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歌

    我承认我很无能，我已经进入到花甲之年了，还只有一居室的房子，职称也只是个中级，而与我一起大学毕业的同学们大多数都已经是高级了。我的工资并不很高，老婆本来有个像模像样的工作，可是那个企业不景气，也就提前退休了，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我这点可怜巴巴的工资。我从事的是天底下最为神圣的事业，人们总把这事业与灵魂和阳光联系起来，而且我又从事着培养我这样的人称之为我这样人的摇篮的工作。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渺小，因为社会常常赞美我们有许多的溢美之词，为此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锲而不舍从事着我的事业，我没有半点奢求，虽然我的家庭经济已经到了艰苦甚至卓绝的程度，而面对着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的精彩世界，面对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召唤，我还是没有动半点邪心杂念，我还是虚怀若谷守身如玉，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作着蜡烛春蚕，虽桃李满天下，却只求奉献不知索取，不忍心去摘一颗果实据为己有。

    我说了这么多，谁都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而我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在我老婆的逼迫下，要去做一回与灵魂阳光蜡烛春蚕奉献神圣字眼无关的事，而这件事又是我无论如何推不掉的，这里面还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与前面所说的年龄房子职称老婆都没有关系，但与家庭的前景未来的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始终没谈到我儿子，每当我谈到我儿子时，我还有种自豪，我儿子很争气考上了大学，与自豪同来的就是经济紧张，经济紧张这一点也不重要，只需要我来紧缩一些开支，也就可以供到儿子毕业了，儿子一毕业儿子就显得重要了，重要的是儿子的工作，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适合他的那个专业的企业已经是濒于倒闭，职工大多数放了假，重要的是他还就分回到了这座城市，重要的是他一回到这座城市他还就得去这家企业，进了这家企业还就得放假回家，放假回家就面临着他没有钱赚，没有钱赚他的大学就等于白念，也就是说有了那么一纸文凭就什么也不顶，什么也不顶等于说他还不如没念大学的那些卖疏菜卖鸡蛋烤羊肉串的小商小贩，结果他肯定会是搞不着媳妇成了大龄青年，作了大龄青年还得依靠我这两个钱来养活他。

    我和我老婆一筹莫展万般无奈，然后便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到了灵魂和阳光，老婆就劝我要利用这灵魂和阳光的事业效力于儿子，我本不想违背我一辈子的只奉献不索取的初衷。但老婆的眼泪似水流，点点洒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只好按老婆的指示办事了。

    我想到了王雷，王雷是我的学生，是在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学生。我当过他的班主任，上学时他的学习很一般，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多少印象，毕业后也跟他没有任何联系，只是近些日子才听别的老师议论有多少多少个学生毕业后，不从事教师行业，都拼命地往机关企业里钻，在这些人名中听到了王雷的名字，才知道他在市人事局当了个科长。当时听到议论时，我还颇为不满地说这些学生背弃了师范学校培养，追求名利。听到我说话时，所有的人都带着一脸的不屑，我知道那是对我的鄙夷。我必须要去人事局找王雷。

    我决定下午去找王雷，老婆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搞到的钱，临出门时她塞给我了一叠钱，说有三千元钱，说：“现在办事都讲这个。”

    我找到了人事局，我推开门问到王雷时，王雷正背着我，听到有人问他的名字时，他才转过身来，他马上就认出了我，叫了我一声：“李老师。”

    我还是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人就是王雷，在我的印象中王雷不是这个模样。

    王雷看到我迟疑的样子，就说：“李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王雷。”

    我还在问：“你就是王雷？”

    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显得唐突，不近情理，便显得惭愧地说：“看来我老了，连自己的学生都认不出来了。”

    王雷说：“不是老师老了，而是学生变化太大了，李老师肯定找我有什么事吧？”

    王雷说话显得很直露，我开始不自然起来，“不……我只是想看看你。”说话时我还下意识看了对桌那人一眼，那个人也知道了我的顾虑，识趣地找了一个借口走了出去。

    这时我才把我求王雷办的事说出来。

    王雷听着很认真，待我说完后，他还沉吟了一会儿，他的这种形象上学时肯定没有过，我以为这里必是有为难之处，伸手把兜里的那三千元钱拿出来，但却不知怎么开口才能送给王雷。

