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世界中，社会认识主体与社会认识客体之间的分离状态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以看做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时间方面的分离，指一定时代的认识主体与不同时期或时代的社会历史运动之间在存在的时间链条上的不同时性，即现实的社会认识主体与历史上的和未来的社会历史客体的矛盾；二是空间方面的分离，指特定地域、国度中的认识主体与他地域、他国度的社会历史客体之间在存在的空间区域上的异地性；三是在存在方式上的异质性，指主体力求通过概念范畴体系、语言符号系统并以思想观念的方式掌握和再现客观的现实的社会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种形式和性质的分离性的存在，产生了具有各种功能的认识中介。或者可以说，正是为了消除这种种性质和形式的隔离，主体努力地探寻、发现和创制着各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种特殊需要的认识中介。各种形式的历史文化产品是一定时代的物质的和精神生产的结果和产物，它们以浓缩的形式凝聚、积淀和固化着当时的各种社会信息，成为后人打破时间隔离，去了解其前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思想的凭证和依据。各种形式的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是打破现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空间隔离，实现物质、能量、信息和情感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认识的重要中介。语言符号系统在主体从事思维操作，观念地掌握社会客体，创造社会文化，并表达、传输和保存自己的思想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介系统中的主要部分。各种具体形式的社会文化，既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承载着特定历史过程的信息内容，甚至本身就是社会历史客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又能为具有特定需要和能力的社会认识主体所理解和运用，成为主体借助于它们去了解生成和造就了它们的那个社会历史时代的借鉴、凭据或手段。既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使不同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主体和社会历史客体之间的现实的认识关系之建立成为可能，在社会认识系统中发挥着自己的中介作用。
一 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存证
每个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认识主体，都面临着认识和再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存在、运动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任务。这就不可回避地面对着与作为已逝社会历史过程的先辈们的生存条件、活动方式、进化过程的矛盾。时间的流逝，把现实的人们与已逝的历史过程无情地隔离开来，造成了现实的社会（历史）认识主体与已逝的社会历史客体的分离和隔离。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在时间方面的分离和隔离，主要是通过已逝先辈们在他们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中所生产并留传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历史文化产品的中介作用来沟通和连接，并使之得到消除的。各种历史文化产品，作为人们活动的实际产物，以物化和固化的形式凝聚和积淀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信息，浓缩地保存和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及进化发展。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和解析，去理解和破译它们所携带的社会信息，就可以了解和掌握它们所由产生的那种特殊形式和内容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所赖以进行的自然—社会条件，以及这种自然—社会条件的历史变迁。在这里，历史文化产品直接地成为人们研究和理解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属于社会历史客体的一部分。但就这种历史文化产品是作为已逝社会—自然—人的关系系统的产物和见证，就人们力图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解剖、理解和破译去透视它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历史过程和人类进化阶段而言，它们又是认识活动的中介。它们使得现实人能够超越时间的间隔及由此带来的空间跨度而与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和人们发生现实的认识关系，并以观念方式去认识和理解已逝社会历史。很明显，没有这种中介，现实的认识主体与作为客体的已逝社会历史过程的观念联系和相互作用就将是难以想象的。
（一）“全息反映”——社会信息通过劳动向文化产品中的“积淀”和“固化”
历史文化产品作为后人了解社会历史的中介，在于它们以物化的或固化的形式携带了有关当时社会状况、历史条件和时代精神的种种信息，从而为人们通过它们去了解当时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物证和凭据。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在历史上都是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果和产品而出现的。劳动是人类活动的积极的、能动的形式，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发挥作用并得到实现的动态过程。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本质力量都吸收、融会了其前的人类历史在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类智慧、知识、技巧和力量，从而都是作为一种“类的”和“历史的”力量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在劳动中，对人的本质力量起着支配和调节作用的是人的劳动目的，而目的又是个体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它既反映了一种社会需求，也反映了一定时代的认识水准。劳动不仅是单个人的活动过程，而且是人们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作用的过程，采取着一定的社会形式。在劳动中，主体能力作为一种物质—精神、个人—社会、历史—现实、目的—手段相统一的能动力量积极地作用于客体，以一定的方式、程序和强度而与客体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造成客体形式的合目的性变化。正是在客体的这种变化中，劳动目的作为一定的社会的和时代的要求而在对象物上得以实现，人们的代表着时代的生产和活动水平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和物化，劳动中的各种要素、劳动的社会结合形式也以一定的方式刻写到了产品的结构和形式之中。劳动产品作为“以物质形式同人对立着的物，它对人有一定的效用，在它身上固定了、物化了一定量的劳动”[264]。相应地，作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的劳动目的、劳动手段、劳动形式、劳动能力等也以浓缩的信息形式固化到、物化到产品之中，并使得人们通过对产品的分析而了解它所包含的那一整个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可以把劳动产品（尤其是作为工具的劳动产品）的历史性变换和更迭看做是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尺。在他看来：“弓和箭标志着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正如铁剑标志着野蛮时代，火器标志着文明时代一样。”[265]而那些“与原始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保存了关于全体氏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266]。
