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水照花人:民国名媛的美丽与哀愁-满腹才情多凄美——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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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无花可与之相比,无词可将之尽言,只是临山孤傲,遇水清凉。其实,她从来不拒绝世俗,还裹挟着烟尘,滚滚而来。你看她,出名之心大有,利益之欲满怀。

    年少轻狂之时,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叫嚣:出名要趁早。才出财进之后,她又决不肯让自己的财富被无端消磨半分。她守着自己的原则,却一跤绊倒在别人的世故里。她精明于爱情写

    作,却轰然踏进笔端故事的悲剧陷阱之中。

    她的血如此之冷,倾城的痛苦纵然伴随着国仇家恨,在她,也不过是斑斑血点染就的桃花扇,扇起的,是那秋月下之春风。但她的情又是如此之浓,一网深情之重,却不顾被痛打的“落水狗”之轻。其境况江河日下又怎样,被世人口诛笔伐又如何,一而背叛再而背叛三而背叛又算得了什么。她孤冷得那样绝情,却又火热得那样卑微。她活在自己的才华里,也将自己浇筑在才气之中,出离不得。

    家族的背景,少年的不幸,让她极想善待自己,但冷傲的性情,却总是让她将自己置于最尴尬的境地。她坐在自己的古井中,一幅一幅,一帧一帧,自信而快意地描摹着外面的世界,却独独把自己撇在世界的外面,一任冷雨清风毫不留情。说到底,她不过是一个极易受伤的小女人,繁华之千帆过尽,孤寂时月上梢头,冷冷清清。

    然岁月让年华飘零,历史却让才情沉淀。只是,当今日之小资女将她作为楷模时,不知她知道后,会不会报以别样的薄情?

    私人档案

    中文名:张爱玲

    外文名:Eileen Chang

    曾用名:张煐(父母取名)

    民族:汉族

    血型:A

    星座:天秤座

    出生地:中国上海

    出生日期:1920年9月30日

    逝世日期:1995年9月8日

    家世背景: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婚姻状况: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1947年离婚;1956年,与65岁的美国人赖雅结婚。1967年,赖雅去世。此后,张爱玲一直一个人生活。

    职业:作家

    流派:海派作家

    毕业院校:香港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皆辍学)

    主要成就:一生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

    代表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

    经典语录: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如赐予女人的一杯毒酒,心甘情愿的以一种最美的姿势一饮而尽,一切的心都交了出去,生死度外!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一、昔年煊赫旧家声

    人面已去,追问当年,缘何笔锋冷

    冰轮初上,桂华渐满,云敛晴空,清光泄万里,然只一夕。一夕而尽,夕夕得缺,只剩残照,犹道不如初,让人叹不住。

    怜爱爱玲,曾经那么高傲自矜,也浓墨重彩,于锣鼓铿锵处,名声响彻万里云霄,忽而又落魄销魂,辗转红尘,如桃花零落,成泥。

    她,善于把握命运,年少轻狂时,就能肆意把玩文字。于浅吟低笑中,即描了人,也画了鬼,似乎力邀风月,其实却是了却无情。

    在她的文章里,人的野性,总是喷薄不断,向旷野处狂奔,也在高楼大厦中流窜。那纯善的美好,倒显得多余。人,是人的模样,心,却是向着鬼魅而生的。如此荒唐着,也极力分辩着,分辨着。说到最后,连自己也弄不清。到底哪里是清,哪里是浊?哪里如人,哪里像鬼?

    若认真思量去,只有那散落的浊污里,才敢于隐藏人性的美好。薇龙曾说:“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来自《沉香屑·第一炉香》)一句话,让所有恨着薇龙、鄙视着薇龙的读者,瞬间心疼不已,忍不住要把她作为巾帼伟丈夫,敬上一敬。

    在她的笔下,清丽婉约之人,往往把一襟芳思,都付与非人,纵是剔透玲珑之辈,于娇艳时,也多没入清冷凄切的滞涩愁苦之中,一如那曹七巧。

    也有那歪打正着的,却也都是在地狱里进进出出,几番流转,终于熬到了日出花开,也还不结果,继续心惊胆战,那与童话世界里王子和公主的幸福,是不沾边的。

    她芳华正茂,既已头角峥嵘,却缘何满眼的凄凉,满纸的冷酷,这不能不让人思索:到底是什么,让她骨子里都浸透了凉寒?

    她曾说:“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的确如此,今日之事,总有旧日之因。那当年明月,又是如何将这广寒散于期间?这答案,唯有向历史问,也许,我们会寻得到那哀婉的出处。

    历史的天空,月冷千秋

    话说清朝末年,权倾朝野的重臣李鸿章,为掌上明珠李菊藕择婿。他既没有选择前途无量之辈,也没有选择与女儿年岁相当之少年,反而选择已过而立之年、已被充军、已配二妻的张佩纶。

    这出乎意料的决定,打破了李菊藕对未来的全部美好憧憬。这,就是一条没落之路。原本生在簪缨之家,住凤阁龙楼,赏玉树琼枝,于笼纱淡月,泊浓情画舸,似是天长地自久,却是彩虹炫一时。真真是一棋错,满盘空。然而,这错棋,却不能重来过。

