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城汉墓出土的多达10633件文物中，不仅稀世珍品和罕见精品比比皆是，而且填补国内外考古学空白的也多达10余项。到底选择哪些珍品瑰宝展示给人们，才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精华或不埋没它们已经埋没了2100多年的绚烂光华，实在是一件让人难为的事。
●金缕玉衣空前绝后
在满城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最知名的可谓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
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所以有着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为此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在这里，工匠们对大量的玉片进行选料、钻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后，并把玉片按照人体的不同部位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再用金线进行相连。据说，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玉衣所需的费用，几乎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
从目前已经完全复原的金缕玉衣来看，在外观上其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而脸盖上还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状，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而双眼和嘴则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做出人体臀部的形状。下衣由左、右裤筒组成，两裤筒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状。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
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而言，要制作一套“金缕玉衣”是十分不易的。首先，要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然后经过一道道的工序把玉料加工成为数以千计的、有一定大小和形状的小玉片，再将每块玉片进行磨光和钻孔。同时，玉片的大小和形状，也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最后再用特制金丝编缀玉片，从而才能完成一件玉衣的制作。由此可见，制成一套“金缕玉衣”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而出土于刘胜墓室中的这套“金缕玉衣”，不仅设计精巧，而且做工也极为细致，据说是由上百名工匠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如此，这实在是旷世难得的一件艺术瑰宝。
不过，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因为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不仅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而且还使用玉器塞其九窍，可谓是费尽心机。然而，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盗墓贼掘墓抛尸，以致“汉室诸陵无不盗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其实，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临满城汉墓，但当考古人员打开那神秘的洞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刘胜夫妇都早已化作了一捧泥土。
●长信宫灯烛照文明