一定的社会状况、历史条件和时代精神向一定历史文化产品的浓缩和结晶，是通过“积淀”与“固化”这两个基本环节而实现的。“积淀”是指社会历史条件向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生理结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品质的内化和渗入。主体在自己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先天的生理性基因型遗传和后天的社会性获得型遗传而接受、吸收、同化着人类长期历史进化所获得的机体的和生理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个体的与社会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各种因素，内化和积淀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内在素质和能力结构。当具有这种内在素质和能力结构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一定的对象从事自觉的能动性活动时，这种内在素质和能力结构便在活动中得以外化和对象化，并且通过对象物的合目的性改变而在对象性产品中得以固化或物化。这时，流动的信息以稳态的形式相对静止地存在于产品的结构中，社会的内容以物的或自然的形式存在于产品中，目的性（理性）通过产品的感性形式而得到表现和实现，社会性则通过有个性的具体存在物而得到强化和升华。正是通过这种外化与固化，人的内在本质力量转化为外在的对象性现实，外部感性世界相应作为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打开了人的心理学而存留下来。只要我们不仅从其外表效应方面，尤其从它们同人的本质联系上去打开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最容易理解的部分，我们就有可能由感性去反思理性，由个体去反观社会，由直观的形式去探究其原有的、丰富的社会内容。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由现实存在的单个的、感性的、静止的历史文化产品去反观和反思已逝社会历史过程之所以可能，在于它们以“全息”形式浓缩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相关信息。按照“宇宙全息律”[267]，构成系统的元素与由一定元素构成的系统是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元素组成系统，把自己转化给、贡献给整体；反之，系统整体也渗透到元素中，在元素中映现自身。系统中任何一个元素的性质，都不同于游离于系统之外的孤立元素，而是由整个系统所决定和规定的。而这整个系统在规定这个元素之时，也必然把自身烙印于该元素，即刻写于、缩影于该元素身上，否则就无法规定该元素。这种映现的结果，既在该元素身上留下系统的整体性质，系统的整体特性以浓缩的方式刻写、融会在该元素的个体中，同时也规定了该元素在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即个体性质。“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形成了元素的二重性。”[268]宇宙全息律与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D.波姆提出的“隐秩序”理论相吻合，揭示了世界统一性的信息基础。在现实世界中，每一个事实都以全息映现的方式与别的方式相联系。因此，对任何元素的仔细研究，原则上都可以揭示这个宇宙中其他任何一个元素的详尽信息[269]。
“全息关系”在宇宙中具有普遍性。同一个体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同一层次的事物之间，不同层次和系统之中的事物之间，过程的开端与结果之间，整体发展过程与个体发展过程之间，等等，都存在着全息关系。正是这种全息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与其文化产品之间的具体存在，使得人们能够从静态的、感性的、个体的文化产品中了解已逝的、动态的、理性的社会生活。
我们都知道，从出土的一块古人碎骨化石中，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测定和分析死者的年代、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健康状况、生活条件、智商水准等，并由此而推论他所生存时代的自然—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等。从古墓的空间布局、随葬物品及摆放式样中，可以推测出墓主的生前地位、富裕程度、当时的风俗习惯、思想状况和阶级关系等。从一幅尚存的古代岩画，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社会风情、社会关系、审美特性和艺术特点等。而在语言的演化和变迁中，也可以看出社会的分层、地域的迁徙、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就对现代社会的认识而言，离开了对它所创造的科学、工业等对象性产物的认识，就无法了解它的最本质特征。马克思曾经尖锐指出：
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270]
（二）现实主体对文化产品中固化信息的活化、破译和复现
当然，历史文化产品之作为中介，在于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带有中介的特点。在内容上它带有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信息，而在形式上它又不是这种社会条件的直接存在和展现，而是以变形的、浓缩的、固化的形式包含着这种形式。因此，它的中介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后人们将这种固化的、浓缩的、变形的信息形式重新加以活化、放大、复原，进行破译和复现，以达到对其本意的理解。历史文化产品的中介作用的实际发挥，不仅依赖于它所携带的客体信息，还取决于现实的认识主体对于这种客体信息的破译、理解和复现。这也正是文化产品作为中介的特点。非此非彼：既蕴涵客体的信息又不是客体的直接展现；既能为主体所利用，又需要主体去费心破译和理解；又亦此亦彼：既标示了客体，与客体相关，又为主体所占有，与主体的需要相连。非此非彼，又亦此亦彼；若即若离，又不即不离。正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文化产品在现实主体对于历史客体的认识和理解中充当着中介，发挥着自己的功能。
如果说，系统信息在元素中的映现，整体信息在部分中的映现，社会历史过程及其特征在历史文化产品中的映现，即宇宙中万物之间的全息性，是物质所普遍具有的一种记忆功能和记忆特性，是各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所具有的物质同一性的一种表现、实现和证明，则特定认识主体对这种全息性的理解和利用，也是由于他们有人脑作为高度发达的记忆和思维器官作为自己的工具和手段。对于客体信息的破译、理解和复现，是人的感知—思维器官系统的特有功能。前面谈到，社会信息向文化产品的固化是以其向人的素质和能力结构的积淀和内化为中间环节的。内化到人的生理、心理和文化结构中的外部社会条件不仅通过物质产品形式得以固化、记忆和流传，而且通过教育、训练而在人的世代延续中得到保存、记忆和应用。每一代人们都接受并吸收了历史上人们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内在心理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断加以扩充和放大。正是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产生能与已逝历史过程中的人们相沟通的思想，并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他们当时的行动目的和行为方式。柯林伍德在谈到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的认识能力时指出：“思想是能够思想过去也能思想现在的。因此，凡在思想研究思维本身的活动时，它就能够同样地研究思维过去的行动，而且把它们和现在的行动加以比较……在我现在的思想和它过去的客体之间的这一时间间隙，并不是被客体的存留或者客体的复活所连接起来的，而只是由于思想有跨过这一间隙的能力；而做出这件事的思想就是记忆。”[271]
对历史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信息的理解是通过一种破译、推断和想象的认识活动来实现的。破译，就是把文化产品中以变形的形式隐在的、固化的、凝聚的社会信息重新发掘出来加以理解，根据这种理解来推断其原来的含义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内容，并从元素构想整体，从局部构想全局，从个体构想总体，从静止的东西去构想其所经历的活生生的运动，从死的东西中看出其原有的生机和活力，从现实的、具体的感性形式中去发掘其历史的、深层的理性目的和真正内容，使积淀下来的历史内容得以活化和再现……这是一整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对这个过程本书将在后面进行专门的分析。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历史文化遗址、遗物对于认识历史的重要作用。