    嫁与张佩纶后,虽老夫少妻,倒也有诗酒风流,只是夫君东山再起无望,竟在沉迷中蹉跎好时光。就连这好时光也是短暂,李菊藕尚在中年,张佩纶已撒手人寰,只留下一双儿女,与李菊藕共度余生。

    37岁就守寡的李菊藕,一人守着儿女苦熬。看着李氏亲属子侄,个个门庭光耀,唯有自己一支,却惨淡如斜阳,真格是独自凄凉无人问。年岁渐高,老来伤流景,万般情事,早已凉薄,唯有旧府家世,尚在记忆中,不由感叹:“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荣,蹉跎慕容色,煊赫旧家声。”

    往事,如烟,并不如烟

    历史晃人眼,自家前朝风光的历史,就更刺人眼。大多从煊赫堕落的贵族后裔,对前世的浮华都耿耿于怀,一定痛心疾首、暗下功夫,欲重铸江山而后快,李菊藕把自己的一腔幽怨,都化作教育的动力,对儿子张廷重寄予厚望,严词厉色,责之切切。

    然而李菊藕哪里知道,她借以重塑历史的儿子,却只会顾影自怜。越是愁闷,越是无计可施,就越是想于颓然中取乐。这没落之家,又添残折顶梁柱。倒是女儿张茂源,李菊藕对之管束甚少,反而得自由之风,更有一种进取的意兴。这是后话。

    似这般,前朝已然繁华落,虽不致断壁残垣,却也难免让人意兴阑珊。到得张廷重成年,又遭遇风云突变,时代变更,贵族成遗少,那凌云壮志,全都落空。倒是奢靡遗风,消散不易,磨蚀了那俊逸风骨,辜负了那满腹才华。

    想那张廷重,未必不想力挽狂澜,然东风无力,西风已远,心力不堪。纵有点点才气,怎奈无人识,自己也无精神,兴致颓然。唯有眼睁睁看荣华没去,连感风吟月,也是软绵绵,全无傲骨。

    加之殷殷之人已故,无人约束,这贵族遗少,就更没有体统。入则深宅巨落,斜倚红床,喷云吐雾,出则青楼妓院,醉卧纱绸,红藕花中。纵是美女娇妻,也劝不住,连那膝下小儿情趣,也懒得去听。已是穷途,却更入末路。

    牢笼破,有彩凤飞

    既然劝不住,就只有离婚一条路。这离婚的,一个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个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

    张爱玲很小的时候,母亲黄逸梵就和父亲离了婚。母亲前脚刚走,父亲就把堂子里的女人接进了家门。失母的孩子,还没有来得及回味悲伤,就被父亲强压着享受他的新生活了。父亲曾问张爱玲:“喜欢姨娘吗?”她扑闪着眼睛,说:“喜欢。”

    天知道什么叫喜欢,应景的话,最作不得数。这倒不是她诡,是她诡不过。小儿最是稚嫩,连伸过来一个枣核也要舔一舔。枣核不同于枣,没有味道不说,在嘴中润久了,核尖会越加锋利,必会伤舌。张爱玲和继母的摩擦,是避免不了的。

    17岁那年,张爱玲的母亲又从国外回来了,黄逸梵此次回国的目的,是要带张爱玲出国,张廷重自是不许。不过,母亲的归来,引得张爱玲三天两头往母亲处跑。

    这举动,本是无心,却成了她父亲心中的暗刺。继母更是如鲠在喉,她说:“我养着你,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这样的嘲讽,让本就对继母心怀怨恨的张爱玲,对之更恨几分。

    叛逆的她,更直接也更大胆地表达对母亲的崇拜。这惹急了父亲和继母,他们决定出手了。

    这一出手,就带着杀气,他们把张爱玲软禁在阁楼里,不许和任何人接触,还对她拳脚相加。

    即使后来得了痢疾,两人也不予医治。大概是真想让这朝向光明的生命,就此淹没在暗寂之中。要不是伺候张爱玲的仆人何干求情,一代才女,恐怕早已命赴黄泉了。

    父亲终于来看女儿了,还带来了医药。张爱玲的命也终于保住了,可是自此,父女俩的感情,却永远地割断了。

    身体恢复后,张爱玲迅速找到一个机会,逃脱了张府。没多久,《大美晚报》(张廷重经常订阅的报纸)就把张爱玲的这一遭遇变成了耸动视听的新闻,他们启用了张爱玲用英文写成的文章,那字里行间,不知道有多少仇恨,就看那标题,字字都是火炮炸药,带着强悍的报复色彩,“What a life!What agirl's life!(这是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姑娘怎样的生活!)”

    即使时过境迁,张爱玲对父亲和继母的仇恨,依然不减当年。在她红极一时时,还忍不住把被关押这件事又细描了一遍,只是此时,她的报复心已经淡了,那跳脱出命运的灵魂,站在身体的上空,不动声色,或者说冷酷地阅览着历史,欣赏着自己的被虐,也庆幸着逃走的机智,然后为自己打上一个别样的标志。

    如此种种,皆成过往。但种种过往,却一点点沉积下来,凝固到张爱玲的思想深处。正像张爱玲所说,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继母,这些人,一直存在她的血液里。在她活着的时候,他们绑架着她,胁迫着她,品味人生,爱与恨,情与仇,没完没了。也唯有她的生命终了,这些过往,才会淡定地走远,到更深的历史背景中,成为别人解读张爱玲的资料。

    这显赫的旧家声啊,爱它,它无动于衷,恨它,它也不形于色,只是在那远处,如鼓点般敲着,疾疾,徐徐,时而让人心痒难耐,时而又让人沮丧颓废,时而又让人振奋雀跃。让后代想拿,拿不起,想放,却也放不下。

    只是,现在,人们一提到张爱玲,还是会忍不住说,哦,她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

    又是这显赫旧家声!

