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邮电小区被盗，接手这个案子的是派出所的副所长苏眠。

    苏眠的老丈人是老邮局了，十年前退休，苏眠和林丽结婚时，苏眠才分到派出所，工资不高，家还在农村，根本没有能力在城里买房。苏眠唯一的优点是有个一米八六的大个头。林丽喜欢，林丽的母亲也喜欢。结婚时，林丽母亲说，就接到我们家吧。反正我们家林华还小。林华是林丽的弟弟，当时才上小学六年级。苏眠的家就落户在邮电小区了。

    小区被盗案发时，林华已经大学毕业。老爷子倾其所有，外加内亲外戚的帮助、苏眠出的两万块钱，给儿子在小城新区买了三室两厅。儿子也孝顺，接了老爷子同住。老爷子对林丽说，现在房价涨了，邮电小区这套房最少值七八万，苏眠出两万，这套房子就给苏眠了。邮电小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单位盖的家属楼，有黑又矮。外墙是灰色米石贴就，不像现在的瓷砖明光闪亮。有几处外墙墙皮都剥落了，远看着就像一个老人穿了一件破衣服。最要命的是住房面积小，加上公摊面积还不到六十个平方。有能耐的人都把房改后的家属楼卖了，然后添钱去买商品楼。苏眠不敢想。苏眠和林丽生活了十几年，工资涨了，开销也大了。一个女儿上学，乡下两个老人有个头疼脑热，大病小灾的都是花钱的路。林丽常常当着苏眠的面说，后悔死了！当初刚刚看了你的高个子，那知道高个子不能当钱使啊！

    不管咋说，苏眠能在小城有一套住房，都是沾了老婆的光。当派出所副所长的苏眠在外总觉得高人一等，说话盛气凌人，回到家里，面对在邮局捡信封的老婆却是低眉顺眼，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

    被盗的是西单元二楼住户。这套房是买的二手房，房主在市场做生意。从银行取了钱准备去西安进货，老家忽然来电话有事，回家一趟，想着晚上就能回来，谁知事情耽搁，回来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床铺底下的六千元现金全部被偷。从作案现场看，门窗完好无损，窃贼应该是从大门进来，然后用万能钥匙轻而易举入室行窃。

    这个小区有门房没门卫，原因是六七成住户已经不是邮局家属。邮局也就不再管理这个小区。以前就常常出现盗窃案件，东家丢了手机、西家丢了电视；一楼车子丢了，五楼存折丢了。搞的是人心惶惶。曾有人说，每家出点钱，雇个门卫。说归说，就是没有人出头组织实施。

    正在苏眠破案无果，焦头烂额时，住在他楼上的光头来找他。光头是河南人，在小城南边的山里开矿。因为不想在小城住一辈子，就舍不得花大价钱买大房子，临时买一套二手房凑合。苏眠最看不起这些暴发户的嘴脸，开个皮卡，整天嘴上叼支雪茄，腰里别个能装下砖头的皮包，走路眼睛总瞅着天上。苏眠不止一次在心里说，等你落到我手里再说！光头递一支雪茄给苏眠，苏眠说，我不抽。光头讪讪地抽回手，对苏眠说，听说我们楼上被盗了，有线索了吗？

    苏眠说，没线索。又说，你有线索？眼里是不屑的神情。

    光头说，不瞒你说，我在小区大门暗暗装了个摄像头。

    摄像头？苏眠吃了一惊，我怎么没发现？

    光头一笑，你看见了就不是‘暗暗’安装的了。

    苏眠说，你知道在公共场所私安监控器犯法吗？

    光头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这个小区不安全，也没人管。以前总有人家被盗，小偷小摸住户不报案，损失大一点的报了案也没有结果。你知道，我开矿，家里总会放点东西。那次回老家，在电子器材市场见到这一套监控设备就买回来了。

    苏眠也顾不上追究光头的责任。再说，这样的责任也是民不告官不究的事。苏眠对光头说，你在监控器里看到可疑情况了？光头说，我这几天在山上，刚回来就听说了小区被盗的事。知道你负责就来找你了。还没顾上打开。

    苏眠就带了一个民警来到光头的家。

    苏眠调出出事那晚的监控，果然发现在11点左右，从大门里走进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子，鬼鬼祟祟的。苏眠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是辖区有名的飞贼，人称无敌手的二毛。就在苏眠紧锁的眉头刚刚舒展开来时，心头却忽然一紧。苏眠在监控里看见林丽和一个矮个子男人一同走进了大门。那个男子苏眠认识，是林丽高中同学，现在是小城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

    苏眠的头“嗡”的一声大了。

    邮电小区被盗案破获后，苏眠和林丽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接下来，林丽委托给她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重新帮她打一场官司。光头被林丽告上了法庭。

    令人庆幸的是，邮电小区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件。

    喜洋洋与灰太郎

    苏眠接手这个案子时正和妻子林丽闹离婚。苏眠的心情很不好，工作状态也不尽人意。

    苏眠的老家处在城乡结合部的苏村。那地方原来有个私企煤矿，村里年轻人多在煤矿打工。后来，煤矿因为出煤量少，又加上出了几起人命事故，老板跑了，煤矿荒废了，千疮百孔的土地种不了庄稼，村子里的年轻人只好出远门，去广州、深圳打工。留守苏村的就是些老弱病残和少年儿童。

    案件是这样的，开超市的胡海放在门市部抽屉的8000元现金昨晚被盗。胡海的小超市不像洛城的超市那样，玻璃门，电子防盗设施，就是路边普普通通的三间砖瓦房，经营点烟酒副食、日用百货。烟没有贵重烟，酒也没有名牌酒。按说，胡海的经营款项从来不在门市部放的，这次失窃的现金是从银行取出，准备第二天进货的，放在另外一个抽屉，晚上关门时忘记了。

    犯罪分子的手段很拙劣。木门靠近地脚的地方挖了一个不规则的洞，洞的周围显出黑色，是那种铁器烧红烫出的黑。这个小孔足可以钻进一个人。苏眠试着钻了一下，没有成功，站起身，自嘲的笑笑，太胖了。边上看热闹的人说，瘦子就可以了。可以判断，犯罪嫌疑人一定是从这个挖开的洞里进去的，里边的门杠完好无损。苏眠把怀疑对象锁在二秃子身上。二秃子是苏眠的同龄人，从小就不是个正经人，是那种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平时没法管，严打抓进来的惯偷。怀疑二秃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身材瘦小，所谓五短身材说的就是二秃子。

    苏眠把他的怀疑说给村长听。村长点头。当苏眠和村长来到村西头的二秃子家时，低矮的三间土房子，铁将军把门，看着门面上蜘蛛结的的网，村长一拍脑门，你看我着脑子，二秃子年前就和我们家的军军出门了，说是到镇江打工，一直没有回来。听我军军在电话里说，二秃子现在可好了，做了车间的带班哩。