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西部山区牛河梁村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和大量出土文物。通过对这大量遗址、遗物所带的历史信息的破译和分析推断，可以确认，五千年前这里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个论断使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的认识比之前的认识提前了1 000多年。从出土的陶质妇女无头裸体塑像中，可以看出当时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性质；从祭坛、神庙、石冢在50平方公里中三合一的巨大规模，和其中天圆地方、南北轴线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当时尚属主神制下的多神教；从陪葬品的多寡优劣，可以看出当时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已经相当严格，已经具有“礼”的雏形；而它所处的辽西山区这个特殊地理位置，则迫使和诱使人们进一步去考察和阐释中华民族的起源和演化过程。[272]
当然，现实生活中历史文化产品的具体形式是极其多样的，它们各自以其特殊的形式，蕴涵着一定方面和一定数量的社会内容，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不同的实际功用。大体来说，各种形式的物质文化产品，如遗址、遗物，尤其是各种物质性工具等，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直接物质见证。它们对于了解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有着尤其重要的作用。从有书面文字以后，对于社会历史尤其是社会思想的保存和记忆便增加了一种更加直接、可靠的方式。各种形式的史书、史记成为社会制度变迁、社会心理转换和社会事件更迭的直接的记载，成为后人了解当时社会状况的更加方便的手段。作为思想观念的物质性存在形式的语言符号系统，对于记载和保存社会历史信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它们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并作为一种工具性的中介系统成为认识社会历史所不可或缺的武器。总之，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作为人类历史运动的现实存在和凭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主体与社会历史客体之间发生现实的对象性认识关系、建立起现实的认识结构所必不可少的中介系统。
二 现实人社会交往的媒介
文化产品在社会认识系统中的中介作用，还在于它作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媒介而使人们跨越地域空间的认识活动成为可能。
（一）社会交往与社会认识
社会认识作为社会人对人的社会的认识，当然地包含着一种全面性的要求。它所力求掌握的不只是某些个别的人物、集团、事件，而且是各种社会要素、方面、过程有序结合的总体性和关系性存在；即使对个别的人物、集团、事件也必须从总体性的关系之网中加以把握。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总体不仅在连续性上受到时间的分割，产生出现实主体与历史客体在时间上的隔离，而且在并存性上受到空间的分割，产生出现实主体与现实客体之间在空间上的分离。现实的人们不管是作为社会认识主体还是客体，各自都只能而且必须生活在一定具体的环境和空间之中，有着自己相对稳定的活动方式和与之相应的活动范围，从而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分离性。这种分离性实际地妨碍着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和情感的交流，从而也成为人们相互认识、了解和理解的直接障碍。
现实生活中对这种分离的打破主要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而实现的。社会交往作为社会内部和人际之间联系的一种特有形式，充当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实际通道，成为人们实际地连为一体、协调活动的最基本手段和方式，成为社会总体在内部和外部交往中不断引入负熵流和增强有序性的基本渠道。
正是在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中，人们对社会、他人的认识才有可能实现。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从根本上不同于对自然物的认识之处，在于它不仅要认识人和社会的现实存在和活动，还要了解人们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动机，并且要追究隐藏在动机、思想、观念背后的更加深刻的背景、原因和自然—社会历史条件等。而人的内在本质、思想观念等只有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并通过人们的交往活动才能获得和表现出来，才能为他人和自身所了解。社会交往正是社会关系的活化形式和动态存在。在交往活动中，交往双方都作为主体并将对方作为客体来对其积极、主动地发生着作用，同时又都作为客体而接受着对方的作用（和反作用），有对有应、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形成了信息在交往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双向的（或多向的）交流过程。正是在这种应对、问答、往来的交际交往过程中，人们之间互为主体和客体，实现着物质、能量、信息和情感的全面交流，实现着对于对方的了解和理解。由于有了这种了解和理解，因而上下之间、左右之间才可能形成群体规范，产生健康的内聚力，才可能有共同的态度，共同的目标，行动一致，步调统一，产生和谐的社会整体生产和社会生活。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73]。不仅如此，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也依赖于交往的发展。马克思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274]
（二）社会交往是一种有中介的活动
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都是一种有中介的活动，总是借助于一定的媒介物而进行的。
社会交往之所以必要，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而这种需要与依赖包含着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能力方面的，个体能力弱小单薄，便产生出对他人力量、集体力量乃至社会力量的需要和依赖；二是思想情感方面的，是在对他人、集体、社会力量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心理要求，即对他人、集体和社会在心理上的一种依赖感、归属感和寄托感。相应地，社会交往的任务也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人与人、人与集体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变换，使个体能力在与他人合作中得以发挥并得到发展；二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和社会之间的情感交流，使个人对集体、社会在心理上的依赖感得以实现。而无论是人们之间的能力变换还是思想情感交流，都是借助于一定的中介系统而进行的。
人们之间的能力变换有多种方式。最基本的是直接的协力，共同地直接从事一种或几种大规模的劳动，更多的则是劳动产品相交换。这两种方式均需与之相应的中介系统。直接协力总要有一定工具作为个体力量汇为群体力量的传导器。最简单的抬、拉、撬、搬劳动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性工具，如扁担、绳索、杠杆等，凭借着它们，不同个体才能使自己的力量与他人的力量汇为一股合力去作用于同一的对象。在复杂的劳动中，人们之间的直接协力更是需要相应复杂程度的工具才能实现。分工的发展，使个体或集体之间的能力变换更多地采取了以劳动产品相交换的形式进行。劳动产品是固化、物化了一定性质、形式和数量的活劳动的对象性存在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产品中的对象化、固化。劳动产品相交换，是分工条件下人们实行能力变换的主要形式。在人类历史上，劳动能力相交换由以物易物形式到商品货币形式，表明了交往形式的发展。货币作为抽象劳动的一般等价物在社会交往中广泛地发挥作用，使人际交往中的中介因素、中间环节变得更加清晰明了，交往也变得更加简便、易行。与劳动产品相交换的社会形式相适应，人们之间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对于一定他人、集团或社会的劳动能力、生产水平等方面的认识，也主要地通过对于他们已经和能够生产的劳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来衡量。劳动产品既是人们之间进行能力变换和社会交往的手段，也成了人们相互认识和了解的中介。