    二、青草不经三春晖

    千恩万爱,化成离人泪

    纵是庭院萧条,落斜风细雨,若慈母在,就是安居安稳,然她恐怕不得。她的母亲,是一代奇女子,但她只欣赏着她自己的冷香炙愿,却顾不得蓬头稚子的清冷岁月。

    在显赫旧家声阴影下“藏着”的父亲,是张爱玲一生之痛。她的母亲,本来应该是她一生等待着的惊喜,然而她给她的,却是惊吓。

    就像夜半楼上扔下了第一只靴子,让人不由不紧张等待第二只靴子的降落。本来,它应该迟迟不落,徒然摄人心魂。然而,在张爱玲的生命中,这第二只靴子,是和第一只靴子同时降落的。那声音造成的巨响,让张爱玲这一生,都活在惊恐之中。扔下第二只靴子的,不是她的父亲,是她的母亲黄逸梵。

    都说寸草若生心,不忘报答三春之晖。然而张爱玲对母亲的感情,却多少有些冷漠。这冷漠,是不得而放弃的绝望。张爱玲曾经热烈地从死亡边缘,奔向母亲的怀抱,然而母亲,对她却是百般不耐。尽管如此,黄逸梵,曾经是张爱玲的整个世界,后来还是她的全部世界观。

    其实,母亲,也有柔情暖意,女儿,也曾小鸟依人。然而这只是久别重逢的一瞬,镀在各自身上,打上薄薄的一层爱。就是这爱,那上面贴着的,也不是温柔,而是看不见的细小荆棘,稍不留意,就落得个母女俱伤。

    大概因为母亲不是她最安心的依靠,她笔下的母亲,也多没有贴心的温暖。有的,甚至阴森如鬼魅。最典型的,就该是曹七巧了,“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受害最深的,就包括她的儿子、女儿,“她知道她们恨毒了她”,然而只是知道。

    曹七巧毒害儿女的利器,同时是毒害她自己一生的钝器。它明晃晃的,做出一副诱人的姿态来,待得七巧靠进前来,它就指挥她,东砍西杀。

    那么,这黄金枷,是否也曾做成诱惑,迷了黄逸梵呢?

    这只是不识真相的人的一种猜测。但作为母亲,黄逸梵对张爱玲的爱,是欠缺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飘逸地行走,净修梵行

    她是那如花美眷,徘徊低语河畔,顾盼神飞:流离之子在何方?踏进流年,浑然发现,一方暗影,浓雾黑烟。

    张爱玲的母亲,原名黄素琼,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出于贵族,长于豪门,养于深闺,教于传统。她裹了小脚,不读书习字,却最喜学校,着意追赶风潮。

    初嫁时,郎是金童,妾是玉女,羡煞旁人。谁知几度春秋后,夫妻欢意少,对面语无多。如此这般光景,才知所托非人,幽怨不已。都说佳人若遇纨绔,人生何谈幸福?

    遥想当年未嫁时,虽不懂诗词歌赋,却也极富浪漫,本希望绝美的绽放,谁知却不过是于阴暗处苟活,自是心不甘,情不愿,一定要挣扎出这命运的罗网,看看外面世界的模样。

    恰五四春风吹来,自由、民主之风越来越盛,新女性不再满足于从属地位,而更执着于追求自由、平等。

    受此影响的黄素琼更加不愿意把美好的青春葬送在这霉锈的深宅大院,于是,在小姑张茂源出国留学时,她以监护人的名义陪读,抛家舍子,远走他乡。

    这个身未动,心已走远的女子,在前往英伦的客船时,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黄逸梵”,这是她的人生姿态,飘逸地行走,修得一颗清净之心。

    然而,她修的,不是清净,是离苦。这样激荡着的胸怀,这样跳跃着的灵魂,如何净修梵行呢?

    母别子,子别母,小楼夜夜东风

    人已去,楼未空,深重阴冷的落魄贵族院落中,还有张爱玲和张子静姐弟俩咿呀学语,在那浓重的阴影里,顾盼着母亲归来。

    初时,母亲,还是张爱玲心中的女神,她温柔、诗意、卓尔不群,像一缕春风,轻启珠帘,送进温暖,又像仙女,不食人间烟火。

    在深深庭院中寂寞徘徊的小爱玲,把仆人们说不清是尊重还是不解的关于母亲的传说,附上金边,瞄上重影,供奉在心中,慰藉那颗敏感而失重的童心。

    四年的旅居生活结束,从欧洲回转的黄逸梵,也曾经想要给与姐弟俩错失的母爱。那时的她,定是满腔热情,双脚落定,就想要将这深宅里蓄积已久的陈腐,全都驱将出去。就是角角落落,也都清清静静。再用英伦风,上下熏洗,还人性一个完满的西洋自由。