    案件一时陷入僵局。苏眠一筹莫展。回到家，女儿正在看电视，是那部“喜洋洋与灰太狼”的动画片。妻子林丽陪在女儿身边边看边给女儿织毛衣。老实说，苏眠不喜欢这部片子，充满了欺诈和勾心斗角。可女儿喜欢，妻子林丽也喜欢。看到苏眠愁眉不展的样子，林丽问，怎么了，又让案件难住了？苏眠本来不想理她的，也许是真的难住了，随口说道，老家出了件偷盗案，三天了，毫无头绪……林丽听了苏眠的话，只说了一句话，那么多钱，总要花啊。苏眠脑子忽然灵光一现。

    第二天，苏眠动用了能动用的警力，在苏村及周边地区摸排走访，碰头会上，终于有了收获。洛城一家手机店营业员反映，三天前，有两个孩子在他们那儿买了两部时尚手机，总共花了三千多元。当时她们还咋舌，这么小的孩子，哪来这么多钱买手机？第二天，苏眠打电话叫来了村长，村长又打电话叫来了中心校的校长。在营业员的描述里，村长说，可能是我们村的苏佩和刘言。校长就打电话给学校，让查一下这两个学生的动向。不多时，六年级的王老师骑着摩托风风火火地来了。王老师说，苏佩和刘言三天前就没来学校了。这两个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孩子是校外住宿生。打孩子原来提供的家长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看来这起案件的犯罪分子肯定是这两个孩子了。苏眠就纳闷，当时在现场，咋就没想到是孩子作案呢。搜查了全洛城的网吧，没有找到苏佩和刘言。正在苏眠焦头烂额时，有个私人宾馆的老板来到派出所，几天前，他们宾馆住进两个男孩子，到现在也没有出门，敲门不开，喊话不应。服务员找了个借口开门进去，见到两个孩子在看黄色录像，所以来反映了。

    苏敏和办案民警来到宾馆时，苏佩和刘言还在看电视，不过他们看的不是黄色录像，是喜洋洋与灰太狼。苏佩和刘言的房间里，床上、地下是一片狼藉的小食品和碟片。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案件终于破了。苏眠却高兴不起来。据苏佩和刘言交代，他们那天晚上上网回到住处，肚子又饿得咕咕叫。到超市本来是要弄点吃的的，不想在抽屉发现了那么多钱，就……，为什么买手机，苏佩说，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啊。刘言说，想爸爸妈妈了，方便联系。几年了，都没有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了。至于笔记本电脑，两个孩子都说，手里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不知咋花，想起在网吧上网的事，就买了电脑。再说，城里孩子有彩电和电脑看喜洋洋与灰太狼，他们只有听人家议论的份。有了电脑，买了碟片，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问，黄色碟片怎么回事，说是买碟片时，老板推荐的。这种碟片老贵呢。老板看到他们手里有钱，就推荐他们买。苏佩和刘言都说，难看的很。还是喜洋洋与灰太狼好看。

    案件的处理结果是，由于两个孩子不够法定年龄，警方已督促其父母赔付了被盗现金，并责令其父母对他们严加管教。

    这件案件结束后，苏眠再也没有提起和妻子林丽离婚的事。他开始坐在沙发上陪女儿看喜洋洋与灰太狼。妻子林丽手里也没闲着，开始织第二件毛衣，是苏眠的。

    生命的密码

    真应了那句魔咒。七年后的这个秋天，苏眠和林丽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七年前的今天，苏眠和林丽在亲戚朋友的祝福声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走过七年，就要分手。

    说好的，今天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也不团圆了，为了不影响才上小学的女儿，孩子送到姥姥家了，由姥姥接送。然后就去民政局办理手续。苏眠和林丽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吵一句嘴——既然不能白头到老，就分开吧。勉强在一起，都不好受。女儿是无辜的，林丽说，她带。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遭受后妈的白眼。苏眠说，你带也好，我还是孩子的爸爸。我会养活孩子的。

    说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林丽最大的毛病是打麻将，俗称垒长城。而苏眠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工作之外不打麻将、不跳舞，更不会去K歌和浴足那种场合。苏眠甚至连烟酒都不沾。苏眠唯一的爱好就是下班钻进书房，看书、写博客。这样的男人在今天已经是珍惜动物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如果不是天翻地覆地吵闹就是寂寞冬夜的冷战。苏眠和林丽属于后者。

    分手吧？分手吧！

    从民政局出来，苏眠和林丽各揣了绿本，神情怪怪地走到马路边。现在，苏眠要坐1路车去城东，林丽坐5路车去城西。就在苏眠迈开脚步要去对面的站牌时，林丽忽然走过去，拥抱了苏眠，眠，对不起……苏眠的眼窝一热，拍拍林丽的后背，说，祝你好运。苏眠说完这句话，和林丽分开，抬脚就走了出去。

    就在苏眠转身抬脚的一瞬间，一辆小轿车飞驰而来，苏眠惊呆了，一动不动……当苏眠倒下的刹那，一只大鸟飞翔起来，在金色的天空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重重地跌落在灰色的马路上。

    揣着绿本的苏眠静静地坐在医院的陪护房里。洁白的床上躺着脸色同样洁白的林丽。苏眠在惊悸之后爬起来，才知道在小桥车撞上他的一瞬间，林丽冲上来，撞开了他，而林丽娇小的身子却变成了一只飞翔的大鸟。已经是半个月了，林丽还在昏迷中。林丽的头上一点外伤已经痊愈。但她的大脑受到严重撞击。医生说，她可能永远躺在床上醒不来，就是医学上说的植物人。

    把林丽接回家后，苏眠开始翻阅大量的有关植物人康复的资料。没有一样有效药物可以医治这种病。唯一的可能是亲属在病人的身边真情呼唤，也许某一天，奇迹就会出现。

    苏眠接回了女儿，每天放学和晚上，女儿就在林丽的耳边喊妈妈、妈妈。林丽还是无动于衷。苏眠办了停薪留职，在家经管女儿和林丽。每当女儿上学走了，苏眠就爬在林丽身边，一遍一遍地呼唤林丽。在呼唤林丽的日子里，苏眠才感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林丽的好。林丽虽然喜欢打麻将，可每天下班回来，林丽都会做好苏眠喜欢的饭菜等她；林丽虽然喜欢打麻将，可她从来没有耽搁女儿的上学接送。苏眠的衣服、甚至内衣内裤、臭袜子都是林丽洗得香喷喷叠放整齐……苏眠在外边的干净清爽其实都是有一个贤内助啊。想到这儿，苏眠的眼泪就流下来。他用手掌恨恨一抹，说，林丽，我一定要把你唤醒来。

    每天晚上，苏眠就在网上查有关植物人苏醒的案例。有一个案例说，用患者最喜欢的人和事呼唤又奇效。文中就是用麻将声唤醒了沉睡三个月的病人。苏眠忽然想到，林丽不是一直喜欢打麻将吗，每次接到电话说三缺一，就很兴奋。苏眠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苏眠找到和林丽打麻将的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麻友都很同情林丽，就同意和苏眠配合。麻将桌就放到了林丽的床前，苏眠坐在林丽的身边。搓麻将的哗啦声和苏眠一句一句的“林丽，快，三缺一”“林丽，快起来啊，三缺一”的喊声从此就在苏眠的家里长久不衰。

