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仿佛是一种绚丽的编织物。它以宗族的光荣为经线，以宗族的期待为纬线。

    秦末，项羽率军入关，屠咸阳，有人劝他留居关中，项羽见秦宫已毁，思归江东，便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其意为，白昼穿着锦绣衣裳荣归故里，让人们都看到，才有颜面。因此，富贵还乡被称为昼锦。在吉安的钓源村，遗存着三块欧阳修撰、大书法家米芾书的《昼锦堂记》石碑，碑文曰：“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阨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大文豪欧阳修对人情冷暖且耿耿于怀，别人还能超凡脱俗吗？

    凭此，我相信，困阨时的遭际是那些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当年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实现人生理想的动力之一，同样，种种个人化的情绪一定也是他们在衣锦还乡后大兴土木的动机之一。

    新余市汉泉村的昼锦堂为明兵部驾部主事张均海的家祠。张均海任主事六年，上不负于国，下不负于民，后恳请回籍养老，得到皇上的赐宴遣归，作为江西老乡的解缙特意题写“昼锦”二字相赠。张均海回乡后，就拿它作了自己新建家祠的堂号，并制成匾额，高悬在祠堂之中。

    昼锦堂坐西向东，砖石木结构，既是典型的明初民间祠堂建筑，也是一组具有地方特色的厅堂式宅院建筑。它共四进一园，占地面积二千六百多平方米，主体建筑的单进平面简洁，反映了明代士大夫以简洁为美、以意境为美的审美观，中为厅堂，两侧添立厢房，进与进之间又复为对称式厢房、过廊，正中设置天井。主体建筑的第一进面阔五间，明间枋上饰有四个六角形门簪，以象征这是有地位的大户人家。第二进略高于第一进，它未与第一进敞廊相对，而是砌了一堵封护墙，墙的正中嵌了一个四柱三楼式的石质门楼。第三进高于第一进而低于第二进，第四进则为最高。仅从地面的处理来看，也是甚为讲究的。

    其附属建筑同样错落有致。祠堂大门向东十米余，耸立着一座八字弧形有柱式砖牌楼，共六柱五间，平面呈喇叭口状，牌楼上嵌刻“恩荣”二字；从牌楼门洞向东八米处，并立着两块下马石，从下马石再往东十五米，则并立着两块上马石。这两对石块，正面皆凿为二级台阶，侧视如乌纱官帽；从上马石再往前，有前圆后方的马蹄形水塘，风水理论认为，圆澄似镜主男女双清，方澄如印则出掌权贵人，这口水塘圆方两得，其吉兆则兼而有之。

    该市的堆上张家村则保存着张春发将军祠，这位诰赠建威将军戎马一生，数次衣锦还乡，并扩建了祠堂。属于清末建筑的将军祠，墙体上截用青砖砌成，下截则是三合土墙，形成黛瓦与山墙上截为黑青色、山墙下截为黄色的色彩效果，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崇信的“天玄地黄”的宇宙观念。祠堂后面紧接张春发故居，故居旁筑有平面呈八字形的门楼，门楼两边接垣墙，而垣墙环绕整个村庄，具有一定的军事防卫性质。据说，祠堂边的葵瓣形水井为张春发所凿，不知那垣墙是否亦为将军杰作。

    进贤县罗源陈家村有一处功名坊，分前后两座。前为木牌坊，后为砖石牌坊。四柱三间的木牌坊，有崇祯纪年，密集的斗拱撑起歇山顶，颇有气势。正门匾额题写“理学名贤”，两边侧门上分别题写着“科甲济美”、“明经传芳”，内侧正门上是“龙章世锡”四个大字。柱下有八只石狮背靠背分别面向内外，其造型大致相似，细加玩味，却见变化。歇山顶上，有一顶官帽塑在正中，大概那就是参政所戴的官帽吧？

