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我得了那种莫明的所谓青春期孤独症。即使在热闹的人群中，我的心也不在身上，像是在远方梦游。那段日子，我喜欢阅读。我在大学图书馆阴暗而曲折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我不知道这本书的来历，也不知道这是一本小说。我对这本书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一个孤独的人对“孤独”这个词的敏感，况且这“孤独”还长达百年！我当时热衷于阅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或《悲剧的诞生》那样的哲学类书籍。我断定这大概也是一本关于孤独的哲学或心理学着作。
回到宿舍，我开始阅读。这是一次令我震惊的阅读旅程。我得说，这本书超乎我当年的阅读经验。《百年孤独》的世界匪夷所思，很不“真实”，并且文本繁复，句式复杂，但奇怪的是我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细节都心领神会。我任凭这位活力充沛、滔滔不绝、时而绚丽时而阴沉的天才裹挟我，我缴械投降，听天由命地跟着他，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到何方。我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部书。读完小说，我的目光投向窗外，感到世界似乎变得丰富而深邃。
我用了“植物”这个词语来概括我读《百年孤独》时最直接的感受。《百年孤独》充满着热带植物般的生气和喧闹，它呈现在你眼前的景观，无论是人群的还是自然的，无不壮丽而妖娆。这个植物一样的世界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它拥有巨大的繁殖能力和惊人的激情。我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在激剧地膨胀，即使作者停止了叙述，这个世界依然在书本里扩展，像不断膨胀的宇宙。就像我们面对天宇，面对这个和谐的世界发出“是谁安排了这一切”的疑问那样，面对《百年孤独》这个神奇的世界我们会忍不住问：难道这一切是由一个人创造的吗？我总感到有什么东西带动着作者完成了他的叙事。米兰·昆德拉把这种小说称为“三五线以下的小说”，一种新的伟大的小说文化，其特点是非凡的现实性与跨越所有真实性规则的无羁想象相联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马尔克斯的植物世界是古老的，它生长在时间的源头。“这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河心那些光滑、洁白的巨石，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大的蛋”。人类出现在这个原初世界，人类原初时代总是和神话相伴，于是这个世界里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事情：近亲结婚生下一个猪尾巴孩子；用巨大的冰块砌成屋子用来消暑；臭屁能使花朵蔫掉；装尸体的火车有三个车头牵引；在寂静的风暴中，天上飘下来小黄花，下了一整夜，盖住了屋顶堵住了门口，等等。一个时期马尔克斯像藤蔓一样纠缠不清的想象力激活了中国同行，或许还因为马尔克斯所叙述的世界同我们这古老的土地有种地气相连的关系，总之，中国的小说家也喜欢把故事放在天老地荒的世界中，仿佛远离“人间”就算是纯而又纯的纯文学。但马尔克斯这位师傅比中国同行高明的地方是他让小说起于时间的源头是为了让时间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这里小说的时间虽然只是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近百年的经历，但感觉上无比漫长，就好像整个人类历史包含其中了。于是《百年孤独》变成了一部“有关人类保存或毁坏自己的渊源和命运以及梦想和愿望的历史”。
小说中布恩地亚家族是一棵巨大的树。地下盘根错节的根须代表着这个家族黑暗的部分：近亲繁殖、通奸、乱伦。这个家族最终毁灭于根部的腐烂。在小说的最后，布恩地亚家族第六代因姑侄乱伦生下一个带猪尾巴的婴儿，“这时，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它拖到蚁穴中去”，整个布恩地亚家族就此覆灭。这棵树的地上部分，它的枝干和叶子，代表着这个家族向外拓展的部分，代表着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但在外界喧哗的人群的背影中，这部分却比地下的部分更加孤独。那个发动了三十二次起义，三十二次失败的奥雷良诺上校最后成了个沉默寡言，整天关在屋子里制作金鱼钥匙的人，成了一棵真正的树。而他同十七个女人所生的十七个儿子，一夜之间全部惨遭杀害似乎说明腐烂的根部已生长不出繁茂的叶子。最后这个家族被一阵风吹走了。
我认为马尔克斯是一个伟大的玩家。他写作有炫技的成分。他的想象力是自由的，不受意义左右。在很多作家那里，意义的原型是先在的，他们要做的只是从生活中找一些材料，使小说按既定的路线滑行就可以了。像马尔克斯这样，漠视意义或溢出意义沉溺于自己的想象的作家肯定会得到很多冒险的乐趣。马尔克斯的玩法有时候真让我眼界大开，他在谈到《家长的没落》时，道出了他的一个写作秘密：他用大象的习性描述总统。阅读马尔克斯的作品，我们总是被他纵容，我们尽可以玩儿一把，尽可以兴高采烈，尽可以踏着虚构的梯子飞升云端。我喜欢马尔克斯的天花乱坠，甚至他挖苦评论家我也喜欢。
我们在谈论小说时常常会不自觉地谈谈小说中所蕴藏着的作者的伟大心灵。但我想在马尔克斯这里，这一点不适用。马尔克斯似乎更像是一棵“植物”，其生长的想象力同“伟大的心灵”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小说家有很多种，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可以成为伟人，马尔克斯也照样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现在有的评论家要求小说家成为俄罗斯式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小说家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也允许人家不做“知识分子”，关键是看他能不能写出有创造性的作品。
毫无疑问，《百年孤独》是一本激发我文学热情的书，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小说。从这本书出发，我接触了一批现代主义作品。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小说领域。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本书对我的写作道路起决定作用，没有这么有戏剧性。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我走上写作道路主要原因大概同成长时期对自己一生及身份的想象有关。当然这本书无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百年孤独》这本书。但受马尔克斯影响是件危险的事情，现在马尔克斯这个名词已有某种令人厌烦的霸道气息，魔幻这个词几乎已成了马尔克斯的专利产品。其实真正的影响来自生活。这么说有点儿矫情，但绝对是事实。蒙田说：“任何人只要回想自己上一次怒火发作的情况……就能比亚里士多德对这种感情的丑恶之处看得更清楚。不论是皇帝还是平民，影响其一生的种种遭遇，总不外乎在人身上所能发生之事。”
二、内心的狮子
海明威那张白胡子白头发的照片有种过目难忘的效果。照片中的海明威像一个伟大的明星。在海明威的小说中，“狮子”是个重要的词语，令人奇怪的是，海明威的这张相片还真有点像一头狮子。那部像光线一样往四周扩散的胡子，有着狮子般的威严。从这张相片看，海明威的眼光是极为挑剔的，是那种一贯的对世界的挑衅姿态。这也许就是海明威和现实紧张关系的瞬间凝固。他一定有一种不甘于被世界驯服的坏脾气。
1961年，看起来他的坏脾气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坏脾气同他晚年所患的多种疾病和写作热情的消失有关。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所有的希望已破灭，我那意味着一切的天赋如今已抛弃了我，我辉煌的历程已尽，为维护完美的自我，我必须消灭自己。”7月2日，他用猎枪对准了自己，自杀了。
说起来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在2000年才读海明威的，这时海明威已是“上个世纪”的作家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的名头太大，也许他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了，总之，我就是上书店也从不去翻一下他的书。如果不写这篇文章我可能就永远不会去读他的小说了。读海明威是从他晚期的小说《老人与海》开始，慢慢向他早期作品读。我得说，我喜欢他早期的作品，特别是他早期的短篇。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海明威。
读他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给了我绵长的幸福的感受，这是我们接触真正的艺术应有的感受，可奇怪的是我有一段时期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不知道是出于我的麻木还是称得上艺术的东西已十分稀少了。这个短篇有着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感，恐惧和不安从头至尾纠缠在叙述里，一直到女人向她的丈夫开出那一枪，小说平静表象下不安的潜流依旧在涌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结实饱满同时也是精致的。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出，虽然海明威放弃了古典小说“内部装修过多”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但海明威基本上还是遵循古典小说的传统的，并没有走得太远。同后来更新潮的现代主义作品中绝望的号叫相比，海明威式的孤独竟有种古典的暖意。
我注意到海明威讲述“猎经”时的态度。这时海明威讲述的口吻完全是炫耀式的。这个时候，海明威是热情的，入世的，充满了世俗的愉悦，也有点儿虚荣。讲这些事物的时候，海明威肯定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是个“英雄”。在此，我们看到一个个人主义的海明威，一个喜欢表现的海明威。所以不难理解海明威一生有那么多传奇故事，成为一个世界级明星（简直比好莱坞明星还要耀眼），他实际上喜欢在世人的眼中作秀。
他成功地塑造了其“公众形象”：“傲慢、冷漠、玩世不恭、不近人情、打猎、捕鱼、追逐女人、和斗牛士厮混、在公共场所打架等等”。海明威闹出的这些花边新闻让他想要的那个“硬汉”形象充满了迷人的色彩。海明威肯定迷恋于自己塑造的这个公众形象，正因为这种迷恋，他的自杀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最后的自杀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行为艺术，大概是想让这个“硬汉”形象更完美。但据接近他的朋友说，在这生猛的“硬汉”形象的背后，海明威自有其“难言之隐”。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虚荣肯定和这个人入世的热情有关。我想海明威就是这样的人：他知道他得了诺贝尔奖，他也不会忘记以不屑的口吻挖苦一下这个奖的过失，但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的骄傲与兴奋。
海明威的狮子隐喻着一个男人成长的故事，或者说一个男人的仪式。这是海明威一贯的关于“意志力”的主题。海明威式的硬汉的成长是踏着血迹前进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是一部比表面故事复杂得多的小说，我觉得其中的一个主题是同男人成长有关，小说讲述的是男人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走向成熟的过程。男人成长的标志是施暴或杀戮。见过了流血，“别的东西长出来，代替了它。这是一个男人的主要东西。有了这东西，他变成了一个男人”。因此，在海明威的世界里其实是不存在怜悯的。海明威有强人意识，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意志力成长所承受的挣扎和付出的代价。