人们之间在思想情感方面的交流，包含着一定的观点、学说、思想等观念产品的交流，也包含着道德理想、审美情趣、价值评价等的沟通，这同样需要一定的中间环节和中介系统才能实现。任何个人的思想、观点、学说和喜怒好恶等内在心理—情感因素，总要借助于一定的感性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并为他人所接受和理解。这种感性形式既可以是语言符号系统，也可以是非语言符号系统。交流双方只有借助于为双方所共同理解和接受的中介系统，并通过他们进行信息的同构或不同构转换，才能向对方表达、传递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也才能接受和理解对方的思想和感情。没有这种中介系统，人们之间的思想和情感交流是无法顺利进行的。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既是人际之间从事社会交往的工具，也是相互认识和了解的重要手段。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之间的能力变换和思想情感交流往往是合为一体的。任何劳动产品都不仅是体力的物化，而且是智力的物化，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它们既凝结着生产者的一定劳动，也就以一定方式表现着他们的追求和理想。因此，人们既可以凭借物的交流来表达自己的一定思想、观点和理想，寄托自己的某种愿望、追求和情思，也可以在相互之间的思想情感交流中获得一种现实的物质性力量。因此，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交往手段，都在社会认识系统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交往方式与信息中介
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交往的中介问题，关注的重点无疑是社会交往中信息传输的渠道和手段问题。在我们看来，人际交往，首先是一种信息交流。这在现代的“信息社会”中无疑表现得格外明显。信息交流总是有一定的形式或方式的，而这种方式在交往中必然是与交往活动展开的具体形式相关的，或者说，信息在人际之间的传播和流通方式与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相互适应的。因此，在社会认识论的眼界之中，对人们的交往形式的研究与对人们在现实生活的信息传输手段和认识中介的研究具有等价的意义。
从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角度来看，人际之间的社会交往作为一种信息流通过程，可以分为非语言交往和语言交往。
非语言交往是借助于各种具体的非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在非语言交往中，作为信息传输媒介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物质性劳动产品外，还有各种具体的自然符号。例如声音、光线、颜色、气味、动作、姿势、表情等，它们成为人们传递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无言的方式。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还具体地研究了非语言符号系统在社会交往中的具体实现形式，认为它可以分为以下子系统：①视动符号系统，如手势、面部表情、体态变化等；②辅助语言系统，如音质、音幅、声调及言语中的停顿、速度快慢、附加的咳嗽等；③时空组织系统，如准时到达预定地点，面对面谈话，适当的环境；④目光接触系统，如适当的目光交锋和适时的视线回避等[275]。非语言交往之所以能起到某种传递思想和情感的作用，首先依赖于交流双方对于上述各种方式在具体场景中所包含意义的理解。动作者以其来表达或辅助地表达某种思想或情感，赋予它们以一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为接受者所了解的，因此，接受者便能从中有所体验和感受，达到对于对方的一种理解。这样，非语言符号交往的使用依赖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心理结构、感知方式、思维方法，并且往往只能在人们之间的直接交往中使用，因而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它往往是作为语言交往形式的补充而发挥作用的。
语言交往是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语言交往借助于各种言语、文字、数字、音乐、图案等作为媒介，直接地和系统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由于语言的形式不同，语言交往又可以分为口头语言交往和书面语言交往两种。口头语言交往迅速、灵活、亲切、有弹性，可以随机应变，即时对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又尤其在调查访问、演讲宣传、咨询、审讯等社会认识形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书面语言交往借助于文字系统进行，它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具有准确性、权威性，便于保存查对，可以反复推敲和理解，并能借助一定载体面得以储存。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无论是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还是非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交往，都是人际之间的一种信息流通过程，都包含着一般信息过程所具有的基本要素：信息源，信息内容，信息载体或通道，信宿和传输效果（包括保真度、及时性、精确性等）。它们构成了信息流通的一般模型。所不同的是，在社会交往中，交往双方互为主体和客体，他们之间的信息流通是一个双向甚至多向运动的过程。通过这种双向或多向运动，交往各方都实现了对于对方的了解和认识。
信息交往不仅需要信息载体，即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等，还需要有这些载体的载体，即传送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工具，这就是传送声音、图像、文字等的物质手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通信工具。它们的作用在于以放大的形式和强化的水平传递这种种携带着各种特殊信息内容的声波、光波、电波等，并使其传得更远、更广、更快、更准确。人们之间从事社会交往的方式和水平是与交往手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古代的烽火台、驿道、鼓乐、贝珠带等，到现代化的邮电通信、大众传播系统，标志着人们交往空间的极大拓展，交往周期极大缩短和频率的迅速加快。尤其是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和激光制导等现代科学技术引入通信工程，更使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变化。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信息的处理和传输、贮存全面自动化。激光通信可同时传送100万路电视节目或100亿路电话，容量大、速度快、保真度高是其显著优点。通信卫星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递的覆盖面，打破了信息交往中的国度和地域分割，使地球变成了同时性信息传递的小小村落。现代通信工具是现代社会文明中不可分割并表征其发展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是社会认识主体打破与不同地域的社会客体之间的空间隔离状态的重要手段，从而是社会认识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信息传输中介。
在谈到社会交往和信息传递中介时，同样不能忽视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和通信功能。社会系统中的各级各层各类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具有特殊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的集体，它们又是上下之间、左右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亲友之间、学友之间进行纵向和横向、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的具体渠道，也是社会信息传输的重要组织形式。各种形式的会议、报告、报表、统计资料、文件、政策、法规、法令等，则是社会组织内部及其之间交流情况、沟通信息的具体方式。这些具体形式的历史演化，从一定侧面反映着人们的社会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与发展，而其内容则记载并表现着当时的社会状况，成为社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社会认识系统中发挥着中介的功能。