    此处牌坊正是为四川右参政的陈谟而立。陈谟二十岁时与解缙参与编撰《永乐大典》，任右参政时仅二十五岁。同样面阔四柱三间的石牌坊，为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立，匾额书“昼锦”二字，上下花枋深雕或透雕花卉与凤凰、麒麟等图案。

    高安市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谌一千，贾八百，珠湖无底隔。”说的是珠湖在三个古村中为最大。珠湖傅氏始祖于北宋迁此定居，村庄因村外的小湖中有高地出水作衔珠状而得名。自南宋以来，该村出了十多位进士，其中明代进士傅孟春官至刑部右侍郎，傅氏宗祠就是由他主持建造的，返乡后他长期在此居住，他故后，族人甚至把宗祠视做他的故居。

    傅氏宗祠面阔三开间，门楼为重檐，门廊木柱有联称：“珠湖世族，版筑名家。”孟子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版筑”，即俗称打墙的营造技术。而傅说乃中华汉族傅姓的始祖。传说，傅说原为筑墙奴隶，为殷商王武丁求之于野，举以为相，并尊为圣人。

    以上百根木柱支撑的宗祠，内为三进，后寝用栅栏隔断，正如门廊也隔以栅栏一样，像座衙门似的。宗祠内外的装饰，都很简单。这座傅氏宗祠的旁边，是傅氏的一座家庙，为坊式门楼，同样只以少许纹饰点缀。

    傅氏宗祠大门前立有两对石狮，一对为蹲姿，另一对则是站姿。站立的那对，已被人毁容，面目全非了。它们极可能是从别处流浪到这里的，寄人篱下混口吃的。光阴流转，荣耀不再，到得如今，继续做狮子也不容易。

    那位荣归故里的右侍郎，应该是族人的骄傲了，可不知何故，在神龛里，他的牌位并未安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而且，祠堂里的匾联也没有特指他的褒扬，甚至在村中尚存的百余座老房子里也难觅他的踪迹，于是，此人就显得神秘了。

    这在以“昼锦”光耀乡里的众多古村中，实在是个意外。

    当我把疑惑说与生长于斯的朋友听时，朋友告诉我，儿时他曾听得老辈人的口口相传，说在那位右侍郎返乡的当天夜里，村人但闻村外大路上整夜人喧马嘶，好不热闹，那是在过兵。车辚辚，马啸啸，仿佛有千军万马，然而，人们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一彪兵马围着村庄反复转圈，虚张声势而已。

    右侍郎怎么啦？别是在宫廷斗争中犯了事，落魄归来，为见江东父老才瞒天过海的吧？若然，恰好反证了人们期望昼锦还乡以光宗耀祖的那番心情。

    作为清廷押粮官的麻畲花屋主人，大约是熟谙世事炎凉、人情冷暖的，所以，他告老还乡，远离嚣尘，竟在万年县的故里为自己建了七幢房屋。其中一幢雕梁画栋，被称为花屋。他做了自己的皇上。

    花屋本有前后三进，共一百二十根木柱。后因担心战乱时遭火毁而难以逃生，便将第三进拆除了。第一进东西两侧墙上，至今尚存绘画。东边画的是进京赶考，西边则是悠闲的田园生活。村人声称这是屋主人人生经历的写照。真是吗？是一种人生的前奏和尾声，是一个生命的上路和下马？

    想来，押粮官叶落归根，怀的仍是昼锦的心态，而非归隐的心态，否则如何会带回一箱清朝的“顶子”，藏在花屋阁楼上呢？他大概想不到，藏到自己身后多少年，还是叫“破四旧”了。

    有意思的是，倒是后人比那押粮官更超脱，竟拿老祖宗的进士牌匾做了后门的门扇。为了削足适履，还慨然锯去了一截。

    高安民谣所说的“贾八百”指的是畲山贾村。高安贾氏的先祖贾湖中为宋开宝年间进士，曾任筠州刺史。其长子开基于畲山，从那一辈直至第十五代，几乎都是一脉单传，从十七代开始，人丁才兴旺起来。能够证明当年盛况的就是上百幢明清建筑了，其中最为气派的当属贾氏宗祠。