    一个月后，林丽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站起来的林丽好像失忆一样，再也没有去打麻将，好像她一直就没有这个爱好。当然，苏眠和林丽身上的绿本已经换成了红本。

    官司

    三叔来到我这儿时，是一个秋天的中午。当时我正在接梅英的电话。在三叔声俱泪下的叙述里，我挂断了电话。

    三叔还是穿着他那件黑呢子大衣，袖口已经磨破了，前襟和领口也没有了细绒和光泽，下摆还沾了从山坡上带来的老婆针，零星的褐色泥点。我知道，那些泥点一定是过洛河时溅上去的。这是三叔上城的标志性着装。三叔的第一句话是，鸿，你要给叔做主哩！人家已经爬到你叔头上了。你爸不在了，叔就你一个亲人了，遇事就要寻你哩。你一定要给叔出气啊！

    我给三叔发了烟，倒了水，好不容易稳定了他的情绪，说，三叔，啥事？慢慢说。我民哥不是在家吗？三叔啐了一口，你民哥还是人啊？整个一个木头，光知道和人家动手。动脑子的事还要找你呢！你知道满堂吧，就是和你叔我房连基，地挨畔的满堂。我插嘴说，我知道，我满叔嘛。狗屁满叔！我才是你亲叔。狗日的满堂，我的新房庄基和他一棵柿树挨着，要剁他一条树股好说瞎说都不让剁。你知道，那根树股不剁，我的房就盖不成。墙砌到那个树股时，我越看越生气，就叫民把那个树股剁了。狗日的满堂和我打起来了，你民哥那笨猪一镢头就把满堂送到医院了。

    啊？人要紧不？

    三叔喝了一口水，说，那都是去年的事了。

    我说，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花点钱买个教训，让我民哥以后做事小心点。

    三叔说，那过去了啊？狗日的满堂把我告了，告到永丰法庭上了。我说，是啊，人家的住院费你要出。三叔说，这我知道，可他要的护理费、误工费我不出。他婆娘伺候他男人咋还要我出钱？误工费一天六十块，那不是讹人哩嘛！就他那怂样一天还六十哩，六块都没得。整天就在房前屋后闲转呢。三叔又说，你知道满堂有个外甥女吧，听说在城里帮人打官司哩，告你三叔的状子就是她写的。狗日的满堂，就显摆他城里有人，我城里也有人哩，我侄子还是城里跺跺脚楼房都晃三晃的人物哩！鸿，你可要给三叔做主哇！多余的钱叔一分都不给他狗日的。

    我说，叔，你放心。我一定帮你问问。

    三叔走后那晚，我和梅英、郑武他们在知心聚喝茶。喝着喝着，就说到了我三叔的事。梅英说，这个事我知道，你知道我姨夫是谁吗？就是满堂。去年春天，我姨夫找到我，让我给他写状子。我姨夫说了事情大概，我劝姨夫，乡里相亲的，赔了医疗费就算了。再说，你要是把你那个树股剁了不就没事了吗？农村人盖个房不容易。我姨夫说，是他不仁在先，我不义在后。原来我姨夫盖房时，房子后边紧挨着你三叔的自留坡，东边就一米，你三叔就是不给，房子只好盖个一头沉。我姨夫新房盖起了，心里却一直有个疙瘩。

    哦。

    这时候，郑武插话了。还真巧了。这个案子是我接手的。

    我和梅英不约而同地问，你什么时候调到永丰了？郑武说，去年春天刚调到永丰就接手这个案子。当时还惊讶于这么个小案子，状子咋就写得这么漂亮，原来是我们的梅大律师写的。梅英说，去你的。快说说这个案子。郑武说，刚接手，我想着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子，农村嘛，三代以内都是扯不断的亲戚，把双方叫来，调解一下就结了。谁知道这个官司打了近两年还是没有结果。我问，咋了？郑武说，简单地说就是500快钱的事。一个非要500块——大宗赔偿都谈妥了——一个死活都不出。官司从去年打到现在，刚开始两人骑自行车来，现在是坐通村公交来。光去年到今年二人打官司花的闲钱都不止500哩。

    第二天，我专程回了一趟老家。我的明光铮亮的车子一进村，我三叔的脸上就绽放出一朵花。走路也有了精神。饭后，我进了满堂的新屋。满堂一句话没说，瞪着敌意的眼睛。我说，满堂叔，都不让我坐了？满堂丢下一个字，坐！我说，吃饭没？满堂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知道你是给你三叔做主来了。我不怕。一个子都不能少。这不是钱的事，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哩。

    我说，叔，咋先不说那事。先给我倒一碗水。满堂喊灶屋的婆娘倒了一碗水端来放到堂屋的方桌上。我喝了一口，甜甜的——放了糖。我喊，婶，你把我没当外人嘛。我给满堂递上一支烟，一屁股坐在方桌边的长条凳子上。满堂顿了顿，也在那头坐下来。我说，满堂叔，冤家宜解不宜结，再说，又是扯不断的关系。是这，我私下里给你300块，我再给我三叔说，让他明里给你200块。这事就结了。咋样？满堂脸上颜色一变，说，念你娃一片好心，行。这事就这样了。

    我回到城里的第二天晚上，三叔给我打电话，三叔一开口就骂我，鸿，你个狗日的，你以为三叔没有那500块钱啊？头都磕了还在乎作个揖？叔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我后来才知道，官司了结后，我三叔和满堂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三叔呸了一声，说，你能，就甭让步嘛？满堂一听，让你是孙子！我一分钱没少拿。三叔回到村里，才从别人嘴里知道他少出的300块钱是我出了。

    狗事

    王大毛喜欢养狗。王大毛养的狗不是名贵的宠物狗，动辄几千几万的身价。王大毛自己说，我自己都不值那么多钱呢。养狗不就是个乐子吗？高兴就行。王大毛的身前身后就总是跟了或黄或黑的几条狗，膘肥体壮的，呲牙咧嘴的，让见了王大毛的人恐惧。

    说这话的人是刘一刀，我们小城医院的的主刀医生。刘一刀是在秋天的傍晚上山时和我碰面的。那时候，我们对面刚好有一大一小两只狗走过来。我说，一见到这些狗我就恐惧。我就不明白，这些住在城市里的人为什么喜欢养这么大的狗？刘一刀就给我讲了这个关于狗的故事。

    刘一刀说，那一年腊月，王大毛，你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们小城南门口大摇大摆那几只狗的主人（哦，是他啊！）。王大毛养的一只狗——王大毛叫他黑豹——忽然抽筋了，疯了一样乱串乱咬。王大毛就骑了摩托车，把狗往身后一按，带了狗去西市兽医医院。王大毛左手握着摩托，右手按着不停抖动的黑豹。就在快要到兽医医院的西门口，王大毛的摩托车一拐，就和前面的一辆农用三轮车追尾了。