灯具，是古代青铜匠师们经常进行创作的用具之一，其装饰性雕刻虽然最早出现于商朝，但鼎盛时期则为秦汉。特别是汉朝的工匠们，他们在继承前人传统技艺的同时，还不断加以创新，从而制作出了很多的传世精品。1968年，出土于刘胜夫人窦绾墓室中的“长信宫灯”，就是这一期间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此宫灯灯体，为一表面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宫女神态恬静而优雅。灯通高48厘米，宫女高44．5厘米，宫女体中空，头部和右臂（上手）可以拆卸，右手提灯罩，右臂袖很自然地下垂，作为排烟管道，使灯火燃烧时的烟烬，通过宫女手臂纳入其体内，灯座可以盛水，这样体内大量积聚的灯烟便可溶于水中，达到净化空气的作用。结构十分精巧的长信宫灯，其灯座、灯盘、灯罩均可拆卸，圆形灯盘还可转动，两块瓦状的罩板也能够自由开合，因而可以任意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的强弱大小。特别有趣的，是那跪坐姿态的宫女，不仅形象生动逼真，而且她身穿那汉代最流行的曲裙深衣，为研究汉代妇女的服饰文化提供了可靠证据。对此，也许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对于古代服饰的研究，“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
长信宫灯的铸造，是采取分别铸造后合成一体的方法。对此，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们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另外，还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那小宫女的形象：她身穿广袖长衫，动作自然而优美，面目端庄而清秀，头略向前倾斜，目光专注，神情疲惫而小心翼翼，将一个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心理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这盏铜灯上，考古人员根据其上铭刻的9处64字铭文中有“长信”和“阳信家”等字样，从而将此灯命名为“长信宫”灯。据《史记》中记载，“阳信家”是指西汉阳信侯刘揭之家。也就是说，这盏“长信宫灯”，原先应该是阳信侯刘揭所有。那么，此灯为何出现在第一代中山国王刘胜妻子窦绾的墓室之中呢？
原来，公元前179年刘揭被汉文帝封为阳信侯之后，由于其子刘中意触犯法律，致使刘揭在公元前151年被汉景帝削夺爵位，并抄没其全部家产。于是，这盏铜灯也就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窦氏居所长信宫使用。再后来，皇太后窦氏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在这里，之所以将窦绾称之为窦太后的本族裔亲，是因为汉代统治阶级的婚姻，多以门第相当才可嫁娶的制度，故而称之。另外，长信宫灯作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和礼品，不仅可见它在当时就十分珍贵，而且从侧面也说明了窦绾的高贵身份。
因为“长信宫灯”属于青铜器具，而出土于刘胜夫妇墓室中的青铜器具珍品较多，故此将错金博山炉和蟠龙纹铜壶两件青铜珍品一并简述如下：
错金博山炉 炉身似豆形，通体用刚柔相济的金丝和金片错出舒展的云气，把香料放入点燃，香烟通过炉盖上的许多小孔，袅袅上升，弥漫房中。博山，乃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山，错金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炉盘上部和炉盖则铸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以象征陆地和群山。而炉盖上就山势镂孔，山峦间有神兽出没，虎豹奔走，机灵的小猴子或蹲在山峰高处，或骑在兽背上嬉戏玩耍，猎人则在山中巡猎。如此，一幅秀丽生动的自然山景，在古代工匠们的鬼斧神工中跃然而出。在炉座的把上，还透雕成三条蛟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海面状，并以龙头擎托炉盘，在炉座把上的山、海之间还饰有龙纹，蕴涵着龙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通天神兽这一时代观念。错金博山炉，其工艺之精湛，实在是举世罕见。
蟠龙纹铜壶 侈口、束颈、鼓腹、圈足，腹部一对铺首衔环，通体鎏金银。在铜壶的盖缘、口沿和圈足底边，有鎏银的卷云纹带，而在颈部也饰有鎏金、银相间的三角纹带饰。特别是在铜壶的腹部，还盘绕着四条独首双身的金龙，其间缀有金色的卷云纹。而壶盖之上，竖立着三个鎏银的云形钮，盖面上则饰有三只鎏金的夔凤，而铜壶的内壁也髹有一层朱漆。特别让人铭记的，是壶底那镌刻潦草而不规整的铭刻：“楚大官，槽，容一石口，并重二钧八斤十两，第一”等字。由此，人们也许能够得到2000多年的某种时代信息。
●车马帏帐体现雍容华贵
在刘胜和窦绾的墓室中，考古人员发现作为车马房的南北耳室里，都使用了真车马进行殉葬，且车马装饰十分华贵而考究。而在刘胜墓中那相当于接待宾客的厅堂中室里，考古人员对两顶构造精美且可以拆卸组装的帏帐，更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为了表述的方便，现分别予以介绍，以便人们对封建贵族那奢华的生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刘胜的墓室中，一共有16匹马驾驭着6辆车，其中四辆车放置在南耳室，两辆车放置在前室（甬道），甬道里的车马之后还随葬有11条猎狗。另外，在刘胜墓中还随葬了11辆模型小车马的冥器。而在窦绾墓室的北耳室里，放置有13匹马驾驭的4辆车，虽然随葬的车马数量比刘胜墓中较少，但车马饰物和奢华程度则一点也不逊色，甚至远远超过刘胜墓中殉葬车马的华贵。不过，两座墓室中由于空气过于潮湿，考古人员在发掘时发现这些车马的木器和尸骨都已腐朽，人们只能根据金属车器、车马饰物、马狗骨架和漆皮痕迹等，对随葬车马进行科学的推测。当然，仅此考古人员就可以准确地还原车马殉葬时的原貌，再现当时贵族奢华的生活全景。
