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有什么用呢？”在消费社会一个最讲求务实的具体环境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发问了。
一位曾写过诗的朋友，现在做国际贸易，几个月前她陪外商游三峡，当船过秭归，她介绍说，这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故乡。那老外问，既然他这么有才气，干嘛不做点别的事呢？
人们习惯了这样考虑问题，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一则则征婚广告中，列举了一条条身体的或物质的条件，但从来没人写上：我有爱心，我关怀人也希望被关怀。
因为说到底，爱情又有什么用呢？
当我们被都市的霓虹灯晃得头晕眼花，多想登临山巅胜境，或赤脚踩过海浪濡湿的沙滩，让如水的月华洗净灵魂的尘土，让风声涛声唤醒生命中残存的音乐。
但纯洁如初的月光有什么用呢？从树梢吹过的风有什么用呢？
在焦虑时代，有准还记得这样的诗句：“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
这就是人类的近视，是今天我们的盲点所在。当稻菽、房屋和我们的双脚立在大地上，我们便感觉到了泥土，而忘了更广大的滋润着我们的空气和海水，人类的物质愈丰富，反而越发像一只蚂蚁，整天为额头的一粒“米”忙碌，使生活沦为“活着”。忘记了生命中还有更为宝贵的一面，那就是对至真至善至美甚至还包括对闲适恬情的追求。
何谓诗？诗就是那似乎没有给我们直接恩惠的精神的海洋。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无拘无束地创造出一个意象的世界并沉溺于其中”，“它仅仅停留在言说之中，它与行动不相关”，同时，“诗也没有实际效益”。早在1779年1月，荷尔德林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便一语道破了诗的本质，写诗是“人所从事的活动中之最纯真者”。
浩浩荡荡一脉千古长江之人，游轮上的那位朋友当时这样回答老外，她说要是屈原做其他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再知道他了。
她的故事让我想起《随园诗话》中的一则趣闻：书的作者袁枚借用唐朝人“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句子，戏刻了一枚印章。某日一位尚书大人路过金陵，索要他的集子，他顺手在书上盖了此印。尚书看了，严加责备。开始袁枚一再谢罪致歉，但尚书仍喋喋不休地数落，于是袁枚只好严肃地对他说：“您官居一品，以为我牵强附会与一个妓女攀乡亲不伦不类，然而恐怕百年之后，人们只知道有苏小小，却不知道有您哪！”
他们都谈到了诗是身后的“留存”，其实“雁过留声”与诗的本质无关，最多它只是诗的附属品。但另一种意义的“留存”却道出了诗的真义。同样是那个海德格尔就说过：“诗就是以词为手段确立存在的”，“使转瞬即逝者永恒留存”。《随园诗话》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袁枚对王安石在《字说》中所云“诗者，寺言也”不以为然，他认为诗的实质并非寺庙中的那种“思无邪”的高贵典雅的语言，他赞同另一说：“诗者，持也”，把诗看作一种把握的技巧，把握事物的性情，使他们不被忽略掉。今天的诗人所要“留存”和“固定”的，是切人历史语境的所见所闻所感：将当下人的生存引入一种确定的关系之中。客观地质询生命的状态，具体的陈说此在的事件，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说话方式，对生活中大量涌现的新的符码进行命名。
所以尽管写诗没有实际效益，诗所“记忆”的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当我们被这些年来戏剧化地悬在“高度”之中的诗弄得精疲力竭之后，回过头去重温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依然意义常新：当荷尔德林大胆他说出凡人的栖居是诗意的时候，“在这大地上”这几个字并不多余，他特意指出，诗意的栖居是一种“在这大地上”的栖居，“诗并不高翔在大地上以便逃避它、在它上面盘旋。诗是那最初把人带到大地。使他属此大地的东西”，“这大地是每一个终有一死的凡人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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