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托朝廷的福”纵横中国商界
大清帝国的威名虽然还在,但行动毕竟有点迟缓。胡雪岩抓住有利时机,利用朝廷靠山赚大钱。
胡雪岩能够建立自己的庞大生意,完全是托朝廷的福。胡雪岩从一贫如洗的钱庄小伙计到19世纪下半叶叱咤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诀窍何在?很简单,找准大靠山挣朝廷的钱。
中国社会在清末时非常不稳定,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内忧外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商人要想发展壮大必须紧紧地抱住朝廷这棵大树。只有巴结官势、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管胡雪岩依附的是王有龄还是左宗棠,他借的都是朝廷的势,赚的都是朝廷的钱。
1. 大树底下好乘凉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获得实缺,当上了浙江海运局的一把手以后,他就决意施展一下自己的拳脚,闯出一片天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成立一家自己的钱庄,当时开办钱庄至少要有五万两银子。
王有龄虽说已经掌管海运局,除了让胡雪岩有了一点极其微弱的势力外,银钱方面不仅没有办法帮他多少,胡雪岩还要设法为王有龄筹措海运局解运漕米所需的经费,数目不小,至少要二十万两银子。
这时,胡雪岩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首先,胡雪岩建议王有龄以海运局的名义向信和钱庄借支二十万两银子,自己去信和接洽和办理。有海运局这个大牌子,信和钱庄很高兴地答应了。海运局借这笔钱只是短期使用,但胡雪岩却把它办成了长期,准备借来开办自己的钱庄。
其次,胡雪岩借助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势力,代理官府金库。胡雪岩知道,虽然当时王有龄是浙江海运局总办,但日后一定会被派去地方州县。那时,他就可以替王有龄打理那些州县的金库。按惯例,州县金库公款往来没有利息。这样一来,胡雪岩就可以白借公家的银子来经营自己的钱庄。就这样,胡雪岩借王有龄的关系,只从海运局公款中挪借了五千两银子,就把自己的阜康钱庄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
对胡雪岩这招“借鸡生蛋”,王有龄惊叹地说:“雪岩兄,你可真会变戏法啊!”
胡雪岩就是在王有龄的支持下淘得第一桶金的,并且在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时,胡雪岩甚至以他的钱庄代理浙江省藩库。这样一来,大清政府的银子直接成了胡雪岩的周转金。
阜康钱庄开张的喧闹锣鼓声刚刚平静下来,胡雪岩在送王有龄到湖州上任的路上与阿珠娘的一席交谈,又使他决定做生丝生意。他与阿珠的父亲老张谈妥,由他出本钱让老张立刻回湖州开办一家丝行收丝。
胡雪岩开办阜康钱庄是采用“借鸡生蛋”的戏法去经营,他又哪来的钱做生丝生意呢?在这里,胡雪岩玩的是另一种“移花接木”的融资方式。
王有龄此时已经外放湖州,出任湖州知府。王有龄到湖州,必然要让阜康钱庄代理湖州府库的收支,这是胡雪岩在开办钱庄之前就想好的。王有龄一到湖州,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征收钱粮,因而也必然有大笔需要解往省城杭州的现款进入他的阜康钱庄。
胡雪岩“移花接木”的方法,就是用湖州收到的现钱就地买丝,运到杭州再将生丝卖出去变为现钱,然后把该交藩库的钱解交藩库。
这样,官府的银子不损一毫一两,自己却可以做无本求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
这一招“移花接木”之术,也是一种“借鸡生蛋”的方式。不过,这种“借鸡生蛋”比单纯用一笔资金做一桩生意,比如用代理公库的银子经营钱庄兑进兑出的业务,又高明许多。或者说,他这是把经营钱庄的资本又拿来做了一笔生丝生意,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之为“移花接木”。
