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信、有志向，成功崛起的基石
每一个成功的人都离不开志向与自信。志向存高远，自信可移山。
一个成功的人，必然有他性格上的鲜明特点。
在胡雪岩的性格中，自信、志高是很重要的一点。做人应该有信仰，应该有信心。信仰是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航灯，自信是达到人生顶峰的动力。美好的前途来自于自强、自立、自信。不要把一次的失败看成是人生的终审，逃是懦弱的，避是消极的，退就更加显得无能。成功的道路得靠自己闯，做人有困惑，做事有困境，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只有坚强不倒的信心与毅力才能支撑你走向成功。
1. 信心可以移山
自信的人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没有自信的人必定会失败。自信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但自信绝对是成功的首要因素。一个人如果不自信，前怕狼，后怕虎，做事优柔寡断，做对了满腹疑虑，做错了后悔莫及。此种人只会沦落为生活的弱者，永远也成不了大器。不用说，这种人极难得到翻身的机会。即使有贵人扶持，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胡雪岩自幼就与众不同，他从小对自己充满自信。胡雪岩有这样的名言：“立志在我，成事在人。”这种自信使他面对权威刁难、生活重压时仍然泰然自若。这份超群的自信造就出了这位在19世纪下半叶叱咤风云的商界人物。
关于胡雪岩小时候，还有这样一段趣闻。
在胡雪岩读书的学堂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学堂里读书的孩子们大多在摇头晃脑。老私塾先生却发现一个衣着略显朴素、眉清目秀的孩子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树上的一只大鹏鸟，不禁脸色一沉，厉声问道：“雪岩，庄子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却不知此鹏鸟为什么停留在此，失去高飞之志？”
老秀才刚说完这句话，大鹏鸟突然仰天长鸣了起来。
胡雪岩说：“先生！此鸟并没有失去高飞之志呀！它已扶摇直上九万里，现在暂时落在树上歇息一会儿罢了。”
老秀才生气地说：“你又不是大鹏鸟，怎么知道它是这么想的呢？”
雪岩泰然自若地回答：“老师也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大鹏鸟的志向呢？”
老秀才一时无语，想了半天，才说道：“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事又岂能同禽兽相提并论呢？”
胡雪岩回答：“人想要居于高官显位，龙凤想要翱翔于九天之上，虎想要抢做百兽之王，天下万物虽然不一样，可都有一样的志向，于是可以推想大鹏鸟必然也有向高处飞的愿望。”
话还未说完，树上的大鹏鸟已怒振双翅，冲天而去了。
后来，年幼的胡雪岩因无意激怒老师而被逐出师门。辍学的胡雪岩在钱庄当学徒时，坚信自己必会出人头地。他说：“早晚有一天，我要自立门户，闯出一条通天大道来，这样才算得上是个大男人。”
胡雪岩创办阜康钱庄时，面临三大困难。首先是时局不利。太平天国起义在江南正如火如荼。兵荒马乱之下，钱庄不仅可能揽不到生意，而且随时可能会发生变故。其次，山西的票号基本垄断着国内的金融业。东南地区的宁波帮、镇江帮经营的钱庄，无论是经营范围、规模，还是在商界的地位，都远逊于山西票号。此时，胡雪岩的钱庄与具有百年基业的山西票号相比，正如烛光之与皓月。再次，此时的胡雪岩除王有龄的扶持和在钱庄当学徒的经验外，几乎一无所有。
但是，胡雪岩并没有气馁，他坚信凭借自己重诚信、讲义气的性格，凭借自己独到的眼光、过人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和对世事人情的洞察，足以建立一个能与山西票号相抗衡的钱庄。
胡雪岩后来被朝廷授予“戴二品顶戴，穿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的殊荣，史称“红顶商人”，成为后人眼中的又一位“商圣”。“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生意破产时，他决不做坑害客户、隐匿资产的事情。他豪情万丈地说：“我是靠一双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什么也不输！不仅不输，我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我照样可以靠一双手再翻过来。”
这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自信，这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自信，这是“自信人生二百年，必当击水三千里”的大自信，这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大自信。
胡雪岩的自信并非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是刚愎自用，它会使人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危害。而胡雪岩的自信是智慧的自信，是大智大勇的自信，是胸有成竹的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他优秀的品质和圆融做事的方法。他是商界的奇才！他侠肝义胆，关键时刻对朋友能雪中送炭，他坚持诚信和质量第一。胡雪岩就是一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将”。直至今天，胡雪岩的自信仍为研究胡雪岩的学者所津津乐道。
2. 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
“商贾奇男子”（左宗棠语）胡雪岩很早就立下志向：“早晚有一天，我要自立门户，闯出一条通天大道来，这样才算得上是个大男人。”
胡雪岩的志向是朴素的，却又流露出他要在商场上自立门户、纵横捭阖、开疆拓土、雄踞一方的雄心壮志。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人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胡雪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自立门户、自己做老板。这就是一种志向，这种志向体现着一种不肯居人之后的强烈的进取精神，这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体现，也是一个人敢于冒险开拓的超人魄力的体现。这种志向，也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必须具备的。
若只是有高远之志而不去躬身实践，志向便是镜中影、水中月或者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志向越是高远，实现的难度越大，越需要踏踏实实的态度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
胡雪岩小时候父亲去世，孤儿寡母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当同龄的孩子在父母的呵护下撒娇时，胡雪岩已远离相依为命的母亲，远离家乡，在杭州信和钱庄里当了名小伙计。胡雪岩最初的工作只是扫地、擦桌、倒便壶、提马桶。可他从没有灰心过，而是踏踏实实地干活，小心翼翼地做事。
老板看胡雪岩老实能干，就试着让他接触一点钱庄业务方面的事情。胡雪岩是有远大志向的人，在他还只是倒便壶时，就已经留心钱庄的业务，默默地从其他的伙计那儿学到很多知识。当老板让他来做业务时，他很快就得心应手。老板看他聪明好学又十分勤快，便更加器重他。胡雪岩很快就爬到了“档手”的位置。这是个和外界接触很广泛的职位，他乐于助人、为人和善、慷慨大方，结交了很多朋友。
当他拿收回的五百两银子资助落魄书生王有龄的时候，却遭到众人的反对，在同行中落下一个不守规矩的坏名声，也丢掉了饭碗。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又默默地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最困难的时候往往是距离成功最近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也往往是距离光明最近的时候。王有龄得胡雪岩资助进京，一切顺利，回到杭州，很快便谋得浙江海运局“坐办”的肥缺。王有龄知恩图报，一回到杭州就四下里打听胡雪岩的下落。胡雪岩重逢王有龄，资助王有龄留下的恶名自然消除。王有龄打算让胡雪岩给他帮忙，并且想有机会帮胡雪岩捐个官，让胡雪岩在官场做出一番事业。
胡雪岩没有听从王有龄的安排，他有自己的打算。无论当官还是做伙计，终究会受制于人，他不愿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他要自己做老板，要有自己的事业，要做自己的主人。正是有了这种志向，他才在商业之路上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头脑灵活的胡雪岩借助王有龄的势力，开起了自己的钱庄。虽然当时钱庄只是几千两银子撑起来的空架子，可胡雪岩坚信自己一定会将它经营得井井有条。
胡雪岩经常对自己说：“自己做不得自己的主，算什么好汉？”他要的就是自己做主，他要开办自己的钱庄。事实上，这时的胡雪岩连一两银子的本钱都还没有，他不过是靠王有龄的权势做了一个只有几千两银子底金的空架子。可他料定王有龄必会外放州县，到时钱庄可以代理官库银钱的往来。凭他的本事，定能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胡雪岩就凭这种自信，做起了钱庄的生意，并且逐步将生意扩大到各行各业，果真闯出了一条通天大道，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实现了自己的远大志向。