    （啊！要紧不？）

    事情要说不要紧。王大毛的摩托车前轮钻进了三轮的车厢地下，变形了。所幸的是王大毛人没有事，只是右手擦伤了点皮。这应该感谢这地方是一个拐弯，王大毛的车速放慢了。开三轮车的人下来给王大毛发烟，说，老哥，咋不小心呢？王大毛此时已经顾不上绑在摩托车后座上的黑豹，王大毛挡住了那只递烟过来的手，你说的是怂话！谁让你把车停到这儿的？我这摩托你要赔，我这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吃不了兜着走！开三轮的人就好话多说，掏出二百元给王大毛，大哥，你看我们还有事，这点钱你就去修修摩托。不远处刚好有一个摩托修理部。王大毛说，不行，三百。二百能弄个啥啊？耽搁了这么久，我的黑豹要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那人就又掏出一张老人头。

    （钱这么好挣啊？）

    王大毛钱还没接到手里，坐在三轮车车厢的一个小伙子发话了，叔，凭啥给他掏钱！小伙子说着话，已经下了车，站在王大毛的面前。小伙子一米八的个子，长得虎头虎脑的。他一把夺过三轮车司机的钱，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撞上来的，又不是我们撞他的。王大毛就火了，一个长拳捅过去，小伙子就成了熊猫眼。小伙子一个趔脚，稳住了身子，一只手捂了受伤的眼睛，左脚就狠狠地踢向王大毛。三轮车司机赶紧拉住小伙子，说算了算了，多大个事。一边对王大毛说对不起。王大毛躲过了小伙子这一脚，右手就多了款黑色的手机。王大毛把手机放在耳朵上喊，都过来。狗日的在太岁头上动土哩！

    （是啊，这小伙子也不打听打听，王大毛是谁？）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小伙子肯定不是王大毛和赶来的另外三人的对手。小伙子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时，110来了。小伙子先送医院看病。王大毛说，行，送去吧。不就是花钱吗？我花钱，你受罪，让你也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王大毛掏出五百元给三轮车司机，说，我还要给黑豹看病呢。

    110作了简单的笔录，接过王大毛递过来的烟夹在耳朵，说，净惹事！以后注意点。

    （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王大毛在又一次花了五百元后也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想到的是，半个月后，公安局来人把他提走放到了笼子里。和他同时放进笼子里的还有那天帮他打架的三个人。一个是他侄子，两个是他侄子的朋友。王大毛进了笼子才知道那个小伙子死了（死了？）。王大毛也不相信。王大毛说，不就是毛打了一顿吗，咋会死了？我也去医院看过，医生不是说，没事，就是点皮外伤吗？

    但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小伙子确实死了。

    王大毛托人找法医鉴定。鉴定的结果是小伙子本身有心脏病。可这只能是量刑减轻，并不能推脱刑事责任。王大毛和其余三个人在三个月后获刑——死罪可恕，活罪难免啊！

    （唉！）

    刘一刀讲完这个故事，我们都沉默了。这时候，我们刚好上完一百八十八级台阶，走在通往市民游乐园的大道上。两边的绿化树在路灯的忽明忽暗里，影影绰绰。忽然，从绿化带里窜出一条膘肥体壮的狗，黑色的。刘一刀惊叫一声，那只狗大概也受到刘一刀惊叫的惊吓，顿了一下，冲刘一刀狂吠起来。刘一刀怒从心头起，大骂，那个没教养的养这么大的狗，当心我刘一刀宰了你！刘一刀话音未落，从对面走来一男一女。女的接口就说，那个没教养的和狗在这儿吵架？刘一刀说，哦，我说这狗没教养，原来还有比这狗没教养的。对面的男人也不搭话，直接就扑过来，照刘一刀的嘴上狠砸一拳。刘一刀用右手抹了一把嘴角渗出的血，对那男人说，有种！别碰到我手上。

    刘一刀出奇的安静。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性格。

    男人说，你老几啊？以为老子怕你不成。也不打听打听，我王大毛是谁？

    （王大毛？）

    刘一刀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就是王大毛？你不是被判刑了吗？

    嘿嘿……嘿嘿……

    王大毛喊了一声，黑豹，走！

    望着男人和女人，还有被称为黑豹的狗远去的身影，刘一刀狠狠地说，狗日的，别碰到我手上。

    帐房先生

    吴先生退休的时候，还不到规定年龄，只有五十五岁，为了高中毕业的儿子顶班（上世纪国家有这政策）端上铁饭碗，吴先生就提前办了退休手续。退休了的吴先生没事干，正好生产队的会计不干了，队长就请吴先生当会计。吴先生在单位就管财务，一把算盘打的滴水不露，人称“铁算盘”。干一个生产队的会计那是绰绰有余。

    后来，包产到户，队长都没事干，吴先生的会计就名存实亡。只是百十号人的村子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就请吴先生去当帐房先生。吴先生也不推辞，就梳了头，是他们那个时代伟人的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刮了胡须，净了面，戴上棕色的宽边眼镜，腋下夹了那把框儿、珠儿磨得油光呈亮的算盘就去了。

    吴先生的帐面做得细，来客官号下还要注上小名，烟是啥烟，酒是啥酒，布是几尺，面是几把，银是多少，一一列举，绝不含糊。到了晚上，主人和帐房先生坐一块儿，四个凉菜，四个热菜，两壶酒，边喝边交帐。吴先生的双手在算盘上就像现时年轻人在键盘上打字一样，霹雳啪啦，帐面就一清二楚了。总共收了多少烟多少酒，拿出待客多少烟多少酒，还剩多少烟多少酒；实收现银多少，谁谁支用了多少，还余多少。左手握钱，嘴里往右手大拇指吐了唾沫，就哗哗地数，一块一毛不差地交给主人。

    主人就很满意，执意再敬两杯酒，又喊女人再敬先生两杯，儿子，儿媳各敬先生两杯酒。吴先生就醉了，说：“不喝了，不喝了，再喝就真醉了，再喝就回不去了……”

    正因为吴先生的认真、仔细，村里人都非常相信他，不论亲疏，过事必要请先生去管帐房。

    这年正月，村长的儿子结婚，吴先生自然责无旁贷是帐房先生。忙了一天，晚上给村长、村长老婆把帐目交代清楚后，吴先生就微微醉着，感觉很好地回家了。村长躺在床上，一时三刻睡不着，就拿着礼单从头到尾看起来。看着看着，村长的脸色就不对了。问老婆：“你晌午看到老贾了么？”

    老婆说：“咋没看到？他不是还给你戴高帽子了吗？”

    老贾是村上的支书，是村长的老搭档了，两人共事快十年了。

    村长就说：“这就怪了！”

    老婆问：“咋了？”

    村长说：“没啥。你睡吧。”

    村长在礼单上没有见到老贾的名字，按说老贾上礼最少是100元的。那些村民小组的组长上礼都是100元，村里稍微能拿出手的人上的礼都是50元。可咋就没见老贾的名字呢？村长又翻看了一遍礼单，还是没有。老贾绝对不会不上礼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帐房先生做了手脚。村长想到这儿，又问老婆：“咱没得罪老贾吧？”

    老婆说：“咋会呢！老贾女儿出嫁时，咱不是上了100元的礼吗？”

    村长就重重地点了点头。老婆说，“有啥不对劲的。”