    面阔五间的贾氏宗祠又称“中宪大夫第”，其建筑布局与常见的祠堂有所不同，它由依次递进的四栋建筑组成，那四栋建筑分别是昼锦堂、拜亭、寝宫、观音堂，而联系那些建筑的则是大小不一的院落。前栋建筑为昼锦堂，空间宽阔，内置一个天井，两侧有雕花栏杆的楼廊，那里应是宗族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宗族的荣耀都高悬在头顶上了，什么“克绳祖武”、“荣封三代”、“兄弟同科”、“龙章宠锡”等等，牌匾层层叠叠。听说，此村历史上出过十位进士，至于那位中宪大夫有何事迹，且怎的昼锦还乡，只能去寻访族谱了。可惜族谱太厚。忙于旅游开发的贾村，已经建造起一座极其夸张的门楼，可是，在印刷精美的画册里，却没有关于宗族历史的细致介绍。也许，人们还顾不得细细翻阅族谱吧？

    昼锦还乡的光荣，深刻影响着古村建筑。许多富丽堂皇的宗祠和官宅，许多幽雅宁静的书院和文馆，许多壮观精美的牌坊和楼阁，都是人们在功成名就后为自己、为宗族披上的锦衣华裳。甚而，许多住宅群落乃至整个村庄都是人们富贵还乡后的作品。它们炫耀于乡里，很为主人长脸，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造福族人的同时，凝聚着人心，激励着子孙，就像一座座纪念碑。

    那些规划整齐的村庄，或者是村庄中自成一体的建筑群落，几乎都是因工商发财的富豪们献给宗族的礼物。吉水栗下村的建筑历史，与一个叫彭佐庭的百岁公有关。这位百岁公在年轻时被人唤做“猴子精”，想必是精明过人。他在湖北汉口的一个钱庄做徒工，后被老板赏识掌管钱庄新开的分号。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个人精通过开采钨矿成为名震汉口的大老板。同治年间，他衣锦还乡后，为兄弟叔伯建造住房二十四座，又捐建了大宗祠等建筑。而晚于彭佐庭的另一位生意人彭嘉中，则靠从事布匹织造、印染发迹，也先后为族亲建造十六座住宅，并为本族子弟留下了一座叫做“锡明别墅”的学馆。它的彭氏大宗祠仿照客家民居“九栋十八厅”的形制，宗祠和宅第里多有藻井，藻井上面或者彩绘或者木雕，图案为麒麟送瑞、麻姑献寿、五福呈祥等。可惜，经不住岁月的风蚀，那些画面破损、脱落得已经很难辨认了。

    东乡县声称该县上池村为王安石祖居地。沿着鹅卵石和石板铺就的道路进村，但见村中已是新老建筑混杂。村巷深处有一清代建筑群，叫“总门里”，是王安石第三十二代后裔王来期花了五年时间建造起来的。传说，当年王来期在湖北开炼铁厂，有次接受顾客为加工锡钉送来的原料，竟发现原料里面夹杂了许多金子，于是，他将金子藏进猪毛篓，装了十八条渔船运回家乡。总门里正是用这笔意外横财建造的。它只有一个总门可以进去，周围有十余米高的围墙，里面有七幢大房子，可供三十多户人家居住，其附属建筑还有花圃、养鱼池、马间等等。此外，屋后还设置了兼具防御土匪功能的水沟，一旦有土匪侵扰，总门里的任何一户人家都可以搬开家中水沟的石板，钻入空间很大的水沟，逃到屋后树木茂盛的山上去防避。

    类似这样的建筑群落，讲究整体的统一，同样风格、形制、规格的房屋整齐地布局在相应的空间中，其间的巷道纵横规整，看似四平八稳的样子。商人发财返乡后为自己兼为族人建造如此整齐的建筑，恰好体现出他们企图维系宗法关系而不吝金钱和心血的努力。