三 社会认识主体观念地掌握社会历史客体的工具
认识社会，就其最终成果而言，是要以观念形式再现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实现对于社会历史客体的观念掌握。观念地掌握客体，意味着要在不实际地改变客体的现实存在状态的前提下有选择地采集、获取、加工处理来自客体的信息，使外部的现实存在的客体（实体、关系、观念等均如此）内容通过一种形式变换而以语言符号系统的方式进入人的头脑，成为思想、观念的内容。这便是社会存在向社会意识的转换。通过这种转换，携带着客体信息的“信号”转化为对主体来说有意义的“符号”，来自客体的各种零碎和分散的信号经过过滤、编码、整合而成为有特定形式结构的系统，符号系统的形式结构成为客体的形式结构以另一种方式的再现，有一定意义和一定形式结构的符号系统成为一定内容的客体在主体的思想和观念中的再现。在这里，语言符号系统是外部客体向思维内容转化所必不可少的中介系统，是社会存在向社会意识、外部刺激向思想观念转化的形式变换系统。语言符号系统是社会认识主体观念地掌握社会历史客体的工具。
（一）从动物的信号语言到人的符号语言
我们曾经谈过，运用符号语言和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是人所独具的功能，是人与动物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动物之间也有群居性，也有交际，并且有与自己的机体相适应的交际工具，这就是信号。对于有声动物来说，声音信号是它们交往的主要工具。但是，在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达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哪种动物能发出有意义的、分音节的有声语言。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是具有最讨厌的声音的鹦鹉说得最好”（马克思语），但那仍然不过是它的发声器官的一种无意识的重复动作，它根本不知其所学语言的意义，更不可能运用它去伴随着思维过程而进行社会交际。在动物世界中，除了声音信号外，还有香味语言（如蚂蚁），舞蹈语言（如蜜蜂），波形语言（如蜘蛛）等，但它们都是借助于种种能够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媒介而进行的，都只是一种信号语言。而不是一种符号语言，动物之间的交际只是一种信号语言的交际，而不是一种符号语言的交际。
借助于符号语言进行交往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功能和活动方式。巴甫洛夫把符号语言看做是信号的信号，即第二信号，把第二信号系统看做是人所独有的系统。他说：
如果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感觉与表象，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现实的第一信号，具体的信号，那么言语，特别首先是那种从言语器官达到大脑皮质的动觉刺激物，乃是第二信号，即信号的信号。它是现实的抽象化，它可以加以概括，它组成了那种附加的、即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人类在周围世界及其本身之间的高级的定向工具。[276]
符号语言交往，是人际交往和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形式和最显著的特征。符号语言作为信号的信号，已经脱离了原有信号所具有的直观性、具体性，从而为人们脱离感性信号而以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理性的形式把握客体提供了可能，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语言交际而将个体经验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以思想、观念的方式向他人、向社会进行传播和输送，使得人际交往在一种更加高级的、深刻的形式上和层次上进行。
现代符号学认为，信号和符号不是同一层次上的范畴，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从属关系。符号是一种信号，但却是取得了一定社会意义的信号，即具有指称某种信号或事物的信号，或叫信号的信号。美国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士认为，符号或表现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它是“确定另一事物（它的解释者）去特指一个它所特指的对象（它的对象）的任何事物”。[277]恩斯特·卡西尔则认为：“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则是‘指称者’。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278]创造并运用符号系统是人所特有的功能。每种生命体都“各有一套察觉之网和一套作用之网——一套感受器系统和一套效应器系统……它们被联结在同一个系列之中——这个系列被乌克威尔称为动物的功能圈”[279]。在人那里则有可以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在动物的行为中，可以看到相当复杂的信号和信号系统，而人则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独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280]。
符号通过意义和指称而与一定事物相联系，成为其代表者。而表征一定事物的符号，既可以是一定的概念、言辞，即语言，也可以是一定的其他事物，“符号就是任何可以拿来‘有意义地代替另一事物的东西’”[281]。因此，符号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这两个子系统。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谈到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时曾经这样区分二者，他说：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把它叫做“符号学”（……）。符号学将表明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谁也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预先已经确定了。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的科学的一部分；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后者将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学的事实中圈出一个界线分明的领域。[282]
（二）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及指称功能
语言符号系统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中介和工具，在于它具有“一种三元关系：符号、意义、指称”[283]。由于这种三元关系，它能够作为一种对主体来说有意义的指称而既与一定客体的信息内容相联系，又能为主体思想所理解和容纳，从而成为主体指称客体的中介。
语言符号首先是作为一种指称而与客体的内容发生关系的。语言符号是客体的信息内容的一种外在的表现体、代表者或指称物。符号与客体的关系是能指与所指，或指称与被指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指称与被指称者、标志与被标志者的关系。一定符号代表着一定的事物，而代表了一定事物的符号又作为一种对主体来说有意义的指称物而与主体发生联系。对于主体来说，符号是有意义的。符号的意义代表了一定客体的信息内容。客体的信息内容作为符号的意义为人们所理解，便转化为主体的思想和观念。主体直接地掌握了符号的意义，便间接地认识和掌握了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内容。在这里，主体是通过符号而与客体发生关系的，或者反过来说，客体是以符号形式为主体所掌握的（也就是客体的符号化）。更具体地说，主体的思想、观念是通过符号的意义而与一定客体的信息内容发生关系的。一定的客体信息是作为一定符号的意义而成为一定主体的思想内容的。因此，语言符号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起着双重的作用。从客体方面看，它使一定事物以符号的形式进入到主体的意义世界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使客体的信息（不是事物本身）作为一定符号的意义而转化为主体的思想内容。从主体方面看，它则使主体通过一定的、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去观念地掌握外在客体成为可能。语言符号系统正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指称而实现着客体信息与主体思想之间相互转化、变换，充当着主体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中介。