胡雪岩认为，只有踏实做事的人才可能成就大事。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才干，如果他每做一件事都不坚持到最后，而是遇见困难就打退堂鼓，即使再有才干也成不了大事。
太平军攻占杭州，杭州城里尸横遍野、满目疮痍。无论是在杭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前还是被太平军占领期间，抑或是最后被朝廷收复，更夫老周都是披星戴月按时打更，从未间断过。胡雪岩返回故居的第一夜，就听到了梆锣之声。杭州城久历战乱，处处显出的荒凉和冷清令人悲从中来，可“笃，笃，镗”的声音，带给人的是一种安定、恬适、惬意。胡雪岩不禁为之动容。当他了解了更夫的情况之后，不禁连声赞叹：“难得！真难得！”当即决定把老周收到自己的手下，并委以重任。用他的话说，是要“借重”更夫，请他来帮自己的忙。在胡雪岩看来，像更夫这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的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了不起”的人。他认为：“世界上很多事，本来人人都能做，只看你是不是肯做，是不是一本正经地去做。能够这样做，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要成就一番大事，就必须具有雄心壮志，同时作好品尝创业艰难和辛酸滋味的准备，不能浅尝辄止、遇难即退，而应越挫越勇、一往无前。人就是要在艰难困苦中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性，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步地努力，走向成功的彼岸！
二 “仁义”当头，为富而仁
“仁义”是做人的根本，“为富不仁”、“为财不义”成了一种常规。但是，胡雪岩做到了“为富而仁”、“为财而义”。
何谓“仁”？“仁”，左人右二。它的字面意思是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即为仁。儒家则把“仁”字发挥到极致。儒家提倡“仁者爱人”。后世的“仁”已经有了广泛意义，即众生之义。
白圭把“仁”作为商人必备的四种基本素质之一。《六韬》——我国古代最早的兵书之一——也把“仁”列为将帅必须具备的五种优秀品质即“五材”之一。何谓“五材”？勇、智、仁、信、忠。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武”字本为止戈之意。以战止战，历来为兵家所倡导。而仁者不会穷兵黩武，因而“仁”也为兵家所看重，成为将帅的必备素质之一。
何谓“义”？“义”是指公正的道理、正直的行为。说得简单一些，就是“正义”、“义气”。孔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就把“仁”、“义”结合到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立世之本。
胡雪岩是个商人，既非饱读诗书之士，也非驰骋疆场的将帅。可在他的身上处处体现出“仁义”二字。拥有巨大财富的胡雪岩常行仁义之举，千方百计为普通百姓着想，从而为他的商业王朝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1. 出手大方，待人慷慨
凡是认识胡雪岩的人都知道，他的大方、慷慨是出了名的。例如，胡雪岩在解决漕米运送问题上，处处为漕帮着想，并且主动放款给漕帮，解决了他们的经济困难，还同时为他们介绍生意，让他们有钱可赚。胡雪岩因慷慨好义，受到漕帮领袖们的普遍尊崇并引为至交。在帮助胡雪岩买漕米、购军粮、押枪支等胡雪岩一生中几桩传奇般的事件上，这些帮会领袖能捐弃前嫌并消除对朝廷的怨恨，甚至违背帮会恪守的道义，归根结底，是出于对胡雪岩慷慨好施、侠肝义胆的江湖义气的认同与对其人格魅力的欣赏。
还有，胡雪岩新办阜康钱庄时，急需一个得力的“档手”。经过多次考察，胡雪岩决定让原大源钱庄的小伙计刘庆生来担此重任。当时，钱庄还没有开业，周转资金都没到位，胡雪岩就决定给刘庆生一年二百两银子的薪水，这还不包括年终的“花红”。一经决定，他就预付了刘庆生一年的薪水。当时住在杭州，保持每顿荤素齐全，冬夏绸布皆备的生活标准，一个八口之家一个月吃、穿、住的全都花销也仅仅是十两银子。不用说，一年二百两银子的的确确是高薪，连刘庆生都感到这实在是过于慷慨了。
胡雪岩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认定了刘庆生可以帮上他的忙。胡雪岩的这一大手笔一下子就打动了刘庆生的心。当胡雪岩将二百两银子的预付薪水拿出来的时候，他十分感动地对胡雪岩说：“胡先生，像您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您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这意味着胡雪岩的慷慨一开始就让刘庆生心悦诚服了。
而且，胡雪岩的慷慨一下子安定了刘庆生的心。正如胡雪岩为刘庆生打算的，有了这一年二百两银子，可以将刘庆生留在家乡的高堂和妻儿接来杭州，上可孝敬父母，下可尽责于妻儿，刘庆生再无后顾之忧，自然也就全心全意地照顾胡雪岩的钱庄生意了。而且，他手里有了钱，心思可以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主意自然就明了。
可以这样说，就是这一慷慨之举，胡雪岩绝不仅仅是使自己得到一个极有能力的帮手，也交到了一个生意场上可以为自己忠心耿耿做事的朋友。事实证明，阜康钱庄日后的兴隆，与刘庆生的尽心操持是密不可分的。
胡雪岩在生意上交朋友从来都不惜重金。他从不以自己生意的赔赚来决定给手下人报酬的多少。无论赔赚，即使自己所剩无几甚至已经赔本，该给朋友、手下的红利也绝对一分不少。比如，胡雪岩的第一笔生丝生意做成之后，算下账来，该打点官场的，该分的“花红”分出去之后，不仅胡雪岩为筹办钱庄所借款项无法还清，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债务。就胡雪岩自己来说，是白忙了一场。但该给朋友古应春、郁四、尤五等的“花红”，仍是极为爽快地送出，没有半点犹豫。胡雪岩在生意场上有极够交情的名声，无论黑道白道的势力都把他看做是做事非常漂亮的场面人物，都愿意帮他做事或与他合作，这与他的慷慨大方是分不开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胡雪岩在对人的问题上从来不吝惜钱财，显示出他对人的一种真正的尊重。比如，胡雪岩的胡庆余堂设有“养俸”、“阴俸”两种薪水。“养俸”，类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养老退休金。胡庆余堂上自“阿大”、档手，下到采买、药工以及站柜台的伙计，只要不是中途辞职或者被辞退的，在员工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后，仍由胡庆余堂发放原薪，直至员工去世。而所谓“阴俸”，则是针对为胡庆余堂的生意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雇员来发放的。胡雪岩规定，这部分雇员去世以后，他们在世时的薪金，以折扣的方式继续发放给他们的家属，直至这些家属们有能力维持与该雇员在世时相同的生活水平为止。如此优厚的待遇，对于那些生意场上的朋友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常言说钱要花在刀刃上。在生意场上，得力而忠实的朋友可以说是刀上之刃。为打磨刀上之刃，当然非常需要也值得花钱了。
2. 古道热肠，帮人帮到底
义气，是胡雪岩悟透人情世故、结交世人的一帖应世良药。正是由此而来的慷慨好施和侠肝义胆使其能够广结善缘、事业有成。
胡雪岩并非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别人的回报，但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例如，郁四在去湖州的路上与胡雪岩结为知己，他们在生意上合作真是所向披靡。正当二人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番事业时，郁四却因为自己的家事而几乎对生意丧失了信心。他颓废至极，甚至想到了死，对做事更是打不起半点精神。胡雪岩闻此消息，先是派陈世龙前去打听消息。后来，胡雪岩终于还是放不下心，丢下生意亲自由上海回到湖州，专为看望一下“四哥”。光是这一举已令郁四感动不已。这一天，郁四也感到前所未有的高兴。心事诉完之后，胡雪岩考虑到必须帮助郁四把家事料理好，否则绝非长久之计。原来，事情缘于郁四长子的去世，而已出嫁的女儿又回家夺家产。郁四身边有一位相好的女人名叫水晶阿七，因不是郁四的发妻而不能分家产。如果水晶阿七以后生下郁四的后代，她就有权分得郁四的一份财产了。
郁四的女儿害怕的就是这一点，便想方设法要把水晶阿七赶走。她在父亲郁四身边不停地数落水晶阿七的不是，甚至不惜造谣中伤。郁四听信女儿的谣言，把水晶阿七休了。从此，不仅阿七痛苦不堪，郁四的日子也过得懊丧之至。从心底而言，郁四是极不愿叫阿七走的，但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胡雪岩马上就有了解决办法。胡雪岩根据郁四的自述和陈世龙提供的秘密消息，为郁四出主意。先让郁四拿出一笔钱打发已出嫁的女儿，叫她以后别再指望得到任何好处。然后，胡雪岩为郁四和阿七安排了一次别具一格的“洽谈”。由胡雪岩出面，请阿七到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场所里“谈判”，劝说阿七回到郁四身边。郁四躲在胡雪岩身后，用帘子相隔偷听。胡雪岩通过与阿七交谈，发现二人彼此心系对方。余下的事情自然顺理成章。胡雪岩通过巧妙安排，解决了郁四的家务问题，成功地令郁四恢复了讲义气、直爽、乐观的性格。
还有一件事，金华火腿之所以闻名于世，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有关。