    吉安的唐贤坊村始建于宋代，因开基建造者非常追慕唐代，认为“以世之贤，莫盛于唐”，于是“坊题唐贤”。村人对唐代的推崇还见于标榜本宗本族文化渊源的楹联：“面对吴峰一门竞爽，积德唐代八叶名家。”而唐贤坊村人至清代却纷纷走上了经商发家之路。村中保存完好的清代古民居，以及普遍镶嵌了玻璃的雕花门窗，就是当时生活富庶的写照。有一座绣花楼便依偎着那些富庶人家搔首弄姿地站到如今，大门之上的楼廊逼仄，阑干未有雕饰，侧墙上还留着一段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毫无疑问，人们曾拿它做批判的武器，来鞭挞这座建筑的青楼历史。尽管如此，仅有百余户人家的村庄里，仍建有书院五座，门前照壁上大大的墨书“魁”字，分外醒目，传达着人们经年历久的向往。全村只有三座门出入，村内房屋整齐一致，纵横相接的巷道横平竖直。默默数来，类似建筑格局的村庄还有吉水桑园、仁和店、安福塘边以及丰城厚板塘等处。

    登高望去，错落有致的马头墙鳞次栉比，显示出恢弘壮观的气派。对了，这正是一个宗族的排场和气势。

    清人所撰《安成塘边刘氏族谱·序》历数安福县塘边村刘氏历代官宦，尔后称：“诸老先生著书著集，传世极其多也。自唐宋世居于塘边，古今文献。世传诗书理学，代有仕宦科名，奕叶贵显，盖乡邑望族也。”塘边村的村落文明中浸透了“耕读固本，农商发家”的思想，其族训也言辞恳切地劝诫后人：“子弟以读书为先，不能仕进者，农耕工商，亦需各敬本业，努力上进。”

    作为我国南方独树一帜的“群落”式民居，由塘边各个建筑群落统一规划、自成一体的气派，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塘边老表一把伞，走到外地当老板”的盛况，那种腰缠万贯的得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如此，该篇序文却只是津津乐道于读书仕进，以至根本就不屑于染指工商的历史。

    那些富商财主大约料想到自己被文字冷落的必然遭遇，他们只能以建筑为自己立传了。依靠在四川经营盐业、在云南经营百货绸缎布匹而发家致富的塘边人，毕竟骨子里浸透了儒雅，不甘于有钱无势，他们中贾而好儒、商而兼仕者有之，买官鬻爵者也不乏其人。希望子弟学而举业，于是，纷纷兴建塾馆、书舍、书屋；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于是，都在修建的祠堂府第冠以“大夫”、“司马”之类的爵位；到了清朝中后期，塘边的大富豪更是大肆斥资购置田土山林、建造房产，“群落”式民居大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

    所谓“群落”民居，就是大村庄里筑着大院子、大院子里套着小村庄，半封闭的大院内，一幢幢民居虽就范于其中，却也保持着门户独立。如此看来，它既不像北方宅院，又不似赣南围屋。倒是和丰城的白马寨及厚板塘、新建的汪山土库有某些相类之处，然而，区别也是显著的，那些村庄本身就是一个大院，而塘边村中却坐落着若干个大院，现保存完好的就有四处。一处处群落，就是一个个血缘相亲、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群落的院墙高耸，设有一二个大门，大门有的是牌坊式的，有的称为“马廊”，意为到此者下马下轿，步行入内。进入马廊有一小厅，是门子、更夫的住所，他们日夜值班，保护群落的安全。马廊的得名还因为院门两侧的附属建筑状似马廊，这马廊为全体住户公用，下层是仆人、丫鬟的住所，上层用做书舍和储藏间。