    村长就把心里的事对老婆一五一十地说了，又叮咛千万别说出去。

    这事到底还是说出去了。帐房先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知道了，就气地病倒了。对老伴说，你那天看到老贾进帐房了吗？老伴说，我倒是听到老贾的儿子给人说我要去上帐了，就去了帐房。吴先生就长叹，我老糊涂了。

    吴先生睡了十天，人也瘦了许多。胡子拉杂的。头发也乱得一团糟。也不洗不梳，从墙上取下算盘摔得粉碎。只说了一句：“一世的清名啊……”就不再言语。踉踉跄跄到了村长家，从口袋掏出100元钱给村长，说，我咋就老糊涂了？

    村长忙扶帐房先生坐下，说，您老这话咋讲？

    “我给你管帐房，少给你交100元钱……”

    村长说，您听谁说啥了？老贾的儿子是去帐房了，不过他去时您不在，他又出来了，刚好有人找他有事把他拉走了。他这一走，就把上礼的事给忘了。都四、五天了，洗衣服从内衣口袋掏出100元钱，才想起那天忘了上礼。正在这时，老贾也找村长来了，就说，是啊，都怪那个小王八羔子！

    帐房先生一下子怔在了那里。

    儿子在单位也管财务，一手算盘得父亲亲传，打得潇洒自如，人称“算盘精”。礼拜天回家看到父亲瘦了一圈，就问咋回事？母亲把这事原原本本说了。儿子说：“啥子事吗！我的帐上几万元都填不平呢，还不是恁大个事！我爸也真是，100元钱就把算盘摔了？”

    母亲说：“你那能和你爸比啊？”

    爷孙卖药

    葫芦峪里藏着四个自然村，两千多户人家。峪口正对了省道商洛路。从峪口往西去是洛城，往东去是商州。葫芦峪的人祖祖辈辈要上洛城，下商州，就要从深深的葫芦里走出来，走出峪口，才能去城里逛世界。

    改革开放后，农民有钱了，第一件事是吃饱，吃饱了干的第二件事就是盖房子。顺理成章的，峪口就成了木料交易市场。山里人掮一根檩，几根椽就能换回买小麦、苞谷的钱。塬上的人粜了粮食就能买到盖房的木料，盖了四间大瓦房，儿子就能说下媳妇啊。

    市场形成了，就有了市场的规模。沿着顺峪而下的小河两岸，盖起了简易房，在房的周围又搭起了各色各样的简易棚。商店、饭店、药铺，就连村上的信用社、代销店、初级小学都迁来了。在这个自然形成的小集市上，最让葫芦峪人放不下也离不了的是位于集东头的药铺了。

    三间土木结构的低矮瓦房，东边一间是老中医，人称“董三付”，七十多岁，终年穿着对襟中式衣衫，留着五寸长的胡须，不黑不白，整个一个灰青色。瘦瘦的身板硬郎郎的。双眼炯炯有神。他要直视你一分钟，你就不由得低下了头。山里人身子骨没那么娇气，有个头疼脑热，在他这儿，三付药就没事了，回家照样砍柴挖地。西边房里住的是老中医的孙子。孙子卫校毕业后，没有安排，就自己开了一家诊所。人们都叫他“小董医生”。孙子学的是西医。孙子总对爷爷说，您的中医不行了，我的西医治病快，又简单方便。来了病人，在爷爷这儿看了，爷爷给包了三付草药，用麻线绑了，说，记住，一付药熬三次，三次混合，分三次喝下，三天准好！人一走，孙子就笑爷爷，那病还要三天啊，我一天就让它好了。又有病人去孙子那儿看了，孙子先给量了体温，又用听诊器在病人的前胸这儿按按，那儿按按，就打一针，开两天的西药片子，说，没事，两天就好了。病人还没走，爷爷就咳嗽，那脸上的表情是不屑一顾。

    慢慢地，到孙子那儿看病的人多了，原因是孙子那儿看病花钱少，见效快。到爷爷这儿看病的人多是些老年人，他们相信中药能剜根。孙子对爷爷说，你的三付药老是十元钱，我两天的药才是五元。爷爷说，你那能治病吗？孙子说，两天不得好，他自己就来了，再看，再开药啊。你一下子给他开十几块钱的药，他总是嫌贵嘛。这就是做生意的诀窍，您老不懂啊。爷爷就摇头。

    那一年，从商州、洛城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全国出现了一种流行病，叫“非典”。死人无数，国家暂时还不能根治。据说都传到一岭之隔的华阳了。州里、县里的板蓝根冲剂价格一涨再涨，并且货是供不应求。孙子连夜就去了州里，四处托人购了大量的板蓝根冲剂。第二天却不卖，又去洛城想办法弄了一批压在药房。过了不到一个礼拜，风声更紧了，谁家有人一咳嗽，就怀疑是“非典”，就赶紧要量体温，送医院。从州里、县里回来的人都知道了要喝板蓝根能预防这种病。就有人来问孙子，孙子说，是啊！现在只有这板蓝根才能救命啊。来人就要买。孙子先说，货不多，然后就说药贵了。来人说，药贵还有钱贵？孙子说，确实贵了。来人说，多少钱？孙子说，十八元。来人说，那么贵啊？原来才六元嘛。孙子说，就这还没货。过几天说不定卖二十呢。

    那人狠狠心买了两包走了。葫芦峪的人知道板蓝根能治这种谈“非”色变的病，知道小董医生这儿有，就揣了买衣服、孩子上学的钱来买药。小董医生看着涌到门口的人群，心里乐开了花。一包二十元。有人就喊，早上不是十八元吗？小董医生说，涨价了。就不再说话。人们在钱与命之间，还是觉得命比钱值钱。买！

    小董医生晚上在席梦思床上把钞票数得哗哗响，睡梦里都笑出了声。在东边的房子里，老中医却咳声叹气。在房中走了一晚上，头摇了一晚上。

    小董医生睡到日头一竹竿高了，才起来准备迎接又一个挣钱的日子。他开了门，门外没有了早早等着买板蓝根冲剂的人。在爷爷那边的场院里，爷爷用三块大青石支了一口大铁锅，锅里红通通的液体翻滚着。爷爷正用了大铁勺给周围的人碗里盛液体。

    他这才看到，在铁锅前面，竖着一块黑板，上面是爷爷的苍劲手书——板蓝根汤。一毛一碗。

    一生

    洛州城以西三十里偏南有一个村子叫黄塬。村子最东边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黄，三间土房带着一个院落，有楼门，坐东向西；一户姓王，背靠了黄姓房子的山墙盖了三间低矮的土房子，面朝南，门前有一棵苦李子树。

    黄家和王家的明争暗斗一生都没有停止过。

    先是黄家占了上坡头。黄家的房子虽说是土木结构，但盖的高大、宽敞，并且有一个院落。院落里有一个乡村里很少见到的花圃。花圃是用青砖斜着围成的，青砖的角一溜儿排开去，像木匠手中的锯子。花圃里到夏天了，就有很密的草和很艳的花，更让黄家引以自豪的是花圃里长有胳膊粗细的一棵梨树。春天有“梨花带雨”的雅致景象，秋天有“硕果累累”的丰收喜悦。而王家虽说也是土房，但明显的低了、矮了。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院子里的那棵树，细、高、瘦，还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苦李子树。