    王雷看到我的那副模样，笑道：“李老师，你是不是要给我送礼呀。”

    我马上说：“是呀，是呀。”

    王雷问：“多少钱哪？”

    我说：“三千元钱。”

    王雷又笑了，“老师给学生送礼，这不是反了天条了吗？”

    我忙说：“不反不反，现在办事，哪不需要钱。”

    王雷突然收回笑脸，异常严肃地说：“你把钱收回去，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我还在犹豫，王雷又说：“你这样拿着，一会儿进来人看到，还会给我找麻烦的。”

    我想也是这道理，又将钱装入自己的口袋。

    王雷说：“你儿子的事我可以办，我就是管毕业学生分配这一摊的。”

    他边说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来，他看了一下说：

    “你儿子确实分到了那家企业。”

    他看到我的急切的样子，又说：“李老师你也不用着急，我可以作些调整，你刚才说要去的那家效益好的企业，人们都想往里挤，人家早就封口不让再往里分配人了。不过，我与那家企业的人事处长还有交情，这么办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说一说，看看怎么样吧。”

    王雷说着就打了电话，两个人先是扯了半天的闲嗑，似乎对方求王雷办什么事，王雷还说那是他的同学。很长时间，然后才进入正题。王雷说了李老师这宗事。

    我看王雷的神情猜测对方正在对他诉苦，王雷皱起了眉头，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有困难，不然找你干嘛，你要不办好这件事，你的那件事也就别办了。”

    看起来他们还有什么交易在里头，王雷说完这句话，对方又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渐渐地看出了王雷的笑容，最后王雷说：“这么办吧，一会儿下班，咱们一起去吃饭，好好让你玩一玩吧。”

    我见王雷放下电话，心里充满了感激，说：“王雷，要是为难，就别太强求了。”

    王雷说：“他不为难，他只是多一个人的事吗，对于他算个啥。”

    我说：“我听你们之间还有什么交换条件。”

    王雷遮掩道：“他还指望人事局为他们多增加几个高级职称的指标呢。”

    我难为情地说：“你为我儿子的事，要挟人家多不好。”

    王雷见我很认真的样子，说：“没什么，现在都这样等价交换的。”

    我又想到人情关系了，说：“要是需要表示的，我带着钱哪。”

    王雷说：“就你那三千元钱，人家还不一定看上眼，另外人家捞钱也都捞足了，再捞也捞大头的，犯不上因为你这三千元钱掉进去。现在脸面就是人情。你要不是我老师，就是给我一万元钱，我也不会给你办事的。”

    我想到自己的职业确实如此伟大，还掠上了一点窃喜。

    王雷说：“那么的吧，一会儿下班咱们一起去吃饭。”

    我看到自己的钱派上了用场，忙说：“这钱应该我来出，是为我的事嘛。”

    王雷说：“你到我这里来，怎好意思让老师出钱。”

    我坚持着说：“这钱肯定要由我来出。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老师了。”

    王雷又笑了，看得出这里面含有一种讥嘲的意味，肯定是为知识分子那种酸味产生的一种厌恶。他说：“那好吧，就让你掏吧。”

    看看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大会儿，我们就坐下闲聊，聊到了王雷的许多同学现在的状态，我才知道王雷的许多同学都在干与教育事业无关的工作，大多数还都担当着不大不小的领导工作。而那些名字大都是我遥远的记忆，没有几个有印象的，我只记得他们班长的名字，我就问王雷：“闵恩来现在做什么呢？”

    王雷说：“闵恩来现在是环保局的副局长了。这么的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晚上也过来。”

    我说：“那好吗？”

    王雷说：“有什么不好。”

    他说着就打电话，跟对方通了电话，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了我在他那里。我想闵恩来会要求与我通话的，而王雷只是说明了吃饭的地点，便放下了电话。

    王雷回头说：“闵恩来正在开会。”

    接着王雷又给那家企业人事处长打电话，对闵恩来的参加作了通报，听得出对方很高兴。

    还没到下班的时间，王雷和我一起出来。

    他说：“别赶在下班时间了。”