中国传统商人有“一文钱创天下”的志向和能力,他们在创业时,靠的全是自己年轻时一分一厘地辛苦算计,积少成多,逐渐积累起原始资本。这种勤俭节约的筹资方法固然值得敬佩,但其过程却非常漫长。如果能跨越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直接靠借贷来获取创业的第一笔资金,也就是从负债经营着手,应该是致富最快捷的方式了。
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铜钱眼里翻跟斗”的高手。他在创业之初所动用的资金,大部分是借贷来的。正因为他知道如何在“铜钱眼里翻跟斗”,他就一项接着一项地“翻”出来一个庞大事业。
胡雪岩要开办一家药店,与合作者刘不才商量的时候,他开口就说:“第一步,我要凑十万两的本钱。”
就他当时的情况,在常人看来,这个牛皮可真是吹得太大了。因为他还根本不知道十万两银子在哪里。但这难不倒胡雪岩,他脑子一转,便找到了筹集资金的好办法。
他准备向杭州城里那些肥得流油的官员们集资,他首先向浙江抚台黄宗汉筹集股本。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开药店是非常稳妥的生意,又能赢得济世活人的好名声。胡雪岩和黄宗汉的交情不错,只要他能说服黄宗汉拿出一笔钱来做股东,其他的官员就会跟着来凑数,这第二步就很好解决了。刘不才有一祖传秘方“诸葛行军散”,专治兵士行军打仗时容易发生的病疫,其效如神。胡雪岩准备借此与清军中主管后勤保障的粮台拉关系。粮台虽不亲临前线,可料理伤病官兵也是其日常工作之一。因此,粮台可算是一个用药大户。
胡雪岩先采取只收成本的方式把“诸葛行军散”送给清军试用。只要清军觉得效果好,就可以争取长期的供药业务。胡雪岩想,只要药效能保证,价格较市面便宜,甚至可以欠款,不愁粮台不向自己下大订单。同时,既然可以让他们欠账,那也就可以预支一部分成本费,再弄几个名副其实的好方子,真材实料地做出来,让各个粮台订购,领回订购药品的款子,药店借此滚动发展,何愁没有本钱?
胡雪岩所借用的资金,表面上看是王有龄或者是黄宗汉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钱实际上都是官府的。也就是说,胡雪岩是在用朝廷的钱为自己赚钱。
2. 打着朝廷的旗号借款拿回扣
胡雪岩借用朝廷的钱为自己的生意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要把生意发展壮大,光靠借用朝廷的钱是不行的。于是,胡雪岩把眼光放到利用朝廷的制度上。
清朝晚期,朝廷已经入不敷出,为了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就制定了一个协饷制度。它是清代整个财政体系运行的中心环节,是中央政府调度全国财政资源的基本制度。协饷所涉款项称为协款,是在行省之间协济运行的。协款的流动,由中央政府指令调拨,调拨的依据是上年冬季各省督抚对本年度应支傣饷的估算,即所谓“冬估”。冬估所列支出通常为常列开支,经户部审核无伪劣支出后,便由户部分春秋两次拨款。各省督抚、藩司根据春秋拨册,调度本省内部财源,扣存批准动支的款项,称为“存留”;征存有余的部分,即须报解,称为“起运”。起运款项依户部指令或解交中央,或协济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后世专家研究这一制度时说:“协饷制度下极为复杂的春秋拨,犹如一盘棋局,任随天才的棋手前后左右移动周围的棋子,无不得心应手。这只是大一统国家的财政统筹,是起运存留体制的活用。”
但这个制度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甘肃新疆协饷历来是清朝财政支出的一个大头,在道光年间,甘新协饷每年达四百万两或四百一十五万两,几乎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除留抵外,每年实拨银三百多万两。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赔款耗费了清政府大量库银,左宗棠西征前,协饷制度几乎名存实亡了。到咸丰年间,甘新协饷屡次裁减克扣,大幅度下降,减至三百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实拨到新疆的经费仅四十四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甘新协饷中,两江六十万两,浙江一百四十四万两,广东八十四万两,由于年年拖欠,成了一大笔空有其名的财源。光绪元年(1875年)底,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两千七百四十万两,相当于三年的应协款额,直接影响了西征计划的顺利实施。