海明威创造了一种个性鲜明的风格，但后来他被自己的这种风格束缚住了。前不久看了余华的一则访谈，余华说单纯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他现在追求的是那种单纯的境界。对此我的看法是：小说可以写得像《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精致单纯，但也可以写得像萨拉马戈那样繁复，小说家尽可以去冒险，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死呢？海明威搞了一辈子简洁，我就感到很单调。说起海明威的单调，当年他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不光对他的风格不满，还批评他的主题。斯坦贝克说：“海明威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人。一个人抗击叫做命运的世界力量，凭勇气对付它们。”对小说来说，过分风格化也不是件好事情。
三、相信的力量
一开头，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谎言世界。在吉姆佩尔所处的现实中，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吉姆佩尔，月亮掉落到图尔平了；吉姆佩尔，拉比（教士）怀孕七个月生了一头小牛；吉姆佩尔，母牛飞上了屋生了个铜蛋。”这里，谎言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像神话那样古老并且简洁有力。对于这个世界的正常人来说，我们早已拥有一种特别的功能，我们总能分辨出众多声音中哪怕是极为细微的真实或不真实，但吉姆佩尔像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一个人的话。于是我们把这个人叫做傻瓜。我们自然而然产生了谎言得逞后的大笑大叫，跺脚，跳舞，唱圣歌。谎言包围的现实总能发出这种快乐的声音。
这是一篇关于欺骗和相信的小说。辛格让吉姆佩尔在他设置好的这个现实中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吉姆佩尔注定会在一生中身不由己地接受一次一次的欺骗。他和一个又是寡妇，又离过婚，还有一个私生子的拐脚女人结了婚，可他们说这个叫艾尔卡的女子是个处女，她带着的孩子是她的弟弟。接着艾尔卡替他生了六个孩子，但这些孩子都不是他的，是谁的连艾尔卡自己都搞不清，反正是很多人的。吉姆佩尔热爱孩子们，并且相信妻子的忠诚，觉得自己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一个好妻子的丈夫，前途无量的孩子们的父亲”。二十年后，艾尔卡得了绝症。她临死前发出了一个真实的，也是尖锐的声音，她告诉他：我希望心中无挂碍地去见上帝，我必须告诉你，这些孩子都不是你的。这声音击溃了吉姆佩尔。吉姆佩尔把家产分给孩子们，独自一人浪迹天涯去了。
辛格说，吉姆佩尔是个傻瓜，但他不是个小人物，他不满足于几个卢布。确实，在吉姆佩尔身上我们看到了相信的力量。辛格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人相信一切时的强大。这力量来自他的善良他的爱，来自他灵魂的纯洁。面对一个太聪明的世界，有时候需要用一种笨办法。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也是一则寓言，面对由谎言构成的现实的巨大风车，吉姆佩尔实际上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他用相信的力量抵抗着，不为所动。这就是吉姆佩尔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如此悲欣交集的原因。同时，辛格还向我们证明，一个短篇同样可以成为一部不朽巨着。
现在，吉姆佩尔离开了那个“现实”，他流浪去了。这实际上是一次通向彼岸的旅程，这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在耳边喋喋不休的谎言消失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安静。“的确无所谓谎言，实际没有的事，梦里会有；这个人没遇到的事，另一个人会遇到；明年没有的事，百年后会有。”他进入了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他看到艾尔卡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他。她哀求：让我跟你在一起吧。死神在向吉姆佩尔招手了。“我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使是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就这样，一篇让人绝望的小说变成了一首温暖人心的颂诗。
四、虚构的事业
塞拉的《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是那种能引起你各种情感及生理反应的小说，它是如此强烈，以至阅读这本书时会感到非常新奇和刺激，常常会处在震惊、悲悯、叹息、宿命等等诸种情感的旋涡中。这个小说世界离“人”很远，小说中的人似乎更多地拥有一种类似动物的本能，人物的心理完全偏离正常的轨道。就像小说中杜阿尔特这一家处在城市边缘一样，小说中的人物仿佛处在文明没有覆盖的地方，他们过着赤裸裸的兽性生活。
小说中，关于父亲得狂犬病的描述，是这个骇人世界的最好的象征。父亲是个粗暴的家伙，动不动就要揍母亲和孩子。但一次父亲被一只狂犬咬了，这个可怜虫无可救药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我们”将父亲关进了壁柜。父亲“像雄狮一样乱蹬乱踢，并发誓要将我们全都杀死”。两天后，父亲死了。“我们发现他俯伏在地，脸部表情就像恶魔一样叫人害怕”。这似乎是一个被某种病菌侵害的、疯狂被无限放大的世界。
塞拉在这部小说里表现了他对暴力的迷恋及对某种丑陋事物的奇怪的偏好。在叙述者“我”的生活中，父母的棍棒对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父母经常相互挑衅，母亲总在找机会辱骂父亲，父亲则“好像是正在等她骂出这些话来好打她似的，立即抽出皮带，边追边打，一直到累了才停止”。暴力像种子一样落在“我”的身体里，以致“我”成年以后的第一次性事就是用暴力的方式完成的。这里，爱情（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变异为施虐和受虐。
第一次性事出现在“我”弟弟的葬礼上，出现在“我”弟弟的坟墓边。女的先骂“我”像死去的弟弟……接着就是一阵残酷的搏斗。“我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按倒在地上……我咬她，把她咬出血来，弄得她筋疲力尽，驯服得就像一匹小母马”。完事后，女方露出微笑，夸“我”是一个男子汉。“她的话像雷一般在双唇中轰鸣。”她说：“我爱你。”
小说中对丑陋事物的描述非常逼真精细。小说这样描述“我”弟弟：“这可怜虫只能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像老鼠一样在喉咙和鼻腔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吱吱声，这是他学会的唯一本领”。他身上长满了疹子。“小屁股两边的好肉与小便和水疱上的脓血混在一起，看起来像是给剥去了一层皮一样”。他四岁时被一只猪猡咬掉了耳朵。这之后他一见到猪就两眼露出恐怖，赶紧躲起来。这个可怜的弟弟后来淹死在油缸里了。“我们将他捞起来时，从嘴里流出的油就像金丝一样连续不断，一直流到肚子上”。小说充满了这种可怖的描述。小说中的比喻更加深了这种丑陋和暴力导致的灼痛感。“他给我的肋部留下了一块好像用烙铁烙过一般的伤疤”。
小说还充满了无论从道德还是伦理上来说都极为反常的情感反应。小说中的笑声，往往是在人物处在最悲惨的时候发生的，因此，这笑就像一道咒语，就像撕裂这个世界的一道闪电。比如，在父亲得狂犬病死后，面对父亲可怖的惨状，“母亲不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啼哭，反而笑了”。又比如，“我”弟弟咬了拉斐尔先生（弟弟的出生是拉斐尔同母亲通奸的结果）一口，拉斐尔就使劲地踢弟弟，直踢得弟弟鲜血直流，“血都快要流尽了”，这时，拉斐尔“像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笑得合不拢嘴”。母亲竟也同拉斐尔先生一起同声大笑。在小说的安静时刻，小说让弟弟体验了一种令人“辛酸”的幸福感：在母亲对弟弟“像产了崽的母狗一样”的轻轻的抚摸中，我看到“弟弟一生中第一次微笑”。
塞拉宣称他探索的是“人类的责任、悲剧性的体验及揭示我们的困惑的那些境遇”。因此，塞拉写下这些暴力事件，是因为“文学的界限恰好就是人性的边界，它标明了神和魔鬼之外的天地”。塞拉在诺贝尔奖的答谢辞中，提出了写作的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在这个很大一部分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虚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决定性工具：它能够在通向自由的无尽的征途上为人们指引方向。”
五、炸成两截的桥
安德里奇那部用平实的编年体大纪事式的笔法写就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及其民族命运的小说。这部小说描述了维舍格列城人四百年间的日常生活。在长长的时间的轴线上，南斯拉夫民族的命运呈现令人难以捉摸的诡秘。这部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小说的真正主角是一座桥。这座桥的象征性是昭然若揭的：这是一座联结着历史和现实的桥，也是时间的河流上一个演示命运轨迹的舞台（每一桩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是历史深处最惊心的一幕：杀戮、死亡、血痕、横征暴敛、飞来的横祸以及自相残杀。这块被土耳其人统治了三百年，后又被奥匈帝国占领了一百年的土地，有着无比复杂的宗教和文化习俗，因此桥也成了渴望民族和宗教之间相互沟通的象征。最后，这座有四百年历史的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成两截，这块土地上人民的命运依旧悬而未决。
在读这部小说之前，我看过一部南斯拉夫电影《地下》。这是一部有着奇幻想象力的超现实风格的电影，这部电影表面上讲述两个游击队员不同命运的故事，但实际上真正的主角依旧是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这个故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五十年后因南斯拉夫爆发内战而分裂作结，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象征和隐喻。我之所以在此谈到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发现了南斯拉夫艺术家共同的特点和精神气质：对苦难的关注、深刻的反省、真切的悲悯以及含着泪水的宁静和博大。我想这一切肯定是由这块土地的多灾多难和历史的戏剧性决定的。
安德里奇的另一篇小说《卖柴》也有着足够长的时间。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依布罗·梭拉从富家子弟沦为孤苦伶仃的卖柴老头的漫长一生的故事。小说在一声叫卖声中开始，然后安德里奇向读者描述了卖柴的依布罗的肖像：身材瘦小，眼中布满血丝，卑微，麻木，是一个靠卖柴挣几个小钱的酒鬼。安德里奇非常冷静非常残忍地让这个人物的一生处在动荡而苦难的生活之中。小说的前半篇，安德里奇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的性格的悲剧，但后半篇，小说指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悲剧。他的家产被挥霍完了，他的老婆死了，他被市政厅开除了，他成了一个酒鬼。这时，安德里奇让老人得到了短暂的也是最后的安慰：老人的女儿和女婿常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帮助。“他简直觉得她（女儿）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于是对人夸耀女儿和女婿成了他酒醒时最大的乐趣。但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老头很快失去了他唯一的安慰：他的女儿被捕后被穆斯林卫兵打死了，他的女婿参加了游击队最后战死在战场，做了一个伟大的英雄。这时即使最麻木的人也会被小说所透出的难言的酸楚所打动。老头知道这些消息后向人们喊：“我那女儿和女婿可真了不得啊！听哪，你们大家都听哪！他们……啊，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这是老头最绝望的时候，也是老头最骄傲的时刻，小说此刻喜剧性地设置了让老头拒绝了别人买柴这一情节。“我不能替任何人把柴送到楼上去……懂吗？如果你要买柴，你自己下楼来拿。”老头说完就在别人的恶毒的叫骂声中远去了。在这篇小说里，依布罗的回忆被一声声的叫卖声打断，因此这叫卖声就有了逸出其声音的意义，这成了这个孤独的人和世界的唯一的联系。最后，小说理所当然地在叫卖声中结束，所有的声音消失在无边的寂静里，消失在我们满眼的泪光之中。