    各个群落中的民居，从格式、大小、高矮到建筑材料的规格、质地、颜色大体是一致的，一幢幢纵横排列，总体成棋盘形。房屋前后间距不足两米，两边巷道恰好可以撑开雨伞。高高的山墙，既显示出不甘人后的家族气派，又起着防风、防雨、防火的作用。民居建筑工艺精巧，质地坚固，砌墙的青砖经过打磨，墙体平整光洁；楼板屋瓦都是双层，防漏且隔热；门框、窗架、墙角、柱础、台阶、阴沟，均用青石凿成不同规格的材料，砌得严丝合缝，既美观又耐用。各个群落一侧，均建有祠堂，由于群落民居相距紧密，巷道狭窄，娶亲嫁女进不得花轿，老人过世抬不出灵柩，所以，祠堂自然成了村人举办红白喜事的公共场所。

    “文明坊”群落是塘边村最大的民居群落，内有民居二十四幢，纵横数十条宽度一致的巷道。据说，当时这个大院的主人，就是建造者及其后裔和近亲，多为商家和读书人，种地的只有三户半。整个大院只有前面一个大门出入，后面设有一个小门，但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开。院内不准饲养牲畜家禽，不准堆放柴草杂物，厕所也建在院外。如此等等，为的是营造出一个安全、清洁、舒适、和睦的居住环境。

    对外整齐一致、内部自成一体的群落民居，恰好反映了塘边刘氏大宗族的宗支关系和家族内部的亲缘关系。要知道，塘边村的很多男人长期在外经商，有的路途遥远，十年八载也难得回来一次，留在家中的只是家眷老小，有的甚至只有女眷。于是，兴建这种半封闭式的民居，既是家族意识的强烈表达，又不失为对女性的严密的防范措施。

    是的，在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民居建筑必定会反映出积淀着封建伦理观念的深层心理，它的封闭、半封闭的格局，并非只为聚拢族人，以相依为命的团结和砖石土木结构的屏障，防御外部世界的侵扰，其间，也布置着许多不宜张扬的微妙情感。那是几分警惕，几分狐疑，几分牵挂；那是未雨绸缪的警惕，关于红杏出墙的狐疑，相隔千山万水的牵挂。

    建筑的确也能够营造出封建礼教的强大环境氛围。如果说，封闭的围屋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私密空间，几乎把人们的内心生活都放置在逼仄的公共环境中，放置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话，那么，在半封闭的群落民居里，私密空间的相对扩大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对个体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放弃了宗族的伦理原则，只不过那些原则变成了夹峙个体的房屋，督护个体的院墙，变成了弥漫于院中巷道的严肃空气和凛冽目光。

    我的认识或许有些刻薄。但是，考察了诸如塘边这类被人唤做“女人的村庄”的高墙深院，我执拗地相信走马远去的男人一定把心底的隐忧告知它了，一定把贞节的秘密托付给它了。一部工商的历史，就是女人苦守村庄的历史；一个没有男人的村庄，定是筑有铜墙铁壁的村庄。一旦洞穿了这一秘密，我们将会发现，所谓安全意识，原来不仅仅部署了防范外患的坚固工事，还暗设了化解内忧的预警系统；它需要顾及的不仅仅在于金钱财产、身家性命，还包括思想、情感、名誉等等。

    我相信，这不是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因为，建筑的确可以成为封建礼教的精神工具，事实上，以牌坊为代表的建筑甚至成了封建礼教千年不朽的象征。所以，我觉得，衣锦还乡的人们大兴土木，其实也是在为家人、为族人建造精神围屋。

    当然，建筑也可以成为个人情感的表达。在自诩“桃源深处”的庆源，有一幢民国时期的住宅，人称“深山里的总统府”，据说是仿造国民政府南京“总统府”的结构。这是垄断了中缅公路开发中物资供应的巨商詹励吾，于1944年献给母亲六十五岁生日的礼物。为了表达孝心，他还从昆明给家乡寄来了一块汉白玉的基石，嵌入墙体，并在正门墙壁上用砖雕刻了一百零八个字体各异的“寿”字；金溪七坊村的涌胜生祠，建于清朝道光末年，是清代左江兵备道台吴德徽为其父吴涌胜所建的生祠。此祠堂建筑面积近五百平方米，四周印斗墙，三道大门，四道侧门，祠内建有戏台，门窗全为精致的木雕花槅，梁柱等木构件上绘有人物、山水画……如此等等。