    那时爱玲8岁,初露才情。本是无忧年纪,加之母亲归来,女神降临,该是何等的兴奋。黄逸梵也是兴奋着的,她把学得的十八般武艺,一股脑地灌注给女儿。她教女儿画画,带女儿弹钢琴,和女儿一起养花养狗,还和女儿说解英文。

    即使频于应付母亲的调教,小爱玲也必定是快乐的。春天的脚步,眼看着近了,又近了。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假象。

    黄逸梵和张廷重,一个是固定陈旧的画屏,一年旧似一年,一个是展翅欲飞的青鸟,心心念念都是蓝天。她可以落于画屏,却不愿意成为和画屏一样的背景,永远陈旧下去。她终究是要飞走的。

    只不过,在飞走之前,她对画屏,还是有些眷恋。亦或者,她眷恋的,是画屏上自己曾经栖息的旧巢,还有那旧巢里遗落的羽毛。因此,她是要斗争一番的,和张廷重斗,也和自己斗。

    凡是斗争,都有牺牲。酸腐堕落,本如重灰沉粉,扑打不得,否则,灰粉乱飞,必要迷人眼,呛肺腑。

    那凝固在暗影里卧着烟枪的贵族遗少,对这新女性的激情盎然,也怀着一丝喜悦。但他把自己作为局外人,冷眼欣赏倒是可以,要真是放到自己的头上,惰性使然,自是百般不情愿。

    斗争的结果,不过是再次验证原来结论的正确性。黄逸梵心灰意冷,终于决定离巢。君在旧世界里,待腐烂,妾向新世界,竟风流。

    一双小儿还没有欣喜多久,就又迎来了母亲的远走。这一回不比上回,这次是永不回头,连归期之盼也省了,干干脆脆。她,只顾自己伤心欲绝,没有看见一双小儿肝肠寸断。

    父母的离异,小爱玲虽然不懂,但看着近到眼前的美好,豁然间化为清风,美好的愿景,碎了一地。

    而母亲一走,父亲马上把堂子里的女人带回家中,本就阴冷的氛围,又加了一重暗沉。伤心事,无人与之诉说,唯有静默,渐成孤僻。这孤僻,终成她一生的性情。

    阳光好处,别有纤纤阴

    身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少年张爱玲对母亲的情怀。从张家出来后不久,母亲就又远渡重洋。儿女面前的空白,不知道填补成了何人的精美画卷。张爱玲猜测着,却还是对她充满依恋。

    张爱玲17岁那年,黄逸梵再返故土。嫩枝现新芽,欣喜阳光,爱慕雨露。而此时的母亲,既是阳光,也是雨露。而父亲、继母、老宅,是一潭死水,她也想像母亲那样跳跃,离开暗沉。

    她经常去母亲那里,听母亲说异国情怀、新潮观念,如饮甘露。那花园洋房里流动的风韵,让她心动,那随性浪漫的风情,让她神驰。一切至美,仿佛天都变了颜色,地也改了妆容。

    然而一切未变,变的只是她的心,她背向父亲的心。这终于挑起了父亲的怒意,并随即引发了软禁、逃离这场人生重戏。

    俱往矣,尘埃落定,张爱玲终于和母亲一起生活了,想来本该是世外桃源,然竟是另一番滋味。

    在《天才梦》一文中,张爱玲写道:“她教我做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然而,经过这样一番事无巨细的调理,黄逸梵赫然发现,这个女儿,左也不是,右也不能,纵是万般调教,也没有一点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她不禁感到极度失望,“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女儿,“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纵是如此,张爱玲还是爱着母亲的。这爱,其实是自卑夹杂着憧憬做成的幻象。她爱的,或许并不是她真正的母亲。她在《流言》中写道:我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飘忽不定的,幻想才最多,美好也才最容易编造。

    其实,已经堕入经济困境的黄逸梵,虽然收留了女儿,但对于培育她成人,却不堪重负。张爱玲最后“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而这所有的磨难,居然只是因为张爱玲要向母亲伸手要钱,她要读书,她要长大。张爱玲说:“那些琐碎的难堪,终于一点点毁了我的爱。”

    这虚构的偶像似的母爱,似云烟一样,散了。多年以后,倒是落了地,化成了尘。想拾,纵然拾起来,也都变了。

    三、夜半挑灯非功名

    少年才,学不浅

    雨润桃花,绿肥红瘦,正是好时光。纵晓风糊涂,漫卷黄沙,颜色依然遮不住,艳一路。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她自小就展现出对文学的特殊兴味,灵敏慧黠,深得长辈喜爱。”在张子静的眼里,母亲黄逸梵喜欢姐姐更多一些,咿呀学语时,她就在她的床上,跟着她吟诗颂词。

    7岁,她已经铺纸研墨,一起笔,就有一股摧山撼岳的豪气: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宏大的历史,时代的断面,她是不惧的。这才情,华丽丽地透纸而出,连父亲看得也笑了。

    但他还是希望她只做个大家闺秀就好,再有才,请个私塾先生,也只需在家里施展才华。这是他的坚持,是他赖以生存的传统精神风骨。

    因此,她10岁时,母亲黄逸梵一再要求让她去上学,父亲坚决不同意。直到黄逸梵“绑架式”地将她送进小学,她的文学之路才算有了像模像样的起点。

    正值豆蔻年华,她未识愁滋味,却仿佛阅尽人间春色,笔墨深处,竟是整个人生。圣校年刊《凤藻》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不幸的她》。12岁的她,颇为老成地说:“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