在特定社会认识主体与特定社会历史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中，特定意义的符号成为该主体指称对应客体的专用符号。具体的语言符号的特殊意义和特殊指称都是在具体的主体和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才存在并发生作用的。这种关系一经建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一定符号的意义与其指称的对象之间联系的最初建立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符号虽然是指称、标志客体的，但在它们之间并没有由它们的本性所决定的必然的内在联系。感性客体并不选择具有它自身特性的符号来指称它，感性符号也不具有它所指称的客体的特性（比如‘红’这个符号就不是红色的，‘方’这个符号就不是方形的）。用什么符号（词）指称、标志什么客体，在开始完全可能是偶然的。虽然存在着从象声、象形的角度来选择和确定指称、标志客体的符号情况，但符号和它所指称、标志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在社会中约定俗成地形成的。”[284]这种情况，正如荀子早就谈过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285]某种事物获得何种指符，某种指符获得何种意义，这在一开头完全可能是偶然的，任意的。“但是这个被人（常常不是一个人）创始的符号，一经交换信息的社会群体公认——所谓‘约定俗成’——和使用，它就不带有任意性，它就只能表达特定意义，而成为一种公共准则或社会准则了。”[286]
（三）语言符号系统的抽象性及操作功能
语言符号系统之所以在社会认识的中介系统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于它具有非语言符号系统所不具备的优点，这就是它的抽象性。由于这种抽象性，它获得了对于人的思维而言的可操作性，成为人们进行思维操作的工具。非语言符号系统，如手势、表情、体态、服饰、环境和实物等，与人们的第一信号系统相联系，往往借助于人们的感性器官来传递，具有实指和感性的特点，因而受到客观的时间、空间和语境的限制，在表达思想与情感的范围、程度、方式上都是有限的。而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第二信号系统，具有非常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列宁曾经指出，“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287]。语言符号的抽象性，首先在于就内容而言，它反映的是对象中的一般的、普遍的或共性的东西，“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288]。正是由于语言具有概括性，它才能够从现象进入到事物的内部，把握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使得人类思想具有其特殊的深刻性。语言符号的抽象性，还在于就其形式而言，它是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位置的一种代号、代码或指符。尽管在其现实性上，语言符号也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外壳（如声音、文字）等而存在，但它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没有空间体积的思想符号、内部言语而进入人的头脑，在脑电波的运动中得到存在，并发挥其功能。这就使得外部现实的、具有时空四维结构的无限的物理世界能够以语言符号的形式进入到人脑这个有限的物理世界之中，使得人脑这个有限的物理世界中能够包容、蕴涵一个无限的思维世界，使得人们能以无限的思维世界去思考、再现那无限的物理世界。由此看来，正是由于语言符号的抽象性，才使得人脑这个“小宇宙”能够以语言符号的方式去观念地把握和再现外部世界这个“大宇宙”，使得人的“思维世界”不仅能探索和再现外部的物理世界，而且能够超越于现实的物理世界，摆脱现实的时空制约性，去建构起比现实物理世界更为丰富、多彩、精细的观念世界，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观念中创造出现实中尚未存在的理想世界。
正是由于语言符号系统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对于运动着的思维来说，它又具备着一种操作功能，成为主体从事思维操作，观念地分解和综合客体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黑格尔曾经指出：“因为理智所探求的是对象的普遍性，规律，思想和概念，所以它不仅把个别事物丢在后面，而且把它转化为内在的，从一个感性的具体的东西转化为一种抽象的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把它转化为和感性现象根本不同的东西。”[289]思维对于客体的观念把握，是通过对于代表着客体的不同要素、不同方面、不同属性、不同规定的语言符号在观念中的分解和综合而实现的。主体对于复杂客体的观念表现不是用单个语言符号可以完成的，而是借助于有内在联系的、复杂的语言符号系统实现的。表示客体的不同方面的不同言语、概念、范畴以一定规则和方式有序地形成具有一定形式和结构的言语链或概念范畴体系。这种言语链或概念范畴体系构成一个意义群，成为客体内容的观念再现。在这里，运用具有特定内涵、意义的言语、概念、范畴进行判断和推理，就是运用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来研究客体内部不同方面、要素、结构之间的关系。客体仍然在人的外部现实地存在着，而客体的内容则作为一定意义的符号系统而为思维所抓住和掌握。思维对代表一定意义的符号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演绎、解构、建构、编码、重组，进行思维操作，按照客体本身的存在结构和建构逻辑，造成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语言符号系统，使之成为客体的存在状态、本质属性、运动过程和发展规律的观念再现，实现对于客体的观念掌握。这是一整个对于语言符号的思维操作过程，也是主体借助于语言符号而认识和再现客体的过程。在这里，人的思维能力和理性天赋，集中地表现为运用语言符号去再现客体，使语言符号的结构成为对象结构的逻辑再现，使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完整意义成为客体内容的观念再现。因此，这是人类的一种“更为普遍的驾驭符号的天赋”[290]。这种天赋既是人在创制和运用语言进行符号化思维的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的，也在于语言符号作为一种可以多次分解重组的形式系统为人类思维提供了特殊的工具系统。
（四）语言符号系统的可感性与表达功能
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语言符号主要是作为一种“内部语言”而发生作用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运用，不仅“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还在于为那些“如果没有语言恐怕永远没有别人知道”的思想“提供了共同的表达方式”[291]。将人的内在的思想以外部言语的可感方式表现出来，这是语言符号的又一种功能，即对于思想观念的表达功能。
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92]
语言符号系统之所以具有表达功能，这与它的可感性特征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就其外在形式而言，语言是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的符号系统。开始是感性的分音节的有声语言，后来又产生了感性的有形的书写语言。有声语言把时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使思想以声音语言符号链条在时间中的连续变换而得到表达。书面语言则把空间作为主要的结构力量，使思想内容以有形文字、图像的空间结构形式得以记载和再现。书面语言和有声语言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书写语言可以把声音符号系统转化为文字符号系统，即笔录口述，文字符号系统也可通过口述笔录而转化为声音符号系统，二者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著名语言学家雅柯布逊曾说：“书面语言易于发展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以致两种主要的语言变体——言语和文字的历史充满了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这种时而剑拔弩张、时而握手言欢的辩证现象。”[293]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达思想常常是言语符号系统与声音符号系统交相为用的。通过报刊书籍杂志发表论文，参加各种会议进行思想直接交流，借助于电台广播发表演讲、宣传等。正是通过这种种具体的形式，语言成为思想的直接现实，成为“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上外形并使之为大家共晓的一种工具”[294]。