胡雪岩为左宗棠想出的办法是举借外债:以这些亏欠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由应协省份负责外债的偿付,要求清廷命令应协省份的关道出担保票,通过总海关税务司饬令各省关税务司加盖督抚印,使协拨省份加盖关防的海关印票代替了难具约束力的中央催解。这既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又以“暗借中央之命与协拨省份争夺饷源”为旗帜对付反对“西征”的东南督抚。而四次“西征借款”、所有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时任上海采运局道员的胡雪岩具体经办,借款共计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
其中的灰色收入是巨大的,谁也无法知道胡雪岩在外国银行和政府间来回操办此事的具体细节。即便他严格秉公办事,作为胡雪岩政治投资的回报,左宗棠也会主动在每笔业务里留出相应的好处给他。
1877年的第二次借款出现四种不同的利息。汇丰银行索取利息是年息一分(10%),左宗棠向清政府呈报时,含糊其辞地改为月息一分,这样年息就变成了一分二厘(12%)。其后,又以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实银”为辞,每月加息银二厘五毫,折合年息,就是一分五厘(15%),遇闰年则达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16.25%),比银行承揽的利息高出50%。而在汇丰银行承做的三笔西征贷款中,银行本身实际上不是贷出款项的债主,只是债券的经销人,它从清政府那里承揽的每一笔借款都立即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等到债券拿到市场公开发行时,银行付出的利息,却是年息八厘(8%),并且还是九八折扣。从中国政府实际付出的利息到外国银行实际发行的利息相差整整一倍。银行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1879年上半年的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说:“从1877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经手人的好处自然不用说。左宗棠之所以把年息一分改为月息一分,显然是对胡雪岩的酬劳。至于所谓“包认实银”的加息,则是由于借款以英币计算,考虑先令价值无常,异日归还增累,因此加息二厘五毫。这显然是胡雪岩的迂回中饱手法。
回扣不只来自于一方。从第一笔西征借款开始,急于输出资本的西方各国之间的争夺已经很激烈。尤其在汇丰银行贷款高收益的诱惑下,法、俄都急于加入这个阵营。当左宗棠在1876年计划向汇丰银行引进第三笔西征借款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交涉之际。英国外交官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部落所杀,英方称滇案未结之先,不准英国商人对中国贷款。急等用钱的左宗棠让胡雪岩向其他各国拱手告贷。胡雪岩和德国、俄国、美国都有频繁的接触,但最终还是由汇丰银行出贷五百万两。这五百万两债券在1878年初刚刚进入市场,立刻被抢购一空,香港认购的数量,据说竟达到分配额的十七倍,而分配到伦敦销售的债券,在进入市场的几天之内,因为争购激烈就出现升水。
经手“西征借款”这个肥差的胡雪岩当然会惹人注意。最后一次西征借款达成协议后,年利高达九厘七毫五。中国驻英使馆的英国雇员告诉曾国藩之子、时任清朝驻英国大使的曾纪泽说:“英国承借这种款项,通常不过取息三厘半,重则四厘。”曾纪泽把这个发现和对胡氏为左借款的指责写在光绪五年的《使西日记》里:“十二月初,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
