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和城市都有电影院，那些充满过去年代气息的一座座电影院，就好像每个城市的一部历史。在荷兰参加“亚北欧诗歌行动”，曾安排我们乘坐四小时邮轮，到小岛上一个废弃的电影院里朗诵诗歌，那座影院的墙全部是一根根木头垒起来的，绝无仅有，珍贵、古朴而有诗意。在中国，奢华的迷迭香一般让人沉迷的旧式影院当然存在过，那是昔日辉煌的上海滩，它们跟坐黄包车去看电影的阔太太和妖娆小姐，我辈在“新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孩子也是从电影镜头里看到的。中国曾经有三十年都在“破旧立新”，人人平等的“贫穷”，所以在我的记忆里，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老牌”电影院，我进过的高档电影院，基本上都是最近这一二十年内修建的。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跟同龄人相比，很幸运我在上小学前和“初小”就看过许多革命电影，因为那时我父母在一座矿区的学校教书，矿区有好几万人，有三家电影院。每个礼拜每家影院有三个晚上放电影，看电影属于一种“福利”，本单位的小孩票只要三分钱，跟买一根绿豆冰棍相当，所以看电影是孩子们最好的游戏和娱乐。

    那时的电影院并不是专门的影剧院，而是礼堂，不放电影的时候大人们可以用来开大会，有舞台，也可以演出文艺晚会。只是大多数时候舞台口挂着大银幕。礼堂里有木制的靠椅，跟当今皮质的一样可以翻起。音响设备周围的墙上似乎有简陋的木板消音设施。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最大的几座城市，这种礼堂式的电影院在当年算很好的了。许多年后我参观召开“庐山会议”的礼堂，当年中共中央委员们曾经上庐山在此批判彭德怀，并不比我们那矿区的电影院档次更高。每场电影放故事片前都要有新闻纪录短片，小孩都不喜欢看，耐着性子等，故事片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一出来，如果是一个有“八一”的五角星闪闪发光，孩子们就拼命鼓掌。因为八一厂出的基本上是战斗故事片，那年头小屁孩们看电影就是为了看“打仗”。

    其后一直到七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中国广大乡村包括铁路沿途小火车站等。都是露天放电影，天当房，地当院。电影院其实就是一块平地，中间栽两根木桩，人们从家里搬来椅子或者板凳，满满坐一地。十六毫米的放映机架在人群中间，当试映时，坐在放映机射出光柱前边的观众，常常用手捂在一起做各种姿势投影到银幕上，像各种小动物，男女老少，很多人都会玩并乐于玩这种把戏。

    不知是为了图人少空气好，闹个心境舒畅还是故意标新立异，每次都有人坐到露天影院银幕背面去看电影，哪儿看到的图像左右是反过来的，幸而人物头脚并不颠倒，不影响观赏。

    七十年代上半期在农村普及“革命样板戏”，碰到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样的影片，没有对话，全靠舞蹈语汇来展现剧情，很多老农民看不太懂，这时候放映员手持一麦克风，嘴里念叨过不停，边放映边讲解。比如漫天风雪中喜儿的爹爹杨白劳舞蹈着出场，放映员就说道：“寒冬腊月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搞得自以为能看懂的小青年们烦躁不已。这种放映员兼讲解员的独特放映方式，全世界恐怕就中国的这一特定时期有过。

    露天放映的风气甚至影响到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因为学校礼堂坐不了太多学生，周末常在有围墙的体育场内放电影，很多学生搬椅子去看，票价比室内便宜，还有这间学校学生跑到那间学校去看的。这也是谈情说爱的好场所，有相好的男女生并排看的，也有心仪某人的同学故意搬椅子坐在人家后面的。顶着满天星光，看银幕上演绎的动人爱情故事，内心的小九九拨拉不停，想入非非，是改革开放初大学生周末生活一景。

    当时社会上也流行露天看电影，尽管城市建了不少电影院，但那时尚未有空调，都是电风扇。在南方炎热的夏季，许多恋人宁愿选择到工人文化宫的球场或者展览馆的露天展场看电影，不是图省钱而是图凉爽。而八十年代早几年，看电影是青年男女约会的主要方式，所以电影很火爆。到这种露天电影院不需要带凳子却要带报纸，垫坐在白天太阳暴晒夜里还发烫的一级级水泥台阶看台上。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录像小放映厅变成时尚，电影开始式微，露天电影院这种中国特色的事物，也在中国的城市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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