胡雪岩因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功勋卓著，因而受到左宗棠褒扬并奏明皇上，朝廷赐穿黄马褂，封他为“红顶商人”。一个叫姜德荣的绩溪商人经营着名叫“新味和”的火腿行，他为了扩大自家火腿声誉，有心想找胡雪岩做靠山。这年寒冬，姜德荣精心腌制了八只优质火腿，大年初二亲赴杭州送到胡府。因原本是乡亲，大年初二就送来上等火腿，胡雪岩十分高兴。凑巧，这日胡雪岩宴请杭州抚台，姜德荣送的火腿正赶上机会。胡雪岩当即吩咐家厨蒸腿下酒。那火腿是精工细作的，味儿格外香，深得胡雪岩和抚台的赞赏。至此，金华火腿在杭州一下子有了名气。一次，胡雪岩要上京城办事，特吩咐姜德荣备上火腿二百只，带到京城馈赠官吏。京城的官吏与胡雪岩关系甚好，一收下便忙着煮食，吃后一致赞其味美。自那以后，姜德荣制作的金华火腿很快名扬京城，并通过众官吏之口，传入皇帝耳中。皇帝一道圣旨，御封“金华火腿”之名。从此，“金华火腿”便名声日盛。
能够赢得许多朋友的真心帮助，除精于谋划之外，还在于胡雪岩的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始终抱着与人为善的行事原则。由此可见，真是“善有善报”啊！
3. 赈灾济世，善名远扬
商人以逐利为职业，传统的意识中商人是狡诈和悭吝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位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事实上，历代不乏义利两立的极为明智的商业经营者。他们非常善于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的回报。
胡雪岩作为清末的红顶商人，富甲一方，他也沿袭了历代良贾的优良传统，具有许多美好的品德。
胡雪岩的家乡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和之江。
一个多世纪前，钱塘江每逢梅雨季节，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同时海潮从鳖子门涌入，二者交汇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急流与海潮相遇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靠渔舟过江，出门必须选一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常常事先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无法保证平安渡江。
当时，由于钱塘江杭州段没有桥，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州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在望江门码头上岸。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由于过往的行人特别多，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顾客主要来自杭嘉湖等“下三府”，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为了解决钱塘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十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立下誓言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则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向船工们调查情况。当时，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决定要把码头搬到胡庆余堂的店门口，改变地理劣势。
胡雪岩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远，并且江上风浪大，容易出危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的人从此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好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全部实行免费渡江，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闻讯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由于上八府的旅客改道由鼓楼进城，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就转为优势了。
胡雪岩开设义渡后，江边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航运十余次，一般顾客分文不取，能够干苦力的人来过渡时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胡雪岩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更令人称赞的是，钱塘江义渡还备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便飞快驶过去实施救援。
开办钱塘江义渡使胡雪岩的善名在浙江附近几省不胫而走。而且义渡加强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事业发展也大有裨益。
事实上，胡雪岩所做的慈善事业还有很多。晚清时期，各地有灾荒发生时，胡雪岩都踊跃向朝廷捐赠赈济。山东大水灾，胡雪岩一次就捐出二十万两银子。不但捐钱，而且捐粮食、捐棉衣、捐药品。胡雪岩自幼家境贫寒，自身经历坎坷。他深知，天灾人祸的时候，每多捐一两银子就能多救一条人命。浙江收复后，胡雪岩谒见左宗棠，报告朝廷说自己已经采置粮食万石，运抵杭州。左宗棠当时讲明军饷有困难，战乱刚刚平定，官府财库亏空，恐怕采购粮食的费用一时不能兑现，需要拖欠。胡雪岩听后，随即表示，购粮所垫的十万两银子全部报效朝廷，不用官府再还。作为一个商人，能够在关键时刻舍私利而取大义，慷慨捐赠军粮，这使左宗棠大为感动和佩服。他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称胡雪岩“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语多褒扬，恳请朝廷对胡雪岩进行“破格优奖”。
胡雪岩虽然捐献了十万两银子，但却赢得朝廷的嘉奖和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信任，拥有了左宗棠这位官场中的靠山和朋友，并为他事业的不断壮大奠定了基础。
作为商人，胡雪岩并不是见利忘义。胡雪岩为人处世往往能从大局出发，为朋友甚至是为素不相识的百姓着想。因此，他屡行慷慨侠义之事。当时的人尊称胡雪岩为“胡大善人”，正因为他“善”名远扬，人们都愿意与他做生意，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红红火火几十年。
最令人们称赞的是，胡雪岩在杭州城收复后，自掏腰包炮制中药防治瘟疫，开设粥厂赈济百姓。胡雪岩在这一点上确实有超过同时代人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地方。
清军攻破太平军占领的杭州城后，胡雪岩受托处理善后事宜。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掩埋尸体。由于当时杭州城战事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横尸遍野。如果不妥加处理，必招瘟疫大肆泛滥。太平军守不住杭州城，原因之一就是瘟疫肆虐，染病并死亡导致太平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胡雪岩早在上海时，漕帮的朋友尤二就曾提醒过胡雪岩早作防治瘟疫的准备。故而杭州一收复，胡雪岩就带了大批银两采购到一批防治瘟疫的药品，随船运到杭州。
一进城，胡雪岩便先派人把杭州的老中医都请了来。胡雪岩亲自挑选了几十个精壮的小伙子，由老中医监督，日夜不停地炮制成药。然后，派人把这些药分送城内各点，或发放，或熬成药汤，任人免费索取。杭州城内染了瘟疫的人数，果然一天天地减少。
其次是大量地开设粥厂，赈济灾民、饥民。胡雪岩此时自掏腰包，拿出几万两银子，派人从上海等地源源不断地把粮食购来。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各要道口设了大小二十几个粥厂。一时间，全杭州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名叫胡雪岩的大老板，在杭州城内广行义举。当时，便有人称他为“胡大善人”。不久，胡雪岩赈济灾民的善名便传到附近各省。
本为精明生意人的胡雪岩由杭州的瘟疫想到了全国各处的战场。他记得左宗棠曾在军营中向自己诉苦，说瘟疫一来，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整个人马上就跟丢了魂儿一样，就别指望能打胜仗了。况且自古以来，战场必多有死伤，受伤者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免不了发炎化脓。如果战事吃紧，一拖再拖，伤者多半也会垮下去，甚至落下终身残疾。
于是，胡雪岩设想，如果按杭州的做法，将既简便又有效的药送到前线军队，人们岂不少受苦？胡雪岩找到刘中医，刘中医答应试一试。不过，刘中医要求再增加一些人手，因为以前是为杭州百姓做药，人数少，距离又近，可以慢慢来不太要紧。但如果为军队做药，而且是几十万人的大军队，帮忙出力的人必须不少于四十人。胡雪岩仔细地考虑了一下，告诉刘中医，他准备开一家药店，由刘中医来主持。说办就办，胡雪岩对认准的事马上就付诸行动，