除洋债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举借了为数不少的内债。1878年1月2日,西征军攻下和阗。西北边陲之乱基本平定后,左宗棠着手部署善后问题时资金再度告急。他于1878年9月12日与胡雪岩函商,嘱其向华商议借巨款。不久,根据胡雪岩复函所称,左上奏清廷,说胡雪岩在上海召集浙杭一带商人创设乾泰公司募股认购债票,拟议以五千两为一股,“一切照洋款成案”向华商筹借巨款三百五十万两,然“虽允以一百七十五万两出借,而心尚犹豫,未能释然”。这种以发行国内公债形式举借内款在甲午年以后确为清政府经常采用且行之有效。但在当时,由于华商的迟疑不决,仅募得半数,共一百七十五万两。
在胡雪岩的多方活动下,光绪元年到三年,借款三百四十万两,四年至六年四百零六万两,七年至八年一百万两,总计达八百四十六万两。在左宗棠西征所借的全部债务里,外债占18.38%,内债占14.85%,内外债共占左宗棠所掌管西征军费收入的33.23%。
至此,胡雪岩的生意终于建立起来了。
3. 黄马褂、红顶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胡雪岩曾经专门找过王有龄,要求捐个官。他要捐官是因为坐过一回冷板凳。那次是浙江钱庄召开同业大会,新来的浙江巡抚亲自到会祝贺。巡抚大老爷驾到,那些钱庄老板顿时改了模样,平素一律长袍马褂,当下却身着花花绿绿的官服,头戴顶子,摇身一变都成了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一场面令胡雪岩尴尬不已,他是这次同业大会的发起者,本应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但现在不但不能坐,连站都要站在各位钱庄老板的末位。
原来,清朝有个规矩,只要是有官衔的人,巡抚大人都可安排他们坐,不管这种官是中举得来的,还是花钱捐来的。但是,商人在正式场合见了官大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坐,你就是再有钱也只能站着。所以,许多钱庄老板便花银子大小捐个官职,以利于官场应酬。
此时的胡雪岩在浙江钱庄同行中已是大名鼎鼎,巡抚大人也是久慕其名,总想一见,便问道:“这次大会听说是胡老板号召发起的,不知胡老板人在何处?怎么未见?”
在最后面站了很久的胡雪岩赶紧答道:“回大人的话,小人在此。”这下反倒弄得巡抚大人不好意思,胡雪岩更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王有龄不知缘故,闻言大笑:“怎么,财神爷,厌倦商场生涯,准备尝尝为官一方的味道?”
胡雪岩道:“非也,我只求其名,而不取其实。”
王有龄大惑不解:“雪岩,我有时真不明白,做官有什么不好?如今天下人谁不想入仕为官,只恨无此条件。以你的水平,如果肯入仕途,绝非一般书呆子可以比拟,以你的财力,捐一个五品官成何问题。”
胡雪岩道:“大哥,我善为商,也乐于为商。别人盼出将入相,我只求富可敌国,大把花钱享尽人间美色,逍遥自在过一生。为官,案牍之劳不说,又要拘于礼法,不得放浪形骸,确非吾所愿也!”
胡雪岩常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
后来,胡雪岩又在左宗棠剿杀太平天国、镇压回民起义、西征新疆时筹粮饷、借洋款、办军火、送药材,从后勤方面保障了军队在前线的军事推进。军队前无军士之变,后无家室之忧,士气雄壮,所战皆克,使左宗棠成此大功。胡雪岩此举,厥功甚伟,左宗棠感怀于心,特为他密保请赏。朝廷亦因左宗棠功大,顺水推舟,加以封赏。
在胡雪岩41岁那年,慈禧太后在西海子的龙舟上召见了他。
“太后吉祥,小民胡雪岩给太后请安!”胡雪岩边说边磕头。
几句寒暄之后,慈禧问旁边的李莲英:“有道是君王耳边无实话,你说,像他这样的实心眼儿人,该怎么个赏法儿?”
“太后明鉴!”
“你就不会也说回实话?”
“依奴才看,太后怎么赏都应该!”
慈禧太后又叫了声胡雪岩。
“小民在!”胡雪岩答道。
慈禧太后问胡雪岩:“你是想升官,还是想发财?”
胡雪岩忽地直起上身,作揖回奏:“禀太后,小人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只盼着国家安定、百姓安生,小人能平平安安地经营好阜康钱庄,老老实实做生意!”
“好!这才是我大清的好子民!”
慈禧太后的口吻充满了赞赏,她紧接着说:“你既然在经营钱庄,就把江苏、江西、福建和浙江四省的税务代收大权交给你!”
胡雪岩喜出望外,跪地叩谢:“谢太后隆恩!”
