、军事硬实力的行为已引起了众多国家的不满，一些国家批评美国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置国际规范和条约不顾。也许自封为美国市场经济霸权代言人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一席话，最能说明当前美国的心态：“为了推动全球化，美国不用害怕充当巨无霸……没有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将永远不会启动……这一看不见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潜艇部队。”278由此可以推定，美国公共外交的惟一功能是为美国的对外行为和统治地位正名，包括使用必要的战争手段打击威胁美国的敌人。
二是美国在全球很多地区的政策失败，尤其是对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政策的彻底失败。美国政府意识到，几个巨大的“黑点”特别是中东地区玷污了美国的世界形象，但它并没有重新审视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例如，当前美国一直在高谈“赢得阿拉伯和穆斯林的人心”，而措辞却模糊难辨，所采取的政策更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该地区的极端分子有意扭曲美国的意图和行为。美国政府内许多以阿拉伯和穆斯林问题专家自居的官员以“教皇”般的口吻指出，问题不在于美国的行动，而在于阿拉伯和穆斯林不能理解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和价值观，因此，根植于美国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的理想威胁了那些憎恨美国的人。所以，美国除了加强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外别无选择。279
如何改变世界对美国的看法是美国政府面对的迫切问题。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一味迷恋在战场上使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它将帮助美国的反对者宣扬名正言顺的“文明冲突”。280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和危机中，美国不能只考虑军事反应，更要通过信息和媒体来疏导舆论和抚慰民心，单纯的军事硬实力往往不足以解决现代争端，尤其不可能结束当前的反恐之战。采用有效的公共外交手段如广播工具等能赢得其他国家的“人心和思想”，是解决外交危机的第四种力量。281
“9·11”事件把公共外交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核心地位。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罗斯所言：“今天，任何严肃的观察家都不会否认世界如何看待美国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也不会有人否认公共外交在建立和维持国际‘反恐’联盟中的重要性。”282开展公共外交，以改变国外民众对美国的观念，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为改善冷战以来逐步削弱了的公共外交，美国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外交战略调整中，2002年9月，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传播美国价值观，扩大自由和繁荣带来的利益”列为美国优先解决的三大安全课题之一，也就是说，美国已将公共外交战略同国土安全战略、军事安全战略一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将公共外交当作“不能落后于战争”的反恐手段，对公共外交的重视迅速体现在行动中。一方面，它完善机构设置，重视公共外交的统合工作。“9·11”事件后不久，白宫设立了分管公共信息的“战争室”(War Room)；为了有效做好与伙伴国联合反恐中的信息工作，美国联合英国和巴基斯坦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伊斯兰堡建立了“联合信息中心”(Coalition Information Center)。2002 年，白宫成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担负着协调总统、各执行部门、美国的盟国以及私人合作者等与公共外交相关的诸方面之间关系的任务。在快速组建有关机构的同时，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具体的行动。“9·11 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国务院迅速“向世界讲述美国的经历”， 介绍布什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中做出的最新努力，其中之一便是国务院出版的“恐怖主义网”(The Network of Terrorism)事实手册；国会通过紧急势态补充拨款法，拨款1225万美元用于扩大对阿富汗及其周边区的广播。另外，美国国务院还邀请阿拉伯记者走进美国，让他们了解美国文化，引导、说服他们宣扬美国的价值观。目前，美国仍在积极谋划其他加强公共外交的举措。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行政部门加强公共外交的努力得到了国会的实质性支持：2003年国会通过《2002年自由促进法案》，每年为公共外交预算注入4.97亿美元资金。283
尽管“9·11”事件后，美国在加强公共外交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是从总体看，美国在世界范围，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内部的软实力依然脆弱，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继续坚持对伊斯兰世界推行强权政策和单边主义，其公共外交难以从根本上缓和并消除这些国家和公众对美国的不满和敌意。其一，美国继续奉行“偏以压巴”立场，使巴以和谈难解困局。尽管在“9·11”事件和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对巴以的政策，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路线图，使以不得不撤出加沙地带。但以在总体上并未改变对巴的强硬路线，继续修建隔离墙和占领巴的主要领土约旦河西岸，使巴以和谈仍陷僵局。美提出的路线图也陷“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布什政府对此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实际上是继续坚持“偏以压巴”政策。巴问题是阿以问题即中东问题的焦点和核心，也是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的结果。只要美不从根本上改变偏以、支以立场，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同它的矛盾心结就难以打开。其二，继续对伊拉克实施军事占领。布什政府编造虚假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一个阿拉伯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反对。在取得对伊战争的胜利、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美仍对伊实行长期军事占领，在伊扶植完全亲美的政权。这表明美发动伊战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将其死敌萨达姆赶下台，更重要的是要将伊全盘“美国化”，使之成为美国独霸中东的政治桥头堡和军事前沿。这势必引起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和强烈反抗。现在美国已陷入伊拉克反抗武装和基地组织成员联手发动的游击战的泥潭而难以自拔，美军在伊死亡人数已突破3000人之多，美国在伊战争消耗高达数千亿美元，且这些数字还在与日俱增。只要美国不改变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错误政策，不从伊撤军，则无论它如何戮力推行公共外交，都难以摆脱在伊拉克和中东的被动处境，无法化解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人民，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者对美国的敌对与仇恨。其三，坚持以反恐名义打击异己国家。布什政府在推翻萨达姆、慑服卡扎菲之后，即把矛头指向其他不听命于美国的伊斯兰国家，尤以反恐和防扩散为名，集中打压伊朗、叙利亚、苏丹等国，对其实行制裁和进行武力威胁。美对待伊斯兰国家名义上以反恐划线，实际上以其对美国的态度划线，甚至以其对以色列的态度划线。这种强权霸道行径只会加剧而不会减弱穆斯林国家和人民对美国的不满情绪和仇视心理。
如前文所述，软实力的提升与下降是一个缓慢而微妙的过程。美国软实力在冷战后便开始的下降趋势并不会因为那些补救政策而产生立竿见影的转变，正如欧洲民众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不会因为布什的一次访问而迅速消散那样。总之，信息时代的软实力将更加显著地影响美国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而美国外交、军事乃至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也将直接决定其软实力的消长，这一切都有待进行长期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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