不久，药店就正式营业了。药店名称叫做“胡庆余堂”。这家药店在刘中医的亲自指导下，配制出“红灵丹”、“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许多种用于军队的应急中药，送呈曾国藩、左宗棠军中，作行军之备。
刘中医因为胡雪岩非常看重自己的医术和人品，自己的医术终于得以施展，故而感到十分快意。为了感激胡雪岩的知遇之恩，刘中医邀请远近好友，齐集杭州城。各位中医向来敬重胡雪岩的名声与为人，都以胡雪岩为楷模，听说现在胡雪岩开药店是为了报效朝廷、广济众生，个个都摩拳擦掌，拿出祖传秘方，精心研制。
不久，左宗棠来信表示对胡雪岩的感谢，说所送成药，效果奇佳，军中将士征战沙场时纷纷将此药藏在身上，个个没了后顾之忧。最让胡雪岩得意的是，左宗棠在信中提到，曾国藩也曾来信盛赞胡雪岩的这项义举，希望胡雪岩多多赶制，送往军中。
胡雪岩受到鼓励，愈发觉得老中医对于药店的重要。胡雪岩对刘中医说：“刘先生，我有一个想法，想专门拿出十万两银子，广征天下古方。”
刘中医听了胡雪岩的设想，十分兴奋地说：“雪岩兄一番古道热肠，我定拼了这把骨头，尽力配制出好药。”
胡庆余堂的北京分店开业不久，正值全国举人进京赶考。胡雪岩考虑到当时盛夏，进京赶考的学子们的住宿与饮食都成问题，极容易患痢疾等流行病。胡雪岩于是决定对每位考生免费奉送两枚药丸，如有不够者可以随时到北京药房分号去领，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药房号更是显眼易记。果然，有胡雪岩的神药相助，当年学子中患痢疾等流行病的比往年大大减少，胡庆余堂的名声在北京也是越来越大了。由于学子们用过胡雪岩的药丸后感觉非常有效，等这些学子们回到家乡，每逢遇到诸类疾病，便纷纷向人推荐胡庆余堂的药。渐渐地，胡庆余堂的名号就享誉全国了。它与历史悠久的“同仁堂”齐名，两堂一南一北，俨然又是“北票南庄”的格局。
在当时，胡雪岩行事这等深远，别人只看一步的地方他可以看到第二、第三甚至是第四步；在事业发展的眼光上，别人可以看到一省一地，胡雪岩却能看到全国，甚至可以看到国外，实在令人钦佩。
如果说胡雪岩为人慷慨侠义与他做生意需要拉拢各种人有关，但这种做法对人并无害处，而且有益于社会。更何况，胡雪岩一生中做的慷慨侠义之事既有在商业上的，也有与商业无关的。
胡雪岩在杭州城内设粥厂，施粥救人，一时“胡大善人”的声名远播。
后来，胡雪岩想请刘不才来开一家以济世扬善为旨的胡庆余堂。一来挽救当时已经嗜赌成性却曾有“神医”之名的中医刘不才，为他找一条好的出路，而这也是刘不才多年的心愿。二来刘不才手上有几方极为神秘的祖传秘药，这是无论花多少黄金珠宝都买不到的。当时，胡雪岩刚娶到刘不才的侄女芙蓉不久，可以说开这家药店一半是为了芙蓉。胡庆余堂卖药赚的钱并不多，遇到买不起药的贫苦人家就白送。后来，胡雪岩还专门定了几种小巧又有奇效的药为赠品，每天都有人来药店取药。因为胡雪岩慷慨好施，常救助贫苦的穷人，胡庆余堂药店的名声越来越大。虽然药店没有为胡雪岩赚很多钱，但他做其他事情或生意时，因为在社会上口碑好，无不进行得非常顺利。
由此看来，只要会做人，尤其是会做善事，成事是多么顺理成章！
再看胡雪岩晚年的做法，由于政商关系紧密，胡雪岩政治上受到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等人的排挤，对手利用其生意上的困难，导演了钱庄挤兑风潮。眼看钱庄就要倒闭了，胡雪岩回到自己那个豪华富丽的宅院，胡雪岩的十三位姨太太依旧各自舒适地过着日子。唯独罗四太太（即以前罗四小姐）心中盘算着未来的日子，计算着来日东山再起。首先，她叫十三位姨太太出来，随后就派人封了这些姨太太的居所，这样姨太太们的细软、私藏还可以保留一部分，每人给五十两银子，让她们各自外出谋生。对此，胡雪岩默然无语。他明白这是罗四想在风波过去之后，由她出头，重振雄风，因而就默许了这种做法。其次，罗四太太命人去取回存在别人家中的一枕头的奇珍珠宝。谁知这户人家“吃肉不吐骨头”，取回来的枕头是一具棉枕。这枕头里可收藏着罗四太太价值银两百万之余的奇珍异宝呀！她当即气得昏了过去。在此之前，胡雪岩曾经对罗四太太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一次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我总以为你也应该看开了。”又说：“此后种种，要有一种‘譬如昨日死，譬如今日生’的想法。”最后，罗四太太请乌先生顺带一箱子珠宝出去的时候，以前的仇家故意跟胡雪岩过不去。但如果奋力一试，还是有机会的。胡雪岩叹了口气，说道：“算了吧，这一切都是命。”
末了，胡雪岩把诸位姨太太打发回家，一个个都安置妥当。对于特别忠心的七姨太，胡雪岩还给她介绍了一个好人家，并送了一份丰厚的陪嫁。
总之，尽管胡雪岩落入困境，但为人慷慨侠义的行事风格没有丝毫改变。
4. 能赚会花，决不做守财奴
胡雪岩为解运漕米的事情往返杭州、上海，送王有龄到湖州赴任，都是租用阿珠家的船。几度相处，胡雪岩与阿珠一家，特别是与阿珠姑娘慢慢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胡雪岩的洒脱倜傥赢得阿珠姑娘的喜欢，胡雪岩也很喜欢阿珠姑娘的清纯朴实。为了答谢阿珠家对自己的照顾，也为了讨阿珠姑娘高兴，胡雪岩送给阿珠一个首饰盒。盒内虽只有简简单单一瓶香水、一个八音盒、一把象牙篦子、一只女表，但对于阿珠姑娘这样一个船家女来说，已经算是百宝箱了，惊喜之下也很为如何收藏这只首饰盒费了一番心思。胡雪岩很怕自己送给她礼物，让她丢不开，反倒害了她，便对阿珠说：“人以役物，不可为物所役。心爱之物固然要当心被窃，但为了怕被窃，不敢拿出来用，甚至时时忧虑，处处小心，这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
这一番很富哲理的议论，可以看做是他自己对于物我关系认识的一种总结。胡雪岩说自己就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但他却似乎从来没被钱眼“卡”住过，也确实是不为物所役。对他来说，做生意赚钱的乐趣，其实不在钱上，而是在赚钱的过程上。而对钱本身，许多时候他倒似乎是“一文不当二文”的。他自己就说过，他有了钱绝不会糊在墙上看看过瘾，而是要用出去。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一个人被钱难倒了，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票来递过去说：“拿去，够不够？”
正是这样一个没有被钱眼“卡”住过的人，恰恰在赚钱上获得巨大的成功。
说句实话，人与物的关系，实在是千百年来最让人类困扰的问题之一。
人类离不开外物，譬如被人看做身外之物的钱财，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你可以出趟门试试，不说你没钱得受寒冻、得饿肚皮，最起码你会寸步难行。比如你要坐车就得买票，如果遇上一个很讲“原则”的售票员，即使少了一分钱，你也别想坐上车。所以，外物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地决定要和不要的，人必须凭借外物才能生存。
另一方面，人又确实不能为物所役，钱是人赚的，钱是人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假若做了守财奴，一个小钱也看得重如性命，甚至为了钱财忘了义理，为一得一失不惜容颜憔悴甚至丢掉性命，那就是为物所役，那也真就“倒不如无此一物”了。
因此，历代先哲都谆谆告诫我们：可以留意于物，但不能留滞于物，更不能为物所役。这一处理物我关系的原则，应该也适用于一个优秀的商人。自然，在商言商，这是商界通行的一条规则。言商即是言利，也就是言钱。因此，言利言钱，大概可以作为所有商人的一个共性特征。从这个层次上看，商人自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优秀的商人也是最能体会钱财的作用，最善于“在钱眼里翻跟斗”的。商人的日常事务，就是去筹谋如何赚钱，而且是如何大笔地赚钱。因此，商人也应该比一般人更喜欢钱。
不过，正是商人这种与钱财天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也决定了一个优秀的商人更必须是一个能够正确处理自身与外物之间的关系、真正能将钱财看做身外之物的人。说到底，大量赚取钱财并不是最终目的，做一个成功的商人的乐趣，自然常常直接体现在能赚钱、赚大钱所带来的快乐上。但从深层来看，能使一个成功的商人体验到一种深刻而持久的人生乐趣的，又确实并不在于占有大量钱财本身，而在于凭着独特的眼光和见识取财于正道，由此获得自我能力、素质、智慧、才干的肯定；在于人能自由地驭使外物，将钱财用之于正道；在于用凭借自己才能、智慧赚取的钱财，去助人成就好事所带来的快乐上。
胡雪岩从这里获得的乐趣，自然不仅仅是赚取钱财带给他的乐趣了。
5. 急公好义，推翻冤案
胡雪岩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这一性格主要体现在那个流传已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上。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情来由一般人都知道，我们就不作介绍，单说胡雪岩在这里所做的事。
胡雪岩从上海回来，听说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杨乃武也去过胡雪岩家中，不过不是找胡雪岩，而是找吴以同。胡雪岩也曾专门宴请过他和吴以同两人。依胡雪岩之为人处世，对于杨乃武这样耿直之人，当然是尊重有加。尤其是杨乃武才思敏捷，曾有出联“鲁厩焚如，孔子问人不问马；浙江潮涌，将军问马不问人”救人之事。杭州旗防营的满洲将军瑞徵喜欢养马，衙门后院骏马满厩，他最爱的有五匹骏马，称为“五俊”，专门雇了个牧马人放养。有一年，浙江钱塘江大潮来了，一下子把这五匹马全部卷走了。瑞将军大怒，连说“杀、杀”，要杀牧马人祭马。牧马人的妻子找到了当时正在胡庆余堂与吴以同喝酒谈天的杨乃武，跪下哭求救她丈夫一命。杨乃武问明事由后略加沉思，挥笔就写了上面这副对联，让牧马人的妻子托人送给瑞将军，说如果第二天还没把她丈夫放出来的话，再来找他。瑞徵见了字条，明白这是以孔子作比，讽刺他爱马不爱人，内心感到惭愧，明白若因此杀人，是有违孔子“仁民爱物”的教导的，便马上放了牧马人。这一趣事，胡雪岩也听吴以同讲了多次。不过，胡雪岩对杨乃武也仅止于敬重而已。胡雪岩自有他的一套处世原则，对于读书人不通达人情、不体恤人心，他是颇有看法的。当然，现在闹出了这么一桩大案，胡雪岩也甚为吃惊。他挑选了个日子，把各种应酬推掉了，专门派人把吴以同请来，询问他有关杨乃武的情况。