事后,慈禧太后还感到意犹未尽,又赏赐胡雪岩穿黄马褂,让他在紫禁城遛马,并加封布政使衔,使胡雪岩依例戴上红顶子,赏胡太夫人“正一品夫人”封典,以示德彰。至此,胡雪岩一生功名荣耀达于顶点,成为晚清政坛、商界风采卓绝的红顶商人,荣羡时人!
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整个大清只在乾隆年间有过戴红顶子的盐商,而戴红顶子又穿黄马褂的,只有一个胡雪岩。
二 胡雪岩也是个冤大头
胡雪岩的确很聪明,但是,相对于朝廷这个庞然大物来说,他就显得矮小了很多。只要朝廷动一下小指头,胡雪岩的“白银帝国”就会轰然倒塌。
胡雪岩借助朝廷的势力壮大了自己的生意,他也用毕生的精力为朝廷办事。然而,朝廷不会因为他的忠心就对他格外开恩。当涉及自己的利益时,朝廷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朝廷借助胡雪岩、左宗棠剿灭了太平军,镇压了回民起义,消除了祸患,同时又因为收复新疆,使自己脸上增光。但是,当发现胡雪岩的小动作太多时,它便毫不犹豫地挥起大棒,把胡雪岩砸到了尘埃里。
1. 胡雪岩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
胡雪岩在跟随王有龄时,就为朝廷剿灭太平军做了很多事情。王有龄殉职,胡雪岩又依附左宗棠,同样为朝廷出了大力。
1864年,左宗棠攻破杭州城,胡雪岩随军还乡。兵燹后的杭州一片荒凉,死尸积巷,难民成群。胡雪岩不忍见家乡同胞受难,便力劝左宗棠赈济难民,招商开市,很快恢复了杭州秩序。胡雪岩则倾其所有,以其商界地位,劝商认捐,募得大批现款和物资。这是拯救杭州一方灾民的关键。
1865年,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离开杭州赴福州任职,胡雪岩随往。一到福州,胡雪岩便建议左宗棠在马尾港设立造船厂,加强海防力量。此时,太平天国已经失败,设厂目的是针对外国侵略者。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建议上奏,得到批准。第二年,福州船政局开始建设,左宗棠把办厂的一切事务皆委诸胡雪岩,“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皆由胡雪岩“一手包揽”。不久,即建成中国第一个近代机器造船厂。
船政局开建不久,我国西北发生了英俄支持浩罕国阿古柏率兵入侵新疆事件,清廷命令左宗棠出关作战,左氏率七万清军过河西走廊入新疆打击侵略者。
左宗棠远离内陆出关迎敌,遇到兵饷、武器供应等重重困难,这些困难全赖胡雪岩一人解决。左氏出关前,奏派胡雪岩为西征军粮台及转运局总办。当时连年征战,国库匮乏,拿不出钱供应西征军,仅指派东南数省出饷供应。胡雪岩跑遍东南各省,所获无几。前方用饷急如星火,胡雪岩殚思竭虑,东挪西借,总算及时保障了左宗棠的西北用兵。1877年,左宗棠全歼四万侵略军,收复失地。他对胡雪岩的努力感激不尽,上奏皇帝说,胡雪岩“功绩与前敌将领无殊”,与自己是“万里同心”。
沙俄不甘支持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失败,对我西北疆土总怀野心。清廷仍让左宗棠留在西北,对抗沙俄。此后,左氏开始开发西北,建设边疆。1870年,胡雪岩到上海为左宗棠收集资料、购买机器,使左宗棠在兰州建起了织呢总局。这是中国内陆腹地唯一的近代新式工厂。1880年,左宗棠又在西北搞起水利建设,开展屯垦。胡雪岩为他购买凿土机,使左宗棠开出一条长百余公里的正渠和多条支渠。这也是近代在中国大西北高原兴修水利的创举。
胡雪岩辅佐左宗棠收复了祖国的新疆领土,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对中华民族之功不可泯灭。西征成功,胡雪岩和左宗棠同时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然而,来自各方对于胡雪岩的争议和攻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左宗棠在19世纪60年代所上奏折中就处处替胡雪岩维护:“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臣入浙以后,受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唯切直太过,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诚,招忌之故。”