安德里奇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命运让他处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最为中心的旋涡之中。那个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杀奥国皇储事件同他还有点关系，因为他和那个杀手普林西是同一个组织“青年波斯尼亚”的成员，他因此进了监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好是驻德国大使，他是在德国人攻占贝尔格莱德后才离开柏林的。他回到南斯拉夫，又被德国人软禁。在二次大战隆隆的炮声中，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波斯尼亚三部曲》。
六、跳蚤的方式
萨拉马戈在《修道院纪事》中设计了一只有趣的狡猾的跳蚤。先让我们看这只跳蚤如何在皇宫的威仪前长驱直入的。
说的是王后久未怀孕，国王很着急。他向上帝承诺若王后怀孕，就造一座修道院。承诺完后，国王想试一试。国王和王后同房有一套庄严的仪式，一本正经。跳蚤就躲在王后的床垫底下，它一般不轻易出动。当国王在动的时候，它安静着。当国王不动的时候，它开始动了。萨拉马戈说，对跳蚤来说，“国王高贵的血液和城里其他普通人的血液没有好坏之分”。这时，跳蚤咬中了王后，但王后怕国王的圣液流出体外，不敢动。她只能忍受跳蚤的胡作非为。这天，国王做了个梦。国王先梦见一棵树，然后又梦见树上长出了一座修道院。这说明，王后怀孕了。
显然，这是一只有立场有原则的跳蚤，它有“平等意识”，并且看起来它还颇有点儿不畏权贵劲儿，其姿态是挑战性的。这只跳蚤只在本书的第一节出现，但事实上，这只跳蚤迅速繁殖，已经扩散、隐藏在本书的每一页。这是萨拉马戈写作中一条强烈的讽刺脉络，萨拉马戈喜欢挑衅，尤其是在涉及权力和宗教的时候。小说在描述王公贵族出场时，没有像古典小说家那样在此会情不自禁地炫耀自己的博学，萨拉马戈用简洁的口吻说：他们穿着一样华丽的衣服，但他们的区别我们也看出来了，那些珠宝多的地位高，珠宝少的地位低。萨拉马戈没有说出的话显然是：地位的高低并不取决于生命质量的高低而仅仅是因为珠宝的多少。萨拉马戈总能这样看穿那种严肃的形式的本质。当然萨拉马戈也会讽刺普通人，但萨拉马戈给了民间社会更多的越轨机会。比如在四旬斋期间，妇女们可以不负家庭职责，“家庭之中会增加一些戴绿帽子的丈夫”。萨拉马戈接着说：复活节后妇女们都说累死了，但灵魂得到了安慰。可见，这只跳蚤在咬普通人时，显然温和得多。因此，这只跳蚤具有“民间立场”，虽然也喜欢咬普通人，并把他们咬得发痒，但它更多地是针对现存秩序的。就是妇女们给丈夫戴绿帽子一事，针对的也还是宗教的清规戒律。
这就是萨拉马戈的一贯方式，即“反讽”。在谈到反讽时，萨拉马戈说：“反讽有点像你晚上走路穿过墓场时吹口哨，我们以为我们有了那么一点儿人类的声音，拙劣地掩饰恐惧，就可以忽视死亡。反过来说也没错，如果我们连反讽的能力也没有，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了。”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小说中有一个缺席的、不偏不倚的客观叙述者，似乎可以对自己所叙述的东西不作任何反应。其实“站在什么地方说话”应该是小说基本的道德。我就喜欢这只跳蚤的立场，尖利得能够刺痛我们，但不至于使我们受不了。我也喜欢这只不那么一本正经的跳蚤，见有油水可捞，就不会放过图个快活的机会。我还喜欢萨拉马戈印在封面上的照片。他的脸上满是皱纹，但这皱纹向我们展示的不是沧桑，而是孩子气。他好像在同我们玩一桩有趣的游戏，他仿佛在那里说：你们抓不住我。
《修道院纪事》是一部关于人类意志力的小说。小说由两个故事构成：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国王劳师动众建造修道院，即国王的意志；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发明“大鸟”这种飞行器，即人类联合的意志。国王的意志是以人民的血汗和牺牲为代价，使人类相互对抗，而如果人类的意志联合起来并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不但能对国王的意志提出挑战，而且最终能实现人类的梦想。
但这不是一部历史纪实小说。这部小说应该是想象的产物，小说赋予“历史”以超现实的夸张和变形，使历史看上去像一个神话。小说描述了许多奇迹。比如，在修道院停放的尸体不腐烂也不僵硬，四肢还像活着时那样任人轻轻挪动。这尸体放在那里，能使盲人复明，能使跛子走路，后来人们埋了尸体，奇迹不再。比如，书中的女人布里蒙达在早饭前具有超人视力。更大的奇迹应该是“大鸟”飞升的叙述：一块块琥珀吸引垂死者的意志，从而使“大鸟”靠众多意志的力量升上天空。什么是奇迹？奇迹即是超越我们自身限度的事物，但它应该蕴藏在人类内心的深处，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景观。人类通过梦想抵达令人激情澎湃的神秘区域。
我猜想萨拉马戈的小说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我指的是马尔克斯的小说可能是萨拉马戈灵感的源泉。比如，修道院和飞行器，在《百年孤独》中就有一个用钟摆机器制造一个飞行器的故事，还有一个飞行员飞过修道院因为爱上一个人而一头扎了下来的故事。比如萨拉马戈的另一部小说《失明症漫记》显然受到《百年孤独》中“文明失忆症”的启发。又比如，他们的叙事同样具有巴罗克风格。但即使这样，他们彼此的区别相当大。马尔克斯更原始，更感性。马尔克斯的世界具有人类原初的单纯力量，但又有一种庞大的多种成分混合的喧嚣。而萨拉马戈是个理性的世界，他的创作方式需要想得更清楚，需要更强的逻辑能力。
七、污秽尘世中的女性光芒
试图用一个词概括一位作家是不可能的，但词语有这样一种功能，写在哪里，哪一部分就会裸露，当然相应地，其他的侧面就可能被遮蔽。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写文章的很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我发明的，这套我是向评论家们学来的。评论家总喜欢用一个旗号来概括数量惊人的小说。
因此，我有理由不去谈马哈福兹这位笨重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其他好的或不好的方面，只谈谈他笔下的女性。他笔下的女性确实写得好，他对待女性的态度充满了尊敬和爱怜，同时似乎怀着某种深远的内疚和忏悔。马哈福兹喜欢关注那些风尘歌妓，在他的笔下，这些女性似乎是另一种类，她们饱满、健康、敢作敢为，与一般的良家妇女比，她们显得更为光彩照人。这大概是因为她们活得更真实、更本性的缘故。考虑到马哈福兹生活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考虑到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比较严厉的禁忌，马哈福兹这样写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马哈福兹说，“这些堕入风尘的女子比身上贴着虚假光圈的政治人物要高尚得多”。
在《梅达格胡同》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那个叫哈米黛的姑娘。这个有着乌黑的长发，紫铜色的皮肤，身材苗条，浑身焕发青春魅力的姑娘的命运非常令人揪心。她和阿巴斯相恋，但她渴望嫁一个财主。后来哈米黛真的遇见一个有钱人，但这个有钱人是一个妓院老板，在他们的新婚之夜，这个有钱人对她说：一个美国军官肯为一个处女花五十镑的大价钱……阿巴斯一直在寻找哈米黛，一天，阿巴斯在一个酒吧看到哈米黛正在一群士兵中间饮酒取乐。阿巴斯和士兵们打了起来。阿巴斯被打死了。在小说中，哈米黛的性格十分复杂，她是冒险的又是保守的，是纯真的又是世俗的，是感性的同时又是有心计的……评论家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认为马哈福兹借这个叫哈米黛的女人影射着埃及的历史和现实。
在《声名狼藉的家庭》中，马哈福兹刻画了一位有着吉卜赛人一样热情的少女。小说起始于一次邂逅（这是古典小说惯用的手法，比如蒲宁的《幽深的林荫道》也用这种方式结构故事，现代作家不会再用这种做作的方式了），因邂逅引发了记忆深处的少女时代的故事。这则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少女的爱情故事，因为同“现在”相联系，因此也是关于少女命运的故事。在记忆深处闪着炫目光亮的少女最终成为一个黯淡的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老女人。但后来的黯淡使少女时代的光芒有一种令人心痛的效果。少女出生于一个“有许多可怕的闲言碎语”的家庭，这个家庭喜欢“不戴面纱，涂脂抹粉，在外面走”。这一家的女人有着“放荡”的名声。小说在描述爱情中的双方时表面上看是纯真美好的，但在文字深处，我们可以体验到双方对此事的完全相反的反应，少女的大胆和坦诚与男人的阴暗和胆怯纠缠在一起，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马哈福兹总能够这样有力地把握人物心理的微妙之处。
我在《三部曲》里读到了马哈福兹对女性的强烈的愧疚感。在威严的丈夫的意志下生活的艾米娜的卑微令人心碎。小说开头，因丈夫出差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欢乐，但同时展开的是艾米娜对得到的欢乐（仅仅是去了一趟清真寺）的不安和内疚，于是我们看到这欢乐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压抑着，使欢乐成为一种折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导致了艾米娜被一辆汽车撞伤。丈夫知道了艾米娜违反他的意志去了清真寺，把她驱逐出了家门。在小说最后，老年的艾米娜可以不受束缚地去朝拜清真寺，而她的丈夫成了一个独守空室的老朽。这一方面确实是真实的世俗图景，同时，也是马哈福兹对女性愧疚感的一种补偿。
马哈福兹是一个以现实问题为写作出发点、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怀的作家。像所有第三世界的作家一样，他具有谦虚的美德。我猜，在他们那里，谈起西方文化也一定像我们这里一样是仰着头的吧。“世界指的是西方文明”（马哈福兹语）。在获奖前马哈福兹称自己不是一个伟大作家。但获奖后，他说，“民主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意见上，既然大家说我伟大，我似乎可以接受”。这就是诺贝尔奖的力量。
八、笨拙和轻逸
从个人趣味来讲，我一般更喜欢那些有着疯狂念头的家伙。因此，我就忍不住想说一说君特·格拉斯和他最好的小说《铁皮鼓》。
一开始，《铁皮鼓》叙述的是奥斯卡的外婆的故事。奥斯卡只要一敲起他的鼓，那些沉睡的往事就会被唤醒。姥姥的故事就是伴随着鼓声诞生的。在密集的鼓声中，小说具有奔马般的速度。一个纵火犯在两个警察的追捕下，躲进了姥姥“肥大的裙子里面”。姥姥和纵火犯在这当儿发生了性关系，其结晶就是奥斯卡的母亲。其实这里格拉斯描述的场景是不“现实的”，现实的逻辑应该是：姥姥把这个纵火犯藏了起来，躲过了警察的追捕，然后纵火犯和姥姥有了纠葛，等到有“结晶”应该是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在格拉斯的笔下，所有应该在“现实”逻辑中出现的世俗生活的隐秘形态都被放置在一条裙子之下，或者说被一条裙子所掩盖。这样在传统小说中可能要花十页完成的叙事，在瞬间就告完成。这就是现代小说的奇妙之处，它直接进入了身体，进入了本质。“现实”在想象中出现轻巧的面目，然后成为一柄利剑，刺在“现实”的心脏中。
小说的最初阶段，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繁殖”的主题。因此，性在这个阶段成为最耀眼的部分。奥斯卡密集的鼓声正好和性的激动人心和速度相吻合。当鼓声在追思往事时，性的形态还是比较含蓄和美好的，它至少用一条“肥大的裙子”遮掩着，它至少出现在那些照片中。这些照片显现的时间之流中，弥漫着性的气息。当小说写到１９２９年，性的描述开始变得粗鄙而扭曲。这是否在说明一个野蛮的时代来临了？我注意到格拉斯在描写性时的挑衅意味。如小说写到一个画家面对模特儿时，只有有了性冲动才能画出圣母像。