    他说着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陪着我走了出来，在门口拦住一辆出租车，去了他说的那个饭店。其实这个饭店距离人事局并不是很远，要是我万不能打出租车的，我们的这座城市，就是从城的一边走到另一边，也用不了二个小时。

    下车时我还是与王雷争了半天车费，但出租车司机还是收了王雷的钱，原因是司机说坐在前座是掏钱的位置。开始王雷坐在前头我还掠上过一丝的不快，因为我看领导坐车都是往前面坐，我为王雷没有谦让我感到过不满，现在看来那个座位中还颇有一番学问。

    那个酒店还是颇具规模的，一进酒店就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小姐蜂拥而上，我简直不知所措，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么疯狂，搞得我狼狈极了，直往王雷的身后躲。王雷却是不卑不亢，含笑地对她们说：“一会儿再说。”

    我不知道他的一会儿指什么说的。躲过这些小姐，我不解地问他：“她们都是干什么的？”

    王雷说：“都是陪舞的。”

    我似有所悟，“唔，这就是社会上说的三陪吧。”

    找到预留的包厢，那个企业的人事处长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还带来了两个人，几个人进屋作了介绍，我才知道那两个人是那个企业的经理和书记，都是决定我儿子命运的人，对王雷的帮助我简直有些感激涕零了。

    我们聊过了一会儿，闵恩来才匆忙赶到。

    闵恩来明显地发福多了，见面他还保持着一种矜持，只是握了握手，叫声老师，便与另外几个人开着玩笑说：“你们利用我的老师打了埋伏。”

    我没有搞明白这里有什么埋伏，便相约坐了下来，我被推在了主席的位置上，几个人都坐了下来，菜也就很快地上来了，与菜同时上来的，还有六个小姐。

    王雷对我说：“李老师，你是长者，由你先来挑吧。”

    我实质上是瞠目结舌，因为在我心目中，这种事报纸上总在披露，我以为这早已作为社会丑陋现象被消除了呢。

    我还在懵懂，闵恩来说：“我原来是李老师手下的班长，还是我来替李老师来挑吧。”

    他挥手让那个大个子的漂亮的女孩子坐过来。

    在几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抢自己的小姐时，我偷偷地问王雷：“这会不会犯错误啊。”

    王雷说：“这犯什么错误，玩玩吗，是正常的。”

    我又悄悄地说：“我这么大的岁数了。”

    王雷说：“嗨，这不在于岁数的大小。”

    这回我是开了眼了，知道了社会上都在时兴什么。

    酒席期间，大家显得都很兴奋，只是很少讲到自己的身份和公事，都在讲社会见闻和玩笑一类。我几次讲儿子与感激的话，都被王雷莫名其妙地打断。

    大家看重的是喝酒与吃菜，更看重的是身边的小姐，不是唱歌就是跳舞，几个人撮弄着我也去跳舞。我看到他们跳舞，都是脸贴脸，我一看到就脸红，这么大的岁数了，那些神圣的字眼总是在作怪，还有专一的那些生活准则不想发生改变。但是看到那几个人都无所顾忌，而且动作幅度都很大地拉过自己的小姐贴着跳起来，不好违了几个人的面子，关键还在于这个小姐说出话来很动听，像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老手，有种循循善诱的意思，说：“只是跳舞嘛，又没有别的，看把你紧张的那样。”

    她说着主动地拉起我的手，下了舞池，并主动地贴近我，胸部的柔软处一下便体会得清清楚楚，香水的清香搞得我神志迷离，我想起了年轻时代与同样年轻的妻子第一次身体的接触就是这样的。而现在是一种年龄上的界限令自己更加兴奋。

    我对那天的行为并不想过多地渲染，总之，那一个夜晚，对于我是划时代意义的。

    趁着间隙我去结账，服务员告诉我他们已经结账了，我不相信，因为说好的是由我来结的，今天是为办我的事才来吃饭的。我显得于心不忍。那个服务员见我坚持，就拿过发票存单让我看，我一看令我瞠目结舌，因为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的是二千三百元钱。那个服务员还说：“是那个企业的总经理拿支票结的，并通过他的老板换出了六百元现金给小姐了。”