在光绪四年的奏折上,左宗棠说:“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兹就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所述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为胡老太太博得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
2. 胡雪岩的危机来自朝廷的不争气
胡雪岩的失败,部分原因是他的投资渠道单一和一意孤行,但更主要的是朝廷的软弱无能。
胡雪岩有六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二十六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他投机生丝动辄百万,却不见有一家新式企业。虽名列轮船招商局发起人,却始终心存犹豫,几万两银子的股金也不肯出。
但通商口岸的商业风气在变。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丝、茶出口旺盛,进口工业品增长缓慢,洋药(外国鸦片)又遭土药阻击,外贸基本处于顺差。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国正式被纳入世界经济分工。“熟货”(工业制成品)进口超过毒品,出口依旧是“生货”(初级产品),外贸转向长期逆差。
1880年至1883年,上海掀起中国首次工业投资高潮。近二十家新设的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来沪招股,外商也建立了十五家工厂。股价一路走高,吸引了大量的投机资金。1882年9月,股市涨到最高峰,危险也在酝酿。朝廷在这个时候,只作壁上观。
投资者将炒高的股票相互抵押,各商户、钱庄收进大量股票。1883年初,本来旧历年关结账时银根就趋紧,众多丝商又被困住。一旦有人因倒账抛售股票,股价无资金承接,必然大跌,引发新的倒账和抛售。在9、10月间,又逢时局不靖,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从钱庄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纷纷提现。钱庄逼账“急如星火,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这一情势终于压垮胡雪岩。他的破产又带动徐润、金蕴青等豪商破产。
癸未年冬季,上海只剩十家钱庄,各业商号先后闭歇三四百家。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房地产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上海的金融恐慌产生全国性影响。12月1日,阜康上海总号正式倒闭。消息传开,各地分号关门,引发当地挤兑风潮。扬州、福州、宁波、镇江、汉口的众多钱庄纷纷倒闭。北京也不能幸免,取款者“不绝于途,街衢几为之塞”,两周内四十四家钱庄破产。金融灾难打击了一批充满活力、对近代企业怀有兴趣的商人。在一段时期内,新式企业的创办几近停顿。
3. 商业大厦显现危机
胡雪岩跟随左宗棠得以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但左宗棠太有个性,他在军机处主意太多,又往往言大而夸,口无遮拦,惹人生厌。朝廷念他艰难百战,立过大功,就外放他为两江总督。
对胡雪岩来讲,这自然是个喜讯,又在心里激起了雄图壮志。因为左宗棠一来,胡雪岩就可对怡和洋行下手了。
怡和洋行在华贸易发展得很快。本来,胡雪岩做生意是以怡和为客户的,但怡和认为通过胡雪岩来买丝,价格上太吃亏,不如自己派人下乡收购,出价比胡雪岩高,养蚕人家自然乐意卖。而在怡和,仍旧比向胡雪岩买丝来得划算。
这一点胡雪岩倒不大在乎,因为他讲究公平交易,而且口头上常挂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养蚕人家的新丝能卖得好价钱,于他有益无损。青黄不接,或者急景凋年辰光放出去的账能够借此顺利收回,倒是一件好事。只是有三家缫丝厂正在筹备之中,一部机器抵得上三十个人。一旦开工,浙西农村中不知有多少丝户的生计有断绝之虑。