    就我的所见所闻来看，官宦们是比不得富商的，他们很少有兴建广厦福泽族人的慷慨之举，不过，他们昼锦还乡的春风得意，总能通过建筑表现得淋漓尽致。

    婺源县的坑头潘村，村长约半里，可是，在穿村而过的小溪上却建桥三十六座半，对外号称“百桥”。而在整个婺源县，目前尚存的石拱桥竟达三百三十座之多，且每座桥均被命名。人们建桥的热情，固然与婺源山村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有关，或者，可以说，穿村而过的溪水激发了人们的诗意向往，他们着意要为自己营构“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但是，且慢。要知道，在婺源乡间建造那种单洞石拱桥是颇有讲究的，并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坑头潘村的族规就有所限定，任七品以上的官员才允许建桥一座。宗族内部各个房派出的官员有多寡之别，于是，在村中半里长的小溪上出现了饶有趣味的风景。官运亨通的房派，自然在溪流之上占尽了风光，因为他们的桥多，之间的间隔也就短了，最密集处相距仅十数步。那些桥的名字一个个骄傲得很，什么“迎恩桥”、“泽民桥”、“留荫桥”，充满居高临下的得意。没有出官员的房派，门前的流水也寂寞无主了，与他们房屋相临的河段大段大段地空在那里。想必他们借道走别人的桥来来往往，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听说，有个房派便在羞愧之余，不惜花钱捐了个七品知县，为的就是在溪上争得一席之地。岂料，族人认为花钱捐官败坏了官翰世家的名声，对其施以白眼和口沫。好在那位知县还算争气，虽头上的帽子来路不正，在任上却是政绩卓著，族人便允许其在村外极不显眼的地方建桥半座。所谓半座，指的此桥搭在一块伸出的岩石上。看来，族人对知县大人还是挺苛刻的。

    有意思的是，不仅花钱捐官为人们所不齿，就连戎马倥偬出生入死赢得的功名，在重文轻武的历史环境中，也被人们轻慢了。婺源的李坑村，明清两朝出过不少进士，而最显赫的人物倒是先后出现的几位武将，在宋代有以战功封安南武毅大将军的、有殿试得中武状元的，明末有官至副总兵的，清代有任户部右侍郎的。这个村子里只建了三座桥，至于它们是纪念哪些人物，则不得而知了，老人们对此均缄口不语。是不是与文运昌盛的他村相比有些自惭形秽了，或者，受重教崇儒的时代风尚影响，祖祖辈辈从来就没把戎马生涯的光荣太当回事？

    婺源的石拱桥，是民间理想的精神对应物。桥，不仅与“轿”谐音，而且象形。单洞拱桥中部隆起，活脱脱是一顶行进中的四抬或八抬官轿。让我纳闷的是，这种石拱桥何以成为民间普遍认同的身份象征，以至于叫人不敢越雷池半步？难道完全是乡俗的力量吗，若然，乡俗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

    一座座拱桥，一抬抬官轿。横跨在溪涧之上，彼岸就在眼前，此岸就是彼岸。有多少农家子弟，从古村走了出去；有多少达官显贵，沿去路荣归故里。因为那些官轿般的石拱桥，乡间的阡陌、村中的巷道仿佛也被抽象为平登青云的必由之路，成了仕途的象征。

    蔚为大观的婺源拱桥，不仅生动地记录了婺源历史上人文荟萃的景象，而且，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熔铸于江西古村建筑中的民间理想。可以说，它的典型性几乎极端化了，它并不满足于把功成名就的荣耀高悬于门前，陈列于祠堂，而是让那荣耀以路的形式贯通岸，以桥的形式勾连路，成为一村一族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它的教化不是语言而是砖石，不用言谈而用举止。是伟丈夫，在举目投足之间，肯定免不了心潮澎湃一番的。我不知道，得到桥的“恩泽”和“荫护”，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头百姓，天天往来于桥上又是作何心情，自豪之中会不会藏着几分忐忑几分不甘？