总的来说《铁皮鼓》具有古典小说那样的厚重和笨拙，但小说同样具有现代小说异常迅捷和轻逸的特点。小说充满了变形和夸张，充满了种种超验的事物。其实这部复杂的小说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侏儒和鼓。侏儒是格拉斯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法，鼓则是人类的情感（或艺术）。小说就是从这两个元素生长出来的。这里侏儒既具象又十分抽象，侏儒具有广泛的隐喻性：侏儒可以代表底层社会；侏儒也代表着边缘，代表着与社会格格不入，代表着可以不遵守成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可以这样理解，纳粹时期的人都是侏儒，或者说只有侏儒才能在那个时期活下来。而那面鼓，在这部小说里是所有奇迹的源头，它代表着人类的想象，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反抗。这面鼓有识破假象的能力，当鼓声响起，那些在现实谎言中迷失的人们就能回到他们的童年时代，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哭和笑，他们内心的情感就会复苏。这面鼓在小说里召唤着历史和人性。因此，鼓也代表着艺术本身，而艺术的本质就是对现存思想和现实秩序的质疑，使扰乱的人心得以回归本真。
《铁皮鼓》应该算得上“宏大叙事”吧。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我们的语境里，“宏大叙事”似乎没有什么好名声。如果你去看看当下的小说，你会发现我们的作家往往有着相同的方向和姿势，但一定是逃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方向。这一点，我们还真应该向君特·格拉斯学习。毫无疑问，格拉斯先生精力比我们充沛，也比我们更关心国家、社会和政治。当然，这个人也并不一定懂政治，事实上，格拉斯先生常常受到人们的嘲笑。当然，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格拉斯先生首先是小说家，当然也是个知识分子。做小说家的知识分子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加可以胡说八道一点。小说家从来不讲“政治正确”。比如两德统一问题，格拉斯当年显然是反对两德这么快统一的。并且统一这个事实让他非常伤心，并扬言不想待在那个国家。
当然，格拉斯对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也是要发表“看法”的。比如对911事件，他认为，一个文明社会对911之类的事件的反应，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而军事打击难以舒缓当地人民的痛苦。我读过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章，当然也是很同情巴勒斯坦的，同我国政府的立场很接近。我发现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欧洲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同我国的立场往往不谋而合。
格拉斯这样做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读过他的小说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事都喜欢批判一下的家伙。当然，我们很难做到以照格拉斯那样的方式参与社会。但在写小说这一领域，我们应该明白，小说的好坏不在于是否涉及社会或意识形态内容，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把鼓敲得激动人心。
九、洞穿我们深渊的反省目光
莫里亚克一生专注于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在地图上指出的他的家乡法国南部波尔多地区，一个到处都是松林的地方；另一个则是人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那里隐藏着不可名状的激情、欲望、痛苦和绝望。在描述前一个世界时，莫里亚克没有向我们指出建筑的结构、房内的陈设，也没有告诉我们松林的外部样貌、道路的去向，但莫里亚克却让我们闻到了松林地区特有的松脂香气，让我们听见了风声，感到了烈日的炙热。同样，莫里亚克在描述人的内心世界时，也不会告诉我们人物的外貌、衣着打扮、身材及发式，莫里亚克会让我们看见他笔下人物内心种种景象，从而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这个人会有如此突兀的行动，为什么一个一向平静的人会发出抑制不住的尖叫。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莫里亚克的思维，他喜欢的是“本质”，而不喜欢那些表面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思维是一把刀子，一刀下去虽然范围不大，但会刺得很深，直扎入内心隐秘的核心。有很多时候，莫里亚克的两个世界实质上是重叠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世界，因为当小说中的人物的内心向我们展露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人性化的自然景观，这时外部世界的风雨雷电和人的喜怒哀乐混合了，就像镜子里外的实像和虚像。
莫里亚克的叙事空间比较小，他一辈子都在探讨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就仿佛在二十岁时，对我以及可能成为我的作品素材的一切关上了大门……狭小的世界局限于正在改变的、可能正在消失的资产阶级……局限于一种宗教，或更确切地说局限于一种今天几乎没有剩下什么的宗教气息”。由于他的深入和锋利（无情），他让这些空间狭窄的家庭故事上升到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人类问题。莫里亚克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真实境况：隔绝。而正是由于隔绝的存在，才有了莫里亚克小说中令人难忘的神秘场景和残酷事件。因此，莫利亚克笔下家庭成员间的冲突总是尖锐的无法调和的。如《爱的荒漠》中的父子关系，这对为了一个寡妇而成为情敌的父子生活在相互的猜忌和折磨之中；又如《苔蕾丝·德斯盖鲁》中的夫妻关系，小说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作为新婚妻子的苔蕾丝不光要承受肉体的压迫（当夫妻间的身体最为接近的时候，苔蕾丝发现她的灵魂正在逃离这具压着她的肉体），更有思想的压迫（苔蕾丝发现她不能同丈夫说出她真实的思想，因为她一旦说出，丈夫就会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她，或认为她在开玩笑）。后来苔蕾丝厌恶了这种生活，她试图毒死丈夫。当苔蕾丝把毒药投到丈夫的食品中时，莫里亚克实际上针对的是家庭内部的虚伪和专制，实际上是对摧残个性的家庭气氛的反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事发后，丈夫为了顾全家族的体面，竟作伪证证明苔蕾丝无罪。莫里亚克将家庭比作囚人的牢房、孤独的深渊、漆黑的隧道、苦役船、荒漠。莫里亚克通过小说人物说：“我们和他人之间没有其他道路相通，只有触摸、拥抱……总之，是肉体的享受。”
莫里亚克在揭示人性丑恶的主题的时候，伴随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反省。这可能是莫里亚克写作的动机。莫里亚克是一个天主教徒，因此宗教色彩是他作品的一个明显的标记。但莫里亚克从不向我们展示宗教的光辉，他向我们讲述的人类内心的“荒漠”，是人性中无边无际的黑暗，是难以摆脱的孤寂，是不能沟通的痛苦。莫里亚克就是用这种展示他所认为的人性恶的方法来促使人们走上反省的道路，他把自己的这种方法称为“用火把去照亮我们的深渊”。“这个小小的乡镇天地……为的是在上帝那无限的纯真面前验证人类根深蒂固的罪孽感。”当莫里亚克用这种悲观的目光注视着人类时，这位自称“从不对技巧考虑过多的”有着古典情怀的写作者实际上成了一位现代主义作家。
十、分裂的话语
我把《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这部小说概括为一部关于“话语压迫”的小说。作为一个锋利的作家，伯尔对来自世俗和宗教的权力而引起的不公平有着兔子般的警觉。在这部小说里，海因里希·伯尔探讨了话语权力对私生活的粗暴介入，这种介入导致了被介入者生活的全面失控：勃罗姆因愤怒而杀人，勃罗姆的母亲被气死，帮助勃罗姆的律师和朋友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麻烦，有的失业有的生活尴尬。
小说的主人公勃罗姆是个富有道德感、行为检点、头脑冷静、做事有条不紊的女管家。一天，勃罗姆在一个舞会上和一个叫戈顿的男子一见钟情。而这个叫戈顿的人是警察一直在追踪着的嫌疑犯（据说他曾抢过银行）。勃罗姆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这一切当然逃不过警察的眼睛，警察把这屋子团团围住。第二天一早，警察冲进屋子时，屋里却只有勃罗姆。于是警察就把勃罗姆带走，开始审讯她。这一切被一家《日报》知道了，于是一场关于“强盗的情人被抓”为主题的大规模的报道展开了。《日报》“像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勃罗姆的家庭，她的父母兄弟，她的前夫都成了《日报》的报道内容。勃罗姆的私人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些报道里，话语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勃罗姆的身世很快就意识形态化了：她的早逝的父亲被说成是“一个隐瞒身份的共产党员”；她的母亲则成了一个“偷窃教堂里的弥撒酒，和她的情夫在圣器室里胡作非为”的人；她的令人讨厌的前夫则成了她这个“冷酷女人”的牺牲品和受害者。话语远离了事实，把事物的影子说成是事物本身，并且听上去是那么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对词语的敏感在小说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同样的事实，总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在小说的开头，勃罗姆在接受审讯时和检察官之间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有关词义的舌战”。比如，她的东家布洛纳先生对她很“仁爱”，审讯记录上却把“仁爱”写成“亲切”。又比如有人对她一味地“纠缠”，记录上却用了“体贴”这个词。勃罗姆很敏锐地指出“词之间的区别对她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她这种对词语的求真态度才导致了她对《日报》的做法无法忍受而最终杀了那个记者。
伯尔在一篇叫《语言是自由的庇护所》的演讲里说：“语言释放着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到致命伤害。”这里，伯尔提出了语言的良知问题。因为伯尔明白，语言可以揭示真相，也可以掩盖真相，我们可以把“杀戮”说成是“解脱灵魂”，把“侵略”说成是“解放”。“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能置千万人于死地……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出语言……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为语言而遭毁灭。”伯尔接着说，语言的裁判所只能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良知。
《日报》的报道继续在向深度进展。事物在这些报道里变形扭曲，报道中的勃罗姆的形象连她自己都认不出来。勃罗姆被说成是一个激进的有着反教会思想的人（事实上她仅仅是不去教堂）；因为她的美貌，确实有人一直在追求她，但《日报》就把她说成是“绅士客人”的女客，暗示她有“娼妓式的本性”；更让勃罗姆不能忍受的是她的病重的母亲因为记者的骚扰去世了，而《日报》把这一切说成是勃罗姆对母亲伤害的结果。这是一份勃罗姆周围的人都读的报纸，因而其杀伤力无比强大。勃罗姆感到即便是周围人对她的安慰也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叫人受不了。话语的压迫让勃罗姆用了极端的手段，她非常冷静地开枪打死了那个记者。“她从十二点一刻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