因此,丝业公所发起抵制,实际上是由胡雪岩发起抵制。丝业公所的管事,皆唯他马首是瞻。
左宗棠赴任两江,胡雪岩打算说动他加蚕捐。要叫他们成本上涨,无利可图,那怡和洋行就一定会关门。
古应春觉得用这一招对付洋商确实很厉害,但须防洋商策动总税务司赫德,经由李鸿章的关系,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果然,胡老太太生日那天,赫德亲自上门来了。怡和洋行提出的条件很好,所谓“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便有两笔收入。坐享厚利,在他人求之不得,而胡雪岩却决意放弃。
赫德的情面不能不顾,至少要想个虽拒而不伤赫德面子,让他能向怡和洋行交代的说法。办法总会有的,要不起风潮,不坏市面,还要养蚕人家有生路。
赫德是有名的老奸巨猾,情知要避免这三点的妥当办法,花十年工夫也未见得能筹划出来。不过,胡雪岩的苦心,他还是体谅到了。
左宗棠主陆防,李鸿章主海防,这是已经争论了十几年的老话题。先是西北告急,陆防论占了上风。及至曾纪泽使俄,解决了中俄纠纷,陆防论不再有人提起。李鸿章旧事重提,海防的计划朝廷完全同意。哪知正干得如火如荼之时,李太夫人病殁汉口,李鸿章无奈回籍,朝廷命左宗棠代为监管。
左宗棠自感得意,海防,北洋可管,南洋又何尝不可管,而且经费大部分出在两江,来管南洋,更觉名正言顺。所以,左宗棠一到上海,便要胡雪岩陪同去看江南制造局。
左宗棠的巡视,实是一个乱子。本来,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的禁脔,左宗棠却硬要交代胡雪岩去代理购买军火,分发江南各防营使用。这便有“抢生意”的意味在内,实际上已等于短兵相接。胡雪岩连说“怕不见得好”,把这生意让给了制造局的买办。
洋商却非要认老主顾,把价目表事先开给胡雪岩,并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这样一来,制造局便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去和上海道邵友濂商量。邵友濂答应找个机会,好好打胡雪岩一顿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4. 胡雪岩的生意出了漏洞
生意出现危机,也有胡雪岩自身的原因。典当行生意,分布在各地的共有二十六家。当铺的资本总算有四百五十万银子,按一分息算,一年就是五十四万。
经人提醒,胡雪岩发现了漏洞。在他记忆中,每年年底结总账,典当部分的盈余,从未超过二十万。照此说来,每年有三十多万银子被吞掉了。
古应春给他出了个主意,整顿典当行。不必一家一家来查,只需把二十三家的“总管”、“管包”通通调动。调动要办移交,接手的有责任,自然不敢马虎。于是,账目、架货的虚实也就盘查清楚了。
口风一漏出去,杭州典当行的总管心里便七上八下。原来,此人舞弊已历多年。思前想后,唯一的挽救之道,便是打消这个计划。万不得已,串通了自己的姨太太,使出美人计。胡雪岩既已中计,只好让大家不动了。
另一个是上海的钱庄档手宓本常,和古应春较起了劲。
上海的银根,紧到了极点。市面上只有一百万现银,全靠同业互相协助,在汇划上耍把戏。情势到了这种地步,非得赶快另寻进账不可。为了维持阜康的信用,只好抛售茧子,这是胡雪岩十分不情愿的。还有一个办法,由古应春出面,购买缫丝厂,把手头三百多万两的丝茧变成现银。
收买缫丝厂的生意谈成了,宓本常却不肯划款。宓本常放了风声出去,说胡雪岩并无意办新式缫丝厂,是古应春在做房地产的生意上扯了个大窟窿,所以买空卖空,企图无中生有,来弥补他的亏空。如果有缫丝厂想出让,最好另找主顾。否则,到头来一场空,白误时机。
对于古应春,宓本常自有一番说辞。虽说胡雪岩指明给古应春购厂留一笔款子,钱是阜康的,受人之禄,忠人之事,银根这么紧,如果把这笔钱死死守住,不拿来活用,着实没有道理。
宓本常敌视古应春,是因为自己做了亏心事,怕古应春知道了会告诉胡雪岩,不愿他与阜康过于接近。
宓本常原本看胡雪岩一片如花似锦的事业,激起了一番雄心壮志,打定主意,利用阜康的地位,调度他人的资本,去做自己的生意。
生意是和自己的表弟合伙做的。由宓本常拨付五万银子,在海上运送货物,南货销北,北货销南,一趟船做两笔生意,宓本常得两份,表弟得一份。