    后来,她又爱上了《红楼梦》。这时节,母亲远走他乡,继母冷淡,但父亲还有些许柔肠。看小女沉迷于研读《红楼梦》,也禁不住赞赏。

    时光迷离成过往,纵然颓废,他也有自己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红楼梦想。煊赫家世,豪奢旧生活,怎奈贵族末路,不过是南柯梦一场。他解其中味,自然有话说。

    于是,小书房,女儿未梳妆,书声朗朗,不娇憨,却让老父柔肠百转。张爱玲的古典文艺功底很深,其实和张廷重不无关系。

    中学毕业,她已文采斐然,笔锋更加老道。17岁,她挥笔写就《霸王别姬》,比起华丽的辞藻,她的精巧构思,文章的深度,才更让人拍案叫绝。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说:比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否谬赞,每个读者心中都有数。

    凤起蛟腾,入浅水一湾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和父亲诀别,让张爱玲把世界看得更加真切。但真切的社会总是冷的,能温暖她的,就只有自己的路,而她的路数,也只有勤学苦读。

    她原来就设想好了自己的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父亲对她的软禁,大病抽丝,这场劫数,乱了她的头绪,乱了她的路数。

    住到母亲那里,又是多如牛毛的琐事。光一个适应环境的教习,就让黄逸梵身心俱疲。母亲没有多少财产,衡量再三,问她:“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打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就没有钱来买衣服了。”张爱玲自然要选择学习。

    拮据的黄逸梵,还是专门为她请来了家庭教师。没有二话,只有焚膏继晷、挑灯夜读,虽没有坐薪悬胆,却也绝对心无旁骛。

    苦心人,天不负,她终于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伦敦大学。却不料,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大学暂停招收留学生。张爱玲的出国梦,再次破灭。她被转往香港大学。

    那也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也许,有滞重的冷酷,但于此绝尘而去,却也称得上是一个美好的去处。

    带着母亲留学时提的小手提箱,张爱玲上路了。天是碧的,地是暖的,心,也是快乐的,就连离别的伤情,都是轻落落的。

    回头再看上海,灯红酒绿依然在,人影氤氲。亲近的情,带不走的,冷漠的恨,凝重在那,心,还是痛的。走吧,走个彻底,走到一个新的山头,那里总不会又是冷清新一秋。

    果然,人未到,暖风熏,又是一重山水一重昏。她冷眼看着:“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一样的繁华,一样的属于他人,她,还是要归属自己的落寞,还得自卑着自己的落魄,不过借一点繁华的滋味,调剂一下对未来的勾勒。

    初到港大的日子,她还是忧郁的,思念不浓,但愁忧甚郁。她就是这样的性子,兴冲冲走向世界,越近却反而越无兴致,她真正爱的,还是自己内心的世界。

    没有别的幻想,她便把全部的心思都用来读书。读到深处,恨不得把自己也嵌入书中,演绎书里人生。

    可惜流年,蹉跎了学子之心

    大学的日子是悠闲的。月下花前,正是好时节。女生,男生,在这里都忙着编织风花雪月,贵族、非贵族,在这里也都急于争宠新潮流。张爱玲是没有这样的闲心的,赴英的希望尚浮在空中,这里,只是中途,哪能闲过好时光。

    还是挑灯夜读,还是刻苦努力。她唯一的快乐,来自好友炎樱,她喜欢她跳跃的灵性,她喜欢她率真的性情。

    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为了这重归,为了这寻回,她们不知踏遍了多少花丛,不知道饱览了多少蝶舞。

    除此而外,她就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瘦长寂寞的身影,惊不起一点遐思。没有凝眸处,也没有一段新愁。

    她的学业始终是好的:“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她为此而骄傲。

    一年级时,上海黄氏兄弟(黄嘉德、黄嘉音)主编的《西风》杂志创办三周年征文比赛,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获奖。

    因为比赛限定字数,她只得了末奖,又看到头奖字数超出很多,心下愤愤,以至于后来她总认为“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只有痛,没有任何兴奋可言。

    但对文学的爱好,还是有增无减。在港大的日子里,她读过很多中外优秀名著。弥尔顿英文原版的《失乐园》,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直至背诵如流,依然难舍难弃。这使她的英文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几年间,张爱玲接连获得了两个奖学金。按校方的规定,照这样的成绩,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保送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可惜,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沦陷。港大一时成了战地医院,她的赴英之梦再次破灭,她的求学之旅,断没在一场烽火硝烟之中。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又千叠。

    不知道战争是否也一点点磨蚀了她对母校的爱,在她后来的文章里,竟寻不到一点学子对母校的依依深情,也没有年轻人对战争的憎恨和火热的战斗情怀,有的,只是冷漠和无奈:“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她就像她承认的那样,自私着,没有悔改,却把这自私也玩弄于笔端,写出花来,如罂粟,妖冶着,挑动人的心弦。她太看重那暗色的调子,以至于把自己的一点点不靠谱的思想,也都拿出来,大大地嘲弄一番,却不想打开心,放进一点阳光来。她一生的悲剧,早就植根于她对自己的这种态度里了。