同时，勃罗姆的朋友们也陷入了困境。她的女伴及女伴的父母被说成是斯大林主义者（仅仅因为女伴的父亲逃到苏联并死于苏联）；勃罗姆的东家布洛纳先生的业务因为这事而凋零，使这个绅士成了一个不洗澡不讲究仪表的人，最后还在公共场所同人打了架。话语的重压使人们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在这场大规模的语言的压迫中，最终以语言的全面胜利而结束。伯尔本人也因为这篇小说受到了“话语的压迫”，他的这部小说被说成是一部比“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集团还要危险的作品，是一部鼓励暴力的小说。当然伯尔最终赢了，因为他在１９７２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一下子成了德国的英雄。在获奖后的答谢词中，伯尔讲了作家在德国的处境：托马斯·曼被驱逐和开除国籍；赫尔曼·海塞移居国外，早已不是德国国籍；奈莉·萨克斯为人所救，死里逃生。看来，这些总是要发出异类的尖叫的德国作家注定是一群不为人所容的人。
十一、森林大火
怀特是那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这从《人树》的长度可以看出来。《人树》的中译本有７０２页，这个叙述斯坦·帕克一家从拓荒创业、生儿育女到最后斯坦去世的故事，具有欧洲古典小说气势恢宏、浑然一体的特点：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故事应有尽有。怀特的叙事十分放肆，他的叙事空间宏大得望不到边际，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就有了一种遥望的姿态，就好像他们在回望一切的源头。在怀特的小说中自然是当然的主角，当怀特描述自然的柔和与暴戾时，我们能感受到作家特有的热情，感受到他过剩的精力和生命中的固执和倔犟。
怀特在控制诗史般的场景时，他向我们展现了上帝创世般的耐心和精细（怀特让小说有着一个《圣经》般的开头，他的野心在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在这部小说的第十二章，怀特描述了盛夏的一场森林大火，这里，我们可以见识怀特收放自如、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叙述在这时显得迅猛、坚定、毫不犹豫。天气是如此炎热，大火也许还在某处酝酿，但叙述里已经有了火焰般的热度。帕克的妻子艾米去阿姆斯特朗家送鸭子，在阿姆斯特朗家的窗口，艾米窥见男人们正神情专注地望着马德琳小姐裸露的双肩、胳膊与乳峰间的曲线。接着，艾米到了烟雾弥漫的厨房，或许是因为见到刚才那一幕，在这个粗俗的场所，已近中年的艾米说出了她一直存在的浪漫的梦想：“我们结婚的时候种了一株玫瑰，可从来没有谈论过它，那是最漂亮的东西中的一样。”艾米在丈夫面前一直表现为洁净的内心此时展露了它炽热的面目。
接着，大火来了。“烟火已经发怒。暴躁的烟柱在丛林之上腾空而起。在这不成形状的团团黑烟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正被强迫着注入空间……”“一只狐狸惊叫着，从一片矮丛中跑出。它身上的火比它本身还凶猛……一只鸟从半空中跌落下来，除了鸟嘴全身冒火，掉进在烈火中痛苦挣扎的树枝之中。”当然，怀特不会忘记描述那些灭火的人，“火还没到，热气就把树叶烤焦了，手上的汗毛也燎得精光”。这些人都知道“企图同这场大火决一死战简直毫无意义”。
这时候，小说出现了一个皮肤“皱皱巴巴，好像半透明的鳞片”的老头，他的双手像火柴棍，放在“树节似的膝盖上”。聪明的读者都会猜到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转折就要到来了。这是小说家常用的诡计。果然，这个像一只蜥蜴的老头说：风要转向，家园将要保住。当然这个预言得到了应验。但是，怀特没有让这个预言家成为一个英雄，他让人们很快忘记这个人。刚刚还处在绝望中的人们这会儿显得踌躇满志，好像大火的转向全是他们的功劳。我喜欢这个略带喜剧性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听到怀特向人类发出了尖刻的嘲笑。
火势转变了方向，转向了马德琳小姐那里，转向了人压抑着的火焰般的情欲。这时外在的火焰和人内心的火焰同时燃烧。大火把马德琳小姐围困在阁楼里，男人们抱着水管向马德琳的房子浇水，水射到她的身上，她的胸前湿透了，衣裙贴在胸口，“就像没有穿衣服似的”。这时，艾米叫帕克去救马德琳。帕克在接近马德琳前，他已经为她那柔软的肌肤而紧张不安。当他站在她面前时，她穿着长袍，光彩夺目，飘飘欲仙，“他几乎希望发生一场灾难，把他们俩都毁了”。“他突然希望自己的脸能陷入她的肌肤之中，去闻闻那温馨；希望分开她的两个乳房，把脸贴在乳峰中间”。他把她抱了起来，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肌肤相触，而是筋骨相连，他们部分地失去了知觉。
接着下起了大雨，火被扑灭了，世界恢复了它原有的宁静。原来裸露的一切都隐藏起来。艾米虽然渴望在灯光诚实的照耀下，双手捧住丈夫的脸，看清楚他的思想，但在这部小说里，艾米一辈子也没有了解帕克的内心世界，最后导致了艾米对帕克的不贞。就这样怀特描述的火灾不但灼痛了小说中的人物，也灼痛了每一个读这部小说的男人和女人。
十二、双重加缪
有时候，创造一门哲学是一回事，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在大约写于１９５５年左右（即加缪去世前五年）的小说《叛逆者》中，加缪把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迷惑留给了我们。这是一篇关于仇恨的小说，小说充满了对人的不信任和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小说中人性固有的恶轻而易举地让理念中的善成为一种幻觉。
一个传教士怀着善良的愿望，去野蛮人那里传播文明。无情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他遭到了野蛮人的残酷的折磨：他们把他的衣服剥光，把他的头发剃掉，把他的舌头割去，让他成了一个奴隶。痛苦和折磨使他改变了原来的信仰，他否定原来所受的教育，成了一个叛逆者。他决定为主子服务，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奴隶的地位。后来，又有一个传教士来传道，是他亲手杀了这个来代替他传教的人。他成了一个被野蛮人极为欣赏的人物。
在我的感觉里，加缪内心的热情和巨大的虚无感是同时存在的。虽然加缪一生都在否认他是个虚无主义者。我想，加缪身上有两种禀赋：一种可能同他出身贫穷有关，从他身上我们总可以见到洋溢的热情和上进心；另一种则是卡夫卡式的，他具有一种刺穿世界谎言的能力，总能非常迅捷地抓住这个世界的本质。而他的哲学就是这两种禀赋的混合体。所以，他在否认个人在宇宙中的任何意义（荒谬）的同时，也不忘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西绪弗斯把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一成不变地滚下来，加缪认为西绪弗斯心灵深处充满幸福，因为这尝试本身使他满足。因此，加缪的哲学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其本质已不再是人活着是否有意义，而是带着命定的那份折磨，如何去生活。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当加缪写作时，对躯体及世界肉感的认同可能把他引向另一个方向。
如果说加缪一生伴随着“阳光、大海和生活的热情”，那么同时伴着他的还有另一面：阴影、孤独和失望。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求着两极的平衡与和谐统一，这种“双节奏”和两重性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印证：虚无与热情、孤独与团结、生与死、幸福与痛苦、光明与黑暗、激情与冷漠、尊严与耻辱等等。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一次交通事故。“一声可怕的巨响！一声可怕的巨响就够了，他回到童年的欢乐中去了。”当年萨特用这样的方式总结了加缪的一生。
加缪的小说，故事外壳特别明白。《局外人》完美得给人一种近乎简单的错觉。这部小说特别好读，甚至比当下的中国小说要好读得多。当下中国小说喜欢搞得云山雾罩，以为叙述上绕几个圈子就算是先锋小说。在我们的小说面前，加缪恐怕是太传统了。他的叙事是海明威式的，简洁短促，用得最多的是白描手法。手法虽然简单，但加缪有本事让我们看见应该看见的一切，看见人物的表情和周围环境。读完加缪的作品，除了记住那个墨尔索，你还会记住灵堂、公共汽车、楼道、大海、那把刀子反射出来的光芒、监狱等物象，并且加缪机敏地赋予这些物象以象征意义。读加缪的小说就好像看了一场电影。当然聪明的读者还从他明白的故事中读出许多形而上的思索。
除了车祸的不幸，加缪在写作这事上是个运气特别好的家伙，他写作《局外人》时只有二十六岁，就是这部短短的中篇，使加缪成为巴黎文学界谈论的中心。很快整个社会都谈论这部作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那情形还真有点像我们国家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只要随便发表一篇小说便能一炮打响，并成为一个社会明星。现在我们都在谈小说或小说家的边缘化，可加缪所处时代的作家们显然不这么想，存在主义者把参与政治当作小说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他们个个都是明星，他们一边上街发表演说，一边写作。他们的写作是针对时代的，他们可没有心情在边缘搞什么艺术。但你不能说他们不边缘就离文学的本质很远，就出不了伟大作品。可见有时候你特别强调某一点是可疑的。
关于加缪我也有点不满足。我觉得加缪的小说缺乏叙事艺术那种冒险精神。加缪似乎没有勇气通过叙事抵达我们仰望的星空，抵达我们内心的神秘地带。
十三、逃避或者质疑
我把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概括为一部关于“说话”的小说。小说一开始就有着小丑式的自我嘲讽和温和的自我怜悯。这是一种既玩世不恭又诚恳真挚，既滑稽又悲怆，充满了夸张的喜剧性而又具有一本正经的严肃的腔调。这种腔调不是单纯的，是经过了储存、混合，有着多种线索和信息，就好像那些话一直在小说主人公赫索格的心中发酵，那些话语在不断地膨胀。好像赫索格的心中是一个储存话语的水库，终于有一天泄洪的闸门打开，于是话语以混乱的方式蜂拥而出。因此，我们听到的说话声是迫切的、不吐不快的、自由的、神经质的、幻想的。因此这种说话声同我们平常听到的不同，我们平常听到的声音是节制的，是经过理性过滤的，我们的话语自动适应着我们习惯听得清的音频范围。现在，这声音中有很多尖锐的黑暗的东西（许多人说赫索格疯了），我们就有了一种不适感和怪异感。正是这种方式，索尔·贝娄质疑着我们习见的经验，质疑着早已被后工业时代所格式化的生活。于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愿被说出的部分被无情地击中了：这个有点聒噪的声音源自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感到的孤立无援。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赫索格和几个女人的风流故事。但这部小说不是“私小说”，这部小说紧紧联系着历史和现实。信在这部小说里是重要的，它试图展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模式。赫索格总在不停地写信，写给亲戚朋友、报社刊物、知名人士甚至州长总统，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活着的与死了的，甚至上帝与自己都是他写信的对象。这里，信是与这个世界的广泛联系，但赫索格的确从来都不“寄出”。因此，赫索格对历史现实此岸彼岸发出的声音是没有任何回音的，只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信的模式是散射式的，像一束光线，从赫索格这边出发，射向外部世界。赫索格表面上是一个中心，是那些信件的源头，但这个中心是失去任何联系的中心。同样，在赫索格的生活中，他表面上也是几个女人的中心，那些由性爱构筑起来的关系中，赫索格也同样有着他对待那些信件的态度，他似乎总是在逃避什么。小说中赫索格在美国飞来飞去，实质上是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赫索格对待事物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混合体：接受和拒绝、责任和逃避、爱和仇恨、反抗与妥协。