    我根本搞不懂为什么还给小姐钱，她们等于白蹭了一顿饭，还得给她们钱简直就是荒唐可笑。

    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傻瓜。

    在大家分手时，我提到了钱应该我来结的道理，说是都为我的事来的，怎么好让那个总经理破费。

    那个总经理觉得疑惑，说：“你不是闵恩来的老师吗？”

    我说：“是呀。”

    总经理说：“那还有什么不对的呀。”

    我就说了我儿子的事。

    总经理和书记显然不知道这件事。还是王雷贻笑大方，说出了实情。

    总经理和书记都笑了，说：“这是连环阵，那好，就让我们人事处长办好了。”

    我还在坚持那顿饭的账的事。

    闵恩来说：“李老师，你也别坚持了，其实今天他们在请我，因为他们的污水排放让我们罚了款，是来走后门，让我不罚他们，你又是结的哪份账？”

    我感到难为情了，又来了知识分子那股酸味，说：“那我的那份情怎么办。”

    闵恩来来得爽快，说：“那你明天再请王雷和人事处长不就得了。”

    我说：“那好。”

    我对王雷和人事处长说：“明天还在这里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一言为定。”

    说这话时，我的心里明显发虚，因为选中这家酒店，很大程度上与今天的小姐有关。

    第二天我并没有在这个酒店办起来这顿答谢的酒宴。

    头一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我先是搞醒了正在熟睡的老婆，讲述了一下午的见闻，老婆对这些也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新奇感，并为我能办成儿子的大事而欣喜万分。她还关注我讲述的有关与陪舞小姐的一些细节，在这方面我是有所保留的。当然了我老婆还是很惋惜那个总经理二千多元人民币丢到了那里，说那够得上了她半年的退休金了，但是她还坚持着让我请客不能太小气了，该花的一定要花掉它。

    有了老婆的支持，我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来请王雷和人事处长的。

    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王雷来电话说要改变一下场合地点，他选择了另一家大酒店，让我按照他的路线找到那一家酒店。

    我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来到王雷说的这家酒店时，那家酒店张灯结彩，开市大吉的剪字还很新鲜，看来是一家刚开业不久的酒店，这家酒店令我不愉快的是它的建筑，远比头一天的那家大酒店大得多，其豪华程度足使我心惊肉跳的，我兜里揣着的那三千元钱令我没了底数，而更让我没底数是王雷和那个人事处长分别带两个人过来，一介绍，人事处长带来的一方是市外贸局的领导，王雷一方则是铁路车站的站长书记。

    所有的过程重演着昨天的那一套。

    酒店老板专门过来敬酒，我这才知道王雷之所以选择这家酒店，是因为这家酒店的老板与铁路车站的站长是亲戚。

    车站的站长说王雷联系面比较宽，需要王雷多领些客户来帮助扶持。

    我这才弄懂现在酒店生意的好坏，并不是靠服务和饭菜的质量，而是靠关系户的多少来衡量。王雷一介绍到今天的主题，老板非常兴奋，忙敬了我一杯酒，说出一大堆感谢话，把我捧得就如同救星一样，说是我牵了这样一个红线，使这几个大客户一起走到这里来的，并且告诉我一定常光顾他们这里，说我就是他们的效益。

    我感到万分的惭愧，心里还在惦记着我那三千元能不能满足他的效益要求。趁大家不注意，我悄悄地问王雷：“我只带三千元钱，不知道能不能够？”

    王雷一听满脸的不悦，说：“那可难说了，看这情形，不一定够。”

    看到我立时现出的沮丧，他安慰我说：“没关系，我这里还有些钱，可以先借你。”

    旋即，他又埋怨起人事处长来了，“你说这个人也是的，干嘛把外贸局的人也拉来了，这么一整，陪舞的小姐就花去千八百元钱。”

    我嘴里忙说：“没关系的，该花就花。”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别扭，但也只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了。

    虽然外贸的和铁路的都是初次见面，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情绪，喝酒和跳舞的时候情绪还都显出万分的高涨，双方交换了关系，在酒桌上还达成了一笔生意的意向，外贸局利用铁路把粮食运到南方沿海的某城市，然后从那个城市向国外出口，而铁路的两个领导正好能为他们解决限制出口的紧张的车皮。