    许多冰冷、坚硬的石头，因为宗族的光荣，而变得情切切意绵绵，比如那些拱桥，又如宗祠门前常见的旗杆石、功名石、系马桩。它们是一种标榜，也是一种守望。仿佛旗杆石还无法实现炫耀和期待所应有的高度，会昌县筠门岭一带出现了一种挺拔的标志物，人称“石桅杆”。此地倒水湾朱氏祠堂前的坪地上，便有一对红石桅杆拔地而起，恍若如椽巨笔。柱形的石桅杆高达十余米，顶端为蒜头形，基部四方脚以竖石夹紧，底垫长方形基石，中、上端分别嵌有大小两个石斗，两斗均饰有左狮右象及梅菊芙蓉等花纹。石桅杆下端正反两面阴刻“同治三年甲子科考取”和“明经进士朱鸣喈立”等字。可见，这桅杆石其实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的旗杆石。楠木村曾氏祠堂前也有两对这样的桅杆石，石质为灰白色花岗岩，此处曾氏历代屡有登科擢第者，因此刻石记名，昭示后世，激励子孙。

    赣县夏府村，则以十八座花厅标榜着曾经的春风得意。

    夏府，原名“夏浒”，素称千里赣江第一浒，坐落在赣江“十八滩”的“天柱滩”和“黄泉路”两滩之间。古纤歌唱道：“赣江十八滩，滩滩冤魂缠，航船从此过，如过鬼门关。”赣江为古时通往粤、闽的必经水道，为保安全，逆水船到此，都得卸货上岸，另请“滩师”导航，空船上行。卸下的货物由挑夫沿古驿道挑过十八滩，再上船复航。夏府村沿江开设出戚氏码头、谢氏码头、李氏码头等七座私家码头，因而成为赣江上游的货物集散地，集市繁荣，人口鼎盛，最盛时曾达到两万多人。

    古夏府村，在一条鹅卵石铺的古驿道旁，在一片生长于废墟上的枣林里。夏府村自古爱植枣树，不知是否图的是它的吉祥寓意。枣林之中，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就是一个祠堂群了。夏府以戚、谢、欧阳、肖、李为大姓，村内原有七座祠堂，如今能看到的只有戚氏追远堂、聚顺堂和谢氏敦五堂等三座祠堂。这戚姓，正与民族英雄戚继光同脉一族。据说，戚家始祖在粤州当刺史，三年任满后回京候缺，途径十八滩遇到风险，遂从天意在此定居。随后，戚继光的祖先于明初从戎，立有战功，荣升山东登州镇边，故戚继光成了山东人。

    戚氏宗祠追远堂以砖木为语言，追述着宗族的历史和光荣。该祠堂坐北朝南，三层坊式大门正门上方正书“戚氏宗祠”，竖刻“世封侯爵”四字，大门楹联称：“世系出临辕昔自苏州分派，堂基开宋代频看赣水发祥。”戚氏历代多出武将，因此这座祠堂无论是在建筑整体上，还是在建筑细部装饰上，都展示了武将的阳刚、严谨和霸气。比如，整个建筑以直线为主，建筑外部装饰崇尚简洁，封火山墙起翘较平，加上黑色的瓦面与青白色的墙面，从处理上就给人一种压迫和威严感；坊式门楼高大雄伟，甚为华丽，大门两边放置的是代表武官的猴头抱鼓石；祠堂内有前、中、上三厅，前厅可搭戏台唱戏，中厅为议事厅，上厅为享堂。三个大厅屋面以十八根红砂岩石柱支撑，石柱前后左右对齐，十分规整。石柱上面都刻有对联，其中有联这样赞颂戚继光，称“太保新书捍卫家国，西江问鼎光耀中华”、“联血族尚武精神实纪新书勿忘祖烈，承先志辅佑文治儒行经籍蔚为国光”。其中的“新书”、“实纪”，指的是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在中厅栋梁瓦面上，设有朱砂净瓶，瓶内放着三件长矛般的古代兵器。相传，只有该姓出了皇后皇妃的祠堂，才能放置此物，而戚氏宗族有汉高祖妃戚夫人之位，想来这装饰的由头与那位戚夫人有关了。