但不管怎么说，赫索格总还在喋喋不休。赫索格生活在自己的玄思之中，同时也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总是试图在混乱的生活中寻找真相，正是这种尖锐的方式使人感到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因此，只要赫索格在说话，那他还是在找一条能够保持个人尊严又不附和现实的道路。“我把信撒遍全世界，为的是阻止它，不让它逃跑。”真相总是层层覆盖，一不小心就会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但现实永远是强者，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出问题的只能是“个人”。因此，在小说的最后，赫索格的哥哥替他找了一位精神大夫，他虽然觉得这很可笑，但还是接受了这种安排。他不无自嘲地说：“我对现状已相当满足。”现在，赫索格“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世界终于安静下来，赫索格似乎放弃了对世界的质疑。现实像一块巨石那样纹丝不动。小说就这样结束了，那条保持个人尊严又不附和现实的道路无从寻觅。
这种双重特性也是生活中的索尔·贝娄的方式。在现实中，索尔·贝娄介入现代都市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享受名牌，经常西装革履出席那些生意人、房地产业主、市长办公室的酒会，衣香鬓影之间，流露出对他们的几分艳羡。同时，他又有逃离尘世的一面，他书写的故事都发生在现代城市，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却是在乡村度过的。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自学烹饪，是个好厨子，还是一个园艺师、小提琴手和体育爱好者。总之，他过着双重生活。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小说里的人物的灵魂奇特而敏感，充满了矛盾。索尔·贝娄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往最好处说，我感觉迟钝，往最坏处说，我则是一个精英主义分子，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一个反革命和种族主义者——总之一句话，一个怪物。”
十四、魔幻之路
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由于……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拉美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在这一年，拉丁美洲的另一位作家的一部惊世之作出版了，那就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是富有意味的，因为他们是同一块土地、同一条道路上两个醒目的标志。这是一条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之路，阿斯图里亚斯是道路的起点，而马尔克斯站在阿斯图里亚斯这辈子没法想象到的远方。这之后不久，“魔幻现实主义”将在全世界“爆炸”。这条道路甚至深入到古老中国的土地，给这块土地上的文学注入了活力。不管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写得怎么样，我认为这回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奖授予这个人是富有远见的，因为在这个方向上，他们还会有更大的收获。１９８２年，文学院把奖金授予马尔克斯。他们给马尔克斯的评语是：“他在小说中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想象中的世界，反映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其实，这些话用在阿斯图里亚斯身上也是完全适合的。
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不是马尔克斯的首创，马尔克斯只不过是个集大成者。首创者也许也不是阿斯图里亚斯，而是印第安叙事文学。印第安叙事文学向来包括两个内容：梦幻和现实。“印第安文学作品中描绘可以感知的日常现实，与此同时也传达另一种梦幻的、神奇的和想象的现实，并将两者描绘得同样细致入微。”阿斯图里亚斯后来使用这种方法同他的经历有关。由于父母受到政治迫害，全家被迫迁居到内地山区，这里居住着印地安人玛雅部族。阿斯图里亚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因此玛雅－基切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了他一切创作的源头。在１９４６年出版的《总统先生》这部反映独裁者统治的小说里，作者大胆运用幻想、变形等方法，他让神话诞生于人们的梦想中，把人们“从严酷现实的狼嘴里救出来”。阿斯图里亚斯认为，表现被残酷现实扭曲了的心理需要一种扭曲的形式，梦幻与非理性的描写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到了１９４９年出版的《玉米人》这里，阿斯图里亚斯走得更远也更大胆了，小说中的想象已扩展到七成。这部小说有着难以抵御的吸引力，全书充满了迷人而恐怖的诗境。甚至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美妙的前半部分已经超过其他拉美作品的总和。
拉丁美洲是举世公认的充满活力的大陆，那里居住着富有生命力的风格强烈的民族。那里流动着浓艳的色彩。表现在语言上，拉美作家往往富有冒险精神，喜欢那种像美洲舞蹈那样热烈、奔放、浓郁、新奇，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语言。这在拉美作家身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语言是拉美文学活力最重要的一部分。而阿斯图里亚斯可以说是这种语言的开创者，他直接向生活探求更生动更有活力的语言表现形式，充分发掘了语言本身的潜力，使我们听到语言的音响，看到语言的色调，闻到语言的芳香。阿斯图里亚斯创造的这种美洲风格的语言同样影响了这条路上的后来者。
有意思的是马尔克斯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位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对他的影响。马尔克斯认为自己的影响来自福克纳，来自卡夫卡。马尔克斯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因为“美洲的现实……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他认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但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无论从题材、艺术手法、狂欢式的语言，还是个人气质、经历都有相似性。比如他们都用西班牙语写作，他们都写过独裁者，他们的小说中有着相同的意象（热带、香蕉种植园、橡胶等），同样的斗争主题（拉美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岁月），又比如１９２３年，阿斯图里亚斯在巴黎学习并写作，二十年后，马尔克斯也来到这座城市做新闻记者并开始写作。因此，我想把阿斯图里亚斯说成是拉美文学的种子，而马尔克斯是这些种子成长起来的一棵大树。
作家之死
一、和虚构的人物为伴
死于：1850年8月18日（终年五十一岁）。
死因：心脏病，后期因动脉炎引起水肿和坏疽，病情恶化
地点：巴黎幸运路（今巴尔扎克路）14号
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1850年，巴尔扎克已病入膏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已分不清现实和幻觉。幻觉中经常出现的是他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出现在他的病床前：在他的左边，可能是拉弟斯耶克，一个出身卑微的野心家，最后荣华富贵；左边的这位寡妇是个外省人，她是来巴黎找律师商量一件案子的；在那张写字台前，坐着一个穿撑裙的钟情女子，头发对中分开，在那里给她的负心情人写一封热情的信；那边还坐着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头儿，穿一件绿礼服大衣，围一条硬领巾，正在怒斥他挥霍无度的儿子。
他是1850年回法国的。这之前，他去了俄国，同罕丝卡伯爵夫人结了婚，他变得富有，但行将就木。同一位贵族女子结婚是他一生众多梦想中的一个。他和这个女人相恋了十八年，为她写了二千四百封情书。可以说罕丝卡伯爵夫人曾经是他灵感的源泉，他的大部分着作都是因为她的爱情的激发才创作而成的。罕丝卡夫人在丈夫去世、女儿出嫁之后，终于同意与巴尔扎克结婚。巴尔扎克曾兴奋地说：“您知道我既不曾有过幸福的青年时期，也不曾有过繁花盛开的春天，但是我将会有最灿烂的夏季，最温暖的秋天。”
回国后，他一直住在幸运街14号。那是一座简陋破旧的房子。这房子原是德·博永先生的公馆，巴尔扎克买下了残留部分。这座低矮住宅的主要部分出于偶然才避免拆毁。他把这些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使之变成一幢迷人的小小公馆，大门面临福蒂内林荫大道，一个狭长的院子当做小花园，小径交叉地切割开花坛。他的楼梯上有扇门，能看到街角那座小教堂的圣楼。“钥匙一转，我就能做弥撒，我更看重圣楼而不是花园。”他曾对来访的雨果这样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党。他对现有秩序是非常认同的。他尊敬并且认同贵族制度。他十分羡慕雨果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头衔，认为那是“仅次于法国国王头衔的最美的头衔”。他不能认同雨果的政治观点，他责问：“您怎么能这样平静地放弃这个头衔呢？”
但回国不久，巴尔扎克就重病缠身。为他诊断的四五个医生都认为，德·巴尔扎克先生活不长了。他因为写作，长年服用过量的咖啡，已咖啡因中毒，血管硬化。另外，他在一年半前得了心脏肥大症，身体迅速发胖。不久前，他不小心撞上一件有人像装饰的家具，皮肤划破了，伤口迅速化脓，生了坏疽。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医生们已经不来了。是呀，谁又能救他呢？他能想起的只有他小说中的人物：“比安松，快叫比安松……只有他能救我。”
巴尔扎克没想到的是，他小说中的“私人生活场景”在他的身上真实地演出了。在巴尔扎克病重的日子里，他的新婚妻子背叛了他。丰韵犹存的罕丝卡伯爵夫人，现在的巴尔扎克夫人，经常在隔壁的房间里，与她的情人——雕刻家让·吉古——同床共枕。巴尔扎克当然洞悉了这一切。在病危时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好友纳卡尔医生怜悯地问：“您不想见谁吗？”他一口回绝：“谁也不想见！”此刻，他似乎只需要虚构的人物来陪伴他。他神秘地说：“那个世界在向我招手，我已踏上旅程，再见了……”
8月18日白天，雨果去看望过巴尔扎克。一张床放在这个房间的中央。这是一张桃花心木床，床脚和床头有横档和皮带，表明这是一件用来使病人活动的悬挂器械。巴尔扎克躺在这张床上。他的头枕在一堆枕头上，为了让他更舒服一点，人们还从房间的长靠背椅拿来锦缎靠垫给他垫上。他的脸呈紫色，近乎变黑，向右边耷拉，没有刮胡子，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眼睛睁开，目光呆滞。从侧面看，他这样酷似皇帝。雨果掀开他的毯子，有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从床上冒上来，他握住巴尔扎克的手，发现他的手布满了汗水。雨果捏紧这只手，但巴尔扎克对挤压没有任何回应。