    双方都开始兴高采烈地尽情地玩耍，我却没有了头一天的兴致，我在考虑我兜里的这三千元钱能否为他们做成一笔生意而锦上添花。待大家玩兴已尽，准备回家时，我惴惴不安地拎出自己的现金给几位小姐时，外贸局的领导忙拦住了我，说：

    “今天的账，我来结。”

    我尴尬地说：“那怎么行？今天是为了答谢给我儿子办的事才来的。”

    外贸局的领导说：“正因为你才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你是我们两家单位的纽带和桥梁，怎么能让你请呢？”

    我一再坚持结账，而对方也是顽固到底。最后，还是王雷说：“李老师，你就别结了，就算外贸局的给你赞助了，我和处长两个人不管是吃的谁，只要我们吃到了就行了。”

    人事处长也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我还在犹豫间，另外那个外贸局的人钱已出手，并喊来了服务员结了所有的账款。

    车站的书记开着王雷的玩笑说：“我们还以为是你请客呢，结果是你让李老师出钱哪。”

    王雷很不好意思说：“我们人事局机关哪来的招待费呀，就是有也是局长控制着，哪轮到我这科长控制。”

    车站站长说：“那你也不必那么为难吧，只要言语一声，我们请你不就完了吗，何况今天还是我求你办事，理应我请你嘛。”

    王雷说：“这啥话说的，我总是求你们帮助搞卧铺票，这人情应该还的。”

    王雷说完这句话，心虚地看了看我，我心里清楚他是利用我请客走他的人情。

    王雷又说让他们放心，他说出市教委招生办郭军的名字，说那人虽然不熟，但可以通过教委的人事部门跟他联系。

    我一听忙问王雷，“找招生办的郭军有什么事吗？”

    他们一说我才知道，是车站站长孩子中考已经进入了录取线，为了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第一志愿的那所学校，他们通过王雷来找关系。

    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招生办的郭军是我的同学。”

    几个人一听大喜过望，车站站长忙说：“那你能约他出来吗？”

    我说：“那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们俩没事都常聚一起呢，我随叫他随到。”

    车站站长说：“那太好了，这么的吧，明天你约他出来我请客，大家见见面认识认识。”

    王雷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们以为我们人事局与招生办的人一定很熟的，其实我跟教委招生办的人一点也不熟，原本想通过教委的人事部门联系一下，这回好了，李老师可以全权处理了。”

    既然答应了人家，第二天我就给我的同学郭军打了电话，把事情跟他说了。

    对方说：“你以后少管这些闲事。”

    我说：“那还不是为我儿子才惹出来的嘛。”

    对方说：“现在吃饭我躲都躲不开，都是为招生的事。”

    我说：“你还是抽个功夫吧。”

    他说：“那也只有后天了。”

    我说：“我定的是第二天，我都跟人家吹牛了，你可不能让我掉价。”

    他在电话里骂了一句难听的，显得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我只能把我这一面的饭局推了，给你撑个面子吧。”

    到了下午，车站的两个领导坐着高级豪华型的子弹头式的面包车来了，同时来的还有一个市邮电局长，车站站长说：

    “正巧今天邮电局长去车站建立协作关系，也就是为了占有车站一块地皮盖邮政分局的办公楼，方便邮政车的业务，也就借此机会一同参加今天晚上的活动。”

    几个人坐到车上一打唠，自然就谈到了电话问题，车站的领导听说我家还没有安装电话，对邮电局长说：“李老师没有安电话，你们不是有优惠性质的电话吗？那样可以节省两千元钱嘛。”

    邮电局长说：“那又是何苦的，只要你们在地皮上再给我们一小点的优惠，这笔电话钱我就可以全免了它。”

    车站两个领导都笑了，说：“你可真能见缝插针哪。那好吧，为了李老师，我们可以答应你，多大个事呀，又不是我们家的地皮。”