在刘胜的墓室中，考古人员共发掘出金属车器和马饰45种832件。其中，铜质的为37种758件、铁质的10种44件、银质的3种37件；而11辆冥器小车马中，有饰物18种203件，铜质的15种166件、铁质的3种37件。在窦绾墓室中，共有金属车器、马饰37种2052件，其中铜质的26种2003件，铁质的11种49件。考古人员根据车上采用大量镏金、银和铜饰件等高贵华丽的装饰，以及马身上那些马服、络饰铜泡、带扣、铜环，特别是镏金银纹饰或纯银镶嵌玛瑙的当卢等，都可以确证刘胜夫妇奢华的生活场景。例如，刘胜夫妇出行时乘坐的那辆“王青盖车”，也就是安车、游猎时驾驶的猎车和宫廷里使用的小马车等，不仅装饰华丽高贵，而且车器构件也铸造精美。据专家考证说，刘胜夫妇乘坐的安车，就是《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斑轮，青盖，金华蚤，黑 文，画 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又如，在刘胜墓室甬道中发掘编号为二号的马车，不仅装饰十分华丽，其周围还有11条高腿的猎狗，而每条猎狗的口里都含有铜镳，脖项上还带有长长的铁链。据说，这种猎狗名为“细狗”，由于身高腿长，奔跑起来十分迅速而猛烈。想来，这辆马车应该是刘胜外出打猎时驾驭的猎车，当猎车在旷野中奔驰时，那迅猛的猎狗紧随其后，那阵势实在是威风凛凛，气势非凡。
●铜铁兵器照耀时代精神
在刘胜夫妇的墓室中，还出土了许多件铸造精美、刃口锋利的青铜刀剑等兵器，特别是属于“百炼钢”的铁剑和书刀，更是集汉代冶炼技术之大成。这些兵器，不仅在铸造、冶炼、锻打、刃部淬火等技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也照耀了那个时代的尚武精神。
在这些兵器中，不仅有刀、剑、匕首、戟、矛、错金铁尺、戈、弩机、铤、镞等几十种数百件，而且装饰精美、工艺精湛者比比皆是。例如，出土于刘胜棺椁之间的玉具剑，通长71.8厘米，剑身长58.9厘米，宽3.3厘米，格宽4.5厘米，剑身细长而扁平，中脊稍微隆起，剖面呈扁菱形，刃部镏金，光泽锋利，剑格素面，剖面亦呈菱形。据说，此剑出土时虽然木质剑鞘已经腐朽不存，但剑刃锋利无比，特别是原先镶嵌在剑鞘上的那白玉涡纹璏和梯形浮雕神兽流云白玉琕，更是玉质晶莹细腻，实在是玉器中的上乘之作。又如，出土于刘胜墓中的铜弩机，不仅制作精湛，全部镏金，而且构件精细准确。由郭、悬刀、钩心、牙和键等部分组成的铜弩机，机身的望山上标有五个刻度，分别用错金和错银标示出一度或半度，而度距从上往下逐渐减小，从7.5毫米到6.5毫米之间竟有五个刻度，实在是精确之至。这种铜弩机望山上的刻度，即相当于今天步枪上的标尺，是为了瞄准远近不同目标而设定，它不仅符合抛物线（弹道线）的原理，而且也说明汉代人在征战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重力（地心吸引力）和空气阻力对射箭的影响。如此，也就难怪汉军中涌现出了大批如李广一样的神射手了。
与青铜兵器所不同的，是一种叫着“百炼钢”的铁兵器。据说，汉武帝刘彻为了彻底击败匈奴，曾派人潜入匈奴内部偷学了“百炼钢”的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汉军的战斗力。不过，这种“百炼钢”的技术如今已经失传。后来，专家们经过金相学考察得知，这种“百炼钢”铁剑的制作，是先由渗碳钢经过多次加热、渗碳和反复锻打后，再对刃部进行局部淬火，从而使刃部达到极高的硬度（每平方毫米达维氏900公斤），而脊部则硬度较低，且柔韧性极好，使这种“百炼钢”铁剑具有刚柔结合的复合性能。
不过，第一代中山国王刘胜并不曾挥戈杖剑驰骋疆场，但他经常弯弓执剑狩猎于郊野，也不多不少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尚武精神。关于这一点，人们从其墓室中出土的诸多兵器中，也许能够有所感受。
●当户灯揭示汉匈史
在满城汉墓的发掘过程中，曾有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们的目光。这盏灯的底座，是一个匈奴人的形象，根据铜灯上的铭文，人们得知这盏铜灯名为“当户灯”。当户，是西汉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由于这盏当户灯制作于汉朝和匈奴之间矛盾异常尖锐时期，汉朝用匈奴人当作灯的底座，显然是表示对匈奴人的一种蔑视。如此，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西汉初期中原政权与与匈奴边庭之间的关系史。