    夏府戚氏的后人，亦多有建树。戚翌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其兄侨居南洋，奔走募捐，为支援孙中山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1920年，戚家整修祠堂，戚翌面请孙中山为之题联，孙中山欣然命笔。戚氏分祠聚顺堂的中厅岩柱上，镌有孙中山撰写的一副楹联：“尉和平景象振国是风声发扬章贡英灵崆峒秀气；恢家族规模建明治基础光大楚丘宏业阀阅宗功。”

    聚顺堂坐东向西，西向象山，建筑风格及结构与追远堂相似，只是规模略小。坊式门楼正中横书“应运开元”，竖刻“戚应元公祠”，两边耳门上分别书有“纬武”、“经文”，大门之上的泥塑有薛仁贵征东的画面。步入祠堂，让我震惊的是，此处简直就是一座“文革”标语的博物馆，墙上、石柱上甚至神龛上，到处涂抹着语录和标语，还有多幅那时的画像。这些也该是文物了吧？

    距聚顺堂不远，就是有着龙形山墙的谢氏祠堂敦五堂。那两道山墙甚是抢眼，前厅山墙直中带曲，含“土”之意；后厅山墙曲折变化成波浪形，是“水”之谓。显然，它体现了对风水的追求。该祠坐北朝南，正门正对象山，蕴有九狮拜象之意。大门的一对抱鼓石上雕的正是狮头。因为谢氏祖先在唐代出过一位宰相，同时又是理学家，故祠堂大门上方刻有“理学名臣”以为炫耀。坊式门楼两边顶端平屋檐处，各设有一条红色泥塑鲤鱼，雨水可从尾部进入，由鱼嘴吐出。祠堂内雕梁画栋，色彩丰富，与戚氏祠堂简洁明快的装饰风格完全不同。前厅上方的如意斗拱工艺考究，每根出头的小料都被雕成了龙的形象，前厅八角形藻井上绘有青龙图案，可见谢氏地位之尊贵。听说，这谢家是宋代从南京乌衣巷迁来的。莫非，他们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某一群？

    在追远堂与聚顺堂之间的古驿道旁，有一道寂寞的石门框，矗立在遥远的记忆里。那是一座花厅的遗迹。

    ——作为夏府人重视教育、人才辈出的象征，煌煌然的十八座花厅，如今只剩一道让我们无法深入其中的门框！

    相传，在唐代，此地有十八位儒生进京赶考，同行带有一名挑夫。临考时，有人因病不能应考，只好请挑夫代考碰碰运气。尽管如此，榜上依然是一个不少，十八人皆中学士。回到家中，春风得意的儒生们商定，每人建造一栋花厅。

    于是，一个华丽的建筑群矗立在夏府的记忆中。那十八座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花厅，规格统一，都有一个天井，地面全用方形青砖铺就，厅前照壁用红砂岩石料砌成，刻有人物、花鸟、瑞兽等浮雕。想来，那气势定能叫人肃然起敬的。然而，历经沧桑幸存下来的最后两座花厅，竟在上世纪末被拆除。

    我通过幸存的门框和门里的一丛凤尾竹，想象着那些儒生们为自己建筑花厅、编织荣耀的动人情景。是的，建筑仿佛是绫罗绸缎，仿佛是金丝玉缕，仿佛是一种绚丽的编织物。它以宗族的光荣为经线，以宗族的期待为纬线，替一座座村庄穿戴上了锦衣华裳、凤冠霞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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