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临危受命，担任满洲省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为了组织东北人民进行武装抗日，加强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派罗登贤从南方来到沈阳城的满洲省委工作。罗登贤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曾化为何永生、达平。

    罗登贤1905年出生在广东省的南海县。1915年进入香港太古造船厂当学徒。1922年参与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是我国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导者。他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第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罗登贤来到沈阳后，很快就感到东北地区的情况和关内不一样。这里的形势很严峻，生活上的困难，罗登贤倒不怕，因为他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人家。还是在罗登贤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因病去世了，童年的罗登贤和姐姐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和姐姐一起到香港去当小贩，后来又到了一家烟厂当童工。后来，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家庭上，罗登贤的母亲又去世了，为了挣钱养家，让小弟弟能吃上一顿饱饭，罗登贤拼命地干着活，并抓着一切机会读书学习，他忙里偷闲在一家私塾里很快地就学到了别人几年才能学到的知识。

    从生活底层走出来的罗登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看得十分透彻。尽管当时日本侵略者打着大东亚共荣的幌子来欺骗和愚弄中国人民，但九一八的枪声还是让那些关心和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警醒了。

    必须要唤起民众，发动广大群众走上抗日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就在九一八的枪声还在东北大地回荡时，罗登贤彻夜难眠，一盏孤灯如豆，秋风轻摇星斗，罗登贤望着茫茫天宇，心潮起伏，挥笔写檄文。

    “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时间里，在沈阳城里的几家报纸上，一篇篇像号角像战鼓一样的文章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这些文章，就是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领导同志们写的。这些文章的主题鲜明，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那字里行间，像匕首和枪刺一样，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罪行，也无情地撕碎了国民党卖国求荣的可耻嘴脸。

    宣传的力量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爱国的力量是势不可挡的，它像一座火山似地爆发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奉天城里的街道被游行的队伍挤窄了，人们挥舞着旗帜，呼喊着口号，要求政府抗日，坚决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让凶狠的日本鬼子更加有恃无恐起来了。

    东北重镇沈阳城很快黑云密布。

    这一年的11月，由于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敌人抓去了。

    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党中央立即下令——

    任命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

    这是一个怎样危险的时刻呀，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到处都有敌人的鹰犬。由于叛徒的出卖，在沈阳开展工作已经处处都面临着险境，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罗登贤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在1931年的年底，将省委机关秘密从沈阳转移到了哈尔滨。罗登贤就住在道里一个叫三道街的地方。刚刚落下脚，他就在松花江桥下边一个叫牛甸子的小沙岛上党的联络站，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罗登贤分析了当时的危急形势，号召东北全体党员与东北人民共存亡，坚持抗日到底。他怀着满腔义愤，坚定地对与会同志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

    就在这个会议上，罗登贤用眼光一一审视着自己的战友，他深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共产党坚定的信念。他对眼前的这些党的高级干部们说，“党内不许有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上面的这段话，发表在1946年9月18日的《东北日报》第4版上，作者是当年曾与罗登贤一起坚持地下工作的冯仲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纪念沉痛的“九一八”——我们永远怀念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罗登贤同志》。

    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积极整顿各级党的组织，除设有东满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外，还直接领导磐石中心县委、海龙中心县委、伊通县委以及安达、巴彦、汤原、珠河（今尚志市）、宁安中心县委等组织的抗日工作。在组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罗登贤和省委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罢工斗争；另一方面以主要精神放在农村，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

    那个年代的罗登贤书记年方二十几岁，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中。他经常奔走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了解情况，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开展反日罢工罢课。

    2、印刷传单，鼓动伪警备队哗变

    1932年春天，罗登贤曾和满洲省委负责军委工作的赵尚志一起准备策划哈尔滨伪警备队的“哗变”，这些天来，他一直为这件事奔忙着。

    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是在东北军还是地方的武装部队里，一般来说，共有三种态度。一是积极主张抗日，希望政府下命令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和日本帝国主义枪对枪刀对刀地斗争。这在当时的民众中间是一股强大的潮流。第二种态度，就是蒋介石政权的不抵抗。蒋介石在对待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一直坚持要先把枪口对准那些还处于星星之火的南方苏维埃根据地上。“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蒋介石的理论。他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视国家命运如儿戏。但因蒋介石重权在握，他的态度，使国家贻误了重大的驱寇战机。在抗战的关头，还有第三种态度，那就是一部分人的观望，这部分人数在当时也为数不少：是拿着刀枪参加义勇军和鬼子干呢，还是等待着形势发展下去再说，这些人犹豫着，徘徊着……

    罗登贤和赵尚志作为满洲省委的两位主要领导，经过反复的商量和研究，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组织抗日力量一方面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去做警备队等地方武装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手里有枪有武器，把这支力量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战的斗争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可是怎么去做这些伪警备队的工作呢？

    靠找朋友关系用秘密谈话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影响还是太小。而且，哈尔滨的伪警备队大都是集合出行，没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接触。

    这时，罗登贤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印传单呀，把我们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和道理，写在这些宣传材料上，然后再想办法发到警备队的人员手里，我们再组织哗变就有了良好的基础了！”

    赵尚志听了罗登贤的话，也拍手叫好。这时，罗登贤对赵尚志说，“咱们俩人分一下工，你带着几个人还是想尽办法去做几个伪警备队头子的工作。我来组织人写策划哗变的传单材料，并找印刷所去印刷。”

    两位满洲省委的领导说完便分头去行动了。

    罗登贤很快就把给伪警备队的宣传材料写完了，这些材料，从国家的前途讲到个人的命运，字里行间，真情意切，剖析论理，力透纸背。罗登贤相信这些材料送到警备队那些警察的手里，一定会像一支火把一样点燃那一堆堆的干柴。

    但，这样的材料，街面上的印刷厂是不会给印的。罗登贤又派人四处打听，终于在南岗河沟街找到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机，这家的主人叫冯仲云，是一个有着爱国热情积极主张抗日救国的青年。罗登贤带着人开始在冯仲云家抓紧时间赶印材料。

    冯仲去家的印刷机器放在一个不大的二层楼上，楼上铺的是木地板。这里空间很小，坐不下几个人。罗登贤让省委的另一位同志到外面去放哨，他和冯仲云开始了印刷工作。

    那个印刷设备非常落后，印的速度很慢，而且机器的噪声很大，油墨的味道直呛鼻子，熏得人都喘不气来。可是他们又不敢开窗户，怕印刷机器的响声传到大街被别人发现。

    一篇篇的宣传抗日的材料从罗登贤他们的手里印出来了。

    这时，突然，放哨的同志跑上来对罗登贤说，“不好，有人朝着这边走来了。”

    怎么办？如果把机器停下来，不仅会耽误时间，还要浪费很多油墨和纸张。罗登贤对那个放哨的同志说，“你先下去吧，还要注意观察，如果真的是特务来了，我们另想办法，要是一般的老百姓过来，我们也不必太惊慌。”

    放哨的同志下楼了。那个小楼上的印刷机器地板还要咯吱咯吱地响着。

    聪明的罗登贤用脚使劲地踏着地板，他在大声地唱着摇篮曲，像是在哄着不听话的孩子睡觉呢。一个省委书记，就是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把抗日的宣传材料一页页地印刷出来了。

    这些材料到了伪警备队队员的手里，果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伪警备队队员都有投入到了抗日救国的热潮中去，成为与日寇搏斗的坚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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