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始终对中原王朝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大将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亡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并在骁勇善战的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汉朝的重大威胁。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对匈奴的屡屡犯境非常愤怒。公元前200年，刘邦乘着刚刚击败项羽统一中国的余威，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双方在白登山展开激战，结果汉军大败，刘邦被围七天七夜后以重金收买匈奴首领，才得以突围。自此，刘邦认识到汉朝实力不足，开始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上，仍苦思不得良策。不得已，后来刘邦采用大臣娄敬的建议，以汉家公主和亲匈奴，并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其约为兄弟，以缓解其袭扰。而在军事上，则主要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尽量避免与匈奴进行决战。
汉高祖之后，文帝和景帝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积极发展生产。不过，历代的和亲政策，并没有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反而使他们认为汉朝软弱可欺，因此在边境闹得越来越凶。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汉帝国经过60多年休养生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为汉武帝的战争动员和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不拘成法的汉武大帝，大胆起用一些勇猛而功名心强的年轻将领，寻找机会准备对匈奴进行决战。同时，汉武帝为加强边防建设，将内地大量民众迁往边境，在那里建立城邑、训练边民。经过多年的战争准备，汉武帝建立了一支约有15万骑兵和数十万步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大将王恢统领30余万军队，埋伏在马邑城（今天的山西朔州）的左右山谷之中，设计引诱匈奴进击，以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不料，计谋在最后关键时刻被匈奴单于识破，不仅使这次伏击战劳而无功，而且汉匈邦交也就此破裂。此后，汉武帝更为苦心地经营征伐匈奴的计划，精心挑选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卫青与霍去病，命二人分别率军深入敌巢，并集合李广与赵破奴等一大批杰出将领，共同对匈奴展开军事进攻。卫青与霍去病统率大军深入大漠腹地，斩杀匈奴兵士近10万人，最终“封狼居胥，禅姑衍，临瀚海，耀武扬威而还”。
第一代中山国王刘胜夫妇，便生活在汉武大帝苦心经营对匈奴发动决战时期，汉匈之间的恶劣关系自然会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如此，当户灯的出现也就并不为怪了。
●玉石雕琢非凡艺术
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玉尚玉之国，先民们很早就赋予玉器以神秘、道德等含义，使其富有特殊的使命。艺术，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反映，玉器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玉器更是与当时的思想意识、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
由于汉代崇尚道教和玄学，王公贵族祈求长生不死，并渴望得道成仙，于是玉器的社会功用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汉代的玉器，多采用写实与夸张并行的创作手法，将想象中富有浪漫色彩的天上仙人生活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一大批气势非凡、精妙绝伦并富有梦幻色调的玉器艺术佳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玉器在汉代时就被神化到了顶峰，其社会功用得到进一步扩大延伸，并在理论思维上日趋迷信。于是，人们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敛尸可以不朽，佩戴可以避邪。如此，葬玉也随之出现，并且使玉敛制度在汉代发展到了一种极至，特别是统治者还创立了比较完备的玉衣敛葬的制度。到了东汉时期，玉衣已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并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据《后汉书》中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和公主使用银缕玉衣，而大贵人和长公主等只能使用铜缕玉衣。