    命运的改变是这样的。那年冬天，黄家媳妇生了，是一个女孩。王家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一半。到了第二年春上，王家媳妇趴在炕沿上吭哧了大半晌子，在煤油灯下，终于看到一个带把的“讨债鬼”，心里一放松、一高兴，头就一歪，整整睡死过去一天一夜才醒来。满屋里充满着胜利者的欢声笑语。

    女孩名叫淑玲，男孩名叫铁锤。

    淑玲在全学校200多名学生里头，她的衣服是最鲜亮的。淑玲的脸盘子是一个典型的南瓜仔，白净，俊俏。尤其是身后梳得油光闪亮的辫子走到哪儿都吸引一大片眼珠子。铁锤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冬天那一身黑棉袄的袖口总会露出灰白的棉絮，春天里抽出棉絮就是夹袄，夏天去掉里子就是单衣。让铁锤父母自豪的是铁锤过年的时候总能领回两边是红旗的奖状。小小土屋的当堂子领袖像两边贴满了儿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三好学生的奖状。那是王家给亲戚炫耀的唯一资本。淑玲那次考试回来交给母亲的卷子上是一个红色的鸡蛋，下面是一双红色的筷子。淑玲本来是准备挨母亲的骂的，但母亲接过来仔细看了，拍拍淑玲的头说，好！妈就给我娃炒鸡蛋吃！淑玲没有哭，心里却酸酸的。

    那一年，铁锤初中毕业，因为他父亲是贫协主任，大队就推荐他去了西边山里的国营厂子当工人。一身粗布工作服，紧袖口儿，崭新崭新，把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得精精神神。尤其是胸前的那朵大红花，把小伙子的脸都映红了。铁锤父母脸上的笑就收拢不住，父亲手里的羊群烟就一根一根地出去，眼光就乜斜了隔壁的楼门，嗓门也大了，还是养儿子好啊！能顶门，能立户！

    淑玲的命好，那个收获玉米、大豆的季节，嫁给了一位在县上工作的男人。男人在供销社上班。淑玲的家里就不缺了红糖、也不缺了布证，煤油也比一般人用得大方。更让淑玲高兴、有脸面的是有漂亮、时兴的料子做衣服穿。不久，通过男人的关系，淑玲进了村上的小学教书。淑玲教的是一年级。淑玲的脾气好，声音也好听，人也长得漂亮，学生娃就爱听她的课。淑玲教出来的学生在全公社考试中就拿了第一名。

    时间到了上世纪末，铁锤已是工厂里车队的队长了。妻子、女儿都在工厂上班，在厂里也有了房子。但铁锤父亲对铁锤说，儿啊，你母亲不在了，我也老了。我不求你别的，只求你能在我闭眼之前看看咱也有一座带院墙的房子。铁锤说，爸，我明白您的意思。这简单，我一个月搞定。铁锤就动用车队的车拉回了砖、沙子、水泥、钢筋等，叫了工队，真的不到一个月，一座带院墙的二层楼房就盖起来了。

    淑玲的丈夫这时候已是地区商业局的局长。淑玲一路跟进，也由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到学校校长到县幼儿园园长到地区幼儿园党委书记。过年回家看见了隔壁铁锤家气势恢弘的楼房，淑玲心里就“通”的一下，进门看见母亲失意、落寞的脸色，就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开年春上，在铁锤楼房的隔壁，又一座楼房起来了，比铁锤的还高出两公分。

    没过两年，山里的四个国营厂子全部搬到三百里外的西安电子城。铁锤的父亲也病故了。铁锤带院墙的房子就懒得装修。妻子、女儿都去了西安谁还回家来住啊。那座房子还要掏200元一年雇人看门。淑玲呢，母亲也老了，就接到州城里住。家里盖的房子当然大，却也愿意住在城里鸽笼一样的高楼里。

    那年春天，淑玲独自一人回了趟老家。站在高高大大楼房前，淑玲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候，铁锤从隔壁的房中走出来，四目就相对了。淑玲的心就乱乱的。铁锤犹豫了一秒钟吧，终于走到淑玲面前，铁锤的手伸出来，又尴尬地收回去。

    看着头发已变成灰色的淑玲，铁锤说了一句话，何必呢？

    淑玲的眼泪就不听话的流下来，过去了，还提它做什么！

    两座孤零零的房子，两个孤零零的人。

    骑着单车去石坡

    领队介绍新来的会员叫朱世玲。我心里哑然失笑，朱石领，该不会是水浒里的英雄吧？等朱世玲笑着和大家打招呼时，我才发现这是个似曾相识的女人，温柔中有些许腼腆。

    这个双休日，我们的目的地是石坡。石坡距离洛城四十多华里，期间要翻一座庵沟岭。洛城到庵沟岭这段正好是全部历程的一半路程，几乎都是上坡路。我们的自行车队出发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冲出洛城，向东一路疾驰。队伍过了麻坪桥，渐渐拉开了距离。

    秋日的阳光很好，把一大片金黄的光芒撒在沿路的山坡上，河流里。山坡上的各种树木在秋霜这位大师的描绘下，呈现出金黄、血红、碧绿等等色彩，由这些色彩组成的图案更是变化莫测，神奇无比。潺潺流动的河水翻着金子样的浪花。嗨，你好！抬起头，那个叫朱世玲的女人从后边赶上来。你是老会员了吧？是啊，快两年了。朱世玲说，真羡慕你呀。又说，知道吗？我的老家就在石坡呢。像这样骑着单车回老家的感觉已经很遥远了。我说，是吗？提起石坡，我倒有个有关石坡的故事。也是有关单车的，想听吗？

    朱世玲点点头。

    高三那年，我们班转来一个女生，叫刘夏，高高瘦瘦的，两条麻花辫子吊在格子布衫前面，走路喜欢低着头，看不清她的真面目。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这个貌不出众的女生。注意到她是在期中考试成绩公布后，刘夏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当老师在讲台上公布了考试成绩和名次后，教室里响起“嘘——”的一片声音。太意外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从石坡转来的，清瘦的、不善言辞的女生成绩会这么好？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刘夏，她的头低的更低了。我坐的位置正好在刘夏的左后，能看见她的侧面。我甚至看到她的耳根已经发红。那时候，我心里某个地方“嗵”地动了一下。

    我开始把我的小说借给萧棉看。萧棉是刘夏的同桌。我唯一的优势就是作文写得好，课外书多。萧棉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看琼瑶的小说。萧棉曾经向我借了几次《窗外》，我都找借口婉拒了。这次为了刘夏，我主动把《窗外》借给萧棉。我的小算盘是萧棉看小说时，刘夏肯定要看的，刘夏看了小说，肯定会感动，感动了的刘夏肯定要从萧棉那儿了解我。事实上，我这个计划是失败的。刘夏根本就不看小说，她只知道抱着书本死啃。