    一座城市的陷落,成就了她

    暗雨红湿浓烟,朗月清风渐无,好事留不住。在港大做了一段时间的看护后,1942年,张爱玲重回上海。而上海,早在1937年,就已经沦陷。但这里有西欧国家的租界还未被日本控制,相对自由安全,也因此成了特殊的“孤岛”。

    回到上海,张爱玲以卖文为生。这本是一个扭曲的写作环境,一些人噤声,一些人抗争,暗淡忧伤的背景,却独独成就了张爱玲。

    连张子静都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外面是战火硝烟,张爱玲小窗独坐,锦心绣口,文章得来全不费功夫,奋笔疾书,一气呵成。

    1943年4月,张爱玲将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捧给了“哀情巨子”周瘦鹃。这位《紫罗兰》的编辑,一拿起这手稿读将起来,就连连称叹,欲罢不能。不久,小说就在《紫罗兰》发表,并且一炮走红。好梦,瞬间成真。

    抗争是疲惫的,“大无畏”的英雄精神,是那个时期的需要,却也是那个时期的疲劳。紧绷的神经,急需要一种轻巧的松懈,一刹那就好。携一缕风,倏然而至,不炙手可热似乎才无情。

    到1944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传奇》,里面除收录了《沉香屑》这两本小说外,还有《茉莉香片》、《心经》、《花凋》、《年轻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十个中短篇小说。

    每一篇,都有别样的才情,另类的风月,没有大是大非,只是寻常性情,让读者一时耳目一新,于苦涩时期咀嚼,更有一种风情,自然贪恋。仅四天的时间,《传奇》就又再版,由此可见她在当时是怎样震动了孤岛时期读者的心。

    孤岛,成了她的孤岛,她,成了孤岛的她。正是,柳暗花红得意早,衔泥筑巢亦争春。没什么不可理喻的,所有的不可理喻,都是因果的必然,除却风雨后,才是现世的偶然。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偏爱。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以同样的速度,在文坛销声匿迹。

    四、岁月静好少纷扰

    自比陌上花,花开与君赏

    清风明月依旧,芳华已逝,情恨也没有远长。红尘往事里,一染轻落落的烟尘,轻描淡写地就将一颗巨星啄落,让那满腹的才华只空寄予苍穹,海上的夜,也变得更加寂寞了。

    那曾经的红泪清歌,不知是否有一刹那,晃过那又想要“蚊子血”,又想要“床前明月光”的荡子之胸?毋宁多想,沉甸甸的誓言拴系着的,原来永远不是食言之人,而是深信之心。若历史可以重来,那曾经“卑微到尘埃里”的花,依然会重蹈覆辙,开在尘埃,直到花枯叶落、零落成泥。

    听,张爱玲低眉悄语:“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让张爱玲“刚巧赶上”“在这里”的那个,就是胡兰成了。那时的他,正是满腹才情,也意气风发,带着一种霸气的挑衅,走进了她孤傲的世界里。一个,有着显赫的家世,贵族的血统,而另一个,则家贫四处碰壁,世故淡薄了人格。本不相干的两个人,却擦破烟尘,坠落情网。

    她,像是含苞的嫩蕊,遇见第一缕清风,贪婪地表达着自己的满腔心事。而他,已经涤荡春秋,占尽春色(结婚两次),在不久的未来,还要吹落繁红。他们的相遇,注定是一场云魂雨魄,来得再猛烈些,再清高惊艳些,也注定倾盆赴地,漫洒江河。

    胡的这一段爱情,未必不真切,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荷花娇欲语,不禁想要叫她。”面对孤冷清秋,那风流荡子,纵然阅尽繁华,即使舞尽风流,也是醉了。

    将那冒险,也朝向春花秋月

    只是,那背后的妻室,该如之奈何?还有那汪伪的背景,又该怎样交代?如此种种,如果胡有那么片刻的担心,那他也就看错了张爱玲。她的精明,有着反常的糊涂,亦或者说,她的糊涂,有着反常的精明。她的爱恋,是隔着世俗烟尘的,她的倾心,是不屑功名利禄的。因此,她才敢一仰头,无所顾忌地喝了那世俗的毒药,就像那荆棘鸟,用生命来点燃灿烂的爱情烟火。

    用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的话理解,那就是:胡曾经给她的一刹那的理解,已经足够她为他活个十年八年。因此,她决绝而又快意地走进生命的苍凉,仿佛要榨取一份不属于自己的快乐,先自矮了一截。她在送给他的照片背后,题道:“当她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别人怎么看胡兰成她不管,在她的心里,她注定要为他而散尽芳华。

    她的心就像是在风中跳跃的火苗,灿烂是灿烂的,却随时有被熄灭的危险。张爱玲是“水晶玻璃心肝人”(胡兰成语),对于这危险,她了解得非常透彻,然而她只说:“我想过,即使你将来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也好。”他是她的病,却也是她的命。

    好在不久,胡兰成与第二任夫人全慧文离了婚。乱了的章法重新被捋顺,脱离了轨道的生活,终于迎来了顺理成章的名分。1944年8月,张爱玲和胡结婚。没有法律程序,只有炎樱证婚;没有亲朋好友,只有一纸婚书。也有人说:没有法律程序,只有一纸婚书;没有亲朋好友,只有炎樱证婚。反正,既然选择在尘埃里开花,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尘埃落定,风冷雨寒都是旁证。