另外，在玉器的造型上，汉代工匠往往采用高度概括、舍弃细节的手法，注重整体效果，表现或把握对象的神韵、气势和相貌。汉代玉器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镂空器物明显增多，特别是对于线条的运用，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例如，工匠们往往巧妙地采用委婉优美、浪漫飘逸而又刚柔相济的粗细线条相互搭配的手法，创作出一幅幅神奇瑰丽、疏密有致而且健壮饱满、洒脱奔放的艺术画面和艺术形象。这些艺术手法，在刘胜夫妇墓室中出土的玉器中多有体现。例如，出土于刘胜墓中的一种透雕双龙卷云纹附饰的谷纹白玉璧，不仅玉质晶莹洁白，两面都饰有优美的谷纹，而且其造型也十分别致少见，是汉代玉器中的珍品。
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玉石器中，还有一套值得人们注意的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石磨，这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石磨实物。这套石磨，是由两块厚重的圆形石盘组成，称为“磨扇”，两块磨扇上下对合，其中央部位凿有磨腔，上扇凿有添加粮食的孔道，孔道与磨腔相连，在两片磨扇的对合面上分别凿成凸凹不平的锯齿状，称为“磨齿”，下片磨扇的中心安置有一根向上突出的铁制立轴，上片磨扇的中心则凿有能套在下扇立轴上的套孔，使用时推动上扇的手柄便可使其旋转自如。
石磨的上扇在作旋转运动时，由于其磨齿与下扇的磨齿相互间咬合以及相错，从而形成很微小的升降运动，于是上下扇之间便出现了瞬息的齿隙，使加工的粮食通过上扇的孔道不断进入磨齿。另外，石磨在使用时，将杵臼的上下冲击力改变为齿面摩擦力，将杵臼的间歇工作改变为连续工作，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如此，这石磨的发明实在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陶器彩绘繁华盛世
出土于刘胜夫妇墓室中的诸多器物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大量精美的彩绘陶器。其中，除了酒器和炊饮器等实用器具外，还有小巧玲珑的随葬冥器。据考古人员介绍说，在满城两座汉墓中共出土陶器多达997件，且以大件彩绘陶器为多，这在以往发掘的所有汉墓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诸多彩绘陶器中，不仅数量种类繁多，有壶、盆、罐、瓮、缸、钵、瓶、鼎、釜、盒、盘、灯、卮、耳杯、钫、匜、奁、碗等，而且彩绘图案鲜艳多样，极富于变化。例如，出土于刘胜墓中多达30件的陶盒，其中竟有23件为彩绘，虽然底色均为褐色，但彩绘的花纹则有红、蓝、黄、白等多种颜色，且彩绘的纹饰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腹部朱绘三角纹带，器物盖等则彩绘有变形的云气纹，而器物顶部又彩绘出夔龙纹；另一类为，器物周身朱绘波浪纹，顶盖周边则为弦纹和云气纹。又如，出土于刘胜墓室中那21件陶鼎中，有彩绘者也居多数，特别是那种子母口、腹部微鼓、方耳、圜底、三兽蹄足的彩陶，更是色彩、造型变化多端，是彩绘陶器中的精品之作。
除此之外，出土于窦绾墓室中那12件彩绘陶盆，更是西汉彩绘陶器中极为珍贵的艺术品。例如，这些陶盆形制大体相同，均为大敞口、平折沿、浅腹、圜底，彩绘内容也多为黑色涂底，用红、白、蓝三色描绘出各种纹饰图案，并在口沿处绘出几道红彩。而陶盆内壁的纹饰，则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上部彩绘有鹭鸶和鱼纹，中部两周红彩之间还彩绘有云气纹和花瓣纹，而底部则又彩绘出鹭鸶和鱼纹。由此可见，这批彩绘陶器，不仅彩绘技巧娴熟，画法生动活泼，色彩鲜明，线条流畅，鹭鸶和鱼的姿态也形象而逼真，而且其中还配以几何状的流云图案，确实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
当然，通过这些精美的彩绘陶器，人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工匠们那高超的彩绘技艺，也不难想象出西汉时期那盛世繁华来。
●漆器纺织交相辉映
在刘胜和窦绾的墓室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漆器和少量的纺织品，特别是在后室和中室居多。由于墓室内气候湿润，这些不易保存的漆器和纺织品大都已经腐烂，留下的只是一些残迹而已。即便如此，对于考古人员来说，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发现。