    我受宠若惊，千恩万谢的，我不但没有出钱请客，还白捞了一部程控电话。

    到了教委，并不是我的同学一个人，还有三个人一起走出来，经介绍才知道，一个是招生办的主任，还一个是教委的主任。

    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万无一失，才把他的两级领导都请了来。

    我还有些不愉快，而车站的两个领导非常高兴，说：“正好有机会结识教委的几个领导。”

    教委的主任又拉过另外一个人本想给大家介绍，而邮电局长一见就说：“不用你介绍了，我还正想找他们开发区的人呢，邮电局准备在他们开发区搞程控电话分局，涉及到他们的地皮问题，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开发区的第一把手，这件事就好办了。”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开发区的主任。

    教委主任说开发区的主任也是为了孩子考学的事来的，本来是要请客的，结果我的同学郭军一再让我参加他们的饭局，就要他一同来了。

    他说：“别看我管招生办，而关键人物还是人家招生办这两个人，县官不如县管嘛。”

    大家都乐了，随即上车，车站领导找到了与昨天规模差不多的酒店，活动的项目和过程都是大同小异。重要的是他们在建立新一轮的人际关系，旨在为了互相办事。

    这回车站的那个书记，说了自己的孩子在市第二医院，效益非常不好，最近听说卫生局要招聘几个人去机关，问教委主任有认识的人没有。

    教委主任说：“局长倒是认识，但没有什么私交，而且那个局长还挺牛。”

    车站书记说：“我不怕花钱。”

    教委主任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么的吧，凭着今天咱哥俩儿处得这么知心，我就帮你个忙，我们教委和医院同归一个主管副市长，副市长就是我的前一任的教委主任提上去的，我们两个人感情极好，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接他的任了。要是他说话，卫生局长不能不给面子的。这么的吧，我给副市长打个电话找个机会约他出来，我想他也很想建立铁路的关系的。别看他当市长，弄张卧铺票也挺费劲的，他的女儿在北京工作，去年春节，他们两口子上北京过年，那阵子车票最紧张，他还求我通过关系给他弄过两张卧铺票哪。”

    他们约定了下次吃饭的时间，而书记“吃水不忘打井人”，还偏要拉着我，其实教委主任是主管我的上级领导，我简直都有些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很想与教委主任靠上关系，假作了一番推托，这样一来两头更加执意邀请我，我顺势应承下来。

    车站书记请副市长的那一天，很自然又进入到了新的一轮关系网，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不仅自己来的，还带来了卫生局的局长，他说这样可以一步到位。车站的书记为了弥补与副市长的地位差异，也带来了铁路分局的党委副书记。

    有趣的是教委主任与一个风韵犹存的五十来岁的女人一起来的，一经介绍才知道她是中央直属的石油企业的党委书记。

    介绍后她便落座在副市长旁边，与副市长总是悄悄地耳语，找小姐时副市长说什么也不让给他找，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为了注意影响，后来才发现，他只是为了与这个女书记谈什么事，即便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小姐各行方便时，那个副市长还是与那个女书记在一旁窃窃私语，我无意之间发现副市长的手与女书记的手握在一起。教委主任看出我的疑惑，偷偷地告诉我，说这个女人是副市长让他找来的，据说两人上学期间是一对情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历史无情地拆散了。

    这一晚上除了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也就是车站书记的孩子进卫生局机关，又一轮的收获是，车站书记与石油的女书记联系上了石油的车皮为车站三产创收的问题。卫生局长与教委主任也称兄道弟，互通有无，再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对话。铁路分局党委副书记与副市长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商定好下一次两个人的饭局时间。

    他们不论是谁，都不忘记我的存在，都要把我拉进来，作他们的陪同人员。

    我趁酒劲说：“不要了吧，这些事与我都没什么关系。”

    副市长说：“正因为没关系才要你参加呢。”

    教委主任说：“今后你作为我们的桥梁吧。”

    女书记说：“可以作为联络员。”

    卫生局长说：“叫召集人更合适。”

    铁路分局副书记说：“实际起到的是红娘的作用。”

    同学郭军说：“那是扑克牌里的hui。”