吴以同先把胡雪岩这一段时间在外奔波时，杨乃武案情发展的经过大致讲述了一番，并把自己的感想一并道出。讲完后，他以为胡雪岩会端茶送客。抬眼望去时，才发现胡雪岩很困惑地坐在那里。胡雪岩问吴以同：“照你这么说，杨乃武这案里边有冤情了？”吴以同起身抱拳，趋前一步，恭恭敬敬地给胡雪岩行了半个屈膝礼。慌得胡雪岩连忙上前俯身，将吴以同双手扶起：“吴先生，这是何苦，这是何苦！有什么想法，请坐下慢慢叙来！”
吴以同也真是病急乱投医：“胡先生，杨先生这案子真是天大的冤枉！”这一段以来，吴以同整日为杨乃武冤案积愤在胸，左思后想，总觉得杨乃武这事真是一千个、一万个的不可能。他也知道杨菊贞在奔告，满希望青天或许真会开了眼。不料，消息却是很坏。他从头把自己想出来的和别人告诉的疑点，一条一条地分析给胡雪岩听。胡雪岩连连点头，一路上风闻的各种传言都有了出处。
不过，胡雪岩能做点什么呢？吴以同的想法是，你胡大人和左宗棠近，巡抚杨昌浚也和左宗棠近。只要胡雪岩开了口，由左宗棠出一札，劝勉杨昌浚重新访察，这事八成有戏。
胡雪岩的想法却有所不同。左宗棠年事渐高，骡子脾气越来越倔，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杨昌浚的为人，他也是知道的。此人感激左宗棠不假，但此人刚愎自用，虽然也是从湘军中出来的，左宗棠若插手，他表面上不会不听，但结果恐怕是大同小异。此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让他自己推翻自己，无异于自打耳光。
这中间的曲折，胡雪岩只能换种方式，给吴以同讲上三成。吴以同以为胡雪岩近段事务大忙，没有心思理这事，不免有些着急，也有些失望。胡雪岩微微沉吟道：“吴先生，不是我不管这事。只要事情真的有这么大的弯弯绕绕，我胡雪岩不知则已，知道了，也总会挂在心上，总要让它妥帖才是。”吴以同听了这话，明白胡雪岩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不免有些惭愧：“胡先生，不是我着急，杨先生这事也着实太让人心中难平了！有了您这话，我也明白了，凡事总要办得更为周详才是。”
也就过了三天，又有人来请吴以同了，说胡雪岩有交代，请吴先生辞掉今晚一切应酬，务必去赴他安排的一场酒宴，说是要吴先生去见一个重要人物。
这位重要人物叫夏同善。他是杭州人，咸丰六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皇帝的侍读官），虽非权要，但日侍帝侧。他为人平易正派，这时适因丁忧在籍期满（丧假满），准备回京。
胡雪岩选定了日子，特意在家中为他设宴饯行。见到夏同善，胡雪岩的主意就有了。夏同善不是死读书不开窍的那类人，虽身为翰林院编修，对济世救民之道却也十分热衷。曾国藩办湘军，左宗棠平回，他都视之为盖世功业。对于左宗棠的左右股肱，又为同乡名士的胡雪岩，他也是敬重有加。他也知道，要是没了胡雪岩，左宗棠的西北之征能否如此顺利，很成疑问。况且左宗棠本人也直言不讳，在上奏中屡屡为胡雪岩报功，在京浙籍官员自然引以为快。
经胡雪岩一介绍，吴以同马上明白了大概。胡雪岩把杨乃武案的经过大致讲了一下，就引荐吴以同与夏同善细谈。吴以同深知胡雪岩苦心，就又不惮其烦地把整个案情和自己的想法一一讲给夏同善听。讲到激动之处，吴以同道：“夏大人，杨乃武身为举人，平日为人，疾恶如仇。这事发展到这一地步，曲折甚大，事关两浙士林声誉。在杨乃武这面，以一功名之人，得杀夫谋妻逆伦之罪，如果属实，罪不容诛。但是，现在各种迹象显见杨乃武是屈打成招的。官官相护，这是通理儿，我想夏大人比我更清楚。如果仅仅是两条人命，也还罢了。如果属于天大的冤屈却无处可诉，天理何在，圣明何在，浙江读书人以及在朝为官者的面子何在？”
夏同善看看胡雪岩。胡雪岩道：“夏大人，雪岩近段在外忙于公私事务，近几日方才回杭。杨乃武的为人，我略知一二，官府平日的做法，你我恐怕都熟知六七！”
夏同善微微颔首，表示赞成。胡雪岩继续道：“夏大人，杨乃武一案是否真属冤屈，我不敢枉断。但是，身为新科举人、地方名士，如果这么疑窦丛生、冤声不断，尚没有个服人的道理摆在那里，就草草处以极刑，影响必然很大。假如几十年无人翻案，也便成了定议，就此作罢。假如因为匆忙，过不了几日，真的发现是冤狱恶讼，浙江上下的面子恐怕就白白毁了！”
“雪岩兄，为何不向左大人进一言呢？”夏同善道。
胡雪岩碍于吴以同在场，只得择其精要，含含糊糊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夏同善却早已了然于胸：“雪岩兄好眼力，不愧能识人心、通人情了。杨昌浚今日，也只有自上而下，给他找个台阶下了。这台阶他下，那就好；不下，可就莫怪别人了。”
夏同善又转脸对吴以同道：“吴先生，回京之后，我自会与同乡同僚共商，相机进言。两条人命也不是小事，不能轻易定谳，为皇上圣德之累。”
吴以同赶忙起身施礼，夏同善也站起还礼。离席之后，吴以同就匆匆去多子巷找到另一个同年旧好，向他打听杨菊贞状告情况。
杨菊贞这时已经下定了二次进京上控的决心。她又两次入监探视杨乃武，问杨乃武在京杭有哪些朋友可以帮忙的。杨乃武告诉她：“在杭州可先去看汪树屏，他是癸酉同榜的举人，在白尼山汪家是有名气之人，对朋友讲义气肯说话，能急人之急。他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京里也有不少世交。他哥哥汪树棠是个小京官，去看他时，把京控的诉状给他看看，让他知道案情的曲折，他一定尽力帮忙。第二个要看的就是好朋友吴以同，是胡庆余堂胡雪岩的西席，他也一定会帮忙。”杨乃武还对她说，“把京控的诉状多抄写几份，到京分别投呈各有关衙门在京的浙江同乡。”
杨菊贞探监后，先去看了汪树屏。其时，汪树屏也先与夏同善碰过面，听夏同善隐约讲及杨乃武一案的冤情。所以，杨菊贞一来，他满口答应，除写了封给汪树棠的信交她带去外，还联系了在京、在籍的士绅及同榜的举人十八人，联名打公禀，向都察院控告，说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浙江承审大小官员，一味刑求，严刑逼供，草菅人命，罗织冤狱，请将全案提京复审。
杨菊贞又去胡庆余堂看了吴以同。吴以同把胡雪岩自上海回来后，仔细了解杨乃武案件，如何安排他与夏同善谋面，以及夏同善如何被说动等情况都告诉了杨菊贞。还告诉杨菊贞，胡老板早已留下话，要吴以同操心，等杨菊贞一来，马上通知他。
吴以同带着杨菊贞去见胡雪岩。胡雪岩又听杨菊贞把整个案子细述了一遍。最后，胡雪岩道：“乃武这案子，我也是回来后才知道。照理，是在三府这一级就可以弄清的。现在时机已过，也只好委屈你打京控了。不过请你放心，除了夏同善外，我再介绍几个人与你。进京后，你把我的信交给他们看。”
胡雪岩又详细问了杨菊贞进京上诉状的人数。最后，他拿出二百两银子，要杨菊贞收下，作为来去的盘缠及在京的用度。另外还有三百两银票，告诉杨菊贞收藏好，一路上尽带现银未必方便。有了银票，进京后就可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兑成现银。另修一书，让杨菊贞捎带给胡雪岩在北京钱庄的档手，告诉他若杨菊贞有何需要，务请给予方便。
杨菊贞跪下深深叩谢。自从案子发生后，为了诉讼费用，杨家的十多亩桑田，连同所住的房子，都已经当卖掉。二次进京的盘缠，杨菊贞正苦于没有着落。现在，胡雪岩出手资助，无异于救人于水火之中。
当时，胡雪岩就让人磨砚备纸，口授大意，由吴以同执笔。写完后，吴以同再念一遍，待措辞、文意都满意后，誊改清楚，分别封好，交与杨菊贞，要她上京后一一面呈。
有了这么一些准备，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杨菊贞偕詹彩凤，连同荣绪及舅父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北京。他们先去看了夏同善，递交了胡雪岩的信。夏同善夫妇即接见了杨菊贞姑嫂二人，看了杨乃武京控的诉状，介绍她二人去叩遍在京的浙江大小官员三十余人，并叫她们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及都察院投送诉状。
由于有了胡雪岩别宴上的那次深谈，夏同善对杨乃武的案情及解决的办法也都有了深一层的看法。他情知官官相护，既有利益上的考虑，也有面子上的考虑。胡雪岩暗示他，杨昌浚及三府已经定案，这时候如果利用平级关系让他强改，于面子上是过不去的。办法只能如胡雪岩的提示，由上而下，公事公办，既是上面压下来的，于地方官的威严也就不至于有太大损害。不过，夏同善也明白，像杨昌浚这样的人，在打太平军时立了战功，名重一时，那面子就与安定时期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地方官有所不同。杨昌浚未必那么简单，杨乃武的案子未必那么好办。
因为考虑到这一点，他多次访问了大学士翁同龢。夏同善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的原委，向翁同龢作了详细的陈述，并请翁同龢看了杨乃武的京控诉状。翁同龢说：“严刑取供，素干禁例，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果有冤情，必使平反。”他答应夏同善，待去刑部查阅全部卷宗后，再商榷。
翁同龢查阅卷宗也并不那么顺利。翁同龢是状元出身，职位又崇高，朝中官员对他都很尊重。但由于刑部尚书桑春荣先已接到杨乃武一案的“书帕”（书信贿赂），恐翁同龢来阅卷，徒生枝节，迁延拖累，就与翁同龢发生争执。这时，刑部分管浙江司狱的一个官是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他细看过全部资料，也认为案情可疑，不宜轻率入奏，即将全案卷宗送给翁同龢。翁同龢当晚翻阅全卷，发现可疑之处甚多，便逐条签出，送回刑部，请刑部送回更审。
由于夏同善等浙江在京官员帮助说话，杨菊贞的二次京控总算没有被驳斥，得到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的重视。加上翁同龢的当面干预、有关部院的奏疏，并两宫太后、皇上的谕旨：“务得实情，勿枉勿纵。”刑部不得不派人重新审理此案。
但这次派去的钦差大臣却是一个庸吏，名叫胡瑞澜。他是科班出身，从未审理过刑狱案件。其时，刘锡彤、杨昌浚等人都已开始重金贿其左右，并联络一些乡绅联名向胡瑞澜寄公禀，说杨乃武谋夫夺妻，是士林奇耻，请速付典刑，以正大法，毋为浮议所动。胡瑞澜张皇无主意，结果又听信陪审官之言，用了大刑，日夜熬审。杨乃武这时也已志坚，虽熬刑仍不诬服。毕秀姑熬刑不过，只得再次诬服。胡瑞澜不顾审讯矛盾，照原拟罪名奏结。