在雨果离开后不久，巴尔扎克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的死亡，让整个法兰西陷入悲痛之中。他是帝王，但靠的不是强有力的武力的统治，他是一个精神统治者。8月20日，老天似乎也很悲伤，天气阴晦，细雨霏霏，送葬的行列穿过整个巴黎。巴尔扎克将安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灵柩的右边是雨果，左边是大仲马。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雨果宣读了由他撰写的悼词：“他的所有作品仅仅形成了一部书，一部有生命的、光亮的、深刻的书，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整个现代文明的走向，带着我们说不清楚的、同现实打成一片的惊惶与恐怖……一部既是观察又是想象的书，这里有大量的真实、亲切、家常、琐碎、粗鄙。但是有时通过突然撕破表面、充分揭示形形色色的现实，让人马上看到最阴沉和最悲壮的理想。”最后，雨果庄严地宣称：“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他一生创造了三千多个人物，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有长长的一生，因此，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有意思的是，他把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安葬”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如今，他和他虚构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吗？那肯定也是个生动的世界，在这个被称为“人间喜剧”的世界里，充满了野心家、好色之徒、吝啬鬼，还有各种各样贪婪的资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物比芸芸众生更真实，更不朽。这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而虚无，对平民百姓来说，生命归于尘土后，一切烟消云散，不着痕迹，但巴尔扎克虚构的人物至今活在成千上万的人心中。
二、身心之毒
死于：1893年7月6日（终年四十三岁）
死因：神经性梅毒
地点：帕西贝尔东街（今安卡拉街）17号
葬于：巴黎蒙帕那斯公墓
莫泊桑显然并不隐满他身患梅毒这件事。在一般人那里，这可是难言之隐，但在他那里，这却是一种荣耀。他宣称：
“我得了梅毒，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梅毒，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便热，也不是尖锐湿疣。不，不，都不是，而是梅毒，就是导致弗朗索瓦一世死亡的梅毒。我因此而感到自豪，因此而可以傲视一切，尤其是蔑视资产阶级分子。哈利路亚，我患了梅毒，因此，我不再害怕染上这种毛病！”
莫泊桑得梅毒那一年是1877年，他还只有二十七岁，但他已有了厚厚的一本风流史。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的朋友，床铺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生于斯，爱于斯，死于斯……”“理智地看，既然有那么多妩媚动人的女人，我们总不能至死只忠于一个女人”，“让我们轮流地去追求”。
从这些表白中，我甚至觉得追逐女人像是他一生的事业，而小说写作倒是在其次的。莫泊桑临死前几年还养着多个女人，这些女人像“吸血鬼一样”纠缠着他！也许耽于美色不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莫泊桑的私生活的确极端糜烂。
莫泊桑家族可能存在精神病基因。他的弟弟埃尔韦也是得精神病而死的，当然，他死于莫泊桑之后。现在看来，莫泊桑最终精神失常也不是件奇怪的事。这个有着斯大林一样胡子的作家脾气可不好。他三十岁那年开始吸食毒品乙醚，至死未断。梅毒加上毒品令莫泊桑的精神经常失控。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格暴躁、狂妄自大。1892年，他割喉自杀未遂，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莫泊桑临死前的那段日子，充满了幻觉。他思维混乱，神思恍惚，谵妄不止。他经常认为自己是个富翁，因为害怕病毒，他用矿泉水洗澡。实际上，他因长年吸毒和梅毒这种疾病，需要大量金钱，他基本上算是个穷光蛋。他生活在自己的幻觉里，他提出修建现代设备齐全的陵墓，让人哭笑不得。当然，这幻觉并不是全是“美妙”的，比如他经常觉得自己脑子里有盐，还认为自己身体周围麇集无数昆虫。
他的症状像是典型的妄想症。当然，他的说话方式还是保持着他一贯的作风。
2月3日，他说：“我要把可怕的梅毒传染给上帝，置他于死地。”
3月29日，他声称：“不要把尿撒掉，小便里有首饰。我要戴上这些首饰去拜访全世界的女人。”
他曾试图用一个桌球砸死另一个病人。
从1893年开始，莫泊桑几乎独自一人，面壁自言自语，痉挛反复发作，就这样度过了他的余生。
1893年5月，他又一次癫痫病发作，昏迷不醒。两个月后，即7月6日，他死于医院。临终前，他曾有几个小时的清醒，他轻声说：“黑暗！噢，黑暗！”
生前，莫泊桑曾要求死后不用棺材，就土埋葬，但他的家人没有满足他这一愿望，他的遗体被安放在分别用松木、锌和橡木制成的三层棺材里，并按教规举行了葬礼。有意思的是，他的母亲没有出席。他的母亲就是在莫泊桑生病期间也没来看望。她觉得参加一场葬礼太累了，她派她的女仆代表她参加了葬礼。莫泊桑家族在人情方面似乎比较冷漠。
莫泊桑在写作的十五年间，发表了近二十卷作品。他的同代作家左拉在悼词中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他活着，毫无疑问，他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扩大三倍，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可以摆满一个书架。”
确实令人惋惜，莫泊桑在人生的韶华岁月去世，只活了短短的四十三年。
三、黑暗中紧紧偎依
死于：1910年11月20日（终年八十二岁）
死因：肺炎
地点：俄罗斯联邦梁赞州阿斯塔堡
葬于：俄罗斯联邦雅斯纳亚·波利亚纳
托尔斯泰死后，葬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庄园距莫斯科二百公里，是一片草木茂盛的丘陵地带。沃朗卡河环绕庄园，庄园后面就是一片一片的树林。
托尔斯泰童年是在这庄园里度过的。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和哥哥尼古拉曾做过一个游戏：他俩躲在桌子下，然后用窗帘遮住。他俩在黑暗中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托尔斯泰十分喜欢这个游戏，每次做这个游戏，他就会莫明感动，心里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爱。
“黑暗中紧紧地偎依”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核心。
根据托尔斯泰的遗愿，他被安葬于扎卡斯峡谷旁、大树之下——他童年游戏的地方。他的墓非常简朴，没有墓碑，当然也没有墓志铭，只不过是一堆泥土。托尔斯泰晚年，痛恨自己的财产，他认为世上有那么多人生活在困苦中，自己拥有财产是一种罪过。另外，他认为他的作品属于“人民”，而他却在利用作品收取版税，这与他的原则相违背。他起草了一则声明，决定放弃现在及将来所有作品版权。当然这会遭到夫人索菲亚的反对。晚年托尔斯泰一直希望自己像农民一样简朴地生活，离家出走然后隐居的想法已在他的心里萦绕几年。
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秘密出走。这一年，他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经常高烧并且呼吸不畅。这一天，他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醒来了，醒来后，心情异常恶劣，他终于决定离开家庭。五点钟，他带着私人医生，坐着马车消失在黑暗之中。他决定去沙马尔系诺修道院住一段日子。对托尔斯泰来说，这次出走具有象征意义，他终于舍弃了世俗的生活，他像是走在奔向天国的路上。是的，十天以后，托尔斯泰死于这次出走的途中，进入天国。
自1881年始，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源于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的夜店，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挨饿、挨冻、受辱，这一切让他感到痛苦。他觉得他再也不能坦然面对自己或别人的奢华的客厅、美肴、轻便马车、剧院、俱乐部了。他无法找到借口为自己的生活开脱，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十分可耻。到1884年，托尔斯泰越来越反感莫斯科的社交生活，独自“逃”回乡下，过起自食其力的简朴生活。他辞退了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仆人和厨师，自己劈柴，并向皮匠学习缝制靴子……他已不能忍受别人为他服务的生活，他尝试着为别人服务，然而要为别人服务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能够把自己服务好。同时他开始考虑把自己的财产送给农民。
托尔斯泰对现实的观察和反思让他走上了一条社会改造和精神的探险之路。他已经可能是这个世上最为伟大的作家，但他认为“写小说既愚蠢又令人羞愧”，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托尔斯泰有一种拯救全人类的使命感。既然这人世间充满了悲剧，人是如此堕落，到处都是黑暗，那他就有责任给这世界找到一条正确之道。他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并把思考写成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将这人世间变成神圣的基督王国”。当然，他从不相信任何教义，而是真诚地按照生命的意义去思考和说话。这些思考后来被概括为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主义的要点是：一、把社会改造成没有土地私有制的天堂。因此，托尔斯泰是比较同情马克思主义者的，其间的不同在于托尔斯泰不主张暴力，而是用“爱”去达成这个目标。二、关于“爱”观念，当然来自《圣经》，但托尔斯泰的“上帝”不是用来祈祷的，认为向上帝祈拜是“最严重的渎神行为”。这种“爱”更加来自人间，来自内心深处。他因此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是上帝，像上帝那样爱他人，这样人和人之间就可以在“黑暗中紧紧偎依”。三、他主张禁欲，认为性是万恶之源。
关于性，在托尔斯泰身上呈现出奇怪的爱好和道德上的苛求。在青年时期，托尔斯泰性欲旺盛，生活放纵。他经常光顾妓院，除了妓女，他还追逐高加索姑娘、吉卜赛女郎、当地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罗斯乡村女人。他因此得了严重的性病，被逼接受治疗。“性病是治好了，但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到说不出的痛苦。”奇怪的是，一方面托尔斯泰被色欲搅得片刻不得安宁，像一个色情狂一样地猎艳，另一方面，他时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审判，认为自己十分可耻。
托尔斯泰的思想迅速传播，他的身边出现了大批追随者。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先知，带着他的门徒到处传道。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已经变成了一个圣地。各种各样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寻求托尔斯泰的指导、帮助，恢复信心。这时的托尔斯泰几乎扮演着家长和救世主的角色。托尔斯泰随口说出的话被当做圣经被追随者记录下来。托尔斯泰对这个时期非常看重。他最爱听的话是：“他现在所干的事是比他全部二十三卷着作重要得多的伟业。”
托尔斯泰的思考及对财产的态度令贵族阶层恐慌。他的行为和思想使贵族阶层的一切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这可能动摇这个帝国的社会及经济基础。有人开始攻击托尔斯泰是一个颠覆现政权的危险分子。沙皇甚至接到了要惩办托尔斯泰的御状。聪明的沙皇下令不许动托尔斯泰，他说：
“我无意使他成为一个殉道者而给我招来普遍的愤恨。”