考古人员根据残存的漆皮和漆器上的银铜附件，经过科学分析后得知，这些漆器中大约有案、尊、盒、盘、耳杯和奁等器物。这些器物虽然木胎已经腐朽，但通过粘附在器物上的漆皮和附件，考古人员依然能够明显地看出木胎和夹纻胎的分别，得知这些器物的表面多为褐色或黑色，并有用赤色描绘有各种云气纹。这些漆器不仅造型精美或镏金，表面装饰有错金银或镶嵌绿松石等，而且既美观又实用。其中，出土于窦绾墓室中一件子母盒的漆奁，不仅内里那圆形、方形、长方形和马蹄形等八子盒里装有黄、白和粉状的化妆品，而且子母盒的表面也镶嵌有金箔、银饰和珍珠等饰物。特别是奁盒上的那条铜饰带，经过Χ光透视后发现其上饰有极为精细的龙纹、怪兽纹、云纹和山形纹等花纹，而在纹饰轮廓的细部还错以金银。仅此可知，西汉时漆器工艺之高妙。
与漆器所不同的，是在刘胜夫妇的墓室中出土的纺织品却较少。不过，考古人员从玉衣、铁甲片和漆器等上面仅存的少许纺织残片中，依然辨识出了多种不同的纺织品。诸如，平纹织物（细绢、朱绢、缣）、纱罗织物、重经起圈织物、经编织物、织锦和麻布等。其实，这诸多种织物只是因为编织方式和丝线粗细程度的不同而已，分类并没有什么特别讲究。当然，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能够纺织出如此精细的织品，也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例如，在刘胜棺椁内玉衣左侧发现的细绢残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经密每厘米达200根之多，经丝投影宽度约0.04毫米左右，纬密也有每厘米90根。如此罕见的密度，人们也许可以想象出其是怎样的光滑而细薄。又如，出土于窦绾墓室中的重经织物残片，其表面呈栗壳色，局部附有赤色痕迹，特别是其组织结构更是变化多端。据有关专家介绍说，这种织物的组织结构为经丝三浮一沉，少数是在一个浮三的位置上出现两个浮二的经丝，交错衔接，共浮于同一根纬丝之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是两组经丝与一组维丝交织，在换色起花时才有的现象。而窦绾墓室中出土的这种重经织物残片，就是由两组不同颜色的经丝和一组维丝交织而成的经二重组织彩锦，其密度为每厘米经丝52双，维丝为每厘米34根。当然，除了这种重经织物的组织结构如此精妙复杂外，还有什么绞编法和穿编法等等，可谓是花样繁多。
2000多年前的工匠们，虽然是在荒淫无度的王公贵族逼迫下，在难以想象的悲惨处境中，竟然能够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杰作，实在让人叹服。不过，他们也许只为了不愧对于那个“工甲”“工丙”的标记，为了自己生命的绝唱能够留下永恒的灿烂，即使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也依然要幻化出凤凰涅[FJF]NB231[FJJ]的辉煌。但是，没有人知道成千上万的工匠们，在为“为人乐酒好内”的奢靡国王刘胜夫妇制造这些器物时，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千百年后，当人们面对这些人间珍品，哪怕是纺织品残片或残破的漆皮时，似乎都辉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辉煌，更看到了工匠们那蓬勃想像力的灼灼光芒。
●医疗器具展示科技魅力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能够直接反映西汉以前医学水准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实在是阙如寥寥。正因为如此，这次出土于刘胜墓室中的4枚金针、5枚银针、“医工” 铜盆，以及小型银漏斗、铜药匙、药量、铜质外科手术刀等，不仅组成了迄今发掘出土的质地最好、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医疗器具，而且为医学工作者研究西汉以前的中华医药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在这一整套医疗器具中，除了验证《黄帝内经》中关于“九针”记载的9枚金银针之外，“医工”铜盆的出土是这套器具身份的明证。据《汉书燕剌王旦传》中记载说：“（刘）旦得书以符，属医工长。”对此，颜师古注解释说：“医工长，王宫之主医者也。”也就是说，汉代诸侯王国中有主管医务工作的官吏，被叫着“医工长”。如此，“医工”盆应该是中山内府“医工长”所掌握和使用的医疗器具。
出土于刘胜墓中的这一“医工”盆，敞口、沿口向外折，假圈足，盆高8.3厘米，口径为27.6厘米，底径为14厘米。在发掘整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其口沿和底部边缘有铆钉，这不仅说明这件“医工”盆使用时间较为长久，而且曾经还进行过修补。对于这件“医工”盆的用途，郑绍宗先生认为，从其器形为浅腹、大口、适于盛水等特点分析，这应该与外伤洗涤有关。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做外科手术时使用的洗涤盆。
与金银针和“医工”盆等医疗器具所不同的，是出土于刘胜墓中的一件双连铜祖和一件银祖器具，因为至今人们对它们是否属于医疗器具仍持有不同见解。形制基本相同的双连铜祖，其实其形状就是两个相连的男性生殖器，包括阴茎和中空的龟头。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个小石卵，象征着两个睾丸。而通长16.5厘米的银祖，也是一件男性生殖器，其不仅中间空洞，而且在其后端还有一个近似圆形的套环。