    有一天上数学课，我看到刘夏在抽屉翻来翻去，急得脸红脖子粗。她的桌面上还是没有放上课本。萧棉说，刘夏的数学书丢了，不知是那个家伙嫉妒刘夏的成绩搞的鬼。我说，不要紧，把我这本给她吧。我正好不喜欢数学，也学不会。萧棉说，那怎么行？我说，你就别管了，我找一本用过的就行。谁让刘夏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她是我们班的骄傲哩。没有人知道，刘夏的数学书其实是我偷偷拿走的。

    刘夏第一次向我绽开了微笑。我发现她的笑是那么美，纯洁、善良，充满母性的温柔。我冲她扬了下手，意思是没啥。我又拿起我面前一本旧数学书，说，我有呢。

    那年寒假，我自告奋勇，留下值班。我们班只有四个同学，就睡在教室里。那时候，我们学校宿舍少，女生住在宿舍，男生大多在教室睡。下晚自习后，把桌子拼到一起就是床板。铺盖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两个同学钻一个被筒。我留下值班后，大多时间是看小说。为了白天回家方便，我把二哥的自行车骑到学校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大年初三的早上。那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想着，我要去石坡，我要骑着单车去石坡。

    没有人问我去哪儿？我在啃从家里拿来的两个冷馒头，去水龙头那儿喝了两口冷水后，打着饱嗝推出单车。从丰镇到洛城三十里，是下坡路。我的心情非常好，虽然沿路杨树的叶子已经落尽，虽然麦田里的白雪还没有化尽，虽然阳光也是惨白惨白的，可我心里的阳光很明媚很温暖。我是在一路歌声中到达洛城的。我没有在洛城停留，而是一直向北。洛城到石坡这段路在我的行程里是个空白。我是边走边问。那时候，从庵沟口到石坡还没有硬化路面，单车在砂石路上艰难的走着，走到庵沟岭半腰，我不得不下车推着它走。翻过庵沟岭，到商树。人已经筋疲力尽，问路人，石坡在哪？还有多远？路人指引，再往前走，过延河桥，往左手拐就到了。过了延河桥，还不见石坡影子。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单车终于进入一个两边都有房子的街道，看到路边有石坡供销社，才知道石坡到了。推着单车走到石坡街道尽头，又掉转头推到这边尽头，看着街道上零星的摊点，烧饼摊上冒出的热气，谁家房顶袅袅的炊烟，我忽然感觉到我是真的饿了。摸摸口袋，掏出仅有的两元钱，买了两个烧饼，喝了一碗稀饭。我的目光越过街道两边的房顶，在苍茫的山坡和天际间看看。我的心里喊，刘夏，你在哪儿？我来了。我到石坡了？

    没有一个人回答我，连一只鸟儿也没有冲着我叫。

    无意间一回头，我看见朱世玲的眼睛红红的，见我看她，她扬起手背，抹了一把脸，说，看我，都比你的故事感动了。我说，哈，不会吧？你说，我那时候咋就那么傻？来回一百四十里，累个半死，就为了心中的一个女孩子！

    朱世玲说，是啊，我们那时候都傻。朱世玲又说，如果我告诉你，那个刘夏其实是她转学时用的名字，她的真实姓名是朱世玲时，你该不会吃惊吧？

    打牌

    吴教授退休后，就想回到老家安度晚年。自从有了这个念头，就吃饭不香，睡觉不稳，整天不开心，吊着个脸子，好像别人都得罪了他似的。老伴是个明白人，知道他的心事，劝他：“家里老人都不在了，孩子们都在城里，现如今回去，要啥没啥……”

    吴教授就打断老伴的话说：“不是还有三间老屋嘛！”

    老伴看他铁青的脸色，就没了言语。

    春节过后，吴教授终于冲破同事、儿女挽留的网，携老伴搭乘长途汽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回到了老家。

    四十多年了，故乡在老教授的眼里还是这样亲切。那村前的池塘水还是那样绿，那棵老槐树还是威风不减当年，树下的碾盘人们还在用着，永远改变不了的是再熟悉不过的乡音。不同的是村里人大多不认识，房子大多变成了砖房或者贴漂亮瓷片的楼房。

    简单收拾了三间土房，教授和老伴去给父母坟上烧纸。在袅袅的烟雾中，教授看着父母的合葬墓，在苍松翠柏中那么平和、静穆。他忽然明白了父母为什么不去大城市跟儿子住了。

    门前的菜地是父母一直种着的。这几年荒芜了。教授就和老伴在地里松土，施肥，上街买了土豆种，种下了他们春天的希望。

    教授就是教授，没事了，就于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坝里放一把竹椅，泡一壶茶，拿一部书，戴一副眼镜，有滋有味地逍遥。

    时间长了，吴教授又不好受了。整天就是和老伴你看我，我看你，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该看的书都看厌了。

    老伴说了，出去转转吧，我看见生娃院里有几个老人打牌哩。

    教授也看见了，他何尝不想去呢？可是，可是……儿时的玩伴如今都进入暮年，这些人中就他学问最深，过的最好。当他在大城市的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们却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劳做。他们中有人在四十年中寻他办过事，借过钱。他有帮上的，也有没帮上的，他不知他们现在怎样看他？

    前几天，见到生娃——他儿时最好的玩伴，他刚要伸手，生娃却把双手拢到后背，只冲他艰涩地一笑，说：“您回来了”就匆匆走了。

    教授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二月里，天气暖起来。生娃院坝的牌局仍然在。生娃、麻胡、根生、永娃……打牌的人骂骂咧咧，有时还动手抢牌。看的人就笑，就骂：“老不死的，和小娃一样！”

    就有人说：“老小老小，老了就和小娃一样。”

    又有人说：“爷爷孙子没正经。”

    打牌的人笑，看牌的人也笑。

    这时候，看牌的“没耳朵”忽然说：“看，教授一个人在那儿转呢。咱们叫他过来吧。”

    生娃伸手摸了一张牌，头也没抬说：“人家是教授，能看上和你打牌！”

    麻胡也说“咱都是下苦人，没文化。人家是干部，大学教授……”

    永娃就说：“我看他也挺寂寞的，喊他来吧！”

    “还寂寞呢，到底是中学老师呀。人家可是大学教授！”根生大呼小叫。

    永娃也不管了人们的讥笑，径直走到教授面前，把他连拉带拽叫到了牌局上。

    花花牌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打。教授当然会。几圈下来，教授已不拘束了，和儿时的伙伴在一起争得面红耳赤。眼看天黑了，牌局还没有散的迹象。

    教授的老伴来找他，说：“我还以为你没了，原来在这儿呀！”

    教授就很高兴，虽然输了六元钱。

    教授也有不明白的时候。那就是，他赢了钱，说：“算了。算了。”

    人家就不高兴，说：“咋？嫌钱少是不？农村不比城里。”

    他输了钱，掏出的是整钱，说：“不找了，不找了。”

    人家就说：“你钱多是不？我也不缺钱！”