邵友濂的闷棍早想出手。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濂管,前次各省关票解沪,邵友濂就已经动了手脚。只是时机不凑巧,胡雪岩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又逢李鸿章抵沪,胡雪岩借了商谈鸦片捐税的机会,请求李鸿章出面催收。李鸿章一诺无辞,税款才顺利移交。
等到法国进攻越南,朝中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左宗棠主战,邀胡雪岩去总督府面谈,由转运局想办法,购买四千支洋枪。另外,加拨二十五万款子,作为开拨费用。
到了上海,胡雪岩才发现,不巧的事情凑到一起了。
第一是市面不景气,银根极紧。第二是屯丝屯茧这件事,明知早成困局,力求摆脱,但阴差阳错,他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未能成功。目前,天津、上海都有存丝,虽削价求售,亦无买主。第三是左宗棠先为协赈借了二十万两银子,如今又要拨付二十五万两,虽说是转运局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调度的头寸。第四是胡雪岩女儿嫁期在即,依胡雪岩的脾性,面子上的事总要摆得越大越好。场面大,开销多,至少还要预备二十万两银子。最后就是宓本常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存款去做南北货生意,照古应春的估计,大概是十万两银子。
急也没用,如今只有按部就班,一面催上海道,一面想法子调头寸。
李鸿章这一面,早已打定了议和的主意,只是慑于清流的力量,不敢公然表示。
李鸿章门下却已经心领神会了,想要议和有结果,须先救火。谁是“纵火”者呢?第一个就是左宗棠,第二个是彭至麟。擒贼先擒王,只要将左宗棠压制住,李鸿章就能掌握整个局势,与法国交涉化干戈为玉帛。
结论是要使得左宗棠“纵火”不成,非除去胡雪岩不可。
不久,市面忽然谣言大盛,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处于下风。又一说便是应付的洋债,到期无法清偿。
到胡雪岩启程回杭时,上海阜康开始挤兑。不到一天,只好关门大吉。
杭州这边,情势尚好。一则没有李鸿章那一派人的煽动,二则藩司德馨和胡雪岩亲若兄弟,亲自到阜康维持秩序。所以,等胡雪岩上岸,照旧摆出排场,以稳定“军心”。
德馨深夜造访,和胡雪岩、古应春一起斟酌发往军机处密友的电报,托他在都老爷面前烧烧香。快过年了,节敬从丰从速,请他们在家纳福,不必多管闲事。只要大家体谅胡雪岩情非得已,相信他会负责到底,办事情就有了缓和的余地。
算一算总账,人欠欠人,通扯来算,连官款在内,还完欠款后,还多下三百五十万两银子。
但这只是如意算盘。积款最多的是在丝茧上,照市价是九百万两银子。但自上海阜康的风潮一起,丝茧上免不了也要受人挤兑。九百万两银子的货色,说不定只能打个倒八折,只值一百八十万,洋商等的就是这一天。
5. 关键时刻,朝廷落井下石
胡雪岩的帝国大厦岌岌可危,假定有朝廷出面维持,只要便宜不落外方,也都认了。只是风潮之起本属有因,要想朝廷在此时伸出援手,绝无可能。
事情很快传到了朝廷。据奏,阜康银号关闭,查刑部尚书文煜在该号存银七十多万两,朝廷要求“查明确数,究所从来”。恐怕很快就有严旨。
文煜的回奏很坦白,说他这二十多年来,曾获多次税差,廉俸所积,加上平日节俭,在阜康存银三十六万两,其余为亲朋托文煜经手代存。
上谕认为他“所称尚属实情”,不过“为数稍多”,责成他捐出十万两,以充公用。
上谕又责成左宗棠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多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胡雪岩首先被革职。又命左宗棠给各省督抚公文,把胡雪岩在各地的典当行,并茧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一一查明办理。
时人这样描述胡雪岩倒闭带来的冲击:“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竟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使诸肆尽闭,京师无富商大贾,内外货币不通,劫压将起,司农仰屋之筹益无可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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