（五）语言符号系统的分立性、永久性与传播、记忆功能
语言符号作为客体的一种抽象性指称又能够以文字符号系统或声音符号系统的形式记载和巩固下来，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得到强化，从而在时间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永久性，在空间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分立性。罗素曾经指出：
语言还有其他两种很重要的用途；它能让我们使用符号来处理与外面世界的关系，这些符号要（1）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永久性，（2）在空间内具有很大程度的分立性。[295]
语言符号在空间上的分立性，是就语言符号与客体之间的空间关系而言的。特定的言辞、概念、范畴，一旦获得某种意义并成为特定对象的指符，它便具有了某种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它可以离开其具体的对象而独立存在，并以其在含义上的稳定性而保持着它对于该对象的指称功能。尽管“言语和任何符号系统一样，是‘不纯洁的’，到处都留下‘踪迹’的‘第二级的’符号系统”[296]，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交往中离开实际的事物而利用代表该事物的符号去真实地思考和讨论这种事物。而且，由于语言符号所获得的这种分立性，使得语言符号系统一旦产生出来便具有自己完整的内部结构和相对独立的建构规则，具有相对独立的运动方式和发展规律。人们可以对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解构、变构、重组，运用语言符号进行观念创造，从而创造出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在观念上和逻辑上都带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理想事物，甚至建构出一个完善美好的理想世界。语言符号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功能，当然有其非常积极的意义。人们一旦在观念上寻得了或建构起了某种理想事物或理想世界，便必然产生出一种实现它的内在冲动，并导致积极的实践活动，从而逐步地通过持久的努力去使之对象化、实在化，最终实际地创造出理想的客体或理想的世界。语言符号所持有的分立性，使得人们的思维有可能获得一个不同于现实的物理空间的抽象空间——一个“符号的空间”。就有机体空间而言和就行动的空间而言，人似乎在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动物，但是人的这种缺陷被人的运用语言符号的这种天赋所补偿，并且使得人能生活于和活动于一个其他任何动物都没有的抽象空间、思维空间和符号空间之中。只是由于有了具有分立性的语言符号系统，因此“人并非直接地，而是靠着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抽象空间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不仅为人开辟了通向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全新方向”[297]。
语言符号在空间特性上的分立性与其在时间特性上所具有的永久性是相互关联的。时间是空间的延续和流动。语言符号由于与其对象在空间上相分立，便能不随它所指称的事物的消失而消失，获得一种在时间上的永久性。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处于生成消亡的不断变化过程之中。语言符号作为其一般的稳定性质的概括和反映，抓住其普遍的和本质的特征，因而能够不管其局部的变异，甚至整体的消失而保持对其的指称功能。罗素在谈到语言符号的永久性特征时，曾以分析“琼斯先生”这个指称（能指）与这个概念所指称的人（所指，即琼斯先生）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印在纸上的“琼斯先生”这几个字的两个实例之间比起（例如）琼斯先生跑步的姿态和记忆中的婴儿时期琼斯先生之间相似的程度要大得多。每个实例在印出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要比琼斯先生所发生的变化要慢得多……因此名字能够使我们把琼斯先生看成一个单独的看来好像具有永久性的实体。[298]
语言符号所具有的永久性和分立性，是人类所具有的记忆功能的重要根据。语言符号则由此而不仅成为人们在同时性空间中传递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成为人们克服时间差异而在不同时代之间传授思想、积累知识的工具。“记忆”是所有有机体的一种一般功能。“记忆基质”被卓越的生理学家雷蒙定义为“一切有机事变的易变性中的保存原则”，记忆功能和遗传功能则被看做是同一有机体的延续、保存和进化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由于语言符号系统所具有的分立性和永久性，人类社会的记忆功能便采取了语言符号记忆和由语言符号所创造的人类文化所特有的社会性遗传方式，并通过一整个观念化的过程而得以实现。符号化的思维、符号化的行为和符号化的记忆相关联，形成人类活动和进化的显著特点。
与一般的感知—思维活动相比，“记忆乃是更深刻、更复杂的一种现象；它意味着‘内在化’和强化，意味着我们以往生活的一切因素的相互渗透”；而且“符号的记忆乃是一种过程，靠着这个过程人不仅重复他以往的经验而且重建这种经验”[299]。正是这种不断地重复和重建历史经验的记忆活动，才构成了人类认识和反思自身的活功。通过这种活动，人类的历史经验不断地记载、积累下来，得到保存和巩固，得以强化和放大，形成了人类不断累积和更新，不断进化与发展的文化与文明。
语言符号的分立性和永久性，不仅给了人类文化以记忆的功能，使得人类反思历史成为可能，还给了人类文化以预见的功能，使得人类积极地预见未来成为可能。就其现实性而言，“我们更多地是生活在对未来的疑惑和恐惧、悬念和希望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回想中或我们的当下经验之中”；“一切有机生命过程的显著特征正在于，我们不可能在描述它时不涉及未来”。[300]而预见未来，就其工具而言，则要求其具有相对而言比较长远的稳定性和永久性。语言符号所具有的分立性与永久性，给了人们一种现实的可能：利用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的语言符号，去观念地预见事物和世界的未来发展，去创造一个符号化的未来理想世界。
不过这里必须指出，“语言虽然是一个有用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却也是一个危险的工具，因为语言是从暗示物体具有一种确定、分立和看来好像具有永久的性质而开始的，但是物理学却似乎表明物体并不具备这些性质。因此哲学家就面对着使用语言来消除语言所暗示的错误信念的困难任务”[301]。现实的事物都是具体的、流动的、易变的，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而语言符号在意义和指称上所具有的稳定性、独立性、分立性和永久性，却只是对流动中的客体的一种观念反映形式和特性，它们并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客体所独有和原本固有的东西，因此不能把它们当做客体的固有属性而强加到事物之上，否则必然造成对于现实、事物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既然语言符号所反映的对象是流动的、易变的，要及时把握这种流动变化中的客体，就必须有处于相应变化发展中的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须具有相应的流动性，随着对象世界的生成运动和变化发展而变换自己的形式。根据对象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地创制出最适合表现它们的语言符号系统，是自觉的社会认识主体的重要使命和任务。与之相应，在使用任何具体的语言符号系统去反映和再现对象时，则必须自觉地注意到该语言符号系统产生的特殊背景、适应的特殊对象和范围。这一点，在社会认识领域中尤其须注意。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作为一定的社会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一定社会现象的观念表征，它们又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因而有其特殊的适应性。不同民族、地域、时代的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指称和标示它，对于同一符号也可能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和理解，因此没有绝对统一功能的语言符号，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具体应用，才能正确、准确、有效地使用语言符号系统，发挥其中介功能。