    教授就和这些一毛钱也争，一角钱都不多要的老玩童们玩的不知春夏秋冬。

    来年春节，儿女孙子从西安赶回过年，都说教授年轻了十岁！

    吃烟

    男人说，我们这地方把抽烟叫吃烟的。

    男人还不是男人的时候，去县上开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女同志的寝室，那个大他四五岁的女人教给他吃烟。女人说，男人不吃烟，枉为男子汉。女人说，来，坐到我跟前，我教你吃烟。女人说着就伸手把还是孩子的他拉到身边。女人的体香第一次钻进他的鼻孔，沁入他的心脾。女人把一支带把的金丝猴香烟塞到他嘴里，“啪”地就打着了火，窜起的火苗差一点就烧到他的鼻子。那烟雾直往他的眼窝里钻。眼泪流出来，他用手去抹，脸蛋却红了。女人说，没出息，从他嘴里抽出烟，叼到她嘴里，用她修长的右手中指和食指夹了，把头仰起来，狠狠地抽一口，然后徐徐吐出来，那烟雾好像电影里妖怪的化身一样，袅袅婷婷地升到空中，一个个漂亮的烟圈在房间慢慢飘散、弥漫。

    男孩终究没有学会吃烟。

    男孩长到二十岁的时候，自以为是个男子汉了。男孩出门办事，就买了带把的好烟装进兜里。男孩多少次都是把事办完了，办好了，握过手，走出门好远，男孩潇洒地把长发往后一甩，把手往兜里一插，刚刚准备唱“该出手时就出手”时，他的手触到从家里走时装进去的烟盒。男孩一下子变脸失色，知道办的事十有八九泡汤了。但他每次办的事都很顺利。回家问父亲，父亲说，那是你的运气好啊！

    男孩快成为男人的时候，和女朋友去拜泰山。拜上门的亲戚都给男孩取烟。女朋友总说，他不会吃烟的，他吃烟烟往眼睛里钻哩。人家就笑，不会吧？是不是你不让吃？男人咋能不会吃烟哩！女朋友又说，我管他干啥哩。他真的不会吃烟嘛。他说吃烟嘴里苦哩。男孩也点头哈腰，说，是，是。我真的不会吃烟。那人就笑得更厉害了，不会？把烟给嘴里一塞点着火就会了！

    男人真正成了男人以后也不吃烟。因为女人总在人前人后说，我男人就不会吃烟的。人家就说，不吃烟好啊！一辈子省一副棺材呢。女人就笑，男人也笑。女人是满足的笑，男人是无奈的笑。

    男人开始吃烟是他四十岁以后的事了。

    女人从西安打电话回来说，我又选择了一家直销公司。男人说，想都不要想！女人还是说，你考虑考虑，给我个话！女人没等到男人的话，女人拿进货的钱买了单。男人对女人说，你不应该给我打电话。我不是你男人！女人说，你是狗肉不上台板。

    男人就去写自己的东西。男人心里说，我已经没有女人了。女人开始东南西北地跑客户，女人开始天南海北地打电话；女人的头发飘扬起来，女人的衣服靓丽起来。女人跑着跑着就不落脚了。女人的心像天上的云越飘越远，女人一回家就看啥都不顺眼。不顺眼的男人看着女人也不顺眼。男人就不看女人，男人就当女人没有回来一样该干啥还干啥。女人看着男人的背影说，窝囊！男人不说话，男人就上厕所去了，男人蹲在厕所里吃烟。吃烟的男人忽然就想起印在烟盒上的一句话“抽烟有害身体健康”。男人好像和那句话赌气一样，又抽出一根吃起来。

    女人又要走了。

    男人又要写东西了。

    女人走了。

    男人吃烟了。

    女人走得越来越远。

    男人烟吃得越来越多。

    女人说，直销好啊！钱也挣了，玩也玩了。人也变得年轻了。女人的夜就绚丽多彩。女人的舞姿是十八的姑娘越变越好看。

    男人写，男人本不是一个坏男人的，但男人还是变坏了。男人的夜就很孤寂。男人电脑桌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就像打败仗的士兵缴的枪。

    女人回到家已是一年之后了。女人再也不走了。但男人却要走了。男人被确珍是肺气肿，晚期了。

    女人后悔没有挣下钱。

    男人后悔咋就学会吃烟了？

    年糕

    婆姨站在窑洞门前，夕阳的余辉透过硷畔那几株枣树的枝桠，把金黄的光均匀地撒在婆姨的身上。婆姨的脸上就呈现出一种平和、安详、幸福的光芒。婆姨身后的格子门窗上贴了婆姨亲手剪的“狗狗”和大红的“春”字。那对联、那窗花、那人构成一幅多么和谐、多么温暖的画面？

    不是说今晚有贵客来吗，怎么还不见人影？

    婆姨这样想着，就又抬头向硷下望去。只见硷下的小路上有一行人正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地走上来。

    婆姨转身就走进了窑洞，爸，妈，有人来了！公爹和公婆在窑洞里忙着收拾早已拾掇得干干净净的房子。

    三人赶忙迎出来，这一行人已来到院子里。为首那人看上去五十出头年龄，头发理得很整齐，方脸，刮得很干净，戴一副眼镜，穿一件深灰色呢子短大衣，文质彬彬的像一个大学教授。教授身边的人有一个婆姨是认得的，那是年前来过的县委李书记。

    李书记给教授介绍说，这就是刘卫国同志的家。

    公爹走上前，和教授握手。教授说，英雄之家啊！年货都置办好了吗？

    公爹说，好了，好了！都置办好了！

    教授看了看窑洞门上、窗子上活灵活现的窗花，笑着说，陕北的剪纸好啊！

    走进窑洞，教授看看屋里明光呈亮的家具和新买的29英寸大彩电，嘴角露出满意的微笑。教授又走过去用手握了握床上的被子，厚厚的。走进厨房，看着满袋的面、满袋的米、满桶的油，教授笑了，看到案上花瓷盆里预备做年糕的软黄米面，教授说，好啊，咱们一起做年糕吧！

    婆姨、公婆、教授各拿了枣木棍开始在盆里搅动。搅着、搅着，婆姨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金灿灿的丰收就在山里头……

    教授就问，你那位兵哥哥没来电话啊？

    婆姨说，哨所不通电话的。

    教授说，想他吗？

    婆姨不语。

    教授说，好男儿保边疆啊！

    年糕面和好了，教授脱去外套，亲手用刀切成椭圆的薄片。他的动作是那样的熟练，切出的年糕是那样的匀称。

    一行人围坐在圆桌上，吃着教授亲自油炸的年糕，拉着家常，说着吉庆的年话。教授就问公爹，老刘啊，听李书记说您腿上的弹片还没取出来呀？

    公爹说，不碍事！留个纪念吧。

    婆姨知道，李书记之所以把贵客领到她家里是因为爷爷是老红军，公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自己的丈夫现在还在边疆哨所啊。

    这时候，门外传来男人粗犷的信天游：

    热腾腾的年糕唉嗨唉嗨吆

    摆上桌唉嗨唉嗨吆……

    大年初一晚上，婆姨在电视里看到了那一行人在自己家里做年糕的场面。婆姨这才知道，那个看起来是那么平常、那么随和、那么亲近的人原来是总书记啊！

    婆姨揉了揉眼睛，有点不相信地看了看坐在身边的婆婆。婆婆也说，那哪能呢？公爹说，咋能不是呢？那不是李书记陪着嘛！

    一家人就都醉了，醉在狗年的春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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