    洞房花烛,夫妻对视。张爱玲不忘用笔记录下这欣喜的时刻:“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马上提笔,在后面续道:“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婚书纸薄,情意浓绵。至此,曾经的“惊艳”(胡曾说,她让他感觉惊艳)走下画壁。耳鬓厮磨后,本可以天苍地老。然而,乱世里的爱情哪里有安稳之闲,男欢女爱的日子总是很短。到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这不光是离别,还是情变。

    汉皋解佩,再解佩,又解佩

    因为不久,胡兰成就已经与武汉汉阳医院17岁的护士周训德织了一张新情网。与张爱玲非常享受的相知相爱,悬挂在历史,到底不如这软语温香,来得切实。若说他薄情寡义,那倒是看高了他。这个沦落了人格不惜做汉奸的文人,活得特别仓促,他只有情调玩弄当下,却没有意志保存历史,更没有思维去预存未来。说起来,他也不过是一个玩偶,只不过他被自己的胆怯和无耻吊着,而不自知,还舞动着僵硬的四肢,欲揽尽香华。或者说,他,命里是蜘蛛,最擅长的,是织网。

    很快,胡兰成就与周训德谈婚论嫁,为了满足周不做妾的条件,胡又举办了一场婚礼。推杯换盏、轰轰烈烈的热闹,彻底埋葬了张爱玲曾经带给他的惊艳,曾经留给他的温暖,曾经决绝的相依。而她,此时,还在那里自描浓情,书信一封接着一封。她不知道,她描得怎么生动,也是救不活一颗枯死之心。

    胡兰成曾经说过:“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玉凤,是他的发妻,为了葬她,他四处借贷,却处处碰壁。大概是在此时,胡的人格和爱情就已经彻底沦陷,再没有活过来的可能。

    如此,周训德成为陈迹,也就顺理成章、势所必然了。胡的下一任情人,范秀美的出现,虽然是借着历史的背光(在胡兰成逃难时两人相好),却也投了胡的嗜好。江山,渐成颓势,美人,却必须抱得回归,不对,是抱着逃离。哪怕是同窗的庶母(范秀美是胡兰成同学的庶母),只要能给自己一个暖意的安慰,收了,总是心安。

    原来,岁月一直不曾静好,感情,从来没一刻安稳。胡的誓言,全部兑现为“胡言”。而他亦不避她,从武汉回到上海,就带给张新娶妻(周训德)的通知。从武汉逃到浙江,又对千里寻夫而来的张,大方地展示了和范秀美的恩爱。

    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他,给了她这样的“黄昏”。

    风散雨乃收,雾也轻,云也薄

    她,未必没有凝愁嗔恨,未必不曾断肠伤怀。清冷院落,残灯明灭,繁星点点,俱化作相思泪。然而,再怎样的感情震动,也解不开那曾经的卑微情怀,也放不下那艳溢香融的付出。她,不动声色地全盘接纳,她,毫不迟疑地倾囊相助,不管是胡,还是胡的胡来。

    她还是痛的,她说:“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然而,她终于痛得醒过来了。虽没有怒发冲冠,但终于可以披荆斩棘了。

    1947年6月,张爱玲经过几番痛苦挣扎,终于写好了诀别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劫难)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此时,他已静好,安身在某个学校教书,而她为了让他更安稳,随信又把自己的30万稿费全部都寄给了他。之后,她决绝地转身离去,正如她决绝地投入他怀。她没有摘下发钗,在她和他之间划一道银河,但他,是再也跨不过她的心海了。

    她仅有的情深意长,也用来为自己做终止的修饰了。她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一段尘缘往事,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在她,却是一个伤感的叹号,和一串迷离的省略号……

    五、晚景飘零尽悲伤

    心有千千结,无人能解

    乱山残照处,花开灼灼,雨打飘零红日升,粉黛失颜色。真是花开花易落,瞬间两轮回。解放后的张爱玲,几乎是一夜间就在文坛消失匿迹。倒不是她江郎才尽,实在是受累于胡兰成。胡兰成给张爱玲带来的,还不只是情殇,更多的是“汉奸”的背阴。

    张爱玲为之写作的出版社,不是消隐了,就是不敢再和她合作。原本众星捧月,此时门前冷清,孤傲的她,不解,却也无奈,满腹才华,无以为语,只有斜倚小窗,暗自忧伤。

    1950年,著名报人、张爱玲的朋友唐大郎,向张爱玲约稿。好事近,她却更犹疑,顾虑再三提出用笔名写作。文章是写了,篇幅也不算短,《十八春》,在《亦报》连载的时候,用的却是“梁京”的名字。文采依然,情节曲婉,却是不相干的作者,不干脆的表达。基调厚重了,却多少有些被挟持的感觉。她是要表达的,她要接纳一个新的世界,要揉碎自己原有的杂陈。可那表述,还是太生硬,她不熟悉的世界,写着写着就糊涂了。