但托尔斯泰对上帝的看法触犯了东正教会，东正教会因为托尔斯泰的“异端邪说”而把他开除出了教籍。
由于托尔斯泰的转变，托尔斯泰和索菲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托尔斯泰因此疏远夫人。由于托尔斯泰对性生活的厌恶，他决定同索菲亚分居。这给索菲亚莫大的不安全感。他们之间经常争吵。有时候仅仅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就闹得鸡犬不宁。当然，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看上去已经对世俗生活不感兴趣，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圣徒，并且具有某些古怪的原则。托尔斯泰的举动越来越不为索菲亚及家人理解。家庭时刻处在戏剧性的夸张的争吵之中。索菲亚为此曾几次试图自杀，一次还打算卧轨而死。到后来，索菲亚几乎精神崩溃。
托尔斯泰和索菲亚的矛盾一开始就种下了。托尔斯泰在三十八岁那年娶了十八岁美貌绝伦且纯洁的索菲亚。在单纯的索菲亚面前，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十分污秽，为了表明自己对索菲亚的爱及痛改前非的决心，托尔斯泰把所有的日记交给了索菲亚。当读到托尔斯泰年轻时的荒唐勾当时，单纯的索菲亚简直不敢相信。她大哭一场。托尔斯泰的高大形象几乎在那一刻毁掉了。当然日子要过下去。
从世俗意义上来说，索菲亚有很多美德。托尔斯泰对自己的财产失去兴趣后，经营家产的重担都落在了索菲亚的身上。她替托尔斯泰生了五个孩子，把托尔斯泰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事实上，托尔斯泰晚年虽然越来越不能忍受索菲亚，只要见到她，他就心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索菲亚是一位好妻子。“尽管我的过去是肮脏和不道德的，你却和我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你爱我，为我生育、抚养、教育孩子，照顾我，没有屈服于任何一个像你这样充满活力、健康美丽的女人很容易被征服的那些诱惑，纯正地生活过来了，这使我不敢对你有任何责备……”
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心灵的满足之中。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动，动不动就会流泪。当他的儿子看不惯他的作为，骂他神经病的时候，他不发火，只是泪流满面，以此表明自己原谅他的鲁莽。他经常说基督的伟大就在于他受难，在于他逆来顺受。“有人打你左脸，你就把右脸也转过去。”托尔斯泰的感动有时候是建立在自己的受苦之上的。托尔斯泰在1886年，曾徒步去奥普京修道院，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农夫，穿着粗布大衣，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生活。他一路感动。这种感动也许是因为想到自己这样一个老爷，也在一路受苦，就有一种来自信仰的自我满足。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受难-快乐”模式，或“受虐-快感”模式。在宗教上有一种鞭笞自己的肉体而产生心灵满足感的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受难-快乐”模式。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确有一种自比基督的潜在雄心。事实上，他宽大的骨架，他的脸形及眼神和基督确有几分相似。
现在，他已经厌烦了索菲亚包围着他的庸俗而腐朽的生活，他正在离家出走的路上。托尔斯泰内心的感动到达顶点。他觉得他正在接受神的考验。他知道他活着的时日不多了，但他认为他最后的一个月比他长长的一生都要重要。他拒绝坐上等车厢，他和私人医生坐在又冷又大的简陋的三等车厢里。车厢里脏而臭，到处都是垃圾。当火车停在阿斯塔波沃车站时，附近的农民听说托尔斯泰在火车上，纷纷赶来，要见托尔斯泰。后来，考虑到托尔斯泰的身体，他们派代表上火车见托尔斯泰。寒冷的车厢使托尔斯泰的病情恶化，当夜，他发起了高烧。他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由于当地没有旅馆，托尔斯泰被安排在车站站长的卧室里。
托尔斯泰病重的消息迅速从这个小站传遍了全世界，阿斯塔波沃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中心，成批的记者聚集到了这里，读者的慰问电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向小站。家人也都赶来了，但托尔斯泰拒绝见索菲亚。可怜的索菲亚，在听到托尔斯泰出走的消息后，吓得跌倒在冬季寒冷的水池里。但托尔斯泰不愿见她。
六位医生轮流照顾他。这令托尔斯泰反感。他说：“世上不只有列夫·托尔斯泰一人，还有别的病人需要照顾。”
他感到自己快死了。他昏迷了过去。他开始说胡话。他临死前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他说：“赶紧逃走，赶紧逃走……我要出去找一个地方，好让谁都找不到我。让我安静一点。”他昏过去后，索菲亚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时候，在遥远的莫斯科，东正教会正在讨论是否恢复托尔斯泰教籍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恢复。他们派人前去看望托尔斯泰，希望托尔斯泰临终前放弃他的“异端邪说”，那样的话，可以得到来自教长的临终祝福。当然，他们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达成。
他的儿子，谢盖尔，记录了他临终时说的几句话：“真理……我很爱……大家……”真理，这里有特殊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上帝之道，世界之善，或爱本身。
托尔斯泰的遗体放入了灵柩，由农民抬着，准备安葬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一路上，有成千上万的送殡的民众护送，队伍长达数公里。当局怕民众闹事，出动持枪的宪兵维持秩序。当托尔斯泰下葬时，有人高喊：“警察，跪下。”宪兵们于是都跪下了。
托尔斯泰走了。世界并没有按他的学说演进。他晚年的行为，可能有些走火入魔，但在他那里却是十分的真诚。托尔斯泰是一个身心俱佳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成就了他伟大的人格，进而成为他作品的最为闪光的部分。作为这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他创造了无数光辉灿烂的人物，他的作品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具有了永恒的品格。
四、永远死了吗
死于：1922年11月18日（终年五十一岁）
死因：肺炎
地点：巴黎阿默兰街44号
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我没几天可活了。”
每次说起自己的身体状况，普鲁斯特总是这样申明。他说：
“我在咖啡因、阿斯匹林、哮喘之间苟延残喘，算起来七天中倒是有六天是在生死之间挣扎。”
普鲁斯特这么说完全是真诚的，但每当他这么说，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夸大其词，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臆想狂。他的股票经纪人有一次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已经说了十五年了，眼看就要到五十了，可你还像我刚认识你一个德性……”
一次，他向朋友奥德赫发出同样的抱怨。奥德赫规劝他：“不要一天到晚头脑中老是想着自己的病情。你得承认，比起欧洲的一团糟，你现时的情况要好得多。”
可这次好像是要确证自己并非言过其实，普鲁斯特在第二年就真的过世了。
普鲁斯特十岁那年得过一次哮喘病后，这病就终身跟随着他。这个病让他对什么都过敏，乡间的花粉，图书馆的尘埃，更不要说突然降临的寒流。他只好待在窗户紧闭的屋子里面。他从不见太阳，也不呼吸新鲜空气，更不要说去锻炼身体了。要是离开屋子，那一定是去赴宴。一次一次的得病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又患了失眠症，几乎每夜都睡不着。他害怕任何声音，害怕阳光。他拒绝闲人进入，屋中漆黑一团，简直与坟墓无异。
他一辈子迷恋于他的床。在床上，他幻想着人间的奢华生活和一切富丽堂皇的事物。由此，他展开了同时间的搏斗。《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说是一部关于重获时光的小说，在这部书中，一切细节——我们的无知和经验，都充满了永恒的意味。当然，这种迷恋也让他成为一个自恋狂。
社交是他离开自己房间的唯一理由。虽然整天病恹恹的，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纨绔子弟。他对社交有一种狂热的迷恋。他的通讯录上都是显贵；喜欢去里兹饭店大请其客，出手阔绰；费尽心力巴结、讨好沙龙里的贵夫人。安德烈·纪德甚至由此断定他是个喜好风雅、趋炎附势的社交名流。
1922年10月的某一天，普鲁斯特参加完博蒙家的晚宴。回来的时候他着了凉，并得了上支气管炎。医生告诉他，只要好好休息就会没事。但那时候，普鲁斯特正在修订他的《失踪的阿尔贝蒂娜》。也许他已预感到了什么，总之，他没有休息，而是拼命工作。
他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医生，但他似乎不怎么信任医生。他小的时候，有一位医生曾声称发现了根治哮喘的办法，结果小普鲁斯特让他做了一个鼻子软骨的切除手术。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普鲁斯特可以说吃尽了苦头。医生说：“你现在可以放心到乡下去了，花粉过敏、发热之类的毛病再也不会有了。”但手术后第一眼看到怒放的紫丁香，他便哮喘发作，差点小命不保。从此后他就对医生失去了信任。他的小说只要写到医生便形迹可疑。
这次，他虽然病得很重，但也不准备听医生的话。他对女仆塞丽斯蒂说，不要让谁进入他的房间，他要工作。忠诚的女仆严格执行他的吩咐。他躺在床上口授，塞丽斯蒂替他记录。
这部长长的叫《追忆似水年华》的着作，普鲁斯特已经写了十五年了。写作这部书是源于父母的相继谢世。普鲁斯特一直没有正经的职业，靠父母养活。他有很深的恋母情结，心智也不够成熟，对世事多愁善感，对男人的兴趣比对女人要强烈。父母死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可以说一事无成。他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了。1907年的某一天，他对女仆塞丽斯蒂说：“我要开始写作了。”
他说到做到，他躺在床上，果然开始了绵绵不绝的回忆和写作。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他终于完成了七卷本着作《追忆似水年华》。
弟弟罗贝尔听说普鲁斯特拒绝治疗，便闯进了他的卧室。他要把普鲁斯特送进医院。但普鲁斯特粗暴地加以拒绝。他说：
“让我安静一点。我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
他死亡前的最后一夜，他在修改小说中关于老作家贝尔戈特死亡的文字。完了后，他让塞丽斯蒂出去，他要休息一会儿。但塞丽斯蒂感到不对头，偷偷藏在幕帘的背后。
“塞丽斯蒂，你为什么不走？”敏感的普鲁斯特感到屋子里有人。
“先生，让你单独在这儿我不放心。”
“塞丽斯蒂，你撒谎，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又大又黑，一身丧服，非常难看，我很害怕。”
塞丽斯蒂终于违背了普鲁斯特的意愿，让医生进了他的房间。但他已经不行了，死在弟弟罗贝尔的怀抱。
普鲁斯特最后修改的关于老作家贝尔戈特死亡的文字：
“……永远死了吗？谁能这么说呢？……人们将他埋葬。但是，下葬的那天夜里，整整一夜，在烛光照亮的书橱里，他写的书三本一叠摆在那里，相互交错，就像张开翅膀的天使，对已故之人来说，仿佛象征着他的复活。”
普鲁斯特死后，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普鲁斯特墓碑几乎被他的名字占满。没有墓志铭。他生前是个话痨，《追忆似水年华》是如此滔滔不绝，旁逸斜出。但在黑色的大理石上，他只留下他的名字。也许，他明白，他的个人精神都融入了他着名的《追忆似水年华》之中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