夏同善得知此审仍系偏袒，便携浙籍在京官员张家骧（也是翰林院编修）等人拜访翁同龢，说胡瑞澜徇情枉法，非提京复审，无以息众议而肃官箴。时浙籍汪树屏、吴以同等人的联名控状已到都察院部，详陈此案的曲折冤情及严刑逼供的惨状，都察院据情转奏。翁同龢又亲见两宫太后，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务得实情。慈禧听政以来，对地方权臣疆吏的擅权自恣、目无朝廷深为不满，亦时思乘便稍挫其气焰，就派了御史王昕等人密查。王昕查访得很细心，回到北京后，如实向慈禧太后面奏，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万难理清案情。如确有冤抑，人命关天，皇上皇太后英明仁孝，岂容草菅，权臣弄法，更不能置诸不论。”这话引起了慈禧的重视。这时，翁同龢、夏同善、张家骧等一些在京文臣面请太后，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平反冤情，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矣。在此情势下，慈禧才于光绪元年（1875年）12月15日下了一道谕旨：“着即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毋得稍有疏忽，致干处戾。”
案情致此，杨菊贞的京控才算有了明白交代。此后，刑部大审，因为气氛已经与在省内诸堂会审大为不同，杨乃武得以从容将始末道来，尤其讲到了他为民写状告粮官，结果与知县刘锡彤结怨之事，毕秀姑也尽诉前番大刑之下，胡乱诬服，都属迫不得已，并将刘锡彤的儿子刘海升强奸了她，以及刘海升如何哄她，说杨乃武为新科举人，假供称他下毒他也不会被砍头等情况供了出来。
案情大白。最后一步，就是把葛品连尸体运京化验，看一看是否属于中毒致死。如果是，再查明毒从何来。如果不是，属于病亡，自然就不再有偏抑了。
光绪二年（1876年）12月初，葛品连尸棺到京。初九日，刑部提集人犯，到海会寺验尸。刑部仵作报称无毒。两旁观众欢声雷动，喊叫“青天有眼”。
刑部结束此案的奏疏，到光绪三年（1877年）2月2日才上去。2月16日，慈禧下旨，批准了刑部奏疏，杨昌浚等三府有关官员及胡瑞澜着即革职，刘锡彤“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2月底，杨乃武、毕秀姑出狱。
杨乃武出狱后，对夏同善、张家骧一些在京的浙江同乡，一一踵门叩谢，一个月以后才回到杭州，即去叩谢了胡雪岩。杨乃武一案，若不是在胡雪岩这里有一个转折，不知要拖到何时。杨菊贞等人在京的用度及联络，多亏了胡雪岩写信给他的钱庄档手，时相关照。后来，胡雪岩又与吴以同商定，派吴以同早日赴京周旋安排，才有了这么一个好结果。
三 做人圆融通达，办事滴水不漏
“圆能打通关节，使你走出困境。”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很懂“圆”的人，这个“圆”不是“圆滑”，而是“圆融”、“圆满”。“融”是状态，“满”是结局。他做事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力求完满，确保各方面的利益和感受。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成就大事。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大部分中国人的骨子里也是这样的，凡事喜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一个人如果太过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分厘必争，往往会被撞得头破血流。相反，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过于圆滑，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众叛亲离。
所以，为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圆”，既不锋芒毕露，又不过于圆滑，该伸的时候就伸，该屈的时候就屈。
所谓的圆融之道，就是在复杂的社会与商务活动中左右逢源，能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
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立稳脚跟，在商场上红极一时。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可归结于为人处世上方圆皆用、刚柔皆施，懂得“圆而通+诚信=财源广进”。
1. 为人要“圆融”一点
时势造英雄，英雄识时势。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怎样才能摆脱眼前的困惑，从容不迫地安身立业，使自己的事业达到巅峰，使自己的人生踏上一个更高的高度呢？
一个人如果过分讲究原则，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但是，人仅仅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交友、情爱，都需要掌握“圆世”哲学，才能无往而不利。
真正的“圆世”哲学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刚强，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圆世”哲学能承受大喜悦与大悲哀的突然发难；真正的“圆世”哲学，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并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一个真正懂得“圆世”哲学之人！
胡雪岩本来就不是饱读诗书出身。像孟郊那样“万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的心态志向，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的。作为一个学徒的他，假如还有这种闲适高逸的志向，十有八九是要大吃苦头了。他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万俗皆走的一个“圆”字。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体察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人们的爱憎欲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都道是方正之士，为人称羡，其实世俗人早有了计较。方正之士的品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敬的行为之后，便是“远之”。
比如那嵇鹤龄，本是一个能言善道、足智多谋的人才，方正不屈不肯哭穷，不谈钱，说起来也的确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却落得个“恃才傲物”的名声。好在他遇到了胡雪岩，经不住胡雪岩上门吊丧、收还典当、安排妻室这一连串抚慰，他心有所感，知恩图报，帮助王有龄出面解了地方农民聚众闹事之围。事后论功行赏，却遇到麻烦。
地方上一件大案子，或则兵剿，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改为海运等大事曲张的案子，办妥出奏，照例可以为出力人员请奖，称为“保案”。保有“明保”、“密保”之分，自然是密保值钱。黄抚台给了嵇鹤龄一个明保，给了胡雪岩一个密保。
胡雪岩闻听此事后，心里也觉得不够公平。他感觉其中一定有鬼，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弄清了其中原委。原来，黄抚台手下有个文案员，向嵇鹤龄索取两千两银子，嵇鹤龄不从，并言说自己没钱，就是有也不去塞这个狗洞。
这种耿介之人，在官场上的确不多了。按照嵇鹤龄的说法，官场中的世态炎凉，他也看厌了，反正世界上绝少有饿死人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在你浙江混不下去了，我就回湖北办我的团练去。
事情到了胡雪岩眼里，却有了另一番观感。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的总要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生了疮要医，化了脓得挤。胡雪岩决定帮嵇鹤龄摆平此事。
胡雪岩用的是什么手段？不外是“圆了你的意，开通我生路”。
他开了两张本号的银票，一张两千，一张两百，用个封套封好，上写“菲仪”二字，下面具名是“教愚弟嵇鹤龄”，托人递交文案上的陈老爷。不过一个时辰，便有人送来抚署文案委员陈老爷的一张名片，上面有四个字：“拜领谢谢！”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通知嵇鹤龄去见抚台谈这件事。
结局的顺利和圆满甚至连胡雪岩也感到喜出望外。第二天便有了准信儿，让嵇鹤龄接管海运局。
这就是胡雪岩的圆通之“通”。
回头来想一想嵇鹤龄的名士脾气，正是孟郊“一生犹学方”之“方”。中国古代文化有对立的两极。一曰“圆而神”，二曰“方以智”。具体到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态度上，“圆而神”和“方以智”的差别，基本上可以溯源于儒家之入世和道家之出世的分别。但两者又有不同，出世与入世之别仅仅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生态度。真正具体到个体人生品格的，当是魏晋以来名士之竹林七贤。当“方以智”成为知识分子对待世俗生活的理想准则后，圆世便成为他们耻以为之的生活态度。圆滑与品格不坚、不洁、人格卑下成了同义。以圆为耻成为这个阶层不言而喻的共同标准。