对于这三件器物的出土，人们根据刘胜生前“乐酒好内”的脾性认为，这应该是一种淫具。而郑绍宗先生则认为，这三件祖器应该与医疗有关，因为中空的银祖可以存放热水，放入阴道中能使阴道温暖，从而起到一种治疗阴道炎症的作用。不过，对于这样的解释，郑绍宗先生也不敢确定地说：“这只是一个推测，有待于医学专家进一步的研究。”
当然，除了医疗器具之外，满城汉墓出土文物还创造了多项全国之最。诸如，铜漏壶计时器，是迄今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古代天文学器物；一个由石磨和大型铜漏斗组成的铜、石复合磨，是至今所见体积最大、时代最早、设计科学、构思奇妙的铜石复合粮食加工工具；在出土的500多件兵器中，有中国最早采用刃部淬火新工艺的铁剑，而刘胜的铁铠甲，也是迄今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汉铁甲；一件玻璃盘和两件玻璃耳杯，同样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国产玻璃容器。所有这些发现，都展示了中华民族先人们非凡的科技创造魅力，这才是后人值得骄傲的。
●文玩器具再现宫廷悠闲
在满城汉墓出土的诸多文玩器具中，最为珍贵的就是造型精美、形象生动的朱雀衔环杯。
朱雀，是古代传说中一种寓意吉祥的神鸟，因为其神态昂然，极具惟我独尊的气度，故其形象多见于古代王侯贵族之家所用器物的装饰。满城汉墓的朱雀衔环杯，就是以衔环朱雀脚踏一四足双耳兽为主体形象，此杯高约11厘米，朱雀身体上半部为平面造型，腿部以下却夸张、变形为立体的杯身。从艺术角度看，朱雀双翅的羽毛向上卷扬，呈展翅欲飞状，轻轻盈盈地凌空取势，与下半部突兀的杯身相对。一眼望去，朱雀既稳然飞落，整个器皿又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同时，朱雀的双足还踩在一只四足兽上。在这里，四足兽的突然介入不仅调节了朱雀双腿之间的跨度，也从意象上渲染了朱雀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傲然风度。另外，朱雀衔在喙部的一只玉环还能够自由转动，不禁让人想起《说卦传》中的“乾，为天为环”之说，也就是说正象圆环的无始无终一样，天道的运行也是循环往复的。由此，朱雀衔环杯更增添了许多的神秘色彩。
这一朱雀衔环杯，通体鎏金，其间还点缀了30颗翠绿的松石，而松石又分为圆形和心形两种。其中，朱雀的颈部和腹部各嵌2颗，杯外嵌26颗，杯的周身还嵌刻有潇洒畅达的写意纹。这种种装饰手法的运用，使朱雀衔环杯更显华丽尊贵。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从朱雀衔环杯的底部发现了少许朱砂，由此推断此杯可能是窦绾盛放胭脂所用。胭脂，最早出现在汉朝。据说，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途经陕西一带，该地有焉支山，山间盛产一种叫做“红蓝”的植物——在匈奴属地，女人们将其捣碎，制成“焉支”，以作面颊和嘴唇涂抹修饰之用。张骞一行将其带回中原，也带回了其最初的名字——“焉支”。隋唐以后，“焉支”才易名为“胭脂”。而中山王后窦绾的丈夫——靖王刘胜，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兄弟，朱雀衔环杯内盛放的胭脂，与有关史料所载的时间相符，似乎可成为历史记载的实物例证。
除了朱雀衔环杯之外，在诸多文玩器具中还有一套宫廷酒令用具━━40枚行乐钱。出土于窦绾墓葬中室里的这套行乐钱，为方孔无廓形，背面平滑，正面铸有篆体阳文，直径为3.3厘米。其中，有二十枚分别铸有“第一”至“第廿”的字样（缺第三，但有两枚第十九），而另二十枚则铸有一首韵语，共二十句，每钱一句，每句三字或四字不等，但编号和韵脚文义却相互配合。为了方便人们对此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现将韵语照录如下：“第一，圣主佐；第二，得佳士；第三，常毋苛；第四，骄次己；第五，府库实；第六，五谷成；第七，金钱扡；第八，珠玉行；第九，贵富寿；第十，寿毋病；第十一，万民番；第十二，天下安；第十三，起行酒；第十四，乐无忧；第十五，饮酒歌；第十六，饮其加；第十七，自饮止；第十八，乐乃始；第十九，田田妻鄙；第二十，寿夫王母。”通过这套韵语，人们不难看出其宣扬行酒作乐的奢靡生活态度了。
与这套行乐钱相伴而出的，还有一套铜质的骰子。在这套共18面通体错金银的骰子上，分别错有篆书和隶书的“一”至“十六”和“酒来”、“骄”等字样。其中，“一、三、七、十、骄、酒来”这6面骰子，为嵌金底，而周边错银一周；另外那12面则为嵌银底错银一周。不过，所有骰子的空隙处错有三角卷云纹，中心则镶嵌有玛瑙和绿松石。试想，在直径仅为2.2厘米的骰子上，竟然刻出如此之多的字体，以及错出诸多的金银花纹，如果没有极为高超的手艺，恐怕是难以完成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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