（六）共变——人、语言符号系统、社会组织形式之间交互作用的特殊运动形式
语言符号系统由于它所具有的意义性、抽象性、可感性、分立性和永久性等特殊性质，具有指称、操作、表达、传输和记忆等多种功能。这对于帮助认识主体积极主动地克服或消除与不同时间、空间的客体之间的分离或隔离，实现对于客体的观念掌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运用和操作语言符号去观念地接近和掌握客体，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这不论是在人们对于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精神客体还是对于人体自身的认识中都是一样的。应该说，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活动的普遍现象，但是这并不排除语言符号系统在人类社会自我认识中的特殊作用和功能。
人类社会的存在、运动和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有其极为明显的时间延续和空间交换。每一时代的人们都不仅面临着现实的运动变化着的社会客体，还要去回溯历史和展望未来。因此，每一时代的认识主体与社会认识客体之间的时间、空间和性质方面的隔离都显得格外突出。本章第一节，我们侧重分析了历史文化产品在消除现实的社会认识主体与不同时代的历史客体之间的时间隔离（同时也是空间隔离）的重要作用。这里讲的历史文化产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是当时的语言符号系统及其所表现的特殊的社会历史内容。即便是各种形式的物质文化产品，当它们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和现实存证而发挥中介功能时，也只是因为它们作为“某种对某人说来在某一方面以其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即作为一种表征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过程的“符号”而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后人们对这种物质性“符号”的认识和理解，又是以人们具有运用语言符号而观念地分析、阐释和再现其意义的能力为条件的。历史上遗留的各种精神文化产品，如史书、史记等，本身便是当时的人们以语言符号系统记载和再现社会历史面貌及社会思想的物质外壳或书面表达形式，它们已经经历了一次由外部的社会存在通过语言符号的形式变换向社会意识的转化，并且以书面语言的形式固化和物化了下来，成为人们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想的直接的历史材料。对于它们，后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以新的语言符号系统对其进行再认识、再处理、再加工的问题。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甲骨文的破译，曾使现代人获得了理解我们奴隶社会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状况的重要钥匙，并且证明了掌握一定的语言符号系统对于消除主体和客体之间在时间上的隔离和分离状态的重要作用。在现实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中，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更是显得重要和突出。本章第二节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说明语言符号系统在社会认识系统中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则是人、语言符号系统和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
语言符号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的一种表达观念的创造物，它又作为一种观念创造的工具而参与到人们进一步的观念创造活动之中，成为主体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中介系统和武器。语言符号的发展，既反映着客体的发展，又反映着主体认识水平的深化，这就造成了创造和运用语言符号系统的人、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和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所谓“共变”就是上述三者之间在变化的方式、节奏和水平上呈现出的相关性。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水平和语言符号系统的具体形式与造就了人的社会组织方式之间相互适应。因此，语言符号系统本身的演化与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的能力和社会的进化与发展，从语言符号系统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社会变迁的轨迹。正是由于语言符号系统与人和社会之间的共变性，产生了研究和描述这种共变关系的社会语言学。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302]。在这种共变关系中，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也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相应地，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既可以从人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理解和认识社会语言的变化，也可以从语言符号系统的变化来反观社会结构的演化。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社会早期氏族组织分化与言语分化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时指出：
在氏族组织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分离的倾向；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又加强了分离的倾向，而语言发生差别的倾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状况及其所占据的广大地域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口语，虽然在辞汇上是非常稳定的，在语法形式上更加稳定，但是不可能保持不变。在地域上—在空间上—的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语言差别的出现；这就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于各自独立。[303]
在世界历史上，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引起了人类的决定性转变。数据处理的出现宣布了类似现象的可能：记忆的延伸、信息系统的激增和改变，很可能会引起权力模式的改变。在中国历史上，“书同文”曾与“车同轨”等一道成为秦始皇建立一统天下的重要手段。而在近代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把民间广为流传的白话文作为官方用语和书面用语，又成为当时的新思潮、新风尚、新文化得以建树、巩固、传播和发扬的重要条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和重要内容，并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胡适正是由于有着倡导和推广白话文的显著功绩而被国外报刊列为世界名人之一。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不仅在其思想上的深刻性和革命性，还在于它作为近代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开了白话文登上中国小说文坛之先河。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语言符号系统的发展，不仅从一种表述方式和形式系统的角度反映和再现着社会的变化，而且促进着社会的变化。此外，发展了的语言符号系统又必然要求具有更高的语言天赋和驾驭语言的能力的主体，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去观念地掌握现实社会客体，又通过对语言符号系统的不断创造而造就自身。这正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关性的实现形式，也是语言符号系统与文化产品作为中间变量在社会认识系统中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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