    不管怎样,《十八春》和以往的作品一样大受欢迎,甚至让著名作家夏衍也为之侧目。1950年,上海召开了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夏衍是主席,他指名请张爱玲参加。张爱玲欣然前往。后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夏衍作为首任院长,想请张爱玲做编剧,但有人提出了背景问题,张爱玲被否定了。那一团浓重的背阴,去借一点灯,是照不亮的。

    再写《小艾》,她的创作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动,那桀骜不驯的冷酷,被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横插进来,毁了她孤冷清高的格调,也毁了她旷世脱俗的文风,高傲的头颅伏下来,浮躁暗流就涌上去了。可惜这精心构思的长篇,还是受了冷落。

    不久,张爱玲就远走香港。柯灵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大陆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

    然背井离乡,临行前和姑姑约定,不再有只言片语的联络。这样决绝的去,是疲惫挣扎后的武断,还是寻求自我的自信,谁也说不清。只是上海的夜,澄静了,上海的月亮,留在她曾经用过的朵云轩信笺上,化作了泪滴,渐渐陈旧、模糊了。

    芳尘去,锦瑟年华无人度

    西风吹柳絮,人南渡。1952年,张爱玲离开了上海,重回香港大学,准备完成学业。但这并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她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未来,是一个看重她的世界。

    在办理复学手续的日子,她没有如期现身。原来,好友炎樱在日本召唤她,让她到那里工作。她欣喜而去,却败兴而回,那里,也不是她的存身之处。再回香港,良机已去,她被港大拒之门外。微云淡月,树影山青,曾经的得意地,却成了失意城,对江天,无语凝噎。

    名利不再有用,生存便成了问题。她就去美国驻港新闻处,做了翻译。凭着过硬的英文功底,她把海明威的译本做成了经典。她还用英文完成了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虽然当时的美新处大大肯定了她的作品,并促成其在美国出版,连《纽约时报》也对之赞誉有加,但它们在香港却大受冷落。人们不喜欢这种非张的张文。

    1955年,张爱玲定居美国,那能“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眼看着不远了,模糊间,自己又开始了神采飞扬的日子。定神看,却是镜花水月,她的两部小说在美国市场几乎无人问津。

    广厦豪宅无着落,牛奶面包成问题。张爱玲只得先后进入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基金会文艺营、亨廷顿·哈特曼基金会文艺营等从事英文写作,沉潜,蓄势待发。

    不久,她认识了美国左翼剧作家赖雅。这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热情豪爽,而又满怀民众疾苦。在她面前,他没有倜傥风流,才华也并不横溢,他有的,只是一颗朴素的热情的心。而她此时尘烟满面,溺水多时,她需要一双坚实的臂膀,她需要一腔无私的温情。

    温情无限好,只是臂膀柔弱了。风中榆钱,可以随风曼舞,终究是无力回春。穷困潦倒的赖雅,头无遮荫片瓦,脚无立地寸土,生活无着落,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张爱玲不得不一边写作,一边照顾赖雅。赖雅几度中风,及至后来,张爱玲完全是拖着一个瘫痪的病人四处奔波,生活毫无着落。

    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这段时间,张爱玲呕心沥血写就的英文长篇小说Pink Tears(《粉泪》)没有得到出版。为给赖雅治病,她不得不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撰写剧本。大多数剧作都很卖座,但却鲜有佳作。她的灵性,卡进了贫瘠的生活夹缝中,为生存四处奔走的她,连把灵性救出来的时间都没有。

    花黄,叶不红,秋夜露深。往事思不得,心念一转已断肠,无尽的哀伤。

    愁多怨极,老来都等闲

    她说:“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

    她的豪情终于还是死了,悄然而没,被时间冲散了,被磨难冲散了。她自己在那部晚年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里的感慨:“那云泥之感还是当头一棒,够她受的。”

    直到1966年,平鑫涛(琼瑶丈夫)发现了张爱玲,并决定出版她的《怨女》。之后,又接连出版了她的很多作品,至此,她在台湾才又找回少许繁华。

    不久,赖雅病逝,她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连那种为生活而算计的慨叹、作品再无新意的幽怨,也无人能与之说。生活里那丝有点馊了的暖意,也流走了。她唯有仰起头,无知无觉地看着时间度她。

    她不喜伤情的落日楼头,也不用矫情的栏杆拍遍,她想要的,只是一片空山幽谷。山不青,没有关系,草不翠,也不关情,只要那块空地,能让她自由游走。

    在最初的孤独过后,反而是清清静静。没有了这丝丝缕缕的牵绊,隐居就成了必然。晚年的张爱玲,完全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当然,躲,可能是躲了,“成一统”却未必,她是懒得想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的作品在内地也开始热了起来。学者、作家纷纷发表文章,赞誉她的才华。有人还专门邀请她回国,她婉拒了。大千世界的思维,不适合去衡量她。清风撩拨她,未必懂她。明月映衬她,还是不懂她。

    1995年,在洛杉矶西木区,一间简单的公寓里,她与世长辞。她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行军床上,穿着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表情安然。六七天后,遗体才被房东发现。

    想那房间也定是寂寞的,家具是没有的,四壁也空旷着,就连厨房,也少人间烟火,碗是纸做的,刀叉,是一次性的。她住进来的时候,是轻轻地来,走的时候,也是轻轻地走,连手也没有挥一下,不留余情。寂寞是你的,与她无关。

    这就是她,这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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