士大夫阶层本来就是社会的精英和中坚，他们的崇尚和摒斥给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下了基调。
胡雪岩的不同正是在这里。他一生下来就没有那么优越的生存条件，与士大夫的想法相差甚远。对一个钱庄的学徒来讲，圆活是首要的生存法则。
圆活既表现在“使活”上，又表现在“灵活”上。治损不致残的处世原则，典型地表现了胡雪岩的这一态度。胡雪岩对一条原则总是恪守不渝的，那就是：总要给对方留个台阶、留条后路。
再比如胡雪岩的朋友郁四因听信家人唠叨，把水晶阿七赶出家门后，阿七旧情复燃，居然又去纠缠青梅竹马的旧好陈世龙。陈世龙已经有了阿珠，并且心思贞定，立意要干一番事业，以不负师父、妻子和岳丈岳母的期望，岂有对阿七松口之理？
这种局面让陈世龙烦心，让阿七伤心，让郁四灰心。
胡雪岩却想出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办法来：“船并老码头。”
阿七和郁四毕竟有几年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断的。只有阿七重新回去了，才能平抚郁四颓丧懊恼的心。这件事做完了，阿七给陈世龙带来的麻烦自然也就没有了。
不过，这事能否成功，关键还要看能否把郁四和阿七分头说拢。这就显出胡雪岩对人心人情的透彻体悟。
到了聚成钱庄，胡雪岩的第一句话就是责问郁四到底怎么回事。
郁四面对胡雪岩，只是一个劲儿摇头叹息。通过察言观色、迂回试探，胡雪岩看出郁四心里还眷恋着阿七，盼着她能回来。可是，他又怕阿七心里有气，故意拿乔。胡雪岩把郁四的心思摸透以后，主意也就有了。他向郁四打下保票，一定帮他把阿七弄回来！
胡雪岩说到做到，他回头找到阿七，摆出为她打抱不平的姿态，恨恨责备郁四无情无义、不知惜福，一下赢得了阿七的信任。阿七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胡雪岩倾诉自己的委屈。胡雪岩一言不发地听完她的一腔怨言，也就探清楚了她真正的心意。她嘴上虽然怨恨郁四，心里却一直忘不掉郁四。这么一来，胡雪岩便有十足的信心促使两人重归于好了。
结果自然是一阵雷雨化做春风。
这是胡雪岩圆融的“融”。总要使各方都感到满意，感到没有羁绊，感到活起来还算有汁有汤、有滋有味，这个“圆”字才算没有白做。
胡雪岩纵横江湖、呼风唤雨，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圆世态度。
2.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这也是一句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俗语，是说一个人做事，不能只想到自己的成功圆满，还要能为别人考虑，要能体谅别人的难处，要能为别人分忧。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不想着自己，但想自己的时候也不能不想想别人。
胡雪岩常常把这句俗语挂在口头，而且每天晚上都要仔细地梳理一下白天所做的事，以及第二天应该做的事。该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立刻就去办，从不耽误。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运漕米的难题，需要松江漕帮帮忙，因为松江漕帮在上海有一家很大的通裕米行，现存十几万担大米，胡雪岩需要说动漕帮首领将这十几万担大米借垫给浙江海运局，以完成他的就地买米之计。胡雪岩以他的见识和懂“门槛”，深得松江漕帮尤五的赏识，被尊为“门外少爷”，请漕帮借垫大米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不过，从言谈当中，胡雪岩也发现尤五有难以启口之处。漕帮的难处，根源在于此时朝廷已经提出漕米由河运改海运的动议。江南苏、松、太一带向朝廷输送粮食，一直是由南起杭州、北抵京师的运河输运的，称为漕运。负责漕运的船都是官船，分驻各地，称为漕帮。漕帮自然是靠漕运吃饭。不幸的是，黄河淤积逐年加重，有些河段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河，“春水船如天上行”，已经无法治理。而运河受到黄河影响，航运状况也越来越糟，天旱时节经常断流。由此，道光初年朝廷就有了漕米改海运之议。到此时，海运已经在浙江试行了。
如今漕米改海运，自然是断了靠运河运送漕米的漕帮的生路。对于松江漕帮来说，目前正处于极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无漕可运，收入大减，帮里已经落下很大的亏空需要填补，而帮里弟兄的生计也需要维持。另一方面，设法让朝廷取消海运，恢复运河，到处打点也需要大笔资金。本来那十几万担大米早已定下脱货求现的原则，以敷帮内急用。如今垫付给浙江海运局，虽有差额可赚，但将来收回的仍是大米，实际上完全违背了脱货求现的宗旨。只是尤五觉得自己是一个“江湖上走走”的汉子，不愿意将难处说出口罢了。
至于胡雪岩，则绝不愿意知道别人有难处还要装假卖糊涂。他的原则是：第一，“不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如果别人有难处，宁可另想办法，也不能勉强别人；第二，把别人的难处当做自己的难处，知道别人的难处，就要尽力帮忙解决。也正是有这两个原则，胡雪岩坚持弄清漕帮面临的难处，并请信和向漕帮贷款，以帮助漕帮渡过难关。实际上，由于漕米改海运，许多钱庄怕担风险，已经不愿意向漕帮放款了。
这就是常说的将心比心，为别人着想。
从商业经营的眼光看，能够为别人着想，许多时候常常也是为自己的生意铺平道路的一种方式，至少客观上可以收到这种效果。比如，胡雪岩能够主动为漕帮着想并帮助其解决困难，就既有他个人品性的原因，也有他作为一个生意人的眼光在起作用。胡雪岩知道，漕帮当家人尤五固然宁愿克己而不谈自己的难处，爽快帮助了他，但如果自己知道别人有难处而不为别人着想，自己就成了“半吊子”，自己与漕帮合作，也就是只此一回，再不会有第二回了。事实上，也正因为胡雪岩没有做“半吊子”，他由此与漕帮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胡雪岩其后的丝茶生意、军火生意，如果没有漕帮的合作与支持，都很难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想想别人或为别人着想，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自己着想。
3. 精通人情，帮人帮到实处
胡雪岩精通人情世故，遇见有才干、可以结交并能够收为己用的人就相机而变，在帮助对方的过程中自然就卖出一个人情。这是胡雪岩在结交朋友时以情服人的原则，他在帮助对方时，始终能够做到帮在实处，总能够做到别人缺什么，就及时送什么。做这种事的关键在于，只要看出征兆就立即行动。
例如，当初胡雪岩随王有龄到上海办事的过程中，有事情急切需要当地富商豪绅出面相助。如果贸然拜访，事情肯定无法顺利办好。胡雪岩想，必须找机会先送他一样紧缺的东西。但身为富商豪绅，他缺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商人见官低一级，他缺的正是官场给他威风。于是，胡雪岩决定找机会送一个大大的面子给上海富商。恰好当时抚台大人送给王有龄一桌海菜全席，胡雪岩与王有龄商量后决定，迅速将这桌酒菜摆到这位豪绅府中。豪绅一听是抚台大人送的海菜全席，平时那目中无人的傲慢顿时抛到九霄云外，对王有龄、胡雪岩变得毕恭毕敬起来。
胡雪岩抓住机会，送当时尽管富甲一方但社会地位较低的商绅一个大大的官场面子。这样的做法，也许只有胡雪岩想得出来。不爱珠宝，只爱虚荣，一桌席面胜过许多重礼，这在平常人是想都想不出来的。这足以显示胡雪岩做事之高明。
又如胡雪岩结交古应春的过程，也很能说明问题。古应春是上海洋行里的翻译，他在当时的十里洋行里是个人尽皆知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说，那也算一大腕儿。由于古应春自小就读于基督教会学校，后来到上海学生意，既擅长外语又懂生意经，便做上了翻译这一行。胡、古的相交源于二人共同的感触和认识——做洋务。
经过一番交谈，两个人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认为国人须拿出点自己的骨气。如果中国人内部自相争斗，吃亏的是自己，占便宜的是洋人。因此，中国的丝业如果要与洋人进行竞争，就必须要求东南沿海一带的丝业商人联合起来，作为整体来同洋行抬价。否则，零散的丝业同行之间互相拆台，不仅谁也挣不到钱，反而会便宜了洋人。
有了想法，胡雪岩和古应春二人决定联合上海丝业一致对抗洋人商行，为中国商人争一口气。此时，二人对洋人、洋行都摸得十分透彻，以后与洋人做生意便相互帮忙。
事有凑巧，当胡雪岩与古应春和洋人谈完一桩生意回到住处怡情院时，恰巧遇到了七姑奶奶。古应春掀开门帘，贸然闯入，与七姑奶奶撞个正着。二人对视良久，彼此互相吸引，心中都是怦然一动。这种错愕情迷的状态，加上二人又是初见，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招呼，二人半晌无语。
胡雪岩随后而来，看了看两个人的表情，心里明白：这两个人八成是对上眼了。事后，七姑奶奶的种种表现更是验证了胡雪岩的猜测。七姑奶奶是尤五的妹妹，平素胆大独立、做事爽快，人称“女张飞”。自从她见到古应春后，竟然说话行事都显得斯文起来，而且左顾右盼、脸颊绯红，样子像个姑娘。古应春鳏居了十几年，见如此姿色的女人自是春心漾荡。而七姑奶奶也由于丈夫过世，孀居多年，一直住在娘家。这餐饭吃完，古应春就恳求胡雪岩给他做媒。由于胡雪岩熟悉二人的脾气，考虑到二人互相尚不了解，就找机会让他们相互交往。
谁知七姑奶奶是性情中人，对古应春十分中意，生怕古应春缩手缩脚，会中途突然变卦。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将古应春请到家中，将他灌得大醉，留宿家中。第二天一早，古应春一觉醒来，见自己躺于女人香榻，七姑奶奶只穿件贴身的小夹袄在灯下独坐，泪光盈盈，颇为委屈的样子。又听得七姑奶奶对他说什么都给他了，要他对灯起誓，永不变心。这也是七姑奶奶行事不同于一般人之处。她性格向来豪放不羁，连尤五都做不了她的主。