    当时为这些称谓好像还尴尬了一会儿，随即便释然了，因为我知道我的优势是因为我的地位不影响他们的各自需要，才会让我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我明白了他们的活动机会，都是通过互相的联络来创造的，不过是我请你，你请我，扩大关系网，互相办事。关键的是他们谁也不花自己的钱来走关系。搞懂了这层意义，我也就游刃于他们之间，吃喝玩乐，也可以说吃喝嫖赌，无所不能，无所不干，就如同宝塔一样，一层一层地扩大交际范围。

    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我在学校里也得到了好处，校长求我帮他的孩子调进经济条件好的铁路上时，我得到了高级职称。

    校长让我找教委的人多搞些经费时，我住进了宽敞的三居室的住宅。校长让我找人事局申请增加定编时，我被提拔当上了副校长，一个副县团职的干部，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

    这样一来，我与校长十分的贴己，校长干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后来教委的那个主任调到了省里当了省教委的副主任，我们的校长就与我研究，他说他的年龄大了，说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得给我个机会，他要让位让我当校长。同样他也流露出有意要当上那个教委的主任去那个位上养老的想法。

    其实我心里最明白，他老确实不假，他已经五十八岁了，只是当那个教委主任并不是为了养老，而是为了提上一级，我的那个城市已经成为省内单列式的城市，教委主任已经升格副市地级了，他不过是为了在退休前得到这一级，可以享受这一级的待遇。

    我献殷勤地说去找那个昔日的副市长--如今的市长说一说。

    我确实找了市长说明了校长的情况，但我只说了他的年老的要求。

    市长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我知道他与那个石油企业的女书记的关系，在他们不方便时，我还为他们创造过见面的机会和条件，他不能不考虑我当校长的可能性。

    几日后，校长很兴奋地找到我说，市长专门给他打过电话。他说市长直接来电话找他，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说市长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谁当校长合适呢，他说他推荐了我。他还说市长问他到市教委有什么意见呢。他想他的那件当教委主任的事一定是指日可待的。

    正如他估计的那样，很快调令就到了，确实让他去了教委，但不是主任，而是当调研员，也就是退居二线，他自然沮丧得要死。我自然就当上了校长，正县团级的干部。

    当上了这个校长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利用这些关系干了许多的事，我可以坐在那里想着今天该吃谁，明天该吃谁了，适当时候自己也可以慷慨地让别人来吃一顿，这样吃来吃去，我们就吃出效益来了。我利用外贸局的关系在校办企业搞了合资，还在开发区搞起了房地产生意，利用铁路关系向南方贩运粮食，利用卫生局倒卖药品，利用石油系统搞了加油站，利用……反正利用了很多的关系来搞经营，许多老师都在经济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学生的成绩和质量有些下降，但是那并不重要，反正可以利用劳动局人事局的关系安排这些学生的工作。

    我呢，也不住在那个校长和我之间的交换条件得来的那所三室一厅的房子了，我自己已经有了几套房子，那所三室的房子留给我老婆了，因为我们离了婚。

    她看不上我的这一套，说我老不正经老不要脸在外头泡小姐包二奶养小姘，才要与我离婚的。可气的是我那没良心的儿子，我为了他的工作竭心尽力，我还给他娶了媳妇，搞到了房子，他也混出了个人模狗样的，而他却不认我这个爹，断绝了父子关系，与我一刀两断。我还不是因为他才走到了这步田地的。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更使我始料不及的是检察院也来跟我接触。

    有一天，几个穿检察官制服的人来找我，问我是不是李校长。

    我说：“是我。你们找我有事吗？”

    他们说：“当然有，没有事我们能找你吗？”

    我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有事你们尽管说。这些年来，我的什么关系单位都有过了，就是与检察院还没有建立起关系，我说借这个机会与检察院建立起关系来也好。”

    检察院来的那个检察官眼睛一瞪说：“我们是要天天与你联系的，我们是要听你把你的贪污受贿、利用职权挪用公款、还有嫖娼耍流氓等等罪行都要交待清楚。”

    他们催促着让我快点走。

    我说：“不用焦急，吃了饭再走吧，既然你们为我的事来的，今天我请客。”

    检察院的人说：“别了，你还是到我们那吃好了，我们给你预备吃的了。”

    我说：“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原文载于《中华文学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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