七姑奶奶留宿古应春，其实是她的小伎俩，两人并没有肌肤之亲，但古应春酒醉之下根本不知道实情。古应春这个人很传统，又身为洋场上走动的人物，为道德和责任心所使，就不得不娶她过门了。这是七姑奶奶的如意算盘，谁知事与愿违。这件事风传之后，名义上她与古应春是夫妻关系了，但却无任何嫁娶仪式，不仅七姑奶奶无脸回松江，连尤五提到这件事都觉脸上无光、家门不幸。
胡雪岩把这些事都记在心上，认为自己作为古应春、尤五的好朋友，有义务、有责任帮忙理顺这件事。如果把事情处理妥帖，不仅是帮了古应春的忙，而且也帮了尤五和七姑奶奶这一办事能力极强的女人一个大忙。这三人事后总会感激自己的。事实证明，这三人后来对胡雪岩做事帮助都很大。
七姑奶奶与古应春这件事最大的困难倒不在于风言风语，而是当时已经成了骑虎难下的僵局。当时，适逢古应春家门的老族长——一个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到上海来看孙子。古应春是个恪守孝道之人，就向他禀告了这件事情。谁知不讲还好，一讲老头子很生气，极力反对，说古家门里向来无再嫁之妇。无论古应春怎么央求，就是不准。古应春托了许多人去说情，老头子回过一句话：“要娶可以，但依据族规，要将古应春逐出家门，和家族再不来往。”这下，古应春似无头苍蝇急得团团转。
胡雪岩的脑子可不是糨糊，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他有了主意。他认为，这个白胡子老头身居乡下，很少来上海走动，大可用瞒天过海之计，即使日后让他发现，也是无计可施。
于是，胡雪岩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先让七姑奶奶改姓，认王有龄做义兄，两头说媒、嫁娶、婚宴等一切事宜皆由王有龄出面打理。然后，在古家出面求婚时，王家应允亲事并付庚帖。只要保守秘密，外人谁知道知府大老爷的妹妹就是以前那位七姑奶奶呢？族长日后即使发现，难道还能驳回吗？这一招足以应付乡下老族长了。
这个主意果然高明，郁郁寡欢的古应春顿时一扫脸上的忧急，心头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七姑奶奶也笑得合不拢嘴，急下厨房张罗一桌佳肴来款待这位大恩人。尤五自是很感激，因为胡雪岩又帮他解决了一件事关自己名声的棘手家务事。
设想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胡雪岩帮忙迅速解决，不仅古应春和尤五在洋行和江湖上的名声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生意也会受影响。更严重的是，这样会损害他们的自尊与自信，甚至可能导致古应春、尤五两位朋友互相敌视与怨恨。
由于胡雪岩对古应春在婚姻一事上的大力帮助，古应春心存感激。自此之后，胡雪岩与洋人之间的丝业、枪支军火各种生意，都有古应春全力帮衬，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
4. 圆融的最高境界，能大能小都是龙
要成大事，先要会做人；而会做人，即要善于在交往中积累人脉资源。若能做到圆通有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上不得罪于达官贵人，下不失信于平民百姓，中不招妒于同行朋友，行得方圆之道，人脉大树枝繁叶茂，那成大事一定不在话下了。
有一次，胡雪岩买了一批洋枪，要由上海运到浙江，支持当地的清军剿灭太平军。这对胡雪岩来说，是一件可以向政府邀功请赏的好事情。但是，枪还没有起运就出现了问题。有一伙人盯上了这批枪，准备半路“抢劫”！
承运这批枪的是松江漕帮，当时松江漕帮的负责人是尤五。准备截获这批枪的人是尤五的“同参兄弟”俞武成，此人带领本帮兄弟在扬州、镇江一带活动。
事情是这样的，俞武成的“事业”出了一点状况，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听说他的师兄尤五接到一个肥差——运送枪支，这让他惊喜不已，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为手下的弟兄们做些什么了。然而，他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拿得下这批军火的程度。而刚好太平军方面也得到这个消息，也打起了这批武器的主意。这就使得两家一拍即合，达成协议要“共图大业”。
由于当初尤五一直以为这批枪支是清政府的，并不知道是胡雪岩的，依着他跟俞武成的关系，决定到时候给他行个方便，拉兄弟一把，让他在半路杀出来，截留这批武器。
然而，等胡雪岩来松江拜会尤五的时候，他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时，尤五才知道这是胡雪岩的枪，但已经答应了俞武成，这边又不好意思得罪胡雪岩。一时间，尤五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像人”！
这让胡雪岩也感觉很不舒服。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尤五最终作出了和俞武成断绝交情的决定，答应在运输途中阻止他动手，帮助胡雪岩渡过这个难关。
这下胡雪岩的问题解决了，但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手不管此事，因为自己的问题现在转嫁到了尤五那里。尤五因为自己要与兄弟反目，这显然不是胡雪岩愿意看到的。
胡雪岩的原则是既要把人做好，又要把事情做好。只有事情做好了，人才能做好。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尤五的问题呢？首先，他不能让尤五跟俞武成撕破脸皮。其次，他需要运用一些手段，让俞武成变为自己的朋友。
在跟尤五聊天的过程中，胡雪岩突然“灵光一闪”，有了妙计，既不必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又可以把枪支运到。这个妙计就是搬请俞武成九十岁的老娘俞三婆婆。因为他从尤五嘴里得知，俞武成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如果能让她硬压着俞武成让步，就不至于让尤五为难了。
然而，胡雪岩到了苏州俞三婆婆那里，才知道她原来是个厉害的“老江湖”。当得知胡雪岩的目的之后，她装聋作哑，不想帮这个“忙”。越是这样，胡雪岩越是不敢大意。于是，他不厌其烦地说明来意，一方面表示不愿使松江漕帮为难，想解除尤五的窘境；另一方面，又表示不愿请官兵护运，怕跟俞武成发生冲突，伤了江湖和气。
这番话可谓绵里藏针。当听到胡雪岩说“不愿意请官兵护运”这句话时，俞三婆婆暗暗吃了一惊。她当然知道胡雪岩跟官府的关系，更知道这其中的利害。这话等于指责俞武成伙同太平军抢劫军械，这可是灭门的大罪。
面对这种利害关系，俞三婆婆装出一副被不争气的儿子气得发抖的样子，一边拄着拐杖一边厉声吩咐她的孙子俞少武：“赶快派人把你那糊涂老子找回来！”
胡雪岩看到事情有了转机，急忙好言相劝：“这件事怪不得俞大哥！我们也是道听途说，还不知道真假，俞大哥不至于敌友不分。我们的来意，是想请三婆婆做主，仰仗俞大哥的威名，保个平安。”
听胡雪岩说得这么诚恳和谦虚，俞三婆婆的脸色缓和了一些：“这事武成理当效劳。”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既解除了尤五的尴尬，又拉拢了俞家，枪支可以顺利运输了。
然而，胡雪岩想的可远不止这些，他考虑的是如何把俞武成的骑虎之势成功地化解掉。因为俞武成此时寄人篱下，急于为自家弟兄谋个出路，他是受到当地一个江湖组织的挟制，不得不做这趟买卖。
按理说，胡雪岩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俞武成和江湖组织的恩怨他可以不管，反正有了俞三婆婆施压，俞武成不敢造次了。
但胡雪岩不是一般人，他不愿意看到不圆满的结局，他要让俞武成彻底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觉得，只有按照这样的思路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大。于是，他又开始为俞武成的难题奔走，又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良策。
那么，胡雪岩做到了吗？当然做到了，他用的方法就是收降。
胡雪岩不仅向俞武成和那个江湖头目讲明了形势利害，而且跟他们达成了协议，由胡雪岩报请官府，发给这批人三个月粮饷，保证不先降后杀，事成后编队移地驻防。另外，胡雪岩还拿出一万两银子送给那个江湖头目，说：“我那个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古应春告诉我，我在丝上赚了一把。自己人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分一万两银子的红。”
既然有了生路，谁还会硬往死路上走呢？这样一来，双方皆大欢喜。
由此可见，只有尊重他人，满足对方的成就感，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不断上升。只此一件事，就足以看出胡雪岩的“圆融”。
假定在这件事情上，胡雪岩没有作什么周旋，只是尤五卖他人情，与俞武成闹翻，运枪的事情虽然可以办成，但以后的局面却会恶性循环，处处掣肘、事事难办。所以，尤五的人情可以领，却不能那么便宜地收下就算了。俞武成那里稍有不同，胡雪岩跟他本没有人情却必须做人情，只有把人情做好了，事情才好办。而做成人情的方法无非是同生死、共患难。替对方考虑周到了，难题解决了，自己的事情也就大功告成了，以后办事就更方便了。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胡雪岩为人处世不怕麻烦、不辞辛苦，总是力求做到周全。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本着一个“圆”字，不到山穷水尽之时，决不会放弃以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有时候为了使事情达到平和圆满，也决不过于姑息迁就。既不失原则，又善于见机行事、灵活应变。这就是胡雪岩的“圆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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